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彻底批判我省林业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云所（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丘新洋[2]（2016）在《“一月风暴”下福建省“夺权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夺权运动”是一场发端于上海“一月风暴”下的政治运动,地处东南海防前线的福建省也被迫卷入其中。本文以福建省“夺权运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地分析福建各地、各单位的“夺权运动”。时间跨度从1967年初“一月风暴”的产生到1968年底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详细地论述了福建省各地、各单位的“夺权运动”,探讨在“夺权运动”下福建群众组织的三次分化和对立,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武斗”事件。此外,还力图通过对福建“夺权运动”参与者的心态、运动特点、深远影响、历史借鉴等诸多问题的分析,探究出福建省“夺权运动”的特殊规律。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除了努力重构历史事件的完整经过,还希望能给当今福建省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法治的建设、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殷鉴。
邢恩源[3]（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研究表明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巍翔[4]（201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文中研究说明1956年至1966年,既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国头七年主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既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到了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服务于各方面建设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形成,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总的来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服务于党的各个中心工作中,在发挥自身优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曾经犯过严重“左”的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着同样的曲折过程,在曲折中发展。经验与教训同在,发展与挫折交叉,理论上的开拓、完善与局部性的失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与偏差并存,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基础的奠立。1955年到1957年整风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奠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为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同时,党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围绕中心工作转移,重点加强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这些积极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57年整风前后,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门整风中,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掀起反右派运动。受其影响,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逆转,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党由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党开展了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澄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在肯定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混淆了“两个界限”,盲目追求高速度,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左”,导致了经济建设陷入严重困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根本特殊化风盛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服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用来解决对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的不同认识；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严重,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当地采借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民主原则；三是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五风”盛行；四是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泥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就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一方面开始着手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战胜严重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立足于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共度难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我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经济局面,并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但是,由于纠正“左”的错误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对形势估量、经济政策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此,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四清”运动毕竟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泛政治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逐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产生了一些失误,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原则,切忌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运动群众”；三是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忌形式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庸俗化。
李贵[5]（2017）在《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乡村治理的基本线索可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线索的起点自然是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农村社会不仅实现了土地、财富的再分配,而且每个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与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继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缺少经验,产生了许多问题。为此,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地结合着整党整风,对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整顿。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有两种思路一直在起着作用,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技术式整顿,在不同的阶段,两者往往交替居于主导地位。1962年,随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体制的确立,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的重提,农村整风整社融入到了新的"四清"运动中,中共乡村治理的模式几乎完全为阶级斗争所取代。因此,可以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改革开放前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乡村治理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相对于土改、"四清"的研究而言,学界对农村整风整社的关注度不高,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一运动的影响不及土改、"四清";二是整风整社持续时间长、时断时续,中央文件对此记载不甚清晰,做全国层面的系统梳理有一定难度。为此,本文以河南省开封专区为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档案资料,考察了 1958一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在专区范围内的开展过程。研究的需要,文章对开封专区合作化时期的整风整社也做了论述。合作化时期开封专区对初级农业社的整顿有1955年春、1956年春两次,对高级农业社的整顿有4次,分别在1956年春、1956年秋、1956年底至1957年初、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其主要特点是:运动主要由基层党委领导,工作队起辅助作用;强调整党、整团、整社的一致性;重视对三类社的改造。1958—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大致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8月到10月,整风整社主要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方针服务,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经营管理、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试验。第二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整风整社主要是贯彻纠"左"政策,开展针对"共产风"的清算旧账工作。第三阶段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即庐山会议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整风整社以贯彻"反右倾"为中心,先从农村党员干部整风开始,接着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扩展到了全体农村人口中。第四阶段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整风整社主要是整肃农村干部,大致以1960年11月"十二条"的下发为界,前段以改造"三类队"和开展"三反"为主要内容,后段以开展"民主革命补课"和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第五阶段1961年4月至1962年10月,整风整社以贯彻《农业60条》为主,内容上包括调整社队规模、民主办社、小队核算、甄别平反等。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考察,本文认为:首先,开封地委对不同阶段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基本遵循中共中央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技术式整顿交替居于主导地位。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段,专区内下级机关往往会迎合上级,制造一些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虚假材料,从而使运动有种错误放大化的效应。其次,开封专区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的整风整社是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理论进行的。在运动开始前,先划清"敌我",在社队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出一、二、三类,然后在所谓"敌人掌权"的三类社队重划阶级成分、成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对疑似有问题的干部采取集特训的方式处理。这些做法都延续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另外,"四清"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提法的雏形就是在此阶段整风整社中孕育的。因此,可以说此阶段的整风整社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最后,受"大跃进"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合并的影响,两地干部存在竞争性的派系结构,从而使整风整社运动在开封专区的"地方化"转换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李建中[6]（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表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陈矩弘[8]（2004）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教育革命研究》文中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是一个最敏感、特殊而又充满矛盾和斗争的领域。教育革命无论其展开的过程，造成的结局，都是“文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本文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教育革命为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手法，系统分析了福建教育革命展开、演变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文章重点论述了福建教育革命中“复课闹革命”和“开门办学”新体制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把“教育为政治服务”错误的理解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把马克思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庸俗地理解为“劳动教育”，都会给教育事业带来危害。教育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受严重迫害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事实说明，要发展教育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代教育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董江流[9]（2016）在《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文中指出五七干校是1968—1979年期间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而举办的干部集中学习和劳动的学校。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是指湖北省的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五七干校。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北京的高等院校等在湖北举办的五七干校,都不属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湖北省各级党政机关被“砸烂”,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大批“靠边站”干部,需要重新安置。“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五·七指示》发出后,湖北省有部分部队、工人、农民、学生尝试着走上“五·七”道路。湖北各级革命委员会为了解决广大“靠边站”干部,集中组织干部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没有真正起到既能安置“靠边站”干部,又能将他们引上“五·七”道路的作用。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涌现出来的。1968年10月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出后,湖北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纷纷开始筹办五七干校,干校成为安置“靠边站”干部的主要场所。“九一三”事件前,干部在五七干校都要参加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和高强度的集体劳动,其中,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对干部造成了极其残酷地打击,有部分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集团罪行和摒弃林彪的干部教育思想。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加大下放干部的分配工作,许多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职干部成为了干校的主要轮训对象。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数量继续增加,部分干校陆续与党校合办。“文革”后期,湖北地方五七干校还开展了错误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许多干部对此十分厌烦和反感。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开展了批判“四人帮”运动。随着五七干校的地位动摇,党校的地位不断提高,五七干校已不再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五七干校被撤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不久,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彻底走向停办。虽然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只存在11年的时间,但却对湖北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因此改变命运。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对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干部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除了负面影响外,还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学习马列原着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密切干群关系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等。但巨大的负面影响完全大过有限的积极影响。总之,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应该予以否定,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马娜[10]（2008）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发展是国力发展的核心和基础,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而易见,五个能力中的第一个能力就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把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当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经济工作,在成立之初就表明要消队阶级区分,实现共产主义。显而易见,这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5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均国民收入建国初是二十几美元,不如印度的一半,不如亚洲的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不断上升,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排名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为2.1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位。从建国初到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几美元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用了50年时间。到2006年年底,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1000美元。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与建国初期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职工人平年收入的几百元,农民人平几十元的水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本文分十个部分:一、引言;二、恢复战后国民经济;三、探索建立计划经济;四、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五、“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七、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九、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十、结语。文章分别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大的阶段中,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特别是针对历次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以及党所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的特点、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阐述了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深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经济建设中风险和困难局面的应对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发展历程。本文以历史为主线,结合运用历史与经济方面的知识,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从经验不多,到逐渐走向成熟并能够较好驾驭市场经济大局能力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和刻画。特别是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以经济手段为主,主动运用利率、汇率、价格、存款准备金等经济手段,适时运用从紧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间接调控了经济的运行,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发展,实现经济“软着陆”;在注重GDP发展的同时,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凸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提高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二、彻底批判我省林业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云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彻底批判我省林业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云所（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一月风暴”下福建省“夺权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学术研究之回顾 |
| 二、论文选题之缘由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狂潮初起：“一月风暴”前福建的“文革” |
| 第一节 从第一张大字报到工作组的进驻 |
| 第二节 工作组“维稳”的“失败” |
| 第三节 群众组织的产生和”破四旧“运动 |
| 第四节 “八·二九”事件：“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较量” |
| 第五节 权力机构的瘫痪：从“八·二九”事件到“一月风暴” |
| 第二章 全面“夺权”：福建省的“夺权运动” |
| 第一节 福建省报社系统的“夺权运动” |
| 第二节 “夺权运动”的个案分析：以龙岩和南平为例 |
| (一) 龙岩“夺权”的产物：“临时勤务委员会” |
| (二) 南平“夺权”的产物：“南平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
| (三) 龙岩和南平两地“夺权运动”的异同点分析 |
| 第三章 混乱的局势：军队介入“文革”和“三支两军” |
| 第一节 军队“支左”的“偏差”：“一·二六”事件的产生 |
| 第二节 从《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产生到“四月平反” |
| (一) 一“石”波澜：《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出台 |
| (二) “支左”政策下的“错误行动” |
| (三) 周恩来的“六点指示” |
| (四) 流产的“政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筹建 |
| (五) “一·二六”事件下的权力转移：“反夺权”与“军管” |
| 第三节 群众组织的分化与组合 |
| (一) “革”与“保”：群众组织的第一次分化和组合 |
| (二) “拥军”与“反军”：群众组织的第二次分化与组合 |
| (三) “打韩”与“批韩”：群众组织的第三次分化与组合 |
| 第四节 “夺权者”之间的“较量”：无止境的“武斗” |
| (一) 榕树下的“革命”：省城的“武斗” |
| (二) 武夷山下的“拼杀”：闽北地区的“武斗” |
| (三) 红土地的“悲歌”：闽西地区的“武斗” |
| (四) 福建省其他地区的“武斗” |
| 第四章 “全省一片红”;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漫长的“谈判”’：从“学习班”到“大联合” |
| (一) “大联合”的初始阶段 |
| (二) “大联合”的发展阶段 |
| (三) “大联合”的“斗私批修”阶段 |
| (四) “大联合”的“大批判”阶段 |
| 第二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五章 历史的回音：福建省的“夺权运动”带来的思考 |
| 第一节 “文革”全景下的“夺权运动” |
| (一) “夺权运动”的原因及其性质 |
| (二) “夺权运动”在“文革”中的政治意义 |
| (三) 福建“夺权运动”的特点 |
| 第二节 “疯狂与理性”：“夺权运动”参与者的心态分析 |
| (一) 革命狂热型 |
| (二) 利益驱动型 |
| (三) 无路可退型 |
| (四) 混水摸鱼型 |
| (五) 逍遥观潮型 |
| 第三节 “夺权运动”对当时福建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
| (一) “夺权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 |
| (二) “夺权运动”对文化教育带来的深远影响 |
| (三) “夺权运动”对人民社会生活造成的直接危害 |
| 第四节 历史的殷鉴：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反面教材 |
| 结语 |
| 附录一：1966年福建省行政区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的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状况 |
| 四、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奠定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一) 《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提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三、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发展 |
| (一)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 (二)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问题 |
| (三)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 (四) 加强和改善党员干部群众路线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奠立 |
|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
|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
| (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一)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党对农民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现实原因 |
| (二) 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党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
| (四)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 |
| (五) 扫除农民文盲,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
| 二、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教育 |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三)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 |
| 三、党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关于工商业者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二) 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四、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评价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
| 第三章 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三) 开门整风和整风运动的逆转 |
| (四) 全面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二、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 |
| (二) 批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 (三)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
| (四) 树立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 三、党对工商业者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少数工商业者抗拒思想教育的思想和行为 |
| (二) 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
| 四、整社整风和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农村整风和开展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原因 |
| (二) 通过辩论、对比,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
| (三)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
| (四) 对农民进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巩固工农联盟 |
| (五) 厘清农民在工农生活差别方面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
| (六) 整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巩固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
| (七) 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树立守法观念 |
| 五、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二) 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认识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思想教育 |
| (四) 帮助工人群众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五) 鼓励工人积极学习文化和技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
| (六)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学习先进生产者活动 |
| (七) 关心工人群众生活,解决工人群众困难 |
| 六、以参加体力劳动为主的干部整风教育运动 |
| (一)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解决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
| (二) 干部整风教育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
| 七、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 |
| (一)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要的 |
| (二) 澄清了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健康有成绩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 (二) 正确估计形势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以群众性的运动方式进行 |
|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 |
| (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和全民大炼钢铁 |
| (三) "大跃进"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逆转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大跃进"的积极性 |
| (一) 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大辩论,激发农民生产"大跃进" |
| (二)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四大"方法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
| (三) 总结人民公社"经验",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四) 运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向农民描绘人民公社的幸福图景 |
| (五) 通过鸣放辩论,激发农民爱国爱社的共产主义思想 |
| (六) 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三、围绕"大跃进"运动进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提高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立场 |
| (二) 结合"双反"运动加强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鼓励青年职工投身劳动竞赛活动,树立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本色 |
| (四) 鼓励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大闹技术革命 |
|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 |
| (一) 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进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 |
| (二) 在政治思想领域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
| (一) 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上"左"的偏差 |
| (三) 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助长了"五风" |
| (四) 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 |
| (五) 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
| (一) 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 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 (三) 改善企业管理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
| 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和政治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一) 七千人大会促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 |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三) "四清"、"五反"和文化领域批判运动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重点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和背景 |
| (二) 加强干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
| (三) 加强干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
| (四) 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 |
| (五) 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干部队伍形成特权阶层 |
| (六)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 (七) 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制度 |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
| (三) 树立大寨典型,引导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 (四) 开展"四清"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 |
| (五) 对农民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同富裕教育,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
| 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人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 制定《工业七十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 树立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学习榜样 |
| (四) 做好职工和精简城镇人口的思想工作,为国分忧解难 |
| (五) 加强工农联盟教育,支援农业建设为农业发展作贡献 |
| (六) 结合"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
| (一)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
| (二)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 (三) 关心群众生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
| (四) 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 |
| 七、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与经验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 |
| (二) 抓住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
| (三)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
| (四) 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切忌搞群众运动 |
| (三) 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
| 结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做好新时期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
| 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是发挥其"生命线"作用的根本要求 |
|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规律 |
| 六、探索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源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问参加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5）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难点和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区划及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 |
| 第三节 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整风整社 |
| 一、开封专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二、对初级社的整顿 |
| 三、对高级社的整顿 |
| 小结 |
| 第二章 1958年8月至1959年7月间的整风整社运动 |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
| 第二节 1958年8月至10月整风整社运动的发起 |
| 第三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开封专区带来的困难局面 |
| 第四节 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 一、纠"左"的开端: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传达 |
| 三、整社算账 |
| 四、救灾和公社的体制调整 |
| 小结 |
| 第三章 "反右倾":庐山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 |
| 第二节 "反右倾":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 小结 |
| 第四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1960年春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三反":1960年4月至10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一、1960年春整风整社运动的发动 |
| 二、改造"三类队" |
| 三、"三反"整风 |
| 第二节 1960年10月至1961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一、1960年底开封专区农村的严峻形势 |
| 二、"十二条"及新一轮整风整社的发动 |
| 三、"民主革命补课" |
| 四、反"五风"和退赔 |
| 五、对农村干部的安抚 |
| 小结 |
| 第五章 为贯彻《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调研试行《农业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民主办社 |
| 第三节 小队核算 |
| 第四节 甄别平反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特点 |
| 二、对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评价 |
| 三、整风整社运动的现实参考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8）“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教育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及福建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社会根源 |
| 第二章 福建“教育革命”的展开 |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启动 |
| 第二节 停课闹革命与福建群众组织的催生 |
| 第三章 复课闹革命 |
| 第一节 工宣队、农宣队进驻学校 |
| 第二节 工宣队、农宣队领导下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
| 第三节 “斗、批、改”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
| 第四章 “教育革命”下学校新体制的确立 |
| 第一节 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学制与教学体制 |
| 第三节 课程、教材、教法 |
| 第四节 招生考试制度和毕业分配制度 |
| 第五章 “教育革命”中的“回潮”与“反回潮”的斗争 |
| 第一节 1972年教育领域的整顿与“批林批孔”运动 |
| 第二节 1975年整顿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三节 “教育革命”对福建教育事业造成的后果 |
| 第六章 对“教育革命”的几点思考 |
| 一、 对教育革命的理性批判 |
| 二、 关于教育为政治服务 |
| 三、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创办的背景 |
| 一、“文革”全面发动后湖北党政机关被“砸烂” |
| 二、“文革”初期湖北尝试走“五·七”道路 |
| 三、湖北组织干部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 第二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出后创办 |
| 一、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创办 |
| （一）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筹建 |
| （二）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正式开办 |
| （三）湖北省五七干校的红卫兵战校 |
| 二、武汉市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创办 |
| （一）武汉市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建立 |
| （二）武汉市各区五七干校的创办 |
| 三、其他市县五七干校的创办 |
| (一)黄石市 |
| （二）黄冈地区 |
| （三）孝感地区 |
| （四）咸宁地区 |
| （五）荆州地区 |
| （六）襄阳地区 |
| （七）郧阳地区 |
| （八）宜昌地区 |
| （九）恩施地区 |
| 四、“九一三”事件前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 |
| （一）政治学习 |
| （二）政治运动 |
| 五、“九一三”事件前的集体劳动 |
| 第三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九一三”后进行大幅度调整 |
| 一、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
| （一）批判林彪集团罪行 |
| （二）摒弃林彪的干部教育思想 |
| 二、教育对象的调整 |
| （一）下放干部纷纷走出干校 |
| （二）以轮训在职干部为工作重点 |
| 三、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增加及与党校合办的新动向 |
| （一）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数量继续增加 |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数量增加的原因 |
| （三）部分干校与党校合办 |
| 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 五、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四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文革”后走到穷途末路 |
| 一、开展批判“四人帮”运动 |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地位动摇 |
| （一）党校地位提高，干校地位下降 |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已不受欢迎 |
| 三、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消亡 |
| 第五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影响 |
| 一、政治上的负面影响 |
| 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
| 三、文化上的负面影响 |
| （一）科技上的负面影响 |
| （二）教育上的负面影响 |
| 四、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 （一）“左”倾思想和政治运动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 （二）恶劣环境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 （三）高强度劳动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 五、学习马列原着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 六、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 （一）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 （二）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 七、对密切干群关系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主要观点 |
| 三、创新之处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恢复战后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
| 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内容 |
| 三、打胜新中国经济“三大战役” |
| 第二节 掀起土地改革运动 |
| 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土改政策 |
| 二、土地改革在全国实行 |
| 三、土地改革推动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战争并举 |
| 一、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
| 二、边支援朝鲜战争边恢复国内经济 |
| 第四节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能力的思考 |
| 一、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心 |
| 二、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 |
| 三、正确处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 第二章 探索建立计划经济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一、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的背景 |
| 二、“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状况 |
| 二、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一五”计划 |
| 第三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积极探索 |
| 一、1953、1955年经济工作的两次冒进 |
| 二、周恩来关于在平衡中发展的思想 |
| 三、刘少奇的社会调查 |
| 四、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
| 五、陈云“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 |
| 六、“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及其基本经验 |
| 第四节 急于求成思想和“大跃进”运动 |
| 一、“球籍”的忧虑和“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 |
| 二、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运动 |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商品生产的否定 |
| 第三章 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成 |
| 一、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
| 二、人民生活物资的严重短缺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
| 一、对人民公社化中问题的局部纠正 |
| 二、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 |
| 三、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 |
| 四、人民公社60条和各行各业条例的制定贯彻 |
| 五、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
| 第三节 主要经验与启示 |
| 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二、调整的特点和启示 |
| 三、全国三届人大“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
| 第四章 “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 |
| 第一节 “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一、“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目标与方法的二律背反 |
| 二、1971年前后的经济调整 |
| 三、“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第二节 粉碎“四人帮”后经济的恢复和再度“过热” |
| 一、经济建设上的部分拨乱反正 |
| 二、推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
| 三、经济过热和“洋冒进” |
| 第三节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考 |
|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发展缓慢原因初探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宏观调控的特点、作用及局限 |
| 第五章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
|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平反冤假错案 |
| 三、国务院务虚会酝酿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认识的突破 |
| 一、中共十二大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认识 |
|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意义 |
| 三、生产力标准的讨论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
| 一、新“八字方针”的制定贯彻 |
|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 |
| 三、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 |
| 四、经济特区的建立 |
| 第四节 发展商品经济 |
| 一、农村第二步改革 |
| 二、发展个体经济 |
| 三、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计划品种的减少 |
| 第五节 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一、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
| 二、流通体制改革 |
| 三、建立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 |
| 四、国营企业改革 |
| 五、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教育、科技改革 |
| 六、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及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
| 一、清理整顿公司 |
| 二、治理经济环境 |
| 三、治理整顿措施创新 |
| 第六章 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第一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
| 一、发展是硬道理 |
|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 |
| 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
| 二、各部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
| 三、十五大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想 |
| 四、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 |
| 第三节 运用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疲软 |
| 一、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 |
| 二、宏观调控的成功和经济的“软着陆” |
|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市场疲软和宏观调控措施 |
| 四、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决策及其应对方略 |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六、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历史比较 |
| 第七章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
| 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创新意义 |
|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
| 二、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
| 三、和谐社会需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 第八章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 |
| 一、更加强调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 |
| 二、更加实事求是，根据国情提出经济发展战略 |
| 三、更加锐意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 |
| 四、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 |
| 五、宏观调控日益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
| 结语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 |
| 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彻底批判我省林业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云所（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一月风暴”下福建省“夺权运动”研究[D]. 丘新洋.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3]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D]. 高巍翔. 武汉大学, 2010(05)
- [5]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D]. 李贵. 山东大学, 2017(08)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教育革命研究[D]. 陈矩弘. 福建师范大学, 2004(01)
- [9]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D]. 董江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D]. 马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