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论文文献综述）
赵红[1]（2011）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国家政体和民主进程的颇有特色的训政构想,这一训政构想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后,对外发表宣言,宣布结束“军政”,实行“训政”。此后,在“以党治国”的原则下,在国民政府中,逐步建立起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院为基础的训政体制。然而,国民党标榜按孙中山建国理论所建立的训政体制,却与孙中山的训政构想有本质区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摒弃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内核,在训政的名义下,把政权和治权全部控制在国民党的手中,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使国民党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特别是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不断扩大,这种训政体制又逐渐成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基本延续着这种训政体制,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的爆发使得原有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鲜明的特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国家权力需要高度集中和统一,以便协调一致、统一步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战争的胜利。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人民以抗战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纷纷提出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导抗战,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局面。全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全国人民被纳入到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也为国民政府整合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原有的以党治国和五院制的训政体制下,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从1938年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通过对国民党总裁制的确认、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党政军一体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民政府的改制等政权机构的频行调整,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这种战时体制的集权程度不仅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蒋介石的个人集权也达到了最高峰。几经调整形成的战时集权体制,在组织上最终实现了全国政治过程的高度一体化。然而,这一权力的末端却是通过传统宗法关系与整个社会衔接起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把整个国家政权的决策贯彻到社会底层,达到对社会的高度动员,仅仅通过这种联系显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控制社会团体强化思想统一及其扩大国民党特务组织机构等措施,强化了集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政治整合。在推行战时集权体制的过程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通过调整各级党政关系,扩大国民党组织规模及组建三青团等措施加强国民党在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为了提高集权体制的效能,又从现代政制运行规则的角度采取了实行行政三联制和分层负责制,推行新县制以及调整和扩充监察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力图把国民政府的庞大权力系统建成高效率运行、反应灵敏的中央集权制政权,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无论是集权还是民主体制的国家,在大敌当前之际,都会做出集权和开放的两种政治姿态,集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统治的高效运转,开放则是为了容纳各方势力,增强团结,这一政治现象是统治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统一的结果。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同时,为了动员全民抗战,也有限度的让出部分政治资源,使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呈现出了相对民主化的趋势。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相对民主化趋势的重要表现就是国民党组建了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尤其是国民参政会的建立,适应了全中国人民渴望实现政治民主,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要求。国民参政会尽管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具有实权,但从条文及实践的过程看,国民参政会也并非一个独裁政治的骗人招牌,它虽然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成为监督国民政府行政运作的重要机构,成为各党派社团自由发表政见的论坛,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大局的作用。考诸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此时期也是其政治体制上最“开放”、最“民主”的时期。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迎来了胜利,这种胜利的获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积极努力与浴血奋战,而且与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实行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两方面,对抗战胜利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消极影响。我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同时,这种战时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对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本身的特征及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从现代政制运行规则的角度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进战时政制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进行深入探讨,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战时体制中的民主化趋势进行具体考察,从而揭示出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深层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是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政治威望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鼎盛的程度,国家政治体制一度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但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政治资源,没有把握住这一历史的机遇,而是在其政治威望最鼎盛时机,利用其掌控的国家权力坚持一党专政,顽固地坚持所谓的法统,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的民主要求于不顾,从而也失去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中的绝大多数力量推向自己的反面。最终,使自身的统治葬身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运行的实践证明:一方面,国家政权的握有者只要能够真正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实行民主、抗战,其政治威望就会空前提高,其统治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不管你手中有多么广大的政治资源,握有多么强大的政治权力,只要你背离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忽视各党派、各族各界的合理诉求,就会遭到广泛的反对,遭到人民的唾弃。
王明科[2]（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王力[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认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吕晶[4]（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党彦虹[5]（2009）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1926-1949》文中认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仿行苏俄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党务组织系统,采用了代表大会制和委员制。按照民主主义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以全国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地方党员代表大会为各级权力机关,以各级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行职权之机关是中央常务委员会。此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这一机构的由来,它的创立是结合中国实际与苏俄组织的一个创举,然而,学术界对于它的研究却相对薄弱,除在个别论着和论文中简要提及外,尚无专文系统论述。由于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期间隔较长,召开次数有限,不能及时对相关问题做出决策,而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设机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定期开会,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而且出席人员相对固定,能及时决策相关问题,更是由于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关系,中常会因而成为中国国民党重要的决策中心,具有代行最高权力的功能,是党内政策的发源地和最高立法机关,是党务系统得以运转的总指挥。作为国民党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它掌理国民党组织、宣传、训练、人事及财务等相关事宜,决策党内法令规章,指导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工作,对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部的呈请事项及时做出决策,使得国民党党务系统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指导国民党政务施行,中常会对政务的指导体现在对中政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呈送之相关政务问题的处理,中政会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桥梁,指导国民政府施政,然而中政会的组织条例及人选由中常会决议,中政会的决议案须报告与中常会,由中常会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战时特殊时期,名义上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指挥党政军大权,它代行中政会职权,实际上,对于党务问题仍由中常会直接决策,国防最高委员会依然将决议案报告于中常会,呈请中常会备案。训政前期,中常会作为法理上代表国民行使政权的最高常设决策机构,使得国民党党务系统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常会自1926年1月创立,在实际运行中,经历了一个过程,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它主要负责指导党务工作,制定各级党部组织法规,指导各地党部建立及及时处理党部纠纷及财务等问题,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常会统一指挥党政军大权,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常会则继续掌理党务工作。训政前期,中常会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训政纲领》在法理上确立其代行国民行使政权的地位,在实际运作中,它是国民党党务的决策中心。战时特殊时期,虽然中常会依然决策党务,但是总裁的设立,使得中常会对总裁负责,对于重要议案及人事任免等问题,由总裁核准后,中常会“照章通过”,直至战后,依然如此,中常会的职权逐渐虚化。此外,国民党内派系纷争,也影响了中常会职能的发挥,汪系、胡系、蒋系之间纷争不断,体现在中常委的变化及组织、决策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一方,中常委人数较多,而且对其决议能否通过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国民党派系内耗中,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最终取胜,中常委人数不断增多至55人,成为蒋介石平衡其内部各派利益的工具。综上所述,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上,中常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透过决策组织法规及人事任免等方式,制定党务活动的准则,指导国民党党务运作,使得国民党党务系统逐步完善,国民党各级党部建立,党员人数有一定的发展,宣传与训练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其职权最后虚化,但是其在法理上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是对总裁负责,总裁的决议也需由中常会决议后,以法的形式,交由相关机构执行,对政务的指导亦是如此。
李宇楠[6]（2019）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文中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民党、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及某些官僚政客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中国,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展现,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即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重视的体现。本文对1920年代召开的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进行了追溯,对其召开的历史背景、通过的主要文件、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当时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在此基础上,对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进行了深度考证和分析,以便为接下来关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会议议程及其历史意义做好扎实的铺垫。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文章重点详细考证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事宜,参会的重要领导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议程,以及会议做出的重要决策,如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工人权益的相关规定等,全方位的考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本文重点所在。在前面考证的基础上,首先,将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在经济、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社会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对比,以提高对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认识与了解。通过与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比较,本次劳动大会在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保障工人的权益方面作了更多努力。其次,与国民党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及政策对比,突出中国共产党对工人政策的正确性。文章最后明确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意义和成就。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于解放战争时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时隔19年召开的又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指导思想、组织建设、政策措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全国工人阶级赋予大会的历史使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在当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一,明确工人的地位与保障工人的权利;其二,推动了解放战争进程的顺利进行,加速了蒋介石政府的覆灭;其三,加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总之,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工人前行的道路。
丁长艳[7]（2012）在《“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政治身份中,人民政协制度最显着的特征定位是执政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执政党组织的政治叙事结构中,人民政协制度一直是占据一席之地的。本文以人民政协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通过对人民政协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结构形态的把握,探究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基础和发展逻辑关系是什么,即“政党中心主义”行为是人民政协制度产生与变迁的政治基础与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之上,从人民政协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脉络中把握“政党中心主义”行为模式的变迁与转型,并进一步阐释这种变迁逻辑支配下人民政协制度政治基础的变化形态,以及这种现实与演变形态蕴含的政治学内涵。最后,“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转型为人民政协制度提供了继承与变迁的历史与现实要素,借助于“社会”的政治化与制度化的双重过程,完善或是重新建构执政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式缘起于1946年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外在形式,从参加主体方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党派”之间的会议。除了在1949-1954年间,人民政协的全国委员会代行权力机构的政治功能之外,人民政协制度一直是作为中共的统一战线组织。就此间与后来的发展状况来看,人民政协制度成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并且在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提供了一种政治联系的媒介；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制度在整个政治系统中变成“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下的政治性结构,不仅在政治结构中承载了“学习”与“改造”的政治任务,亦在人民政协内部对各参加主体进行“政治整合”,为确保政治系统“政治输出”的高度一致性提供了组织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制度与功能变迁的趋势来看,除了继续承载执政党统战组织的政治定位以外,它与政府过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且在政治过程方面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产生了行为的“同步效应”特征。人民政协制度在结构形态方面展现了执政党组织与民主党派、社会之间的特定关系。本文将这种关系在人民政协制度中的表现概念化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表达的基本关系就是,人民政协制度因中共组织的阶级性和群众性的二元特征,也获得了同样的组织禀赋。在这种结构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政协制度的阶级性是由执政党与国家所代表,并且对其有绝对的话语权,人民政协自身只拥有群众性,即参与由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支配的每次政治运动。一方面,人民政协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参与“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涵盖的政治事务,成为执政党功能模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参加人民政协内部的“阶级代表者”与各自所属阶级之间的联系,这是其群众性的重要体现。执政党通过对这二元属性的结合,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人民政协制度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理所当然地它只有与执政党组织保持高度的契合才能获得自身的阶级性。此时的人民政协获得了承载政治主体属性的功能,在执政党功能体系以及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正如,人民政协制度的产生那样,它的变迁与转型不仅取决于执政党对政治阶级身份的确认,更多地是来自于执政党对政治身份变化的经济社会关系以及结构的自察,并为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变动中的“社会”开始成为这种互动行为中的“一极”,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体获得了自主的权利意识,并且组成公民的集合体,“政党中心”的结构与行为模式都面临转型的发展任务。“社会”的成长与执政党所强调的阶级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执政党与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意味着对社会身份与行为的确认。一方面来源于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即实现由群众的整体定位到以公民为重要特征的个体赋权;另一方面,如何将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整合进政治系统是执政党组织及其政治性结构都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人民政协制度经过功能的拓展与转型之后,从执政党的“统战组织”嵌入到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之中,并且在政治空间中为其延伸了新的“政治身份”——多党合作关系、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等。这种拓展实际上承认了对社会与社会阶级的主体独立性的相对确认,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由原来“阶级的官僚化”形态开始转变为具有独立代表性的“协商政治”形态,由相对简单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亦呈现出了部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综观人民政协制度结构形态的变迁以及政治基础的演变,本文认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变迁形态展现了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行为逻辑,即政党中心主义经历了从单纯的组织整合到制度整合的特征。具体而言,“政党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具体形态方面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由纯粹的阶级整合凝聚政治力量赢得国家政权的行为逻辑,开始转变为在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上开始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从这个层面而言,成熟的社会阶级不仅是国家形态完善的重要标志,亦是政党组织成熟的基本要求。
杜长州[8]（2019）在《高校学生组织发展与思想引导研究》文中指出高校学生会和社团是学生组织的主体,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重要平台,还是高校立德树人的载体之一。学生会和社团不仅具有广泛性、自治性、自愿性、朋辈性等共性,也有自主性和稳固性上的差异性。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来看,学生组织可以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来剖析。以组织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学生组织必须符合制度环境的期待和要求。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来分析,学生组织具有活动载体功能、文化载体功能、管理载体功能等。在借鉴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高校学生组织发展与思想引导的关系:思想引导在学生组织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高校党团组织的引导是学生组织健康发展的坚强保障。深刻认识学生组织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正确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高校学生组织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觉成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学生组织存在的思想和行为偏离主流价值观、偏离社会对其角色的期待等问题也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思想上存在信仰模糊化、多元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忽视组织文化的建设等问题,行为上存在活动质量差、学习成绩差等问题。学生组织出现问题既有学生干部价值观不成熟,易受社会不良思潮、传统官本位观念、青年亚文化等影响的原因,更有学校对学生组织思想引导工作的不重视、引导工作缺位等方面的原因。着力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施正确的思想引导,不仅是解决学生组织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完成培养红专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因此,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引导学生组织健康发展的经验,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不断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学生组织教育引导工作的要求。应从加强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主体队伍建设、内容优化、多样形式、体制保障等方面入手,构建起促进学生组织健康发展并发挥载体作用的有效机制。该论文有图3幅,表17个,参考文献166篇。
赵海军[9]（2017）在《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35年到1945年国民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为研究对象,梳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至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0年间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历程。在对各类文献材料进行系统整理与筛选的基础上,将国民政府在这10年中内政改革、对中共的态度转变、对日政策、与英美苏的关系等脉络基本呈现出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本文对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并且对其政策转变的原因、后果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由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阐述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中共政策的转变。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敌对到联共抗日再到反共抗日的变化。第二章论述了这10年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政治上始终贯彻国民党一党专政及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从改革国民党党务入手,大力宣传国民党理论基础、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了在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同时减少来自民众的阻力,国民政府做起了表面功夫,从形式上向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屡次提出召开民意大会、加强地方自治,但都流于表面,从未真正的落实民主与宪政。在经济上,为了适应抗战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国民政府逐渐向统制经济的方向发展,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的调度,并且为了避免重要的经济来源惨遭敌手,将华东、华北等地的工厂大量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济实力。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不可控制的发展,加强了对学校、社会的思想控制,实行政教合一的教育政策。同时,将高等学府内迁大后方的做法为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态度的转变。华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并未真正意识到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因此采取忍耐和妥协的态度。然而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政府渐渐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西安事变可以说是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履行事变和平解决的承诺,但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却是在亡国灭种之绝境的最后图存,此后国民政府抗日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章呈现了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抗战初期,日本的侵华行为并未引起英美等国的足够重视,因此普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国民政府依靠欧美对抗日本的希望破灭,与中国同仇敌忾的苏联成为孤立的中国唯一的外交选择,因此国民政府加强了与苏联的往来,而且也从苏联处得到了重要的援助。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英美开始逐渐插手中日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宣战,此举也让国民政府欢欣鼓舞,义无反顾地追随英美谋求最终的胜利。第五章分析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转变的原因。前期由“攘外安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是在多种原因、多方努力的共同之下的结果,而后期再次走上反共抗日的立场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六章对国民政府多变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前期走向联共抗日有助于中国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使得国共两党都取得了发展和壮大,但即使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国民党也从未真正放弃过反共的立场,这也为后来再次走向反共埋下了伏笔。总之,从1935年开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的召开,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变化,并且逐步实现了由反共到联共、由不抵抗到抗日的重大转变。然而,国民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是缓慢的、递进的,也经历了国共双方激烈的博弈。联共抗日是日本威胁到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局势之下的被迫选择,伴随着抗日大业的推进,伴随着抗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国民政府对日、对中共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一面坚持抗日,一面积极反共。从1935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转变对日妥协态度,到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抗日战争胜利,10年间国民党召开了十余次中央全会,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态度也伴随着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而发生转变。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法理上的权威性,作为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中央常务委员的选举、中央各部会的组织与人选的决定、地方党务人员的选派、党费筹措与支配、各项党务工作和施政绩效的检讨与改进等诸多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因此,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对其下一步的阶段的工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其制定的各项政策,有利于加深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的理解。本文拟从国民党五大到六大这十二次会议的角度,分析这10年间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演变进程。
高天鼎[10]（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二、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成果述评 |
| 1.4 研究的方法 |
| 1.5 史料说明 |
| 第2章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 |
| 2.1 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理论来源 |
| 2.1.1 孙中山的党治理念 |
| 2.1.2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 |
| 2.1.3 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期论 |
| 2.2 “训政”名义下的“以党治国” |
| 2.2.1 胡汉民关于“训政”的政治设计 |
| 2.2.2 《训政纲领》与“以党治国”原则的确立 |
| 2.3 训政架构下的党政关系 |
| 2.3.1 中央层面的党政关系 |
| 2.3.2 地方层面的党政关系 |
| 2.4 五院制政府的建立及运行 |
| 2.4.1 国民政府及其五院 |
| 2.4.2 五院制政府的实际运行 |
| 第3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和强化 |
| 3.1 战时集权体制建立的原因及条件 |
| 3.1.1 战时集权体制建立的原因 |
| 3.1.2 战时集权体制建立的条件 |
| 3.2 南京国民政府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 |
| 3.2.1 国民党由合议制变成总裁制 |
| 3.2.2 改组军事委员会 |
| 3.2.3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置 |
| 3.2.4 国民政府改制，赋予主席以最高权力 |
| 3.3 强化集权体制对社会的政治整合 |
| 3.3.1 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 |
| 3.3.2 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
| 3.3.3 控制社会团体强化思想统一 |
| 3.3.4 扩大国民党特务组织机构 |
| 第4章 国民政府战时集权体制的推行 |
| 4.1 加强国民党在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1.1 各级党政关系的调整 |
| 4.1.2 扩大国民党组织规模及组建三青团 |
| 4.2 实行行政三联制和分层负责制 |
| 4.2.1 行政三联制的推行 |
| 4.2.2 幕僚长制度与分层负责制的实施 |
| 4.3 推行新县制 |
| 4.3.1 基层政权组织的健全 |
| 4.3.2 县以下各级组织机构的管理 |
| 4.4 监察制度的调整与扩充 |
| 4.4.1 监察权的扩大 |
| 4.4.2 监察制度的调整 |
| 第5章 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相对民主化趋势 |
| 5.1 相对民主化趋势出现的原因和条件 |
| 5.2 国民参政会的建立 |
| 5.2.1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
| 5.2.2 国民参政会的人员组成 |
| 5.2.3 国民参政会的职能及议事方式 |
| 5.3 国民参政会的主要活动 |
| 5.3.1 坚持抗日反对投降 |
| 5.3.2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
| 5.3.3 坚持民主反对专制 |
| 5.4 地方临时参议会的设立 |
| 5.4.1 各级临时参议会的设立 |
| 5.4.2 各级临时参议会的实际状况 |
| 第6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历史考量 |
| 6.1 战时政治体制在战时的历史定位 |
| 6.1.1 战时政治体制的积极作用 |
| 6.1.2 战时政治体制的历史局限 |
| 6.2 战时政治体制对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深远影响 |
| 6.2.1 民主与集权的游离不定 |
| 6.2.2 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192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学术史回顾 |
| 四 资料概况 |
| 五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常会的缘起及沿革 |
| 第一节 “以党治国”的理念 |
| 一 “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 |
| 二 “以党治国”理念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党的组织原则及其体制架构 |
| 一 民主集权制的含义 |
| 二 民主集权制的体现 |
| 三 “以俄为师”的体制架构 |
| 第三节 中常会的沿革及特性 |
| 一 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波动:1926-1927 |
| 二 党务的最高决策机关:1927-1938 |
| 三 职权虚化:1938-1949 |
| 第二章 中常会运行及功能考察之一:组织 |
| 第一节 党规创设 |
| 一 代表大会及执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条例 |
| 二 中央各部会组织条例 |
| 三 地方党部组织条例及党纪法规 |
| 第二节 组织运作 |
| 一 基层组织的短暂发展与受挫 |
| 二 党务整理与系统完备 |
| 三 组织膨胀与高度集权 |
| 四 精简机构与功能退化 |
| 第三章 中常会运行及功能考察之二:宣传与训练 |
| 第一节 宣传 |
| 一 宣传方略及宣传系统的建立 |
| 二 中常会对宣传工作的决议及运行实态 |
| 第二节 训练 |
| 一 训练的原则与方针 |
| 二 党员训练 |
| 二学生训练 |
| 四 民众训练 |
| 第四章 中常会运行及功能考察之三:抚恤和惩戒 |
| 第一节 抚恤 |
| 一 中常会决议之抚恤政策 |
| 二 抚恤概况 |
| 第二节 惩戒 |
| 一 惩戒的相关规定 |
| 二 惩戒成效 |
| 第五章 中常会运行及功能考察之四:财务 |
| 第一节 党务经费之主要来源 |
| 一 党费与特别捐 |
| 二 政府财政拨款 |
| 第二节 党务经费用途及支配 |
| 一 经费支配原则及办法 |
| 二 中常会决议之财务事项 |
| 三 党务经费收支概况 |
| 第六章 中常会与中政会、国防最高委员会 |
| 第一节 合作与独立:中常会与中政会 |
| 一 合作与隶属 |
| 二 独立与扩大 |
| 三 衰弱与联席 |
| 第二节 并行: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 |
| 一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产生 |
| 二 并行与联席 |
| 第七章 中常会与国民党派系纷争 |
| 第一节 中常会内派系背景分析 |
| 一 汪蒋间短暂的合作与斗争 |
| 二 胡蒋纷争 |
| 三 蒋汪再度合作及胡、汪派隐退 |
| 第二节 派系纷争在中常会中的体现与影响 |
| 一 中常会主席的设立与中常委的变化 |
| 二 政策推行 |
| 三 组织人事 |
| 四 蒋系对中常会的影响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工人运动的研究 |
| (三) 国内关于全国劳动大会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一、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历史回顾 |
| 二、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原因 |
| 第二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
| 一、大会筹备事宜 |
| 二、会议议程及其重要决策 |
| (一) 确立了工人运动的总任务和不同区域内的工人运动任务 |
| (二) 决议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
| (三) 决定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 |
| (四) 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
| 第三章 比较视野下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
| 一、与前五次劳动大会的比较 |
| (一) 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参会人员结构 |
| (二) 劳动大会的会址选择 |
| (三) 会议中心任务与内容不同 |
| 二、与国民党劳动大会对比 |
| 第四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评析 |
| 一、第六次劳动大会的成就 |
| (一) 明确工人的地位与保障工人的权利 |
| (二) 对解放战争进程的影响 |
| (三) 加强了国际与国内工人运动的联系 |
| 二、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支配人民政协制度的“历史”、“理论”或“事实” |
| (一) “政治空间”内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 |
| (二) 以“政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叙事 |
| (三) “政党中心”的政党结构理论 |
| (四) 有“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
| (五) “不谋而合”：“政党中心主义”的事实 |
| 三、 理论问题与研究视角 |
| (一) “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背景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及其政治性结构 |
| (三) 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四) 政党结构(核心政党)的转型 |
| (五) 现代国家建设 |
| 四、 结构-功能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基础 |
| 一、 “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分析：阶级性与群众性 |
| (一) 基本涵义 |
| (二) 阶级性 |
| (三) 群众性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态变迁：人民政协制度历史基础 |
| (一) 现代化与政党的合意 |
| (二) 国家与政党的利益相关性 |
| 三、 国家的“领导”核心：“政党中心主义”的可能性 |
| (一) 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阶级意识与阶级组织 |
| (二) “政党-国家”形态：组织为“统治党”与“执政党”的身份政治 |
| (三) 制度化：政党中心主义政治性结构的内在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治性结构从组织化到制度化：人民政协制度的变迁 |
| 一、 国家型构的合法性：人民政协制度的缘起 |
| (一) 人民政协“制度形式”的相似渊源：两次政协会议 |
| (二) 人民政协制度的形成：政党与社会重构国家的协商场域 |
| 二、 政党整合的实现：人民政协制度的建构过程 |
| (一) 执政党的属性与国家建设——人民政协的外部结构 |
| (二) 内部“结构-功能”视角下的人民政协制度 |
| 三、 “政党”与“国家”之间的机构：人民政协制度的成型 |
| (一) 转变后的相对稳定与历次政治动员中受到的冲击与改造 |
| (二) 改革后的恢复与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阶级的“官僚化”：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一、 组织与消失的“权力”：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设计 |
| (一) 组织结构 |
| (二) 作为“统一战线”的机构 |
| 二、 执政党的领导权：人民政协制度的“合法性” |
| (一) 执政党的外部领导权与在人民政协机构内的领导权 |
| (二) “统战部”的外部权力 |
| 三、 “统战组织”与“政府体系”的交叉：人民政协制度的运行现状 |
| (一) “统一战线”定位的政治性质：从承载政党的阶级性向阶层性转变 |
| (二) “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承载政党的群众性向公共性转变 |
| 四、 官僚化的“国家”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协商政治：人民政协制度结构形态的继承与转换 |
| 一、 协商政治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结构形态变迁的基础 |
| (一) 执政党执政目标与方式的转变：政治与经济 |
| (二) 执政党与民主党派、政府关系的变化 |
| (三) 执政党执政目标与方式的根源：革命与现代化 |
| 二、 重构“内部社会”：结构形态变迁的内容 |
| (一) 政党组织的代表性重构 |
| (二) 人民政协制度的调整与转型 |
| 三、 协商的制度场域：结构形态变迁的结果 |
| (一) “内部社会”的结构 |
| (二) 协商政治中的“代表性”与“自主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党中心主义”的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空间 |
| 一、 统一战线组织：执政党的重要整合方式 |
| (一) “统战”式的政治整合：“政党中心主义”的传统行为逻辑 |
| (二) 后“统战”时代的政治整合：“政党中心主义”的适应性转型 |
| 二、 “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政党”与“国家”之间 |
| (一) 活跃于“政府过程”之中：“政党”与“国家”的双向塑造 |
| (二) “政府体系”形态的形成：意识、结构与行动 |
| 三、 制度吸纳社会：寻求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
| (一) “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结构的“松绑”与转型 |
| (二) “社会阶级”的制度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社会阶级”的政治化与制度化：“政党中心主义”转型中的双向运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高校学生组织发展与思想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 研究新意与难点 |
| 2 高校学生组织的基本概念和学理分析 |
| 2.1 高校学生组织的概念和类型 |
| 2.2 高校学生组织的特征和育人功能 |
| 2.3 高校学生组织研究的理论建构 |
| 3 我国高校学生组织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1 高校学生组织的发展历程 |
| 3.2 高校学生组织的历史作用 |
| 3.3 中国共产党引导高校学生组织发展的成功经验 |
| 4 当代高校学生组织发展的现状 |
| 4.1 现状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 4.2 取得成就 |
| 4.3 存在问题 |
| 4.4 归因分析 |
| 5 高校加强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对策 |
| 5.1 明确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原则 |
| 5.2 加强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主体建设 |
| 5.3 优化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内容 |
| 5.4 丰富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方法 |
| 5.5 做好学生组织思想引导的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中共政策的转变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的转变 |
| 二、由“联共抗日”向积极反共转变 |
| 第二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的对内改革 |
| 一、政治方面 |
| (一) 调整政府结构,强化蒋介石个人独裁 |
| (二) 加强党务建设 |
| (三) 从形式上向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 |
| 二、经济方面 |
| 三、教育方面 |
| (一) 加强对学校的控制 |
| (二) 政教合一的体制 |
| (三) 抢救教育资源 |
| 第三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隐忍妥协期 |
| 二、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
| 三、态度坚决,联共抗日 |
| 四、坚持抗日,以战谋和 |
| 五、与盟国联合,抗击日本 |
| 第四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美英苏政策的转变 |
| 一、加强中苏关系,争取苏联援助 |
| 二、全面发展同美英苏的关系 |
| 三、与盟国联合抗战 |
| 第五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转变的原因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的原因 |
| (一) 日本的侵华暴行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 |
| (二) 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三) 国民党内部反蒋抗日的势力日渐强大 |
| (四) 国际势力对日态度渐趋强硬 |
| (五) 全国人民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 |
| 二、从“联共抗日”到“反共抗日”的转变原因 |
| (一) 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 |
| (二) 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它对中共的根本态度 |
| (三) 美国日益明显的扶蒋政策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共气焰 |
| 第六章 对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转变的评价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 |
| (一)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 (二) 国共两党通过抗战不断发展壮大 |
| (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 |
| (四) 转变过程中的往复善变为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埋下伏笔 |
| 二、由“联共抗日”向“反共抗日”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组织系统表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D]. 赵红. 吉林大学, 2011(08)
- [2]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4]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5]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1926-1949[D]. 党彦虹. 南开大学, 2009(07)
- [6]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D]. 李宇楠.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7]“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D]. 丁长艳. 复旦大学, 2012(03)
- [8]高校学生组织发展与思想引导研究[D]. 杜长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9]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D]. 赵海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