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庞坤缺[2]（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指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宁宁[5]（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胡锡琴[6]（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闫亚娟[7]（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邵冰[8]（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田野[9]（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提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张晨瑶[10]（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制造业产业 |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 2.1.4 经贸摩擦 |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 6.1.1 中国因素 |
| 6.1.2 美国因素 |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的内涵 |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国际背景 |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 3.1.2 国内背景 |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 4.1.2.1 主动开放 |
| 4.1.2.2 全面开放 |
| 4.1.2.3 共赢开放 |
| 4.1.2.4 双向开放 |
| 4.1.2.5 公平开放 |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 5.1 思想维度 |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 5.2 实践维度 |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6.1 理论创新 |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 6.2 实践意义 |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 6.3 世界影响 |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6]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8]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