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村货币流通调控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余雪扬[1]（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认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应远马[2]（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谢世江[4]（2019）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流通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在国家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全社会接受,流通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和先导性产业,但当前流通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问题:降低流通成本的任务依然存在,流通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龙头企业规模依然差距较大等。与此同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但在近年经济下行的特殊背景下,金融业本身出现了“脱实向虚”等问题,金融功能的发挥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出现脱节,金融业对实体企业输血造血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商贸流通业中也比较普遍,金融支持不足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指出,到2020年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央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比如“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分”等。特别是2019年2月,中央明确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些最新的国家政策导向,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利用好金融资源实现快速变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目前学界对金融与商贸流通业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且现有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为主,量化分析非常稀少,对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商贸流通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开展研究。在系统梳理商贸流通业与金融关系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历程和金融支持状况进行了论述,结合商贸流通业的产业特征以及发展阶段对其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功能视角就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进行论述,对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以及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从产融结合模式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主要产融结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商贸流通发展需要金融支持。从行业特征来看,商贸流通业具有轻资产模式、低利润增长、规模经济的竞争方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等四方面特点;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在经历了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目前已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升级阶段;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无论是面对国内市场的外资竞争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均需要大量金融支持。这些情况决定了商贸流通业对金融的巨大需求。研究进一步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支持供给规模不足、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三个方面。二、从金融深化的角度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方面。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激励约束以及信息揭示四个方面。不过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作用机理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以及信息揭示方面,而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以及激励约束方面。三、我国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不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金融规模的作用较大,这说明我国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并不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金融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资金供给规模;金融结构对商贸流通业也有显着正向冲击作用,但是作用程度小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的作用相对最小。因此,改进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可以把重点放在扩大金融支持规模和提高直接金融占比上,而金融效率则可作为一个长期的方向。此外,国家财政支出也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启示我们合理利用政府财税收支政策来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四、从金融支持方式的作用程度来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推动作用存在显着差异。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总市值系数为0.55,这意味着当总市值增加1%时,企业总资产将增加0.55%,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上市商贸企业发展产生较大推动效应。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应付利息系数为0.02,以信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对我国商贸流通发展支持程度明显小于直接金融。五、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方面,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子不一样,具体表现如下:（1）销售净利率对直接金融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2.69。但是销售净利率对间接金融的影响较小,且呈现负相关关系。（2）流动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成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支持为负相关关系。（3）存货周转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4）固定资产周转率对直接金融支持影响为负,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周转率虽然提高,但是对整个直接融资市场的正向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固定资产周转率与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不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14%。值得注意的是,间接金融与固定资产装备化水平相关系数高达0.17,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存在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倾向。（5）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正相关,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6）技术水平方面,无形资产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的相关系数为1.85,商贸企业的技术水平将显着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不过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时较少考虑该类指标,因此技术水平指标与间接金融相关性并不显着。（7）国家政策扶持方面,税费返还对直接金融影响不显着,但税费返还与间接金融正相关性,类似研究也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8）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技术进步、成长能力等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而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年度税收惠返还等则具有更多短期性质,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支持存在短视倾向。六、为提升金融业服务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能力和水平,可从五个方面入手:（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3）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4）建设流通行业信用体系,提升行业信用评级;（5）加强技术创新;（6）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7）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的作用效力。本文成果可为流通主管部门以及金融主管决策部门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商贸流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钟钦武[5]（2019）在《革命视野下的金融：北海银行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各根据地内普遍建立起抗战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应运而生。作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央”银行,建设与斗争是北海银行始终不变的主题。对自身运作模式的探索和对根据地发展的金融援助是北海银行建设的重心,与日伪的金融斗争以及与国民党的金融较量是北海银行斗争的焦点。在自身建设中,北海银行经过一系列变革与调整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由自发设立的地区银行发展为全省的“中央”银行;北海币信用也经过长期实践最终消除了民众质疑建立起来,使北海币成为全省唯一通货。在根据地建设中,北海银行通过调节市场北海币的数量,将根据地的物价始终保持在相对平衡状态;并利用农贷,直接支援山东根据地生产建设运动,为抗战反攻及解放战争顺利进行积累了物资。在与日伪金融斗争中,北海银行经历了被动防守、势均力敌、金融反攻三个阶段,保护了根据地物资,一定程度消融了日伪的破坏作用。与国民党的金融较量中,北海银行由最初的联合法币到抗战期间排斥法币,再到“和平”时期狙击法币,直至解放时期全面打击法币,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不仅壮大了银行自身实力,而且为稳定根据地经济贡献了金融力量。北海银行在建设中壮大了自身的实力,赢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从而为建设赚得更大的空间;在斗争中查缺补漏,不断完善自身的建设,进一步促进斗争的胜利。无论北海银行的建设还是斗争,都统一于革命洪流之中,是为了革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进行的,在抗战时期是为了赢得对日战争而取得民族独立,在解放战争中是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而为国家富强奠基。北海银行的革命性,决定了它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金融性质。北海银行的发展历程,象征着中共经济体系的运作轨迹,折射了中共发展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聚的发展历程。北海银行在存续的十年时间里,为地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山东抗战和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金融史、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常卉颉[6]（2017）在《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市场经济是包含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与过去放任经济的一个根本不同。宏观调控将国家的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经济学流派有关宏观调控的讨论就一直伴随其中,特别是凯恩斯革命后,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大规模干预发展,宏观调控理论在许多国家取得良好实践,中国也不例外。但改革开放至今不过30多年,中国已经历多个周期的宏观调控,说明调控政策对于长期预防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中国,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创新,其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需要更为科学更为相符的理论指导,需要回到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不断成熟。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蕴含了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其包含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般运行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市场经济的性质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阐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问题,并从中国运用马克思理论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证明以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资本有机构成为工具的宏观调控的可行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提出建议。论文共八章,可从三大部分进行描述:第一部分,梳理宏观调控理论的中西方研究成果,认识到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思想在实践应用研究上的缺乏。并在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肯定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则在于从结构平衡入手进行总量调控。第二部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需要在尊重市场基础配置作用的条件下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兼顾总量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工具分别从长期平衡工具、短期平衡工具和结构平衡工具进行分析。长期和结构中中以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判断工具,长期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结构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保持社会总供求的结构平衡,使供给结构适合需求结构的变化。短期上,防止经济的外部冲击,预防货币信用等造成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第三部分,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重要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进行评述,以及对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进行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国早期的宏观调控过多的关注经济的需求面,忽视了经济的供给面,从而有了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宏观调控思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依然要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继续推进消费型社会的建立,调结构转方式,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张鹏[7]（2015）在《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理论逻辑及验证》文中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区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区域,其市场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在社会经济发展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经济资源和要素都被卷入到市场化进程中,受到国家意志与发展战略的双重影响,农村经济长期受到“金融抑制”的制约,其发展水平和质量远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突出表现为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市场化命题是我国经过长期发展实践获得的成功经验,通过深化农村区域的市场经济改革力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在市场深化的过程中,动员并实现各类要素与资源的合理科学配置,则需要通过各类农村金融中介组织,逐步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对农村市场深化和金融演进的关系研究,探寻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应,最终形成农村的市场深化、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之间良性互动。本文首先回顾了与市场深化、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通过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综合了相关学者的研究观点之后,建立研究市场深化下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框架。以市场深化为线索,梳理我国近代以来农村经济与金融演进之间的关系,得出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对理论和历史的思考之下,以一个内生的市场深化、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的投资——储蓄模型,研究了市场深化之下的金融演进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演进过程中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最终得出了关于我国农村市场深化、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五大命题：（1）在金融内生性演化过程中,不同交易效率下的专业化与分工结构影响着市场深化的程度,并对农村金融发展与演进产生影响。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出发,分析市场深化和金融演进的内生关系,描述了在交易效率和市场深化影响下,通过专业化与分工内生演化出自我投资—储蓄市场,专业投资品市场的金融演进的过程。（2）在市场深化与农村金融演进的共同推动与作用下,会形成农村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机制。以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基础,分析了在交易效率与市场深化的共同作用下,伴随着专业化与分工经济出现,会产生农村金融演进、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农村经济增长共同提高的结果。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提升,最终形成市场深化、金融演进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3）在市场深化进程中,随着农村金融规模演进,会带来人均资本积累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农村金融规模演进影响农村经济增长水平的作用机理。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提高和扩大了各类要素资源的交易范围和流动范围,促进了其资本化和金融化的程度,加快了农村人均资本积累的速度,带来人均资本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实现了农村金融规模的演进,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4）不同农村区域间的市场深化水平,影响了农村金融演进在结构上的变动,会引致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农村金融结构演进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市场深化背景下,市场深化的差异会在融资结构方面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产生影响,金融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投资倾向和投资结构的变动,通过影响产业的资本投入水平,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只有那些具有更高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才能适应市场深化与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动,从而得到更多的要素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水平。（5）市场深化程度提高,要求农村金融效率的演进程度必须不断提高,并以储蓄动员率、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投向率的改善,带动农村创新与技术进步,形成农村金融效率演进影响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理。随着市场深化持续深入,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影响下,演化出专业投资市场与金融市场,能够扩大对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影响市场深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市场深化、金融效率演进与技术进步的正反馈机制,最终带来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的不断提高。在随后章节中,通过构建农村市场深化的指标体系,农村金融演进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相关的计量和实证工具,分别对五大命题进行检验,通过实证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市场深化对农村金融演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市场深化下的农村金融演进的规模、效率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具体可以分为经济增长水平、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三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对文章五个命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证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结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对交易效率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假设,引入了一个针对农村金融发展与演进的新兴古典投资—储蓄模型,将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演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内生性框架之中,为研究影响农村经济增长不同路径与效应提供了分析框架；第二,结合已有的市场深化理论,利用相关指标数据,通过主成分法,较为科学的建立一个分析农村市场深化的指标体系,其中涉及的三级指标体达到了18个,基本涵盖了农村市场的相关层面。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在指标体系筛选和统计工具上都做出了改进和创新。
徐建卫[8]（2015）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区域差异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货币流通速度函数的不稳定,给货币调控带来挑战。这一现象逐渐引起了决策层和研究界的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性,理论上不同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差异会对其货币供需均衡以及货币的产出效率形成影响,最终使得各地区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差异性。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现有文献对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的研究,往往以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而忽略了对一国内不同区域的研究。本文基于大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异质性背景,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时间和空间变动特征进行研究,探讨改革开放后,货币流通速度在不同区域的变动规律。在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判断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从区域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以及货币的产出效率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了相关因素对区域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已有研究的总量思维,基于严格的计量方法,从区域视角展开结构分析,得到更为细致和具有政策意义的结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我国面临着整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和区域间差异明显的双重问题,表现为东部地区货币流通速度较小,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大。货币流通速度还有一个下降周期,且西部地区有更长的收敛时间。第二,区域货币供应非均衡测算表明,东部地区整体呈现货币过剩,中部地区整体不足,西部地区不足的程度较弱,且不同省份之间差异明显。第三,发行渠道的内生性使得基础货币投放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和资金流动的双重作用使得货币供应区域不平衡的程度进一步放大,而冲销操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第四,不同地区货币需求函数差异明显。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保持了更高的货币需求增长,对非均衡分布的货币提供吸纳机制。机会成本变量的变动并没有对这种需求差异起到理论上的调节作用。第五,东部地区货币供应增长对产出的影响力要弱于中西部地区,货币的产出效率呈现出中、西、东递减规律。第六,正是货币供应量呈现东、西、中逐渐减少的趋势,货币对产出的贡献呈现出东、西、中逐渐增大的趋势,收入型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高的现象。因此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区域差异性的客观事实,实施差异化政策措施,以加快货币流通,提高货币区域配置效率。
左平良[9]（2014）在《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摘要：基于权利与权力是金融发展的约束条件这一前提,中国农村金融的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金融权利过于弱小与政府金融权力过于强大的问题。金融调节属于一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与权力,农村金融调节的法治化是保障农民金融权利与限制政府金融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以往法学界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存在重义务而轻权利、重监管而轻调节、重法制而轻法治以及研究方法上重个体思维而忽视整体思维等若干不足,从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视角出发,运用多学科和体系化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关系中的权利与权力配置问题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农村金融泛指发生于农村地区的存贷款、保险、证券、信托等一切与货币流通和信用有关的经济活动,基于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主要是农业金融、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以及农户的金融问题,文中所指的农村金融更多的是一个与农业、农村贫困地区以及农户金融相联系的概念。金融调节是建立在金融市场自发调节基础上的,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补充、引导的一种新的调节力量和机制。与金融监管侧重于对金融市场微观经营行为的监督与管理不同,金融调节属于一种宏观性的经济调节,其方式包括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国家参与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与经营、国家对金融的宏观调控三种。金融法制是指金融法律制度,侧重于金融规范的法律表现形式,金融法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在于制定完备的金融法律,使金融关系有法可依；而金融法治则强调金融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金融法治建设的目标在于制定出符合正义、自由与平等原则,彰显民众金融权利与限制政府金融权力的金融法律,并使之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农村金融调节的一般正当性基础在于：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具有人权属性,相应地,国家负有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实现的调节义务；农村金融市场调节的失灵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农村金融进行调节,而农村金融调节的独立与局限性又规定与限定了这种权力的作用空间。因此,应在坚持农村金融调节公平与法益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农村金融调节的正当行使。农村金融调节法治包括农村金融调节的实体法治与农村金融调节的程序法治两个方面。考察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金融调节立法沿革,可以发现中国农村金融调节立法存在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存在金融公平精神的缺失、相关制度缺乏保护农民金融权利的精神内核、农村金融调节与农村金融监管不分以及政府行政权力对农村金融的过度控制等问题。从形式上讲,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存在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不独立、农村金融调节法律规范的缺失、农村非银行金融调节规范的缺失以及农村金融调节规范实施机制的缺失等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交错存在,而尤以实质性问题最为突出。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问题的形成机制十分复杂。择其要者主要有：服务于不同形式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家强制实行不公平的农村金融抑制政策；城乡二元体制的系统性作用及其惯性导致了农村金融抑制的累积与长期存在；农民金融立法参与权的缺失,不仅有碍于农民金融权利（益）的配置,而且难以阻却行政配置成为农民金融利益调节的主要手段；农村金融政策规范偏好下政府金融公权的扩张导致行政权力对农村金融的过度控制；以及农村金融调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导致相关农村金融调节规则不能很好地实施等。这些原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中国农村金融法治的问题。推进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首先需要进行理念上的重构。中国农村金融调节立法应该坚持公平优先的理念,即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公平价值优先于效率、安全等其他价值的理念。因此,农村金融调节立法不仅应保障农民获得市场金融服务的平等机会,而且还应从国家终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出发保障贫困农民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关系的私人性质,以及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现实,要求加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培育立法,以便建立有利于金融资源公平配置的微观机制。农村金融调节法既是确权（利）法,也是控权（力）法。为此,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不仅需要国家制定出体系完备的农村金融调节性法律,而且需要构建农民基本金融权利体系,以及实现农村金融调节权的独立与内部平衡。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完善农村金融调节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中国农村金融调节的基础性规则、基本规则与配套实施规则。其中,基础性规则是指在规则体系中具有基石或指导性作用的那些规则,包括农村金融基本法、农村金融市场规则、农村金融监管规则等；基本规则是指构成规则主要内容、规范主体基本权利与义务的那些规则,包括农村金融调节的总则性规定、农村金融市场规制基本规则、农村金融国家投资与经营基本规则、农村金融宏观调控基本规则等；配套实施规则主要是指有助于基本规则有效实施的那些规则,包括农村金融调节的操作性规定、农村金融调节的激励与约束规则等。由于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政策的根深蒂固,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体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去政策化的过程。
于宾[10]（2013）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一起决定了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从而决定了名义产出的水平。在既定的名义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下,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期变化决定了货币供给量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是由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决定的,同时货币流通速度的趋势和水平也反映出经济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长期以来,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与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被较好地预测到,也能够为货币政策提供有用的指导。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使得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其变化也难以预测。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调整政策思路,或者采取更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或者采用利率作为政策中介目标。但对于那些依然将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国家来说,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货币当局货量调控的效果依然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起宣布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6年开始实行公开市场操作,1998年起取消贷对款规模的限制。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从以信贷规模控制为主的直接调控变为以货币总量调节为主的间接调控,因而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按照1：8的经验公式进行货币投放,即现金流通量与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之比为1：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改革推动的货币化进程造成的。目前我国采用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我国的M2/GDP比率已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它转轨国家的水平。我国高比率的M2/GDP问题是与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时,效果往往不理想；另一方面,货币供给的高增长并未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分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变化特征,及其反映出来的经济与金融领域的问题,进而为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是我们研究的问题和希望达成的目标。事实上,笼统地讲货币供给量与名义收入间的关系是粗略的,货币流通速度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货币数量政策的传导效率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分析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背后反映的货币传递机制问题,特别是其资产市场渠道。本文第2章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模型,并结合有关预期的不同假设,来说明货币供给和名义产出之间的关联,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古典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供给都只是影响价格水平,而不能影响实际产出。在价格刚性的凯恩斯模型下,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只影响实际产出而不影响价格水平,因为价格是刚性的。在一般模型下,货币流通速度与与货币供给一样,既影响价格水平,也影响实际产出。第3章回顾和梳理国际上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特征、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等。因为各国已经或即将经历相似的金融制度变迁,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历程,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和政策实践有启示意义。在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呈现U型特征。制度主义假说是对这种特征的解释,即U型模式是货币化进程和金融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货币化进程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金融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短期波动方面,1982年美国M1的“速度之谜”引起了大量争论,从那时起美国放弃M1作为政策中介目标。随着M2的流通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不稳定,美国又放弃了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再次证明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重要性。第4章结合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及其效果,测算并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长期变化和短期波动特征,并揭示其反映出来的经济与金融体统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VO体现出一定的U型特征。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推动的。90年代以后VO出现了一定的上升,这是由金融发展引起MO的替代品增加引起的。从短期波动来看,V1和V2都体现出顺周期波动的特点。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变化是对逆风调节的货币政策效果的抵消。目前,我国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我国M2的流通速度水平过低,说明我国经济中存在超额货币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拉动内需的效果一直不佳。第5章对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协整回归,并详细考察其中货币化进程与金融发展这两个主要的制度方面。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化进程和金融现代化程度在回归结果中的表现符合制度主义假说的判断。我国的货币化进程不仅涵盖了产品市场,还涵盖了资产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领域的货币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但其水平依然较低且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金融发展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作用尚未发挥出来。除了制度因素外,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还有利率、储蓄率、通胀率等。因为货币流通速度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货币向支付手段转化的效率,也反映了货币数量变化的影响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第6章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率问题,特别是货币政策通过资产市场的传导效率问题。本章分析货币数量变化通过影响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机制。从货币数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看,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通畅的,但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出现了阻塞,原因是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割裂；从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能够起到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的作用；但股票价格的上升无法起到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的作用。总体来看,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股票市场这个板块上出现了问题,股票市场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失效,而房地产市场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各种经济力量共同影响和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直接精确地调节和控制货币流通速度,但可以采取措施间接引导其向合意的方向变化。我们应当在保持货币供给量合理、适度、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当前货币流通速度过低的局面,改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
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村货币流通调控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村货币流通调控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商贸流通业的界定 |
| 1.2.2 金融支持相关概念 |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 |
| 2.1.2 金融发展与商贸流通发展 |
| 2.1.3 金融支持与产业生命周期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 |
| 2.2.2 国内文献 |
| 2.2.3 文献评价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
| 3.1 商贸流通业发展历程及金融支持概况 |
| 3.1.1 现代流通起步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1.2 现代流通快速发展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1.3 现代流通转型升级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2 商贸流通业的金融需求分析 |
| 3.2.1 商贸流通业产业特征与金融需求 |
| 3.2.2 商贸流通业发展阶段与金融需求 |
| 3.2.3 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与金融需求 |
| 3.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金融支持政策力度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规模不足 |
| 3.3.3 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
| 4.1 分析金融作用机理的不同视角 |
| 4.1.1 投入产出视角 |
| 4.1.2 供需视角 |
| 4.1.3 金融深化视角 |
| 4.1.4 金融功能视角 |
| 4.2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1 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2 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3 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作用机理比较 |
| 4.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分析 |
| 5.1 产融结合相关概念 |
| 5.2 产融结合的理论基础 |
| 5.3 产融结合模式及其分类 |
| 5.4 我国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 |
| 5.4.1 类金融模式 |
| 5.4.2 服务型模式 |
| 5.4.3 股权型模式 |
| 5.4.4 金控平台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的比较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1 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 7.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8.1 研究设计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变量选择 |
| 8.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8.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8.2.1 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 8.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2.4 稳健性检验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 |
| 9.2.2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 |
| 9.2.3 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 |
| 9.2.4 建设强大信用支撑体系,提升商贸流通业的信用评级 |
| 9.2.5 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流通企业融资水平 |
| 9.2.6 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 |
| 9.2.7 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作用的效力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 附录B 2008-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 附录C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 附录D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 附录E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 附录F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 附录G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革命视野下的金融：北海银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价值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北海银行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抗战前山东的金融演变 |
| 一、外国银行的逐渐侵入 |
| 二、官办银行的缓慢发展 |
| 三、私营银行夹缝中生存 |
| 第二节 日伪国民党的金融状况 |
| 一、日本对山东的金融侵略 |
| 二、伪山东省政府金融策略 |
| 三、国民党在山东金融战略 |
| 第三节 中共领导下的山东革命 |
| 一、山东根据地的革命传统 |
| 二、山东各地武装起义斗争 |
| 三、中共领导下的北海银行 |
| 第二章 北海银行机构体系建设与货币信用构建 |
| 第一节 独立与统一：北海银行机构体系建设 |
| 一、胶东地区北海银行的创建 |
| 二、北海银行在山东各地的设立 |
| 三、北海银行机构体系的完善 |
| 四、北海银行机构体系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信任与危机：北海银行货币信用的建立 |
| 一、在战火中成长：北海币信用开始建立 |
| 二、在斗争中巩固：北海币信用逐渐加强 |
| 三、在胜利中确立：北海币信用最终形成 |
| 四、北海币的职能与作用 |
| 第三章 北海银行对根据地的物价调控与支援建设 |
| 第一节 “量”与“价”的互动：北海银行对根据地物价的调控 |
| 一、战地金融：北海币发行量的变化 |
| 二、北海币发行量与物价指数的线性回归分析 |
| 三、有条不紊：北海币与根据地的物价调控 |
| 四、北海币数量调控制度的优越性 |
| 第二节 效用与偏差：北海银行支援根据地的建设 |
| 一、救助民生：北海银行初期的救济贷款 |
| 二、繁荣经济：北海银行大力开展农贷 |
| 三、支援大生产：北海银行农贷全面发展 |
| 四、北海银行农贷的特点 |
| 第四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北海银行与日伪的金融较量 |
| 第一节 敌攻我守：北海银行初期的斗争 |
| 一、双方银行实力的对比 |
| 二、伪钞对根据地的危害 |
| 三、北海银行的反制斗争 |
| 第二节 攻守转化：北海银行的全面斗争 |
| 一、封锁与反封锁：北海银行的贸易战 |
| 二、倾销与反倾销：北海银行的货币战 |
| 三、造假与反造假：北海银行的稽查战 |
| 第三节 我攻敌守：北海银行的金融反攻 |
| 一、快刀斩棘：北海银行的主动出击 |
| 二、殊途同归：与冀南金融斗争对比 |
| 三、劳绩显着：北海银行的斗争成效 |
| 第五章 战火之外的较量：北海银行与国民党的金融斗争 |
| 第一节 从联合到排斥：抗战时期北海银行与法币关系探究 |
| 一、联合法币：北海币与法币等值流通 |
| 二、被迫调整：北海银行货币政策转变 |
| 三、排斥法币：北海银行的“排法斗争” |
| 第二节 城市与农村的交替：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的金融斗争 |
| 一、“抵制法币侵入”：和平阶段的敌我摩擦 |
| 二、“到农村中去”：重点进攻时期北海银行中心任务的调整 |
| 三、“接管”与“整顿”：战略反攻期间的货币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三、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形成综述 |
|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关性综述 |
| 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计算的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马克思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文献综述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价值理论的历史研究 |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
| 第二节 资本有机构成 |
| 一、传统资本有机构成 |
| 二、拓展的资本有机构成 |
| 三、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 |
|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 |
| 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 |
|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内容 |
| 四、理论的扩展——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
| 第四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
|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 |
| 三、马克思的非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封闭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
| 一、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
| 二、市场机制—宏观失衡的必然 |
|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危机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分析 |
| 一、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开放经济框架下包含虚拟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 |
| 第四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验证和结论 |
| 一、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实践验证 |
| 二、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一、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 |
| 二、宏观调控方式选择的依据 |
| 三、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目标 |
| 一、结构平衡 |
| 二、总量平衡 |
| 三、国际收支平衡 |
| 第三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措施 |
| 一、宏观经济的长期与短期 |
| 二、长期平衡调控措施 |
| 三、结构平衡调控措施 |
| 四、短期平衡调控措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方法论的比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微观基础的比较 |
| 第三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分析方法的比较 |
| 第四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内容的比较 |
|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
| 二、货币理论的比较 |
| 三、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宏观调控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疲软后的宏观调控 |
| 二、1998年—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三、2008年至今: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评述 |
|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 |
| 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当前宏观调控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借鉴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
| 四、从结构平衡调控措施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新常态” |
| 四、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理论逻辑及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回顾 |
| 2.1.1 市场深化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金融发展与演化理论 |
| 2.1.4 农村金融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市场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
| 2.2.2 金融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 |
| 2.2.3 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金融演进的历史回顾 |
| 3.1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 |
| 3.1.1 1912-1949的农村经济 |
| 3.1.2 1912-1949的农村金融 |
| 3.1.3 1912-1949的农村金融对经济的影响 |
| 3.2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 |
| 3.2.1 1949-1979的农村经济 |
| 3.2.2 1949-1979的农村金融 |
| 3.2.3 1949-1979的农村金融对经济的影响 |
| 3.3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 |
| 3.3.1 1979至今的农村经济 |
| 3.3.2 1979至今的农村金融 |
| 3.3.3 1979至今的农村金融对经济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助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
| 4.1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演进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分析 |
| 4.1.1 模型的基本假设 |
| 4.1.2 一般均衡与超边际分析 |
| 4.1.3 均衡结果解释 |
| 4.2 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助推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4.2.1 农村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4.2.2 农村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4.2.3 农村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演进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1 我国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动态分析 |
| 5.1.1 微观层面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 |
| 5.1.2 宏观层面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 |
| 5.1.3 农村金融化程度的横向比较 |
| 5.2 我国农村市场深化指数构建 |
| 5.2.1 指标体系解释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与计算 |
| 5.2.3 农村市场深化指标分析 |
| 5.3 市场深化与农村金融演进的面板VAR检验 |
| 5.3.1 面板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相关指标和数据来源 |
| 5.3.3 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
| 5.3.4 面板VAR模型的距估计 |
| 5.3.5 面板VAR模型方差分解 |
| 5.3.6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4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随机效应检验 |
| 5.4.1 面板模型构建 |
| 5.4.2 相关指标和数据来源 |
| 5.4.3 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
| 5.4.4 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对经济增长传导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1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规模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的检验 |
| 6.1.1 面板模型构建 |
| 6.1.2 相关指标和数据来源 |
| 6.1.3 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
| 6.1.4 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
| 6.2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检验 |
| 6.2.1 面板模型构建 |
| 6.2.2 相关指标和数据来源 |
| 6.2.3 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
| 6.2.4 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
| 6.3 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检验 |
| 6.3.1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
| 6.3.2 农村金融效率分析与测度 |
| 6.3.3 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推进市场深化、促进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
| 7.1 扩大农村金融规模 |
| 7.2 优化农村金融结构 |
| 7.3 改善农村金融效率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结论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区域差异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综述 |
| 2.1 货币需求理论及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
| 2.1.2 货币需求框架下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 |
| 2.2 货币供给理论分析及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货币供给理论梳理 |
| 2.2.2 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讨论 |
| 2.2.3 货币供给框架下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 |
| 2.3 货币的产出效应理论及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货币中性及非中性讨论 |
| 2.3.2 货币流通速度与产出关系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区域差异的特征事实 |
| 3.1 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特征事实 |
| 3.1.1 货币流通速度的整体下降 |
| 3.1.2 货币流通速度的区域差异 |
| 3.1.3 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比较 |
| 3.2 区域划分与分析方法 |
| 3.2.1 研究区域划分 |
| 3.2.2 敛散性分析方法 |
| 3.3 区域货币流通速度收敛性分析 |
| 3.3.1σ-收敛分析 |
| 3.3.2β-收敛分析 |
| 3.3.3 俱乐部收敛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货币需求框架下区域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理论分析 |
| 4.1.1 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需求的理论关联 |
| 4.1.2 货币需求函数的再推导 |
| 4.1.3 区域货币需求函数的构建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指标选取及设计 |
| 4.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3 模型设定与估计 |
| 4.2.4 结果分析 |
| 4.3 对资产市场的进一步考察 |
| 4.3.1 资产市场与货币需求的理论考察 |
| 4.3.2 指标选择及数据处理 |
| 4.3.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货币供给框架下区域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分析 |
| 5.1 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区域非均衡 |
| 5.1.1 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
| 5.1.2 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空间表现：区域供应不平衡 |
| 5.2 货币供应区域不平衡来源的理论分析 |
| 5.2.1 信贷投放渠道下的来源分析 |
| 5.2.2 财政收支渠道下的来源分析 |
| 5.2.3 国际收支渠道下的来源分析 |
| 5.2.4 货币冲销操作的区域效应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3.2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3.3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
| 5.3.4 货币资金区域间流动性测算 |
| 5.4 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
| 5.4.1 基础货币投放区域差异讨论 |
| 5.4.2 货币乘数的区域差异性讨论 |
| 5.4.3 区域间货币流动分析 |
| 5.4.4 冲销操作区域效应讨论 |
| 5.4.5 货币供给区域差异对区域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货币冲击对产出作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 6.1 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6.1.1 分析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VAR与SVAR） |
| 6.2 基础货币冲击对不同区域货币供给的脉冲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2 滞后期确定与系统稳定性检验 |
| 6.2.3 SVAR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2.4 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6.3 货币冲击对区域产出增长的影响 |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2 模型建立 |
| 6.3.3 脉冲响应分析 |
| 6.3.4 方差分解分析 |
| 6.4 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
| 6.4.1 对以上两个非对称过程的逻辑梳理 |
| 6.4.2 对区域货币流通速度差异性的一个综合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及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问题与研究视角 |
| 1.1.1 农村金融问题 |
| 1.1.2 研究视角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农村金融 |
| 1.2.2 金融调节 |
| 1.2.3 金融法治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成果的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内容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意义 |
| 2. 农村金融调节的一般正当性基础 |
| 2.1 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的属性、功能与国家调节义务 |
| 2.1.1 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的人权属性 |
| 2.1.2 人权视角下的农民基本金融权利构成 |
| 2.1.3 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的功能及其对应的国家义务 |
| 2.2 农村金融调节的补充、独立地位及其局限性 |
| 2.2.1 农村金融市场调节的不足需要农村金融调节的补充 |
| 2.2.2 农村金融调节独立于农村金融监管 |
| 2.2.3 农村金融调节的失灵及其局限性 |
| 2.3 农村金融调节中的法益平衡保护 |
| 2.3.1 农民基本金融法益的保护 |
| 2.3.2 农村金融调节中国家法益的保护 |
| 2.3.3 农村金融调节中其他市场主体的法益保护 |
| 2.4. 农村金融调节正当性的法治保障 |
| 2.4.1 农村金融调节的实体法治 |
| 2.4.2 农村金融调节的程序法治 |
| 3.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问题 |
| 3.1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的立法沿革 |
| 3.1.1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模糊的农村金融调节立法 |
| 3.1.2 改革开放至2002年逐步独立的农村金融调节立法 |
| 3.1.3 2002年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出后农村金融调节立法的新发展 |
| 3.2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实质问题 |
| 3.2.1 金融公平精神的缺失 |
| 3.2.2 相关制度缺乏保护农民金融权利的精神内核 |
| 3.2.3 行政权力对农村金融的过度控制 |
| 3.3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形式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调节法的不独立 |
| 3.3.2 农村金融调节法律规范的缺失 |
| 3.3.3 农村非银行金融调节规范的缺失 |
| 3.3.4 农村金融调节规范实施机制的缺失 |
| 4.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问题的形成机制 |
| 4.1 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农村金融抑制 |
| 4.1.1 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与表现 |
| 4.1.2 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下农村金融抑制的形成 |
| 4.2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金融抑制的累积 |
| 4.2.1 城乡二元体制系统性作用下农村金融抑制的深化 |
| 4.2.2 城乡二元体制变革惰性下农村金融的长期抑制 |
| 4.3 农民金融立法参与权缺失下金融权利(益)分配的不足 |
| 4.3.1 金融立法参与权对金融权利(益)分配的一般影响 |
| 4.3.2 中国农民金融立法参与权的缺失状况 |
| 4.3.3 金融立法参与权缺失下农民金融权利(益)配置的问题 |
| 4.4 农村金融政策规范偏好下金融行政权力的扩张 |
| 4.4.1 金融政策性规范与金融法律性规范之比较 |
| 4.4.2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政策偏好 |
| 4.4.3 农村金融调节规范政策偏好下金融行政权力的扩张 |
| 4.5 农村金融调节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 |
| 4.5.1 农村金融调节的正式规则 |
| 4.5.2 农村金融调节的非正式规则 |
| 4.5.3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 |
| 5.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理念重构 |
| 5.1 保障农村金融公平 |
| 5.1.1 农村金融公平的两层含义 |
| 5.1.2 对一种农村金融公平观念的质疑 |
| 5.1.3 城乡金融公平发展与国家义务 |
| 5.1.4 金融公平理念下的农村金融调节立法要求 |
| 5.2 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
| 5.2.1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关系的私人性质 |
| 5.2.2 市场理性与民商法的功能 |
| 5.2.3 农村金融市场滞后下的市场培育立法要求 |
| 5.3 实现农村金融调节法治 |
| 5.3.1 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的基本内涵 |
| 5.3.2 中国农民基本金融权利体系的构建 |
| 5.3.3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权与金融监管权的分离 |
| 5.3.4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权的内部制衡 |
| 5.3.5 农村金融调节法治理念下的金融调节立法要求 |
| 6.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完善 |
| 6.1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内容体系与形式 |
| 6.1.1 影响农村金融调节规范内容与形式的一般因素 |
| 6.1.2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内容体系 |
| 6.1.3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规范的形式选择 |
| 6.2 中国农村金融调节基础性规则的完善 |
| 6.2.1 农村金融基本法的完善 |
| 6.2.2 农村金融市场规则的完善 |
| 6.2.3 农村金融监管规则的完善 |
| 6.3 农村金融调节基本规则的完善 |
| 6.3.1 农村金融调节总则性规定的完善 |
| 6.3.2 农村金融市场规制基本规则的完善 |
| 6.3.3 农村金融国家投资与经营基本规则的完善 |
| 6.3.4 农村金融宏观调控基本规则的完善 |
| 6.4 农村金融调节配套实施规则的完善 |
| 6.4.1 农村金融调节操作性规定的完善 |
| 6.4.2 农村金融调节激励规则的完善 |
| 6.4.3 农村金融调节约束规则的完善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结构安排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四、主要创新点 |
| 五、未来研究的方向 |
| 第二章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流通速度及其影响因素 |
| 一、货币流通速度范畴下的有关概念界定 |
|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 |
| 三、资产交易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
| 第二节 货币供给与名义收入间的关系分析 |
| 一、基本假设与含义 |
| 二、古典模型和货币数量论 |
| 第三节 凯恩斯理论：收入速度的系统变化 |
| 一、流动性偏好、价格灵活性和预期 |
| 二、价格刚性下的凯恩斯总供求模型 |
| 第四节 名义收入的调节与中介目标的选择 |
| 一、菲利普斯曲线回顾 |
| 二、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一般模型 |
| 三、金融资产与货币调节机制 |
| 四、金融资产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分析 |
| 第一节 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 |
|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特征：U型特征 |
| 二、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趋势的决定因素 |
| 三、对制度主义假说的实证检验 |
| 第二节 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与政策含义 |
|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政策含义 |
| 二、货币流动速度的稳定性与政策中介目标的现实演化 |
| 三、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金融创新、资产交易与货币流通速度 |
| 一、金融资产交易与M1流通速度 |
| 二、金融技术冲击与M2流通速度 |
| 三、住房市场、股票市场交易与货币流通速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 |
| 第一节 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及效果回顾 |
| 一、1984——1996年间的货币政策 |
| 二、1997——2002年间的货币政策 |
| 三、2003——2012年间的货币政策 |
| 第二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特征 |
|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基本变化特征 |
| 二、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分析 |
| 三、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 |
| 四、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 |
| 第三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低水平与超额货币 |
|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比较 |
| 二、我国超额货币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改变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低位运行局面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 |
| 一、模型和参数选择 |
| 二、模型计算及结果 |
| 三、结果分析与经济解释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我国的货币化进程 |
| 一、产品市场的货币化 |
| 二、资源和资产的货币化 |
| 三、总结 |
| 第三节 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展 |
| 一、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 |
| 二、我国居民资产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
| 三、我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失衡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资产市场的货币传导效率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 |
| 一、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 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影响资产价格的相关文献回顾 |
| 二、我国货币数量变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三、结论与解释 |
| 第三节 资产市场的消费效应与投资效应 |
| 一、资产市场消费效应的文献回顾 |
| 二、资产市场投资效应的文献回顾 |
| 三、我国资产市场消费效应与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第四节 资产市场的货币沉淀效应 |
| 一、资产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
| 二、我国资产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三、我国资产市场的货币沉淀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村货币流通调控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D]. 谢世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5]革命视野下的金融：北海银行研究[D]. 钟钦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D]. 常卉颉. 厦门大学, 2017(08)
- [7]市场深化下农村金融演进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理论逻辑及验证[D]. 张鹏. 西北大学, 2015(05)
- [8]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区域差异性研究[D]. 徐建卫. 兰州大学, 2015(03)
- [9]农村金融调节法治问题研究[D]. 左平良. 中南大学, 2014(12)
- [10]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D]. 于宾. 南开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