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来美洲黑人之进步（论文文献综述）
刘亮亮[1]（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著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刘子云[2]（2015）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团结教育”因与社会政治议题存在密切关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民族团结教育及其模式,是在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和复杂环境的孕育中,由政治话语的建构、历史主体的实践、制度伦理的规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而生成与建构的概念、行动和运行方式。其宗旨是教青年和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彼此关联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鉴于人们的文化符号、文化归属认同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不平等、歧视、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等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力量在学校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事实性存在,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各族人民在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的传统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或持续存在或转换为经济纠纷、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安危,民族团结教育致力于用平等、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培养青年及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消除民族歧视、抵制破坏、修复分离主义导致的情感裂痕、避免暴力冲突引致的伤害,以维护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平等地位和尊严,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秩序。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的“主体、理念、方式、过程、效果”等5个要素纳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范畴,从历史、政策、实践和理论反思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秉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考察民族团结教育现象,及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之缘由、意义、内容与方法,从多学科和中外比较的视野审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状况。第二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意义。其中主要是从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理论、民族学中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政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社会学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理论等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新的阐释,理解和反思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第三章具体分析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教育”等概念,从政治论、利益论、工具论、价值论等不同的论说,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再审视,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交迭与差异,确立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涵。重点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即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工具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价值。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了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基本样态。历史地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和目标,分别简述了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两者民族团结教育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理念。虽然我国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已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但作为教育实践却是近代之事。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8401949年）；伴生阶段（1949—-1978年）；独立阶段（1978—至今）,不同阶段,其目标、主体、方式、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为避免研究的主观偏见,对广西、北京和湖南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由此形成了第五章内容,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坚持主位研究,主要以团结模范省区的广西作为研究背景,对南宁市五所中学的143名教师和78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对百色市、来宾市等各地民宗局、民委的民族教育管理者,那良镇中心小学、滩散小学、新兴民族学校等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及对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深度访谈。在使用调查资料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以还原民族团结教育的“真实”,并呈现了广西生态视阈下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状况,包括各族师生等不同主体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对象、课程教学、教材、师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了广西整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第六章对我国与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描述性总结。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教育所采取的具体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促进国家统一、消除民族歧视和促进社会民主、公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我国与外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具有相同之处,在目标、方式和实践上有一定差异,从总结的经验来看,民族团结教育需要注重理念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灵活性。第七章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主体认识、实践过程、方式选择、质量效果和评价等存在认识上和操作层面的困惑,尤其是不同范式主导下人们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认识存在的偏差较大。第八章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中关于理念、主体等要素的认识困境,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方法探讨和路径分析。根据广西、北京、西藏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将经验归纳为课程、活动、文化、情感等四种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第九章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进行了理论反思。根据民族团结教育形式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分成权力、理性和文化支配等三种类型。不同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各有优劣,其中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是最适合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类型。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将学校视为一个类社会的公共场域,充分利用学校的民族文化符号,挖掘其象征意义,通过精心的教育选择,为各族学生建构一个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隐喻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公共领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形塑各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爱国情怀,促进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沟通,达至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想。
于健[3]（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提出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著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著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李方木[4]（2020）在《福克纳后期作品中的家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文中提出福克纳在文学生涯的后二十年间（1942—1962）共创作了七部小说和两个短篇故事集,在历史意识和艺术手法上有别于前期作品。除《寓言》外,八部作品基本围绕人物的家族关系构建故事情节,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谱系和深厚的历史记忆展现美国南方家族核心成员对历史的回望,对现实的困惑以及对未来的构想。论文选取《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修女安魂曲》《小镇》《大宅》《掠夺者》六部小说以及《骑士的策略》和《大森林》两个短篇故事集,结合福克纳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散文与公开演讲,探讨作品的主题意义及其与文学形式的关系。论文在小说叙事理论框架内,借用社会历史批评,分析南方家族变迁主题及其罗曼史的形式与特点,辨析人物国家认同机制背后的象征意义和历史隐喻。论文按照家族罗曼史的叙事样式与题材对目标文本进行解读,致力于实现两个研究目的。一是通过剖析主要家族的人物关系与历代变迁,审视家族记忆与外部社会关系对人物身份构建带来的多层面影响,发掘人物对待家族遗产差异化态度背后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因素。二是结合二战前后南方社会的深刻变化,重新认识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家族题材,探求人物在地域文化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切点和平衡点,凸显福克纳作品中人类命运关切之下的美国文化背景。福克纳的后期创作深化了前期作品的主题,同时也改变了写作手法。家族是福克纳写作的重要题材,聚合了人物的历史意识和外部社会现实,作家通过罗曼史的形式展现复杂的家族关系与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后期创作的家族罗曼史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色彩,在充分考量南方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构建了人物的国家认同。福克纳既延续了前期作品中标志性的意识流手法,又以罗曼史为中心借鉴了多样化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现实性。论文突破了黑白种族、贫富阶级的二元阐释范式,着眼于各个人物群体在性别、种族和阶级身份上的共性。不同作品之间主、次要人物在文本中的叙事位置经常发生变化,这强化了福克纳小说体系统一性,也映衬着外部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人员流动性的增强也破除了南方社会封闭、单一性的神话。福克纳后期作品将社会理想置于南方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中间地带,揭示南方家族揉入的异质性,用乐观的笔调描述混血对家族生命力的积极意义。通过对人物时间观的整合,论文明确了福克纳在对南方过去的执着回望中依稀建构出的未来社会愿景,指出作品暗含的乌托邦色彩。
张福强[5]（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提出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王斐[6]（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袁玉红[7]（2012）在《美国“积极行动”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一项依靠总统的行政命令来处理涉及美国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社会阶层（class）方面问题的政策。迄今为止,积极行动政策已在美国实施五十多年了。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是种族的大熔炉。虽然族裔成分复杂,但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以英裔白种人占主体的国家,黑人、南美洲西班牙裔、亚裔,都是少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都曾在各个领域遭受种族歧视。面对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美国黑人以争取民权运动的方式进行抗争,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迫使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当局做出一些有利于争取民权的立法、裁决和行政命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并获得成果的浪潮中,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出台了“积极行动”政策,旨在克服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歧视,以保证其能够得到平等的就业、教育或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机会,与白人一起平等竞争,改变他们因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而导致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参政等方面的劣势地位。但要让长期饱受歧视之苦的少数种族成员与一直享有很多优势的白人进行所谓的平等竞争,实际上很难实现所谓的公正,于是“积极行动”后来变成了一项事实上的补偿措施,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给予黑人等少数种族及妇女和其他一些弱势群体某些优惠机会。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会在任期内,通过新的立法、行政命令和其他法规对积极行动政策做出扩大和补充举措。实际上,积极行动已成为美国政府为缓和与调整种族矛盾的一种手段。积极行动政策在美国实施至今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既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但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积极行动这一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取得一些实质性效果,尤其在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大批少数族群成员和女性进入了传统上由白人男性垄断的行业和职业,更多地接受了高等教育。积极行动无疑对缓解种族矛盾和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积极行动鼓励并促进多样性,这是符合当前全球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但与此同时,积极行动是一项由人来操控的政策,它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而且由于受其所处的周遭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实施效果不如预想般理想。自其实施之日起,就有人对它持异议。它只是用形式上的平等和表面化的优惠取代了之前法律上的不平等,解决了一些表面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种族歧视所造成的恶果,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种族问题和困境远远不能解决。五十多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息。是否要取消积极行动的争论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激烈,90年代中期以来,有的州已经部分或全部取消了以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积极行动。世纪之交,积极行动已风雨飘摇。进入21世纪后,积极行动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积极行动又开始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不断有积极行动的案例出现。虽然对积极行动存废的争议仍在,但直到今天对积极行动是否违宪、是否要取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总之,“积极行动”政策作为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在它实施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了最初确立、发展、逐步完善,历经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乃至艰苦的斗争过程,它虽饱受争议,但要想彻底废除已经十分困难。美国“积极行动”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族政策类型。虽然积极行动政策不能彻底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旨在铲除种族歧视努力的一部分,没有背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原则。其基本理念就是要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歧视,帮助他们更快地改变在各方面的劣势地位,提高其竞争能力。它的实质是在政府的干预下,为每人提供平等的机会,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维护公平正义,它为实现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创造了条件。研究美国“积极行动”,具有一定的批评与借鉴意义,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在思考和制定民族政策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张银霞[8]（2019）在《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叙事中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包含了主观情感体验的构成要素,它与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联。非裔美国文学呈现出突出的地理书写现象,不同时期的作品有着符合各自时代特点的地理景观。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对美国南部的想象与书写,这种书写与早期非裔文学中逃离南方的地理叙事不同,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美国黑人文化的贮留地并对黑人群体的身份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莫里森的南部地理空间书写修正和补充了白人文学对南方地理空间的想象性呈现,集中展现了作家对黑人群体的历史遭遇及其当代困境的思考。莫里森早期小说滋养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历史文化环境,作品将南方地理空间和黑人青年的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建构联系起来,造成一种深刻的文化“体验”。《秀拉》中匹斯家三代女性通过个人身体实践打破了界域化空间梅德林的深层权力结构,从不同层面完成了女性的主体性建构。《所罗门之歌》中生活于北方都市的黑人青年由于阶级的变化致使其种族身份和价值观失落,后通过深入南方腹地获得民族文化认同。南方乡村保留了非洲和美洲“在场”的诸多痕迹,虽然闭塞而落后,但完整而鲜活的非裔美国传统文化使该地绽放出勃勃生机。它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为此后的南方地理空间叙事定下基调。“历史三部曲”主要以记忆为手段再现了美国内战前后和南部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及建立家园的种种努力。《宠儿》中人物对南部种植园“甜蜜之家”的记忆重访确证了他们曾经的奴隶身份,鬼魂则打通了生死界限,将过去带入现在,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林间空地”仪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的群体性创伤,但真正的自由之路依旧漫长。叙事揭示出,只有直面奴隶制的伤痛记忆,黑人群体才能够获得某种解放。《天堂》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建立家园的渴望及其在南部的种种乌托邦实验。黑文是一个位于西南腹地的封闭黑人村镇,它维持了短暂的前现社会模式;其后继者鲁比卷入了现代化进程,突出的肤色政治和代际转换造成了城镇传统的瓦解;女修道院则提供了一个种族平等融合的政治样板,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家关于黑人理想家园的政治设想。20世纪末,全球化现象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背后是经济繁荣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宽松,这造成了政治及文化的多元化面貌,文学创作题材进一步得到拓展。莫里森对该现象的关注散见于她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超越南方”的文学叙事。《柏油娃娃》着重强调了流动的地域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主人公经历了文化身份的错位、重建,南方小镇也无法改变她“局外人”的命运,最终远赴欧洲,走向身份漫游。《恩惠》出版于奥巴马就职前,小说回溯了美州被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种族景观并展现了种族主义生产过程。白人移民从欧洲“弃儿”摇身一变成为美洲“主人”,印第安人则成为“本土的背井离乡者”,非洲黑人奴隶被“他者化”。与此相应的法律同时产生,造成了美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两部小说依旧涉及到南方地域,同时延续了《所罗门之歌》确立的关于南方想象的基调,但叙事显然超越了对地域本身的执着而趋向更宏大的时代命题。与南方乡村相对的是北方都市,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莫里森小说中关于都市的引入体现了作家对都市黑人命运的关注。美国黑人的两次移民潮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进入北方城市的黑人面临着价值观的断裂,《爵士乐》再现了这一历史境遇。一方面,以黑人布鲁斯为灵魂的爵士乐融合了突出的时代精神,被塑造成充满情欲面貌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黑人群体的南方经验又赋予了这种艺术形式以严肃而忧伤的美学特质,都市黑人通过它来弥合上述断裂。《家》以战争和种族迫害为题材展现了 20世纪50年代黑人的命运。受到战争创伤和种族迫害的主人公通过南归实现了创伤疗治和自我重塑。南部乡村再次被塑造为当代黑人获得文化救赎的乌托邦。无论是《爵士乐》中对南方乡村的记忆与回望,还是《家》中的返乡,都体现出黑人面对现代社会困境时的一种姿态——回到象征性的南方以获得救赎。可以说,这种地域构想是作家对现代性反思后的选择,也是对早期创作的某种回归。莫里森关于南方的想象性塑造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诉求,它始终与黑人群体的境遇密切相关。虚构的南方一方面用于安放他们在美洲南部的历史,使他们在被压抑的“在场”中获得某种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他们处理当下困境和未来获得多种政治可能性的文化基础。
刘义[9]（2019）在《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1920-2012）是一位长寿且高产的作家,一生共创作出600多部体裁各异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影视剧本等。布拉德伯里的文学作品特征鲜明,语言诗意盎然,叙事曲折迂回,以反思和批判社会现实见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布拉德伯里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4）、“普利策特别奖”（2007）等大奖,他的科幻小说《华氏451》被部分美国中学列入学生的阅读书单,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雷·布拉德伯里及其科幻作品（尤其是长篇代表作《华氏451》、《火星纪事》）为研究对象,以“反思性”为切入点,借鉴加拿大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关于“现代性之隐忧”的分析,详述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对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状批判与愿景展望,突出作家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和关注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布拉德伯里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具有转折意义的科幻作家。西方学术界对布拉德伯里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准确把握了布拉德伯里与其他科幻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对科学的不信任态度,此外布拉德伯里不落巢窠的语言风格、灵活多变的叙事方式以及其作品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都在研究中得以充分揭示。另外,查尔斯·泰勒关于“现代性之隐忧”的判断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解读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有效视角之一,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布拉德伯里科幻作品的深刻内涵。泰勒和布拉德伯里都忌惮于人类社会中逐渐凸显的现代性之隐忧,并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破解之道,为人类谋划一个理想的未来。“反思”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布拉德伯里,而理性中心主义正是布拉德伯里反思哲学的矛头之指向。理性思维方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崇尚理性、崇尚科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此过程中理性也逐步显示出其霸道的一面,它将自己包装成为光明、进步的化身,而位于对立面的感性思维方式则被描述为黑暗、落后的象征。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理性霸权的负面影响,并对此加以揭露和批判,形成了一股持续的抵抗运动。布拉德伯里继承了尼采反抗理性霸权的策略,以“改革者柏拉图”的形象从根源上否定了西方社会的理性中心主义传统,并在其科幻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讨论理性中心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人的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反抗理性中心主义之外,布拉德伯里还颂扬想象力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质意义,试图恢复想象力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反思性”不仅指导了布拉德伯里世界观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了作家的叙事策略。布拉德伯里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注意与历史事件、文学文本、社会思潮等的对话交流,将自己的科幻作品融入西方基督教文学范式和文化批评传统,为“反思性”寻找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作为一个文学分支,西方现代科幻小说源自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焦虑,是人类对于新的尘世和新的天国的文学表达,目的在于调合现代社会科学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为基督教在科技时代的存在赢得合理合法性。布拉德伯里的科幻小说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科技对宗教的迫害,提倡宗教宽容,呼吁高科技与宗教信仰和谐共处。其代表作《华氏451》更是在圣经叙事结构下展开叙事,不时穿插基督教意象,是科幻小说与基督教文学融合的典范。另外,布拉德伯里在科幻作品中探讨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认识到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与卑微,笃信上帝会对芸芸众生施以救赎。总之,布拉德伯里意欲告诉读者,人类科技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接近上帝、获得救赎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征服的原罪,并剖析了以民主和自由而著称的资本主义现代政治体系的弊端。布拉德伯里坚信不受制约的民主和自由会引发“多数人暴政”和温和的专制主义,必须引起世人的足够警醒。布拉德伯里还塑造了一个取消政府、实行知识分子自治、关注人的心灵生活的未来共同体。布拉德伯里的政治观点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颇具启发意义。布拉德伯里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深感忧虑,他指出大众传媒对普通老百姓的头脑进行了简单化改造,人们的审美品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看客心态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人际关系堕入冷漠的深渊。为了改变人类不断恶化的文化处境,布拉德伯里在科幻作品中呼吁人们“向后看”,以古希腊为师,回归田园生活,重塑人际关系,呼唤文化宽容,从而营造出一种重视家庭生活、富有人情味的和谐文化氛围。凭借着永不妥协的反思精神,布拉德伯里对传统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革新,是科幻文学从“黄金时代”向“新浪潮”转变的关键一环,在科幻小说发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布拉德伯里通过科幻小说构建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同体,对人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前景进行了理想化展望,以此来对抗现代性之隐忧,虽然他的科幻作品不能直接用作社会改良方案,但其反思和批判的勇气以及以天下为念的博大胸怀将激励世人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袁艳[10]（2012）在《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1847-1970）》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古巴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的演变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华侨华人在古巴的历史。总体来看，古巴华侨华人主要由历史上的三大群体构成：19世纪的契约华工、加利福尼亚（华）人以及20世纪的自由移民。1847-1874年间，古巴从中国引进12万余名契约华工。1860-1875年间，由于美国日益排华，数千名加利福尼亚（华）人转移到古巴。进入20世纪，数万名中国自由移民陆续进入古巴。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进入古巴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中止。在对中国人移民古巴的历史进行概述后，文章分阶段考察了契约华工在古巴的历史、20世纪上半期的古巴华侨华人社会以及1959年古巴革命后的华侨华人。作者在通盘审视华侨华人在古巴的历史后提出，古巴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19世纪的契约华工和加利福尼亚（华）人在古巴共和国成立后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而在20世纪上半期，以新移民为主体的古巴华侨华人似乎与古巴社会有着隐约的疏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留居古巴的华侨华人在古巴革命政府的改革中被整合进古巴社会。作者尝试对造成这种波折历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时期进入古巴的不同移民群体的巨大差异性、不同移民群体进入古巴的非连贯性和渐次性以及一个多世纪来古巴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是导致古巴华侨华人融入古巴社会的总体进程呈现波折特征的重要因素。但不同时期，影响古巴华侨华人融入的具体因素各不相同。在后契约华工时代，契约华工、加利福尼亚人及其后裔之所以能顺利融入古巴社会，与古巴华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密不可分。独立战争为古巴人民的联合打下了基础。而契约华工参加古巴独立战争，是他们被整合进古巴社会的关键一步。独立战争之后，古巴面临着国民身份的重建和整合。契约华工和加利福尼亚（华）人在这次整合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和公民权利。20世纪上半期的古巴华侨华人与古巴社会有所疏离，其原因较为复杂。作为第一代移民，20世纪到古巴的自由新移民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和适应问题。他们改组并复兴19世纪后期古巴先侨成立的各种侨团组织，逐渐形成以衣食相关的小商业为主的族裔经济，继续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华侨跨国家庭的大量存在，使得他们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而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也影响到古巴的华侨华人。来自中国的拉力，使得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有着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在古巴对华侨华人入境的限制和排华风潮之下加剧。为应对古巴的排斥性政策与活动，古巴华侨华人进一步团结起来，强化自己的侨民身份，寄希望于中国使领的交涉。但古巴华侨华人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以力图改善在古巴的境遇的做法，使得古巴人进一步视华侨华人为外国人，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疏离。20世纪上半期，来自中国的拉力和古巴的推力，使华侨华人未能顺利融入古巴社会，但他们渴望被古巴社会所接纳。1959年古巴革命后实施的改革，对古巴华侨华人影响巨大。古巴革命和改革使华侨华人感到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古巴，更多的人则继续留在古巴。就留居古巴的华侨华人而言，危机意识加速了他们主动融入古巴社会的进程。一方面体现在积极取得永久居留权，另一方面则是较过去更为积极地参加到古巴的各种活动中。同时，古巴革命政府实施外侨居留证法，开始将外侨也纳入并整合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中。
二、五十年来美洲黑人之进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十年来美洲黑人之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个体经验：关于民族教育的体验与认知 |
| 二、理论反思：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现象的疑惑 |
| 三、实践困惑：关于民族团结教育可能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意义阐释 |
| 一、正本清源：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
| 二、知中谋道：探求民族团结教育的困境和出路 |
| 三、理想建构：追寻民族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研究 |
| 二、中观分析框架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综合研究 |
| 三、与民族团结教育紧密相关领域的研究 |
| 四、外国民族团结与教育策略研究 |
| 五、分析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支点：民族团结教育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民族认同论：各民族情感共通的纽带与基础 |
| 一、民族认同的基本观点 |
| 二、民族认同的结构 |
| 三、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二节 一体多元：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选择 |
| 一、费孝通先生及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团结教育观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观 |
| 二、领导集体的民族平等团结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观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四节 象征人类学：文化符号、意义象征与公共生活教育建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中的文化与象征意味 |
| 二、象征人类学中的民族团结理念 |
| 三、象征人类学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启迪 |
| 第五节 社会团结：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不同价值论 |
| 一、涂尔干与社会团结 |
| 二、各民族有机与机械团结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自己：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团结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缘何生成：正当性解析 |
| 二、民族团结教育何以生成：可能性分析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意义：价值阐释 |
| 一、工具论 |
| 二、价值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之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样态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价值理念 |
| 一、主体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840—1949年)：民族团结教育的萌发 |
| 二、伴生阶段(1949—1978年)：民族团结教育的专门化 |
| 三、独立阶段(1978—至今)：民族团结教育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特点 |
| 一、目标阐释 |
| 二、主体范畴 |
| 三、实践方式 |
| 四、政策保障 |
| 小结 |
| 第五章 实地调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模范场域中广西民族团结实践 |
| 一、广西民族结构 |
| 二、广西各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学生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三、主位研究：教师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广西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经验 |
| 一、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政策 |
| 二、课程建设：建构地方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体系 |
| 三、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推动民族认同教育 |
| 四、师资建设：通过培训基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他者之镜：外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照 |
| 第一节 以色列吉瓦特·哈维瓦(Givat Haviva)项目的实践模式 |
| 一、以色列的民族结构及民族关系 |
| 二、吉瓦特·哈维瓦的身份与使命 |
| 三、吉瓦特·哈维瓦的策略与方法 |
| 四、吉瓦特·哈维瓦的具体教育计划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马来西亚民族文化状况 |
| 二、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过程 |
| 三、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效果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同化主义主导的文化同化教育策略 |
| 二、语言霸权主义主导下的语言剥夺教育策略 |
| 三、隔离但平等观念主导下的隔离教育模式 |
| 四、文化多元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 |
| 第四节 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特点的比较 |
| 一、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状况 |
| 二、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七章 路在何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运行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理念困惑 |
| 一、理念的政治化、单一化与多元化的冲突 |
|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理念的悖论 |
| 三、后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 |
|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新的挑战 |
| 五、流动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带来的挑战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主体的困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主导者与教育者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受教育者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过程的困惑 |
| 一、“领导重视”与“学校行动”的逻辑 |
| 二、政策执行的低效度 |
| 三、实施目标标准化与操作化的两难 |
| 第四节 民族团结教育方式的窘境 |
| 一、课程的必要性：专门化还是学科渗透 |
| 二、课程的有效性：设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
| 第五节 民族团结教育质量的疑虑 |
| 一、“原本就很团结”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 |
| 三、评价体系的缺失 |
| 小结 |
| 第八章 迷途之标：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丰富与主体认识纠偏 |
| 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与方式的选择 |
| 三、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方法选择 |
| 四、民族团结教育质量与评价的设想 |
| 五、拓展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空间 |
| 第二节 四种典型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以课程为主渠的认知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二、以文化为载体的浸没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三、以活动为规训的体验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四、以情感沟通为桥梁的感化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反思之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三种类型 |
| 一、权力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二、理性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三、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四、三种民族团结教育类型的比较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理想建构与人类学反思 |
| 一、想象之于民族共同体和谐的人类学阐释 |
| 二、教育场域中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 |
| 三、文化符号的想象与教育选择之于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意象与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 |
| 第一节 意象概念与中国传统意象观念 |
| 第二节 意象问题在晚近中国和外国 |
| 第三节 核心意象及其范例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范例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与客观基础 |
| 第一节 对文学创作主观、客观基础的理解 |
| 第二节 马克·吐温的童年记忆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的人格特质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自觉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客观依据 |
| 第三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自然意象 |
| 第一节 密西西比河意象 |
| 第二节 西部旷野意象 |
| 第四章 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少年儿童 |
| 第一节 汤姆·索亚意象 |
| 第二节 哈克贝利·芬意象 |
| 第五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美国梦幻者 |
| 第一节 塞勒斯意象 |
| 第二节 萝拉意象 |
| 第六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国家意象及其他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意象 |
| 第二节 吐温小说的其他意象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风格特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4）福克纳后期作品中的家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常用文献缩略表 |
| 导论 |
| 一、福克纳创作生涯及学术史分期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约克纳帕塔法的家族罗曼史 |
| 第一节 白人家族的创始与传承 |
| 第二节 同族兄弟姐妹的竞争与合作 |
| 第三节 家族联姻的理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家族女性人物的多元塑形 |
| 第一节 “南方淑女”的身份转变 |
| 第二节 二战对青年女性的重塑 |
| 第三节 中老年女性形象的转型 |
| 第三章 家族历史的跨种族建构 |
| 第一节 “白人负担”的阴影与反拨 |
| 第二节 弃儿叙事缺位的家族关系 |
| 第三节 犹太家族融入南方的历程 |
| 第四章 家族变迁中的阶级融合 |
| 第一节 家族内外的阶级差异 |
| 第二节 亲属冲突的阶级动因 |
| 第三节 家族阶级差异的消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福克纳后期作品涉及的主要家族图谱 |
| 二、福克纳后期生涯年表(1942—1962) |
| 三、在读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 一、家世与家风 |
| 二、生活与学术 |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 四、职务变动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 三、社会的冲突 |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 一、人才培养 |
| 二、学术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 小结 |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吴泽霖论著目录 |
（6）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著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7）美国“积极行动”政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一、美国的积极行动,是一种典型性的民族政策 |
| 二、研究美国积极行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积极行动研究状况 |
| 二、美国学界关于积极行动的研究状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六节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美国积极行动政策的起源 |
| 第一节 积极行动的概念与内容 |
| 第二节 美国社会的种族构成 |
| 第三节 美国历史上存在的种族、性别歧视与迫害 |
| 一、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大屠杀 |
| 二、对非洲黑人的奴役与迫害 |
| 三、在美华工的不公平待遇 |
| 四、美墨战争的影响及西班牙语裔人口的社会处境 |
| 五、美国历史上的社会歧视：以性别为例 |
| 第二章 美国积极行动政策的演变 |
| 第一节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积极行动政策的形成 |
| 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艰苦历程 |
| 二、布朗诉托布卡教育委员会案(1954) |
| 三、《1964年民权法案》 |
| 四、积极行动政策的正式形成 |
| 第二节 民权运动的高潮与积极行动政策之迅猛发展 |
| 一、林登·约翰逊政府的积极行动政策 |
| 二、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政府的积极行动政策 |
| 第三节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贝克案”与积极行动政策之衰退 |
| 一、“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诉贝克案”(1978) |
| 二、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政府的积极行动政策 |
| 三、加利福尼亚州209号提案 |
| 四、“多样性”对积极行动政策的挑战 |
| 第三章 美国积极行动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支持者对积极行动政策的评价 |
| 一、正义的补偿 |
| 二、多样性价值 |
| 三、示范作用 |
| 第二节 反对者对积极行动政策的批评 |
| 一、违背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
| 二、优待了不该优待的人 |
| 三、逆向歧视 |
| 四、污辱了受益人 |
| 五、对黑人的刻板印象 |
| 六、不再需要 |
| 第三节 积极行动政策争议的原因 |
| 一、积极行动存在的缺陷 |
| 二、种族主义作祟 |
| 三、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形势发生变化 |
| 第四节 积极行动政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及其未来发展 |
| 第四章 美国积极行动政策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维护公平正义是国家的基本职责 |
| 第二节 积极行动是社会政策而非法律 |
| 第三节 促进消除民族歧视的社会共识 |
| 第四节 “机会平等”的政策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8）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少数族裔家园困境与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现象 |
|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阐述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体验南方: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构想 |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建构:《秀拉》中的身体实践 |
| 一、界域化空间:梅德林“底部” |
| 二、女性身体实践与主体性建构 |
| 三、解域化身体实践的意义 |
| 第二节 塑造南方与文化身份认同:论《所罗门之歌》 |
| 一、先天不足:种族身份与价值观的断裂 |
| 二、沙理玛:非洲和美洲的共生体 |
| 三、黑人文化英雄再造 |
| 小结 |
| 第二章 回忆南方:历史记忆与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宠儿》中的记忆政治 |
| 一、回忆“甜蜜之家”与奴隶身份确证 |
| 二、124号鬼魅与奴隶制遗产 |
| 三、“林间空地”仪式与黑人的自由之路 |
| 第二节 南方乌托邦实验:《天堂》中的政治实践 |
| 一、黑文的创立及其前现代乌托邦形态 |
| 二、鲁比:现代化进程中的黑人城镇 |
| 三、女修道院:种族融合的政治样板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南方:全球化时代流散群体的伦理关怀 |
| 第一节 《柏油娃娃》中流动的地域与身份 |
| 一、加勒比海骑士岛与文化身份的错位 |
| 二、纽约与黑人文化身份重塑 |
| 三、埃罗和“局外人” |
| 四、巴黎及其它与身份漫游 |
| 第二节 《恩惠》:殖民时期的种族景观及种族主义生产 |
| 一、从“弃儿”到“主人”:欧洲白人移民的身份转变 |
| 二、“本土的背井离乡者”:印第安人主体性的失落 |
| 三、非洲黑人奴隶的“他者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回归南方:现代性视野下的地域构想 |
| 第一节 《爵士乐》:音乐、小说形式与政治 |
| 一、爵士乐与小说形式 |
| 二、移民潮、北方都市和爵士乐 |
| 三、南方经验与爵士乐 |
| 第二节 危机与救赎:论《家》的反现代性叙事 |
| 一、战争与人性的失落 |
| 二、人体医学实验、“斗狗”:种族迫害与伦理 |
| 三、南归:塑造乌托邦和文化救赎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作为虚构和象征的南方 |
| 二、南方与非裔美国人的家园 |
| 三、保守退避抑或野心勃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位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雷·布拉德伯里: 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家 |
| 第二节 科幻小说: 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 第一章 雷·布拉德伯里的反思哲学 |
| 第一节 理性中心主义: 布拉德伯里反思哲学的斗争对象 |
| 第二节 想象力: 布拉德伯里反思哲学的斗争武器 |
| 第三节 对话性: 布拉德伯里反思哲学的斗争策略 |
| 第二章 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宗教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宗教基因 |
| 第二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宗教现状批判 |
| 第三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宗教愿景展望 |
| 第三章 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政治反思 |
| 第一节 科幻小说的政治批判传统 |
| 第二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政治现状批判 |
| 第三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政治愿景展望 |
| 第四章 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文化反思 |
| 第一节 世俗时代的文化焦灼 |
| 第二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文化现状批判 |
| 第三节 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文化愿景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1847-197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第三节 论述角度的确定 |
| 第四节 有关问题的说明和概念的界定 |
| 第五节 论文资料 |
| 第六节 基本思路和框架 |
| 第七节 试图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契约华工到自由移民：中国人移民古巴的历史 |
| 第一节 19 世纪的契约华工与加利福尼亚（华）人 |
| 一、 古巴蔗糖业的发展与契约华工的引进 |
| 二、 美国排华与加利福尼亚（华）人到古巴 |
| 第二节 20 世纪到古巴的中国移民 |
| 一、 一战前后古巴的经济繁荣与中国人到古巴的第三波 |
| 二、 20 世纪 30 年代后到古巴的中国移民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进入到融入：契约华工在古巴 |
| 第一节 奴隶抑或自由劳动力：契约华工在古巴 |
| 一、 契约华工的售卖 |
| 二、 契约华工在古巴的人数变化、职业及地理分布 |
| 三、 契约华工在古巴的法律地位与实际遭遇 |
| 四、 关于契约华工身份性质的讨论 |
| 五、 契约华工对古巴经济的贡献 |
| 第二节 契约华工与古巴独立战争 |
| 第三节 契约华工陆续获得自由并融入古巴社会 |
| 一、 1874 年前获得自由的契约华工 |
| 二、 陈兰彬调查古巴华工与中国停止向古巴输送苦力 |
| 三、 契约华工逐渐融入古巴社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隐约的疏离：20 世纪上半期的古巴华侨华人 |
|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期的古巴华侨华人经济 |
| 一、 20 世纪上半期古巴华侨华人经济的演变 |
| 二、 古巴华侨洗衣业 |
| 第二节 古巴华侨华人团体组织 |
| 一、 古巴侨团概况 |
| 二、 主要侨团 |
| 三、 古巴侨团林立的原因 |
| 第三节 古巴华侨华人社会文化生活 |
| 一、 古巴华侨教育 |
| 二、 古巴华侨的娱乐生活 |
| 第四节 家与国：古巴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 |
| 一、 古巴华侨跨国家庭：以回国探亲、侨汇为联系的主要纽带 |
| 二、 民族主义：20 世纪上半期古巴华侨华人对中国事务的参与 |
| 第五节 古巴相关法律政策对华侨华人的影响 |
| 一、 古巴关于中国人入境的政策 |
| 二、 五十工例 |
| 三、 外侨登记费 |
| 第六节 致力改善侨居处境的手段 |
| 一、 借助国家的力量：使领外交 |
| 二、 借助私人的感情：国民外交 |
| 三、 加强对外宣传、沟通与交流 |
| 第七节 20 世纪上半期古巴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被整合与融入：1959 年古巴革命后的华侨华人 |
| 第一节 古巴华侨华人对 1959 年古巴革命的认识与初步反应 |
| 第二节 古巴革命政府的改革对华侨华人的影响 |
| 一、 古巴改革对华侨华人的影响 |
| 二、 古巴改革对侨汇的影响 |
| 第三节 离开与留居：华侨华人的不同选择 |
| 一、 离开：回国或再移民他国 |
| 二、 留居古巴 |
| 三、 古巴革命后华侨华人情形管窥：1961 年登记专员报告 |
| 第四节 古巴革命政府的改革与华侨华人融入古巴社会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文结语 |
| 第二节 对华侨华人与古巴性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五十年来美洲黑人之进步（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2]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D]. 刘子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福克纳后期作品中的家族关系与国家认同[D]. 李方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美国“积极行动”政策与实践研究[D]. 袁玉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8]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D]. 张银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D]. 刘义.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1847-1970）[D]. 袁艳. 南开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