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创造条件为医学科学研究作出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胡永干[1](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李小丽[2](2020)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专业博士学位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博士学位,具有和哲学博士学位同等的水平和地位,旨在通过群组形式的课程学习和对专业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能够对专业知识和实践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轫于1992年,至今历经了三代的转型发展,形成了以职业性为主导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传统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文以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教育史的学科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梳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归纳其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提供经验借鉴。英国最早的博士学位教育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博士学位教育是神学、医学、法学三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1917年哲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引入,标志着英国现代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学术之外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和哲学博士学位并行的应用型博士学位成为大势所趋。199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一般把1992年至2000年的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称为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和哲学博士学位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位命名方式的不同和模块化课程的引入。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因模仿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而与之大体趋同,其价值取向仍以学术性为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新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形成共识。2000年召开的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进行了构建,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至第二代。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其中“混合课程”的实施密切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档案包式的成果组合使学习评价更为灵活而综合。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不再以研究训练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生活和专业实践,其职业性、实践性明显增强,但也存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导师指导不足等问题。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英国“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达成肯定性共识,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迈向第三代。此后,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受“普职融合”理念、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在工作场所开展实践和研究,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反思不断改进实践,进而解决复杂的专业实际问题。其主要特点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批判性反思贯穿始终以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职业性为主导、学术性和职业性相融合的特征。目前,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主要存在内涵认识分歧、缺乏单列的评价标准以及专业设置过细过多等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大学三方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二是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三是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在此基础上,就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权力博弈、价值取向、模式变迁等重大问题,运用高等教育学中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论等有关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借鉴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经验教训,我国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地位,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跨机构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王薇[3](2020)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世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头雁,代表了国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在美国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国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学科种类较为单一,结构体系尚不完善,质量建设仍有待提升。如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对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源头、发展和变革作深刻的历史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探究,深入分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考察其制度建构及理论演进的基本规律,为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本文应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迁及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呈现特点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并分析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的实用主义人才教育观铺垫了其成长的思想基础;《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直接催生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早期专业协会推动了专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自身无法规避的局限性,使得创办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势所趋。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化肇始阶段为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1908年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由此开启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布开启了专业认证活动,此后各专业协会陆续制定各专业认证标准并展开专业认证活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规范化推进阶段为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该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数量增长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尤为重视对教育质量的提升。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复合化发展阶段为19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复合化发展的特点,不仅出现了大量新兴应用性学科专业硕士,还出现了联合学位和交叉学科专业硕士学位。专业认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全国性认证机构许可组织和社会评估媒介,评估指标呈现出学生结果导向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跃升至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地位,以强势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最后在归纳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其对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及启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在具有鲜明职业背景的学科领域中开设,且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紧密衔接,始终体现着职业导向;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实施教学,实现了理论性与应用性的高度统一,且通过专业认证和专业资格认定来引导和保障其培养方向和教育质量;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学位类型、学制年限、课程种类和教学方法,高度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为此,我国在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倡导探索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建立健全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邓蕊[4](2012)在《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哲学反思与制度实践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是保护医学人体研究受试者的重要措施。但是,中国引进伦理审查制度运行十几年来,其制度功能的发挥比较单一,制度的有效性并不好。论文通过全面梳理中、西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历史、现状与困境,剖析产生困境的各自不同的原因,论证对于伦理审查来讲,制度必不可少,美德也很重要,制度和美德之间是动态平衡的。得到的结论是:以西方伦理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为框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可以成为伦理审查制度理论的有利补充。在理论层面,发掘传统儒家文化的相关理论,与西方伦理审查理论原则一同构成中国伦理审查理论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操作层面,充分发挥儒家文化注重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强化伦理审查制度的教育与培训功能,使之成为理论的有效补充。论文包括“导言”、七个章节和“结束语”一共九个部分,分别论证以上观点。“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进行研究的缘起、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交待论文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创新性和局限性。第一章考察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在中国面临的困惑。首先论述了中国的医学和医学人体研究与西方比较的特征。追溯了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当前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运行现状和困难,并对此现象进行了哲学反思。认为在伦理审查制度构建方面,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是不适宜的,为了使伦理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更加有效,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伦理审查理论基础和方法。第二章对与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相关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包括医学人体研究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人体研究中的丑闻,人体研究的内在道德矛盾等基本概念;分析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几个要素;界定了实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机构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并提出必须将机构审查委员会与其他种类的伦理委员会相区分,才有利于我国医学人体研究的发展。第三章从理论方面论证西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理论预设。从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史中梳理出伦理审查制度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原罪说及人性论的双重预设,古典自由主义、宗教与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原则主义与公平公正,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分析了基于这些理论预设的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在当前西方社会以及其他国家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难。第四章分析了西方伦理审查的文献史、运行现状与困境。首先考察了人体试验国际伦理规范的发展史,分析了这些国际伦理准则在对伦理审查的要求方面发生的细微变化及其含义,结合西方伦理审查当前的运行现状和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得出结论:西方伦理审查陷入了困境。第五章论证了伦理审查当前在中、西方的处境。一方面是整体上的西方伦理危机,伦理审查的困境正是西方伦理危机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伦理审查在中国的实践有了改善的机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危机。本章分析了现代西方的伦理危机源自启蒙运动的失败、规范伦理的悖谬和价值理性的消解。论证在全球德性伦理复兴的潮流中,儒家德性伦理作为伦理审查理论补充的可能性。第六章分析论证了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体系,包括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理论内容和理论方法。根据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活动的特点,尝试发掘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理论内容,以仁爱、公义、智识、诚信四主德作为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特有的理论内容;儒家决疑法可以作为解决具体道德两难的理论方法。第七章从教育与培训的角度设计了中国伦理审查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在伦理审查系统中,人的因素即审查者、研究者、受试者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认知能力是影响伦理审查实践效果的根本原因。本章论证了中国伦理审查制度“为善”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论证伦理审查传统的四个功能中,教育培训功能的基本性和重要性,并从不同主体的角度为我国伦理审查的教育培训制度设计了一个方案。结束语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指出不同的道德规范是可能融合的。西方伦理审查理论原则构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各异的伦理准则,普适伦理与民族伦理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伦理审查在理论上的源头活水,使儒家伦理理论和原则成为中国伦理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弥补西方制度化的伦理审查造成的缺陷。中西方关于伦理审查的对话可以追求坚持原则,和而不同。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刘兴璀[6](2018)在《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文中提出德育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的美国高校如何造就一批适应技术发展、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高素质人才,这得益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搜集、访问调查、历史归纳、案例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主要理论、主要方法以及方法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完整的研讨,力求在真实还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植根于美国特有的文化状况、政治制度和民族特点,剖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其创新发展的趋势进行推理,以求对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提供合理借鉴。梳理美国建国以来240年的高校发展历史,其德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不断的质疑和再质疑的进程,最终形成了多元开放的体系。建国初期美国高校的德育方法继承了殖民地时期9所教派学院的宗教德育方法色彩,但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宗教教派的内部分化,单调的宗教方法严重阻碍了统治阶级倡导民主、共和、爱国的道德价值取向,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改革与宗教德育方法的有限度的调整在不断的冲突、调和中并存。直到19世纪,随着对人的智力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实用哲学的出现,德育方法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论争演变成传授知识与教会技能之间的斗争,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方法、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和基于实用哲学的经验性方法构成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科学理性的框架。这种理性方法体系基本满足了美国精英化高等教育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大学生更多地追求以生活为目的的教育,高校德育方法领域的正规方法逐渐弱化,高校德育效果降低,乃至发生学生运动,直到7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道德的反思,力图恢复和重建高校德育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发展,任何一种主导的德育方法理论或实践都难以满足需要,多元开放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展现了一个高效运行的高校德育方法领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不同程度上为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支撑着每一历史时期高校德育方法变革的主导;人本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人的道德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体现人在道德以及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提供了高校德育方法构建的人性论基础;而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强调经验主义的立场、自然主义的原则、工具主义的价值,奠定了德育的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三种理论来源基础之上,美国高校德育领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德育方法理论流派。比较典型的就是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和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内部又涌现了各具特征的理论派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德育方法理论发展的特征。如进步德育方法理论将德育教学与社区、事务、服务和活动联系起来,拓展了德育方法的覆盖面,也有效解决解决了道德与现实的冲突;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强调“道德两难问题”、“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肯定了人自身的思维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致力于“评价”和“价值澄清”过程,通过价值教育活动策略以及具体操作方式的设计,澄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三种德育方法理论立足于全面主义德育的立场,是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积极倡导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学生在道德学习中要发扬个性,通过学生自我的积极探讨来获取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关怀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建立在“关怀”基础上开展德育教学,这两种德育方法理论充分显示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坚持人本主义的德育理念。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则强调知识路径的德育教学;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将完善人格的要素作为内容进行传授,体现了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显着特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恢复和重建的效果就是涌现了大量的高校德育方法主张,用以指导和变革高校德育具体方法的实施,尤其是近40年以来,美国高校德育专家和倡导者一直积极探索指导有效德育教学的方法,也探索出了众多的成果。例如在高校德育课堂直接教学方法方面,有道德问题论证法、探究教学法、理解性教学法、批判教学法、多元文化教学法等;在高校德育的间接学习法方面,有服务-学习法、联通主义学习法、分散式学习法、科研规范结构等;还有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倡导者提出的整合教学方法,如宽阔学习经验法、整合的学术法、跨学科学习法以及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等。这些有关高校德育方法的主张,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高校德育功能的认识,而且确立了方法在高校德育中的地位,为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德育活动提供了方法指导。理论付诸实践,不仅能够检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能够真正促进目标的实现。在高校德育方法主张下的高校德育方法的具体实践形式是实现高校德育目标的关键。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各高校德育方法呈现各具特色、多彩缤纷的局面。但总体上离不开以讨论、讲授、渗透为主的课堂教学方法和以网络、科研、服务体验、文化熏陶为主的日常德育方法两种形式。每一种方法都在不同的高校中体现为不同的形态,如讨论法中有新生研讨会、小班讨论、大班分组讨论;讲授包括互动式讲授、办公室时间、校园励志演讲等;渗透教学方法包括“课程串”、跨学科课程等;网络育德法如计算机辅助教学、开放课程、MOOC等;科研育德法如伦理研究、研究伦理、绿色实验室运动、学术诚信教育等;实践育德法包括慈善服务、周末活动等;校园文化育德法如关怀社区、宗教文化、海外游学等,由此体现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多元开放的特征。通过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全面的德育方法体系,形成开放多样的德育方法实践模式,而且注重采用最新技术更新方法系统,保持其先进性;同时,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多样性又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方法发展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弊端,忽视了其在具体实践中可能产生反面道德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缺陷,积极构建高校大德育课堂,融合直接德育课、德育渗透课以及各种跨学科德育课,推进我国高校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等,促进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变革。
杜文彬[7](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宫正[8](2011)在《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和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出现了将科学视为评价万物的唯一标准,科学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晚清以来就有了歧视中医的社会思潮,中医在民国时期面临了被官方废止的危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政策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对中医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医发展现状依然堪忧。如何正确认识中医,如何制定合理的中医政策来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就成为中国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变迁进行历史分析,以有助于当今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文章由序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组成。序言首先概括了中医具有的三个价值,即:中医在历史和现实中为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和繁衍兴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以其显着的特色为人类生命科学的探索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医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然后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更加合理的中医政策推动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序言部分还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几个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渊源。主要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医事业。第一节重点介绍中医在晚清以来面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两面,一方面是来自思想界的轻视和歧视,另一方面是来自民国政府当局的限制。本节还对中医近代以来受到歧视和限制,面临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节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医工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医疗工作中广泛使用中医药,重视中医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中医工作中形成了初步的中医政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章是“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践。本章主要介绍了“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介绍了“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然后对“中医科学化”政策从整体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一方面看到制定该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分析了该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医学界,包括卫生部门的个别领导还存在着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第二是在中医进修过程中只注重让中医学习西医课程,而忽视了对中医学术的学习,这就导致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第三是在对中医的执业和考试管理制度中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规定,加剧了中医事业的危机。第三章是中医政策的大转折。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医政策实现大转折的经过,即中央决策层发现问题,卫生部门初步调整,政治批判根本转折三个步骤。然后论述了在中医政策实现转折后,在实践中予以贯彻落实的具体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一、“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开展。二、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三、中医教育工作的加强,其主要表现为中医学院的创办和中医带徒工作的加强。第四章是“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和实施。首先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方针提出和形成的过程,并分析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还有“中西医结合”中存在的中医西医化的倾向。然后重点介绍了中医工作在“文革”期间的概况,一方面“文革”给中医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医工作特殊性,在“文革”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再次介绍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第五章是“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形成和发展。本章首先论述了新时期中医政策的发展过程,并认为逐渐注重中医自身特色是新时期中医政策的一个显着标志。接下来又分析了新时期中医工作中体现的三个特点:注重法制建设;紧密联系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中医科研工作。再次,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新时期以来中医事业取得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在结束语中,论述了对新中国中医政策变迁进行考察后获得的启示和思考。启示主要有四点:一、要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二、全面认识科学,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三、制定政策要实事求是,依据具体国情。四、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最后又根据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当前中医政策的两点思考。一是要注重中医人才的培养,二是要加大对中医文化的宣传。
张红军[9](2016)在《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十一五”以来,针对“军地分离”的管理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军民医学科技从制订规划、发布指南、计划实施到成果转化应用,相对自成体系,导致科研布局相互重叠,条件建设重复投入,在研究方向整合、科技资源共享、知识信息交流和成果转化推广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军民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互动,不断开创军民融合式发展新局面。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道。然而,应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已经无法兼顾军队医学科学研究的军地双重使命任务和身份,难以兼顾其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军事医学的协调发展。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适应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发挥其正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成为了一个制约科研管理工作的瓶颈和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本研究从军队医学科学研究活动规律及科研绩效特点出发,在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理念的指导下,在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当中,将军事医学与通用医学区别开来,通过专家判断对两大学科分别赋权,改变以往将两者混淆,甚至忽视军事医学的错误的评价理念及评价方法,以期通过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扭转这种导向对军事医学科研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发挥军队医学特有的军事医学特色和优势,同时助推生物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研究方法在科研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系统分析法、专家咨询等方法,筛选出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理念的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估指标群。依据德尔菲法、AHP法和专家咨询结果的综合分析,成功构建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值、标准分值以及数学模型。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各项指标及权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科学合理。案例分析研究证明本研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法结果与评价目的一致,并且科学可行。相对于另外两种方法,更能充分体现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军事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提升科研质量的导向作用。建议在今后进一步发展完善,并推广应用。研究内容本研究内容共分为7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特征以及对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影响和要求,重点阐述了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现状、存在问题,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至四章研究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理论成果、发展历程和实践探索等内容,重点围绕影响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研究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开展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五、六章按照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构建了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第三军医大学相关二级单位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本研究的可行性;第七章将本研究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我校现行的评价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本研究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缺点,借此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果和结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特点及其对军队医学科研的影响研究成果:(1)坚持站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军队医学科研工作快速发展。(2)坚持以顶层设计引导军队医学科研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3)坚持依靠制度创新鼓励军队医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研究成果:当前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还存在一些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观因素对于评价的影响较大;评价方法缺乏体系化;存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脱离工作实际的现象。除此之外,应用现行的任何一种方法均不能满足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对军队医学科研创新工作提出的现实要求,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均以通用医学常见的绩效指标为主要考核依据,没有考虑军事医学因保密、特殊军事用途等原因导致的科研成果产出方面的特殊性,无法体现“军事医学”在军队医学科研中的特色和优势地位;二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于通用医学和军事医学采用相同的指标权重,“一把尺子”和“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对军事医学难以起到激励作用;三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无法体现过程管理的质量与效果。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需求研究成果:一是继续突出军队医学科学研究质量特色,适应军改大趋势的需求;二是借鉴地方先进方法和实践经验,提升军队医学科研管理质量的需求;三是健全科研绩效评价体制机制,加强专业化科技评价人才队伍建设的需求;四是创新科研绩效评价方法,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需求;五是利用地方科技资源和学科优势,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需求。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成果:(1)在科研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系统分析法、专家咨询等方法,筛选出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理念的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估指标群。(2)依据德尔菲法、AHP法和专家咨询结果的综合分析,成功构建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值、标准分值以及数学模型。(3)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各项指标及权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科学合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及方法学比较研究成果:(1)确定本研究的评价执行主体是以本课题组为代表的第三军医大学科研管理部门。以第三军医大学各二级单位作为典型评价对象,将“十二五”期间各单位与评价指标对应的数据输入评价数学模型,获得相关评价结果。(2)通过案例分析证实:通过本研究构建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法获得的评价结果与评价执行主体的评价目的一致,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科研管理的过程情况,达到科研过程监管的效果和目的。(3)对比研究分析了综合评价法、秩和比法和现行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并得出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方法,能充分体现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军事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提升科研质量的导向作用。建议在今后进一步发展完善,推广应用。下一步研究方向:(1)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及目标在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深入和细化研究。(2)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周期与效果研究。(3)军队医学科研绩效分层分类评价的标准研究。
李全平[10](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二、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创造条件为医学科学研究作出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创造条件为医学科学研究作出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二) 简要评析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一) 研究内容 |
(二) 基本框架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一)主要分期依据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六、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1992—2000)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英国传统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
二、知识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驱动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倒逼英国博士学位教育多样化 |
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强力推动 |
五、对美、澳等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借鉴 |
第二节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英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计划的探索 |
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四所大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 |
三、“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勃兴 |
一、项目数量和学科领域快速增加 |
二、在教育等五个学科领域分布最为集中 |
三、新学科和子学科不断涌现 |
四、从主要由“老大学”开办向全国辐射 |
第四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二章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兴起(2000-2004) |
第一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产业结构变迁和职业专业化的推动 |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影响 |
三、三螺旋理论的引入 |
四、新工党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
第二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的建构 |
二、伦敦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的率先转型 |
三、“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扩张 |
一、数量规模持续扩大 |
二、学科专业领域加速拓展 |
三、“新大学”直追“老大学” |
第四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三章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至今) |
第一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工作场所学习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 |
二、“普职融合”理念的影响日益深刻 |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持续推动 |
四、2004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2004年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的召开 |
二、密德萨斯大学“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实践 |
三、“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索尔福德大学建筑环境专业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 |
一、数量规模从大幅扩张到平稳增加 |
二、学科专业领域更趋细化 |
三、学科领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
四、“新大学”专业博士项目数超过“老大学” |
五、入学和完成人数状况 |
第四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四章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演进特点及启示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演进特点 |
一、变革动力:三方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 |
二、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 |
三、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 |
第二节 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历史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
一、哲学的视角: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 |
二、权力的博弈:基于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理论的分析 |
三、探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地位 |
二、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
三、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 |
四、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 |
五、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学位 |
(二)专业硕士学位 |
(三)第一职业学位 |
(四)专业认证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 |
第一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动因 |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 |
第二节 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
第三节 《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 |
第四节 早期专业协会对专业教育的推动 |
第五节 传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局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肇始(20世纪初~二战结束) |
第一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倡导 |
一、艾略特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张 |
二、全美大学联合会对专业硕士教育体系的确立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初创 |
一、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
二、密歇根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陆续出现 |
第三节 专业认证活动的出现 |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开启专业认证活动 |
二、专业协会成为专业认证主体 |
三、各专业认证标准陆续出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化推进(二战后~1970 年代末) |
第一节 战后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需求 |
一、新型产业结构对高质量专业人才的需求 |
二、联邦政府对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大力资助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专业硕士教育的推动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系列标准的出台 |
一、全美大学联合会建立专业硕士教育标准 |
二、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规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标准 |
第三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规范化发展 |
一、哈佛大学教学文硕士课程的规范 |
二、康奈尔大学工程硕士计划及其标准化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扩张及规范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确立 |
一、建立全国性专业协会许可制度 |
二、制定统一的专业协会认证标准 |
三、规范专业认证的程序和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复合化发展(1980 年代至今) |
第一节 世纪之交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变革的需求 |
一、高技术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
二、联邦政府对跨学科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
三、学科高度融合推动跨学科教育发展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革新政策的颁布 |
一、《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推动跨学科发展 |
二、《美国竞争法》之“专业科学硕士课程计划” |
第三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复合化发展 |
一、凯克研究所开设“生物加商学”交叉学科学位 |
二、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与工程硕士联合学位计划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多样发展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成熟 |
一、设立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
二、出现社会评估媒介 |
三、强化学生学习结果评估指标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
第一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 |
一、始终体现鲜明的职业导向 |
二、依托专业学院与专业协会 |
三、灵活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 |
第二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 |
一、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 |
二、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 |
三、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 |
四、倡导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 |
五、建立健全专业硕士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美国部分专业学位发展史概览 |
附录2 美国专业硕士学位类型一览表 |
附录3 美国专业认证机构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哲学反思与制度实践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历史及现状 |
四、论文研究思路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伦理审查在中国面临的困惑 |
1.1 中国的医学人体研究及伦理审查的历史 |
1.1.1 中国的医学与医学人体研究 |
1.1.2 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兴起与发展 |
1.2 中国伦理审查实践的现状及特点 |
1.2.1 心理特点:各方复杂的心理博弈 |
1.2.2 社会特点:机构构成的官僚主义 |
1.2.3 文化特点:原则运用的拿来主义 |
1.2.4 制度特点:审查程序随机应变 |
1.3 对中国伦理审查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
1.3.1 照搬:因循模仿,食洋不化 |
1.3.2 重构:寻找基础,方法转向 |
1.3.3 回溯:机制保障,德性为本 |
1.4 结语 |
第二章 与伦理审查相关的若干概念辨析 |
2.1 西方医学人体研究:历史与丑闻 |
2.1.1 人体研究概念及重要性 |
2.1.2 人体研究中的丑闻 |
2.1.3 人体研究的内在道德矛盾 |
2.2 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要素分析 |
2.2.1 伦理审查的认识论基础 |
2.2.2 伦理审查:研究的自由与限度 |
2.2.3 伦理审查的受众 |
2.3 伦理委员会类型及机构审查委员会 |
2.3.1 医院伦理委员会(HEC) |
2.3.2 医学伦理委员会(MEC) |
2.3.3 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
2.4 结语 |
第三章 西方伦理审查的理论预设:解析与反思 |
3.1 四个理论预设解析 |
3.1.1 原罪说及人性论的双重预设 |
3.1.2 古典自由主义、宗教与人权理论 |
3.1.3 新自由主义、原则主义与公平公正 |
3.1.4 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 |
3.2 西方伦理审查理论预设当前面临的问题 |
3.2.1 人性之善恶莫辨 |
3.2.2 权利使美德衰微 |
3.2.3 形式程序掩饰了公平公正 |
3.2.4 社群主义及家庭主义提出的挑战 |
3.2.5 全球化、一体化压制了多元化 |
3.2.6 契约传统遭遇的问题 |
3.3 对西方伦理审查理论预设的反思 |
3.4 结语 |
第四章 伦理审查全球化进程的多角度分析 |
4.1 伦理审查国际规范的历史考察 |
4.1.1 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兴起:纽伦堡法典 |
4.1.2 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发展:一些典型事件的推进 |
4.1.3 有关伦理审查的规则在国际文献中的演变 |
4.2 西方伦理审查的运行现状 |
4.2.1 组织结构松散 |
4.2.2 审查活动商业化 |
4.2.3 审查结论不一致 |
4.2.4 保护受试者的有限性 |
4.2.5 审查过程复杂化 |
4.3 西方伦理审查面临的困境 |
4.3.1 伦理帝国主义的嫌疑 |
4.3.2 伦理原则主义的无能为力 |
4.3.3 无限倒退的困境 |
4.4 结语 |
第五章 伦理审查在当代的处境:危机与机遇 |
5.1 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根源和表现 |
5.1.1 启蒙运动的失败 |
5.1.2 规范伦理的悖谬 |
5.1.3 价值理性的消解 |
5.2 伦理审查的机遇:德性伦理的传承与复兴 |
5.3 儒家德性伦理作为伦理审查普遍理论补充的可能性 |
5.3.1 性善预设 |
5.3.2 社群主义 |
5.3.3 儒家的自我意识 |
5.3.4 医学人体研究的客观需要 |
5.4 结语 |
第六章 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体系:儒家的补充 |
6.1 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德性与制度的契合 |
6.1.1 德性是先导 |
6.1.2 制度为手段 |
6.1.3 伦理审查中的德性与制度 |
6.2 中国伦理审查特有的理论内容 |
6.2.1 仁爱:研究者的精神本质 |
6.2.2 公义:伦理审查各方的利益照顾 |
6.2.3 智识:研究项目科学性的保障 |
6.2.4 诚信:伦理审查和谐关系的精神纽带 |
6.3 中国伦理审查道德判断的理论方法:儒家决疑法 |
6.4 结语 |
第七章 中国伦理审查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教育与培训 |
7.1 伦理审查的制度价值取向 |
7.1.1 伦理审查:以“为善”为目的的实践活动 |
7.1.2 伦理审查实践基础:促研究者行德 |
7.1.3 伦理审查实践理想:使研究者知德 |
7.1.4 由行德而知德:实现伦理审查为善之目的 |
7.2 伦理审查的制度功能 |
7.2.1 审查监督功能 |
7.2.2 教育培训功能 |
7.2.3 咨询服务功能 |
7.2.4 学术不端的调查功能 |
7.3 伦理审查教育培训制度的设计方案 |
7.3.1 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
7.3.2 审查者:伦理培训提升审查能力 |
7.3.3 研究者:科研伦理道德轮训 |
7.3.4 受试者:避免伤害的支持系统构建 |
7.4 结语 |
结束语 对话与圆融:和而不同 |
英文文献 |
中文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实践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进程 |
一、建国初期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变革 |
(一) 高校世俗德育方法的萌芽 |
(二) 宗教德育方法有限度的调整 |
二、19世纪高校德育方法的科学确立 |
(一) 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二) 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的确立 |
(三) 基于实用价值的经验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三、二战之后高校德育方法的曲折发展 |
(一) 战后大学正规德育方法的弱化 |
(二) 60年代学生运动与高校德育方法系统的崩溃 |
(三) 70-80年代高校德育方法的恢复与重建 |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德育方法的多元发展 |
(一) 高校特色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二) 高校国际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三) 高校市场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四) 高校技术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第三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理论渊源 |
一、自由主义的理论影响 |
(一) 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溯源 |
(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 |
二、人本主义的理论呼吁 |
(一) 存在主义的理论思考 |
(二) 个人主义的理论担当 |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石 |
(一) 经验主义的理论立场 |
(二) 自然主义的理论原则 |
(三) 工具主义的理论张扬 |
第四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 |
一、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进步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二) 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 |
(三) 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 |
二、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二) 关怀德育方法理论 |
三、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 |
(二) 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 |
第五章 美国高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
一、直接德育方法 |
(一) 道德问题论证法 |
(二) 探究教学法 |
(三) 理解性教学法 |
(四) 批判教学法 |
(五) 多元文化教学法 |
二、间接德育方法 |
(一) 服务-学习法 |
(二) 联通主义学习法 |
(三) 科研规范结构 |
三、整合德育方法 |
(一) 宽阔学习经验法 |
(二) 整合学术法 |
(三) 跨学科学习法 |
(四) 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 |
第六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美国高校课堂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 研讨模式 |
(二) 讲授模式 |
(三) 渗透模式 |
二、美国高校日常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 网络育德模式 |
(二) 科研育德模式 |
(三) 实践活动育德模式 |
(四) 校园文化育德模式 |
第七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与启示 |
一、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 |
(一) 合理性 |
(二) 局限性 |
二、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
(一) 构建大德育课堂 |
(二) 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 |
(三) 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研究现状 |
二、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中国中医政策的渊源 |
一、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危机 |
(一) 歧视中医的社会思潮 |
(二) 民国政府对于中医事业的限制和歧视 |
(三) 中医面临危机的根源分析 |
二、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医工作概况 |
(一) 根据地时期对中医的运用 |
(二) 中共民主革命时期中医政策的初步探索 |
(三) 中共民主革命时期中医政策的影响 |
第二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践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过程 |
(一) “中医科学化”的历史渊源 |
(二) “中医科学化”政策形成的过程 |
(三) “中医科学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二、“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施 |
(一) 中医进修工作的开展 |
(二) 中医科研工作开展 |
三、对“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分析 |
(一) 建国初期实行中医科学化的历史必然性 |
(二) 中医科学化政策的积极意义 |
(三) 中医科学化政策实施中的偏差 |
第三章 中医政策的大转折 |
一、中医政策重大转折的实现 |
(一) 中央领导层对中医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
(二) 卫生部开始纠偏,中医政策的初步调整 |
(三) 批判贺诚、王斌与中医政策的根本转折 |
二、中医工作的全面开展 |
(一) “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实施 |
(二) 中医研究院的成立 |
(三) 中医教育工作的加强 |
第四章 “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
一、“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提出 |
二、“文革”中的中医工作 |
三、“中西医结合”的重大成就—以针刺麻醉和青蒿素为例 |
第五章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
一、新时期中医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
二、新时期中医工作的特点 |
(一) 注重法制建设 |
(二) 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
(三) 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 |
三、对新时期中医事业的评价 |
(一) 中医事业的成绩 |
(二) 中医事业面临的挑战 |
结束语:新中国中医政策变迁的启示和思考 |
一、坚持百家争鸣,正确处理政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 |
二、全面认识科学,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
三、实事求是,制定政策要依据具体国情 |
四、固本培元,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
五、关于当前中医政策的两点思考 |
(一) 做好中医人才培养工作 |
(二) 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 |
(9)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英文摘要 |
中文摘要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科研绩效评价理论 |
2.3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 |
2.4 讨论 |
第三章 国内外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发展历程和探索实践 |
3.1 我国科研绩效评价发展历程和探索实践 |
3.2 国外科研绩效评价的实践 |
3.3 国外科研绩效评价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第四章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现状和需求分析 |
4.1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现况 |
4.2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SWOT分析及模型构建 |
4.3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需求分析 |
4.4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的必要性分析 |
第五章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5.1 指标体系构建目的 |
5.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3 指标体系构建 |
5.4 讨论 |
第六章 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 |
6.1 评价的目的及意义 |
6.2 评价原理及方法 |
6.3 评价结果及分析 |
6.4 讨论 |
第七章 对比研究及建议 |
7.1 现行评价的概况 |
7.2 评价结果的比较研究 |
7.3 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分析 |
7.4 讨论 |
全文总结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我国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研究现状 |
参考文献 |
附件1 |
附件2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工作 |
致谢 |
(10)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创造条件为医学科学研究作出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2]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D]. 李小丽. 河北大学, 2020(02)
- [3]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王薇. 河北大学, 2020(08)
- [4]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哲学反思与制度实践路径[D]. 邓蕊. 山西大学, 2012(01)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D]. 刘兴璀. 武汉大学, 2018(01)
- [7]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D]. 宫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9]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D]. 张红军. 第三军医大学, 2016(12)
- [10]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