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年来科学界之进步（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1]（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姚昆仑[2]（2007）在《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系统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中国25史与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诞生以来科技奖励活动和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梳理清楚我国从古至今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反映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奖励状况和特点。同时通过与国外科技奖励的简要比较，评述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科技奖励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并通过科技奖励的发展史实来深化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和理解。论文的每章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科技奖励史实、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发掘和分析。每章的研究要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从上古以来到明代末期中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演进过程。人类最早的科技奖励活动，是从对政治、军事方面有功的赏赐发展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对“格致学”和技艺方面的奖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主要对天文学、医学的奖励扩展到对农业、军事科技、建筑等领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奖励的作用多有论述，并将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这些论述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和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二章：阐述和分析了清代科技奖励的发展路线、转折及特点。清代是我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走向制度化科技奖励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既来自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的推动，也反映了在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思想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觉醒。虽然这时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建立在专利制度上的，但对推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技术产品从模仿到自我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本章首先论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建制化出现，民国政府、研究院所和社团设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技奖励的特点；其次论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民国政府科技奖励的侧重点，如注重实用技术和替代品的奖励，对基础研究激励重视不够等。第三是论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和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论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奖励进入了新的阶段。本章论述了五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特点以及省市科学技术奖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和特点，并简要概括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奖励的作用。第五章：对当代中国和国外科技奖励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开头简要回顾了西方科技奖励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其后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对中外科技奖励在推荐形式、评审程序、奖金额度的变迁、影响奖励知名度的各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并着重对我国与当代最发达国家美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最后指出了当代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附录中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包括对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各种起源理论、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关系、奖励制度与科学资助（基金）的关系以及国外激励心理学的论述和分析。总之，本文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我国古今科技奖励的丰富史料，整理归纳古代贤哲有关奖励的论述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科技奖励的特点。同时，对当代中国与国外科技奖励在评审、奖金强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
范冬清[3]（2017）在《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一流大学的成长是一个相互支持、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尽管科学精英的汇聚能够促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一个命题,然而,科学精英的汇聚如何促进大学的提升,一流大学的成长又如何推动科学精英的汇聚,即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的内在协同机理较少被系统阐述。当前无论是先发型国家还是后发型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实施一流大学战略,对全球科学精英的竞争愈发激烈。理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以科学精英的汇聚为切入口,能较好地呈现一流大学在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强国,尤其是美国为例,阐释与归纳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对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研究表明,从历史视角来看,科学进入大学启动了现代大学的发展,科学精英的产生及汇聚助力研究型大学成长为一流。二战后科学精英从欧洲转向美国集聚,与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迅速发展相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主要来自于中国与印度的S&E早期精英汇聚于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是全球科学精英首选的目的地,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同时显示出较高的迁入及迁出比例,欧洲大学在排名榜单上占据第二集团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将科学精英回流及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举措,处于积极追赶过程中。从科学精英与现代大学的交互机制来看,二者相互契合与匹配,科学精英产出社会资本、学术资本与物质资本,推动一流大学成长;一流大学通过政府稳定巨额的资助、良性的大学治理、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以及注重清除对家庭及个人迁移障碍等行为汇聚科学精英。从制度上看,学科制度上注重学科治理中的专业权力、强调R&D经费可用度、发展跨学科、鼓励科学文化,通过学科与院系的协同主体作用,在“底部沉重”的大学组织内实施有效汇聚,直接驱动学科发展与创新。大学制度上实施高效合理的招募引进、职业晋升、学术能力评价、捐赠讲席制度,既优化精英群体动态结构,又扩充工作岗位数量,使得大学达到成长的最优态。加之,移民、政治、经济、文化为科学精英提供宽松包容的环境,也为大学成长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在“双一流”背景下,须重构我国科学精英汇聚与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关系,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目标。
兰栋琪[4]（2020）在《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化学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发展至清中后期明显落后于世界,并未演化出具备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的近代化学。成立于1914年的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然而学界对中国科学社在化学学科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还未予以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以《科学》《科学画报》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中国科学社的有关档案史料和民国时期其他的期刊杂志探讨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化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清末以来西方近代化学逐步传入中国,但发展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科学社成立后,通过创办期刊、译著书籍、学术交流和设立科学奖金等活动,推动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在组织机构方面通过分股委员会中化学化工股的设立几乎囊括了国内绝大多数化学人才。这一群体是不折不扣的精英群体,大都从事化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不仅带动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并且为近代中国化学各分支学科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社刚开始就是伴随着《科学》月刊的编辑出版而成立,因此《科学》的编辑和发行是中国科学社自始至终最重要的社务之一。作为中国科学社刊登学术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平台,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科学社的最高学术成就。社员们以此为平台,发表论文,为统一化学名词、促进化学知识传播和整理古代化学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促成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和化学史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加快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发展。在《科学》发行将近20年之际,社员们深感科学普及的不足,遂创办《科学画报》,并且组织社员举办通俗科学演讲以推广科学知识。社员们以此为媒介,阐明化学在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介绍家庭中即可完成的化学实验,缩短了普通民众与化学的距离,使化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真正开始被寻常百姓家所了解和认识,极大的加速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普及。总之,中国科学社以《科学》和《科学画报》为主要媒介,同时开展其他活动,为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统一化学名词、展开化学研究、整理古代化学成就和加速化学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从“传统”走向“西方”的特点。然而限于时代背景等因素,中国科学社在发展近代化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科学万能化和未能顾及基层等不足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程佳佳[5]（2019）在《基于复杂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范式》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当代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具有复杂性特征的趋向,结合当前复杂性研究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试图以综合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角度的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为指导,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通过范式对当代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复杂性的深入思考,从而在城市规划学科范围内的解析,以期获得对当代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中具有代表性的复杂性现象的理论支撑与梳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问题给予澄清,提出基于复杂性的保护范式。论文首先关注了复杂性及其复杂性科学,对中外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复杂性的缘起与发展进行追溯;对当代文化遗产复杂性趋向所表现出的显性和隐形特征进行阐述;对其产生的必然性做出分析;总结了复杂性趋向的既有认识与理解后提出今天的简单性范式在应对当代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复杂性问题时表现的不足,并以此为契机,将城市规划学科对该问题的研究视野提升和扩展至当代科学哲学的领域,将复杂性范式引入文化遗产保护中,从基于复杂性范式中总结要点,架构出分析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问题的解释性框架并解析。随后,使用代表最能体现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以色列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作为研究对象,用基于复杂性的范式加以探讨。最终对基于复杂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式进行反思,提出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后续思考和展望。本文研究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视角,以公认的几个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复杂性范式入手探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中的复杂现象,从科学哲学及现象学的视角对其复杂性进行探究,以复杂性科学的范式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之路,以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参考意见。本文全文（含附录）共16万字,图表图纸共108张。
孙磊[6]（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著,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夏文华[7]（2013）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异质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在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开始进入学术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文化也随之开始步入理性发展轨道,以现代科学的专业知识为载体,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12-1949这几十年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建制独立出来,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逐渐明确,中国科学文化开创了新的局面。对这一新局面进行的无论何种方法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示范意义。再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纷繁复杂,又遭受外族入侵,当时的社会文化多所变迁,种种的时代特征均给予科学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科学文化倍受学者重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截取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断面,提出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模式,对该历史时期的科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这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所在。鉴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探讨。笔者在综合考量了各种研究之后,发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研究的对象有所局限,如科学史研究者关注点在于科学家,人文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家,无形中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分解,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事实上,在科学文化的兴起过程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一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纳入共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理解。本文共十四章,从结构上可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结构、维系、研究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第三章主要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进行分析,探讨他们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科学文化塑造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1131名成员的整体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共同体成员在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社会联系与特征,并分析原因,进而探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第五章将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与同一时期另一重要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的核心成员——会员——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在各个方面的异同；第六章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共同体成员的科学文化实践活动对科学事业与科学文化的贡献。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十章）全面阐述科学文化共同体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贡献。第七章探讨了以中央研究院成员为主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科研机构的贡献；第八章考察了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参与科学学会的建设,并探讨中国现代科学学会在促进学科发展,团结科学家群体,增进国际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九章考察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特殊贡献；第十章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图书馆为例,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对承载着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功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作用与科学考察实践。第十一章主要以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学术示范作用,并以中央研究院的一份科学刊物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十二章主要以两次典型的科学调查活动来说明科学实践与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部分（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在科学文化上的独特贡献。第十三章着重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第十四章通过科学文化共同体对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塑造以及后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设立,来阐明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结束语：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所做的全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主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实践完成,共同体成员通过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文化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他们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注入了别样的内容,对中国现代科学与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通过全文的研究,说明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纳入同一科学文化共同体更加有利于探寻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塑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也可以提供借鉴。
韩联郡[8]（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指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冯牧天[9]（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海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是:实现“一个同步”、奋力建设“三区”、打造“一个高地”。青海省提出了打造“一个高地”就是弘扬党的优良作风,铸就青海精神高地。马克思主义主张意识取决于物质,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客观世界受精神的反作用进而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在精神因素被内化后会逐渐推动个体的行为,并转化成其行为的重要内在动力,它会随个体思想的发展、实践以及交流的持续深化而进一步增强,最终成为了个体的宝贵精神财富。由此可见,构筑崇高的精神层次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因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田野调查法,从青海精神发展的历史脉络入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凝练青海精神以拔高青海精神高地,找出青海精神高地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展现出的新特征和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的新要求,发现现阶段建设青海精神高地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对策,从而更好地建设青海精神高地,感召青海各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积极弘扬和践行青海精神高地,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陈思[10]（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二、三年来科学界之进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年来科学界之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研究资料 |
| 三、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上古至明代末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古代奖励思想和理论 |
| 一、赏罚是治国的权柄之一 |
| 二、崇尚和奖励贤良之才 |
| 三、赏罚要准确分明 |
| 四、赏贵在精和及时 |
| 第二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形式 |
| 一、授官赐爵 |
| 二、赏赐金钱和物质 |
| 三、树碑立传以留名青史 |
| 四、赐姓、赐名或赐诗文等 |
| 五、赏赐惠及家庭和后代 |
| 六、其它奖励方式 |
| 第三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领域 |
| 一、天文气象方面的奖励 |
| 二、医学领域的奖励 |
| 三、农田水利方面的奖励 |
| 四、军事科技方面的奖励 |
| 五、营造方面的奖励 |
| 六、冶铸和工艺等领域的奖励 |
| 第四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特点 |
| 一、授奖基本是帝王的个人行为 |
| 二、科技奖励缺乏评审机制 |
| 三、科技奖励与古代人才观紧密联系 |
| 四、沿袭和丰富了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形式 |
| 第二章 清代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清代早期的科技奖励 |
| 一、顺治与康熙期间的科技奖励情况 |
| 二、乾隆至道光时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二节 清代晚期的科技奖励及科技奖励制度萌芽 |
| 一、洪仁玕等人的科技奖励思想 |
| 二、洋务运动对科技奖励的推动 |
| 三、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奖励法规 |
| 四、对留学归国科技人才的奖励 |
| 第三节 清代科技奖励的特点和作用 |
| 一、授奖的"奖品"注重官职 |
| 二、随机性科技奖励与专利性质的奖励制度并存 |
| 三、把西方专利制度纳入制定科技奖励制度的重要依据 |
| 四、科技奖励的对象以人为主 |
| 五、科技奖励与科普并重促进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的科技奖励政策 |
| 一、对工艺品和技术发明的奖励 |
| 二、对基础研究的奖励 |
| 第二节 民国研究机构和社团的科技奖励 |
| 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院所的奖励 |
| 二、学术团体所设的科技奖励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科技奖励 |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科技奖励政策和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三、激励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和条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科技奖励的评价 |
| 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相结合的科技奖励体系 |
| 二、以科技创新成就突出的人员为授奖对象 |
| 三、注重奖励应用技术和实用产品 |
| 四、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科技奖励的先进经验 |
| 五、解放区的科技奖励铺垫了新中国科技奖励发展的基石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新中国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一、初创阶段(1949年—1966年) |
| 二、停滞阶段(1966年—1976年) |
| 三、恢复阶段(1977年—1984年) |
| 四、快速发展阶段(1985年—1999年) |
| 五、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 |
| 第二节 改革后国家科技奖励状况分析 |
|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 |
| 三、国家技术发明奖 |
| 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
| 第三节 省部级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的现状分析 |
| 二、省、部级科技奖励的特点分析 |
| 第四节 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登记和监督管理 |
| 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特点和作用分析 |
| 三、关于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几点思考 |
| 第五节 当代中国科技奖励的作用 |
| 一、承认和肯定科技人员在推动科技与社会文明进步中的贡献 |
| 二、发挥了政策和科研的导向作用 |
| 三、高度体现了政府和全社会对科技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
| 四、加速了获奖项目的转化应用和知识的传播 |
| 五、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和加强学风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与外国科技奖励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20世纪国外科技奖励制度分析 |
| 一、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重大奖项推动了世界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二、国际性组织设立的科技奖励 |
| 三、发达国家的科技奖励 |
| 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奖励 |
| 五、二十世纪全球科技奖励的几点探讨 |
| 第二节 中外科技奖励运行方式的比较分析 |
| 一、获奖候选人的遴选机制比较 |
| 二、评委构成情况的比较 |
| 三、评审方式的分析比较 |
| 第三节 影响科技奖励声望的因素及其比较分析 |
| 一、设奖的时间(历史)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二、获奖人的科技贡献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三、设奖机构的权威性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四、奖项名称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五、奖金强度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六、奖励频度和规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七、颁奖规格和层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八、宣传力度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科技奖励强度演变的比较分析 |
| 一、英国等国家奖金强度的演变 |
| 二、我国科技奖励强度的演变 |
| 第五节 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比较 |
| 一、美国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二、印度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三、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制度的分析比较 |
| 第六节 国外科技奖励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奖励立法和评审工作 |
| 二、重视和扶持学术团体等社会力量设奖 |
| 三、奖励对象以人为主以项目为辅 |
| 四、奖项的设立与时俱进 |
| 五、重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奖励方式 |
| 六、政府科技奖励遵循"少而精"的原则 |
| 第七节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前景展望 |
| 一、推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将逐渐成为设奖的主体 |
| 二、逐步从奖励科技项目为主转向以奖励科技人才为主 |
| 三、注重从科技战略的需求来设置科技奖项 |
| 四、科技奖励管理工作步入专业化和职业化轨道 |
| 结语 |
| 一、论文的主要贡献 |
| 二、关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发展的几个阶段的认识 |
| 三、几点结论 |
| 附录一 有关科技奖励理论的评述 |
| 第一节 有关科技奖励制度起源说的评述 |
| 一、关于优先权之争与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评述 |
| 二、关于专利制度与对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影响的评述 |
| 三、科技奖励制度对科学研究资助的影响 |
| 四、科技奖励制度起源的交换理论 |
| 五、关于对科技奖励信用循环理论的评述 |
| 第二节 有关科技奖励的心理学评述 |
| 一、西方激励理论的类型 |
|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
| 三、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
| 第三节 科技奖励其他问题的评述 |
| 一、科技奖励导致的社会分层问题 |
| 二、科技奖励中的"优势积累"——马太效应 |
| 附录二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历史沿革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后记 |
（3）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概念界定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一流大学成长中科学精英汇聚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组织契合理论 |
| 一、P-O fit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节 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 |
| 一、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三节 组织资本与个人资本理论 |
| 一、组织资本理论概述 |
| 二、个人资本理论概述 |
| 三、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产生与汇聚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一、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确立 |
| 二、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产生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一、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二、科学精英的产生与流动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世界一流大学集群的形成 |
|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含义 |
| 二、科学精英在美国的集聚状况 |
| 三、黄金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章 科学精英汇聚促进一流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科学精英社会资本提升大学声誉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与一流大学的契合关系 |
| 二、科学精英声誉机制助推大学成长为一流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学术资本实现大学职能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的科研 |
| 二、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研究生及职业生涯早期科学家培养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物质资本助力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驱动一流大学在创新联动中捕获发展机会 |
| 二、科学精英通过教学与科研促使大学获得不菲物质资本 |
| 第四章 一流大学吸引科学精英汇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对一流大学R&D的巨额资助 |
| 一、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动机 |
| 二、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力度 |
| 三、付费背景下政府促进科学精英朝一流大学集聚的机制 |
| 第二节 良性的大学治理 |
| 一、一流大学搭建良性治理架构以吸引及挽留科学精英 |
| 二、一流大学平衡学术商业化与科研自主以保护科学精英少受干扰 |
| 第三节 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 |
| 一、一流大学与科学精英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人才集聚 |
| 二、科学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有利于人才类聚 |
| 三、科学精英在一流大学达到一定阈值会稳定类聚行为 |
| 第四节 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 |
| 一、家庭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二、个人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三、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的途径 |
| 第五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学科制度分析 |
| 一、学科治理:大学内外部治理中专业权力的发挥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二、学科资助:R&D经费可用度与科学精英集聚存在正向相关 |
| 三、学科构建:跨学科(IDR)推动科学精英集聚 |
| 四、学科运行:科学文化与院系管理文化的共生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第二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大学制度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招募引进制度 |
| 二、科学精英学术职业晋升与薪酬制度 |
| 三、科学精英学术能力评价制度 |
| 四、一流大学私人捐赠讲席制度 |
| 第三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环境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汇聚的跨国格局及动因分析 |
| 二、高等教育强国的精英移民制度分析 |
| 三、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政治环境分析 |
| 四、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经济环境分析 |
| 五、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文化环境分析 |
| 第六章 科学精英汇聚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情况 |
| 二、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国际比较 |
| 三、我国一流大学综合性人才竞争力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成败 |
| 一、系统思考:科学精英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成败 |
| 二、驱动之驱动:我国研究型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背景及路径分析 |
| 三、间接之驱动:科学精英汇聚愿景是我国大学改革的源动力 |
| 第三节 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实现科学精英汇聚的关键 |
| 一、改善大学内部治理,打造利于精英汇聚的扁平式生态 |
| 二、完善大学外部治理,打造有利于精英汇聚的保护式生态 |
| 三、打破学术界-产业界行业分隔,营造利于精英汇聚的开放式生态 |
| 第四节 科学精英队伍的国际化是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必由之路 |
| 一、我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精英国际化的现状 |
|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可能解决路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有关中国科学社的研究 |
| (二)有关近代中国化学发展的研究 |
| 第一章 清末西方近代化学的传播和中国科学社的创建 |
| 一、清末西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 |
|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初次传入 |
|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系统译书活动 |
| (三)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期刊和教育传播 |
| 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
| 三、化学股社员群体分析 |
| (一)籍贯情况分析 |
| (二)受教育情况分析 |
| (三)从业状况分析 |
| (四)著名成员介绍 |
| 第二章 《科学》与近代中国化学研究的开展 |
| 一、《科学》的发行及其特点 |
| 二、主要栏目以及化学论文数量分析 |
| 三、基础构建——化学名词讨论 |
| 四、无机化学知识传播 |
| (一)对元素性质和作用介绍 |
| (二)对元素周期律的报道 |
| (三)对重要化学物质的介绍 |
| 五、分享化学研究的平台 |
| (一)致力于古代金属成分分析——王琎的杰出工作 |
| (二)着重理论建设——韩组康的分析化学理论研究 |
| (三)陈朝玉和罗登义的营养化学研究 |
| (四)许植方的药物化学研究 |
| (五)其他学者和专题研究 |
| 六、化学史的研究 |
| (一)对化学史分期的讨论 |
| (二)近代化学何以发生:对著名化学家的介绍 |
| (三)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的研究 |
| (四)对国内外化学发展情况的研究 |
| 第三章 《科学画报》与近代化学知识的普及 |
| 一、《科学画报》的发行及其特点 |
| 二、介绍化学内容的栏目分析 |
| 三、化学与人生 |
| (一)化学与生命 |
| (二)化学与物质观 |
| (三)化学与日常生活 |
| 四、化学与工业生产 |
| (一)化学元素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 |
| (二)重要的化学工业原料的介绍 |
| 五、化学与战争 |
| 六、实践操作——化学实验的介绍 |
| 七、其他栏目介绍的化学内容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化学发展上取得的成果 |
| 二、原因探析 |
| (一)组织运作 |
| (二)成员本身 |
| (三)刊物的发行 |
| 三、由“传统”走向“西方”的特点 |
| (一)社员自身 |
| (二)杂志内容形式 |
| (三)杂志传达的精神 |
| 四、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科学社学习化学社员的基本情况 |
| 附录二 :《科学》中的化学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基于复杂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背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2.1 复杂性(Complexity) |
| 1.2.2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
| 1.2.3 范式(Paradigm)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复杂性的综述 |
| 1.3.2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综述 |
| 1.3.3 哲学对城市规划思考的综述 |
| 1.4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1.6.1 方法创新 |
| 1.6.2 理论创新 |
| 1.6.3 案例创新 |
| 1.7 研究的方法 |
| 1.7.1 学科交叉法 |
| 1.7.2 文献研究法 |
| 1.7.3 系统分析法 |
| 1.7.4 比较研究方法 |
| 1.7.5 实例研究法 |
| 1.8 技术路线与研究框架 |
| 1.8.1 技术路线 |
| 1.8.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复杂性的兴起和现状 |
| 2.1 国外复杂性的发展现状 |
| 2.1.1 复杂性的兴起 |
| 2.1.2 科学界复杂性的主要学派 |
| 2.2 国内复杂性的发展现状 |
| 2.2.1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研究成果 |
| 2.2.2 钱学森及其团队的复杂性研究成果 |
| 2.2.3 其他学者的复杂性研究成果 |
| 2.3 复杂性兴起的语境 |
| 2.3.1 复杂性科学兴起的哲学背景 |
| 2.3.2 复杂性兴起的技术背景 |
| 2.4 复杂性科学兴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
| 2.4.1 视角整体化的意义 |
| 2.4.2 思维复杂化的意义 |
| 2.5 小结 |
| 第3章 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及其范式的现状 |
| 3.1 显性的复杂性——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的缘起和现状 |
| 3.1.1 破坏和发掘的破和立(15 世纪到18 世纪) |
| 3.1.2 理论和实践的形而上(19 世纪到20 世纪末期) |
| 3.1.3 理论和技术的复杂化(20 世纪至今) |
| 3.2 隐性的复杂性——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的历史语境 |
| 3.2.1 唯匠者鄙论的工匠观 |
| 3.2.2 唯实用论的科学观 |
| 3.2.3 唯意境论的审美观 |
| 3.2.4 唯感知论的传承观 |
| 3.3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趋向的隐形表现——话语权 |
| 3.3.1 话语权和AHD |
| 3.3.2 话语权复杂化的发展 |
| 3.3.3 话语权的复杂化趋向 |
| 3.4 小结 |
| 第4章 复杂性范式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
| 4.1 文化遗产保护简单性范式的困境 |
| 4.1.1 文化遗产保护简单化范式的表征 |
| 4.1.2 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复杂性趋向 |
| 4.2 库恩范式的引介 |
| 4.2.1 库恩范式的背景 |
| 4.2.2 库恩范式的内涵 |
| 4.3 莫兰复杂性的引介 |
| 4.3.1 莫兰范式的背景 |
| 4.3.2 莫兰范式的内涵 |
| 4.4 复杂性范式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 |
| 4.4.1 历史性和价值性 |
| 4.4.2 原真性和更替性 |
| 4.4.3 客观性和主观性 |
| 4.4.4 人的决定性 |
| 4.5 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范式的不足 |
| 4.5.1 复杂性的理论基点 |
| 4.5.2 复杂性范式的缺陷 |
| 4.6 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复杂性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范式解析 |
| 5.1 基于复杂性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方法论原则 |
| 5.1.1 还原方法和整体方法相结合 |
| 5.1.2 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 |
| 5.1.3 定性判断与定量描述相结合 |
| 5.1.4 理论理解与实践感知相结合 |
| 5.1.5 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
| 5.2 由复杂性析出的范式解析框架 |
| 5.2.1 由复杂性析出范式解析框架的可能性 |
| 5.2.2 解析框架运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性 |
| 5.3 有序和无序互动——对文化遗产保护秩序至上的反思 |
| 5.3.1 有序和无序的互动 |
| 5.3.2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有序和无序 |
| 5.3.3 对文化遗产保护秩序至上论的反思 |
| 5.3.4 案例分析——耶路撒冷旧城的有序和无序的互动 |
| 5.4 统一和多样共生——对文化遗产保护权威决定的反思 |
| 5.4.1 统一和多样的共生 |
| 5.4.2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统一和多样 |
| 5.4.3 对文化遗产保护权威决定论的反思 |
| 5.4.4 案例分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的统一和多样共生 |
| 5.5 构成和生成兼顾——对文化遗产保护物质优先的反思 |
| 5.5.1 构成性和生成性的并重 |
| 5.5.2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构成和生成 |
| 5.5.3 对文化遗产保护物质载体优先的反思 |
| 5.5.4 案例分析——耶路撒冷旧城文化遗产保护的构成和生成 |
| 5.6 原真和更替并重——对文化遗产保护二元对立的反思 |
| 5.6.1 原真性和更替性的并重 |
| 5.6.2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和更替性 |
| 5.6.3 对文化遗产保护二元对立的反思 |
| 5.6.4 案例——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的原真性和更替性 |
| 5.7 小结 |
| 第6章 基于复杂性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研究框架 |
| 6.1 研究有序和无序边界的范式 |
| 6.1.1 理论核心——混沌的边缘地带 |
| 6.1.2 生成的过程——无序中的有序 |
| 6.2 研究统一与多样过渡的范式 |
| 6.2.1 理论的核心——过渡的中间地带 |
| 6.2.2 生成的过程——多样性中的统一 |
| 6.3 研究动态自组织的范式 |
| 6.3.1 理论核心——动态的自组织 |
| 6.3.2 生成的过程——自组织中的回环 |
| 6.4 研究科学发展的范式 |
| 6.4.1 理论的核心——转向的范式 |
| 6.4.2 生成的过程——转向中的交替 |
| 6.5 案例研究——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 |
| 6.5.1 案例选取标准 |
| 6.5.2 世遗项目——耶路撒冷旧城及城墙概述 |
| 6.5.3 耶路撒冷旧城城市规划及其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现状 |
| 6.5.4 基于复杂性的耶路撒冷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范式 |
| 6.6 案例实践 |
| 6.6.1 现状概述和分析 |
| 6.6.2 规划目标和策略 |
| 6.6.3 保护范式和反思 |
| 6.7 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对结论的批判性再思考 |
| 7.2.1 理论和实践的落差 |
| 7.2.2 科学和社会的风险 |
| 7.3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思考 |
| 7.4 本研究的展望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后续的研究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6）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三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后续研究 |
| 第一章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必要、可能与意义 |
| 1.1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必要 |
| 1.2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可能 |
| 1.3 开展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结构与研究内容 |
| 2.1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 |
| 2.2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结构与维系 |
| 2.3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内容 |
| 第三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核心成员的分析 |
| 3.1 中央研究院的核心行政人员 |
| 3.1.1 中央研究院院长 |
| 3.1.2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
| 3.1.3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 |
| 3.2 中央研究院的核心研究人员 |
| 3.2.1 专任研究人员 |
| 3.2.2 兼任研究人员 |
| 3.2.3 国外研究人员 |
| 3.3 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人员 |
| 3.3.1 两届评议员分析 |
| 3.3.2 首届院士分析 |
| 第四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地缘、亲缘、学缘、业缘分析 |
| 4.1 共同体成员的地缘关系分析 |
| 4.1.1 籍贯分布特点与原因 |
| 4.1.2 地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4.2 共同体成员的亲缘关系分析 |
| 4.2.1 科学文化精英家世的基本情况 |
| 4.2.2 家世对科学文化精英的影响 |
| 4.2.3 共同体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个案分析 |
| 4.3 共同体成员的学缘关系分析 |
| 4.3.1 学缘结构特点与原因 |
| 4.3.2 学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4.4 共同体成员的业缘关系分析 |
| 4.4.1 职业分布特点与原因 |
| 4.4.2 业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第五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学分析的比较研究 |
| 5.1 “院士”与“会员”之比较 |
| 5.2 “院士”与“会员”的年龄分析 |
| 5.3 “院士”与“会员”的籍贯分析 |
| 5.4 “院士”与“会员”的留学情况分析 |
| 5.5 “院士”与“会员”的任职情况分析 |
| 5.6 “院士”与“会员”的去向 |
| 第六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学分析的两个案例 |
| 6.1 竺可桢的科学文化实践轨迹与社会使命 |
| 6.1.1 在科研机构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2 在科学社团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3 在教育文化事业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4 在政府部门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2 胡适与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网络的个案研究 |
| 6.2.1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同学关系 |
| 6.2.2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师生关系 |
| 6.2.3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同事关系 |
| 6.2.4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书信来往 |
| 第七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1 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2 与私立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3 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发展 |
| 第八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学会的发展 |
| 8.1 创立专门学会 促进学科发展 |
| 8.2 组织学术活动 沟通国内同人 |
| 8.3 创办科学刊物 传播科学文化 |
| 8.4 审查科学名词 统一学术用语 |
| 8.5 加强国际科学交流 扩大中国科学影响 |
| 第九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
| 9.1 大学科学教育的核心力量 |
| 9.2 大学办学的掌舵人 |
| 9.3 编著中文教科书的实践者 |
| 第十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
| 10.1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博物馆 |
| 10.1.1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设立 |
| 10.1.2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要组织者 |
| 10.1.3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普工作 |
| 10.2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图书馆 |
| 10.2.1 科学图书馆事业的设置 |
| 10.2.2 科学文献资源建设 |
| 10.2.3 工作人员情况分析 |
| 第十一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 |
| 11.1 科学文化共同体发表学术论文的考察 |
| 11.1.1 发表论文的整体情况 |
| 11.1.2 发表论文的学科分析 |
| 11.1.3 发表论文的刊物分析 |
| 11.2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期刊 |
| 11.2.1 植物研究所创办刊物概况 |
| 11.2.2 《植物学汇报》的内容与植物所学科建设 |
| 11.2.3 《植物学汇报》作者情况分析 |
| 11.2.4 《植物学汇报》的特点与影响 |
| 第十二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考察实践 |
| 12.1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科学成就与文化意义 |
| 12.1.1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组建 |
| 12.1.2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调查经过及成绩 |
| 12.1.3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科学文化价值与影响 |
| 12.2 积石山探险：一次失败的科研合作活动 |
| 12.2.1 “积石山探险事件”本末 |
| 12.2.2 中国科学界对“积石山探险”的态度 |
| 12.2.3 对“积石山探险事件”的文化反思 |
| 第十三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 |
| 13.1 科学文化中的学术自由 |
| 13.2 科学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
| 13.3 科学文化中的现实观照 |
| 13.4 科学文化中的实践特性 |
| 13.5 科学文化中的社会担当 |
| 第十四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影响力 |
| 14.1 科学文化的传播 |
| 14.2 科学精神的塑造 |
| 14.3 科学精英的培养 |
| 14.4 科学奖项的设立 |
| 结束语 |
| 附录 中央研究院职员录(1927-1949)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案和方法 |
| 1.3.1 研究方案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青海精神高地的组成及其特征 |
| 2.1 青海精神高地的组成 |
| 2.1.1 “两弹一星”精神 |
| 2.1.2 柴达木精神 |
| 2.1.3 青藏公路精神 |
| 2.1.4 青藏铁路精神 |
| 2.1.5 青海油田精神 |
| 2.1.6 湟源牧校精神 |
| 2.1.7 小高陵精神 |
| 2.1.8 龙羊精神 |
| 2.1.9 玉树抗震救灾精神 |
| 2.1.10 尕布龙精神 |
| 2.1.11 “五个特别”的青藏高原精神 |
| 2.1.12 “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 |
| 2.1.13 新时代青海最宝贵的财富——新青海精神 |
| 2.2 青海精神高地的内涵 |
| 2.2.1 精神内核 |
| 2.2.2 内在要求 |
| 2.3 青海精神高地的特征 |
| 2.3.1 广泛的传承性 |
| 2.3.2 鲜明的时代性 |
| 2.3.3 独特的地域性 |
| 2.3.4 牢固的群众性 |
| 2.3.5 丰富的实践性 |
| 2.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海精神高地的内在关系 |
| 2.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海精神高地的内在同一性 |
| 2.4.2 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海内化于心 |
| 2.4.3 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海外化于行 |
| 2.4.4 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
| 第三章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新要求 |
| 3.1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新要求 |
| 3.1.1 新时代是新的历史方位 |
| 3.1.2 新的历史方位是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新要求 |
| 3.2 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的新方向 |
| 3.2.1 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的新变化——走进百姓 |
| 3.2.2 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的新目标——走在实处 |
| 3.2.3 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的新部署——走出新路 |
| 第四章 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的凝练 |
| 4.1 青海精神高地的内核 |
| 4.2 青海精神高地的脊髓 |
| 4.3 青海精神高地的血脉 |
| 4.4 青海精神高地的魂魄 |
| 4.5 青海精神高地的品质 |
| 4.6 青海精神高地的支点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面临的挑战及其路径探析 |
| 5.1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面临的挑战 |
| 5.1.1 生存环境恶劣 |
| 5.1.2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迟缓 |
| 5.1.3 青海精神高地研究成果不够系统,存在社会障碍 |
| 5.1.4 推动精神高地建设手段单一,存在上热下冷现象 |
| 5.1.5 政府引导不足,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现象 |
| 5.1.6 多元价值观冲击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 |
| 5.1.7 物质飞速发展、精神相对滞后,二者不平衡 |
| 5.2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原则 |
| 5.2.1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思想原则 |
| 5.2.2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领导核心 |
| 5.2.3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灵魂 |
| 5.2.4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基础 |
| 5.2.5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关键 |
| 5.3 建设青海精神高地的路径选择 |
| 5.3.1 创造良好环境 |
| 5.3.2 推进文化建设 |
| 5.3.3 切实改善民生 |
| 5.3.4 坚持典型引路 |
| 5.3.5 突出创新导向 |
| 5.3.6 凝聚思想共识 |
| 5.3.7 激活基层动力 |
| 5.3.8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10）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 治理理论 |
| 2.3 市场/政府失灵理论 |
| 2.4 理论述评与运用 |
| 3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与价值分析 |
| 3.1 社科类社团规模与构成 |
| 3.2 社科类社团发展历程 |
| 3.3 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 |
| 3.4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效能分析 |
| 3.5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 |
| 4.1 科学研究能力 |
| 4.2 文化传播能力 |
| 4.3 价值引导能力 |
| 4.4 政策协同能力 |
| 4.5 学术评定能力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 |
| 5.1 评价的属性识别 |
| 5.2 评价维度 |
| 5.3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评价的前因变量 |
| 5.5 评价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 |
| 6.4 基于SUR模型的前因变量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
| 7.1 完善社科类社团发展路径规划 |
| 7.2 加强社科类社团内部治理能力 |
| 7.3 构建社科类社团外部保障体系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 |
四、三年来科学界之进步（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D]. 姚昆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03)
- [3]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D]. 范冬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4]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D]. 兰栋琪. 山西大学, 2020(01)
- [5]基于复杂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范式[D]. 程佳佳. 东南大学, 2019(05)
- [6]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7]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D]. 夏文华. 山西大学, 2013(12)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新时代背景下青海精神高地建设研究[D]. 冯牧天. 青海大学, 2019(04)
- [10]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