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梅莹[1]（2021）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病”与乡村凋敝成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及融合发展带来挑战。我国一向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等战略规划。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结构、产业发展、资源环境等进行统筹协调,推动资本、资源、人才、土地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资源、资本由城市中心区向远郊、乡镇的集聚。从长远来看,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造成的“城市病”及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窘境,同时也能为村镇发展带去更多“资源”,为城乡融合及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前景。括而言之,研究我国现阶段的“逆城市化”问题,既可以精准判定人口流动的新特点、新趋势;又可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中外有关“逆城市化”议题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城乡关系政策、人口政策密切相关,引出了第三章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表征的研究。其次,基于人口迁移动机理论、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家庭迁移决策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框架。然后,采用逐步剔除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十一市的人口“逆城市化”情况,最终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南昌、昆明、贵阳等六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端倪,并构建了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得出这六市的整体“逆城市化”水平。再次,从供给侧出发,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得出城乡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显着影响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动。此外,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也会影响人口的逆向流动选择,不同群体的“逆城市化”动因可能不同。因此,第六章聚焦农业转移人口,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个体福利与家庭视角分析了收入水平、土地权益、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融入、家庭责任等因素对其“逆城市化”意愿的影响,且对这一关系的城市规模效应、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结合人口“逆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建立城乡“等值”发展理念,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差异性,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等引导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研究切入点的创新。本文从“逆城市化”现象发生的事实切入,另辟蹊径,用“逆城市化”串联起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搭建了桥梁。此外,通过对我国本土“逆城市化”的发展逻辑、研究逻辑的总结归纳,提炼出本土“逆城市化”趋势的特性。二是对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起一个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供给角度与微观需求角度,统筹分析了经济维度、公共服务供给维度、个体福利与家庭维度相关因素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关系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及城市规模效应。
夏恺[2]（2020）在《户籍制度改革视野下的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人数不断增长,一方面系因中缅两国边民在地缘血缘族缘、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为双方边民的跨境交往给予了较为便利的自然环境和相对通畅的人文交流渠道;另一方面,亦因我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现实使得我方边民大量由边境流向内地,造成中缅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以及一定数量适婚男性的择偶困难,加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在边境地区凸显,诱发了缅方跨境婚姻移民持续规模涌入,从而对我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安全产生了较大的风险隐患。本文以中缅边境的跨境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试图依托在中缅边境地区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并通过文献研究、数据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探索建立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的治理模式,以期在提升对该群体的管控能力与我防范应对风险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移民流入的正面效应,实现对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法治,及在构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下的有序流动。本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的昔今,第二部分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与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管理的相关情况进行分类梳理,第三部分对中缅边境地区大数据的跨境婚姻移民在家庭、社会、国家层面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归纳,第四部分提出治理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乱象的建议和思考。
马慧[3]（2020）在《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文中认为识别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力个体层面或宏观总体层面,而较少关注对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本学位论文充分利用我国户籍制度渐进式改革背景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围绕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为劳动力流动如何作用于公司的会计财务行为提供逻辑一致的分析路径,并执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予以论证。这不仅有助于为劳动力流动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提供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有助于厘清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经济逻辑。具体而言,本学位论文所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显性障碍及隐性障碍得以缓解的两个标志性改革事件:户籍一元化改革和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其中,户籍一元化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空间流动性,通过消除户籍制度设置的显性障碍来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首次从顶层设计上缓解户籍身份所设置的隐性障碍,旨在充分释放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性。借助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辖区内至辖区间逐步增强的改革路径,本学位论文首先考察当劳动力的辖区内流动性增强而辖区间流动性较低时,在面临劳动力无法通过空间流动来匹配用工单位劳动力需求的情形下,辖区外的用工单位——公司是否会通过并购活动使资本在辖区间进行流动以匹配其劳动力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当一元化改革对劳动力城乡空间流动性增强进而促进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未改革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在改革地区执行并购活动的概率显着提升,其并购业绩显着更好。进一步检验发现,当并购公司本身的成长性较高、所需劳动力资源更多为低层次劳动力,当改革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竞争较低、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进入改革地区获取劳动力资源的概率更高、并购业绩更好。此外,经验证据也显示公司在并购之后其低层次劳动力占比显着提高、劳动力平均成本得以降低,这从事后的角度为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获取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动机提供了支持。最后,结果也发现当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使其能够主动匹配用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需求时,公司为获取劳动力资源而执行并购活动的行为随之降低。总之,实证经验结果支持:劳动力流动受限情形下,公司有动机通过并购活动跨区获取劳动力资源以优化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进一步地,随着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对劳动力辖区间空间流动性的增强,在面临劳动力通过空间流动以匹配就业机会的主动性及灵活性得以增强的情形下,如何调整其员工激励方案来应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而实现员工保留和员工吸引的既定目标是公司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区分劳动力流动方向的基础上,本论文检验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劳动力流出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显着提升了员工薪酬水平等显性激励,而在员工隐性激励方面则没有调整;与之相反,劳动力流入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主要通过会计行为来增大员工隐性激励,并没有调整员工显性激励。进一步检验发现,公司调整员工显性激励或隐性激励以应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主要存在于那些劳动力流动可能性较高及调整员工激励方案可能性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最后,经验证据也显示员工激励方案的调整有助于公司实现其保留员工与吸引员工的目标。在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摩擦情形下公司如何使用不同的会计财务决策以优化内部劳动与资本要素配置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接下来从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资源配置效率及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对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估计。具体而言,基于资源调整成本的思路,本学位论文借助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粘性特征识别员工流动性增强对用工单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后劳动力总资源粘性得以减弱,而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劳动力逐利动机较强及公司调整成本受益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此外,证据也表明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和公司价值。本学位论文最后部分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随劳动力流动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出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增加,劳动力流入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减少。而且,公司技术人员配置在户籍管制放松随之进行调整:劳动力流出地公司会随之增加技术人员配置,而劳动力流入地公司则会随之减少技术人员配置。本学位论文借助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独特情境识别低层次劳动力流动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潜在影响,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首先,通过考察低层次劳动力流动性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影响,从劳动力类型、流动方向及微观分析视角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通过提供更具全局观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借助国家之间移民流动考察劳动力流动性的相关研究（Card,1990;Kerr和Lincoln,2010;Hunt和Loiselle,2010;Peri,2012）。其次,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模型推导的方法考察户籍制度对城市层级体系（梁琦等,2013）、区域经济格局（朱江丽和李子联,2017）、国家经济增长（都阳等,2014）等方面的影响。本学位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会计财务视角来解读户籍制度改革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通过提供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能够补充有关户籍制度的相关文献,也为理解户籍管制度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学位论文从劳动力流动性视角对公司并购决策、员工激励方案、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解读,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公司会计财务领域相关研究。
张文婷[4]（2020）在《进城务工人员应对子女入学政策的研究 ——济南L社区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新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带来一系列社会治理的发展与变革,同时也成为学者们孜孜研究的热门主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因为处于学龄阶段,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其身心变化和教育发展情况尤其受到社会关注。随着携家庭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显着,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分层越发分明,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生活和学习需求不断加深且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使流入地政府在教育资源规划和发展上不得不深入考虑和全面统筹。现实是,许多大城市作为流动人口聚集的流入地,或者教育资源不够充分和均衡,或者是受制于城市承载力的限制,不得不以户籍为作为重要依据对本地儿童和随迁子女分别实施不同的入学政策。随迁子女入学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另附各地不一的其他入学要求。面对城市既定的入学政策,进城务工人员家长群体为了争取让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便需按照规则申请学位,这个过程包含了子女接受教育的准备、申请和就学阶段。教育资源不足决定了教育机会的竞争,这样的现实情况反映在进城务工家长身上就呈现出多种应对行为,通过现场捕捉和观察走访的田野调查,再现家长们在如何理解政策、契合要求、弥补劣势等方面表现出的具体做法和思想观念,以及这些背后潜在的社会规则是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来说,第一,政策目标群体首先通过了解当地入学政策,对与教育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环境有了大体认知,同时接受社会引导和主动结合自身情况形成对社会规则的认同;第二,为了获得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努力契合入学政策的具体要求,争取中意的学校学位,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阶段——不同的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年份情况不一;第三,提交申请后的入学或调剂、返乡等,既包含确定子女入学的学位问题,也包含后续就学中的教育获得的情况,表现出不同家庭对待子女教育的行为区别,是就学过程中对先前入学资源分配后的“优势”保持或是“劣势”弥补,更是对下一学段的升学——即再次入学的差异竞争力的塑造。通过对田野地点济南市L社区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子女教育的几个节点和不同阶段的的微观表现,一窥城市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所展现的群体文化。
刘燕[5]（2020）在《城乡融合发展下重庆地票交易政策解构及实施效果研究》文中认为在制度变革及经济发展的综合推动下,原本分割、对立、扭曲的城乡关系向一体、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转型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历史欠账累积过久,城乡区域人地资源错配问题依然客观存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过去的经验表明,赋予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等权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优化城乡资源配置、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重要制度选择。目前,我国进入发展增速放缓、发展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强联系、强互动驱使城乡关系条件、环境和发展目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的经验可供参考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的发展阶段。地票交易作为重庆探索城乡关系转型的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开启了城乡之间人地要素流远程耦合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可复制推广性。结合当下城乡关系转型发展需求,深入分析以地票交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系统判断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导向下地票交易政策执行效果,对照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修正地票交易不足,对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在类似欠发达地区推广复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建立城乡之间人口流、土地流、资金流的系统联动界面,从理论上揭示重庆地票制度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联动机理。结合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现实条件及目标要求,从时间视角分析地票交易政策内容特点及演进特征;从空间视角分析地票市场供需规模的区域异化特性;从农户视角评价地票交易收益分享政策执行效果;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审视地票交易风险,提出完善地票交易制度的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地票交易与城乡融合发展具备深度嵌合的理论依据,可从时间、空间、组织三个维度建立耦合关系。从“分”的视角来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在于消除城乡之间要素互动的阻力因素,兼顾要素流动制度建设、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和城乡居民同步发展综合目标。地票交易制度中蕴含了土地发展权转移价值显化、空间资源优化配置、地租地价等理论含义,以市场化机制激发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土地流、资金流等要素远程耦合作用。从“合”的视角来看,地票交易制度与城乡融合发展具备时序演进相互嵌套、空间结构深度耦合和城乡发展目标统一的多维耦合关系;具备深度嵌合的理论基础、耦合联动的要素媒介和发挥合力的路径渠道。（2）重庆市人地乡城流动的协调性增强,部分区县城镇地域人地增长脱钩、乡村地域人地退减脱钩现象依然存在,典型乡镇出现了乡村地域人增地增新态势。利用全市、各区县以及乡镇人口变化及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采用人口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尺度方差分析、典型样带分析发现:当前重庆市人地乡城流动已经出现了放缓趋势。土地发展权城镇化在土地乡城转换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升。2018年地票使用量在城镇建设用地新增规模中的比重已占25.5%。2008-2018年,城镇人口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从0.58提高至0.95,人口乡城流动速度滞后于土地乡城转换速度的失调矛盾出现缓解势头。以主城区为核心向外围扩展,形成人地乡城转换协调性由高到低递变的“圈层-外围”结构,城镇人地增长脱钩的空间单元依然存在。乡村地域依然存在农村人口减少但农村居民点增长的不协调单元。在渝东南山区、渝东北山区气候条件、旅游自然优势突出的地域,出现了人增地增等新型乡村人地关系。（3）地票交易政策内容构成、发展演变和执行特点表明,其适应了城乡关系演变逻辑,在欠发达地区适用性更强。对43份地票交易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评估发现:内容特征上,地票交易政策文本的发布力度水平较为接近;对复垦目标重视度最高;综合运行了控制、激励、引导三种工具类型。阶段特性上:地票交易初步形成阶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紧密互动,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但也引发地方政府之间府际联动不足、对农民诉求反馈不足等问题。地票交易完善阶段（2011-2016年）,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横向联系加强,控制、激励等手段综合运用促成了“重庆市—区县—乡镇”纵向一体的政策高效执行网络。2017年以来,地票交易功能向生态修复、脱贫攻坚等拓展,开始了转型发展。执行特征上,地票交易形成的社会环境、政策基础区别于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模式,体现出偏市场的混合型治理结构。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的准入条件、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和收益分配等特性比较发现,地票交易在欠发达地区适应性更强,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交融性更强。（4）区域地票流入流出趋势与区域城镇人口流入、乡村人口流出趋势基本吻合。采用地票复垦生产及落地使用数据,运用重心迁移、区位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空间重叠性分析、空间趋势一致性分析等方法发现:2009-2018年,65.25%的地票落地使用分布在主城区,地票落地使用规模区位基尼系数由0.9734下降至0.7557。地票落地使用重心集中分布在主城区,但向东北迁移了35km。主城区地票落地使用极核功能正在弱化,主城外围区域正在形成新的地票流入极核。渝东北、渝东南地区也由单一的地票产出极核发展为以产出为主、兼具购买功能的复合型区域。渝东北、渝东南分别占地票复垦生产总量的48.24%、22.79%。地票复垦生产热点区域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频次出现,而渝西地区则呈现间断性、爆发式产出现象。地票落地使用和区域城镇人口流入空间趋势一致。但近年差异化的落地政策鼓励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积极使用地票,造成了地票流入与城镇人口流入错位。（5）基层执行者造成了地票交易政策设计意图和执行效果之间的偏差,降低了复垦农户满意度。采用复垦农户投诉建议,运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范式,采用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模式,逐级概念化、范畴化、理论化农民感知视角下地票执行效果发现:大多数农户更加关注地票交易中一次性直接收入的短期效应。农户对地票政策的认知程度、市场期望形成了农户对市场满意程度的评价标准,是农户满意度形成的前提;参与过程中工程进度、分配标准、面积认定等事关农户收入额和收入实现时效的关键因素,是形成农户满意度的核心因素;基层政府的执行程序偏差会激化满意度感受;有效的意见反馈渠道起到调节作用,而对农户意见的反馈态度差、时效长等会激化农户不满意的情绪。（6）现有地票交易制度风险源通过干扰、约束、扩散、侵害等胁迫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各子目标系统,要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需求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综合文献观点、调查专家意见,采用序值分析法,再识别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导向下的地票交易风险点。将现有研究中体现的地票交易中47个基础风险点映射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体系之中,可归识为5个风险因素。其影响排序为:腾退空间数量及质量失序>交易程序有失公正>落地区域超额使用地票失控>农民当前和长久利益受损>地票价格有失公平。以往研究中认为的地票交易价格调控风险已经得以控制,农民权益保障风险问题也有所缓解。复垦生产耕地数量和质量问题、使用区和生产区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值得高度重视。为有效应对以上风险,需要从地票交易制度再设计、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和责任进行强化、对土地权利人参与交易能力进行再提升,综合考虑效率提升、损失降低和成本控制,强化风险防控措施。综上,地票交易制度以市场化机制激活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资金要素的远程耦合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重庆市城乡关系正在发生重要转型,地票交易政策发展完善要和城乡关系的展变趋势相一致。从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检视地票交易政策运行的综合效果,发现在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和收益共享等方面,地票交易制度都还有有待完善之处。未来地票交易制度发展,既有来自制度环境改变、发展水平提升和乡村发展动力增强等机遇,也面临着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转型等挑战。需要从地票交易制度再设计、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和责任进行强化、对土地权利人参与交易能力进行再提升,综合考虑效率降低、损失降低和成本控制,进行防控措施强化。
张光辉[6]（2019）在《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存在,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二元对比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和我们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1）。由于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工农间与城乡间的巨大二元反差,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88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2）,但这些转移人口只是基本完成了职业上的非农化转变,却没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长期候鸟式往返于乡城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引发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说,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以低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劳动力转移方式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虽然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作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但也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职业转变和市民身份转变作为同一过程,受此影响,国外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国学者虽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涵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策等方面。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尝试以二元经济转型为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农民工市民化如何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大方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并把农民工市民化看作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概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重点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释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城镇化转型,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工农协调和城乡融合。第二,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运用历史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镇化、半城镇化的路径特点;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从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现状;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结论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54.9%。第三,分析了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不利于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是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还影响了城镇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利于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使其难以彻底退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规模不仅没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扩大,反而由于农地非农化等因素持续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待遇低,使他们成为城镇中的边缘群体,导致了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把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第四,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四个症结性难题。形成上述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也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体制。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的基础上,本文还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结论是户籍制度变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五,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症结性难题及其制度性成因,从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与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深化户籍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财产性收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吴俊蓉[7]（2019）在《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因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转移劳动力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却以其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农民与工人的“两栖性”特征而获得了“农民工”的称谓。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以其庞大的人口规模、重要的社会成员地位、巨大的社会贡献和面临的多重生存困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一是基于对国家现代化要求与农民工公民素质之间存在张力的政治关切,回应国家和社会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之下,对农民工进行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要求。二是基于对农民工因文化场域转换而产生心理困扰的人文关切,回应农民工自身从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村民到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再塑造的现实需要。本研究一共分为七部分。导论部分提出研究的缘由和价值,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情况,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相关理论资源。本章追溯了农民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公民意识的演变情况,分析了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论述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本章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相关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公民意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和国外公民教育相关理论。第二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解析及其考察维度。首先,本章从公民概念内涵入手,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历程分析公民意识内涵基本要素,并根据中国学者对公民意识的阐释来界定本文所论及的公民意识内涵。其次,本章基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重点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内涵、内容、特征和功能。再次,本章根据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考察维度,即权利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为后文的调查作了铺垫。第三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1180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总体较弱。在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四个考察维度中,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最强,公共责任意识最弱,民主法治意识较强,公共参与意识中等偏弱。在权利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意识最强,民事权利意识次之,政治权利意识再次之。在公共责任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爱国意识较强,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居于中等偏弱,公益意识较弱,政治责任意识极弱。在民主法治意识方面,农民工对法律权威有高度的认同,守法意识较强,但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弱,对契约精神和人本精神知之甚少,法律信仰还远未建立。在公共参与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经济参与意识最强,尤其表现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参与上,但其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的意识依次减弱。同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的不同又有所差异。第四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从我国公民文化发育情况来看,中国传统臣民思想的固执性、中国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和新中国公民观念发展的曲折性都是导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公民意识薄弱的思想根源。从农民工自身的公民实践来看,由于农民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社会保护不足和自身综合素质的局限,他们的维权活动、政治参与活动、文化参与活动和社会公共参与活动等还存在诸多问题。从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来看,相关政策虽涉及农民工城市文明教育和素质提升方面的要求,但缺少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任务。农民工培训内容总体上仍然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而以融合性与发展性的城市文化适应力的培训较少。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实践主要存在理论准备不足、主体责任不明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第五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基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功能的考量,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基本原则有四,即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结合,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主要内容包括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培育农民工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农民工的公民能力。第六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本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讨了国家、网络媒体、社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策略。国家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就是国家通过可控制和调节的资源,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此提供良好的政策导向、制度支持和物质基础。同时,在宏观层面还要发挥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对公民文化氛围的营造作用,即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信息、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的公民文化信息。社会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是社会组织利用各种资源,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并进行实践的训练与引导,造就合格公民的过程。农民工自我公民意识教育可以从自我学习、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三个方面进行。本研究试图在农民工研究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本文在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这两种农民工问题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分析了农民工面临的文化场域转换问题。农民工在由农村走向城市或由同质文化圈进入异质文化圈过程中,他们不能较好地适应以公民文化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文化,是其产生文化焦虑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缓解这种文化焦虑、提高其文化适应力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所确立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目标、原则、内容和实践路径,都主要围绕农民工文化心理市民化展开。
甘雨洋[8]（2019）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研究 ——以武汉市的人才落户政策为例》文中认为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就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从中就凸显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我国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在近几年中,随着我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如十九大作出的城乡融合发展决策部署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人口红利的提前结束等现象的发生,在加之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势必会造成各地城市对人才质量和数量提出新的要求,对地方政府开展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促进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因此,为了在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中探寻此次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点,为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选取武汉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人才落户政策,将人才划分为高校毕业生和高端型、技术型人才两个主体进行落户政策比较分析,得出当前以人才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对市场力量的忽视、政策对城市承载能力负荷较大、两类型人才之间的落户福利差异较大以及会存在不利于各阶层的社会融合情况发生,在通过对武汉市个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深化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政策建议。文章主体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研究的相关国内外综述、研究的主要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户籍改革历程的回顾,以中央和地方两个改革主体为基础,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阶段、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巩固阶段、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突破阶段、以地方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阶段;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武汉市户籍制度改造中的人才落户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对现有的以人才落户政策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此次户籍改革中政府与市场、本地人口存量与外地人口增量、政策之间等所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四条建议:当前户籍改革应树立公平理念、应价值界定当前以人才落户政策为主的户籍改革、当前户籍改革应秉持公共服务治理机制的多元化构建以及完善当前以地方为主的户籍政策。
王通[9]（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李敏[10]（2019）在《西安户籍新政引发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人才作为第一战略资源,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是优化人才队伍、增强城市活力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在承接西部大开发、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省市共建大西安等多个政策的基础上,西安市还迎来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两大历史机遇。面对如此重要的黄金发展时期,西安市急需吸纳足够的人才为大西安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推动西安市各方面的发展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以及回应大西安建设对人才的需求,2017年初,西安市着手制定“零门槛”户籍政策,以期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吸引各级各类人才。2017年3月1日,《关于进一步吸引人才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意见》正式实施,标志着西安户籍新政的开始。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西安市通过放宽落户的条件限制将大量人才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行列,不仅能够满足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而且有利于优化人才结构、增强城市活力。然而,西安自实施户籍新政以来,落户人数急剧增长,大量涌入的人才在增强城市活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和原本存在的问题叠加,成为西安市政府需要尽快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被原有市民所关心,新西安人对此也比较关注。倘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不仅会影响西安户籍新政的持续推行,而且有可能会导致新落户的人才流出城市,不利于大西安建设规划的实现。因此,为了留住人才、促进大西安的发展,本文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户籍新政实施前西安的发展概况以及户籍新政实施后落户现状的整理,试图分析西安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限制吸引人才所引发的具体问题。通过分析发现,西安户籍新政引发的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新的就业矛盾凸显;城区基础教育资源更加短缺;市内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增量人才住房困难。总的来说,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原有供给不足之外,还包括急剧增长的需求所带来的压力,具体包括: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岗位不足;基础教育供需结构不合理;市内公共交通供给不足;住房需求增多与保障性住房不足。最后,在明确问题、剖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西安户籍新政的持续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合理配置基础教育资源;改善交通状况以提高城市生活的舒适度;综合施策以满足增量人才的住房需求。
二、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趋势的CiteSpace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2 国外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3 中外“逆城市化”比较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研究 |
| 1.3.2 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研究 |
| 1.3.3 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流动特征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逆城市化” |
| 2.1.2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
| 2.1.3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迁移动机理论 |
| 2.2.2 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 |
| 2.2.3 家庭迁移决策理论 |
| 2.2.4 可行能力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第3章 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 |
| 3.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与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1.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1949-1977 |
| 3.1.2 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2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与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2.1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1978-2011 |
| 3.2.2 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3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与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3.1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2-今 |
| 3.3.2 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人口“逆城市化”趋势研究 |
| 4.1 空间分布 |
| 4.1.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前置分析 |
| 4.1.2 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状况 |
| 4.2 总体特征 |
| 4.2.1 人口集中度指数（Hoover Index) |
| 4.2.2 ROXY指数 |
| 4.3 总体趋势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3.2 测度方法—熵值法 |
| 4.3.3 测度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外部驱动因素分析 |
| 5.1 宏观经济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1.1 理论假说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逆城市化” |
| 5.2.1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2.2 理论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制度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
| 6.1 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的动机分析 |
| 6.1.1 福利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2 家庭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3 个体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选取与实证分析 |
| 6.3.1 计量模型与检验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引导策略 |
| 7.1 深化对“逆城市化”与城乡融合关系的认知 |
| 7.1.1 “逆城市化”一城乡关系不断深化的“题中之意” |
| 7.1.2 “逆城市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助推器” |
| 7.2 引导策略 |
| 7.2.1 正确认识“逆城市化”性质,充分发挥其双向“助推器”作用 |
| 7.2.2 确立城乡“等值”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7.2.3 精准识别福利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 |
| 7.2.4 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相对价值,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
| 7.2.5 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空间协同发展 |
| 7.2.6 充分发挥人口流动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分类指导型人口流动策略 |
| 结论与展望 |
| 研究结论 |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开展的研究活动 |
| 致谢 |
（2）户籍制度改革视野下的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论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论文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四、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推拉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善治理论 |
| 第二章 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历史与现况 |
| 第一节 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历史 |
| 一、中缅两国往来源远流长 |
| 二、古已有之的中缅跨境婚姻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状况 |
| 一、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发展概况 |
| 二、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分布状况与特点 |
| 第三章 户籍制度与中缅边境的跨境婚姻移民管理 |
| 第一节 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脉络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户籍改革的历史分期 |
| 第二节 中缅边境地区户籍制度与跨境婚姻管理 |
| 一、中缅边境地区户籍管理变迁 |
| 二、中缅边境跨境婚姻户籍管理变迁 |
| 第三节 户籍制度对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的管理现状 |
| 一、户籍制度对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的管理 |
| 二、户籍制度对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子女的管理 |
| 第四章 当前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乱象存在的风险 |
| 第一节 家庭层面存在的风险 |
| 一、弱弱结合,生存基础薄弱 |
| 二、保障受限,婚姻关系脆弱 |
| 三、发展受制,贫困代际传递 |
| 第二节 社会层面存在的风险 |
| 一、威胁我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
| 二、威胁我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
| 第三节 国家层面存在的风险 |
| 一、国家认同障碍 |
| 二、非传统性安全风险 |
| 第五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乱象治理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改革治理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乱象理据 |
| 一、中缅边境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需求 |
| 二、对跨境婚姻移民实行户籍管理释放治理正面效应 |
| 三、通过户籍管理治理跨境婚姻移民乱象具有实效性 |
| 第二节 户籍制度改革助推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乱象的善治 |
| 一、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 二、合理建立跨境婚姻移民落户渠道 |
| 三、依法推动跨境婚姻移民有序流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二、户籍制度改革与员工激励 |
| 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四、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活动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和主要贡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研究 |
| 第四节 劳动力资源与公司会计财务决策 |
| 一、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并购 |
| 二、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员工激励 |
| 三、劳动力资源与公司成本粘性 |
| 四、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创新 |
| 五、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及其改革 |
| 第二节 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其经济后果 |
| 第四章 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概率 |
| 二、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业绩 |
| 第四节 进一步检验 |
| 一、公司员工结构和员工薪酬的变化 |
| 二、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增强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五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员工激励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对员工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的影响 |
| 二、进一步检验:横截面差异 |
| 第四节 经济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六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劳动力资源粘性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经济后果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七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户籍管制放松与公司创新活动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人员配置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进城务工人员应对子女入学政策的研究 ——济南L社区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
| (一)关于户籍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研究 |
| (三)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的研究 |
| (四)有关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研究 |
| (五)评价与启示 |
| 三、主要概念、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
| (一)主要概念及其界定 |
|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站稳脚跟”:了解规则,认知政策环境 |
| 一、外来者对当地社会规则的了解与适应 |
| (一)落户选择从被动趋向主动 |
| (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淡化户籍二元分野 |
| (三)隐匿的户籍福利易被忽视 |
| 二、外来者对当地教育政策的整体感知 |
| (一)感知政策,趋向成为社会维稳一分子 |
| (二)群体对比,门槛压力与缓和空间并存 |
| 第二章 “积分得高”:契合要求,争取入学机会 |
| 一、入学政策的总体规定与具体措施 |
| (一)国家层面的入学规定 |
| (二)基于国家规定的地方性入学要求 |
| 二、教育机会获得的博弈空间 |
| (一)多重运作下的竞争 |
| (二)多重竞争下的诉求表达 |
| (三)对竞争性入学政策的评价 |
| 第三章 “全凭自觉”:适应学习,展现后续发力 |
| 一、L社区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情况 |
| 二、以依赖学校为主的教育措施 |
| (一)工作性质决定对学校教育的依赖度 |
| (二)流动经历增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度 |
| (三)学校话语体系削弱家长的教育权威 |
| 三、不同家庭的教育辅助措施 |
| (一)以辅导机构为主的补习途径 |
| (二)以家长辅导或监督为主的教育方式 |
| (三)以不同家庭氛围划分的教育风格 |
| 第四章 研究总结、建议与反思 |
| 一、研究总结 |
| (一)研究概况总结 |
| (二)主要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建议 |
| (一)对进城务工家庭的建议 |
| (二)对相关政策的建议 |
| 三、研究反思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点、人员和学校 |
| 附录二 图、表位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城乡融合发展下重庆地票交易政策解构及实施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
| 1.2 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
| 1.3 欠发达地区典型代表:重庆地票交易研究 |
| 1.4 研究述评 |
| 第2章 绪论 |
| 2.1 选题背景 |
| 2.2 研究意义 |
| 2.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5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第3章 理论机制:地票交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联动机理 |
| 3.1 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及目标 |
| 3.2 地票交易原理、流程及规则 |
| 3.3 地票交易的理论含义 |
| 3.4 地票交易与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基础:重庆市人地乡城流动时序特征及空间效应 |
| 4.1 城乡人地要素流动时序特性 |
| 4.2 城乡人地要素流动的空间效应 |
| 4.3 城乡人地要素流动空间效应尺度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策内容解构:地票交易政策特征分析 |
| 5.1 政策文本选取及分析方法 |
| 5.2 地票交易政策内容三维解析 |
| 5.3 地票交易政策阶段性特征及演进逻辑 |
| 5.4 比较分析视角下地票交易政策特点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源配置效果:地票交易规模时空特性及其与人口流动耦合态势 |
| 6.1 诊断思路及方法 |
| 6.2 地票市场成交规模、购买主体及价格变化 |
| 6.3 地票交易量时空特性 |
| 6.4 人口流与土地流空间耦合态势 |
| 6.5 价值显化视角下资源配置空间差异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收益共享效果:基于扎根理论的收益共享政策执行断裂带 |
| 7.1 分析思路与方法 |
| 7.2 地票交易促进农民收益共享的理论机理 |
| 7.3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户共享收益政策执行断裂带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风险审视与应对:城乡融合发展下地票交易制度再思考 |
| 8.1 已有地票交易风险识别局限性 |
| 8.2 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导向下地票交易风险评估 |
| 8.3 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导向下地票交易风险应对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创新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6）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 |
| 2.1.2 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 |
| 2.1.3 关于国际移民融入的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
| 2.2.2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 |
| 2.2.3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4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研究 |
| 2.2.5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研究 |
| 2.2.6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
| 2.2.7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思路与对策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 |
| 3.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与特点 |
| 3.1.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3.1.2 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 |
| 3.2 二元经济转型及其基本涵义 |
| 3.2.1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核心内容 |
| 3.2.2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 3.3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
| 3.3.1 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 |
| 3.3.2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
| 3.3.3 通过扩大内需为工农两大部门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 |
| 3.3.4 通过城镇化转型促进工农协调与城乡融合 |
| 第4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现状 |
| 4.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特点 |
| 4.1.1 农村工业发展与劳动力的非城镇化转移 |
| 4.1.2 非均衡制度变迁与劳动力半城镇化转移 |
| 4.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 |
| 4.2.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考察 |
| 4.2.2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分析 |
| 4.3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分析 |
| 4.3.1 农民工经济融入情况分析 |
| 4.3.2 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分析 |
| 4.4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
| 4.4.1 当前几种主要测量方法的梳理和评价 |
| 4.4.2 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的逻辑步骤 |
| 4.4.3 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 |
| 第5章 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
| 5.1 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5.2 导致城镇化滞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 |
| 5.3 制约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
| 5.4 形成城镇边缘群体导致城镇内部二元分化 |
| 5.5 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 |
| 第6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 |
| 6.1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
| 6.1.1 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 |
| 6.1.2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 |
| 6.1.3 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 |
| 6.1.4 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 |
| 6.2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 |
| 6.2.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 |
| 6.2.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
| 6.2.3 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 |
| 6.2.4 财政体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6.3 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计量检验 |
| 6.3.1 研究设计与理论模型 |
| 6.3.2 变量构造与数据搜集 |
| 6.3.3 回归分析过程 |
| 6.3.4 研究发现与结论 |
| 第7章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
| 7.1 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间与区域间的资源合理配置 |
| 7.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差别 |
| 7.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
| 7.4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 |
| 7.5 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国内研究综述 |
| 0.2.2 国外研究综述 |
| 0.2.3 国内外研究总体评价 |
| 0.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0.4.1 研究重点 |
| 0.4.2 研究难点 |
| 0.5 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0.5.2 存在的不足 |
| 1.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相关理论资源 |
| 1.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问题的提出 |
| 1.1.1 农民工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1.2 农民工的含义及相关词汇辨析 |
| 1.1.3 农民工发展历程及其公民意识的演进 |
| 1.2 农民工现状及其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
| 1.2.1 农民工现状 |
| 1.2.2 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2.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
| 1.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资源 |
| 1.3.1 马克思主义公民意识理论 |
| 1.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1.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 |
| 1.3.4 当代国外公民教育理论 |
| 2.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解析及其考察维度 |
| 2.1 公民及公民意识内涵解析 |
| 2.1.1 公民概念界定 |
| 2.1.2 公民意识的西方流变 |
| 2.1.3 公民意识的中国阐释 |
|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域下的公民意识解析 |
| 2.2.1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概念 |
| 2.2.2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内容 |
| 2.2.3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特征 |
| 2.2.4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功能 |
| 2.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考察维度及具体内容 |
| 2.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考察的四个维度 |
| 2.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考察维度确立的依据 |
| 2.3.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各维度的具体内容 |
| 3.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 |
| 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方案 |
| 3.1.1 调查内容设计 |
| 3.1.2 抽样程序及调查方法 |
| 3.1.3 问卷信度检测和效度分析 |
| 3.1.4 数据处理方法 |
| 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主要特点 |
| 3.2.1 农民工权利意识特点 |
| 3.2.2 农民工公共责任意识特点 |
| 3.2.3 农民工民主法治意识特点 |
| 3.2.4 农民工公共参与意识特点 |
| 3.3 农民工群体内部相关变量对其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1 性别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2 文化程度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3 年龄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4 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5 地域差别等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4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的结论 |
| 4.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 |
| 4.1 中国的公民文化发展有限 |
| 4.1.1 古代中国臣民文化根深蒂固 |
| 4.1.2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发育不成熟 |
| 4.1.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民观念曲折发展 |
| 4.2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有所局限 |
| 4.2.1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的考察方面 |
| 4.2.2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 |
| 4.2.3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不足的制约因素 |
| 4.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存在问题 |
| 4.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政策分析 |
| 4.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相关项目考察 |
| 4.3.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中的问题归纳 |
| 5.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 |
| 5.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目标 |
| 5.1.1 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 |
| 5.1.2 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 |
| 5.1.3 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 |
| 5.1.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5.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原则 |
| 5.2.1 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
| 5.2.2 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相结合 |
| 5.2.3 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 |
| 5.2.4 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5.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内容 |
| 5.3.1 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 |
| 5.3.2 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 |
| 5.3.3 培养农民工的公共精神 |
| 5.3.4 提升农民工的公民能力 |
| 6.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 |
| 6.1 发挥国家的宏观体系构建作用 |
| 6.1.1 明确政策导向以协调各方力量 |
| 6.1.2 改革相关制度以提供平等机会 |
| 6.1.3 发展市场经济以夯实物质基础 |
| 6.2 发挥互联网加媒体的公民文化营造作用 |
| 6.2.1 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 |
| 6.2.2 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 |
| 6.2.3 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公民行为倾向 |
| 6.3 发挥培训机构的示范带动与资源整合作用 |
| 6.3.1 开发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课程模块 |
| 6.3.2 创新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方式 |
| 6.3.3 建设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师资队伍 |
| 6.3.4 创建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
| 6.4 发挥企业的生产激励与文化引导作用 |
| 6.4.1 结合企业生产与管理活动 |
| 6.4.2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活动 |
| 6.4.3 走进企业职工关怀活动 |
| 6.5 发挥社区的日常生活管理与服务作用 |
| 6.5.1 组织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活动 |
| 6.5.2 组织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
| 6.5.3 组织农民工参与主题教育和文化活动 |
| 6.6 发挥农民工的自我教育作用 |
| 6.6.1 系统学习公民文化知识 |
| 6.6.2 主动参与公民实践活动 |
| 6.6.3 反思自我的公民认知与实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问卷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研究 ——以武汉市的人才落户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人口管理制度的研究 |
| 二、有关国内户籍制度的研究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户籍制度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人才落户政策 |
| 第二节 论文研究的基础理论 |
| 一、推拉理论 |
| 二、刘易斯拐点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的发展改革历程 |
| 第一节 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阶段(1949-1956) |
| 一、城乡流动管理由松动转向严紧 |
| 二、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开始产生差异 |
| 第二节 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巩固阶段(1956-1977) |
| 一、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对户籍管理的完善 |
| 二、出台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政策,固化了城乡分割格局 |
| 第三节 以中央为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突破阶段(1978-2002) |
| 一、适当放松了农村向城镇的流动 |
| 二、开始实施对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 |
| 第四节 以地方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阶段(2002-至今) |
| 一、广东省地方政府制定的积分入户政策 |
| 二、以成都市为主的城乡统一户籍改革 |
| 三、以上海市为主的人才入户政策 |
| 四、新一轮以地方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户籍改革的地方实践分析—武汉市人才落户政策 |
| 第一节 武汉市户籍改革的背景介绍 |
| 一、武汉市户籍改革的背景介绍 |
| 二、武汉市出台人才落户政策的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武汉市户籍改革中的人才落户政策实施状况 |
| 一、武汉市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出台与实施 |
| 二、武汉市高端型、技术型人才落户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
| 第三节 武汉市户籍改革中的人才落户政策成效 |
| 一、武汉市户籍人口数明显上升,有助于新时代的城市发展 |
| 二、通过人才政策的实施,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
| 第四节 武汉市户籍改革中的人才落户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
| 一、人才落户政策缺乏对市场力量的重视 |
| 二、人才新政对城市承载能力提出挑战 |
| 三、各类型人才政策的福利待遇存在差异 |
| 四、人才落户政策不利于各阶层的社会融合 |
| 第四章 我国新时代户籍改革建议 |
| 第一节 当前户籍改革应树立公平理念 |
|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户籍改革理念 |
| 二、完善户籍法律法规 |
| 第二节 当前户籍改革下人才落户政策的价值界定 |
| 一、以人才落户为主的户籍改革应尊重市场规律 |
| 二、应正确处理各地城市户籍政策的同质化问题 |
| 第三节 当前户籍改革应构建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治理机制 |
| 一、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
| 二、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政策评估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当前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户籍政策 |
| 一、明确落户政策的差异性,平等对待增量人口和存量人口 |
| 二、解决地方政府颁布的公共政策的外部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西安户籍新政引发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西安户籍新政 |
| 2.1.2 人才引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 2.2.2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西安户籍新政前的发展概况与落户现状 |
| 3.1 户籍新政实施前西安的发展概况 |
| 3.1.1 户籍人口状况 |
| 3.1.2 城市就业状况 |
| 3.1.3 基础教育状况 |
| 3.1.4 市内交通状况 |
| 3.1.5 保障性住房状况 |
| 3.2 户籍新政实施后的落户现状 |
| 3.2.1 户籍新政调整历程 |
| 3.2.2 户籍新政实施后的落户情况 |
| 3.2.3 户籍新政实施后学历落户情况 |
| 第4章 西安户籍新政引发的问题 |
| 4.1 新的就业矛盾凸显 |
| 4.1.1 就业竞争压力增大 |
| 4.1.2 增量人才的条件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
| 4.2 城区基础教育资源更加短缺 |
| 4.2.1 小学的人均拥有量减少 |
| 4.2.2 基础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加剧 |
| 4.3 市内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 |
| 4.3.1 市内道路承载力减弱 |
| 4.3.2 私人汽车停车占道 |
| 4.4 增量人才住房困难 |
| 4.4.1 增量人才购房压力增大 |
| 4.4.2 保障性住房申请困难 |
| 第5章 西安户籍新政引发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岗位不足 |
| 5.1.1 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 |
| 5.1.2 缺乏与用人单位的沟通 |
| 5.2 基础教育资源供需结构不合理 |
| 5.2.1 学校数量规划缺乏前瞻性 |
| 5.2.2 各城区落户人数不一 |
| 5.3 市内公共交通供给不足 |
| 5.3.1 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 |
| 5.3.2 停车位缺口严重 |
| 5.4 住房需求增多与保障性住房不足 |
| 5.4.1 住房刚性需求增多 |
| 5.4.2 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 |
| 第6章 促进西安户籍新政持续实施的建议 |
| 6.1 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
| 6.1.1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
| 6.1.2 构建人才供需数据库 |
| 6.1.3 拓宽引才主体 |
| 6.2 合理配置基础教育资源 |
| 6.2.1 依据新增入学需求规划学校数量 |
| 6.2.2 合理划分学区范围 |
| 6.2.3 储备足够的师资力量 |
| 6.3 改善交通状况以提高城市生活的舒适度 |
| 6.3.1 合理规划交通布局 |
| 6.3.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
| 6.3.3 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智慧交通 |
| 6.4 综合施策以满足增量人才的住房需求 |
| 6.4.1 加强对住房价格的宏观调控 |
| 6.4.2 增加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 |
| 6.4.3 适当放宽共有产权房和人才安居房的准入条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梅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户籍制度改革视野下的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研究[D]. 夏恺.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D]. 马慧.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进城务工人员应对子女入学政策的研究 ——济南L社区田野调查[D]. 张文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城乡融合发展下重庆地票交易政策解构及实施效果研究[D]. 刘燕. 西南大学, 2020
- [6]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张光辉. 辽宁大学, 2019(12)
- [7]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吴俊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研究 ——以武汉市的人才落户政策为例[D]. 甘雨洋.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10]西安户籍新政引发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李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