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名称及其族源的若干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祁美琴,王苏佳[1](2021)在《解构“攀附”:民族起源的多源性与族源记忆中的华夏叙事根由》文中研究说明民族起源的多源性可以从族源记忆的不同叙事中得到阐释。民族的族源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族源记忆的书写与建构是族群共同体意识演变的反映。学界多将周边族群起源记忆中的华夏先祖叙事,归结于现实利益需要所进行的"攀附"。"攀附"理论或观点的泛化,容易导致在民族起源上盲目推崇一源性或否定民族在起源上有混合的事实和研究结论。周边族群与华夏"共祖同源"历史记忆出现的原因,应是族源多样化叙事的反映,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普遍具有的多源性特征。
钟焓[2](2021)在《“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世纪末以来,部分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唐朝属于"拓跋国家论"的观点,这种理论涉及唐朝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其背后蕴含的理念直接指涉唐朝的"内亚性"命题,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通过对中古时期胡汉融合的贵族社会下"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各自兴起背景的详细考察,可以确定这种观点颇有主题先行之嫌,实际上是一种经不起实证推敲的杜撰性假说。
姜鸥[3](2021)在《敖伦苏木古城的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仵娅婷[4](2021)在《使鹿鄂温克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吴彦竹[5](2021)在《山川圣地中的族群交互共生关系 ——基于泸沽湖格姆神山朝山节的民族志考察》文中提出
王石雨[6](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指出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孟根仓[7](2021)在《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化认识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其诸民族成为中国智囊团为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任务,也是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紧迫任务。本文将深化对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土着民族—布里亚特民族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力争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区域中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价值共享,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建设的人文基础,助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本文注重“将边缘置于中心”,从“边缘”审视“中心”,并以反思的视角分析“中心-边缘”互动机制是如何形塑双边的。具体而言,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边缘”民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俄罗斯国家本身,因为俄罗斯自建立国家以来,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体。目前,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中,民族与民族主义被学界认为是个棘手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个相对容易的研究对象。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虽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至今争论未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原生论派认为,民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的最根本的本质,即“民族特征”,是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原生论后来被建构论派学家评为“视而不见”的“肤浅”论述,“是族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持续鞭打的一匹死马”。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将“持续鞭打”作为“一匹死马”的原生论,论证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的”。建构论派注重民族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民族是“制造的”,而并非是“天生的”,强调民族是经过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的建构体或知识精英和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效工具。建构论是目前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但它不能充分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前现代族性的连续性问题,从而被认为是“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论。为此,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族裔象征论,强调建构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族群性。笔者认为,建构论高估了国家的政治意愿,尤其是高估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造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以及激发忠诚方面的形塑力量,未能充分解释亚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和跨国族裔联系的持续性。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以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为例,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此外,罗杰斯·布鲁贝克提出民族制度主义论,并强调民族学家不应过多专研“民族是什么”,而是应该致力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现实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既定的国家被制度化的。民族认同是有国家的制度塑造的,在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情况下,认同不取决于经济社会变迁,而取决于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这种基于民族的社会分野就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换句话,制度主义论把分析视角转移到国家制度,而非民族本身。笔者认为,制度主义论具有三个明确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国家制度对民族的单向塑造能力,忽略了民族对国家的回应;2.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制度设计本身来论证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3.不能充分解释同样具有双重性制度下产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何没有出现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本文质疑制度主义论,以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为例,将论证“边缘”民族是“中心-边缘”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国家“中心”单方面的创造物,并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即互动机制创造“边缘”民族,国家制度巩固“边缘”民族,“边缘”民族又通过互动机制形塑国家制度。换言之,本文注重“中心-边缘”机制的互动性、国家制度和“边缘”民族的三角关系。故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制度塑造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自主民族建构工程均不是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的整体概述。因为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同时受民族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形塑影响。最后,对理论研究而言,本文以俄罗斯联邦“模范少数民族”—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反思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2.论证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将弥补民族理论研究缺口。对研究选题而言,目前,学界还缺乏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术语表示布里亚特民族及其认同的属性。本文以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田野调查资料与多语种档案文献,将重新论述布里亚特民族建构工程,并提出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叠层式民族性”表示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多语种档案资料、本土视角以及“叠层式民族性”概念,以此弥补该研究领域内的缺口,丰富布里亚特民族研究。
王小红[8](2021)在《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文中研究指明陇山左右,即大六盘山南段的陇山东部和西部地区,亦即金代京兆府路、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临洮路辖境。在陇山左右已知的11口金代大钟内,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6口,就其铭文记载的女真人做一分析,进而证明女真人在陇山左右活动的历史事实。陕西省岐山县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所列人物众多,跨越历史漫长。虽然岐山完颜氏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五世祖完颜福得等人在洮岷地区的活动见诸岷县地方志乘,但是多数完颜氏族人依然以赐姓王氏行世而不署原姓完颜,因此其女真遗民的真实身份亦不易被察觉。岐山完颜氏的活动集中于洮岷地区,又不局限于洮岷地区,甘肃平凉、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同样也有。岐山完颜氏与汉、吐蕃、蒙古、女真、契丹等多个民族建立了婚姻关系。宗族关系方面,虽然陕西岐山、甘肃泾川的女真遗民皆姓完颜,但是岐山完颜氏绪出女真术虎部落,泾川完颜氏绪出女真完颜部落,二者族源相同,祖源不同。甘肃省榆中县女真遗民汉氏祖先原活动于燕山以北地区,金元之际进入中原地区,明代洪武初年改姓汉氏,并于弘治末年迁居榆中。因为明代初年禁止胡化的文化政策,使用文化符号意义分外明显的女真复姓“蒲察”的榆中蒲察氏族人于是以“蒲”为姓。
黑龙,王禹浪[9](2021)在《都庵山与契丹早期相关史实考》文中研究说明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生于都庵山,在都庵山留下重要遗迹,并从都庵山南迁潢河之滨,建立了契丹早期国家。经再考,确认《辽史》所记都庵山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境内的博格达山,由此肯定今扎赉特旗境内的绰尔河流是契丹族的发源地之一。结合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认为,历史上的"都庵山奇首可汗遗迹"为今扎赉特旗博格达山石城遗址。进一步确认奇首可汗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疑为契丹首领逸豆归之子。契丹先世历史源远流长,其世系虽个别不清楚,但整体脉络仍然可考。
金标[10](2021)在《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时期编纂的文化典籍工程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文化典籍工程中,有乾隆亲自主持下,编纂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金史国语解》、《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上述典籍实则是清代以国家层面对满洲姓氏、族源的谱系化建构。然而因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白山黑水地带”为空间范围,以氏族、族源为切入点,将族称“女真”、“满洲”与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文章除绪论、结语,正文为四章:第一章讨论族称“女真”与“满洲”。首先对建州女真的迁徙与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其次,对其为渤海遗裔作以梳理,以语音、词根为抓手,结合满语及相关史料,论述了“满洲”、“靺鞨”两个名号的共同氏族起源性,并且对其具有“大”、“弓”之语义做了分析。接下来,对狭义“肃慎”的范围以及其与“女真”的语音关系加以考察,并对“肃慎”概念的泛化和“女真”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义进行分析。第二章首先对清代皇族“爱新觉罗氏”作为“觉罗氏”的支脉,以及“觉罗氏”与金代“夹谷氏”、“加古部”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从满、汉语言文化互动的视角,论证了“觉罗”、“佟”、“佟佳”之间的关系。接着,笔者对“董鄂氏”与金代女真“术虎氏”的源流关联进行了梳理,进而从语音、语义、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将“术虎氏”与黑水靺鞨“铁骊部”溯源为一个名为“/*t?ɑk/”的古老氏族,最后对“觉罗氏”与“术虎氏”的氏族同源性进行了探讨。第三章对完颜氏的语音、语义和姓氏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完颜、富察、渤海具有共同氏族起源。进而对蒲鲜万奴的姓名与东夏国国号,靺鞨、完颜氏以“李”为姓,女真、满洲文化“柳”崇拜的根源等问题做了分析,并对“靺鞨七部”的形成与去向加以考察。最后,对“苏完瓜尔佳氏”的迁徙加以考述,厘定了“苏完地方”的位置,对“瓜尔佳”之满语语义为“网”,起源于渤海国“忽汗河”之河名的历史进行了论证。第四章首先以“白山黑水地带”内部的二重“华夷体系”构造为视角,对“窝集”、“兀者”、“兀狄哈”、“兀的哥”、“吾者”、“兀的改”等具有“森林”语义的名号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在满洲、女真、靺鞨人中形成的一系列姓氏和部族名称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满洲着姓“温都”、金代女真姓氏“温敦”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察,在氏族层面对其与“挹娄”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进而对“挹娄”、“于离”、“虞娄”、“尼夫赫”等名号的语音及其群体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对其氏族源流进行了推测。最后,不但对“那拉氏”的源流进行了分析,还对契丹融入女真—满洲的主要姓氏及语义进行了揭示。
二、蒙古名称及其族源的若干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蒙古名称及其族源的若干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解构“攀附”:民族起源的多源性与族源记忆中的华夏叙事根由(论文提纲范文)
一、“攀附”的相关论点及其影响 |
二、“华夏”的形成与族群互动 |
三、民族形成的多源性对族源记忆的影响 |
四、“攀附”论与民族起源问题下的族源叙事 |
(一)“攀附”相关理论再思考 |
(二)民族起源与族源记忆的关系 |
1.民族起源与先祖记忆 |
2.多元族源记忆的融合与重构 |
(6)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现状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一、《魏书·高车传》 |
二、《北史·高车传》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一、高车“六种” |
二、高车“十二姓”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二、叱罗氏 |
三、豆陈氏 |
四、他莫孤氏 |
五、屋引氏 |
六、蛭氏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九、渴侯氏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一、原始信仰 |
二、语言文字 |
三、婚姻习俗 |
四、丧葬习俗 |
五、音乐及舞蹈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历史文献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7)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及本土术语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范围 |
三、本土术语 |
第二节 文献综述、理论框架与研究缺口(niche) |
一、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 |
二、理论框架 |
三、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研究概述 |
第三节 研究问题、方法及资料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
第四节 研究意义、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对研究选题而言 |
二、对理论研究而言 |
三、现实应用意义 |
第五节 研究内容 |
第一章 互动机制的开启与前现代布里亚特人(народ) |
第一节 谁是布里亚特人? |
一、族源想象与民族认同 |
二、“血与土”的观念与民族领土 |
三、氏族身份与地域身份 |
第二节 “我们不是布里亚特人” |
一、“我们是豁里人,不是布里亚特人” |
二、17 世纪前后的布里亚特社会制度 |
第三节 “你们是布里亚特人” |
一、在布里亚特人中建立沙俄帝国制度 |
二、“中心-边缘”互动机制的开启 |
三、在沙俄帝国内建立布里亚特自治 |
第四节 “我们是布里亚特人” |
一、家谱式氏族历史 |
二、本土视角下的族体边界 |
三、叠层式民族性概念的提出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 |
第二章 制度变更与布里亚特民族的概念化 |
第一节 既有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一、既有制度的变更与社会怨恨(ressentiment)的产生 |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回应 |
第二节 知识精英与派生的民族观 |
一、谁是布里亚特知识精英? |
二、派生的民族观 |
第三节 民族的概念化与维护民族边界 |
一、布里亚特民族概念的提出 |
二、确立和维护民族边界 |
第四节 “再造”文化与叠层式民族性 |
一、文化话语 |
二、宗教话语 |
三、语言和文字话语 |
四、教育话语 |
第五节 从记录氏族历史到书写民族历史 |
一、博格达诺夫及其《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历史纲要》 |
二、民族历史与民族运动 |
小结: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第三章 机制的互动性与民族的政治化 |
第一节 民族自治与俄国临时政府“中心” |
一、制度的失序 |
二、民族自治建构 |
第二节 重建民族自治与白俄政权“中心” |
一、谢苗诺夫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二、重建民族自治 |
第三节 巴拉嘎特运动与布里亚特叠层式民族性 |
一、可供代替民族运动的另一种尝试 |
二、佛教共同体与豁里氏族认同 |
第四节 再建民族自治与苏维埃政府“中心” |
一、布里亚特“边缘”与红色“中心”的互动 |
二、再建民族自治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及其自治政权 |
第四章 重建的机制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第一节 共产主义阶级话语与叠层式民族性 |
一、共产主义阶级话语 |
二、西布里亚特共产党的民族自治解决方案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化及其实践 |
一、互动机制下的民族理论与制度设计 |
二、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概念及其在“边缘”的实践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布里亚特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一、赋权的政治道德意义 |
二、民族主义者的妥协 |
三、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第四节 “本土化”政策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文化建设 |
一、创建民族文学语言与印刷语言革命 |
二、“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文化建设 |
第五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建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
二、根除“吸食人体血液的蜘蛛” |
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 |
四、西里尔文字改革 |
第六节 建构“苏联人民”与布里亚特民族 |
一、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 |
二、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到布里亚特民族 |
小结:机制塑造制度,制度巩固民族 |
第五章 转型以及后苏联时期的布里亚特民族 |
第一节 “改革与新思维”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一、“允许苏联各民族迅速‘觉醒’并‘发声’” |
二、布里亚特民族复兴运动 |
第二节 再造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文化 |
一、族裔民族还是公民民族? |
二、文化民族共同体? |
三、佛教还是萨满教? |
四、民族语言与“‘哑巴’布里亚特人” |
五、氏族社会的回归? |
小结:持续互动中的机制与民族 |
结论 |
一、再问布里亚特人是谁? |
二、叠层式民族性概念 |
三、机制、制度与民族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8)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金石文物所见女真人在陇山左右之活动 |
第一节 金代女真人在陇山左右之活动 |
第二节 陇山左右之金代大钟及其铭文简况 |
第三节 陇山左右金代钟铭所见之女真人 |
第四节 屈家山蒙古纪事砖及其他金石文物所见之女真人 |
第二章 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考释 |
第一节 岐山完颜氏世系碑录文及镌立缘起 |
第二节 碑阳所载岐山完颜氏职衔统计 |
第三节 岐山完颜氏高祖完颜准 |
第四节 岐山完颜氏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 |
第五节 岐山完颜氏五世祖完颜福得 |
第三章 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相关问题 |
第一节 岐山完颜氏族人之“元帅”职权 |
第二节 岐山完颜氏与岷州虎氏之婚姻关系 |
第三节 岐山完颜氏与泾川完颜氏之宗族关系 |
第四章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调查研究 |
第一节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汉氏 |
第二节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蒲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都庵山与契丹早期相关史实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都庵山地理位置再考 |
二、奇首可汗与都庵山遗迹新考 |
三、契丹先祖世系补考 |
(10)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二、研究的时空及概念界定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女真”与“满洲”的氏族源流 |
第一节 建州女真的迁徙与源流 |
一、明初对建州女真的招抚及建州诸卫的设立 |
二、建州女真迁居浑江流域 |
三、故元三万卫的南迁与建州女真的形成 |
四、满洲部与辽、金胡里改人之源流 |
第二节 族称“靺鞨”与“满洲”的源流与关系 |
一、“满洲部”源出于渤海遗裔 |
二、姓氏、满语视角下的“靺鞨”与“满洲” |
三、“靺鞨”与“满洲”的氏族根源 |
第三节 族称“肃慎”与“女真”的氏族源流 |
一、“肃慎”与“女真”的语音关系 |
二、姓氏、满语词族视角下的“肃慎、女真”系统 |
三、“肃慎”与“女真”的概念源流 |
第二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上) |
第一节 皇族姓氏“爱新觉罗”与“觉罗氏”、“佟佳氏”源流 |
一、“爱新觉罗氏”与“觉罗氏”之关系 |
二、“觉罗氏”、“夹温氏”、“夹谷氏”的源流与关系 |
三、“觉罗氏”与“佟”姓、“佟佳氏”的关系 |
第二节 “董鄂氏”之源流 |
一、“董鄂氏”与“术虎氏”之源流 |
二、“术虎氏”与“铁骊部”之氏族源流 |
第三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中) |
第一节 “完颜氏”与“富察氏”之源流 |
一、“完颜氏”、“富察氏”的共同氏族起源 |
二、“完颜氏”、“富察氏”与“靺鞨七部”的源流 |
第二节 “瓜尔佳氏”之源流 |
一、努尔哈赤起兵时的苏完部居地及其部族来源 |
二、苏完地方地理位置及苏完部的毛怜卫属性 |
三、“瓜尔佳氏”的姓氏起源 |
第四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下) |
第一节 “乌扎拉氏”与“乌雅氏”的姓氏起源 |
一、“白山黑水地带”的“森林部族” |
二、从“文野”之别到“他称”作姓 |
第二节 “温都氏”之源流 |
一、“温都氏”的氏族源流 |
二、满洲诸姓与挹娄人之源流 |
第三节 “那拉氏”的姓氏源流 |
一、元代以来“那拉氏”的历史 |
二、“那拉氏”的氏族起源 |
第四节 “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源流 |
一、“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姓氏来源 |
二、满洲共同体中的契丹姓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满文转写及其国际音标对照表 |
二、《金史》国语解所载姓氏与清代满洲相关姓氏对照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蒙古名称及其族源的若干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解构“攀附”:民族起源的多源性与族源记忆中的华夏叙事根由[J]. 祁美琴,王苏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04)
- [2]“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J]. 钟焓. 史学月刊, 2021(07)
- [3]敖伦苏木古城的历史研究[D]. 姜鸥. 宁夏大学, 2021
- [4]使鹿鄂温克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研究[D]. 仵娅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 [5]山川圣地中的族群交互共生关系 ——基于泸沽湖格姆神山朝山节的民族志考察[D]. 吴彦竹.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6]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7]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D]. 孟根仓.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8]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D]. 王小红.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9]都庵山与契丹早期相关史实考[J]. 黑龙,王禹浪.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10]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D]. 金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