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心经营只为“钱”(论文文献综述)
吕姝焱[1](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认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马静[2](2020)在《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文中指出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河西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早已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从1224-1227年,成吉思汗顺利攻占了河西肃州、甘州、凉州、沙州等地开始,至1368年明朝推翻元统治为止,其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超过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时间。因此,文章在大量吸收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传世文献——《元史》,出土文献——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蒙古文、波斯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全面架构了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整个过程。其中,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重点发挥了行省制与宗王出镇双制并举的行政作用。这一经营举措为元朝后继者所遵从,从而促使元廷实现了对该地区的直接管控以及西北边疆的稳固,同时,蒙古宗王出镇对于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而在系统论述自成吉思汗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历任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河西地区进行统治和经营建设的具体表现及成效的过程中,蒙元政权在河西方面凸显出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对各民族人才重用的特点。总之,蒙元政权经营河西地区对于促进河西历史发展、推进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今天的丝路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纵观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它并非仅仅是以一个行政区划的单一形式独立于西北一处,反而是较为合理地融合了游牧和农耕两种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使其在完全不同的两种地方行政机构统治下能够达到区域内局势的稳定,这充分说明了河西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具有整合、贯通西北各地区以及社会文化各要素的条件和作用。
吴梦柔[3](2019)在《近代地方士绅与温州社会转型研究 ——以平阳刘绍宽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是兼具文化性、政治性、文化性的特殊群体。全文以平阳士绅刘绍宽为考察对象,以其《刘绍宽日记》(1)为核心史料,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背景,从参与决策、群众利益代表、官方代言人等多个方面探究刘绍宽这一地方士绅代表是如何适应社会变迁并随社会变动而变,继而作用于温州社会,乃至推动近代温州社会转型。通过梳理《刘绍宽日记》中相关内容,结合地方文献史料,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系统分析综合整理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同时,积极挖掘近代历史人物所撰个人日记的史料价值,探讨刘绍宽的生活世界,阐释他作为近代地方士绅代表和俗民个体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凸显出刘绍宽的家国情怀,体现其对家乡建设乃至推动温州近代化进程的社会价值。
张鑫[4](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着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郯城,李烨[5](2009)在《浪荡子》文中指出风卷黄沙闹荒漠,声震长街惹风波。凡尘独步局中陷,昂首一笑我狂歌。风云际会乾坤动,七载蛰伏图一搏。清风摇尽红烛泪,残灯孤影独寂寞。半壶清酒一腔泪,一处相思无人说。日落峡谷闻私语,低诉浪子曾来过。
王启元[6](2012)在《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真实表现晚明僧侣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参与到当日中央政治、士大夫俗世生活的形态原貌;继而在僧侣生平、重大事件遇之考证建立以后,进一步讨论僧人之文学交游及其诗歌创作,以发掘方外群体在文化史背景下的文学史意义。高僧之俗世生活状况,并不妨碍其宗教职责,相反在晚明,其弘法传教亦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本研究亦欲证明,当日僧侣们结交政治高层,游走士大夫之间,以及频繁的诗歌创作等种种入世之行为,亦为其出家人本职之衍伸,槛内外之作为,始终相辅相成。僧侣于晚明时代所参与之政治争端、俗世交游、文学酬赠,皆为其欲达佛教中兴而不得不为者。本研究第一章所欲讨论,为有明一代之佛教发展状况,及于外部政治环境、内部佛教义理及僧人自主选择弘法之方式三方面,并解释了明代前中期为何佛法不盛,而万历后重又高僧辈出之关键。首先是前中期之历朝帝王,大都于佛教无甚兴趣,甚至时有打压;其次,佛教义理发展缓慢,尤其是禅修之形式严重僵化,其对俗世的吸引力亦逐渐丧失,佛教昌盛之充分条件因而缺失。而晚明隆万间之佛教中兴,首先由于外部之帝王及中央高层笃信佛法,又因穆、神易祚之际,佛教势力成为执政者手中之棋子,其中兴之必要条件业已成熟,僧侣内部研习义学,改正积习,佛教之面目焕然一新。皇家之眷顾与佛学振兴,又成为佛教接触士大夫阶层之机缘,为其在俗世弘扬佛法打开方便之门。第二章着重讨论了晚明时,政治生态更替之中心人物——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如何于万历朝初,改变旧日政治面貌之大胆作为。其重用张居正,使之放手经济改革,整顿吏制者,旧时史论中已颇多涉及;然慈圣藉佛教信仰,自立宗教偶像,亲近奉佛士大夫,广开禅林,施刻大藏事,前代研究多以之不关政事,而将之割裂讨论,则未必妥当。今知慈圣此举,即为借崇佛而阴易朝中政治势力之举,张居正、申时行等皆于佛家示好,而后起之东林诸子,亦多奉释迦;自万历中期之“争国本”起,近慈圣之奉佛士大夫转而支持皇长子常洛,遂开启晚明党争之序幕,其幕后操纵,亦出慈圣之手。今观僧人于此政教相合之万历朝,其政治倾向必近慈圣;而一旦陷入纷争,则僧人亦甚可能为后党一时失势而牺牲,万历间两大高僧紫柏、憨山,即因游走宫门而下狱甚至瘐死,即为其例。第三章叙僧俗交游之规模及方式。僧人与士大夫有所交游,是为显而易见之事,然当日僧俗间交游之规模究竟如何,与僧人交往之士大夫党派、学派身份如何,一直未有全面的梳理。本论所考出万历间与紫柏、憨山等急进派僧人过往之士大夫,多为东林清流一党,同时江右籍人士而亲近王学者尤多,是为晚明儒释融合及僧人与政治融合之见证。万历间僧人与士大夫交往之典型事件,一为议罢矿税,一为开雕方册大藏,亦曾为研究界忽视,或仅作为僧人世俗生活之一部分,而流于简单。据本论考证,议罢矿税、开雕方册大藏,皆属僧人为党争而起,且结果皆未能于万历朝中有所了结,而为僧侣引来诸多风险。至于嘉兴藏之刊刻,本研究亦能从常见之文献中,梳理出诸多僧俗间交往奔走之故实,或可补大藏刊刻史之阙。第四章凭藉前文所搭建之晚明僧侣与士大夫之关系结构,讨论僧侣与士大夫如何诗歌往还,及僧人创作之诗世界。僧人诗歌造诣,于晚明诗坛虽难属上乘,然其中所展示之精神风貌、处世态度,仍多有可论者。僧人诗歌之表现内容,依其对诗歌功用认识之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除积极入世、激进改革,及与世无争、隐身禅林两端外,介于槛内外之间者占多数,其诗歌所表现之日常生活,亦最为丰富。今观僧诗中之上品,多出自雪浪门下,尤其雪浪法孙苍雪读彻,其诗歌成就为僧中第一,恐非吴梅村之谬奖。基于僧俗诗歌酬唱往还之频繁,此章最后一节,尝试讨论晚明僧侣,或者说当日佛教思想本身,对晚明诗坛的若干影响,以回归此前所预设的文化史视野下,晚明僧诗的文学史意义之讨论。
温跃强[7](2019)在《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文中认为陈洪作为我国近现代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新音乐”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在立足自己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进而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实践家,他立足学校音乐教育并关注参与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编辑期刊、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等,他从事的这些音乐实践是服务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从广义上讲,属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不仅投身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而且还参与并关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经历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萌芽期)、私立广州音乐院时期(早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中期)、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时期(晚期)。他的音乐理念产生自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救国”“中庸之道”“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基本上贯穿了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他的每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有其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他在高师音乐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师范性”“为师之道在于慈”“师德是教师的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高师音乐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整体向何处去?就必须在深入考量当前形势和问题的同时,系统归纳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了解并研究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陈洪作为近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去梳理和研究。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时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有什么样的积极借鉴意义?从史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道路和音乐理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评价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立足民族性、借鉴西方形式的开创性音乐理念及“师范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积极启示意义。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包括音乐教育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赵永翔[8](2012)在《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文中认为佛、道二教作为与儒学并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中是中国佛道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虽然东移南迁,然关中遗留下来的佛道文化底蕴依然深厚,关中乡里社会中保留着各色难以计数的寺庙,民众的神明信仰风气浓厚。明清时期,由于官方神道设教理念与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不对称,以致关中民间社会对寺庙的热衷超过了对官方教化体系的尊重。关学家们出于维护儒学的正道地位,也对寺庙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抨击,然他们的说教除了一些儒学知识群体外,并不能广泛地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因而也未能挽救儒学在乡里社会中的沦落。儒学在与寺庙的博弈过程中,并未占得上风。大约从明中期起,官方将民间力量引入正祀神庙的管理中,而民间精英们更愿意以管理民间寺庙的模式经营正祀神庙,从而使官方神明一步步地世俗化。民间神明大量地进入官方神明祭祀体系,使后者正祀色彩不断淡化,并最终模糊了与前者的界限。寺庙在乡里社会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功用。一方面,寺庙作为具有公共性质的空间,时常被官方征用和民间借用,尤其是那些环境幽美的寺庙,也成为文人士夫们的休闲雅集场所。寺庙为了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极力搜罗地方官员、社会贤达、文化名士的笔墨、文记。另一方面,寺庙作为民众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捐助。妇女是寺庙重要的支持群体,尽管官方和儒学学究们从妇德方面对她们热心庙事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们成为寺庙忠实的功德主。妇女们对寺庙的积极和虔诚营造出的家风,对家人和族人的捐赠热情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商人对寺庙的捐赠行为,除了为积累阴德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他们以“利”博“名”的过程。他们凭借财富优势在寺庙建设中做出了较大贡献,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声望得到了提升。儒学知识阶层中也有参与寺庙活动的积极分子。明清时期,关中乡里社会中很多仕途无望、地位尴尬的生员,也是寺庙的重要支持者,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上优势积极参与寺庙的经营和管理,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威望。不仅如此,士大夫家庭也有很多热衷于寺庙者,佛道文化的引入并未与他们的儒学家风形成冲突。乡村精英在村社寺庙的修建与管理过程中,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及在村社中的号召力,带动了村众支持寺庙的热情,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对寺庙事务的主导作用,转化为一种文化权威,反过来巩固了他们在熟人村社中的威望。在由于共同的神庙奉祀而形成的、亲密的村社熟人社会中,人们对寺庙的积极捐献不仅仅是媚神邀福之举,而且还是在与周围人竞相捐赠寺庙的过程中,争取“面子”的表现。寺庙对明清时期的关中村治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是直接表现为世俗社会中的权力,而是表现为文化和精神上的影响力,即寺庙不仅是村众的精神家园,也是村社道德舆论的制造者。一些因寺庙而出现的居士、善士、劝善书等人和事,在村社秩序维护和道德教化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由于明清时期,关中村社制度的局限性和宗族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基层民众自我教化领域中的某些空白,因此神庙在村社教化方面有着更多的空间。具体表现为很多村社规约包含着神庙的教化因素,很多村社纠纷在神明主持公道的名义下得到了合理解决,很多不合道德和法令的言行在神明哪里得到了纠正。寺庙对明清关中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及文化交流起了促成作用,具体表现为朝山、庙会及庙戏。远途朝山则是由于某类民间神明的祖庭庙宇在较大的地域内,对信众的吸引而形成的人口流动。由上古时代的春祈秋报演变而来的酬神报赛,是明清关中最重要的社会生活表现之一。它不仅是乡里社会平淡生活中短期的集体狂欢,而且使因之而形成的庙会,带动了区域范围内的商品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朝山还是酬神报赛,都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被官方认为有碍地方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引起他们不安和反对。总之,明清关中的寺庙庵观等神明奉祀场所,为我们理解彼时关中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精神面貌,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刘利侠[9](2011)在《清初咏物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清诗研究中,有很多尚待开发的领域,清初咏物诗研究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清初顺治至康熙四十年约六十年间的咏物诗创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艺术、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涵。本文的结构分上编“总体论”和下编“作家论”,由绪论和正文九章构成。上编中之绪论,主要揭示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该论题的研究现状。第一章,考察咏物诗的源流和传统。主要从咏物诗的产生、艺术手法的演变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一节为咏物诗探源,指出咏物诗是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南风》、《卿云》等古逸诗。原始歌谣中的《弹歌》,是最古老的咏物诗。《诗经》的赋比兴传统和《易经》中的“观物取向”、“立象以尽意”,都对咏物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咏物诗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亲密,是由农耕民族的性质决定的。第二节围绕赋、比、兴的艺术传统展开,讨论其产生、内涵以及在咏物诗艺术表现中的主导作用和发展演变。第三节从儒、释、道三家的自然观中论,分析其所赋予咏物诗的不同审美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章,清初咏物诗思想通论。本章将清初咏物诗作者分为遗民、贰臣、承平诗人三个创作群体进行研究。第一节,讨论清初咏物诗中的遗民精神。首先对清初遗民咏物诗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清前尤其是宋代遗民咏物诗的思想进行对比,揭示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第二节,讨论清初咏物诗中的贰臣心理。在对清前贰臣咏物诗思想略作考察之后,选取清初贰臣中最具代表性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家咏物诗中的贰臣心理进行分析,并且针对当下贰臣文学研究中人文关怀的缺失进行了反思。第三节,探讨承平诗人的咏物诗,从宦海沉浮和润饰太平两方面,选取宋琬、施闰章、王士禛、朱彝尊等人的咏物诗创作展开分析。第四节,对清初咏物诗思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第三章,清初咏物诗艺术研究。第一节为清初咏物诗题材论。从清初咏物诗的题材概况、时代特征和对传统咏物诗题材内涵的丰富和深化三方面展开讨论。第二节,将清初咏物诗的艺术特征归纳为如下三方面:比兴为上的艺术追求、“人情”与“物理”的完美结合、体物与抒情兼顾的典故运用。第三节,讨论清初咏物诗的审美意识,指出清初咏物诗的审美,经历了“立象以尽意”、“物我合一”和“澄怀味象”三个阶段。第四章,清初咏物诗学研究。清初诗学受到社会动乱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其次,清代又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最后阶段,具有数千年文学创作的丰厚积淀,诗歌传统的艺术精神也无疑得到继承和强调。王夫之诗学是诗歌现实精神与艺术美的统一。他于文学讲求“匡维世教”,于咏物崇尚“比兴”,同时又提出“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艺术追求。其关于情景关系所作的探讨,是对古代诗歌抒情性和艺术性的高度总结。王士禛的“神韵说”,是承上启下的诗学观。从含蓄蕴藉地抒情,超远平淡地写景,到最终无病呻吟、言之无物,正好阐释了康熙年间诗歌的发展趋势。康熙御制的《佩文斋咏物诗选》,以诗教为先,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但因此对咏物诗文学特质的论述,打破了前人将咏物诗与齐梁宫体诗相提并论的偏颇,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这部咏物诗选集,对于了解古人的咏物诗观念意义重大,其体例也多被后来的选本所继承。下编中之第五章,为王夫之咏物诗专论。《落花诗》是王夫之的代表作,以其强烈的政治意识而着称。第一节缘此展开,从诗学观念和情感诉求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作品中蕴含的政治内涵作出分析。第二节,从创作精神、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三方面,对王夫之咏物诗和屈骚所蕴含的共同文学品质进行发掘,揭示在共同的地域文化哺育下两位末世英才人格与追求上的暗合与默契,以及传统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在新时代所绽放的异彩。第六章,钱谦益咏物诗专论。咏棋诗是牧斋独具特色的诗歌题材,不仅记录了其在抗清各个时期的情感历程,且围棋特殊的文化和哲学内涵,正是对其人格性情的最佳阐释。此外,钱谦益尚有红豆诗、雁字诗、落叶诗和咏柳诗等,都具有探讨的价值。第七章考察吴伟业“梅村体”诗歌中的咏物诗,揭示其中极为突出而往往被评论家所忽视的生命意识。“梅村体”将咏物诗篇幅拉长,其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都有极大的丰富和创新。本章选取其《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和《白燕吟》作了思想和艺术的集中探讨。第八章,王土禛咏物诗专论。王士祺被称为开一代风气的“骚坛宗主”,不论其在诗坛或政坛所取得的成就,都与《秋柳诗》有极大的关系。对于《秋柳诗》解读,历来各执一词,本章于此也试加分析。《秋柳诗》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哀婉悲情的基调、怀旧伤今的主题,赢得了遗民诗人的赏识;其含蓄蕴藉的表达和温柔敦厚的美感,则与康熙所倡的诗教观念相契合。可以说,此诗既是对清初遗民诗主题和情感的继承和总结,也蕴含着新的时代精神。王士禛入仕之后诗风大变,从意气奋发到歌颂升平,最终变为无病呻吟,了无趣味,被后人称为“一代宗师才力薄”。本章对其“神韵”观在咏物诗中的表现也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晚年的创作进行了平议。第九章,探讨清初三位重要遗民诗人的咏花诗。咏花是清初遗民咏物诗中最为普遍的题材,其中既包含着遗民共同的心理诉求,也表现出不同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归庄通过逐花、看花的疏狂,忘记现实痛苦,实现眼前美好的生命体验;余怀“看花诗”则具有一种浓重的伤感和怀旧情绪,表现对旧朝繁华的赞美和对青春放浪生活的留恋。屈大均诗中的梅、菊,在更多时候则是其人格象征和生命的体验。
刘卓[10](2006)在《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 ——以晚清、民国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人,最通俗的解释是指贩卖货物的人。当然这主要是指旧式商人而言的。新式商人就不仅仅是贩卖货物了,但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地商人主要还是旧式商人,指的是活跃于新疆各地,而其籍贯非新疆的各省商人们。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商人大量进入新疆,开创出了乾嘉时期新疆民间商贸活动的繁盛局面,为固边兴邦做出了贡献。清朝收复新疆时,内地商人随军贸易——“赶大营”,为“故土新归”做出了贡献。再度统一使得内地商人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其活动使新疆与全国市场的联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自身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从晚清到民国在新疆的经济领域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对新疆的内地商人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由绪论、结束语和三章正文构成: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现状、该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确定,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时限及范围的选择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内地商人“赶大营”的活动与新疆商业的复苏之间的关系。对乾嘉时期形成之“赶大营”的传统基础作出了说明,阐述了该时期内地商人深入新疆的过程,说明当时随着内地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新疆的民间商贸活动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内地商人开展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经营活动,活跃了新疆经济的同时,亦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进步。虽说清中叶以后,新疆地区变乱迭起打断了商贸活动正常发展的历程,陕甘地区爆发的回民起义又切断了内地商人赴新疆贸易的通道,使得内地商人无法开展其业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内地商人面对的也是乾嘉时期之繁华尽化焦土的状况。但在承平再现,清政府又采取措施设法尽力恢复新疆地区经济的情况下,内地商人得到机会展现其善舞长袖。迪化和奇台两城作为商业城市的振兴,以及天山南北一批城镇的勃兴都与其积极活动密切相关。第二章探讨了内地商人对新疆商业的活跃作出的贡献。茶叶贸易在西北所处地位自古就非常重要,到了清代似乎更为凸显,清政府的课税收入,“东南则盐为巨擘,西北则茶为大宗”。而内地商人在茶务上的作用堪称举足轻重。清朝统一新疆时,晋商开辟了万里之遥的茶叶商路。并在咸丰年间,随着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变更采办茶叶的地点,苦心经营新的茶叶商路,保证茶叶贸易的开展。对于满足新疆人民食茶需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北,运输方面直到近代也是向恃骆驼为惟一之利器。经营驼运业的内地商民们在西征军粮饷物资后勤供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末,在驼路畅通之后,驼运商业就更见发达,并于民初盛极一时。但后来新疆因政局动荡引发战乱,直接打击了驼运业,加之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驼运商业衰落了。驼运业的命运可说也是新疆商贸之命运的缩影。新疆在成功收复后,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内地商民,并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其中有一定影响的为八大商帮,即:燕帮、晋帮、湘帮、秦帮、蜀帮、鄂帮、豫帮、陇帮。燕帮中的津商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经营范围广,分布地区广,对新疆城镇民生有着相当的影响。其余各商帮虽说经营实力上有强弱,活动范围上有大小,但也都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限制,从晚清到民国,他们历经磨难重重,兴衰荣辱饱尝滋味,许多人仍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虽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疆的内地商人发展水平并非尽如人意,但其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章具体阐述了内地商人在新疆经营的社会环境。晚清,新疆地区事多不靖,混乱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初杨增新治新时。但杨很有手段,在新疆保持了一种虽落后封闭,但相对稳定的局面。金树仁时期(1928——1933年),新疆由相对稳定走向全疆大乱。政局的纷乱状态在盛世才时期也没什么改善,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内部环境欠佳,同时也排除不了外部因素的强烈干扰。俄、英的侵夺是难以抵制的。俄国、英国在新疆既相互角逐又相互勾结。英国的影响不及俄国,但贯穿近代始终。十月革命前,新疆一直在面对俄、英二者,沙俄崩溃后,英国方面的影响自然还是摆脱不了,又要面对苏联的竞销。金树仁时期诱签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平等性,盛世才政治上的投机又使其影响延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加之苏联的实力又十分强大,新疆方面对于苏方对新疆商品市场的倾轧可说是无可奈何。结语部分对新疆的内地商人活动的脉络做了梳理,点明了其对于新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加强内地与新疆多方面联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苦心经营只为“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苦心经营只为“钱”(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一、文学夫妻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二、汪佑南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二、张定鋆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结语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2)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五、史料运用 |
第一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河西经营 |
第一节 成吉思汗攻占河西及军政部署 |
一、蒙古军攻占河西的过程 |
二、攻克河西之后的军政部署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的分封与管理 |
一、封授阔端镇守河西之地 |
二、建立驿站连接西域交通 |
三、籍户纳民促进民族融合 |
第三节 贵由汗迄蒙哥汗时期的河西统治 |
一、乃马真氏摄政下的河西 |
二、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 |
三、蒙哥汗时期及元初西北混战 |
第二章 元朝加强河西社会政治的统治 |
第一节 重建并巩固河西统治秩序 |
一、重建河西统治秩序 |
二、甘肃行省的设置 |
三、军事机构的建设 |
第二节 蒙古宗王出镇河西 |
一、在拱卫西北边陲方面的重用 |
二、在地方政治特权上的限制 |
三、在管控驿道交通上的作用 |
第三章 元朝对河西社会经济的经营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 |
一、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 |
二、保护畜牧业 |
第二节 工商业发展 |
一、手工业生产 |
二、商业贸易 |
第四章 元朝推动河西社会文化的发展 |
第一节 兴办地方官学 |
一、蒙古字学教育 |
二、儒学教育 |
第二节 推动宗教信仰发展 |
一、元廷对释教的支持与管理 |
二、蒙古诸王家族信仰的推动 |
三、其他宗教信仰的发展 |
第五章 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
第一节 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 |
第二节 稳定西北边疆局势和陆上丝路贸易中兴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参加的科研项目清单 |
附录2:《元史》河西、西域史料简录表 |
致谢 |
(3)近代地方士绅与温州社会转型研究 ——以平阳刘绍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科学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及重点解决问题 |
一、刘绍宽与《刘绍宽日记》 |
(一)刘绍宽生平 |
(二)《刘绍宽日记》 |
二、旧学新知: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教育实践 |
(一)刘绍宽课徒生涯及兴办学堂 |
1.读书课徒 |
2.兴办新式学堂 |
(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
三、文化资本:刘绍宽志书编纂与乡邦文献整理 |
(一)乡国之史:创修平阳县志 |
1.民国《平阳县志》概述 |
2.刘绍宽之精心编纂 |
(1)充足的筹备工作 |
(2)前期准备工作 |
(3)刘绍宽的苦心经营 |
3.刘绍宽修志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 |
(二)敬恭桑梓:校编《敬乡楼丛书》 |
1.征先哲遗文活动首倡者——孙氏父子 |
2.《敬乡楼丛书》校编工作发起人——黄溯初 |
3.《敬乡楼丛书》校编工作校刊者——刘景晨、刘绍宽 |
4.《敬乡楼丛书》之深远影响 |
(三)嘉惠桑梓:编纂《乡着会丛书》 |
1.乡着会概况 |
2.乡着会成立之背景 |
3.刘绍宽与乡着会 |
4.高谊与乡着会 |
5.乡着会之深远影响 |
四、家国易变:刘绍宽的政治观念与地方实践 |
(一)辛亥前后:书报阅读、观念趋新 |
1.书报阅读与观念趋新 |
2.士林交往丰富阅读世界 |
3.游学、东游拓宽观念世界 |
(二)身入事界:担任团练总董与县议会议长 |
1.担任团练总董 |
2.担任县议会议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一、经营分流 |
二、巧妙推销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三、大卖“国货”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明代佛教发展与僧侣生存环境 |
第一节 列朝执政者对佛教的态度及影响 |
一、洪武、永乐之际佛教状况 |
二、仁宣英代宪诸朝之佛教 |
三、孝、武两朝之佛教 |
四、世宗及后来晚明佛教之中兴 |
第二节 佛教义学在前中期的停滞与晚期的转变 |
第三节 晚明僧侣之积极入世及其展示的意义 |
第二章 隆万间权力更替与僧侣势力的渗透 |
第一节 女主统治与“九莲菩萨” |
第二节 憨山之于无遮会及其下狱原因 |
第三节 紫柏游走宫门及“癸卯冤案” |
第三章 晚明党争中的僧俗交游及相关方式 |
第一节 万历朝僧人所交往之士大夫群体概况 |
第二节 矿税与党争的经济立场 |
第三节 开雕嘉兴藏前后的错综人事 |
一、刻经场地 |
二、南还与道开隐去诸原因 |
三、刻经时紫柏行踪 |
四、密藏道开的角色与遗集所载党争之实 |
第四节 启祯间雪浪系弟子之于士大夫 |
1) 与崇祯前进士之交游 |
2) 与钱谦益之交游 |
3) 与崇祯间进士之交游 |
4) 与由儒入佛者交游 |
5) 与吴伟业之交游 |
6) 与东林顾、高后人交游 |
第四章 晚明僧侣之诗世界 |
第一节 紫柏与积极入世之僧诗 |
第二节 僧诗中游宴寄怀之常态 |
第三节 “不拈佛法不谈诗”——意清修之僧诗 |
第四节 佛学与晚明诗歌的交互影响 |
一、宗教与文学之关系刍议 |
二、禅宗思想影响晚明诗歌的途径 |
三、格义之法下僧俗的佛典运用 |
附录:晚明僧侣年谱合编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 |
第一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萌芽期—求学时期与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 |
第一节 求学时期 |
第二节 留法归国 |
第三节 新音乐思想 |
一、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
三、新音乐思想的观点 |
第四节 新音乐运动 |
小结 |
第二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早期(广州音乐院时期) |
第一节 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 |
一、办学缘起 |
二、办学目标 |
三、课程计划和课程设置 |
四、教师和学生 |
第二节 重视音乐实践 |
第三节 创办《广州音乐》 |
第四节 重视音乐教育 |
第五节 专着和译介 |
第六节 音乐创作 |
小结 |
第三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中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 |
第一节 专注教学管理 |
第二节 引进固定唱名法担任公共课教学 |
第三节 创办音乐期刊 |
第四节 编译音乐专着组建管弦乐队 |
第五节 音乐创作 |
第六节 培养的学生 |
小结 |
第四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晚期—南京国立音乐院与南京师范学院时期 |
第一节 坚持音乐教育的师范性 |
一、培养目标紧扣“师范性” |
二、学制制订围绕“师范性” |
三、教材建设凸显“师范性” |
第二节 重视社会音乐教育 |
第三节 西方音乐的译介 |
一、选题考究 |
二、信达雅 |
三、选译作品的革命性倾向 |
四、关注音乐家的生活 |
第四节 音乐创作 |
一、讴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
二、饱含深情的艺术歌曲 |
小结 |
第五章 陈洪的音乐教育思想 |
第一节 专业音乐教育思想 |
一、教育救国 |
二、中庸之道 |
第二节 师范音乐教育思想 |
一、坚持师范性 |
二、师德是教师的根本 |
三、为师之道在于慈 |
四、一切从实际出发 |
第六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及当下意义 |
第一节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 |
第二节 陈洪的“中庸”思想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意义 |
第三节 陈洪“师范性”理念对我国当下教育事业发展的意义 |
结论 |
附录一 陈洪创作的部分歌曲曲谱 |
附录二 陈洪履历表 |
附录三 后人对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澄清 |
第三节 学术回顾 |
一、 相关专着 |
二、 相关论文 |
第四节 创新与难点 |
第一章 明清关中寺庙概况 |
第一节 庞杂的关中寺庙 |
一、 明清关中社会概况 |
二、 关中的神明信仰传统 |
三、 繁杂的乡里寺庙 |
第二节 关中寺庙的社会基础 |
一、 关中地名中的寺庙因素 |
二、 关中民俗中的寺庙因素 |
三、 社会风尚中的寺庙因素 |
第三节 关中地方志中的寺庙 |
一、 地方官对寺庙的取舍 |
二、 儒学者对寺庙的取舍 |
三、 寺庙的自身因素 |
小结 |
第二章 治民事神:朝廷正祀之于关中地方社会 |
第一节 国家神明的经营 |
一、 国家神明体系 |
二、 村社法定祭祀体系 |
三、 乡里祭祀体系的废弃 |
四、 州县正祀的民间化:三原县城隍庙 |
第二节 庙、学之间的信仰争夺 |
一、 儒学的衰落 |
二、 关学家的困惑 |
第三节 官方神庙的民间改造 |
一、 官方神明的功用改造 |
二、 村社理念中的神庙体系 |
第四节 关学家的态度 |
一、 关学家的抨击 |
二、 关学家的疑虑 |
第五节 淫祀的治理 |
一、 官方对淫祀的抨击 |
二、 淫祀整治举措 |
小结 |
第三章 举头三尺有神明:寺庙与关中村治 |
第一节 神明的教化 |
一、 官方神庙的威慑力 |
二、 寺庙教化的方式 |
第二节 官方的寺庙管理 |
一、 村社寺庙的僧道 |
二、 朝廷的僧道管理 |
第三节 寺庙与乡村精英 |
一、 村社精英群体 |
二、 村社精英与庙事 |
三、 乡村富户的积善行为 |
四、 村社权威构成中的寺庙 |
第四节 寺庙与关中宗族 |
一、 关中宗族的特点 |
二、 关中宗族与寺庙 |
三、 寺庙与宗族影响下的关中村落 |
第五节 村规民约中的寺庙 |
一、 寺庙与村社规约 |
二、 寺庙与村社纠纷调解 |
第六节 水资源纷争中的寺庙 |
小结 |
第四章 十方福田:作为公共空间的寺庙 |
第一节 庙产 |
一、 庙产的来源 |
二、 庙产的纠纷 |
三、 庙产的维护 |
第二节 社会的捐赠 |
一、 妇女的捐赠 |
二、 商人的捐赠 |
第三节 修庙 |
第四节 寺庙的文化资本 |
一、 环境:寺庙的有形资本 |
二、 神话故事——寺庙的无形财富 |
三、 寺庙的金石文字 |
第五节 文化群体的宗教体验 |
一、 热心庙务的生员 |
二、 关注寺庙的士绅 |
三、 三原温氏:士大夫家庭神明信仰的典型 |
四、 寺庙的公共性 |
小结 |
第五章 娱神与娱人:寺庙与关中民间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朝山 |
一、 武当山 |
二、 太白山 |
三、 华山 |
四、 官方的朝山整治 |
第二节 庙戏 |
一、 官方的禁令 |
二、 民间的亢奋 |
三、 庙戏的社会效用 |
第三节 庙会 |
小结 |
第六章 寺庙与县域社会:典型个案分析 |
第一节 儒学衰落型县——扶风县的寺庙 |
第二节 正祀民间化的典型——蒲城县尧山圣母社 |
一、 圣母社的源流 |
二、 推动圣母社发展的地方力量 |
三、 尧山祭祀体系与十一社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 正史、档案类 |
二、 文集类 |
三、 方志、金石类 |
四、 论着类 |
五、 论文类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清初咏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上编 总体论 |
绪论 |
一、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咏物诗的发源与传统 |
第一节 农耕背景与原始思维下的咏物诗探源 |
一、农耕背景下中国诗歌的"物性根基" |
二、原始歌谣中的两类咏物诗 |
三、《易经》对咏物诗的影响 |
第二节 赋、比、兴与咏物诗的艺术传统 |
一、赋、比、兴及其诗学意义 |
二、赋、比、兴对咏物诗艺术手法的开创 |
三、咏物诗艺术手法的发展和演变 |
第三节 儒、释、道与咏物诗的文化传统 |
一、"诗言志"与"比兴为上"——从儒家诗学观说起 |
二、从"观物取象"到"格物穷理"——儒家功利性审美与咏物诗 |
三、"物我为一"和"以情观物"——道家的感性美学与咏物诗 |
四、"见山三阶段"——禅宗对咏物诗审美境界的开拓 |
第二章 清初咏物诗思想通论 |
第一节 咏物诗中的遗民精神 |
一、遗民咏物诗的思想传统 |
二、清初遗民咏物诗的思想内涵 |
三、宋明遗民咏物诗思想的比较 |
第二节 清初咏物诗中的贰臣心理 |
一、贰臣心理及清前贰臣咏物诗传统 |
二、清初咏物诗中的贰臣心理 |
三、贰臣心理的人文关怀 |
第三节 宦海沉浮与润饰太平 |
一、宋琬的狱中悲吟 |
二、施闰章的故园之思 |
三、王士禛的盛世之音 |
四、朱彝尊的宦游与酬唱 |
第四节 清初咏物诗思想的发展趋势 |
一、从复明之志到悼亡和缅怀 |
二、从人格自赏到困惑与思考 |
三、从渴望突破到盛世情怀 |
第三章 清初咏物诗的艺术成就 |
第一节 清初咏物诗的题材 |
一、题材概况 |
二、题材的时代性特征 |
三、题材内涵的丰富和深化 |
第二节 清初咏物诗的艺术手法 |
一、比兴为上的艺术追求 |
二、人情与物理的完美结合 |
三、切题抒情的典故运用 |
第三节 清初咏物诗的审美意识 |
一、立象尽意 |
二、物我合一 |
三、澄怀味象 |
第四章 清初咏物诗学研究 |
第一节 清前咏物诗学观照 |
一、先秦汉魏六朝咏物诗学 |
二、唐代咏物诗学 |
三、宋代咏物诗学 |
四、金元咏物诗学 |
第二节 《佩文斋咏物诗选》编者的咏物诗学观 |
一、御选与宏阔缜密的体例 |
二、广泛的咏物诗观念——兼论咏物诗的界定 |
三、对咏物诗诗教价值的发掘 |
第三节 王夫之的咏物诗学观 |
一、王夫之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
二、王夫之的情景论 |
第四节 王士禛的咏物诗学观 |
一、"神韵说"的提出与诗学内涵 |
二、"神韵说"观照下的咏物诗评 |
第五节 叶燮的咏物诗学观 |
一、"理"、"事"、"情"的诗学内涵 |
二、妙于事理的咏物观 |
下编 作家论 |
第五章 王夫之咏物诗研究 |
第一节 王夫之《落花诗》的政治情怀 |
一、"匡维世教"、"外周物理"的诗学支持 |
二、摇落、萧索的政治背景与"情"、"物"的"相值相取" |
三、《落花诗》政治意识探析 |
第二节 王夫之咏物诗的屈骚传统 |
一、"发愤抒情"的创作模式 |
二、忠贞、执着的精神特质 |
三、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及其他 |
第六章 钱谦益咏物诗研究 |
第一节 钱谦益咏棋诗研究 |
一、钱谦益的咏棋诗创作 |
二、钱谦益咏棋诗的思想内涵 |
三、钱谦益咏棋诗中的人生境界 |
第二节 钱谦益的其他咏物诗 |
一、钱谦益《初学集》中的咏物诗 |
二、钱谦益《有学集》中的咏物诗 |
第七章 吴伟业咏物诗研究 |
第一节 "梅村体"咏物诗中的生命意识 |
一、感怀今昔,系一代之兴废 |
二、物是人非,叹人生之无常 |
三、悲天悯人,对战争的强烈批判 |
四、命运多舛,对文人命运的悲观体验 |
五、仕与隐的两难,生命价值的追问 |
第二节 "梅村体"咏物诗艺术探析 |
一、引小物以寓大旨的《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 |
二、从袁凯《白燕》到梅村《白燕吟》 |
第八章 王士禛咏物诗研究 |
第一节 《秋柳诗》新解 |
一、《秋柳诗》的解读困境 |
二、《秋柳诗》新解 |
三、《秋柳诗》创作心态探析 |
第二节 《秋柳诗》的文学史意义 |
一、吉川幸次郎的"新美"说 |
二、《秋柳诗》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
三、社会影响与政治收益 |
第三节 王士禛咏物诗的"神韵"之美 |
一、"神韵说"的内涵及形成 |
二、《秋柳诗》的神韵之美 |
三、王士禛早期其他咏物诗中的"神韵" |
四、王士禛中后期咏物诗平议 |
第九章 清初遗民代表诗人咏花诗研究 |
第一节 归庄、余怀的"看花诗"研究 |
一、归庄、余怀看花诗的创作 |
二、归庄、余怀"看花诗"的思想内涵 |
三、归庄、余怀"看花诗"的遗民意识 |
第二节 屈大均的咏花诗研究 |
一、屈大均及其咏物诗创作 |
二、屈大均顺治十六年的咏梅诗 |
三、屈大均后期的咏梅诗 |
四、屈大均咏菊诗探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 ——以晚清、民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表格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该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三、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确定 |
第一章 内地商人“赶大营”与新疆商业的复苏 |
第一节 乾嘉时期形成之“赶大营”的传统基础 |
一、内地商人深入新疆的过程 |
二、内地商人开展之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经营活动 |
三、内地商人的经营方式发展水平 |
第二节 收复新疆后,“赶大营”与城镇的兴起 |
一、内地商人走入新疆面对的残局 |
二、内地商人与迪化和奇台的振兴 |
三、内地商人与天山南北众多城镇的勃兴 |
第二章 内地商人与新疆商业的活跃 |
第一节 内地商人在新疆的商贸运销 |
一、内地商人与茶务 |
二、内地商人与驼运 |
第二节 内地商人与城镇民生 |
一、津商的经营活动 |
二、其余商帮的经营活动 |
第三章 内地商人在新疆经营的社会环境 |
第一节 政局的纷乱 |
一、金树仁时期 |
二、盛世才时期至40年代末 |
第二节 俄、英的侵夺 |
一、沙俄的扩张 |
二、英国的扩张 |
第三节、苏联的竞销 |
一、不平等的条约 |
二、商品市场的倾轧 |
结束语 |
征引文献 |
后记 |
四、苦心经营只为“钱”(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2]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D]. 马静.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3]近代地方士绅与温州社会转型研究 ——以平阳刘绍宽为中心[D]. 吴梦柔. 温州大学, 2019(01)
- [4]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浪荡子[J]. 郯城,李烨. 武侠故事(长篇专号), 2009(02)
- [6]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D]. 王启元. 复旦大学, 2012(03)
- [7]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D]. 温跃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D]. 赵永翔. 南开大学, 2012(06)
- [9]清初咏物诗研究[D]. 刘利侠.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10]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 ——以晚清、民国为中心[D]. 刘卓. 复旦大学, 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