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拟定研究课题（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刘亚军[2]（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朱厢炜[3]（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认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徐涛[4]（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黄立[5]（2006）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文中研究指明1949-1965年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理论、技术、体系等方面均呈现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结束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国内研究状况、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全面考察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地位。第二章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轨迹基础上，对其进行分代、分期、分段的划分，并重点界定1949-1965年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分段与内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类型；第三、四、五章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化发展历程着手，分三个阶段详细考察城市规划从近代规划的自发延续开始，到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直至规划的摸索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对各阶段的典型城市规划活动进行案例分析，并总结各期主要历史特征。 第六章回顾了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了二者的辨证关系，探寻了导致历史城市保护失败与旧城改造方式泛滥的根源，认为其发展的历史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第七章从城市规划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子系统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进行历史考察，从国家政权建构、法律规范颁布、技术编制磨合等方面来综合讨论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技术手段的时代特征。 第八章从范型的角度，对苏联、近代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指明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和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两种范型的影响途径，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与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近代与苏联的交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自主过程。 第九章从城市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历史渊源中，阐明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城市规划核心内容、学科基础扩展的历程，通过规划教育来疏理城市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形成脉络，并总结了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共生关系和历史特征。 第十章对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燕丽娜[6]（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李波[7]（2017）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活动是政府运作的基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柱。自本世纪以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工具,被学界广泛关注,并应用于地方政府财政监管实践中。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将年度预算的编制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挂钩,使其成为了财政管理中的刚性要求。但反观评价实践,因缺失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导致评价理念不清晰、评价流程不规范、评价体系不科学、结果应用不充分等,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权责关系不明确,部门及地方利益缺失有效约束。因此,为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作用及功能,基于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政府的战略指引,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以国家新预算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是客观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归根结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是民主范畴的技术工具和目标评价的纠错机制,其本身内置了法制化要求。本文以法治政府等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经验,结合我国当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践需要和法制化现状,系统审视及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面对的环境与问题。研究结论:一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要遵循程序规范、多元主体参与、权责均衡和协调统一的原则,尤其是要协调评价权、组织权、实施权和评议权的关系;二是在立法方式上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统一立法;三是需构建以《绩效评价法》为基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为核心,辅之以各类专门制度的法制体系。本文研究涉及法学与公共财政学,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研究方法上将法学的规范分析范式与公共管理量化分析相结合,体现跨学科的研究特点,比方说,对现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规评价采用量化评价;其次,结合了广东等地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将典型案例导入分析问题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实证性特点;最后,本研究涉及的财政支出第三方绩效评价是一个新领域,法制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迫切的实践需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制化作为建设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的不可或缺的要求,本文研究只是一个新开端。
刘志欣[8]（2008）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问题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问题,涉及到了政治学、法学、行政学、财政学等学科。先前许多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并形成了一些研究结论。就法学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宏观层面,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总体情况进行把握。但是,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即便是一个领域的行政权力往往也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行政权力,如谈及教育行政权力时,不仅会涉及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纵向分类,还可能涉及到教科书的选定、学校的设立和管理等具体的权力;又如涉及税权时,又会有具体税种的区分,因此,这样宏观的把握有时会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选取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这一具体行政权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法律文件的梳理对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过程进行探究,并试图对我国将来的权力配置制度变革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一研究主要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初步研究。在描述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关系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一组需要明确的范畴。所谓的中央政府是指全国性的政府,即管辖区域及于整个国家的那个政府;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对称,是指对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行使管理权的政府。考虑到资料方面的原因,本文研究的地方政府仅指大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级的区域政府。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诸多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成果中,对中央与地方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力配置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如何具体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则分歧甚多。目前学者在研究权力配置时主要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进行理论设计,而没有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明。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对这种争论进行一个回应是有意义的。在分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权力配置过程之前,首先必须介绍我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机关――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因为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是中央与地方进行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载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本文分别介绍了中央法律文件与地方法律文件中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状况。主要从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第一层次介绍了我国宪法、组织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所确定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规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框架,这主要是一个宏观层次的介绍;第二个层次是以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为分析对象,介绍了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状况,主要说明了中央如何对审批权力进行配置;在第三个层次中,本文试图从地方法律文件的角度来看地方审批权力的配置状况,并描述地方对中央审批权力配置的态度。在分析中,本文注意了历史的维度,观察了这三个层次的配置在历史中的沿革。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结构是由宪法、组织法和法律所确定的。宪法确定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作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权力授予了国务院。而对于如何进行行政权力配置,宪法和组织法仅提供了行政区域范围这一标准。为了解决具体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对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和规定进行了一定的延伸,提供了相对具体化的权力配置原则,并对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进行了比较抽象的列举式规定,对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则进行了授权式的规定。这样粗疏的规定在实践中是难以操作的。为了解决行政执法中的操作问题,有关国家机关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将这些规定具体化、明确化。这些具体化、明确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在政府发布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既有作为正式法渊源的法律文件,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也有作为非正式法渊源的法律文件,如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仅对正式法渊源进行考察的话,可能很容易得出中央与地方具体行政权力配置并不清楚的结论;但是如果把规范性文件结合进去考虑时,或者会发现结论并不正确。在考察中央法律文件和地方法律文件时,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重点考虑的:一是法律文件是通过什么方式、如何来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二是法律文件在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时采用了什么样的标准。就中央法律文件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的配置而言,宪法、组织法和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的规定是比较抽象而不明确的,但当结合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中央法律文件对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力的配置并不是不清楚,而是十分明确的;但对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则主要是授权性的规定。也即是说,中央法律文件对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是十分具体明确的,而对于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则基本上不进行规定。而对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同时期发布的39个法律文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于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也是比较概括的,但是通过规范性文件的补充,地方法律文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配置也是十分明确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标准上,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总体上,环境影响标准的份量在不断的强化,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同级审批标准则相对弱化。规模标准有从特大、大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抽象划分到具体明确的列举式划分,进而到极为细致地根据“项目类别”量化划分的趋向;而环境影响标准则沿着从无到有、逐步强化的路线演进,并在一定程度上变通了同级审批标准。因此,在中央与地方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力的配置过程中,虽然各地方法律文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但是法律文件中的权力配置是趋向于明确而详尽的。在这其中,规范性文件对审批权力配置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沟通过程中,备案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权力配置的标准而言,标准有从共性标准走向个性标准的趋势,即权力配置标准有逐渐从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标准向环境影响标准转变的趋向。通过这一考察,也可以发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过程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权力配置过于细致,过于细致的列举式规定导致了法律文件在应对社会变化时缺乏一种灵活性;二是正式法律渊源虚化,由于规范性文件在配置过程中起到了包括“破法”在内的重要作用,因此正式法律渊源被严重虚化;三是监督权力过于疲软,从实践中权力配置制度的运行状况来看,配置十分明确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督权力的过于疲软。论文最后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首先,具体行政权力的配置应当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定,法律不宜直接对具体行政权力的配置作出规定;其次,应当发挥法律解释在行政权力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淡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再次,应当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运用财权、人权等管理手段,并强化地方政府法律责任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最后,应当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机制,建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协调程序,中央必须正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地方利益,并通过一定的途径保证地方利益得以有效表达。
崔海伟[9]（2013）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体现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生态代价的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科学发展已变成中央、地方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共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一诉求提供了坚强保障。然而，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给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追求发展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的污染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不满。近年来，因为此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动摇着中共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地领导国家发展是一个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重要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确立一个重大决策，体现了一个中共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到初步实施的整个过程全面反应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视本国国情，运用战略思维制定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把握中共制定战略的决策历程和采取地措施；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前十年的成就和问题；再就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为长期执政的中共如何科学地领导发展，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从中共党史上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1992-2002年）全面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就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而言，这十年是战略长期推进中的一个初始阶段。2002年，朱镕基在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关于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十年的大体状况。这两个方面都强烈地体现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尽可能全面地而又详尽地获取这十年间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历史资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查阅档案、文献、报纸等各种资料，理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力图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共制定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体现出国内外各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发展问题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系统地阐述这些内容同样需要各种史料的支撑。因此，查阅历史资料并进行史料的分析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初发端于西方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制定和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中共和中国政府注意借鉴西方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中外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过程。战略实施注意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成功经验。要正确地分析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作为一篇党史论文，本文还试图运用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注意从战略预判、战略形成、战略实施、战略评估几个维度进行剖析。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历史学和战略学研究方法交叉运用的一次尝试。总结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二是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并作出较为客观地评估。三是提出中共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应考虑的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有六十余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旅途。这段旅途因为其特有的内涵、长远地战略立意以及现实的影响力必将越来越得到人民的关切。它曾经也将会继续全方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梦想虽然遥远，但我们已在路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经之路。这并非是一次普通的回顾，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安志[10]（2019）在《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峰”企业仍然不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各地各部门密集出台了各种“创新新政”,从人才培养和引进、产学研合作、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红包”。政府部门的努力在客观上降低了部分企业的创新成本,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还存在哪些局限性?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科技管理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奖励、补助”作为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科技管理官员在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官员行为模式开展研究,沿着创新激励政策的传导路径,从政府内部激励结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政企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述了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并以我国“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为背景,对当前科技创新配套支持政策进行了总结。随后,对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类,本文发现,我国是一个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比较多的国家,政策类型以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为主,功能性创新激励政策为辅。而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又以科技认定作为主要的实施手段,即对企业创新成果和创新要素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和认定,并以此为依据给予资金奖励或其他政策优惠。其次,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对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政府激励政策总体落地情况进行了梳理。随后,以苏州制造业为例对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利用苏州市的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对创新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未表现出显着的效应,本文基于苏州市企业样本的实证检验没有找到支持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着影响的证据。第三,在制度层面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结构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将科技管理官员这一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尝试揭开政策决策机制这个“黑箱”,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下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本文认为,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正逐步取代GDP增速成为官员的重要政绩之一,GDP锦标赛也正逐渐演化为创新指标竞赛。密集出台的各种创新激励政策体现了科技管理官员的责任担当和创新精神。但由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科技管理官员可能在担当作为、晋升激励、设租、避责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择策略性行为,将科技认定作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而较少使用科技项目、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科技认定作为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出政绩的“强绩效行为”,可以减轻科技管理官员的工作压力,而且便于个别官员进行设租活动,因此被广泛而大量地使用,成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科技项目、科技认定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实施情况构成了科技管理官员政绩的主要内容。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数据构建了 2005-2015年中国省级科技管理官员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科技认定能够对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兑现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表现出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显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抑制了企业创新,这种抑制作用受到地区市场治理环境的调节,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不显着,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显着。第四,将研究视野从政策供给转向政策执行,考察了政企博弈对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下,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在立项、评审、技术审查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具有显着的差异性。相比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科技认定具有低风险、高收益、弱监管以及寻租空间大等特点,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策略性创新、材料包装、寻租等行为达到“寻认定”的目的。通过构建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发现科技认定难以使企业产生准确的政策预期,无法对企业研发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摊,这也制约了其创新激励作用的发挥。利用苏州市微观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认定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表现出不显着的挤出效应。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创新激励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即政府作用同市场机制有效对接,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正确认识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以及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拟定研究课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拟定研究课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理论缘起 |
| (二)实践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际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思考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历史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四)分析与综合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 |
| (二)列宁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依据 |
|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 |
| (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 |
| (三)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思想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重视民生的思想 |
| (二)中国古代重视轻重之术的思想 |
| (三)中国古代重视义利观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与确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 |
| (二)经济思想的确立 |
|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 (一)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二)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三)经济思想的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富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 |
| (一)产业发展及相互关系 |
| (二)“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 |
| (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
| (四)依靠科技发展生产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 |
| (一)注重市场经济规律 |
| (二)以农业为基础 |
| (三)具备前瞻性与战略眼光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群众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李富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发展思想 |
| (一)农业生产与建设 |
| (二)工业建设与布局 |
| (三)产业之间相互关系 |
| 二、计划工作的思想 |
| (一)计划工作部门的建设 |
| (二)计划工作管理制度 |
| (三)正确认识计划工作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
| (四)计划工作遵循的方针与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
| (五)李富春对计划经济思想的科学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 |
| 一、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来源 |
| (一)李富春对“大跃进”影响的思考 |
| (二)李富春对“大跃进”教训的反思 |
| 二、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内容 |
| (一)农业调整思想 |
| (二)工业调整思想 |
| (三)商业调整思想 |
| (四)工作方法调整思想 |
| (五)计划工作调整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与精髓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 |
| (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 |
| (二)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方法特点 |
| (一)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
| (二)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
| (三)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
| (四)极具实践性的经济理论 |
| (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 |
| (一)综合平衡的辩证法 |
|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三)勤俭节约的方法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
| (一)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基石 |
| (二)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基石 |
| (三)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基石 |
| (四)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基石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4）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一、1980年代前中共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演变 |
| 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原因分析 |
|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和功能定位 |
| 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机制和议题设置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0-1984) |
| 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指导“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 |
| 三、初步酝酿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改革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4-1987) |
| 一、积极应对经济波动 |
| 二、参与“七五”计划的编制 |
| 三、实行“价格双轨制” |
| 第四章 十三大召开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1989) |
| 一、高层决定“物价闯关” |
| 二、提出“治理环境、深化改革”的方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缘起与经纬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回顾 |
| 1.3.1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重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重点 |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有关概念与用法 |
| 1.6.1 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与城乡规划 |
| 1.6.2 苏联与前苏联的用法 |
| 第二章 政治经济脉络之演变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期 |
| 2.1 政治经济脉络的演变 |
| 2.2 近现代整体视野下的现代城市规划分段 |
| 2.2.1 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代 |
| 2.2.2 现代城市规划的分段与分期 |
| 2.2.3 1949-1965年现代城市规划的三大阶段 |
| 2.3 1949-1965年各阶段的内容 |
| 2.3.1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阶段(1949-1952) |
| 2.3.2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阶段(1953-1957) |
| 2.3.3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阶段(1958-1965) |
| 2.4 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建设的类型 |
| 2.4.1 城市类型 |
| 2.4.2 城市规划类型及其性质 |
| 第三章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1949-1952) |
| 3.1 社会背景 |
| 3.1.1 “生产性城市”建设方针 |
| 3.1.2 城市化起步与城市制度 |
| 3.1.3 城市改造与新村建设 |
| 3.2 城市规划的起步 |
| 3.2.1 都市计划方案的迅速出台 |
| 3.2.2 苏联专家参与和逐步影响 |
| 3.3 首都北京城市规划 |
| 3.3.1 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立 |
| 3.3.2 两种不同的城市建设思想 |
| 3.3.3 行政中心留在旧城——巴兰尼克夫方案 |
| 3.3.4 行政中心移往西郊——梁陈方案 |
| 3.3.5 肯定行政区留旧城——朱赵方案 |
| 3.3.6 规划方案的共识与分歧 |
| 3.4 沿海地区城市规划——以上海与天津为例 |
| 3.4.1 上海都市计划初期草案第三稿与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 |
| 3.4.2 天津的建设计划与城市规划 |
| 3.5 内地地区城市规划——以西安与兰州为例 |
| 3.5.1 西安市都市计划三稿 |
| 3.5.1 兰州市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1953-1957) |
| 4.1 社会背景 |
| 4.1.1 “经济恢复”胜利完成 |
| 4.1.2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
| 4.1.3 城市化与城市制度的发展 |
| 4.2 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 |
| 4.2.1 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 |
| 4.2.2 城市规划的全面展开 |
| 4.3 “论十大关系”与规划调整 |
| 4.3.1 “一五”计划的总结——“论十大关系” |
| 4.3.2 苏联规划模式的反思——“反四过” |
| 4.4 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
| 4.4.1 总体规划方案的讨论 |
| 4.4.2 政治中心区的规划 |
| 4.5 工业城市规划与建设 |
| 4.5.1 工业城市与规划的类型 |
| 4.5.2 已有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 4.5.3 首次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1958-1965) |
| 5.1 从“大跃进”到“大调整” |
| 5.1.1 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
| 5.1.2 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
| 5.2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 |
| 5.2.1 城市规划的“大跃进”(1958-1960) |
| 5.2.2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0-1963) |
| 5.2.3 城市规划的短暂恢复(1963-1965) |
| 5.3 区域规划的高潮——通化与朝阳区域规划 |
| 5.3.1 吉林通化地区区域规划 |
| 5.3.2 辽宁朝阳地区区域规划 |
| 5.4 分散与组团布局——三种类型城市规划 |
| 5.4.1 “工农结合”的分散布局——大庆城市规划 |
| 5.4.2 “三翼伸展、田园楔入”的风车状组团布局——合肥城市规划 |
| 5.4.3 “带状组团”的分散布局——攀枝花城市规划 |
| 5.5 城乡与工农并举——人民公社规划 |
| 5.5.1 农村人民公社规划 |
| 5.5.2 城市人民公社规划 |
| 5.5.3 对首都北京的影响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 |
| 6.1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概念 |
| 6.1.1 历史城市保护 |
| 6.1.2 旧城改造 |
| 6.2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 |
| 6.2.1 历史城市保护的开始与城市环境的整治(1949-1952) |
| 6.2.2 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与旧城利用和改造(1953-1957) |
| 6.2.3 历史城市的破坏与旧城改造的“大跃进”(1958-1965) |
| 6.3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思想理论 |
| 6.3.1 中国专家的历史保护与思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 6.3.2 苏联专家的历史古迹保护思想——改建、扩建和新建 |
| 6.4 历史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特征 |
| 6.4.1 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 |
| 6.4.2 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 |
| 6.4.3 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七章 城市规划体系建构与嬗变 |
| 7.1 城市规划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7.2 城市规划法规体系 |
| 7.2.1 城市规划法规与政策 |
| 7.2.2 土地管理法律规范 |
| 7.2.3 文物保护法律规范 |
| 7.2.4 房产管理法律规范 |
| 7.2.5 建设工程与市政工程管理 |
| 7.2.6 规划法规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3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
| 7.3.1 总体规划 |
| 7.3.2 详细规划 |
| 7.3.3 区域规划 |
| 7.3.4 城市设计 |
| 7.3.5 城市规划编制与审批程序 |
| 7.3.6 规划编制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4 城市规划管理体系 |
| 7.4.1 规划管理建构的起步(1949-1952) |
| 7.4.2 城市规划机构的健全(1953-1957) |
| 7.4.3 规划管理体系的调整(1958-1965) |
| 7.4.4 规划管理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规划范型导入与影响 |
| 8.1 城市规划的思想类型 |
| 8.1.1 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
| 8.1.2 苏联城市规划思想 |
| 8.2 城市规划的理论范型 |
| 8.2.1 古典主义规划 |
| 8.2.2 功能主义规划 |
| 8.2.3 有机疏散理论 |
| 8.2.4 卫星城理论 |
| 8.2.5 带型城市理论 |
| 8.2.6 区域规划理论 |
| 8.2.7 居住区规划理论 |
| 8.2.8 绿地带规划理论 |
| 8.3 城市规划的实践范型 |
| 8.3.1 首都城市的城市规划 |
| 8.3.2 树为典型的城市规划 |
| 8.4 城市规划范型的影响途径 |
| 8.4.1 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 |
| 8.4.2 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 |
| 8.5 1949-1965年城市规划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九章 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与发展 |
| 9.1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 |
| 9.1.1 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纵览 |
| 9.1.2 城市规划教育的近代背景 |
| 9.2 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 |
| 9.2.1 城市规划核心内容的确定 |
| 9.2.2 城市规划相关学科的交叉 |
| 9.3 城市规划教育 |
| 9.3.1 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 |
| 9.3.2 城市规划院校的发展 |
| 9.3.3 城市规划教材的使用 |
| 9.3.4 城市规划课程的设置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总结与展望 |
| 10.1 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总结 |
| 10.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后续研究 |
| 附录1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2 论文图表目录 |
| 附录3 1949-1965年中国出版的城市规划书籍与译着一览表 |
| 附录4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大事记 |
| 附录5 《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1956) |
| 附录6 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项目 |
| 后记 |
（6）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价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 2.1.1 规制（Regulation) |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1.1 改革背景 |
| 5.1.2 改革内容 |
| 5.1.3 改革成效 |
| 5.1.4 经验启示 |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2.1 改革背景 |
| 5.2.2 改革内容 |
| 5.2.3 改革成效 |
| 5.2.4 经验启示 |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3.1 改革背景 |
| 5.3.2 改革内容 |
| 5.3.3 改革成效 |
| 5.3.4 经验启示 |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7）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内容结构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理论 |
| 一、效能政府 |
| 二、责任政府 |
| 三、控权政府 |
| 第二节 政府绩效评价理论 |
| 一、民主行政 |
| 二、结果导向 |
| 三、公众参与 |
| 第三节 财政绩效评价法制化理论 |
| 一、财政支出法治化 |
| 二、财政管理科学化 |
| 三、财政监督具体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进程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阶段划分 |
| 一、改革开放前（1949 年—1977 年） |
|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78 年—1999 年） |
| 三、新世纪以来（2000 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践探索 |
| 一、国内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践探索 |
| 二、广东财政转型及其绩效评价法制化进程 |
| 第三节 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进程的因素分析 |
| 一、经济发展程度 |
| 二、经济及财政体制改革 |
| 三、民主法治意识 |
| 四、国家大政方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现状评析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法规与规章 |
| 一、《哈尔滨市政府绩效管理条例》 |
| 二、《青岛市预算绩效管理条例》 |
| 三、《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法规分析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有关法律分析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有关行政法规分析 |
|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有关部门规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现状与特点 |
| 一、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制化现状 |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特点 |
| 第四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存在的问题 |
| 一、地方立法滞后，整体立法位阶偏低 |
| 二、权力配置不科学 |
| 三、缺乏程序保障 |
| 四、立法操作性不强 |
| 五、结果应用制度的不完善 |
| 第五节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顶层设计缺位 |
| 二、法治理念与绩效理念薄弱 |
| 三、理论体系不完善 |
| 四、官僚主义抵抗 |
| 五、评价主体缺乏专业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体系要素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体系 |
| 一、评价主体 |
| 二、组织模式 |
| 三、评价流程 |
| 四、结果应用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技术体系 |
| 一、评价指标 |
| 二、指标权重 |
| 三、评分标准 |
| 四、评价周期 |
| 第三节 广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与指标体系 |
| 一、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
| 二、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域外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经验 |
| 一、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经验 |
| 二、英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经验 |
| 三、澳大利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经验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特点及不足 |
| 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特点 |
| 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域外经验对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启示 |
| 一、我国已具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可行性条件 |
| 二、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抓好有关财政事务法制化 |
| 三、进一步培养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绩效意识、法制意识 |
| 四、构建以核心法律为基础、其它法律为补充的法律体系 |
| 五、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内容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思路与对策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宗旨和原则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宗旨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立法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定位、模式与进路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立法定位 |
| 二、立法模式的选择：统一立法 |
|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制体系 |
|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进路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的内容框架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原则 |
| 二、财政支出基本权力的配置 |
| 三、评价主体的选择 |
|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程序完善 |
| 五、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
| 六、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申诉、救济机制 |
| 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第一章 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概述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其限定 |
| 一、问题的缘起和提出 |
| 二、主要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三、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限定 |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权力配置 |
|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 |
| 三、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 |
|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理论 |
|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的主要成果 |
|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理论 |
| 第二章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制度 |
| 第一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概况 |
|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第二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 |
| 一、审批权概述 |
|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 |
| 第三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审批机关 |
| 一、中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置 |
| 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 |
| 第三章 中央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框架 |
| 一、八二宪法颁布前我国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宪法、组织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三、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对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
| 第二节 其他中央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一、1986年以前的中央权力配置情况：以建设规模为配置标准 |
| 二、1986年－1998年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逐渐独立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三、1998年－2004年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以规模标准为主，兼采环境影响标准 |
| 四、2004年以后的中央权力配置状况：规模标准与环境影响标准并重 |
| 五、总结 |
| 第四章 地方法律文件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第一节 地方法律文件概述 |
| 一、地方法律文件的界定 |
| 二、地方法律文件的范围 |
| 第二节 地方法律文件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的配置 |
| 一、1986年－1998年的地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分类管理手段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二、1998年－2004年的地方审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调节手段的环境影响标准 |
| 三、2004年至今的地方权力配置状况：作为配置标准的环境影响标准 |
| 四、总结 |
| 第五章 对权力配置过程的考察 |
| 第一节 权力配置的状况 |
| 一、法律文件的权力配置趋向于明确而详尽 |
| 二、各地方法律文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
| 三、规范性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权力配置标准上从共性标准走向个性标准 |
| 五、备案制度在上下级行政机关沟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权力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权力配置过于细致 |
| 二、正式法律渊源虚化 |
| 三、监督权力的过度疲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学术价值 |
| 二、 本选题研究的学术状况 |
|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总体概况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观点回顾 |
| （三）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实施研究状况的点评 |
| 三、 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
| 四、 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五、 创新点、难点及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的依据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渊源 |
| 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二、 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思想 |
| 三、 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 |
| 第二节 中共执政中对持续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
|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思考 |
|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环境危机：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二、 中共中央对国家发展方式的思考 |
| 三、 理论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探讨 |
| 第二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 |
| 第一节 世界舞台展现中国主张 |
| 一、 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 |
| 二、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三、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主张 |
| 第二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主张的结晶 |
| 一、 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初步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文本的制定 |
| 三、 《中国 21 世纪议程》出台：新国家战略的确立 |
| 第三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
| 一、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特点 |
| 第三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实施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启 |
| 一、 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第二节 提高思想自觉，推动战略实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深化 |
| 二、 可持续发展宣传教育 |
| 第三节 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国家行动 |
| 一、 坚持计划生育，推动扶贫开发 |
| 二、 实施绿色工程 |
| 三、 创办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实施 |
| 二、 实施两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
| 第四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总结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的成效 |
| 一、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
| 二、 人口等社会可持续发展取得成效 |
| 三、 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 |
| 四、 可持续发展法制体系日益健全 |
| 五、 科技教育支持能力得到提高 |
| 第二节 中国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 |
| 一、 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 |
| 二、 人口、资源及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巨大 |
| 三、 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有待完善和执法检查工作薄弱 |
| 四、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比较薄弱 |
| 第五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的历史启示 |
| 一、 深刻认识与把握国情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
| 二、 拥有世界视野，妥善处理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的全球性事务 |
|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
| 四、 重视科学咨询，增强决策科学化 |
| 五、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扩大公众参与 |
| 六、 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提升战略实施效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 |
| 第一节 科技创新的阶段 |
| 第二节 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目标 |
| 第四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历史演进 |
| 第三节 我国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及政策支撑 |
| 第四节 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
| 第五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政府培育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基于苏州制造业的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微观检验 |
| 第六章 政府内部激励结构与科技管理官员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政策工具选择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科技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第七章 不同激励政策下的企业创新决策 |
| 第一节 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 |
| 第二节 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四节 关于科技项目激励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 第八章 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 |
| 第一节 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
| 第二节 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 |
| 第三节 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 第四节 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 |
| 第五节 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拟定研究课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D]. 黄立. 武汉理工大学, 2006(12)
- [6]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7]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研究[D]. 李波.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8]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研究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D]. 刘志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08(04)
- [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D]. 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D]. 安志.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