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附加值 增强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凌连新[3]（2021）在《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区域旅游业合作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经历了从协作发展到协同发展的演变历程,但是仍然面临着三对突出的矛盾:集聚效应的强大与幅射效应的弱小、合作战略的积极推动与合作效果的滞后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嵌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缓慢,严重制约着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存在着空间割裂、产业同构、诸侯经济等现象,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局。因此,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本文以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岭南—北部湾地区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遵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本文共包括八章内容,从逻辑上可以归纳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第二章内容,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系统论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详细分析研究难点,总体上把握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基本框架,系统剖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基础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价值所在。第二部分为第三章内容,厘清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深入分析构成要素,构建内在逻辑分析框架,深化认识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初始条件、构成维度、动力、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等,系统分析协同发展形态与阶段,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内容,依据史料系统梳理岭南—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及演进情况,阐述旅游业发展概况,系统分析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归纳总结其突出矛盾,并提出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第四部分为第五章内容,依据理论基础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实证分析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协同发展轨迹,探索时空演变特征。第五部分为第六章内容,运用面板VAR模型、VAR模型,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复合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第六部分涵盖第七章、第八章内容,在深入分析客观情况与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岭南—北部湾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与保障体系;运用简单、概括的语言对研究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凝练本文的核心思想,表明研究目的与意义,阐述研究创新点,客观地审视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提出研究的发展方向。通过系统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结论:一是,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区域旅游业是循环发展的复合系统,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其中产业链是基础、创新链是重要变革力量、价值链是发展目标;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之间具有联动、共生、进化的动态交互关系,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融合价值链,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的协同发展效应。二是,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分为复合系统、子系统两个部分,均呈现高度集聚性、较强波动性、复杂性、较低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首先是复合系统方面,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呈现不断攀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省域层面等级演化呈现三重集聚、高度波动性的特点,城市群层面呈现非均衡性、波动性的特点;其次,子系统协同发展轨迹也是呈现震荡式上升、非均衡性、复杂性的特点。三是,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显着,持续时间长,只是在脉冲响应路径、峰值、冲击强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四是,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显着的动态交互作用,促进作用持续时间长,但是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影响程度是不对等的,而且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差异性。五是,根据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时空演变特征,提出了五条靶向路径,分别是聚焦高质量发展靶向、加快制定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靶向、提升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增强链核溢出效应、逐步掌握全球价值链话语权,挖掘数字旅游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建命运共同体。另外,从组织、政策、人才、资金、用地/用海五个维度构建了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深入辨析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融合价值链的动态交互作用,深入阐述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初始动力、影响因素、传导路径、发展形态与阶段等方面。（2）根据理论基础建立测度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运用现代计量方法有效地测度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揭示复合系统、子系统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空演化特征。（3）采用PVAR模型、VAR模型现代计量方法系统地分析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实践上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制定、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客观依据,为靶向路径选择、保障体系分析夯实了客观基础。
占杰[4]（2021）在《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为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频频动用其在产业内的先发和垄断优势,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ICT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给我国ICT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评估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找到具体的影响因素,探寻突围路径便迫在眉睫了。通过梳理中国ICT制造业规模现状和产业链现状,本文发现,中国ICT制造业发展迅速,市场份额全球最高,且在绝大多数细分领域都有了很高的渗透率,但同时也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由于ICT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且核心技术基本都被发达国家控制,中国的ICT制造业只能长期被迫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和价值链的底端,很难向上升级,总体竞争力与欧美日韩等国具有较大的差距。为了更加精确地度量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本文采用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产业技术高度水平指数（TL）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三种方法测度并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八国的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结果基本验证了前文的分析。目前中国的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八国中排名第二,稍弱于韩国,主要竞争劣势在集成电路与电子元器件这一子产业中,与美日韩三国差距较大,且从时间维度上看,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因为竞争力的差距,中国一直都在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ICT制成品,而大量进口高附加值的ICT制成品,贸易结构存在严重的“技术逆差”。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呢?本文基于钻石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才和资本这类基础性长期性的因素对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正面影响最强,优良的产业发展环境因素的正面影响稍次,已有技术能力影响为正但最弱,而国际资本对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六点对策建议。一要加强人才培养,提高ICT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二要提升产业科研质量,促进ICT制造业产学研协同创新;三要深化金融改革,增强对ICT制造业的支持;四要推动ICT服务业发展,增加对ICT制成品的需求;五要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提高ICT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六要厘清ICT制造业发展实际,控制产业开放水平。本文除了对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详细的测度和比较分析以外,还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和分析。研究发现,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复杂性,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都会导致测算出现偏差,应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相比于RCA指数和CA指数,TL指数对于衡量一国贸易品的技术结构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可以用来扩展分析一国在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但由于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是人均GDP,导致其不适合对所有商品类别进行分析,也无法进行通用的回归分析。如何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一国的技术水平并用来分析一国贸易品的技术结构,这一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张宁宁[5]（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认为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吴云霞[6]（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顺应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推动了制造业出口。但从现实来看,我国主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长期以加工制造为主,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导致企业实际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较低,制造业出口获益受限。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具有高质量、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含量的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的渗透和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全球制造业呈现出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这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以及价值链攀升提供了突破口。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根据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范式,考察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全文具体的研究内容主要概括为以下部分:第一,理论和机制研究。基于有关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数理推导上就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证明研发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和生产分工效应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渠道,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现状研究。采用消耗系数测度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指标和贸易附加值分解框架下的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量来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现实情况从多角度进行了描述,并与几个重要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在将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分解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等指标的基础上,多角度的从行业和国家层面全面系统的分析中国制造业出口表现。第三,实证研究。在机制研究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方法,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在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的支撑下,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以此揭示其可能的影响渠道。第四,对策研究。基于以上现状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围绕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就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现状而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增强,并且依据制造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服务化现象。中国各制造行业异质服务投入结构比例基本是趋同的,表现为传统服务要素投入（分销和运输服务化）占据较大比例,而现代化的服务要素投入（电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比重较小,且各制造行业服务含量的国内来源远远要高于国外来源。就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中,更多的依赖外国中间品的进口去完成最终品,所以中国主要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网络中。但是GVC前向参与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GVC后向参与度表现为下降的态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在逐渐的上升,但是上升过程较为缓慢。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各制造行业根据要素密集度分类呈现不同的出口特征。目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现“倒U型”关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综合来看,用不同的指标来考量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状态得到的结果是存在差异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确实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渐实现出口升级的这一过程产生的影响是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依据服务要素来源,服务投入类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类的不同,对中国制造行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产生差异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和生产分工是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渠道,但是生产分工这种中介效应的传导作用在减弱。从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是“倒U型”关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依赖于企业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有制形式、服务要素来源和服务要素投入类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成本效应和生产分工效应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影响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可能渠道。
邢锋[7]（2020）在《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发达国家资源要素的趋紧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而形成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的专业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也通过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日益紧密。我国制造业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和丰富廉价的资源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参与了国际分工体系,且在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日趋精细化和专业化。由于比较优势基础的差异,导致在价值链上的所处分工地位也有不同,其利益所得也不同。由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能力的缺失,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加之近年来由于美国对我国实行技术出口封锁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因此我国制造业通过转型升级来增强和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尤为迫切,而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和路径选择则是当下理论界和实践界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附加值增值角度研究如何通过提高国内附加值来实现本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治理机制和动力模式及制造业升级的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进而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和竞争力指数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合产业升级的科学理论路径与实践,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升级路径。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导论部分。对本文主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了简要阐明,同时对价值链形成机理、治理模式、衡量指标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给后文的研究分析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部分。首先分别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全球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根据OECD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中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四大类,在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相关理论的分析基础上,为后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升级路径提供理论基础。（3）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从购买者驱动商业资本带来的国际分工效应和生产者驱动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剖析了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4）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我国制造业产值变化、劳动力分布行业结构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从2007年-2017年的变化。其次对制造业发展现状所体现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为后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和升级路径提供分析思路。（5）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根据前文的相关理论分析,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表明我国制造业整体及分行业部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通过相关指数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说明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6）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计量分析。通过对前文相关理论和制造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剖析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研发投入、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升级的影响,由计量结果分析得出,劳动力投入增加、研发投入的加大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均有助于制造业升级。（7）制造业升级路径和对策建议。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分别从传统制造业、链条攀升、价值链构建、以及打造“链主”企业等四个方面确定差异化的升级路径。并从加大科研投入、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国际市场等角度提出具体措施。
李安[8]（2020）在《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制造业在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规模扩张后,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呈现出疲软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影响着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加大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来应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然而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中国长期存在着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之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两条重要途径,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以更有效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理论界依然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主题,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优的技术创新路径。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首先,对中外理论界关于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了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在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差距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产业结构理论、雁行形态理论和价值链理论。第二,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历程和动因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模仿创新过程,并在不同动因的驱动下积极进行转变。然后,阐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工业强国比较,探究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强国的技术差距。通过上述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制造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后文探究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提供现实依据。第三,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度与分析。首先,探讨了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其次,梳理了当前理论界存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并对当前学者常用的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产业发展主体的角度来说,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演进。所以选取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多个维度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最后,对多个衡量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说明,并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角度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算分析,全面考察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第四,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两条重要途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要素匹配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的发挥来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以这四个效应为框架展开探讨,首先对技术溢出、要素匹配、市场竞争和协同创新的内涵进行阐述,并在不同效应作用下探究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重点引入了南北技术扩散模型、两部门模型、波特钻石模型,分别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国际竞争力维度进行特定的数理分析和理论分析。同时深入挖掘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关系,通过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五,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对全行业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考虑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能存在动态连续性,所以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差分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广义矩估计可以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实证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为了增加实证结果的全面性,又分别基于时间维度和行业异质性维度进行扩展分析。第六,提出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二是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当前来看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模仿创新的潜能依然存在,可以和自主创新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必须发挥政府对中低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并鼓励中低技术制造业利用高技术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良。三是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任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支持性的配套制度来保障,相应的制度和环境配套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不同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差异。（1）从分阶段的实证结果来看,2011年后中国制造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开始超过模仿创新,所以本文以2011年为时间节点分别进行估计。在2011年前后两个时间段,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负,对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均为正。这种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不匹配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20052010年到20112017年由正转负,说明近年来模仿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再明显,甚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2）从分行业的实证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具有特殊性,无论是中低技术制造业还是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负影响,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正影响。但当以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时,对中低技术制造业来说,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均对其产生正影响,说明中低技术制造业可以采用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来推进转型升级。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二者均产生正影响,模仿创新对二者均产生负影响,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当前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不适宜继续采用模仿创新。因此,中国制造业应该根据行业技术异质性特征,在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期”,通过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赵军辉[9]（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正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作为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进入发展新阶段后也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其中地处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理位置独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近年来,新疆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使得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但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新疆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注重出口贸易“质”的提升,这就要求新疆应该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好机遇,加快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促进新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探究了新疆应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等,加快出口贸易转型升级。首先,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状,从新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科技研发实力和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其次,从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再次,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甄别和实证分析;最后,立足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实特征,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路径选择,以及为保证路径顺利运行的具体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转型升级潜力较大;第二,随着新疆出口贸易的发展,2002-2018年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总体来看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程度不容乐观且仅在2015年之后转型升级程度才呈转好态势;第三,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主要受要素禀赋、产业支撑、贸易开放度、丝路沿线国家购买力水平、企业战略竞争等影响,由于新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其中,技术要素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未能有效发挥提升作用,此外,新疆地区交通运输水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疆与内地其他地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资源开发利用的竞争,导致其未能有效促进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应以“以企业升级为基础,驱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基础,推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以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带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为路径,来实现新疆出口贸易整体规模稳步增长与出口产品质量逐步提升。
陈瑶雯[10]（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二、提高附加值 增强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附加值 增强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2.1.1 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 |
| 2.1.2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
| 2.1.3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 |
| 2.1.4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协同学理论 |
| 2.2.2 复合系统理论 |
| 2.2.3 产业链理论 |
| 2.2.4 创新链理论 |
| 2.2.5 价值链理论 |
| 第三章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
| 3.1.1 内涵界定 |
| 3.1.2 特征分析 |
| 3.2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构成要素分析 |
| 3.2.1 旅游产业链 |
| 3.2.2 旅游创新链 |
| 3.2.3 旅游价值链 |
| 3.3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 |
| 3.3.1 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 |
| 3.3.2 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 |
| 3.3.3 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整合价值链 |
| 3.4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型分析 |
| 3.5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形态与阶段分析 |
| 3.5.1 协同发展形态分析 |
| 3.5.2 协同发展阶段分析 |
| 第四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与突出矛盾分析 |
| 4.1 岭南—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及演进分析 |
| 4.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发展概况 |
| 4.2.1 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夯实了客观基础 |
| 4.2.2 旅游收入不断提高,非均衡性突出 |
| 4.2.3 旅游人数逐年上升,集聚性明显 |
| 4.2.4 旅游景区数量不断上升 |
| 4.2.5 旅游企业发展态势良好 |
| 4.3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
| 4.3.1 区域旅游合作历程 |
| 4.3.2 分工体系初步构建,产业网络有待增强 |
| 4.3.3 区域合作略显成效,合作纵深化有待加强 |
| 4.3.4 全球价值链初步嵌入,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 |
| 4.4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突出矛盾分析 |
| 4.4.1 集聚效应的强大与幅射效应的弱小 |
| 4.4.2 合作战略的积极推动与合作效果的滞后发展 |
| 4.4.3 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嵌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缓慢 |
| 4.5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 |
| 第五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测度与发展轨迹分析 |
| 5.1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
| 5.1.1 评价体系构建 |
| 5.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 5.2.1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 5.2.2 子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 第六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6.1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构建与估计 |
| 6.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6.2 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
| 6.2.1 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 |
| 6.2.2 省域层面 |
| 6.2.3 城市群层面 |
| 6.3 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
| 6.3.1 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 |
| 6.3.2 省域层面 |
| 6.3.3 城市群层面 |
| 第七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与保障体系分析 |
| 7.1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选择 |
| 7.1.1 聚焦高质量发展靶向,制定协同发展规划 |
| 7.1.2 聚焦创新驱动靶向,提高协同发展水平 |
| 7.1.3 增强链核溢出效应,掌握价值链话语权 |
| 7.1.4 挖掘数字旅游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
| 7.1.5 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建命运共同体 |
| 7.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分析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 |
| 8.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ICT产业定义和分类的研究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算的研究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关于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贡献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贡献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来源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 |
| 2.2.1 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方法 |
| 2.2.2 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指标 |
| 第3章 中国ICT制造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ICT制造业规模现状 |
| 3.1.1 ICT制造业总体发展情况 |
| 3.1.2 半导体产业发展情况 |
| 3.1.3 消费电子产业发展情况 |
| 3.1.4 其他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情况 |
| 3.2 中国ICT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地位现状 |
| 3.2.1 中国ICT制造业产业链地位 |
| 3.2.2 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地位 |
| 3.3 中国ICT制造业面临的困境 |
| 第4章 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与比较分析 |
| 4.1 测度方法及样本说明 |
| 4.1.1 测度方法说明 |
| 4.1.2 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
| 4.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与比较分析 |
| 4.3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测算与比较分析 |
| 4.4 产业技术高度水平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
| 4.4.1 显示性技术附加值的测算与分析 |
| 4.4.2 ICT制造业技术高度水平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
| 4.5 基于产业技术高度水平的ICT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析 |
| 第5章 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 模型设定与处理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模型处理 |
| 5.3 主成分分析 |
| 5.3.1 KMO和 Bartlett检验 |
| 5.3.2 总方差解释 |
| 5.3.3 确定主成分因子 |
| 5.3.4 主成分因子表达式 |
| 5.3.5 主成分因子得分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单位根检验 |
| 5.4.2 整体回归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方法总结 |
| 6.1.2 各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总结 |
| 6.1.3 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总结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强人才培养,提高ICT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
| 6.2.2 提升产业科研质量,促进ICT制造业产学研协同创新 |
| 6.2.3 深化金融改革,增强对ICT制造业的支持 |
| 6.2.4 推动ICT服务业发展,增加ICT制成品需求 |
| 6.2.5 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提高ICT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 |
| 6.2.6 厘清ICT制造业发展实际,控制产业开放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出口表现的研究 |
| 三、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表现影响的研究 |
| 四、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一、论文创新之处 |
| 二、论文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明晰 |
| 一、全球价值链 |
| 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
| 三、出口升级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概述 |
| 一、国际分工理论 |
|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 |
| 三、制造业出口升级理论 |
| 四、制造业服务化的贸易效应理论 |
| 第三节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一、研发创新的机理 |
| 二、成本效应的机理 |
| 三、分工效应的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现状和出口表现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指标测度 |
| 二、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典型事实分析:行业层面分析比较 |
| 三、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典型事实分析:国家层面分析比较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表现分析 |
| 一、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指标测度 |
| 二、中国制造业出口表现:各指标分行业比较分析 |
| 三、中国制造业出口表现:各指标国家间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行业层面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数据来源说明 |
| 三、变量相关关系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
| 二、异质性回归结果 |
|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四、作用机制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企业层面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和数据说明及处理 |
| 一、变量构造 |
| 二、数据说明和处理 |
| 第三节 基准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异质性回归结果 |
| 一、区分贸易方式 |
| 二、区分所属地区 |
| 三、区分企业所有制 |
| 四、区分服务来源 |
| 五、区分服务投入类型 |
| 第五节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问题 |
| 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
| 第六节 作用机制检验 |
| 一、中介变量的测度 |
| 二、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改善服务投入结构 |
| 二、加强高端服务要素与制造业的融合 |
| 三、协调和匹配国内外服务投入 |
| 四、继续贯彻落实研发创新政策 |
| 五、重视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企业的成本效应 |
| 六、推动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 |
| 七、稳步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 |
| 1.2.2 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1.2 制造业的定义及其分类 |
| 2.1.3 制造业升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 |
| 2.2.3 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相关关系理论 |
| 3 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
| 3.1 生产者驱动的直接影响 |
| 3.1.1 国际投资竞争效应 |
| 3.1.2 知识学习外溢效应 |
| 3.2 购买者驱动的间接效应 |
| 3.2.1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
| 3.2.2 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 |
| 4 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4.1 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 |
| 4.1.1 制造业产值和产业增加值 |
| 4.1.2 制造业从业人数结构 |
| 4.1.3 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
| 4.2 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 4.2.1 外资中高技术企业市场占有率居高不下 |
| 4.2.2 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 |
| 4.2.3 过度依赖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贸易 |
| 5 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全球价值链指数 |
| 5.2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3 测度结果及分析 |
| 5.3.1 我国制造业总体的GVC指数及国际间比较 |
| 5.3.2 我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GVC指数的测度分析 |
| 5.4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6 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的实证计量分析 |
| 6.1 模型的选择 |
| 6.2 指标变量的设定和数据说明 |
| 6.2.1 指标变量的设定 |
| 6.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制造业总体及细分行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回归检验 |
| 6.3.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升级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7 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
| 7.1 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 |
| 7.1.1 以工匠精神守护传统制造业,实现加工制造环节上的升级 |
| 7.1.2 提升内源式自主创新能力,向价值链两端攀升 |
| 7.1.3 注重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实现价值链升级 |
| 7.1.4 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双链融合,打造“链主”企业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3 技术创新模式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技术创新模式 |
| 2.1.2 制造业转型升级 |
| 2.2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后发优势理论 |
| 2.3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理论 |
| 2.3.2 雁行形态理论 |
| 2.3.3 价值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 |
| 3.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及动因 |
| 3.1.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 |
| 3.1.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演进的动因 |
| 3.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及国际比较 |
| 3.2.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2 主要工业强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3 比较分析 |
| 3.3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对国外先进技术过度依赖 |
| 3.3.2 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 |
| 3.3.3 产学研合作效率低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形势、测度及分析 |
| 4.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 |
| 4.1.1 制造业战略功能被重新定义 |
| 4.1.2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施 |
| 4.1.3 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技术 |
| 4.1.4 居民消费层次不断升级 |
| 4.2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及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 |
| 4.2.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 |
| 4.2.2 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及本文的选择 |
| 4.3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方法 |
| 4.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
| 4.3.2 盈利能力的测度方法 |
| 4.3.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2 盈利能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 |
| 5.1 技术溢出效应 |
| 5.1.1 技术溢出的内涵 |
| 5.1.2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
| 5.1.3 引入南北技术扩散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2 要素匹配效应 |
| 5.2.1 要素匹配的内涵 |
| 5.2.2 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创新模式的适配性 |
| 5.2.3 引入两部门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3 市场竞争效应 |
| 5.3.1 市场竞争的内涵 |
| 5.3.2 基于市场竞争效应的分析 |
| 5.3.3 引入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 |
| 5.4 协同创新效应 |
| 5.4.1 协同创新的内涵 |
| 5.4.2 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 |
| 5.4.3 基于协同创新效应的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1.1 变量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2.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3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分析 |
| 6.3.1 阶段性特征分析 |
| 6.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6.4.1 行业异质性特征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发展 |
| 7.1.1 建设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网络平台 |
| 7.1.2 加速高端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
| 7.1.3 重视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
| 7.1.4 优先布局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 |
| 7.2 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 |
| 7.2.1 发挥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
| 7.2.2 运用高技术推动工艺的改良和创新 |
| 7.2.3 加强生产全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培育 |
| 7.2.4 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化制度 |
| 7.3 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
| 7.3.1 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 |
| 7.3.2 构建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 |
| 7.3.3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 7.3.4 推动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战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丝绸之路经济带 |
| 2.1.2 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禀赋理论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状分析 |
| 3.1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实状况 |
| 3.1.1 新疆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现状 |
| 3.1.2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商品结构现状 |
| 3.1.3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式结构现状 |
| 3.1.4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企业结构现状 |
| 3.1.5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市场结构现状 |
| 3.1.6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效益变化 |
| 3.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 |
| 3.2.1 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
| 3.2.2 科技研发实力不断增强 |
| 3.2.3 产业结构逐渐优化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评价分析 |
| 4.1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测度体系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 |
| 4.1.3 碳生产率(CP) |
| 4.1.4 产业升级(IS) |
| 4.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
| 4.2.1 评价方法的选取 |
| 4.2.2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水平测度结果 |
| 4.2.3 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水平的评价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 |
| 5.1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5.1.1 要素禀赋条件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 |
| 5.1.2 相关支持产业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 |
| 5.1.3 需求状况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 |
| 5.1.4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 |
| 5.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平稳性检验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设计 |
| 6.1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 |
| 6.1.1 继续保持出口贸易规模稳步增长 |
| 6.1.2 继续加快新疆出口贸易的质量提升 |
|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6.2.1 以企业升级为基础,驱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
| 6.2.2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基础,推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
| 6.2.3 以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为基础,带动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促进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
| 7.1 定位微观 |
| 7.1.1 加大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力度,提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 |
| 7.1.2 合理引导和利用外资,增强外资对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
| 7.2 着眼中观 |
| 7.2.1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推动产业优化,加速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
| 7.2.2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
| 7.3 布局宏观 |
| 7.3.1 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提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人才支持 |
| 7.3.2 加强各类工业园区建设,构建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载体 |
| 7.3.3 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强化出口贸易服务与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10）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提高附加值 增强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凌连新. 广西大学, 2021(12)
- [4]中国ICT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研究[D]. 占杰.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6]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吴云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D]. 邢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李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研究[D]. 赵军辉.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10]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