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彭冲副委员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聘请特约检察员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侯欣一[2]（2020）在《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及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做法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制度。长期以来,法学界大都只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者法院制度本身审视该制度的形成缘由及其影响。若要深刻理解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一制度,必须注意到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乃是执政党、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大代表整合社会大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促使法院系统自觉地将自身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紧密结合的特色制度。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在坚持该制度的前提下,尊重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不断对其加以完善,以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整合社会的重要作用。
薛小建,王理万[3]（2019）在《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戈菁[4]（2017）在《安徽民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政策制定是指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为了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某个公共问题,维护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通过出台法律法规等形式,在全社会推广并强制执行的过程。在当前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主体间、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此时,原本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公共政策变成一种稀缺资源,这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公共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政策目标、设计政策方案、确定政策方案的过程中,若是不能广泛听取和吸纳社会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和意见,公共政策一出台可能得不到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可,也就不能节约执行成本、减少社会矛盾,最终达到预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参与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被动变为主动,公民主人翁意识觉醒,民主政治观念全社会深化。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民主党派具有特殊的政治优势和天然的人才优势,能够联系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可以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诉求,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和民主。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指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表明民主党派的履行职能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与公共政策紧密联系。论文首先概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我国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发展演变、基本途径与方式和意义。然后介绍了安徽民进的组织情况、近年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内容、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经验。以安徽民进为例,分析了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总结了完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论文从安徽民进出发,旨在通过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公共政策中所遇到的问题、探讨相关的对策。以个体反映整体,一方面对于公众增加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提高民主党派影响力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总结民主党派履职过程中的不足,为民主党派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指明方向;另一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者更好的统筹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张艳青[5]（2017）在《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研究》文中指出政治沟通的学术研究尚属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但政治沟通的实践却与政治学本身一样历史悠久。正如1213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英国命令他的宠臣们把盖有教皇之印的教宗谕令张贴在教堂的门上,告知英国国王约翰已经被逐出教会一样,现代政客们使用所有可以获得的媒体传递信息给公众。约翰国王被驱逐出教会的案例,即使时间久远,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个时代有好几股力量都在竞争获取民众的支持。天主教用最佳的方法在忠诚的信徒间传教布道,告诉当时英国社会大多数民众,他们的国王及王室已经不再被天主教认可:看好国王,国王将会下地狱。这个给英王约翰警告的形式,同样用在了另一个统治者身上,他就是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因为法王对外侵略,所以对其进行制裁。这种沟通方式在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之间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核心是说服。信息接收者应该按照信息发送者要求的方式行事。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实践,与上文提到的教皇与民众进行信息交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为了服务人民,后者是为了控制人民。两者都包含有政治沟通的五个要素:政治沟通的信息源、政治沟通的信息、政治沟通的管道、政治沟通的接收者和正负反馈。因此,研究这个课题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体系,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为关键,甚为重要。除导论和结语之外,文章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作为理论分析部分,重点阐述政治沟通的理论。包括政治沟通理论的演变、政治沟通的要素和政治沟通的方法论。本部分对于政治沟通理论的演变一改以内容为区分的方法,提出从政治沟通理论的各代表性人物的视角梳理流变。例如,沃尔特·利普曼和《民意》:沟通领域的奠基之作;哈罗德·拉斯韦尔:宣传分析研究的拓荒者;保罗F.拉斯菲尔德:沟通直接效果研究的开创者;新一代沟通学者:媒体间接效果研究;罗伯特·恩特曼:框架理论的一流学者;洛杉矶圣莫妮卡:新社交沟通技术的发源地,等等。其次,本部分详细阐述了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信息发送者、政治信息、政治通道、信息接收者和正、负反馈。以及政治沟通的方法论。包括调查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内容分析方法、视听内容分析法、网络分析方法、试验与模拟法。这些为分析研究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第二章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演变的实践。本部分按照“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1956-196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77-2011）和十八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实践。文章分别从党内、党权、党政、党际和党群四个层面剖析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实践,为探究分析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发展的演变特点与基本经验奠定基础。第三章探究分析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发展的演变特点与基本经验。通过研究发现,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具备以下特点:一是政治信息发布与接收者从不平等逐渐走向平等,二是政治信息从官方垄断性逐渐走向半垄断,三是政治信息管道城乡不平衡逐渐加大,四是政治沟通正负反馈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建国67年以来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基本经验总结如下:一是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沟通要遵循党内法规、发扬党内民主,二是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权沟通要尊重外生事实、发挥监督作用,三是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政沟通要遵守各自边界、实现协同治理,四是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际沟通要尊重彼此党格、发挥参政功能,五是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要尊重利益诉求、提升回应质量。第四章以政治沟通理论为分析途径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发展实践。首先阐释政治沟通理论的分析框架,涉及到的五个关键概念,如信息发送者、政治信息、政治通道、信息接收者和正、负反馈。构建出政治沟通的框架图。接下来以五小节的篇幅,运用政治沟通理论分析途径,以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阐释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真实案例,总结绩效,探究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第五章深入探讨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文章从党内、党权、党政、党际和党群分析现实中存在的诸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沟通已经实现了程序上的党内民主。那么,实质上的党内民主的路还有很长要走。例如,怎样让普通党员也能真正地有序参与到党内选举、党内决策、党内管理、党内监督中来,使得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发挥出来。党权政治沟通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是,在维持人大代表兼职制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议案质量。能不能想出一个优质、高效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大多数为立法案。而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其自身法律素养的不足,仅仅依靠恶补式的突击培训是远远不够的。毕竟隔行如隔山。我们的人大代表面临的时间问题和法律素养问题,可以看作当前党权双向政治沟通中遇到的最重要的课题。党政政治沟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真正的党政分开,实现党组的科学决策功能,实现政府的依法执行功能。具体来说,就是在各级政府与党组的关系处理中,如何真正做到“无形却有影”的领导?目前来说,实现党组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政治沟通中“无形却有影”的领导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当前党际政治沟通面临新条件、新情况,例如,如何处理“大象”和“蚂蚁”的关系?同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政党?在大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香港那块土地上的政党与大陆地区的各民主党派的异同又为何?有无互相借鉴的地方?他们又是如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沟通的呢?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党群政治沟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重“形”不重“质”。联系群众只是“形”上得到了创新,“质”上并没有得到突破,相关官员依旧只是对国家政策和上级政府的交代,对群众的敷衍,并没有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切实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二是服务型政府供给侧改革不到位,“供”、“需”不对称,回应机制未真正建立。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三个不适应”,即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体系的不适应、执政环境的不适应和与执政对象的不适应。第六章从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议会、执政党与在野党和执政党与民众的层面详细阐述了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主要是韩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实践。同时,结合中跟共产党政治沟通实际,梳理了启示与体会。第七章试图提出优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的原则与途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必须秉承四大原则:一是坚持党的根本领导,二是遵循党规国法轨道,三是服从人民根本利益,四是着眼利益的多样性。在这四大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优化中共政治沟通的途径,包括:党内沟通民主化、党权沟通科学化、党政沟通法制化、党际沟通平等化和党群沟通回应化。以便于服务党的决策,使之程序化、科学化、制度化。概况起来,就是以“五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途径,服务“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实现。文章认为,通过实现“五化”可以作为推进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质量提升的途径。所谓党内沟通民主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内既要实现程序上的民主,又要实现实质上的民主。正如上问所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沟通已经实现了程序上的党内民主。但是,党内政治沟通实质民主的路还有很长要走。怎么办?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改革:一是实现党的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差额选举。二是抓好党的高级领导这个“关键少数”。三是实现党的中央层级会议地点的多样化。四是实现普通党员权利与义务的真正统一。只有让普通党员真正地有序参与到党内选举、党内决策、党内管理、党内监督中来,使得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沟通的质量和水平就会实现真正地提高。所谓党权政治沟通科学化,是指如何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实现党权政治沟通科学化,关键是科学划分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边界。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良性互动、科学互动。要实现党权政治沟通科学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改革:一是抓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正职领导这个“关键少数”。二是创新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兼职与全职的百分比重。三是克服各级人大代表与党员领导干部身份重合比例太大。四是延长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沟通时间跨度。政治沟通的时间是政治沟通质量的保证因素之一。所谓党政政治沟通法制化是指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依规治党的法治原则,保证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民政府之间的政治沟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保证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民政府之间的政治沟通有规可依、有规必依、违规必究,真正实现党政政治沟通的法制化。当前,要实现党政政治沟通科学化,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条例》的科学性、法制性保证了党政政治沟通的科学性、法制性。所谓党际政治沟通平等化是指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港澳地区政党进行政治沟通必须按照依法依规治党的思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支部、发展党员、开展活动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实现党际政治沟通科学化,需要从以下几各方面来推进改革:一是加快出台政党政治沟通的文件,为党际沟通平等化提供政策依据。二是鼓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走出去,为党际沟通平等化提供广阔空间。有助于实现境内不同政党的平等交流。我们要有信心,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可以实现这一战略目的。所谓党群沟通回应化是指党代表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信访部门、或者更为现代化的网络、自媒体的方式,及时、准确、有效地回应群众诉求,满足群众需求,提升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已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体系的不适应、执政环境的不适应和与执政对象的不适应。要实现党群政治沟通科学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改革:一是鼓励全国各地开展党群政治沟通的实践,开展党群沟通回应化试点综合改革区。总结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上升到一般性,加以推广,提升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回应化。二是用供给侧原理指导党群政治沟通的实践,建立真正的党群沟通回应机制。用供给侧原理,从人民群众真正的需求出发,改善党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改善公共产品供需不对称,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真目的,真正建立起回应机制。
任瑞华[6]（2017）在《“新常态”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民主党派大多于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成为我国的参政党,主要职能包括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民主监督作为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集体行为,是有组织的监督,但与人大监督等权力性监督不同,民主监督不具有权力性。我国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重点是对共产党执政履职过程中权力的行使情况进行监督,属于高层次的政治监督,具有政治性,同时民主党派成员遍布各个阶层,其监督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监督主体具有广泛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政治领域都面对新的变化,应对这些变化不仅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民主党派履行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目前依然有很多因素制约其发展,主要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监督认识不够,民主党派自身组织建设不完善,制度机制不健全,还有民主监督的社会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五点对策来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一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下,通过强化民主党派成员意识,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素质,使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监督的定位更加准确,监督内容、形式更加明确;二是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组织机构建设,设立专门的民主监督部门;三是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机制,拓宽知情、沟通渠道,设立民主监督反馈机制,保障激励机制;四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应该注重同其他权力性监督相结合,同社会其它民主监督形式相结合,共同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贡献,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建设做贡献;五是强化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环境氛围。
易振龙[7]（2016）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现有研究十分薄弱,存在加强研究的必要。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间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总结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及成功经验,同时分析其历史局限,为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镜鉴和启示。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共分五章。绪论包含选题的依据和意义,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等各项内容。第一章分析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及实践基础。首先阐述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的演变历程,然后简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紧接着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后对西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简要阐述。这一章旨在从四个角度（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外部借鉴）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着重从现实需要和改革既有条件方面论述。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存在巨大差距,突显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改革的组织条件、理论准备和外部环境逐渐具备。总之,改革因现实需要而产生了内在动力,又因既有条件的促成而具备了改革的可能。第三章论述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组织路线的调整、干部选拔方针的确立以及思想理论的创新等方面阐述了干部选拔指导思想的革新；从离退休制度、干部能上能下、顾问委员会三个角度分析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举措及实施过程；从推进干部年轻化、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加强干部培养等方面阐述了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和实践。第四章分析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要素。本章围绕“谁来选”、“选拔谁”、“如何选”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主体逐渐多元化,在一定条件下,组织、个人、群众都成为干部选拔的主体。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发生改变,干部选拔对象出现精英转化趋势。多种干部选拔方式得以运用,干部选拔的具体操作流程更为规范,干部选拔的监督工作得到加强。第五章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总结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实效性评价,归纳了其在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五大成就；其次,总结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形成的五项经验；最后,分析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三个方面的不足并简要阐述了原因。结束语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通过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启示,对深化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作出若干思考。
李玲[8]（2014）在《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分六部分共十二万字。在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由来、选题的研究价值、相关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其余五章分别为“当代中国特邀制度概说”、“民主制度与特邀实践”、“监督制度与特邀实践”、“特邀制度的理论基础”、“特邀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当代中国特邀制度从实践论、认识论和发展论的角度予以研究。在第一章“当代中国特邀制度概说”部分,笔者主要描述了当代中国特邀制度在中共党内、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中的表现,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特邀制度的基本内涵,并从特邀主体、特邀对象、特邀标准、特邀技术等基本要素方面对特邀制度进行剖析,对特邀制度的精英吸纳和参与动员功能、实质合法化功能进行了阐释。在第二章“民主制度与特邀实践”部分,笔者将当代中国的民主制度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其载体分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梳理了特邀制度在这两大领域的不同实践,揭示了特邀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同时揭示了特邀制度的现实困境。在第三章“监督制度与特邀实践”部分,笔者运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当代中国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制度中的特邀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内在弱点和缺陷。在第四章“特邀制度的理论基础”部分,笔者分析了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的理论基础,把党建理论与特邀党代表制度、统一战线理论与特邀政协委员制度、选举理论与人民代表“戴帽”选举的做法、监督理论与特邀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理论与特邀人民监督员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图寻找特邀制度与当代中国政治与法律理论的内在联系。在第五章“特邀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部分,作者运用身份政治理论将特邀制度置于身份社会中进行研究,指出特邀制度属于精英民主、可控民主的范畴。运用法的合法性这一理论工具,指出了特邀制度是当代中国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对立的产物。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需要继续推进政协委员的特邀制度,摒弃中共的各级代表大会中的特邀党代表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戴帽代表”做法,积极探索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中的特邀人民监督员制度。
孙斯佳[9]（2014）在《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实行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没有夺取政权的压力，虽然我们党一直进行诸多尝试来查找和改正自身缺点，但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影响着党的形象，乃至政权的稳固，有效的外部监督仍然是执政党保证肌体健康的必要制度安排。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外部监督重要主体之一，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优势，有着其他监督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作用。如何能够提高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的有效性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从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基本情况入手，分析目前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的现状，在主客体意识形态、监督运行程序、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总结国外政党监督的有效形式并从中得到启示，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可以有效提高民主党派监督职能的新路径。
王颜艳[10]（2013）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首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所谓参政，就是指参加国家政权，所谓议政，就是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为执政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参政议政的准则和流程基本规范，参政议政的渠道基本畅通。但同时也存着不少问题，一些具有普遍意义、成熟的、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尚未上升到制度规范；已有的参政议政制度缺乏操作性，程序不具体，不明确；缺乏一整套具体明确可操作性的参政议政制度规范。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程序规定的缺位。在风云变幻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完善参政议政程序，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制度法律体系，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更好的发挥参政党利益表达的桥梁作用，成为摆在执政党和参政党面前共同的重大课题。在论证过程中，本文首先对参政议政程序化这个研究课题从整体上进行了概述，包括尝试界定了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历史进程。紧接着第二部分，论述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形式。一是在人大中参政议政的程序；二是在行政、司法机构中的参政议政的程序；三是在人民政协中参政议政的程序。随后，从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两个角度辩证客观地分析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现状。最后，从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现状出发，提出了完善参政议政程序化的路径。这些路径包括加强共产党对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的领导，增强民主党派自身的参政议政程序化意识，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制度体系，创新参政议政程序化的法律体系四个方面。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概述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是个全新的课题，此前学术界没有进行过整体、全面的研究和论证，有的只是对政党制度的程序化有所涉及和研究。这一部分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整体概述。首先，从参政议政的概念，程序和程序化的关系入手，步步分析论证，总结概括出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内涵。其次，考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划分了萌芽、初步形成、开始发展三个时期，从纵向角度交代清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发展轨迹。最后，阐述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作用，从民主党派、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二部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形式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形式主要包括:一是各级人大中参政议政的程序。民主党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各级人大担任公职，按照法定程序参政议政；二是各级政府和司法机构中参政议政的程序。通过在其中担任公职，包括担任特约人员，政府参事，依法参政议政；三是人民政协中参政议政的程序。民主党派以党派名义，通过在各级人民政协中担任要职，依政协章程参政议政。其中人民政协的性质决定了它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渠道，是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主要载体和舞台。第三部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现状这部分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分析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现状。既看到成就：政治协商已纳入决策程序，参政议政的准则和流程基本规范，参政议政发挥作用的渠道基本畅通；也客观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共产党对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工作重视不够，民主党派自身参政议政程序化意识薄弱，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制度保障不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法律保障不完备。第四部分：完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路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不是民主党派自己的事情，需要共产党、民主党派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不断完善。针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这部分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路径，包括：加强共产党对参政议政程序化工作的领导，增强民主党派自身的参政议政程序化意识，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制度体系，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法律体系四个方面。
二、彭冲副委员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聘请特约检察员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彭冲副委员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聘请特约检察员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及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引 言 |
| 一、执政党探索新政权特色的需要 |
|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考量 |
| (二)应对守法精神不足之国情 |
| (三)落实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体制之要求 |
| 二、法院系统的诉求 |
| (一)司法权不彰的教训及影响 |
| (二)“八二宪法”和1983年《法院组织法》在表述上的差异 |
| (三)寻求社会各界的关注 |
| 三、全国人大的态度 |
| 四、制度演变及其结果 |
| (一)变化悄然而至 |
| 第一,司法公正逐渐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 |
| 第二,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
| 第三,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长与司法知识储备不足之间的矛盾。 |
| (二)全国人大主动出击 |
| 第一,提高会议质量的压力。 |
| 第二,增加透明度。 |
| 第三,改革表决方式。 |
| 第四,细化表决结果。 |
| 第五,不断拓展权限。 |
| (三)压力下的最高人民法院 |
| 第一,态度上更加重视。 |
| 第二,文本上下功夫。 |
| 第三,主动与人大等机构沟通。 |
| (四)执政党的地位不断巩固 |
| 结 语 |
（3）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序曲: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 |
| 二、肇始: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 |
| 三、发展:国务院监察部(1954—1959年) |
| 四、重建:国务院监察部(1986—2017年) |
| 五、转型:国家监察委员会(2017年至今) |
（4）安徽民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概述 |
| 2.1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发展演变 |
| 2.2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途径与方式 |
| 2.3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 |
| 第3章 安徽民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情况 |
| 3.1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组织条件 |
| 3.2 近年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内容 |
| 3.3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取得的成绩 |
| 3.4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经验 |
| 第4章 安徽民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4.1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 |
| 4.2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5章 完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
| 5.1 在深化改革中完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制度 |
| 5.2 加强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 |
| 5.3 努力改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外部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与依据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第五节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分析框架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政治沟通研究途径 |
| 二、文献资料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调查研究法 |
| 五、案例研究法 |
| 第七节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办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政治沟通理论 |
| 第一节 政治沟通理论的演变 |
| 一、沃尔特·利普曼和《民意》: 沟通领域的奠基之作 |
| 二、哈罗德·拉斯韦尔: 宣传分析研究的拓荒者 |
| 三、保罗 F.拉斯菲尔德: 沟通直接效果研究的开创者 |
| 四、新一代沟通学者: 媒体间接效果研究 |
| 五、罗伯特·恩特曼: 框架理论的一流学者 |
| 六、洛杉矶圣莫妮卡: 新社交沟通技术的发源地 |
| 第二节 政治沟通的构成要素 |
| 一、政治沟通的信息源 |
| 二、政治沟通的信息 |
| 三、政治沟通的管道 |
| 四、政治沟通信息接收者 |
| 五、正反馈与负反馈 |
| 第三节 政治沟通研究的方法 |
| 一、调查研究法 |
| 二、深度访谈法 |
| 三、内容分析方法 |
| 四、视听内容分析法 |
| 五、网络分析方法 |
| 六、试验与模拟法 |
| 第二章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历史考察(上)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949-1956) |
| 一、党内政治沟通 |
| 二、党权(党际)政治沟通 |
| 三、党政政治沟通 |
| 四、党群政治沟通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1957-1965) |
| 一、党内政治沟通 |
| 二、党权政治沟通 |
| 三、党政政治沟通 |
| 四、党际政治沟通 |
| 五、党群政治沟通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
| 一、党内政治沟通 |
| 二、党权政治沟通 |
| 三、党政政治沟通 |
| 四、党际政治沟通 |
| 五、党群政治沟通 |
| 第二章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历史考察(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77-2011) |
| 一、党内政治沟通 |
| 二、党政(权)政治沟通 |
| 三、党际政治沟通 |
| 四、党群政治沟通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至今(2012--至今) |
| 一、党内政治沟通 |
| 二、党权政治沟通 |
| 三、党政政治沟通 |
| 四、党际政治沟通 |
| 五、党群政治沟通 |
| 第三章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特点 |
| 一、政治信息发布与接收者从不平等逐渐走向平等 |
| 二、政治信息从部分公开逐渐走向公开 |
| 三、政治信息管道城乡不平衡逐渐加大 |
| 四、政治沟通正负反馈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基本经验 |
| 一、遵循党内法规、发扬党内民主 |
| 二、尊重外生事实、发挥监督作用 |
| 三、遵守各自边界、实现协同治理 |
| 四、尊重彼此党格、发挥参政功能 |
| 五、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要尊重利益诉求、提升回应质量 |
| 第四章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沟通实证分析 |
| 一、案例介绍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权政治沟通的实证分析 |
| 一、案例介绍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政政治沟的通实证分析 |
| 一、案例介绍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党际政治沟的通实证分析 |
| 一、案例介绍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党群政治沟通实证分析 |
| 一、案例介绍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中存在的诸问题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沟通存在的诸问题 |
| 二、中国共产党党权政治沟通存在的诸问题 |
| 三、中国共产党党政政治沟通存在的诸问题 |
| 四、中国共产党党际政治沟通存在的诸问题 |
| 五、中国共产党党群政治沟通存在的诸问题 |
| 第二节 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体系的不适应 |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环境的不适应 |
|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对象的不适应 |
| 第六章 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实践与启示 |
| 第一节 韩国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做法及启示 |
| 一、韩国执政党党内部的政治沟通 |
| 二、韩国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沟通 |
| 三、韩国执政党与议会的政治沟通 |
| 四、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反对)党政治沟通 |
| 五、韩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
| 六、启示与体会 |
| 第二节 日本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做法及启示 |
| 一、日本执政党党内部的政治沟通 |
| 二、日本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沟通 |
| 三、日本执政党与议会的政治沟通 |
| 四、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沟通 |
| 五、日本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
| 六、启示与体会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做法及启示 |
| 一、台湾地区执政党党内部的政治沟通 |
| 二、台湾地区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沟通 |
| 三、台湾地区执政党与议会的政治沟通 |
| 四、台湾地区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沟通 |
| 五、台湾地区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
| 六、启示与体会 |
| 第四节 新加坡执政党政治沟通的做法及启示 |
| 一、新加坡执政党党内部的政治沟通 |
| 二、新加坡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沟通 |
| 三、新加坡执政党与议会的政治沟通 |
| 四、新加坡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沟通 |
| 五、新加坡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
| 六、启示与体会 |
| 第七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实践的原则与途径 |
| 第一节 优化中共政治沟通的原则 |
| 一、坚持党的根本领导 |
| 二、遵循宪法法律轨道 |
| 三、服从人民根本利益 |
| 四、着眼利益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优化中共政治沟通的途径 |
| 一、党内沟通民主化 |
| 二、党权沟通科学化 |
| 三、党政沟通法制化 |
| 四、党际沟通平等化 |
| 五、党群沟通回应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常态”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和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点 |
| 2.我国民主党派的形成及民主监督的历史发展进程 |
| 2.1 我国民主党派的形成 |
| 2.2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历史发展进程 |
| 3.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理论 |
| 3.1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 |
| 3.2.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性质 |
| 3.2.1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种有组织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
| 3.2.2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种非权力性监督 |
| 3.2.3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3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特点 |
| 3.3.1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 |
| 3.3.2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程序具有组织性 |
| 3.3.3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结果具有互利性 |
| 4.“新常态”下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变化 |
| 4.1“新常态”的提出及特点 |
| 4.1.1“新常态”的提出 |
| 4.1.2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常态” |
| 4.2“新常态”下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要求 |
| 4.2.1“新常态”下民主党派内部结构的变化 |
| 4.2.2“新常态”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提出更高要求 |
| 4.2.3“新常态”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需面对更复杂的网络环境 |
| 5.“新常态”下影响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主要因素 |
| 5.1 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监督认识不足 |
| 5.2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组织设置不完善 |
| 5.3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 |
| 5.4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社会环境还需改善 |
| 6.“新常态”下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实效性的具体对策 |
| 6.1 坚定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 |
| 6.2 强化民主党派的监督意识 |
| 6.3 健全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 |
| 6.3.1 完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机构设置 |
| 6.3.2 创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形式 |
| 6.3.3 完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激励、反馈机制 |
| 6.3.4 健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保障机制 |
| 6.4 注重与其他监督形式相结合 |
| 6.4.1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与执政党党内监督相结合 |
| 6.4.2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与其他权力性监督相结合 |
| 6.4.3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相结合 |
| 6.5 强化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环境氛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清单 |
| 致谢 |
（7）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六、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 |
| (一) 中国古代重视官员选拔及德才标准的优良传统 |
| (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实践历程 |
| (三) 近代中国的选官制度及其变革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理论及在苏联的实践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二) 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三) 苏联干部选拔制度及其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选拔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选拔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
| (二)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三) 西方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影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 |
| 第一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 新的政治路线要靠新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
| (二) 现有组织状况不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 |
| (三) 原有干部选拔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
| 第二节 干部工作的拨乱反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 |
| (二) 清理“三种人” |
| 第三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思想条件逐渐具备 |
| (一)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思想及“两个凡是”的批判 |
| (二)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突破 |
| (三) 对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新认识 |
| (四)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外部参照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良好开局 |
| 第一节 革新干部选拔指导思想 |
| (一) 组织路线：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二) 基本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
| (三) 时代标准：有改革开放实绩 |
| (四) 选拔途径：走群众路线和加强民主 |
| (五) 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 |
| 第二节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
| (一)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
| (二) 探索干部任期制和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
| (三) 设置顾问委员会 |
| 第三节 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 |
| (一) 推进干部年轻化 |
| (二) 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 |
| (三) 加强中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基本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谁来选”：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一)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二) 干部选拔主体分析 |
| (三) “官民”共选干部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选拔谁”：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 |
| (二) 推动党外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妇女干部的选拔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趋势 |
| 第三节 “如何选”：规范干部选拔的方式和程序 |
| (一) 创新干部选拔方式 |
| (二) 完善干部选拔程序 |
| (三) 加强对干部选拔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评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成就和意义 |
| (一) 初步建立了一支“四化”干部队伍 |
| (二) 顺利实现了高层干部的新老交替 |
| (三) 提高了干部选拔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
| (四) 促进了选人用人观念和执政理念的更新 |
| (五) 为深化选拔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
| (一) 将时代需求与党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 |
| (二) 将核心领导层的强力推动和致力于顶层设计相结合 |
| (三) 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党的正确引导相结合 |
| (四) 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五) 将坚持干部选拔的基本原则与借鉴优秀管理经验相结合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
| (一) “民选”和“官选”的相互关系尚未理顺 |
| (二) 干部选拔政策的执行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 |
| (三) 尚未构建干部选拔的全新体系 |
| 结束语 有关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8）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由来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可能的创新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 |
| 六、论文结构 |
| 1 当代中国特邀制度概说 |
| 1.1 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的表现形式 |
| 1.2 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
| 1.3 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的社会功能 |
| 1.3.1 精英吸纳与参与动员功能 |
| 1.3.2 实质合法化功能 |
| 2 民主制度与特邀实践 |
|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协代表特邀实践 |
| 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大代表特邀实践 |
| 2.2.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选举制度与特邀代表的实践 |
| 2.2.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选举制度与特邀代表的实践 |
| 2.2.3 抗日战争时期的选举制度与特邀代表的实践 |
| 2.2.4 解放战争至1954年宪法颁布前的选举制度与特邀代表的实践 |
| 2.2.5 1954年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与特邀代表的实践 |
| 3 监督制度与特邀实践 |
| 3.1 行政监督制度与特邀监督员实践 |
| 3.1.1 以专门行政监督为主、特约监督为辅的行政特邀监察员制度阶段 |
| 3.1.2 特邀监督员制度由行政监督发展到对监督机构、司法机构的监督阶段 |
| 3.1.3 特邀监督制度从工作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阶段 |
| 3.2 司法监督制度与特邀监督员实践 |
| 3.2.1 检察制度与特邀人民监督员的实践 |
| 3.2.2 审判制度与特邀监督员的实践 |
| 4 特邀制度的理论基础 |
| 4.1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选举理论及其对党代表特邀制度的影响 |
| 4.2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政协委员特邀制度 |
| 4.3 选举理论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特邀现象 |
| 4.4 监督理论与特邀监督员制度 |
| 5 特邀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5.1 特邀制度与身份社会 |
| 5.1.1 身份的语言学意义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意义 |
| 5.1.2 法律对身份的依赖、解脱与再依赖 |
| 5.1.3 现代社会法律与身份的互动 |
| 5.1.4 特邀制度与身份认同 |
| 5.2 特邀制度与法的合法性 |
| 5.2.1 当代中国法的实质合法性 |
| 5.2.2 当代中国法的实质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 |
| 5.2.3 特邀制度是实质法治与形式合法性对立的产物 |
| 5.3 改革特邀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 5.3.1 国家治理能力及现代化范式概说 |
| 5.3.2 通过完善的特邀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基本框架 |
| 四、 相关概念阐释 |
| （一）多党合作制度 |
| （二）民主党派 |
| （三）民主党派监督职能 |
| （四）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 |
| 第一章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概述 |
| 第一节 民主党派监督的性质 |
| 一、 政治性 |
| 二、 非权力性 |
| 三、 民主性 |
| 四、 合作性 |
| 第二节 民主党派监督的形式 |
| 一、 民主党派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监督 |
| 二、 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及活动中的监督 |
| 三、 民主党派对政府机关的监督 |
| 四、 民主党派通过社会服务发挥监督职能 |
| 第三节 民主党派监督的优势 |
| 一、 传统优势 |
| 二、 视角优势 |
| 三、 人才优势 |
| 四、 功能优势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监督的功能 |
| 一、 咨询功能 |
| 二、 反馈功能 |
| 三、 警示功能 |
| 四、 督责功能 |
| 第五节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 |
| 一、 制定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评价标准的影响因素 |
| 二、 衡量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的标准 |
| 第二章 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的现状、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履行的现状 |
| 一、 民主党派作为监督主体已发生变化 |
| 二、 民主党派监督程度逐步加深 |
| 三、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得到重视 |
| 第二节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监督主体意识弱化，主动监督能力不足 |
| 二、 监督客体认识存在偏差，民主氛围不够 |
| 三、 民主监督形式多样，但效果不理想 |
| 四、 民主党派监督程序存在缺陷 |
| 五、 民主党派监督制度建设滞后 |
| 第三节 制约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的原因 |
| 一、 历史因素 |
| 二、 主观因素 |
| 三、 客观因素 |
| 四、 体制因素 |
| 五、 制度因素 |
| 第三章 国外政党监督职能有效性的表现形式及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政党监督职能有效性的表现形式 |
| 一、 竞选中的政党监督 |
| 二、 政党与议会相互制约 |
| 三、 反对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 |
| 第二节 国外政党监督职能有效性的经验 |
| 一、 强烈的监督意识是有效监督的动力 |
| 二、 畅通的信息获得渠道是有效监督的前提 |
| 三、 宽松的监督环境是有效监督的关键 |
| 四、 健全的法律和制度是有效监督的保障 |
| 第三节 国外政党监督职能有效性的教训 |
| 一、 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动荡 |
| 二、 恶性竞争阻碍国家发展 |
| 三、 权钱交易造成腐败不止 |
| 第四章 提升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的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强化监督能力 |
| 一、 思想建设 |
| 二、 组织建设 |
| 三、 内部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营造民主监督氛围 |
| 一、 政治上，充分信任 |
| 二、 工作上，大力支持 |
| 三、 生活上，关心照顾 |
| 第三节 促成民主党派监督方式的横向合作 |
| 一、 民主党派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 |
| 二、 民主党派监督与共产党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相结合 |
| 三、 民主党派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 |
| 第四节 推进民主监督运行机制程序化 |
| 一、 知情机制 |
| 二、 沟通机制 |
| 三、 反馈机制 |
| 四、 激励和奖惩机制 |
| 五、 保障和责任机制 |
| 第五节 健全民主党派监督制度 |
| 一、 加强民主党派监督的法治建设 |
| 二、 民主党派监督渠道制度化 |
| 三、 民主党派监督工作、活动方式制度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现状综述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现状综述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概述 |
| 2.1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内涵 |
| 2.1.1 参政议政的概念分析 |
| 2.1.2 程序和程序化的一般界定 |
| 2.1.3 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内涵 |
| 2.2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历史考察 |
| 2.2.1 新民主主义革命萌芽时期 |
| 2.2.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形成时期 |
| 2.2.3 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
| 2.3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作用 |
| 2.3.1 是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本质要求 |
| 2.3.2 是构建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内在要求 |
| 2.3.3 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形式 |
| 3.1 人民代表大会中参政议政的程序 |
| 3.1.1 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当选为人大代表 |
| 3.1.2 以人大代表身份依照法律程序参政议政 |
| 3.2 行政司法机构中参政议政的程序 |
| 3.2.1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行政司法机构领导职务 |
| 3.2.2 以人民公务员身份依法参政议政 |
| 3.3 人民政协中参政议政的程序 |
| 3.3.1 通过民主协商程序当选为政协委员 |
| 3.3.2 以政协委员身份依法参政议政 |
| 第4章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现状 |
| 4.1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的成就 |
| 4.1.1 政治协商已纳入决策程序 |
| 4.1.2 参政议政的准则和流程基本规范 |
| 4.1.3 参政议政发挥作用的渠道基本畅通 |
| 4.2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共产党对参政议政程序化建设工作重视不够 |
| 4.2.2 民主党派自身参政议政程序化意识淡薄 |
| 4.2.3 参政议政程序的制度保证不健全 |
| 4.2.4 参政议政程序的法律保障不完备 |
| 第5章 完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的路径 |
| 5.1 加强共产党对参政议政程序化工作的领导 |
| 5.2 增强民主党派自身参政议政的程序化意识 |
| 5.3 完善参政议政程序化的制度体系 |
| 5.3.1 完善知情选拔制度 |
| 5.3.2 完善参政议事制度 |
| 5.3.3 完善反馈激励制度 |
| 5.4 健全参政议政程序化的法律体系 |
| 5.4.1 制定《政党法》 |
| 5.4.2 制定《参政议政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四、彭冲副委员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聘请特约检察员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及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为例[J]. 侯欣一. 法学家, 2020(05)
- [3]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J]. 薛小建,王理万.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4]安徽民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D]. 戈菁. 安徽大学, 2017(08)
- [5]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研究[D]. 张艳青.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新常态”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研究[D]. 任瑞华. 西安工程大学, 2017(06)
- [7]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D]. 易振龙. 武汉大学, 2016(06)
- [8]当代中国特邀制度研究[D]. 李玲. 武汉大学, 2014(06)
- [9]我国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有效性问题研究[D]. 孙斯佳. 黑龙江大学, 2014(10)
- [10]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程序化研究[D]. 王颜艳. 吉林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