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令摘要——学生在学禁令（论文文献综述）
布赛尔[1]（1958）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文中研究表明 第二十章人口誌 印度支那由于內部不和陷于分裂狀态,因此一九四九年所能得到的人口統計就只是極其陈旧的数字。印尼和緬甸也是同样的情况:僅馬來亞,暹罗及婆罗洲曾在最近举行过人口調查。印度支那最后一次人口調查是在一九三七年,下面所列数字,卽取自此次調查。要注意这些数字同暹罗一样是指法定華侨而不是族別華侨。「一九三七-四三年中國手冊」記載:族別華侨在一九四零年的数字为四十二万七千人,而印度支那一九三七年度的人口調查則統計法定華侨总数为三十二万六千人。華侨与印度支那妇女所生之后裔,在一九二一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万圆[3]（2017）在《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精英高校对生源的选拔,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唯有获得完整、深入地认识,才能取其精华。本研究以“录取决策机制”为切入点,基于对美国精英高校选拔生源时使用的考量因素、审阅方式以及质量控制手段的考察,分析其录取决策的目标及达成方式,进而构建驱动录取决策行为的多重逻辑作用模型。通过以美国三所精英公立大学、两所精英私立大学、两所精英文理学院为案例,运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基于对39位招办人员、13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大量的相关文本,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发现、结论和建议:首先,美国精英高校均遵循目标导向、服务自身利益和使命的原则来选拔生源。一方面,美国精英高校的共同招生目标为以公正、透明的方式,塑造一届卓越且多样化的新生。另一方面,录取决策的铁律为服务高校利益和使命:高校利益包括达到注册目标、满足财政需求、提高声望、增加选拔性、促进种族多样化、保持校园体育实力等等,但各校录取决策服务的利益诉求和优先项不尽相同;录取决策实践受到高校承担的培养公民和公民领导者以及服务社会三大办学使命的驱动。其次,为了达成各项招生目标,案例高校在录取决策中都采用了基于多个标准的综合评价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整体性审阅,并通过质量检查技术、组建专业审阅团队、投入大量资源、接受教师和董事会监督等手段进行质量控制。其中,在综合评价上,各校通过查看学业表现、个人成就和个人背景三个维度下的多个具体因素,基于三个标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做出外在贡献的潜能以及从大学教育中获益的潜能,来判断申请者与高校的匹配程度。综合评价中的决策规则体现为:学业成就是几乎所有申请者参与录取竞争的必要条件,其中学业杰出者基本都会被录取;个人成就有助于区分属于中间群体的“不错的学生”;加号因素有助于学业表现和个人成就相似的中间群体和“合格的学生”赢得竞争,也可使得“不合格的学生”以降低学业标准的形式被录取。在整体性审阅上,各校均使用背景化审阅、个体化审阅和集体化审阅,保证录取决策的公平与效率:1)将每位申请者取得的成就置于高中教育背景和个人成长背景中审阅,考虑其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同时被置于申请者库中审阅,即各校将每位申请者与来自同一高中的申请者、与申请者库的平均表现以及与录取标准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脱离背景进行横向比较。2)个体化审阅将每位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没有阈值、没有公式、没有单一的决胜因素,是最高法院批准的考虑种族的合法方式和州禁令下达成种族多样化的必要方式,也是保证决策自由度、区分申请者和达成各项招生目标的最佳方式。3)集体化审阅的模式分为委员会模式和团队审阅模式,但产出一届新生的路径均始于单名读者对每份申请材料进行基于量化评级的分项评价或基于质性评语的整体评价,并经历至少两名读者的评价以及委员会讨论或高级AO的审阅,止于确定一届新生名单的招生季末审核,是一种高度依赖人为经验的协作式决策路径。第三,在不同类型精英高校的录取决策实践中,学术逻辑、文化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每项逻辑发挥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1)学术逻辑和文化逻辑是导致各校在使用考量因素时存在相似性的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则是导致差异性的逻辑。2)学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的作用强度均在公、私立维度存在细微差别,并均在公立大学体现更为明显。文化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之间存在细微差别,其中在文理学院体现最为明显。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私立维度存在显著差别,其中市场逻辑在私立高校体现尤为明显,政治逻辑则在公立大学体现尤为明显。成本逻辑的作用强度不存在办学类型的差异。最后,美国经验为完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提供的启思包括:拓宽卓越生源的定义,探索生源多样化的价值;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提升招生透明度;坚定推进综合评价改革,完善实践操作;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提供环境支持。
夏春晓[4]（2020）在《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管理考察 ——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世纪英格兰大学在西欧大学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兴起于12-13世纪的英格兰,历经几百年的风雨,直至今天仍然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根本原因与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大学管理的不断完善实现了从松散的管理状态向规范管理的过渡有关。因此,本论文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对英格兰大学的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学院管理、课程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教师和学生作为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重要构成人员。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牛津和剑桥大学不断向前发展。牛津和剑桥大学都是典型的“教师型”大学,教师在大学起主导作用;导师制成为后来大学的主要教学方式,直至今天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教师的薪资制度的最终形成是对教师职业的认可,是大学保障人才的一种必要手段。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在进入大学之后,其学习和日常生活受到英格兰大学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学生在大学中的发展完成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中世纪时期对于学生的管理对现代大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学院作为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核心,牛津和剑桥大学始终非常重视学院的管理,这对于学院本身和整个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是独立的自治机构,内部管理占主导地位,不受大学管辖限制,实现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学院为中世纪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社会人才。学院最初是为学生提供住宿场所,后来成为教学的中心。学院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了一些藏书,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院制成为中世纪英格兰大学最具特色的制度,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英格兰大学的课程是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教学内容演变而来。基础学科是学生进入大学的奠基石。在完成基础学科的学习之后,学生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继续学习或进行社会实践,继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阶系科——神学、法学和医学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高阶系科是中世纪英格兰大学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学科,为教会和皇家贵族培养了许多必须的人才。
徐之凯[5]（2018）在《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的德国被盟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进行分区占领。在盟国管制委员会（ACC）的宏观管控下,德国人民必须服从盟国占领者的指令,四大盟国也竭尽所能在各自占区推行自己的占领政策。出于外交及地缘政治上的原因,法国占领区当局维持着一个相对于其他占区更为独立自主的地位,以追求法国的地缘安全,供战后重建之用的经济赔偿并确保德国在政治上的去中央集权化。于是,法方军政府（GMF）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当地的德国人力资源,为占区行政及法国在德利益的实现而服务。在法国这一利用德国人员的典型模式之中,出现了三种标志性的特殊德国雇员群体,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军政府服务,帮助法国占领者有效地实现其对德占领的目标:直接从属于军政府的德国雇员、德国地方政府公务员以及外籍军团中的德国士兵。随着盟国间多项重要决议的出台,以及战后初期诸多重大事件及民众运动（比如非纳粹化,民主化,再教育及非军事化等）在德国的发生,这些特殊群体在占领期间往往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况。他们的命运直观而深刻地反映了战后法国对德占领政策的演变以及法国人民对于德意志民族态度的转化。
崔志伟[6]（2020）在《伊丽莎白时期伦敦剧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剧院的出现是英国16世纪后半期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伊丽莎白时期伦敦戏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得益于几种相互联系的因素所构成的复杂条件,在社会、经济、心态等方面它包括宗教改革对文化的冲击造成的英国戏剧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伦敦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几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而这些变化中的事物的基础是英国的传统。作为一种行业崛起的剧院本身即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经济方式,它可以被视为英国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的一个节点,但剧院所体现出的经济方式也是中世纪和近代的结合,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方式。此外剧院的经营方式本身也是变化中的,在整个伊丽莎白时期它们大致经历了三种变化:从公共剧院诞生时的地主—租赁模式,到1594年剧院老板作为股东主导整个剧院运行的模式,到1599年由莎士比亚等人开创的剧团与剧院分享股份的模式。公共剧院作为一种新事物还造成了英国在观念和政治上新的冲突,尤其是意识形态、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之间的冲突。清教对剧院的反对既出于其观念本身,也受到两个具体政治因素时间上的冲突以及与天主教斗争的影响。伦敦市基于地方权力的诉求本来就倾向于抑制剧院,1573年其与清教的结合不但加强了针对剧院的反对力量,而且使伦敦市的态度具有了意识形态和地方权力的双重意味。作为清教与伦敦市主要对手的枢密院为满足女王的喜好总体上支持剧院,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又会发布对剧院的禁令,例如当剧院侵犯某个贵族的利益或发生瘟疫,引导枢密院行为的是该时期它同时具有的两种性质:作为女王仆从和贵族议事会的枢密院,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枢密院,枢密院与伦敦市就剧院问题发生的冲突既是观念上的对抗也是政治上的对抗。剧院冲突折射出的实际上是16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变化中的观念及政治状态。
柳丽娜[7]（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著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王海凤[8]（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樊涛[9]（2014）在《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长期维持着农业社会形态。农村教育依托私塾等传统学校进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依赖于农村社会环境。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国家与个人都置身于一个不断变革的环境之中，并为了各自的持续发展进行着搏击与探索。农村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来自于优势阶层意志和各种利益诉求的压力迅速转型，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乡之间走出了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发展道路。民国时期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不仅延续了近代以来以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升来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思路，而且积累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促进农村学校普及与革新的经验，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农村学校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并上溯至晚清。论文从各时期制度的内容入手，以文本化的制度规范所描绘的应然发展状态为依据，结合全面与局部的调查统计和时人的议论与回忆，并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发现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七章，其中前五章根据时间的先后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特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后两章则从主体的制度选择和学校的社会功能角度，探讨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第一章通过对现代学制建立以前的农村学校考察发现，农村学校始终从属于民众的个人本位取向，其对周围社会环境存在较高依赖，制度化程度较低。而清末民初统一学制的建立，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旧式学校改换新的面目，而从总体上看，农村学校的更新还十分缓慢。而这也奠定了民国时期两套学校体系在农村地区并立的格局。第二章主要以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国家的义务教育追求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证明义务教育目标设定与农村有限接受新式学校之间的矛盾，促使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式学校的变通与传统学校的改良，以及二者的并举，成为民国时期普及农村学校的必然选择。而农村学校形式的丰富，为改变僵化的学校发展思路创造了条件。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对1930年前后农村学校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之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举措，有利于农村学校及教育普及，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国家对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破除，采取简易化、短期化、多样化、弹性化等多种创新举措，以法制化手段加速新式学校的本土化和传统学校的现代化，增强农村学校对民众个别化需求的适应。事实证明，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五章以40年代国民教育体制下的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作为考察对象。成人补习教育正式被纳入到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之中，以补充因义务教育短期化所带来的教育程度不足；农村学校与地方行政系统相结合，以统制的方式巩固农村学校业已取得的成绩。但由于灵活性降低，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取向，加之战争的影响，农村学校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获得实质性进展。第六章考察了近代以来农村教育权力格局演变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国家和民间对于不同学校的偏好，是维持新旧学校并存的基本力量，而他们对于农村学校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走向。民间力量通过维持传统学校来捍卫自身的传统领地，通过接受新式学校的方式表示对国家妥协的认可，通过促成新旧制度的融合，来展现自己在农村教育领域的存在。第七章从农村学校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入手，提出在传统制度环境下生成的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在近代以后被学校与农村的诸多不契合因素放大。新式学校系统通过吸纳、隔离和筛选，将农村知识群体以升学和就业的方式导向城市，在满足国家和部分个体需求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结语指出，社会系统变迁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变革，不仅受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导向，而且受制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客观现实和利益结构，受系统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对当代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多重启示。
张秀丽[10]（2014）在《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婢女,是被人买来,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和服务的女孩子。它源于古代,是人口买卖的一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人口买卖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清末,政府下令,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婢女买卖,并从法律上取消了婢女身份。然而,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婢女现象有其根深蒂固的延续性。民国时期,社会上的蓄婢现象不仅没有禁止,而且仍普遍存在。北京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都,是政教汇总、仕商云集之地,北京的蓄婢现象既普遍存在,又独具特点。在北京,蓄婢家庭的职业和籍贯纷繁复杂,这与北京城市的特点紧密相连。婢女的籍贯构成与蓄婢家庭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婢女依然是通过“买卖”进入蓄婢家庭。民国时期,政府禁止人口买卖,并对人口买卖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在北京,社会普遍贫困,人们缺衣少食。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对卖女为婢现象也大多采取默认的态度。婢女买卖有“雇用”、“典押”、“卖绝”等类型。其中,“雇用”已经具有雇佣的性质。蓄婢家庭买来婢女后,有的婢女即归蓄婢家庭“所有”。在某种情况下,蓄婢家庭可以根据需要,把婢女转卖或转赠他人。然而,民国时期,在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婢女与蓄婢家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变得较为松散。婢女在蓄婢家庭中进行劳作和生活。她听从主人的召唤,为主人提供服务。在服侍照顾老人和孩子方面,婢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蓄婢家庭中,不同类型的婢女,个人生活待遇有差异。婢女所服侍的主人不同,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都会对她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有的婢女受尽欺侮和凌辱,有的婢女在主人家可以颐指气使。婢女与蓄婢家庭一起生活,可以说,她是蓄婢家庭中的一个组成人员,但她又被蓄婢家庭“边缘”化；婢女与周围的人联系和交往,并与北京的社会发生某种联系。被卖为婢的女子,大都有相同的社会出身背景,但她们对“婢女身份”的认知,却因人、因所依附的家庭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蓄婢家庭视婢女如同亲生,并给婢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婢女也认可自己的婢女身份。在生活中,她们与蓄婢家庭相互依赖,和睦相处。而对一些婢女而言,“婢女身份”是一种枷锁,她们或妥协、或努力挣脱“婢女身份”。情感与婚姻是她们脱离“婢女身份”的一个良好契机。一些婢女利用这个契机,成功实现了自我身份地位的转型。婢女与蓄婢家庭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恶家主”不断被人们提起,婢女也容易受到伤害,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在矛盾和冲突中,主婢双方往往越出家庭范围,去相互指控对方。为使婢女顺从,主人对婢女的“压制”往往要大于对婢女的教育行为,表现出暴力倾向。而婢女偷窃问题也是困扰主人的一个难题。为缓和主婢冲突,政府或者批评教育主人或婢女,或者利用法律,进行针对性的处罚。无论如何,婢女都属于不幸妇女之一,是社会底层最苦难的群体。为帮助那些受苦的婢女,政府和妇女团体曾作出积极努力,去救助安置她们,直到帮助她们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为止。有的婢女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求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尽管在婢女救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政府和社会对婢女的救助和安置,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促进了婢女解放的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变迁剧烈,各种思潮涌动。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婢女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社会评论家从各个角度论述婢女的危害性,要求政府解放婢女。为了解放婢女,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法令,并加以实施。但是,由于“婢女”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它与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相联系,与民国时期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因此,禁止蓄婢的法规和法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境。所以,在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彻底解决婢女问题。即便如此,在社会转型和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背景下,北京地区的婢女还在慢慢退去传统的社会色彩,逐步向现代转型。
二、法令摘要——学生在学禁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令摘要——学生在学禁令（论文提纲范文）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背景 |
| 一、美国不同类型高校的信念与院校文化 |
| 二、美国选拔性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的演变历程 |
| 三、美国选拔性高校录取决策过程的隐秘性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与概念框架 |
| 一、美国学者关于选拔性录取的理论学派 |
| 二、美国学者关于选拔性录取实践的研究 |
| 三、我国相关研究 |
| 四、概念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可靠性 |
| 四、研究伦理 |
| 五、研究限制 |
| 第二章 考量因素(一):学业表现因素 |
| 第一节 高中学业记录之学业严格度 |
| 一、课程难度 |
| 二、课程门数 |
| 第二节 高中学业记录之课程成绩与年级排名 |
| 一、课程成绩 |
| 二、年级排名 |
| 三、作为整体的高中学业记录 |
| 第三节 考试分数之不可或缺 |
| 一、决策规则 |
| 二、不可或缺的原因 |
| 第四节 考试分数之可免试入学改革 |
| 一、改革历程 |
| 二、改革原因之考试价值审思 |
| 三、改革原因之服务高校利益 |
| 四、改革争议与回应 |
| 第五节 写作和推荐信 |
| 一、写作 |
| 二、推荐信 |
| 第三章 考量因素(二):个人成就因素 |
| 第一节 面试 |
| 一、面试不重要的原因与体现 |
| 二、面试重要的原因与体现 |
| 第二节 课外活动与才能 |
| 一、内涵与决策规则 |
| 二、驱动逻辑 |
| 三、UNC体育特长生的录取改革 |
| 第三节 个人品质 |
| 一、内涵与决策规则 |
| 二、驱动逻辑 |
| 三、甄别途径 |
| 第四章 考量因素(三):个人背景因素 |
| 第一节 种族 |
| 一、考虑原因 |
| 二、不考虑原因 |
| 第二节 社经地位 |
| 一、支付能力 |
| 二、“第一代大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联结 |
| 一、校友联结 |
| 二、其他关系联结 |
| 第四节 地理位置 |
| 一、居住地 |
| 二、本州居民 |
| 第五节 其他因素 |
| 一、注册兴趣 |
| 二、就读高中 |
| 三、性别与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整体性审阅(一):背景化审阅 |
| 第一节 整体性审阅的要素 |
| 第二节 背景化审阅的维度与实施 |
| 一、背景化审阅的内涵与维度 |
| 二、了解背景的途径 |
| 三、申请者库审阅 |
| 第三节 实行背景化审阅的多重动因 |
| 一、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
| 二、识别大学成功潜能 |
| 三、决策最优化的需要 |
| 第六章 整体性审阅(二):个体化审阅 |
| 第一节 个体化审阅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个体化审阅的内涵 |
| 二、个体化审阅的特征 |
| 第二节 个体化审阅的实施 |
| 一、UCSD的操作方式 |
| 二、UNC的操作方式 |
| 第三节 实行个体化审阅的多重动因 |
| 一、个体化审阅是考虑种族的合法方式 |
| 二、个体化审阅是州禁令下达成种族多样化的必要方式 |
| 三、个体化审阅是保证决策自由度的更好方式 |
| 四、个体化审阅是区分申请者的有效方式 |
| 五、个体化审阅是达成各项招生目标的最佳方式 |
| 第七章 整体性审阅(三):集体化审阅 |
| 第一节 集体化审阅的模式 |
| 一、委员会模式 |
| 二、团队审阅模式 |
|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
| 第二节 集体化审阅的路径 |
| 一、分项评价与整体评价 |
| 二、招生季末审核 |
| 第三节 录取决策的艺术性 |
| 第八章 录取决策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开展质量控制的原因 |
| 一、保证信度 |
| 二、保证效度 |
| 第二节 质量检查技术 |
|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二、验证申请材料真伪 |
| 第三节 专业的审阅团队 |
| 一、专业团队的构成 |
| 二、读者培训 |
| 第四节 大量的审阅投入 |
| 一、时间投入 |
| 二、人力投入 |
| 三、财力投入 |
| 第五节 教师和董事会的监督 |
| 一、教师监督的形式 |
| 二、教师监督的原因 |
| 三、董事会的监督 |
| 第九章 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录取决策的目标与铁律 |
| 二、招生目标的达成方式 |
| 第二节 研究结论:多重逻辑作用模型 |
| 一、各项逻辑的内涵与体现 |
| 二、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 |
| 三、多重逻辑作用模型存在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与建议 |
| 一、美国精英高校入学机会的挑战及应对 |
| 二、美国经验对完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的启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3 约访邮件(隐去) |
| 附录4 PITZER COLLEGE ACADEMIC RATING SCALE-2014(隐去) |
| 附录5 USC INTERVIEW SHEET-2015(隐去) |
| 附录6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RATING SHEET-2015(隐去) |
| 附录7 GUILFORD COLLEGE APPLICATION RUBRIC-2015(隐去) |
| 附录8 GUILFORD COLLEGE WRITING RUBRIC-2015(隐去) |
| 致谢 |
（4）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管理考察 ——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学生管理 |
| (一)学生的学习生活 |
| (二)学生的日常生活 |
| 二、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教师管理 |
| (一)教师的构成 |
| (二)教师的薪资管理 |
| (三)教师的教学管理 |
| 三、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学院管理 |
| (一)学院创建的背景 |
| (二)学院制的发展 |
| (三)学院的重要机构——图书馆的管理 |
| 四、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课程管理 |
| (一)基础学科 |
| (二)高阶系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学术史回顾 |
| 1.1 研究综述 |
| 1.2 原始档案与官方文件 |
| 第二章：法占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环境 |
| 2.1 理想化而又艰难的理念：盟国占领机制 |
| 2.1.1 欧洲咨询委员会与盟国占领理念的形成 |
| 2.1.2 欧洲咨询委员会与德国投降 |
| 2.1.3 从欧洲咨询委员会到盟国管制委员会 |
| 2.1.4 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 |
| 2.1.5 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行政构架 |
| 2.2 为何是法占区？一套特立独行的占领政策 |
| 2.2.1 “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 |
| 2.2.2 “不合作”态度 |
| 2.2.3 “袖珍占领区” |
| 2.2.4 法方军政府的建立 |
| 2.2.5 法占区的权力结构：“三驾马车”模式 |
| 2.2.6 右翼的基地：巴登巴登的“小维希” |
| 2.2.7 法方军政府的占领策略：“在此地树立起法兰西的大旗”与“让德国人付出代价” |
| 2.2.8 法方军政府的终结 |
| 2.3 “德国鬼子”还是“欧洲弟兄”？法国人对于德国人的印象 |
| 2.3.1 从“鬼子”到“变色龙” |
| 2.3.2 从“邻居”到“弟兄” |
| 第三章：“善于服务者”：“德国雇员”的概念与法方军政府对德国人的直接任用 |
| 3.1 “德国雇员”的社会学定义与历史源起 |
| 3.1.1 “德国雇员”：一个社会学上的的概念 |
| 3.1.2 “德国雇员”的历史源起 |
| 3.2 直接受法方军政府任用的德国人：从“仆役人员”到“政府干员” |
| 3.2.1 “被征用的仆人”：法方占领之初对德征调下的“德国雇员”(1945-1946) |
| 3.2.2 “被雇佣的人员”：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员工地位的逐渐正常化(1947) |
| 3.2.3 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雇员地位待遇的提升(1948-1949) |
| 3.3 小结 |
| 第四章：“宝贵的德国人”：法方军政府所间接任用的德国公务员 |
| 4.1 德国公务员：德国行政“去中央集权化”的开端与“清洗”运动的组织方式 |
| 4.1.1 “应急之举”：在法占区行政管理中任用德国公务员的起因 |
| 4.1.2 法占区公务员清洗运动的发端 |
| 4.2 “变”而治之：清洗运动中的德国公务员与法占区的政策转变(1946年) |
| 4.2.1 “改头换面”的公务员：1946年对德国公务员的清洗 |
| 4.2.2 “去政治化”的公务员：1946年法方军政府向德方当局让渡权力之际的德国公务员政治状况 |
| 4.2.3 德国“新公务员”的培养与法占区行政学校的创立 |
| 4.3 从1947到1949,法方军政府对德国公务员管控的弱化 |
| 4.3.1 法占区德方当局权力的增长与德国公务员章程 |
| 4.3.2 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结束 |
| 4.3.3 法方行政学校建设规划的最终成果 |
| 4.4 小结 |
| 第五章：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的外籍军团德国兵员雇佣问题 |
| 5.1 德国退伍军人的战后境遇与法国方面征召军团战士的决策 |
| 5.2 从占领区到军团军营：一套高效而神秘的征兵程序 |
| 5.2.1 高效的征兵程序：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在德征兵机构的发展 |
| 5.2.2 神秘的征兵过程：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合法”而具有欺骗性的征兵手段 |
| 5.3 盟国与德国方面的抵制,法方军政府时期建立的征兵机制的终结 |
| 5.3.1 盟国管制委员会时期盟国支持下反外籍军团在德征兵的媒体抗议活动 |
| 5.3.2 东西德建立后德方对于外籍军团征兵的抵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6）伊丽莎白时期伦敦剧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主旨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剧院的兴起 |
| 第一节 宗教改革以来英国戏剧的变化 |
| 第二节 伦敦的作用 |
| 第三节 戏剧社会群体的形成 |
| 第二章 剧院的经营 |
| 第一节 剧院的资金来源 |
| 第二节 剧院的土地占用 |
| 第三节 剧院的管理 |
| 第四节 剧院的收益及其分配 |
| 第五节 剧院的经济地位及其意义 |
| 第三章 围绕剧院产生的冲突 |
| 第一节 清教对剧院的反对 |
| 第二节 伦敦市当局的态度及其变化 |
| 第三节 枢密院对剧院的管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学术成果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索引 |
| 引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问题 |
| 三、 文献综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五、 研究的价值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变革的起点：清末民初农村新旧学制转换 |
| 一、 旧制私塾与传统学校：前近代农村学校的基本形态 |
| （一） 私塾及其衍生 |
| （二） 传统农村学校的组织与形制 |
| （三） 传统学制对农村社会环境的依附 |
| 二、 现代学制建立与新式农村学校体系的建构 |
| （一） 新式学校的引入与构建学校体系的尝试 |
| （二） 癸卯学制对农村学校的规划 |
| （三） 壬子癸丑学制的趋新改造 |
| 三、 以旧改新：农村学校转型的基本途径 |
| （一） 以书院改办新式学校 |
| （二） 以义学、社学改办新式学校 |
| （三） 农村学校缓慢的过渡与更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形式多样化起步 |
| 一、 义务教育下的农村学校推广策略 |
| （一） 对农村学校布局的规划 |
| （二） 对农村设学进程的规划 |
| （三） 农村设学的“力求经济”原则 |
| 二、 农村学校形式的初步变通与衍生 |
| （一） 初小简易科 |
| （二） 单级小学 |
| （三） 二部制与半日学校 |
| （四） 简易识字学塾 |
| （五） 小学补习科 |
| （六） 露天学校 |
| 三、 农村小学男女分校与双轨制 |
| （一） 农村女子学校的设置 |
| （二） 小学双轨制的短暂尝试 |
| 四、 私塾改良：农村传统学校的更新与利用 |
| （一） 以改良私塾促农村学校更新 |
| （二） 以改良私塾补新式学校不足 |
| 五、 学制同一性的打破与地方性的增强 |
| （一）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发展方向的选择 |
| （二） 壬戌、戊辰学制与“因地制宜”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务实的选择（上）：农村学校弹性化与短期化 |
| 一、 1930 年前后全国农村学校发展的基本形势 |
| （一） 农村人口基数的确定 |
| （二） 农村学校数量及覆盖程度 |
| （三） 农村学生数量及入学率 |
| （四）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 |
| 二、 农村学校局部制度调试与就学机会增加 |
| （一） 减少入学限制与扩充农村学额 |
| （二） 默认农村学生年龄范围的扩大 |
| 三、 弹性化、短期化与农村学校教育制度拓展 |
| （一） 义务教育弹性化实施策略 |
| （二） 短期义务教育与农村学校“多轨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务实的选择（下）：农村新旧学校并存与共进 |
| 一、 农村新式学校体系的丰富 |
| （一） 简易小学 |
| （二） 短期小学 |
| （三） 巡回教学 |
| （四） 二部制 |
| （五） 儿童义务随习班 |
| 二、 私塾：限制基础上的再利用及其固守 |
| （一） 农村义务教育的代用形式 |
| （二） 禁而不绝的顽强生命力 |
| （三） 对旧制度的保存与继承 |
| （四） 农村学校的供需结构矛盾 |
| 三、 新旧学校并存下的农村教育发展评估 |
| （一） 农村学校呈趋新转变的稳定趋势 |
| （二） 小学教育规模呈总体增长的趋势 |
| （三） 短期小学、简易小学价值不断提升 |
| （四）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时的应对：国民教育与农村国民学校体系构建 |
| 一、 义务教育目标的深化及其实现策略 |
| （一） 义务教育的两步走战略 |
| （二） 学龄儿童教育与成年补习教育的汇流 |
| （三） 从义务教育到国民教育的地方性尝试 |
| 二、 “新县制”与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 |
| （一） 国民教育制度与农村学校改制 |
| （二） 国民学校体系的补充和发展 |
| 三、 国民教育取向下的农村学校及教育发展 |
| （一） 学校改制与承载能力的显著增强 |
| （二） 农村学校教育普及程度获得提高 |
| （三）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仍在低水平徘徊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权威的攘夺：农村教育权力博弈与学校教育制度选择 |
| 一、 民间自主选择学校教育的传统 |
| （一） 止于县衙的国家权力体系 |
| （二） 民众与士绅：民间教育权的主体 |
| （三） 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尝试与受阻 |
| 二、 民间教育权的失守与农村学校国家化 |
| （一） 建立统一学制对民间教育权的排挤 |
| （二） 国家力量对士绅阶层的分化 |
| （三） 推广新式农村学校成为国家的事业 |
| （四） “自治”名义下的权责分离 |
| 三、 绅权扩张与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通 |
| （一） 民间教育权的有限恢复与学制地方性增强 |
| （二） 自治体系下的绅权存在形式 |
| （三） 绅权的聚集和破解 |
| 四、 国家教育权膨胀与对农村学校统制的恢复 |
| （一） 县域教育权力的向上集中 |
| （二） 农村教育人员职能的“政教合一” |
| （三） 政教之争与“校长兼任”问题 |
| （四） 国家对农村学校控制的有限衰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功能的表达：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
| 一、 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去农化”效应及其有限性 |
| （一） 农村民众对学校教育的功利主义追求 |
| （二） “去农化”效应对读书人的影响 |
| （三） 国家与民众的互利关系 |
| 二、 现代学制下“去农化”效应的延续和加剧 |
| （一） 新式学校对农村学生的逐级筛选 |
| （二）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矛盾及对受教育者的分流 |
| （三） 学校管理方式对农村学生的隔离——以学校时间安排为例 |
| （四） 学校教学对涉农内容的弱化和排斥 |
| 三、 “去农化”效应与农村学生离农倾向 |
| （一） 农村学生职业选择偏好与离农倾向 |
| （二） 学校教育经历对农村学生升学选择的影响 |
| （三） 社会流动：农村学校的价值及其背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革 |
| （一） 社会变迁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推动 |
| （二） 制度变迁与农村学校社会功能的多重表达 |
| 二、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赶超型的社会发展目标：坚守新式学校的依据 |
| （二） 经济落后与路径依赖：传统学校得以保留的条件 |
| （三） 多元价值取向的调和：新式学校本土化与传统学校现代化的基础 |
| 三、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应当兼顾多元需求 |
| （二）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要坚持预设与生成相结合 |
| （三） 辩证看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 |
| （四） 正视并规避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中潜在的负向功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10）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末婢女法律制度的废除 |
| 第一节 蓄婢习俗与婢女源流 |
| 一、蓄婢习俗 |
| 二、婢女来源 |
| 第二节 清末禁止人口买卖与婢女法律制度的废除 |
| 一、“黎黄氏案”与周馥奏折 |
| 二、吴纬炳折与禁买人口条例 |
| 第二章 北京的婢女构成 |
| 第一节 蓄婢家庭构成 |
| 一、蓄婢家庭的职业、身份 |
| 二、蓄婢家庭群体的地域分布 |
| 三、蓄婢状况 |
| 第二节 婢女群体构成 |
| 一、婢女来源构成 |
| 二、婢女年龄结构 |
| 三、婢女的社会出身 |
| 第三章 北京的婢女买卖 |
| 第一节 婢女买卖的参与者 |
| 一、买卖婢女的家庭 |
| 二、媒介角色的中间人 |
| 三、引诱与诱拐者 |
| 四、出卖幼女的“责任者” |
| 第二节 买卖形式与主人“权利” |
| 一、“雇用”、“典押”与“卖绝” |
| 二、转卖、转赠与抵押 |
| 第三节 卖女家庭行为分析 |
| 一、家庭贫困 |
| 二、轻女重男 |
| 三、其他 |
| 第四章 婢女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婢女的日常劳作 |
| 一、“侍女型”婢女 |
| 二、“女仆型”婢女 |
| 三、有劳无酬的女性群体 |
| 四、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 |
| 五、自我身份认识 |
| 第二节 婢女的生活状态 |
| 一、衣食住行 |
| 二、教育与医疗 |
| 三、休闲娱乐生活 |
| 第三节 婢女的生活关系 |
| 一、婢女与主人之间 |
| 二、婢女与同伴之间 |
| 三、婢女与佣仆之间 |
| 四、其他 |
| 第五章 婢女的情感与婚姻 |
| 第一节 情感与婚姻诉求 |
| 一、婢女情感诉求 |
| 二、“脱婢”意愿 |
| 三、主人对婢女婚姻的“情”、“利”、“责”取向 |
| 第二节 “官媒”：婢女婚配的一种方式 |
| 一、悬像、利用媒体宣传 |
| 二、申请领娶者 |
| 三、政府参与调查 |
| 四、领娶出厂(所) |
| 五、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婢女婚姻状况 |
| 一、被主家收纳为妾 |
| 二、转为他人之妾 |
| 三、嫁为人妻 |
| 第六章 婢女、家主的矛盾与冲突 |
| 第一节 矛盾与冲突的社会化 |
| 一、“恶家主”形象 |
| 二、婢女“易受伤害” |
| 三、“另类”婢女 |
| 第二节 相互“指控” |
| 一、遭遇家主“指控”的婢女 |
| 二、遭遇指控的家主 |
| 第三节 婢女的苦难遭遇 |
| 一、婢女的苦难遭遇种种 |
| 二、社会舆论状况 |
| 三、政府对虐婢事件的处理 |
| 第四节 婢女“偷盗”问题 |
| 一、偷窃现象普遍存在 |
| 二、偷窃原因 |
| 三、主人对婢女偷窃的反应 |
| 四、“犯罪”：有针对性的惩罚 |
| 第七章 婢女救助与安置 |
| 第一节 政府对婢女的救助 |
| 一、强化的社会控制有利于婢女求助 |
| 二、警察日常关注 |
| 三、关注报纸舆论 |
| 四、重视邻里揭发 |
| 第二节 政府安置机构 |
| 一、京师济良所 |
| 二、妇女习工厂 |
| 三、妇女救济院 |
| 第三节 社会团体对婢女的救助 |
| 一、北平市妇女协会 |
| 二、北京恤婢会 |
| 第八章 婢女解放运动 |
| 第一节 家庭改良与婢女问题 |
| 一、蓄婢与婢女自身 |
| 二、蓄婢与婢女家庭 |
| 三、蓄婢与蓄婢家庭 |
| 第二节 社会改革与婢女问题 |
| 一、婢女与妓、妾 |
| 二、蓄婢与妇女人格 |
| 三、蓄婢与社会文明 |
| 四、蓄婢与国家民族 |
| 第三节 时代与婢女解放 |
| 一、从“实处”解放妇女 |
| 二、婢女解放的时代呼唤 |
| 三、婢主、婢女的时代意识与反应 |
| 第九章 政府禁婢的相关法令 |
| 第一节 禁婢的法律法令 |
| 一、民初的禁令与刑法条例 |
| 二、1920年代末地方党部“上呈”的禁令 |
| 三、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禁婢条例 |
| 四、关于禁婢条例的社会评论 |
| 第二节 禁婢法令的实施及其成效 |
| 一、禁婢法令的实施 |
| 二、“官方”蓄婢态度的变化 |
| 三、法庭对“婢女案件”处罚上的变化 |
| 第三节 禁婢法令面临的困境 |
| 一、社会的普遍贫困 |
| 二、频繁的灾荒与战乱 |
| 三、“固化”的传统观念 |
| 四、执行力度问题 |
| 结语 |
| 附录A：有关图表资料来源 |
| 附录B：相关婢女的诗歌 |
| 附录C：政府安置下的婢女婚配一览表 |
| 附录D：婢女登记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法令摘要——学生在学禁令（论文参考文献）
- [1]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J]. 布赛尔.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8(Z1)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D]. 万圆. 厦门大学, 2017(02)
- [4]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管理考察 ——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例[D]. 夏春晓.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D]. 徐之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伊丽莎白时期伦敦剧院研究[D]. 崔志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D]. 樊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10]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D]. 张秀丽.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