一、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论文文献综述)
赵艳[1](2010)在《论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编撰也取得不少成果。对国史研究进行的研究也有所开展,但对一些规模较大的通史型国史的深入研究还较少。学术史的批评与总结是促进自身发展的最有效途径。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以这三个年代为阶段,采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多卷本国史通史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以梳理不同时期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特点、取得的成就与不足。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和思考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存在的方式,明确得失,加强它的一些薄弱环节,促进国史学科建设,为其以后的编撰提供一些启示。本文的前言部分,界定了一些概念,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多卷本国史通史的选择标准和所分阶段及其原因,综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国史的研究状况,阐明了本文的宗旨、研究思路和创新点。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探讨20世纪8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状况,分为两节来叙述,第一节主要详述了8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背景和条件;第二节主要是选取了两套多卷本国史通史进行详细分析和评价。该时期多卷本国史通史初具成型。第二章,主要探讨20世纪9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纂状况,分两节来叙述,第一节主要详述了9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纂的背景和条件;第二节主要是选取了四套多卷本国史通史进行详细分析、比较和评价。该时期多卷本国史通史纷纷出版,以资料性史书为主,多角度、立体性的反映国史风貌,但有通史之形而无其神韵。第三章,主要探讨21世纪初期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状况,分两节来叙述,第一节阐述了2000年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着的背景和条件;第二节选取了8套多卷本国史通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和评价。该时期史料性多卷本国史通史,规模渐大,内容更为丰富;研究性多卷本国史通史进一步细化和加深,朝着专着性发展,但内容所及范围还不够宽广,尚未突破政治史、中共党史的旧圈。总体上来说,该时期的多卷本国史通史,体裁不一、风格多样,其编撰已朝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迈进。追求特色亦成为趋势。但它要达到规律性与丰富性相统一,融会贯通,还有很长路要走。第四章,主要从史学思想和编撰理论、方法两个方面整体总结30年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司马裔[2](1997)在《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在学习、贯彻《决议》的过程中,我们恰好研读了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感到颇合《决议》精神,启示良多。 《序卷》除引言外,共分六章,标题分别是:伟大的祖国,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抗日战争与人民政权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种框架安排,可谓别开生面,在当前已经出版的
高宏[3](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张立胜[4](2010)在《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家世、受教和交游,仕宦和幕僚生涯,政治思想,学术兴趣与成就,教育活动及主张,遗老活动及其心态等方面对劳乃宣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劳乃宣出身于浙江桐乡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受劳家家学影响不显,主要得益于母亲沈蕊及沈家。同治十年(1871)劳氏成进士,为今后居官、入幕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一生交游很广,笔者选取某些代表性的人士,略述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助于进一步了解劳氏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1879-1900)间,劳氏先后担任过直隶临榆等六个县的知县,颇具政声,三次被保荐“卓异”。而在因故不能任官时,他又曾入范梁、李鸿章、曾国荃、周馥、盛宣怀、李兴锐、端方等人的幕府,主要负责处理文案。笔者据《劳乃宣公牍手稿》对其在端方幕府所作的文案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由于在端方幕府的出色表现,劳氏才得以由幕而仕,担任朝廷正官,品级愈来愈高,最后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这表明劳氏的游幕生涯和其担任正官相辅相成。劳氏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劳的变法主张虽然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进入民国后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劳乃宣在义和团运动中,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着述,始终坚持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实系邪教”的主张,由于劳氏论证中的粗疏、臆断等诸多原因,该主张没有被朝廷采纳而付诸实行。民国建立后,劳氏鼓吹所谓“共和思想”,即君幼不能行政,仿效周召共和,复辟清室,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并且一再强调“民主之制不适合中国”。劳乃宣作为近代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对于中学研究造诣较深,对于西学的认知也有一定的水平。笔者对劳氏的中学和西学的成就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劳乃宣的学术成就中,既有显着的进步性,又有一定的保守性,尤其是在民主政体的借鉴方面,因为劳氏溺古太深,难以突破“道则从古从旧,器则从今从新”的束缚,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劳乃宣又是清末的一位教育家,其教育活动涉及了从私塾、书院、简字学堂到近代学堂等诸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末教育新旧更替的特点。劳氏的教育活动既有促进近代教育发展的进步性,也有受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而维护传统礼教的保守性。在多年从教的基础上,劳乃宣提倡蒙学教育、女子教育,提倡私家教育,主张普及教育,试图为实行君主立宪打下良好的基础。民国建立后,劳乃宣还是一位着名的“遗老”。他力主尊孔,效忠清室,敌视民国。其活动和想法,违背了历史潮流,结果仍是“劳而无功”。另一方面,劳氏帮助卫礼贤翻译《易经》等儒家经典,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劳氏是一位政治保守型的学者,和传统士人有共性,以传统的价值观以依归,他又集县令、幕僚、学者、遗老于一身,在这一类型中又有其独特性。
施芳[5](2012)在《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文中认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学术地位,从史学史的高度,进行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民族史发展全景式的回顾和描述,梳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各项成果,可以明其得失,探索中国民族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推动中国民族史的健康发展,同时以史鉴今,对政府部门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极有价值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支持。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阐述了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基本构想。正文包括四章。鉴于理论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指导,因此首先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内容三个方面总结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辨过程及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展现了中国民族史理论从学习西方、复制苏联到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民族发展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史理论的探索历程。本文的重点是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分为古代、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法,通过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不同视角,分别回顾了不同时代的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外动因、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通过系统、全面、清晰地叙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起源、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分析了每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验和缺陷。从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严格意义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四夷传》,此后历代史书都恪守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传统,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留下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丰富而宝贵的史料。民国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以构建民族国家、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由梁启超开其端,涌现出了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吕振羽、李济等一批学者及其中国民族史代表作,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建国后为了建设一个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新中国,学者们从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伴随着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民族史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突飞猛进,在民族源流史、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史理论研究等方面硕果累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促使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步完善,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特色化。总体而言,中国民族史研究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是我国的地理、自然环境特点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等长时段因素决定了我国存在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由分裂走向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基于这一现实,任何政权都必须重视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也始终为建立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服务。而政治变动、战争、历史人物、着名学者等短时段事件使各个阶段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不同特点。展望未来,不变的长时段因素决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仍将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它的研究重点将围绕复杂的国际民族问题和国内动荡的边疆局势,不断提升理论高度、拓宽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突出社会主义民族史研究特色,为今天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提供历史的借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民族平等团结。
谢孝明[6](2013)在《“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湖南学者以崇奉理学,尤以恪守程朱着称。道咸以降,清王朝陷内忧外患之困境,当时学者又多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时救世。湖南名臣辈出。太平军兴,促使湘军官绅集团乘时崛起,其核心人物多以书生将兵,建赫赫之事功。湘军将领以儒家学术为指导思想,以护教卫道为职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皆有建树,此世人所谓理学经世者。左宗棠作为与曾国藩、胡林翼并名的湘军统帅,尤为理学经世的杰出代表。熟读儒家经典,尊奉儒家传统和圣人之道,勤苦积学以为救世之用;观照历史,立足现实而究心治安之术,这是湘军名臣共同体现的理学经世的线路与形态。左宗棠的理学经世之途,于此共同的线路和形态之外,又别有不同于他人之特殊路径,即“俭以广惠”之道。左宗棠的“俭以广惠”,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实践。究其原因,既包含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也有其自身人生经验的体悟与积累。而其一生取与,皆准于义,以公是公非为判,则又使其廉俸的开支使用具有伦理与道义的正当性。本此思想精神,左宗棠一生克勤克俭,将自己绝大部分廉俸用之于国计民生和周恤佽助他人,独辟一条名实相符,言行一致,义利相宜的理学经世的特殊路径。左宗棠“俭以广惠”的行为实践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跨度大。从其未仕之前的利济惠人的经历,到中年步入仕途,在地方军政首脑任上的大量捐助活动,其时间跨度就是左宗棠一生数十年。二、涉及人事广。左宗棠的捐助既有济人助人的生活小事,也有关系国家利益的军国大事。数十年的捐助生涯,虽然没有一本详尽的账簿,但是从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汇集在一起,捐助活动的后面牵涉到众多、复杂的人事,反映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左宗棠在廉俸开支使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已,甚至公而忘私,人而忘已,同时又非常强调儒家亲亲以及人的伦理秩序。他的“俭以广惠”客观上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卑而高的路线图序,即:自奉——养家——赡亲——济族——佽助朋友故旧——周恤部属、褒奖忠义——兴教劝学、分润寒畯——赈济抚恤、为民兴利——军国邦交事务。这一路线图序,符合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路径。同时,也表现出左宗棠在近代千年变局的历史境遇下所孜孜追求的国家富强的中兴之梦。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既是一种治学修身论,也是一种齐家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士人当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比较而论,左宗棠“俭以广惠”论主张“用财之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惟崇俭乃可广惠”。这种节俭用财之道,在包含齐家、修身的一层深意之外更多了一层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操作意义,由一种以修身为主的崇俭论变成了一种经世济民之道,从而提升了诸葛亮的“俭以养德”论。同时,左宗棠的观点,将“德”的范畴扩充到“惠”的范畴,丰富了传统俭德观,具有理论维度和思想高度。为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丰富了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俭以广惠”这一具有道德践履精神的观念在左宗棠一生安身立命中起着指导性作用,表现了他立身处事的思想导向与道德准则。从他的捐廉活动中可以观照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一个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日用人伦的指导意义。左宗棠捐廉广惠的活动涉及到当时的许多人事。从人际关系上讲既有宗亲、朋友、僚属,也有众多的贫寒学子和广大的受灾百姓;从内容上讲,不只限于一般亲朋往来的馈赠,更多的是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与赈济,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并与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对左宗棠“俭以广惠”身体力行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他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情和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各种心态和精神活动,表现出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使我们在了解左宗棠这一历史名人的精神面貌和风范的同时,加深了对其时社会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了解。今人多有‘近代湖南所谓中兴名臣以书生将兵,以理学经世’之说,然究竟如何理学经世,他们的事功与理学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却很少有具体的事例印证。从左宗棠的“俭以广惠”作为切入点,察其经世济民、文治武功、修齐治平的各个方面,从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可以管窥蠡测中兴名臣理学经世的整体风貌。作为自然经济土壤与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耕读传家”的教育模式所培养起来的封建士大夫,左宗棠身上具有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继承与开新二重性的鲜明特征和烙印,在清朝国门洞开,被迫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阵痛中,成为当时儒家官僚代表。他反映和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从旧的传统中蜕变更新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主流官员们的苦闷、彷徨、思考、调适、接受、改造、探索,是一种先觉与启萌。左宗棠是一个时代巨子,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的思想信仰,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法,乃至他的性格情操,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影响了他的时代。一方面,左宗棠以廉、俭率属,以仁、惠济民,他的“俭以广惠”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儒将之效”。他长期在西北执政,培养了一大批清正廉能的部属。这些部属在其身后长期主政陕甘、新疆,在政策制度层面和人格精神层面都继承左宗棠的余风遗绪,从而使西北政局相对稳定,在晚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使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保存完好。这是左宗棠和其后继者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巨大功勋和留给后世子孙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左宗棠“俭以广惠”的为官为人的精神人格,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论文撷取左宗棠生平廉俸的开支使用为研究课题,试图从一个学人较少关注的视角,来弥补左宗棠研究的一些空白和不足,扩展左宗棠研究的视野。方法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本论文也尝试着方法论创新。互见法的使用对于同一类目而主旨不同的材料处理,使论文内容避免重复芜杂之弊也颇有裨益。本着对经济与文化互为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知识结构所包含道、学、术的三个方面的理解,本论文试图从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道、学、术的文化观照来剖析左宗棠俭以广惠的思想行为,来了解事理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将心态史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相结合来考察左宗棠的博施广惠,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左宗棠学术思想、个性特征、生平事业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状态。同时,本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和了解左宗棠的生平事迹,也可以促进和加深对其他湘军人物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甚至近代史的研究。此外,新材料的发现和搜集整理出来的相关文献材料也当有它的学术利用价值。
邬昶俊[7](2018)在《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工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的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建树。从1956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习至今,赵德馨教授已出版7部专着,1部专题论文集,1部论文选,3部合着,2部资料汇编,主编书7种,发表论文224篇。1998年退休后,赵德馨教授依然专注于科研工作,至今已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国家课题有5个,省级项目5个,自定项目3个。其中,已完成的项目中,主编的着述4部,共计1516万多字。合着的着作1部,30万字。独撰的着作5项,共计284万多字。独编资料集1部,140万字。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是创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被同行学者誉为“经济史学界一通才”。赵德馨教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先后编写并出版了 5部经济史教材,并首次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赵德馨教授60多年如一日的砥砺治史,只为了完成自己在研究生毕业时定下的目标:回答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与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进行的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他对“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两个问题的解答,追寻他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对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构想,分别梳理他在经济史学科研究和经济史学科建设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按照以上的思路,从结构安排上,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论述研究目的与意义。对目前学界关于赵德馨教授的治学特点、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内容进行学术回顾,并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一章,重点分析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界定。以此作为全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按照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层次划分,分别梳理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各分支学科在研究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取得的成果与进行的实践,进而突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实研究的贡献主要以专题研究的时间为序,分别探讨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中国近代经济史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三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首先,赵德馨教授全面描述了两汉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其次,他从广泛的角度对楚国的货币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研究,对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诸多谜题,或进行了确切的解答;或提供了解答的思路;或汇集各家观点,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版了两部史料汇编:《张之洞全集》和《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第二,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第三,研究了不同群体在中国经济现代发展的经济活动,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先后主编了三部多本资料集:《新中国经济文献索引(1949——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其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主编了一部多卷本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实研究是为抽象经济史理论而服务。因此,他在经济史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贡献,又可以从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和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四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提出“五主经济形态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从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时间区间。在时间上限上,定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他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合二为一”,突破1949年的界限,将自1842年以来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的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二,提出了“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其二,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其三,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其四,“之”字形路径理论,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之”字路。赵德馨教授至今的经济史学研究力求达到“通”,希望用中国的经济史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历史。具体来说,他在“求通”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整体考察,并进行理论解释。其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出了“历史形成的情况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路”的理论观点。其三,提出“商兴国兴论”,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品交换及商业演变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经济水平的历史情况,对商业与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理论解释。其四,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关系,分析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并以此判断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000多年的历史之必然。其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城与市的演变规律为,无城无市——有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市比城大,城在市中。并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演变的规律与中国市场关系演变的规律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符合其历史规律。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建设而言,赵德馨教授通过开设课程、编着教材、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召开学术会议等实践工作,为完整且独立的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赵德馨教授所作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建完整的经济史学科点。该学科点在专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囊括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等学科;在学科研究的层次上,既有与经济史实相关的成果积累,又有经济史理论的提出,还开展了经济史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赡的档案资料、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经济史学工作者。第二,赵德馨教授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为此,他主编了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着作,最先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编着课程教材并招收研究生,主持召开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为目的的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交流平台的创办。第三,赵德馨教授为了使经济史学科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他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先后对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分期标准,经济史学科的历史与发展,经济史学科的功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程序、规范与方法,经济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并开创了经济史学概论这门新学科。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对赵德馨教授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总体式回顾,梳理了到目前为止他建设经济史学科的历史过程和取得的成就。总体而言,他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为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第二,为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资料集、工具书和教材;第三,培养了一批经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第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邹琪[8](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周颖[9](2017)在《王世贞年谱长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年谱长编作爲近代兴起的一种编年纪史体例,兼纪事、纪人於一。其脱胎於传统年谱,又是年谱体式的补充,有其自身的优长。年谱长编容纳更多史料,记述更重大事、要事,显示细节,更适合记述历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且生平经历较复杂的谱主。故而,年谱长编较之年谱,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近三十年来,年谱长编编撰已呈蔚然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倾向:对谱主生平活动的考察视域进一步扩展,观照焦点愈加多元,且重视以微观视角考察谱主的心路历程、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愈来愈成爲介於年谱与传记之间的一种研究体式。鉴於王世贞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年谱因自身体例的限制,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而王世贞文献大量而系统的整理与众多发现,以及王氏研究的日益全面深入,不仅需要有一部王世贞年谱长编,且在客观上也具备了编撰年谱长编的文献条件。故笔者效此前以博士论文作年谱长编之例,基於尚无王世贞年谱长编之实,尝试以《王世贞年谱长编》爲此论文题目。论文是第一部以王世贞爲观照对象的年谱长编。在此前年谱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注重突出谱主一生中的几大变化,揭示其生平变化的事实与形成原因,并力求展现其性格、情绪与文学思想观念演变的过程,以事理史,不乏己见。论文主要贡献与价值如下:第一,填漏补缺,增补许多可信文献。论文所涉及的文献,来自海内外相关的大小图书馆,卷帙数以千计,囊括王世贞个人撰着、相关明人文集、史籍、方志、谱牒、笔记、今人论文论着等诸多门类。其史料之广之富,远远超越前代年谱,增补了许多宝贵文献。在文献选择上,论文对同一着述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一般选用年代较早、保存较好的善本,并予以校勘;主要参考文献规定了底本、校本和参校本。论文还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甄别与取舍。所徵引文献一般选用第一手、年代较早的材料,以保证可信度。凭藉丰赡详实的史料,论文在纪事过程中填空补阙,考疑正误,弥补了以往年谱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种种缺憾。第二,以事理史,凸显重点,隐现一己之见。论文注重考察事件之间的关联,使得对王世贞生平行实的记述形成一个连贯的、流动的、变化的网络,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谱主的生活原貌。在全面总结王世贞生平活动与性情变化的基础上,将其人生轨迹概括爲七变。嘉靖二十六年少年及第,是爲一变。居郎署九载,以暇与同道友朋致力文事,意气风发,慷慨任事,不避权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出爲青州宪副,是爲二变。嗣後三载,执政地方,历练政术。然以父位高招忌,时怀避祸之心。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突罹父祸,解官赴难,是爲三变。尔後滞京二载,历尽艰难,隐忍求生,惊惧忧愤,其情不复慷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父以冤终,扶丧南归,是爲四变。从此幽居七年,忧郁惨痛,心性大变,摧刚爲柔。隆庆改元,伏阙申父冤,境况始转,是爲五变。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六年冬,复起出仕,转历多职,数遭弹劾。於坎坷跌宕之中,其性愈柔和。万历六年冬再诏归籍後,愈灰心仕路,八年拜师学道,皈依恬澹,是爲六变。自此七载,专事修行,以逃乎世事。自万历十五年冬,起南京兵部,宦途渐达,至於八座,然心游於仕宦之外,淡泊世味,惟求恬澹以终,是爲七变。由此七变,可将其一生分爲八个时期:早岁,郎署,青州,父难,幽居、再起,学道,晚岁。同时,论文圈定王世贞生平活动的重心领域,聚焦其文学活动与史学成就,给予更细密的考察力度,并着重记述对其人生影响至深的大事、要事,尤其突出嘉靖三十九年父难与万历六年再诏归里二事,以之作爲王世贞人生分野的两大标志。第三,较系统、全面地梳理了王世贞文学创作与思想的演进脉络。此前,人们对王世贞一生的创作过程与思想变化情况说法不一,甚至有较大分歧。笔者在逐年考察、爬梳其文学活动文献的过程中,认爲其生平创作和文学思想可分爲四个阶段: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二十七年冬,创作初起,所持尚无定论,乃起步与初始阶段;嘉靖二十八年至嘉靖三十七年,全面师法古典诗文典范,乃专意复古阶段;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年秋,求新求变而不废格调,乃探索与嬗变阶段;万历四年冬至万历十八年逝世,虽仍未失复古意,然创作渐洗模拟之态,臻於纯熟,文学思想兼容并包,调和诸家,自成体系,是爲成熟与定型阶段。第四,完善年谱长编体例的一点尝试。年谱长编自诞生以来,其体例仍处在发展、完善中。论文既恪守年谱长编写作的一般定则,又根据行文需要给予适当增益,使之更加完备。主要表现:以谱主人生中两件大事与八个分期爲据,论文正文结构分爲上、中、下三编及八卷;每年纪事之前设置提要,简述一年的要事及影响;正文之下设置按语,或剖析事件本质,或揭示事件原委,或评论谱主思想。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对王世贞生平行实资料的一次补充与总结,也是对年谱长编体例的一次尝试性的丰富与完善。
张慧蕊[10](2015)在《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是指从北宋至南宋时期(960-1276)、在汉民族统治区域内的作者,所撰写的、以研究《伤寒论》为主的、独立成书的、现仍有传本存世的医学着作。本文通过对近现代多种目录书的查考,统计出该类着作原共计17种,分别为:刘元宾《伤寒括要》(1076)、韩祗和《伤寒微旨论》(1086)、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伤寒百问》、《南阳活人书》、《重校证活人书》(1118)、《增释南阳活人书》(经后人增释)、李知先《活人书括》(1166)、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1170)、李柽《伤寒要旨(药方)》(1171)、汤尹才《伤寒解惑论》(1173)、钱闻礼《伤寒百问歌》(1182)、郭雍《伤寒补亡论》(1195)、李子建《伤寒十劝》(1217)及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1260)。因朱肱《重校证活人书》文字为该作者最后成书的伤寒着作,并排除后人增释,为了解作者本人学术成果,故本文研究实为14种。这些医籍不仅代表着宋代伤寒的学术水平,更在中国伤寒学术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临床参考价值。目前中医学术界对宋代伤寒着作全面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的创新性较为突出。本论文采用整体分析、比较法、文献计量法等研究方法,同时采用推求义例分析材料构成,在对14种着作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力求理清这些着作相互之间,以及与前代伤寒文献、尤其是宋定本张仲景着作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全文共分6部,包括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宋代伤寒着作、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1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气候5方面。政治文化方面,皇帝喜医、频颁医学诏令,馆阁和校正医书局整理编撰医书,士人尚医、儒医出现,这些均提高了宋代医家的学术水平。科技经济方面,印刷、造纸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图书刻售业繁荣,医学知识随着医书的普及而传播。气候方面,灾疫频现也使得医家对外感病非常重视。2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体现于现存的各代伤寒文献。从战国到三国时期,出现了伤寒药方和病案的简单记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伤寒理论。两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区别治疗伤寒及其他外感疾病,积累了大量的伤寒验方,并对仲景伤寒文献进行了早期整理。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对仲景伤寒文献的进一步收集,伤寒理论逐渐完善,出现了对伤寒验方综合分类汇总。宋以前伤寒文献一方面有对仲景伤寒文献不同程度的记载,推进了后世的校正统一,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治疗外感疾病的经验,为宋代医家对《伤寒论》阐释发挥奠定了基础。3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伤寒着作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产生前,含有伤寒内容的官修医书共有4种,包括《太平圣惠方》、宋定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及《金匮要略方论》。这些医书,尤其是宋定本《伤寒论》成为宋代伤寒着作的主要参考来源。而宋代伤寒着作的大量产生,可以从宋代《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4种着名目录书及元代编修的《宋史·艺文志》中体现出来。4现存宋代伤寒着作通过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目录记载、成书体例及传承关系的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着作的体例和内容均各有特色。《伤寒括要》分理论诗歌和方药条文两部分,主要取材于《太平圣惠方》。《伤寒微旨论》现存版本为《四库全书》辑佚本,包含15篇医论,今《永乐大典》残卷还有关于方论的2篇佚文。《伤寒总病论》论述广义伤寒,“庞日”和小字注为庞氏观点,书中的仲景伤寒条文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异于宋定本的《伤寒论》版本。《重校证活人书》分“伤寒百问”、方药和妇儿伤寒3部分,其中“伤寒百问”为伤寒理论的101个问答,方药部分是宋定本《伤寒论》113方以及前文相关杂方,妇儿伤寒部分为妇科、儿科伤寒内容。《活人书括》现存版本无法得见,但其内容可见于朝鲜医籍《医方类聚》中,该书分为两部分,理论部分以朱肱《活人书》“伤寒百问”内容为主,中有律赋和诗歌形式,药方部分为理论部分出现的方名的具体说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均为许叔微撰写,《伤寒百证歌》是关于伤寒的100首七言诗歌,主要取材于《活人书》的“伤寒百问”;《伤寒发微论》是伤寒相关的22篇医论,多与《伤寒百证歌》和《《伤寒九十论》内容相重;《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医案专着,记载了许氏治疗伤寒的90个病案,写作时采用先叙后议和夹叙夹议两种形式。《伤寒要旨(药方)》分“药方”和“要旨”两部分,前者收载了宋本《伤寒论》108首方剂,后者是对该本《伤寒论》同一方剂相关条文的汇总,保留了原书一些原貌。《伤寒解惑论》论述了25个伤寒相关病症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内容基本依照朱肱《伤寒百问》而成。《伤寒百问歌》共载伤寒相关93篇七言诗歌,其主要内容和编排顺序基本依照《《活人书》“伤寒百问”和妇儿伤寒,几乎无钱氏个人补充。《伤寒补亡论》涉及内容范围较广,对主要论题多以问答体形式提出“雍日”提示作者郭雍自己观点,书中包含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伤寒十劝》是关于医者伤寒临证的10条劝诫,观点多取自《活人书》。《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体例多参照《活人书括》,亦有律赋、诗歌等形式,其内容多涉及内科杂病。5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形式体例呈现多样化特点,包括医学诗歌化,这是可能受到宋代诗歌学问化影响,导致医书创作多用歌诀形式,如《伤寒百证歌》;宋代科举要求考察律赋形式,导致后者兴盛,伤寒着作中可见律赋文体,如《活人书括》;笔记实录体的“实录”特性,受到士人欢迎,伤寒医家将此文体应用到医案内容的写作,如《伤寒九十论》;问答体的应用在医书中由来已久,伤寒医书借此引发读者思考,同时还起到提示全文框架的作用,如《伤寒补亡论》。另外,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内容来源较为集中,有以吸收宋本《伤寒论》为主者,如《伤寒要旨(药方)》,有以参考朱肱伤寒着作为主者,如《伤寒百问歌》,其余均为个例,如《伤寒括要》以《太平圣惠方》卷八淳化本《伤寒论》为主,《伤寒总病论》及《伤寒补亡论》中含有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6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宋代伤寒着作沿袭了前代的广义伤寒理论,对宋本等《伤寒论》版本进行阐释发挥,体现了宋代伤寒学以研究“伤寒病”为主的特点,完成了《伤寒论》向医学经典的转化,并且在内容、观点、认识及方法上对后世伤寒学有相当的影响,而其中的温病理论及治疗方法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准备。7结论(1)宋代伤寒着作,作为宋代医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气候5方面,其中前两者具有重要影响。(2)宋以前伤寒文献记录了大量相关理论和方药,并且保存了较为可观的张仲景伤寒文献,为宋代伤寒着作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成书前,有4种宋代官修方书收载伤寒内容,这为医家撰写伤寒着作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宋元时期目录书对宋代伤寒着作的着录并不全面,仅有20余种,而后世目录书《宋以前医籍考》则整理了历代目录记载的共70余种宋代伤寒着作,现尚有17种存世。(4)17种伤寒着作中,因《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2种为朱肱早期作品,而朱氏另一着作《重校证活人书》可代表其最终学术成就,而《增释南阳活人书》为后人增释着作,故仅对《重校证活人书》作重点研究,剩余14种均各有特色。(5)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形式体例呈多样化特点,歌诀、律赋、笔记实录体及问答体等形式较为突出。(6)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多以宋本《伤寒论》或朱肱的伤寒着作为依据,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补充和形式的转化。(7)宋代伤寒着作对张仲景伤寒学术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后世伤寒学派及温病学说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论文提纲范文)
(1)论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概念界定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 |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背景和条件 |
一、国史研究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
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国史研究开路 |
三、国史着作和工具书的陆续出版为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奠定资料基础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代表作 |
一、王学启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 |
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49~1989年的中国》 |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背景和条件 |
一、国史研究体制化进程取得明显成绩 |
二、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学术风气大转变 |
三、大量档案文献的出版为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补充资料养分 |
四、一批国史专着及丛书的出版为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提供丰富的前期成果 |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多卷本国史通史代表作 |
一、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
二、有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
三、本书编委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
四、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 |
第三章 2000年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 |
第一节 2000年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背景和条件 |
一、国史研究的体制化新进程 |
二、国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共同发展 |
三、国家档案制度的发展 |
四、新出版一批国史研究成果,促进了多卷本国史通史的编撰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代表作 |
一、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
二、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
三、魏宏运主编《国史纪事本末》 |
四、郭德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
五、刘海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
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七、吕章申等主编《图说新中国60年:1949—2009》 |
八、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特点、问题和解决途径 |
一、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的主要特点 |
二、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国史通史编撰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
参考文献 |
一、国史着作 |
二、国史论文 |
三、参考但未引用的论文和着作 |
(3)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架构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小结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小结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小结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小结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小结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小结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小结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 |
二、地方志 |
三、资料汇编 |
四、着述 |
五、期刊论文 |
六、硕博论文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4)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写作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家世、受教与交游 |
第一节 家世和受教 |
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
二、良好的教育 |
第二节 交游 |
一、与国内人士 |
二、与外籍人士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仕宦与幕僚生涯 |
第一节 知县生涯 |
一、近二十年知县生涯 |
二、对劳氏知县生涯的评价 |
第二节 游幕生涯 |
一、游幕经历及幕中活动 |
二、屡次入幕的原因 |
第三节 所作文案举隅 |
一、与各国领事、过境外国军官招待事宜等涉外文案 |
二、与中国驻和(即荷兰)公使及华侨事务相关的文案 |
三、与北京各部及某些京官的文案 |
四、与辖区外之督抚司道等的文案 |
五、办理属内抚、道及其他相关人员等的文案 |
六、其他文案 |
第四节 由幕而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治思想 |
第一节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变法主张 |
一、洋务运动时期 |
二、清末新政时期 |
三、民国建立以后 |
第二节 鼓吹“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 |
一、“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的提出及其论证 |
二、劳氏镇压义和团的具体措施 |
三、劳氏“义和拳乃白莲教支流”说的传播和影响 |
第三节 所谓的“共和思想” |
一、简析《共和正解》与《续共和正解》 |
二、分析《君主民主平议》 |
三、与梁启超、孙中山主张之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学术兴趣与成就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
一、致力于“义理之学” |
二、倾心于“礼学经世” |
三、潜心于语言文字学研究 |
四、长期从事于古筹算学研究 |
五、力图倡导近代图书馆事业 |
第二节 对西学的认知和选择 |
一、编辑《各国约章纂要》 |
二、对西学的迎拒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教育活动与主张 |
第一节 教育活动 |
一、设塾、课士等传统的教育活动 |
二、创办和领导简字学堂、高等学堂或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活动 |
第二节 教育主张 |
一、提倡蒙学教育及女子教育 |
二、提倡私家教育 |
三、主张普及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遗老活动及其心态 |
第一节 遗老活动 |
一、屡次拜谒光绪帝陵寝 |
二、隐居涞水、青岛等地,以遗老自命 |
第二节 遗老心态 |
一、始终坚持忠于清室,复辟帝制 |
二、鼓吹“尊孔”,推崇曾国藩 |
三、使用干支纪年、鼓吹彝伦节义 |
第三节 去世之影响及沦为遗老之原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劳乃宣自定年谱》正误及补遗 |
附录二:《劳乃宣公牍手稿》条目一览表 |
附录三:《桐乡劳先生遗稿》版本简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现状述评 |
三、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意义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
五、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民族史学的问题研究 |
第一节 中国民族史学的相关范畴 |
一、民族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学术研究 |
二、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 |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理论 |
一、南北民族差异研究的学术历史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学术历史 |
第三节 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
一、民族源流研究的学术历史 |
二、民族政策研究的学术历史 |
三、中国民族的地理分布与迁徙研究的学术历史 |
四、民族关系理论研究的学术历史 |
五、民族融合理论研究的学术历史 |
六、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和民族分类问题研究的学术历史 |
对中国民族史的问题研究的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 |
第一节 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民族历史——零碎的民族史料记载阶段 |
一、《诗经》中所反映的民族历史——民族众多、往来密切 |
二、《尚书》中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四方民族、分类管理 |
三、《春秋》中的民族史撰述——分化融合、史料丰富 |
四、《国语》中的民族史撰述——国别史体例的民族史记载 |
第二节 汉晋时期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创阶段 |
一、《史记》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创先河 |
二、《汉书》、《后汉书》中的民族史研究——继承体例、丰富内容 |
三、《三国志》、《晋书》中的民族史研究——侧重区域民族史、首创“载记”新体例 |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
一、南朝四史对民族史的研究——政治动荡中的民族史记载 |
二、《魏书》、《北齐书》、《周书》对民族史的研究——侧重西、北方民族史记载 |
三、《北史》、《南史》对民族史的研究——通史性质的民族史记载 |
第四节 隋、唐、宋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丰富拓展阶段 |
一、隋、唐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民族交往频繁,记载重北轻南 |
二、五代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分裂割据时期的民族关系史 |
三、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体例丰富、内容详尽 |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创新发展阶段 |
一、《元史》的民族史研究——保留大量原始史料,首创按行政区划记述民族史 |
二、《明史》的民族史研究——记载详尽广泛,首创“土司传” |
三、《清史稿》的民族史研究——史料广博、记载翔实 |
第六节 地方史志、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民族史研究——民族史研究的别样洞天 |
一、《华阳国志》中的民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代表 |
二、《蛮书》中的民族史研究——云南和东南亚民族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
三、相关方志与纪事本末史书中的民族史研究——角度各异、丰富多彩 |
对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
一、理论体系的创建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
四、民族史研究对当时社会的贡献 |
第二节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创近代民族史研究先河 |
一、梁启超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 |
三、梁启超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缺憾 |
第三节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附表众多的中国汉族史研究 |
一、关于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第四节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考据见长的各民族发展简史研究 |
一、关于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第五节 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体例创新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
一、关于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第六节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古今二重分类法的民族源流史研究 |
一、关于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第七节 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
一、关于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第八节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多学科方法融汇的民族史研究 |
一、关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 |
二、对各章内容的具体分析 |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民族史研究工作 |
一、民族识别 |
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简史志的编写 |
三、近年来对民族识别的研究 |
第二节 通史性质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
一、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第一部中华民族史着作 |
二、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首部个人独着的中华民族史 |
三、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内容最为丰富的中华民族史 |
四、徐杰舜的《中国民族史新编》——建国后第一部中国民族史专着 |
五、江应梁的《中国民族史》——按王朝顺序编写的中国民族史代表作 |
六、王锺翰的《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史概要》——集思广益的中国民族史大作 |
七、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按地理区划撰述的中国民族史代表作 |
八、王文光的《中国民族发展史》——重在理论提升的中国民族史力作 |
九、白寿彝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理论突破和创新 |
十、邱树森、匡裕彻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通史性少数民族发展史 |
十一、众多学者合着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断代史体例的中国民族史着作 |
第三节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
一、翁独健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一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综合性学术专着 |
二、杨建新、马曼丽的《西北民族关系史》——西北古代民族关系史代表作 |
三、王文光、龙晓燕、陈斌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深度剖析西南古代民族关系的优秀着作 |
四、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南蛮系统民族关系史代表作 |
五、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的《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百越系统民族关系史代表作#269 |
六、杨策、彭武麟的《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史》——民国阶段民族关系史专着 |
七、任一飞、周竞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史专着#272 |
八、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古代民族政策史研究开拓之作 |
九、崔明德的《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民族史专项研究的权威着作 |
第四节 区域民族史研究 |
一、李德山、栾凡的《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史》——东北民族源流发展史之佳作 |
二、林斡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之典范 |
三、朱学渊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西方研究范式下的民族史着作 |
四、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民族发展史的全景图册 |
五、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第一部系统研究西南各族通史 |
六、张雄的《中国中南民族史》——中南六省古今民族史专着 |
七、王文光的《中国南方民族史》——汇集西南、中南、东南民族史的综合性专着 |
对建国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关于选题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的可行性 |
1.1.3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3 文献综述 |
1.3.1 总览 |
1.3.2 分类 |
1.3.3 材料的考辨甄别 |
1.3.4 材料的取舍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难点 |
1.5.1 创新 |
1.5.2 难点 |
1.6 逻辑展开与主旨叙要 |
1.6.1 逻辑展开 |
1.6.2 主旨叙要 |
第2章 思想探源与经验推绎 |
2.1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
2.1.1 儒学和理学 |
2.1.2 管子、道家、墨家、法家、佛教、家训 |
2.1.3 古人典型 |
2.2 湖湘传统:文化精神与士风民气 |
2.2.1 湖湘文化精神:忧患与担当 |
2.2.2 士风民气:勤朴尚义 |
2.3 家世与家风:耕读世家与孝义之门 |
2.4 左宗棠自己的因素 |
2.4.1 早年的忧患与生活的体悟 |
2.4.2 感念图报与保世滋大的心态 |
2.4.3 豪侠的性格 |
2.5 师长的言传身教 |
2.6 时代忧患与知识救世 |
2.6.1 时代忧患 |
2.6.2 学术丕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
2.6.3 左宗棠经世的内在逻辑:忧患、积学、救世 |
2.6.4 经世之学与广惠之道 |
2.7 财政困敝与筹饷艰难 |
2.7.1 财政困敝 |
2.7.2 筹饷艰难 |
第3章 生平取与,一准于义 |
3.1 一生取与的议论与评价 |
3.1.1 夫子自道:自谥“忠介先生” |
3.1.2 同时人的观感 |
3.1.3 官方的评价 |
3.1.4 史书的记录 |
3.1.5 后人的称述 |
3.1.6 取物不苟 |
3.2 不同时期的收入与经济状况 |
3.2.1 早期的职业与收入 |
3.2.2 服官各个时期的收入和经济状况 |
3.3 廉俸的管理与俵散方式 |
3.3.1 廉俸的管理 |
3.3.2 廉俸的俵散 |
3.4 使用原则 |
3.4.1 等差原则 |
3.4.2 周急原则 |
3.4.3 义利原则 |
3.5 广惠的目的与动机:好名之辩与为已之学 |
第4章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 |
4.1 自奉与家用 |
4.1.1 自奉 |
4.1.2 自为与自足:农民本色与创造生活 |
4.1.3 家用 |
4.2 赡亲 |
4.2.1 父母兄弟姐妹孝悌一伦 |
4.2.2 对母氏余太夫人外家之亲的顾恤 |
4.2.3 对周夫人娘家一族的赡奉顾恤 |
4.3 济族 |
4.3.1 济族之总纲与思路 |
4.3.2 济族事务的具体考察 |
4.3.3 余议 |
4.4 广惠之同志与家风之传承 |
4.4.1 广惠之同志 |
4.4.2 家风的承传 |
4.4.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
第5章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 |
5.1 早年周急济困所揭示的圣贤之教 |
5.2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事实的梳理说明 |
5.3 分类考察 |
5.4 个案分析 |
5.5 行其心之所安 |
5.6 转移风习之诉求 |
第6章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 |
6.1 对吏治重要性的认识:生民休戚所关,时局安危所系 |
6.2 吏治的系统理论:察吏、训吏、恤吏 |
6.2.1 “察吏”:安民莫先于察吏 |
6.2.2 “训吏”:为官之道与职守之教 |
6.2.3 “恤吏”:人文与人道的关怀 |
6.3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与分类考察 |
6.3.1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 |
6.3.2 分类考察 |
6.4 整顿吏治之效 |
第7章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 |
7.1 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战略定位 |
7.2 兴教劝学的特殊时代环境 |
7.3 特殊的心理情感 |
7.4 兴教劝学的基本理路:庶、富、教并举的系统工程 |
7.5 教育、教化支出的内容分类考察 |
7.5.1 创设书局,刊发书籍 |
7.5.2 兴复书院,捐助膏火和创办义学 |
7.5.3 佽助寒畯,留意人才 |
7.5.4 尊师重道,表彰先正 |
7.5.5 以神道精神立民 |
7.6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和评价 |
7.6.1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 |
7.6.2 评价: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者 |
第8章 视民如伤,利民为先 |
8.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与践履之效 |
8.1.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 |
8.1.2 践履之效 |
8.2 兵祸之惨与重视民生的感情心理因素 |
8.3 慎重官责与报效之心 |
8.3.1 慎重官责 |
8.3.2 报效君国之恩 |
8.4 捐助事实与分类考察 |
8.4.1 捐助事实 |
8.4.2 分类考察 |
8.5 治绩治效 |
8.6 爱民者民恒爱之 |
第9章 苟利国无弗为 |
9.1 维护根本之图:捐济京饷案 |
9.1.1 朝廷的追索与地方的回应 |
9.1.2 左宗棠在浙江的苦境:京饷发生的艰难环境 |
9.1.3 京饷的筹措和报解:京饷案发生的经过 |
9.1.4 京饷案发生的原因分析及评价 |
9.2 德克碑赔累案 |
9.2.1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 |
9.2.2 德克碑其人 |
9.2.3 “楚材晋用”与“师夷长技”:德克碑赔累案发生的前提 |
9.2.4 赔累案之发生过程 |
9.2.5 叙余:其它赔累案 |
9.3 捐购水雷、鱼雷案 |
9.3.1 左宗棠的守、战、和之道 |
9.3.2 左宗棠对水雷、鱼雷的关注 |
9.3.3 特殊背景下的捐购 |
9.3.4 捐购案的影响与评价 |
9.4 巩固塞防与建设西北诸案 |
9.4.1 战祸兵燹的破坏 |
9.4.2 巩固与善后恢复之策 |
9.4.3 诸案始末 |
9.4.4 左氏湘军:一支特殊的西北生产与建设大军 |
9.4.5 统帅的表率效应 |
9.5 宾旅之资与邦交之道以左索之会为例 |
9.5.1 宾旅之资从邦交之中产生、以邦交之道为根由 |
9.5.2 左索之会:无忘宾旅的成功案例 |
9.5.3 “绵里针”与“打痞子腔”:宾旅之资因比较而别具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研究 |
第一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解释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构成层次 |
第三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理论与着作类型的划分 |
第二章 赵德馨经济史实研究述评 |
第一节 贯通古今,解答“中国经济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 |
一、论证两汉的商品生产与商业发展以奴隶制为基础 |
二、两汉的社会性质:奴隶制 |
三、生产结构的变化:两汉商品货币关系由盛转衰的根源 |
四、揭示楚国货币的全貌 |
五、论证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
六、提出破解西汉“黄金热”退潮的新思路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 |
一、近代中西关系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 |
三、不同群体开展的经济活动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第四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 |
一、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 |
二、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 |
三、主编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赵德馨的经济史理论研究述评 |
第一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一、第一次突破:打破1919年的界限 |
二、提出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
三、第二次突破:提出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突破1949年的界限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 |
第四节 若干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分析 |
一、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 |
三、商兴国兴论 |
四、中国历史上市场关系发展的三阶段论 |
五、论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 |
第一节 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实践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实践 |
第三节 创见: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
一、赵德馨对经济史学概论的解释 |
二、经济史学概论的内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8)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王世贞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二、编撰凡例 |
三、必要插图 |
插图一:王世贞影身像 |
插图二:相关区域历史地理图 |
四、王世贞家世情况 |
(一)王世贞家族世系 |
1、王氏受姓以来世系 |
2、鄞江琅琊王氏世系 |
3、昆山(太仓)琅琊王氏支脉 |
(二)王世贞家世考述 |
五、年谱长编主体内容 |
上编 |
卷之一(早岁) |
明嘉靖五年丙戌(1526 年)一岁 |
嘉靖六年丁亥(1527 年)二岁 |
嘉靖七年戊子(1528 年)三岁 |
嘉靖八年己丑(1528 年)四岁 |
嘉靖九年庚寅(1530 年)五岁 |
嘉靖十年辛卯(1531 年)六岁 |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年)七岁 |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年)八岁 |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年)九岁 |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年)十岁 |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年)十一岁 |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年)十二岁 |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年)十三岁 |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年)十四岁 |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年)十五岁 |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年)十六岁 |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年)十七岁 |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年)十八岁 |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年)十九岁 |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 年)二十岁 |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年)二十一岁 |
卷之二(郎署) |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 年)二十二岁 |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年)二十三岁 |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年)二十四岁 |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年)二十五岁 |
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二十六岁 |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 年)二十七岁 |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 年)二十八岁 |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 年)二十九岁 |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年)三十岁 |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 年)三十一岁 |
卷之三(青州) |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 年)三十二岁 |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 年)三十三岁 |
卷之四(父难) |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 年)三十四岁 |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 年)三十五岁 |
中编 |
卷之五(幽居) |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 年)三十六岁 |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 年)三十七岁 |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 年)三十八岁 |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 年)三十九岁 |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年)四十岁 |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 年)四十一岁 |
卷之六(再起) |
隆庆元年丁卯(1567 年)四十二岁 |
隆庆二年戊辰(1568 年)四十三岁 |
隆庆三年己巳(1569 年)四十四岁 |
隆庆四年庚午(1570 年)四十五岁 |
隆庆五年辛未(1571 年)四十六岁 |
隆庆六年壬申(1572 年)四十七岁 |
万历元年癸酉(1573 年)四十八岁 |
万历二年甲戌(1574 年)四十九岁 |
万历三年乙亥(1575 年)五十岁 |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年)五十一岁 |
万历五年丁丑(1557 年)五十二岁 |
万历六年戊寅(1578 年)五十三岁 |
下编 |
卷之七(学道) |
万历七年己卯(1579 年)五十四岁 |
万历八年庚辰(1580 年)五十五岁 |
万历九年辛巳(1581 年)五十六岁 |
万历十年壬午(1582 年)五十七岁 |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 年)五十八岁 |
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 年)五十九岁 |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 年)六十岁 |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 年)六十一岁 |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 年)六十二岁 |
卷之八(晚岁) |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年)六十三岁 |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 年)六十四岁 |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年)六十五岁 |
六、结语 |
七、主要参考书目 |
八、附録 |
附録一:王世贞着作简目 |
(一)着述类 |
(二)选编类 |
(三)评点类 |
(四)存目类 |
(五)存疑类 |
附録二:生平行实之重要文献 |
附録三:五子文献 |
九、致谢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10)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 |
2 研究概况 |
2.1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着作 |
2.1.1 宋本《伤寒论》 |
2.1.2 《金匮玉函经》 |
2.2 宋代阐释发挥《伤寒论》的着作 |
2.2.1 韩祗和《伤寒微旨论》 |
2.2.2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 |
2.2.3 朱肱《伤寒百问》、《活人书》系列 |
2.2.4 许叔微伤寒三书 |
2.2.5 郭雍《伤寒补亡论》 |
2.2.6 其他医家及着作 |
2.3 宋代综合性方书中的伤寒内容 |
2.3.1 《太平圣惠方》伤寒内容 |
2.3.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伤寒内容 |
2.3.3 《圣济总录》伤寒内容 |
2.3.4 《普济本事方》伤寒内容 |
2.3.5 其他综合性方书中的伤寒内容 |
2.4 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
3 研究范围及方法 |
3.1 研究范围 |
3.2 研究方法 |
第一部分: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
1 政治背景 |
2 文化背景 |
3 科技背景 |
4 经济背景 |
5 气候背景 |
6 小结 |
第二部分: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 |
1 战国至三国时期 |
2 两晋南北朝时期 |
3 隋唐五代时期 |
4 小结 |
第三部分: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内容及宋元史志书目着录的宋代伤寒着作 |
1 宋代伤寒着作产生前的官修伤寒文献 |
1.1 《太平圣惠方》中的伤寒文献 |
1.2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着作 |
2 宋元5种史志书目对宋代伤寒着作的着录 |
3 小结 |
第四部分:现存宋代伤寒着作 |
1 刘元宾与《伤寒括要》(1076) |
1.1 目录记载 |
1.2 全书体例 |
1.3 传承关系 |
1.4 小结 |
附:《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补注通真子脉要秘括》 |
2 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1086) |
2.1 目录记载 |
2.2 全书体例 |
2.3 传承关系 |
2.4 小结 |
附:关于《四库》本《伤寒微旨论·温中篇》与《阴证略例》相关篇章的比较 |
3 庞安时与《伤寒总病论》(1100) |
3.1 目录记载 |
3.2 全书体例 |
3.3 传承关系 |
3.4 小结 |
附:庞安时其余着作史志目录记载 |
4 朱肱与《重校证活人书》(1118) |
4.1 目录记载 |
4.2 全书体例 |
4.3 传承关系 |
4.4 小结 |
5 李知先与《活人书括》(1166) |
5.1 目录记载 |
5.2 全书体例 |
5.3 传承关系 |
5.4 小结 |
附:《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的相关记载 |
6 许叔微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1170) |
6.1 目录记载 |
6.2 全书体例 |
6.3 传承关系 |
6.4 小结 |
7 李柽与《伤寒要旨(药方)》(1171) |
7.1 目录记载 |
7.2 全书体例 |
7.3 传承关系 |
7.4 小结 |
8 汤尹才与《伤寒解惑论》(1173) |
8.1 目录记载 |
8.2 全书体例 |
8.3 传承关系 |
8.4 小结 |
9 钱闻礼与《伤寒百问歌》(1182) |
9.1 目录记载 |
9.2 全书体例 |
9.3 传承关系 |
9.4 小结 |
10 郭雍与《伤寒补亡论》(1195) |
10.1 目录记载 |
10.2 全书体例 |
10.3 传承关系 |
10.4 小结 |
11 李子建与《伤寒十劝》(1217) |
11.1 目录记载 |
11.2 全书体例 |
11.3 传承关系 |
11.4 小结 |
12 杨士瀛与《伤寒类书活人总括》(1260) |
12.1 目录记载 |
12.2 全书体例 |
12.3 传承关系 |
12.4 小结 |
第五部分: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特点 |
1 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形式体例 |
1.1 诗歌学问化与学问诗歌化 |
1.2 律赋的兴盛与医书中的律赋 |
1.3 笔记实录体在医案中的应用 |
1.4 问答体对经典医籍的继承 |
2 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内容来源 |
2.1 以吸收宋本《伤寒论》为主者 |
2.2 以参考朱肱伤寒着作为主者 |
2.3 其他类伤寒文献来源 |
3 小结 |
第六部分: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1 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 |
2 宋代伤寒着作对后世的影响 |
2.1 对后世伤寒学的影响 |
2.3 对后世温病学的影响 |
3 小结 |
第七部分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录 |
1 宋代伤寒着作历代史志书目记载 |
1.1 《伤寒微旨论》 |
1.2 《伤寒总病论》 |
1.3 朱肱医学着作 |
1.4 《活人书括》 |
1.5 许叔微伤寒着作 |
1.6 《伤寒要旨(药方)》 |
1.7 《伤寒百问歌》 |
1.8 《伤寒补亡论》 |
1.9 杨士瀛医学着作 |
2 宋代伤寒着作正文前后所附内容 |
2.1 《伤寒微旨论》 |
2.2 《伤寒总病论》 |
2.3 《重校证活人书》 |
2.4 《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 |
2.5 《伤寒百证歌》 |
2.6 《伤寒要旨(药方)》 |
2.7 《伤寒解惑论》 |
2.8 《伤寒补亡论》 |
2.9 《伤寒十劝》 |
3 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相关列表 |
3.1 《伤寒括要》 |
3.2 《伤寒微旨论》 |
3.3 《伤寒总病论》 |
3.4 《重校证活人书》 |
3.5 许叔微伤寒三书 |
3.6 《伤寒要旨(药方)》 |
3.7 《伤寒百问歌》 |
3.8 《伤寒解惑论》 |
3.9 《伤寒十劝》 |
3.10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
四、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研究[D]. 赵艳. 扬州大学, 2010(02)
- [2]独具特色的信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J]. 司马裔. 求是, 1997(01)
- [3]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4]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D]. 张立胜. 北京师范大学, 2010(08)
- [5]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D]. 施芳. 云南大学, 2012(05)
- [6]“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D]. 谢孝明. 湖南大学, 2013(09)
- [7]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D]. 邬昶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8]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9]王世贞年谱长编[D]. 周颖.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9)
- [10]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D]. 张慧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