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储蓄管理条例》出台后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杨晓璐,孙高林[1]（2022）在《论防控非法集资中的“地方金融监管+公安经侦部门”模式创新》文中指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出台,对于防范化解风险,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也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防控非法集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有必要从工作合力、组织指挥、防控预警、内外宣传等方面发挥好地方金融监管和公安经侦部门的职能作用,促进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各尽其责、通力协作的非法集资综合治理格局。
杨成长,龚芳,袁宇泽[2]（2022）在《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的目标包括改善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推动形成市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本文提出:第一,投资端改革应通过培育直接投融资文化、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提升资本市场吸引力来调动微观主体投资积极性。第二,投资端改革应培育、发展各类专业投资机构。公募基金应提升基民投资获得感,推进价值投资;养老金应优化税收制度安排,加速嫁接资本市场;保险资金应提升渗透率与长期股权的配置比重;私募基金应优化监管方式,扩大退出渠道。第三,投资端改革应厘清各类投资机构之间的业务边界,加快发展投资顾问制度,提升买方维权力量对卖方的制约功能来构建各类投资主体相互合作、相互约束的良性投资生态。
任巧[3]（2020）在《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肃政监察制度创建于民国初年共和政制向帝制蜕变时期,是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与现代权力制约和法治要素相互融合的产物。该制度因设立肃政厅,专门且独立行使监察权而命名为“肃政监察”。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它取代了《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吏治模式,即通过肃政史对官吏违宪、违法、失职的行为提出纠弹,从而启动对官吏的惩处机制。在宪制意义上讲,肃政监察制的设立是在民初政制打破了三权分立制衡体制之后,意欲实现对权力控制的补救方案。当今天重估这一制度安排时,重要的可能不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应展现它的生长特点和在创设、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式问题,以及时人在宪制转型之后如何羁束权力的独特思考。同时,对这一较为独特的制度在组织、规范、操作等方面突出之处的揭示,也可能对当今的国家监察法治建设提供某些启示,甚至是借鉴。本文立足于历史和宪制框架,从动静两个维度对民初肃政监察制进行探索和分析。具体从以下六个问题展开:首先是厘清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民初共和政制的吏治模式,是《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在议会弹劾制确立后,弹劾官员的风潮逐渐涌起,其中包括对中央大员的弹劾与对地方官员的弹劾风潮。议会的弹劾风潮既展示了代议制民主的风采,也暴露出议会弹劾制在初创时的幼稚和缺陷,如弹劾程序缺失、弹劾权与不信任权混用以及弹劾成为党争的手段等。其后,伴随国会的瘫痪、消失和政制的蜕变,议会弹劾制度被废止,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也随之消失。为整顿吏治,约法会议在平政院下附设肃政厅独立行使监察权,并根据宪制安排,创制了监察法律法规体系。肃政监察制的组织模式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平政院的创设,以及与肃政厅之间的关系;二是肃政厅的组织形式,厘清其监察职能组织与监察内部事务组织在肃政监察制中的构设。平政院的成立是比照现代行政裁判制度而创设的整饬吏治的新制,以区别于前清的吏治体制,此机构在《临时约法》的制度安排中便已存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肃政厅作为整顿吏治的监察机关附设于平政院之下,但独立行使监察权,两者在职务与财务上均属于互相独立状态。肃政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十分精简,只设有中央机构,由职能组织与内部事务组织构成。职能组织由肃政厅总会议与行使监察职能的都肃政史与肃政史共同构成,并按照严格的选任程序选取肃政史与都肃政史。肃政监察制的核心问题是肃政监察权的配置。肃政厅的职权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在民国时期主要有“行政监督权”或“行政监察权”与“检察权”之说,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看来,肃政厅的职权性质就是独立的国家监察权。因为从宪制上讲,它取代了《临时约法》上的三权配置,而成为四权配置。肃政监察的法定权力包括纠弹权、行政公诉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般监督权。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权力主要有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以及政治建议权,这些权力或是由总统下达具体命令而产生,或是由肃政厅上呈总统要求而来。肃政监察运作机制包括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调查机制、处置机制以及与其他权力衔接后的纠弹事件的审理与惩戒机制。其中,启动机制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这一双轨机制保证了弹劾范围的最大化。在分析了肃政监察制的运作机制之后,考查了该制度的实绩与局限。从肃政监察的实绩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高官和一般官员纠弹的实效,以及为平民昭雪的实效。二是肃政史对复辟帝制的抵制所作出的努力。肃政监察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人民厌讼心理导致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告诉告发程序严格而形成的阻碍、缺乏地方监察机构、肃政史调查权受限难以核实案件等。最后是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对待民初肃政监察,学界与政界几乎秉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缺乏真正的认知和客观的研判。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重估。一是从肃政监察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它不是彻底的复古,而是古今的融合。因为,旧的形式并不能断定它一定就是旧的东西。例如,尽管肃政史对官吏向政府（总统）提出纠弹,与传统中国的御史对官吏向朝廷（皇帝）提出纠弹类似,但是前者却是有法可依,即对官吏的违宪违法行为提起,这就与后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二是肃政监察制本身也值得检讨。例如,从制度安排上讲,“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表征着监察权本身力度的缺乏;又如,肃政监察权的效力往往不取决于监察事实的真实性,而取决于总统的支持等。三是肃政监察制对当代我国监察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它主要表现在监察规范体系化、监察监督机制化、人民参与程序制度化等方面。
张帆[4]（2020）在《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业的关键领域。如何维护银行稳定,降低银行发生挤兑风险概率,实现问题银行有序平稳退出,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越发关心的问题,构建由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金融监管三大基石组成的金融安全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在金融安全网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制度实施的范围持续扩大到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挡、利率市场化、金融保护体系重塑等宏观经济条件下,2015年3月发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制度共同成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核心支柱。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只有5年左右的运营实践,其制度内容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规范要求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韩国在积极借鉴美国等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较好地实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本土化”,在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营实践中独树一帜。因此,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将会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素材,论文的选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道德风险理论和银行挤兑理论为理论支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考察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隐性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五个阶段。其次,分析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等。再次,探讨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包括存款保险筹资机制,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第四,提炼出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经验有不断完善制度基础、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等。对中国的启示包括提升“存款保险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应对互联网银行等网络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等。
于佳婧[5]（2020）在《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兼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影响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精准营销作为大数据技术投射在广告行业的主要应用成果,已因其有效的精准性逐渐成为打破传统营销模式的广告行业的大趋势。我国信息化、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数据的价值日益显现,而精准营销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处理及分析方面的卓越优势。精准而富有成效的广告营销背后,是海量的数据资源进入平台处理器,这其中有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其中包含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浏览记录、消费喜好等,这些不断的被分析演练、二次开发利用,以用作分析消费者行为习惯,根据消费者喜好来为他们提供精准的服务与产品。然而,在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因此如何在互联网大数据精准营销的利益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权利中间找一个平衡点,显得极为必要和艰难。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于2018年5月正式实施,因其广泛的波及范围和严格的处罚手段,这一立法将会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立足于以往的研究基础,结合大数据精准营销自身的特点,对我国大数据精准营销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展开深入研究,并通过对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的各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我国大数据精准营销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及成因,并基于GDPR的价值内核及立法框架,分析可为我国吸收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立法启示及解决措施。
李涛[6]（2019）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基本属性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定性与定量研究,对我国住房公积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改革路径。首先,本文就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基金理论来看,基金理论是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的基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原则和基金管理模式基本一致,现有住房公积金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开放式、契约型基金;从互助理论来看,通过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之间的互助提高缴存人购房能力;从强制储蓄理论来看,通过强制缴存实现缴存人之间的互助,单一的强制储蓄政策导致不能与参与主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挂钩,受损严重的群体无法得到更高的损失补偿;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住房公积金缴存者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支配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又作为委托人将部分住房公积金资金业务委托给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从公平效率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因素缺乏,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得不到保障,中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多缴的方式来避税,而且长期以来基金投资渠道狭窄;从公共决策理论来看,住房公积金的目标是降低缴存者的购房压力,缩小收入差距导致的购买力差距;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看,要将市场激励模式和企业化管理运用到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当中。因此,需要对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骨子上的改革,我国在探索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改革路径时应当从分权和权力下放、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以及引入现代化管理技术等角度入手。第二章梳理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史沿革以及现状,就该制度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伴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得到了建立和推广。经过20多年的完善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演变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它在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快机构职能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三十年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浪潮而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而逐步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改进紧密结合,逐步调整制度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部分,渐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住房从福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变,推进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金融体系发展,发挥住房保障功能,促进住房保障和社会公平,促进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第三章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调研结果,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将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分析的研究假设,为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建立了分析模型。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住房公积金运作流程存在如下漏洞,即事业单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风险,增值收益使用途径存在法律质疑,低存低贷的利率规定致使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决策和管理机构定位不清、性质不当,法定职能不能有效履行,即住房公积金决策机构定位不清,导致其权责失衡、职能虚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性质不当,导致其功能错位、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主体难以很好履行监督职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包括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的主体受其部门职能的限制,难以很好承担监督责任,住房公积金的多头监督体制使得监督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住房公积金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抗系统风险能力差,包括不同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差异较大,统一协调困难,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以城市为单位,系统风险抵抗能力弱;住房公积金覆盖面较窄,限制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投资渠道较少,资金闲置严重,住房公积金管理方式及其增值利益分配方式不合理,损害制度的公平性。第四章结合英国建房合作社制度、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制度、日本住房金融公库与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美国一级二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以及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厘清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实践以及各国住房政策。本文认为,各国住房发展政策普遍致力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合理的住房需求,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手段,使得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住房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和机构的发展,与住房市场和商业住房金融的发展相耦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政策特点。在商业住房金融欠发达时期,住房金融政策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住房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使得居民住房融资的可得性能够得到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选择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住房贷款市场;在传统发达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促进住房合同储蓄、建房合作社等互助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德国的住房储蓄银行和英国的建房合作社。在商业住房金融发达的阶段,商业机构能够满足部分居民的住房融资需求,但是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只有商业机构融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难或难以承担商业机构的融资支持,因此对住房发展政策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提出新的要求,即其干预方式需要从直接提供贷款,转变为综合使用政策性保险、利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融资成本。第五章总结了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存在工资说、社会福利说、员工福利说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住房公积金应该属于员工福利,但从应然的角度其应该定位为住房保障措施。否定目前存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合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后,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列举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并对于新时代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环境展开分析,总结并得出适合当下的最优模式。本文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模式,可以选择组建法定机构、筹建信托机构和组建国家住房发展银行。本文认为应当建立更加规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具有适应新机制的金融职能,搭建组织架构。以更加规范的金融管理体系来管理住房公积金,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也将有助于增强资金的安全性。随后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机构改革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路径展开研究分析,研究讨论总体路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步骤,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建议。本文认为如成立法定机构模式,但需要政府大规模集中的财政拨款,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较大的权力之下所要求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也要相应完善,因此需要较长时期的逐步变革过程。又如筹建信托机构模式,不仅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责更加全面,而且对其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对银行与信托机构仍采取的是“分业管理”的方法,虽然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在不断增强,但能否维持和保障这一相对较为复杂的信托管理体系长期平稳和高效的运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考虑到住房公积金保留强制性储蓄特点,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保留行政职能的需要,要求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接转变成国家住房银行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在综合考虑时间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施可行性的基础上,赋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融职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变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成为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最优路径和模式。
李湘杉[7]（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本文开篇以社会保障的定义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为基础,剖析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明确社会保障的目标和功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及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分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意义。文章前两部分就国际及中国对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社会保障的目标、功能、意义等基础概念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并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现状,即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精准扶贫上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优势及特点在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养老保险经办管理不断增强;养老保障基础建设基本完善;社会化管理程度不断提升,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构建完善的责任分担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随之而来的是政策调整对生育保险基金管理、使用及累积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应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家庭建立全覆盖、高标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安全网。同时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基本医疗保障根本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人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专业化的产品,来为年老时期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因此长期护理保险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带来的是医疗费用的逐年增长,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通过不同的医疗保险基金给付形式,达到高效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目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是针对相关特殊人群所建立的,在遭遇低收入或无收入的情况下,为这类人群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和运行中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以及面临着一些挑战。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存在着缺陷,如监管政出多门,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存在贬值的风险,社会保障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新时期社会保障工作不相适应;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漏洞;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有待完善等。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及建议。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改革、合并、整合等方法解决目前存在的双轨制、碎片化等问题。医疗保险改革应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以普遍覆盖为核心,从经办角度加大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力度为方向,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项目内容、覆盖范围。失业保险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失业保险金的定位,从而达到合理使用失业保险金的目的。工伤保险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推动预防、补偿和康复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完善的工伤保险运行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工伤保险制度的向前发展。生育保险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法规,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关注育儿假期的待遇将解决部分生育保险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未来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目前试点城市的经验表明,两险合并有利于维护参保人的利益。社会救助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起到了完善和补充作用。
徐婷婷[8]（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杨烨彤[9]（2019）在《“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以“资管新规”的发布为契机,研究了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制度的变迁、完善过程,以及日后的转型方向。截止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已达22.2万亿元,其发展大概经历了起步、发展和规范三个阶段,但监管制度始终是落后于行业发展速度的。虽然从2005年开始,银监会就正式将银行理财纳入了监管范围,但多年以来,资管业一直缺乏着行业统一的监管规则,这就造成了行业发展的不规范以及监管套利的大量存在,也因此埋下了众多风险隐患。“资管新规”制定的初衷即是为了完善这一漏洞。在“新规”发布后,银行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理财形势:“刚性兑付”被完全禁止;通道业务被禁、嵌套被限制在一层以内;资金池模式难以继续;行业竞争压力不断扩大等等。这些改变在微观层面上的反映是,投资于非标产品的资金占比不断下降;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发行量、存续量双双下降;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却不断上升;结构性理财产品异军突起。改革必然会伴随着牺牲,新规发布以来,多家上市银行佣金收入缩水,国有大行缩水率甚至达23%。但从长远来看,做好了风险控制的理财业将面临着更好的发展前景。“新规”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关于理财子公司的建设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支持,以后的理财业务必将变得更加专业;随着投资范围的扩大,优秀的从业人员也会依靠自己专业的资产配置能力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该抓住机遇,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产品和投资理念,完成产品净值化、投资理念主动化、投资范围扩大化、理财机构专业化、资产配置智能化等一系列的转型,并在符合监管的要求下努力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同时要建立理财子公司、建立市场化人才机制、建立全新的金融科技体系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
张婷[10]（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着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二、《储蓄管理条例》出台后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储蓄管理条例》出台后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论防控非法集资中的“地方金融监管+公安经侦部门”模式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视域中的防控和处置非法集资主要原则 |
| 二、当前非法集资案件的主要特征：以中小城市为样本 |
| 三、《条例》背景下防控非法集资的机遇和挑战 |
| 1. 贯彻落实《条例》需要联合构建以防控为主的综合治理体系 |
| 2. 贯彻落实《条例》需要合力提升非法集资案件办案质量 |
| 3. 贯彻落实《条例》需要改变个别部门兜底包办的现状 |
| 四、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公安经侦部门”的防控非法集资新模式 |
（2）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本市场投资端的结构性特征与改革目标 |
| (一)我国资本市场投资端三大结构性特征 |
| (二)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的三大目标 |
| 二、调动微观主体投资积极性，推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变 |
| (一)我国居民资产配置“三重三轻” |
| (二)当前制约储蓄向股权投资转化的三大因素 |
| (三)三大举措推进居民储蓄加速向投资转化 |
| 三、壮大投资机构队伍，提升机构权益投资比重 |
| (一)公募基金：提升基民投资获得感，推进交易风格长期化 |
| 1. 公募基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两大问题 |
| 2. 做大规模，丰富产品种类，灵活收费方式 |
| (二)养老金：优化税收制度，提升权益配置比重 |
| 1. 当前我国养老金入市面临多个问题 |
| 2.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提升居民参与度，做大养老金规模 |
| (三)保险资金：提升渗透率与长期股权的配置比重 |
| 1. 行业存在渗透率不足和权益投资占比偏低等问题 |
| 2. 均衡发展险种，满足保险需求提升，提高权益投资比例 |
| (四)私募基金：优化监管方式，扩大退出渠道 |
| 1. 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仍在探索，对合格投资者底线的把控不到位 |
| 2. 监管宜以保证“私募”性质为核心，优化税收安排，丰富退出渠道 |
| (五)境外资金：高质量双向开放，把握核心资产定价权 |
| 1.外资偏好核心资产，持股风格呈现追涨杀跌特征 |
| 2. 推进制度型开放，把握核心资产控制权与定价权 |
| 四、构建各类投资主体相互合作、相互约束的良性投资生态 |
| (一)从持有人结构看各类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
| (二)构建投资主体之间相互约束的平衡机制 |
（3）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论旨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
| (一)民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讨论 |
| (二)新中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研究考察 |
| 三、问题与方法 |
| (一)问题 |
| (二)方法 |
| 第一章 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 |
| 第一节 共和政治与议会弹劾制的确立 |
| 一、民初共和政制的创立 |
| 二、议会弹劾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弹劾风潮的涌起 |
| 一、弹劾中央大员之风 |
| 二、地方议员弹劾要员之风 |
| 三、议会弹劾泛滥后的检讨 |
| 第三节 共和政制的变异与议会弹劾制的隐退 |
| 一、责任内阁制向总统制的突变 |
| 二、议会弹劾制的消亡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的创设 |
| 一、肃政监察制之初设 |
| 二、肃政监察制的规范体系 |
| 第二章 肃政监察的组织模式 |
| 第一节 平政院与肃政厅 |
| 一、平政院的创设 |
| 二、平政院下的肃政厅 |
| 三、肃政厅创立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肃政厅的组织架构 |
| 一、肃政厅的职能组织 |
| 二、肃政厅的内部事务组织 |
| 三、都肃政史与肃政史 |
| 第三章 肃政监察权的配置与扩张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与配置 |
| 一、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 |
| 二、肃政监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配置 |
| 第二节 纠弹权 |
| 一、纠弹之内涵 |
| 二、肃政厅的纠弹权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行政公诉权 |
| 一、行政公诉的主体 |
| 二、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 |
| 三、行政公诉的程序 |
| 四、行政公诉权的效力 |
| 第四节 肃政厅的一般监督权 |
| 一、行政裁决执行的监督权 |
| 二、选举监督权 |
| 第五节 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监察权 |
| 一、查办或审查权 |
| 二、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 |
| 三、政治建议权 |
| 第六节 肃政监察权的辐射范围 |
| 一、肃政厅监察权的覆盖面与限度 |
| 二、肃政厅监察权与司法权界限 |
| 第四章 肃政监察的运作机制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 |
| 一、纠弹的主动启动式 |
| 二、纠弹的被动启动式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的调查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调查 |
| 二、被动启动式的调查 |
| 第三节 肃政监察事件的初裁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初裁 |
| 二、被动启动式的初裁 |
| 第四节 与司法对接:肃政监察的移送机制 |
| 一、纠弹事件的审理 |
| 二、纠弹事件的惩戒 |
| 第五章 肃政监察的实绩与局限 |
| 第一节 肃政厅成立后的纠弹实效 |
| 一、肃政厅对高官纠弹的业绩 |
| 二、肃政厅对地方官吏纠弹的业绩 |
| 三、肃政史为平民冤案的昭雪 |
| 第二节 肃政厅对复辟帝制的抵制 |
| 一、宋育仁复辟谬说论弹劾案 |
| 二、杨度、孙毓筠筹安会弹劾案 |
| 第三节 舆论对肃政厅纠弹行为的反应 |
| 一、肯定性评价 |
| 二、质疑性评判 |
| 第四节 肃政厅纠弹实践中显现的局限 |
| 一、人民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 |
| 二、人民告诉告发程序的限制 |
| 三、肃政监察难以辐射地方 |
| 四、调查权的受限 |
| 第六章 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是旧瓶或新瓶装旧酒还是新酒? |
| 一、肃政监察:“新瓶”还是“旧瓶”? |
| 二、肃政监察:是“新酒”还是“旧酒”?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制中规范体系的创造 |
| 一、规范体系的层次结构 |
| 二、规范体系中的实体与程序 |
| 三、内部管理规范的特色 |
| 第三节 对肃政监察制度的检讨 |
| 一、“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 |
| 二、对肃政史的监督缺乏 |
| 三、肃政监察权对总统权力的依附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在当代的启示与借鉴 |
| 一、监察权中行政公诉权、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权的配置 |
| 二、监察权风险的防范:查处分离 |
| 三、肃政监察制对建设中的国家监察制度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肃政史履历 |
（4）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存款保险定价模型研究 |
| 1.3.2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研究 |
| 1.3.3 存款保险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效果研究 |
| 1.3.4 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写作思路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一般分析 |
| 2.1 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2.1.1 政策性 |
| 2.1.2 公益性 |
| 2.1.3 可退出性 |
| 2.2 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
| 2.2.1 维护储户存款安全 |
| 2.2.2 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 |
| 2.2.3 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 |
| 2.3 存款保险制度划分标准和类型 |
| 2.3.1 按存款保险制度职权划分 |
| 2.3.2 按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划分 |
| 2.3.3 按是否出台相关法律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 |
| 3.1 外部性理论 |
| 3.1.1 外部性的内涵 |
| 3.1.2 外部性理论的产生 |
| 3.1.3 外部性理论的发展 |
| 3.1.4 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1.5 外部性的内在化 |
| 3.2 道德风险理论 |
| 3.2.1 道德风险的内涵 |
| 3.2.2 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
| 3.2.3 克服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办法 |
| 3.3 银行挤兑理论 |
| 3.3.1 银行挤兑的内涵 |
| 3.3.2 银行挤兑产生的原因 |
| 3.3.3 银行挤兑理论的分类 |
| 3.3.4 解决银行挤兑的办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 |
| 4.1 隐性存款保护阶段(20世纪60年代—1987年) |
| 4.1.1 出台金融发展的相关法律 |
| 4.1.2 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 |
| 4.2 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阶段(1988—1995年) |
| 4.2.1 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竞争 |
| 4.2.2 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弊端 |
| 4.2.3 加入OECD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
| 4.3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阶段(1996—2000年) |
| 4.3.1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
| 4.3.2 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调整 |
| 4.3.3 综合存款保险体系的建成 |
| 4.3.4 实施即时矫正行动 |
| 4.4 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阶段(2001—2008 年) |
| 4.4.1 恢复部分存款保险制度 |
| 4.4.2 存款保险基金的二元化 |
| 4.5 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 |
| 4.5.1 引入目标基金制度 |
| 4.5.2 实施差别费率制度 |
| 4.5.3 存款保险标识、说明和确认制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
| 5.1 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 |
| 5.1.1 投保的强制性 |
| 5.1.2 存款保障范围 |
| 5.1.3 最高偿付限额 |
| 5.2 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 |
| 5.2.1 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筹措 |
| 5.2.2 存款保险基金债券偿还基金管理 |
| 5.2.3 相互储蓄银行结构调整特别账户管理 |
| 5.3 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 |
| 5.3.1 事先预防风险1:调查及共同检查 |
| 5.3.2 事先预防风险2:差别费率及道德风险的防止 |
| 5.3.3 事后处理:公共资金的投入及其管理 |
| 5.4 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 |
| 5.4.1 破产处置 |
| 5.4.2 破产财团管理 |
| 5.4.3 特别资产管理和相关资产接管 |
| 5.5 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 |
| 5.5.1 对破产金融机构调查和追责 |
| 5.5.2 对亏损金融机关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追责 |
| 5.5.3 破产相关人员资产追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
| 6.1 存款保险筹资机制 |
| 6.1.1 事先筹资机制 |
| 6.1.2 存款保险基金的积累机制 |
| 6.1.3 保费评估与收取机制 |
| 6.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常态化监管、评估和早期纠正机制 |
| 6.2.1 存款保险常态化监管机制 |
| 6.2.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早期发现和评估机制 |
| 6.2.3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的及时矫正机制 |
| 6.3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
| 6.3.1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制 |
| 6.3.2 存款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延伸机制 |
| 6.3.3 存款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开机制 |
| 6.3.4 存款保险公司中长期发展机制 |
| 6.4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 |
| 6.4.1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协调机制 |
| 6.4.2 信息收集及共享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运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7.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7.1.1 存款保险制度接近“核心原则与评价标准” |
| 7.1.2 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宽泛 |
| 7.1.3 综合保护方案及存款保险公司的独立性 |
| 7.1.4 风险最小型存款保险制度职能 |
| 7.1.5 存款保险采取属地方式 |
| 7.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效 |
| 7.2.1 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 |
| 7.2.2 保障问题银行的平稳退出和金融结构调整 |
| 7.2.3 增强参保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定性 |
| 7.2.4 间接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
| 7.2.5 提升国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
| 7.2.6 扩大国际存款保险合作领域 |
| 7.3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的问题 |
| 7.3.1 存款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
| 7.3.2 多个存款保险机构并存需要协调 |
| 7.3.3 保险公司会计标准的变更及风险 |
| 7.3.4 储蓄银行对存款保险带来的潜在风险仍很大 |
| 7.3.5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对存款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与对我国的启示 |
| 8.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经验 |
| 8.1.1 不断完善制度基础 |
| 8.1.2 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 |
| 8.1.3 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 |
| 8.1.4 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 |
| 8.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1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然性 |
| 8.2.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3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存在问题 |
| 8.3 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提升法律效力及完善法律体系 |
| 8.3.2 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具体内容 |
| 8.3.3 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 |
| 8.3.4 应对互联网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5）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兼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影响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ACT |
| 1.绪论 |
| 1.1 大数据精准营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 |
| 1.1.1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精准营销迅猛发展 |
| 1.1.2 精准营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 |
| 1.1.3 针对精准营销的法律规范 |
|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3 研究目的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 |
| 1.4.2 问卷调查法 |
| 1.4.3 深度访谈法 |
| 1.5 研究内容及思路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创新点及重点 |
| 1.6.1 研究创新点 |
| 2.大数据精准营销与个人信息 |
| 2.1 大数据精准营销概述 |
| 2.2 个人信息与隐私 |
| 2.3 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
| 3.消费者对大数据精准营销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认知及态度分析 |
| 3.1 消费者对精准营销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认知及态度维度提取 |
|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3 调查问卷的发放 |
| 3.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5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6 交叉分析 |
| 4、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对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及成因 |
| 4.1 个人层面 |
| 4.2 环境层面 |
| 4.3 技术层面 |
| 4.4 信息层面 |
| 5.《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概述 |
| 5.1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解读 |
| 5.2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
| 6、基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建议 |
| 6.1 数据主体自主形成自我防御体系 |
| 6.2 数据控制者形成全闭环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
| 6.3 数据监管者深化“一站式”监管模式 |
| 结论 |
| 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术语界定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六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理论研究总结 |
| 第二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 |
| 第三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调研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数据统计 |
| 第三节 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沿革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 |
| 第三节 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实践研究总结 |
| 第五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论级研究 |
|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相关概念 |
| 一、社会保障的定义 |
|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保障的目标及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基金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内涵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 |
|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 |
| 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
| 第三节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一、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及模式 |
| 二、国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启示 |
| 三、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制度 |
|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
|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 |
|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阶段 |
| 一、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 |
|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阶段 |
|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起步 |
| 二、失业保险确立基本框架 |
| 三、工伤保险在改革中酝酿 |
| 四、生育保险的改革试点 |
| 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 |
| 一、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 |
| 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 |
| 三、失业保险制度全面确立 |
| 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工伤保险制度 |
| 五、全面实现生育保险社会统筹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
| 一、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
| 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三、失业保险与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轨 |
| 四、工伤保险的法制化 |
| 五、“二孩”政策下生育保险的完善与调整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的创新阶段 |
| 一、社会保障与精准扶贫 |
|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势与特点 |
| 第一节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 |
| 一、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及现状 |
|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老龄化”社会下的社会保障政策 |
| 一、生育保险在人口老龄化下发挥巨大作用 |
| 二、社会保险的“第六险” |
| 第三节 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 |
| 二、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
| 一、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的特点 |
| 二、“安全网”的保障形式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及自身建设问题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 三、社会保障基金面临贬值及流失的风险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 |
|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形成 |
|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特点及缺陷 |
| 第三节 “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一、中国“老龄化”社会现状 |
| 二、“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的问题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监管立法尚待完善 |
| 二、对医疗机构及参保人员的管理问题 |
| 三、医疗保险经办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尚待完善 |
| 一、失业保险收支结存量过大 |
| 二、生育保险的发展欠均衡 |
| 三、工伤保险运行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基金监管 |
| 一、统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二、建立专门的经办机构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
| 一、加大养老保险改革力度 |
| 二、完善养老保险监督机制 |
| 三、建立健全企业年金制度 |
| 四、推动养老金入市 |
| 五、高层次统筹发放养老金 |
| 第三节 完善保障制度应对“老龄化” |
| 一、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
| 二、建立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 |
| 三、适当延迟退休年龄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及监管 |
| 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 |
| 二、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 |
| 三、从经办角度加大管理力度 |
| 四、医疗保障的专门管理 |
| 第五节 完善法规制度充分发挥保障作用 |
| 一、建立适度保障制度,促进就业 |
| 二、统一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待遇水平 |
| 三、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 |
| 四、实现社会救助高层面高标准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调研背景及意义 |
| 1.1.1 调研背景 |
| 1.1.2 调研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调查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调研对象与调研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发展历程与资管新规的出台 |
| 2.1 发展历程 |
| 2.1.1 业务起步阶段(2004—2005) |
| 2.1.2 快速发展阶段(2006—2012) |
| 2.1.3 行业规范阶段(2013 至今) |
| 2.2 发展现状 |
| 2.2.1 理财产品规模现状 |
| 2.2.2 理财产品种类现状 |
| 2.2.3 资金配置情况 |
| 2.3 我国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理论分析 |
| 2.3.1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体系 |
| 2.3.2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制度 |
| 2.3.3 “穿透式监管”的实施与难点 |
| 2.3.4 资管新规的出台背景与总体思路 |
| 2.4 新规主要内容 |
| 3 新规出台后理财业务变化情况的调查分析 |
| 3.1 理财规模与佣金收入有所下降 |
| 3.2 四类理财产品结构变化分析 |
| 3.2.1 非标理财产品的转型 |
| 3.2.2 预期收益型产品的减少与净值型产品的发展 |
| 3.2.3 结构性存款的火热 |
| 3.3 理财环境的变化分析 |
| 3.3.1 由“刚性兑付”向“买者自负”的转变 |
| 3.3.2 去嵌套、禁通道 |
| 3.3.3 限制资金池业务,降低期限错配风险 |
| 3.4 理财业务风险水平变化分析 |
| 3.4.1 宏观风险水平下降 |
| 3.4.2 微观风控手段有待落地 |
| 3.5 本章小结 |
| 4 银行理财业务发展转型方向分析 |
| 4.1 推动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因素 |
| 4.1.1 监管政策的完善 |
| 4.1.2 理财子公司的利好 |
| 4.1.3 市场环境的改变 |
| 4.1.4 行业竞争的加剧 |
| 4.2 银行理财业务转型方向 |
| 4.2.1 投资理念的转变 |
| 4.2.2 投资范围与投资关系的转变 |
| 4.2.3 投资策略的转变 |
| 4.3 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具体路径 |
| 4.3.1 建立理财子公司 |
| 4.3.2 建立市场化人才机制 |
| 4.3.3 建立金融科技体系 |
| 4.4 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前后对比分析 |
| 5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四、《储蓄管理条例》出台后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防控非法集资中的“地方金融监管+公安经侦部门”模式创新[J]. 杨晓璐,孙高林. 特区经济, 2022(01)
- [2]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研究[J]. 杨成长,龚芳,袁宇泽. 证券市场导报, 2022(01)
- [3]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D]. 任巧.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D]. 张帆. 吉林大学, 2020(08)
- [5]大数据精准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兼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影响及启示[D]. 于佳婧. 暨南大学, 2020(04)
- [6]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D]. 李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李湘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调查研究[D]. 杨烨彤. 广东财经大学, 2019(07)
- [10]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