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稀土学报总目次第10卷(1992)（论文文献综述）
林光钊[1]（2021）在《清代宁夏进士述考》文中提出
邹俊杰,何宏林,横山佑典,魏占玉,石峰,郝海健,庄其天,孙稳,周朝,白滨吉起[2]（2019）在《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方法:国内外应用现状及展望》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断层面形貌测量、地球化学元素测定和第四纪定年方法等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利用基岩断层面记录的信息研究古地震成为可能的技术方法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专业角度开展了大量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文中对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系统地介绍了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和应用实例,并对比了各种方法的优劣与局限,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形貌表达参数繁多且优劣不明、宇生核素法限定古地震年代的不确定性较大、定年方法种类较少难以满足不同岩性断层面的测年需求、形貌与物化特征等参数未与绝对定年方法紧密联系并建立可靠的年龄标尺、缺乏断层面暴露前后经历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机理性研究以及单一方法研究居多而多方法综合比对不够等一系列问题。建议在今后的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工作中应当加强对各形貌学模型参数值的可靠性、适用性及精度的总结评估;改进当前测年技术的数学模型,优化核素产生机制和产率模型,并及时引入新兴的高精度测年技术;适时地构建区域内相对定年指标（X）与绝对定年年龄（T）的关系模型,建立年代标尺;积极开展基岩断层面样品的形貌结构和矿物成分分析等微观尺度的研究,加强对断层面所经历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机理性研究以及多学科、多方法综合对比性研究。总之,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表达、从单一学科方法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某一技术指标探索到多源数据技术综合运用,注重相对定年指标（X）与绝对定年年龄（T）的结合、注重显微尺度的机理性研究,是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将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与松散沉积物区的探槽技术紧密结合,将更为有效地恢复活断层带上更加完整的古地震序列和强震活动历史,从而对区域地震危险性给出更为合理的评价。
陈力[3]（2017）在《论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文中研究说明以1959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为缔约国确立了非军事化、南极环境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宽泛的国际法义务。随着南极条约体系的不断发展,南极人类活动的形式也从早期单一的政府组织的科学考察活动,朝着南极旅游、南极渔业以及南极生物资源勘探等多元化的商业活动方向发展。南极条约体系主要通过国际法层面的视察机制,以及敦促缔约国采取必要的国内立法或其他适当措施的形式具体实施和执行其所确立的原则与规则。不过因视察机制缺乏必要的救济措施、属人管辖限制而造成的对非缔约国执法真空,以及因地理位置遥远、气候环境严酷而导致的法律执行不能等问题依然困扰整个南极机制。面对挑战,南极条约体系应通过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南极视察机制以及加强公民极地教育等综合执法手段加以积极应对。
钱秉毅[4]（2017）在《明清时期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演进与西南边疆治理 ——基于明清云南省和民族图册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由诸多拥有世居家园的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多民族国家,必然要对民族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是要对治理的对象有所认知。本论文通过对明清云南所修省志和民族图册“滇夷图”的深入剖析,研究明清王朝官僚体系之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对同期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演进过程,探讨民族认知如何成为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差异性的民族认知如何导致差异性的国家治理,而国家对边疆的差异性治理又如何影响对非汉民族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揭示民族认知在明清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土司制度在云南完善与取缔并存,这是明代国家政权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与西南边疆治理最关键的两个时代因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风俗志中对云南各地非汉民族的差异认知、正德《云南志》对景泰志的继承、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及《滇略·夷略》的创制,再到明代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总结之作天启《滇志》创制新的方志体例《种人》来集中收录有关非汉民族认知的内容,明王朝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有一个数量增多,内容丰富,地域拓展的演进过程,其认知注重于对民族称谓、分布、外貌服饰、饮食居住等表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明代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采取以汉族移民区为依托,一方面深入认知在移民区以内的非汉民族,另一方面接触认知移民区周边民族的墨渍晕染式的民族认知模式。采用这种模式进行的民族认知,呈现出内部深化完善、外部边缘拓展,由内而外力度逐步减弱的圈层差异。而以这种圈层化的民族认知为基础,云南的治理呈现出内边与外边政区分野及对内、外政区差异性统治的特点。康熙《云南通志》中有关云南非汉民族的记载,是清前期国家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反映,其内容对天启《滇志》的沿袭,反映了清前期对明末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继承。而在核心统治者为非汉民族,所持民族观与明代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以蔡毓荣、刘彬等为代表的清廷官员、知识分子对土司问题的深入思考,表明这一时期的民族认知,已经透过表征进入了对具体民族问题思考的阶段。雍正时期进行的改土归流是清中期国家西南边疆治理重大举措,改土归流在滇东北与滇西南所呈现出的不同流程与成效,反映了民族认知与治理存在偏差与否对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不同影响。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即是以前期的民族认知为基础,又对其后民族认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雍正《云南通志·种人》的相关记载正是这种认知与治理互动关系的反映。乾隆时期编绘的《皇清职贡图》对中外民族进行了区分,其对云南非汉民族生产生计方式及缴纳赋税贡品情况的关注,表明国家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已经演化到了关注民族文化伦理、共同历史记忆及国家认同的阶段。同样编绘于乾隆时期的《滇省西南诸夷图说》则体现了云南地方在民族认知上的地域拓展。在民族认知深化基础上,乾隆年间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直隶州、直隶厅的设置,是国家治理政策针对边疆民族特殊情况而进行的调适。嘉庆时期绘制的《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代表清代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最高水平。《滇省舆地图说》按照云南三迤的区域划分对云南进行综合全面的认知。在圈层与区域结合的基础上,《滇省夷人图说》突出了民族认知的内容。《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中民族与地理结合,体现了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明确对民族的统治而明确对民族分布地统治的“以人确地”的国家边疆构建模式。清代采取了“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由熟及生”的链条式认知模式,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云南非汉民族有了更高效、地域拓展更为明显的认知。清政府在明代民族认知基础上,通过方志种人志的修纂与民族图册的编绘,对国家西南边疆的疆域与民族进行了清点与确认,通过以“以人确地”的国家构建方式,表现了民族认知对于国家疆域和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是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而国家的边疆民族治理也会对民族认知产生巨大的推动影响作用,民族认知的演变又会促使国家治理政策作出调适。这一边疆民族治理的逻辑链环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来源于实践的认知,如何影响实践,即“认知——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理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体现。
沙吾列·依玛哈孜[5]（2016）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我国的支援边疆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制定的政策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政的全盘谋划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的治国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民族政策。因此,研究支援边疆政策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治理论为指导,以多学科为角度,在边疆治理理论框架下,理清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边疆政策模式,以及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区情出发,科学把握党在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全面总结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及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环境、历史积淀、经济发展、社会发育、文化心理、公共安全、周边安全等层面认识和理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针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互动规律,为进一步坚持与完善支援政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主要从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入手,分析支援边疆政策依托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理清中国共产党支援工作及支援边疆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图揭示并较系统地概括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综述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成效、成功的经验,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这伟大创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中做出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贡献。同时,总结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研究的目的、意义进行全方面的论证。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和援助政策依据。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目标（分类目标）。分析概括了实现支持与援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目标的实施工具,即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采取的直接支援和间接支援所包含的不同政策措施。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与援助政策的根基进行认真剖析,以实事来进一步阐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边疆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较充分论证制定政策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贫困因素、边境因素之现实依据。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主要梳理和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或历史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政策措施。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本章主要依托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文件,并以此为支撑,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支援边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概述和分析。即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政策经历了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建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建立了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经济财政等方面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加强支持和援助力度,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继续加大中央支持和援助及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大团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本章主要结合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实际数据来阐明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实践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边疆支援政策的实效性由于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发展基础的薄弱性、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等而受到的影响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第六章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持与援助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和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即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科学性;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在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上。支持和援助边疆地区正是提升边疆各族人民幸福指数、推动边疆地区发展和繁荣提出的重大措施之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要逐步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复杂等种种制约因素,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总之,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梳理和数据分析,积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史”的发展脉络,依托政策、文件,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采取的支持与援助政策,并更加细化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段划分和政策内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连续的支援边疆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并阐明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的效应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见解及意见。
罗金满[6]（2016）在《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具有时间和空间两重属性。文化地理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空间现象、空间过程及规律的科学。以文化区域地理、文化发源、文化扩散、空间分布、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分区差异为主要研究主题和对象。戏曲文化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大腔戏是明代弋阳腔入闽后与地域方言、民间宗教、民间音乐、歌舞以及木偶戏等相关因素融合形成的古老声腔剧种,流布于福建中北部的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南平、三明等县市,其历史悠久、渊源复杂、积淀丰厚、形态独特,至今仍为福建乃至全国戏曲保存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大腔戏的形成、发展、生存及分布与地域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人口迁移、经济交通、宗族社会、地域方言、民间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等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在文化地理学理论指导下,结合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音乐学、文献学等多门科学知识,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从大腔戏流行区的地理背景,大腔戏的发展历史与分布,大腔戏艺术形态的文化整合,大腔戏发展的文化生态,大腔戏发展的文化景观,以及大腔戏发展的分区差异等方面,对大腔戏发展的文化地理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挖掘其丰富的文化蕴涵,探究其内在联系及规律,不仅是对大腔戏文化遗产进行及时抢救、挖掘和整理、研究,为其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经验与思考,而且是对戏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与开拓,从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借鉴。
梁初阳[7]（2015）在《岑毓英治滇研究》文中认为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经营近卅载,中间经历了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对岑毓英治滇历史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程。然而由于曾经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入,致此研究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论文采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包容为新的评判标准,通过创新理论、改进研究范式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手段,对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咸同军兴时期,云南地方矛盾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加之主政大臣畏缩逃避,地方武装割据纷争,乡勇团练残暴横行,地方统治秩序混乱,民众生活痛苦。岑毓英经过苦心经营,重新统一地方政局,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其西南主政者的政治地位。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已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岑毓英在云南民生的恢复和发展上,始终坚持“与民休息,培植元气”的方针,他顶住压力,不顾政绩,数次上奏清廷请求减免云南地方田赋和盐课,直至其病逝于云贵总督任上,云南全省每年的田赋没有征足咸丰以前的数额,盐课中的杂捐也没有恢复征收,使战后云南残破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在主持恢复云南铜业开采过程中,他坚持随行定价,拒绝执行清廷制定的官价征收政策,避免铜贱伤民;他还力主裁革夫马弊政,减轻滇省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对云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有深远影响。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殖民浪潮,其中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势力,越南和缅甸逐步沦为其殖民地。岑毓英领导云南地方军民积极经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抚绥土司达到用固藩篱的目的。“马嘉理案”使岑毓英含恨去职,他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经营被迫中断,此事件更坚定其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的决心。再督云贵后,岑毓英更为沉着老练,在处理“浪穹教案”的过程中,他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反抗外国传教士暴行的地方民众。岑毓英在迤南调解纳楼土司内斗,设四土舍分而治之,有效化解民族内部矛盾,恢复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赢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上处置得当,赢得了民心,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中法战争及滇越划界期间,云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仅阻止了法国侵略者的进一步入侵,还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力图收复清政府划界中的失地。当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岑毓英慨然请兵,入越抗法,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达到其个人事业的巅峰。滇军在越南战场上与强大的法军对垒,通过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应用电报获取战场情报,锻炼了以丁槐为代表的一批将士,使滇军战力大幅提升,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滇军也在战争中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变。此时期岑毓英还在云南兴办近代工商业,架设电报线,开启了云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法战后,英国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完全吞并,其侵略势力直逼滇西边境。随着越、缅的沦亡,中国西南地区藩篱尽失,堂奥洞开,云南也成为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内陆的滩头阵地。为应对滇边潜在的国防危机,岑毓英积极经营,他在滇边战略要地十洲三猛、都竜及三蓬等处积极经营,或勘界立碑,或驻军防守,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民众回归祖国的正义要求。在中法勘定滇越边界过程中,岑毓英事先搜集边境地区的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迫使法国方面按图定界,其构筑滇南国防优势的目的得到部分实现。岑毓英建设国防主张在滇越划界中的实践,与今天滇越边界走向的形成有重要关联。岑毓英还通过设置临安开广道,加强滇南边境地区的管控。岑毓英在裸黑山地区积极经营,进行改土设流,通过镇边直隶厅的设置,强化了中国在此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存在,使英国殖民者借口此地曾经两属而企图出兵侵占的阴谋破灭,对后来滇缅边界南段的划定产生重要影响。岑毓英在晚清云南地方的经营,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建设巩固的西南边疆有重大贡献。
刘悦[8]（2011）在《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内容为中药传统的药性理论。文中前言部分对文题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分析。鉴于古代“药性”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含义复杂,实际用法多变,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药性”局限于狭义范围,即由药物内在物质所决定的,与药物产生效应相关的药物毒性及寒热之性等。其中“四气”药理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四气”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原始出处明确,含义鲜明。本文文题中,将“四气”所包含的药物理论视为一种“药理说”。“药理”在文中所指的是中药传统的药理说。虽然当今普遍将“药理”一词特指西药药理学,但由于该词在历史上就是中医药固有名词,本文属于探讨中药药理历史的专论,所以尊重历史事实,在文题中仍使用“药理”一词。“四气”药理说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直线性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金元时期的“四气”药理已经被赋予《神农本草经》所言之外的内容。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本文使用了“嬗变”一词,意在提示“四气”药理具有比较特殊的演变过程。在完成“四气”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之后,本人发现目前该研究的薄弱环节是缺乏严谨的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忽视史料的甄别,史料年代不明；忽视搜集年代相对比较明确的文史资料；忽视对药性理论发展具体过程的系统研究,文献资料占有不够全面,等等。本人博士生在读期间,曾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中子课题（“中药药性成因研究”）,及《中华大典·药学分典》课题,得以收集了大量的医药古籍资料,以及文史方面的一些材料。因此,本文撰写过程中,按照医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从医药、文史等各方面的文献中搜求年代确切的可靠史料,并对史料进行甄别、遴选、利用。正文按时代先后对古代药性起源及“四气”药理说的嬗变过程进行纵向、尽可能系统地研究。希望能较为真实地还原历史,并为现代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历史借鉴,为现代修订药性或确定新发现药物的药性提供参考。文中根据研究内容的特点（而非社会学意义的朝代）划分出4个历史时段,并将各时段的主要特点体现于标题中。这4个时段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其分别是：（1）药性的早期体察与“四气”归纳——先秦至魏晋时期（公元420年以前）（2）药性成因初探与“四气”理论扩展——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公元420-960年）（3）“四气”理论修正与药类法象——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4）“四气”及相关药性的界定与理论总结—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先秦至魏晋时期,是早期药性孕育与理论萌生期。春秋以前,最早被认识的药性集中在“毒”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对疾病寒热属性认识的深化,使药物寒热属性已处于孕育之中。秦汉之际,药性寒热处于有实无名期,根据《史记》记载的侍医遂与淳于意一场医药辩论,可知最晚在西汉初,人们已经认识到药物具有对立的阴阳、刚柔（实即寒温）之性,并已用来指导临床用药。东汉初《汉书》“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的记载表明,西汉后期药性寒热已经名实俱备。约在西汉后半期（公元前1世纪）,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先代医药学家将气候术语“四气”引进本草学,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大致成书于西汉后期的《神农本草经》序论中记载了“四气”一词,及其具体内容（寒、热、温、凉）和运用原则（“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从而在西汉末形成了“四气”药理说。通过比较这一时期《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中的药性记载,可知《本经》药性虽是必备内容,但仍嫌粗略。“别录”对药性的体察日趋细微,并注意到炮制、药物不同部位与种类、产地等对药性的影响。《内经》（不包含“七大论”）中虽然也论及“气”、“味”,但与《本经》之四气、五味无直接联系。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药性成因初探与“四气”理论扩展期。梁·陶弘景首次系统探究单味药性的成因、订正药性,并记载了药物寒热属性之外对药“气”的认识。这类药“气”或为药物某些特性及能力,或为药物的可嗅之气。陶弘景在编制“诸病通用药”表时,用朱点、墨点、无点来标示药物的热、冷、平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氏主张药分三性。至隋唐五代,药性含义扩大到药物的体性（形质、气嗅等）、性能（十剂）等方面。药物性、效呼应成为探讨药性的主要途径。此外,药物的炮制、产地、时节、品种成为影响药性四大关键因素。五代末单味药之“凉”性记载始见于本草着作,体现了“四气”理论的深刻影响。唐·王冰补入《素问》的“七大论”中有药物气味论说。这些论说根据临床用药遇到的新问题（“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拓展了“四气”药理运用的范围,提出了应对新问题所需的反佐法、根据脏腑属性用药,并主张用药“四畏”与气味结合分治六淫等用药法；还从哲学层面提出了气味（并不局限于实指药物的气味）分阴阳厚薄以及气机升降思想。这些论说成为此后“四气”理论嬗变的思想渊源。宋金元时期是“四气”理论修正与法象药理盛行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除延续前代药性订正及成因探讨之外,“四气”命名质疑、“法象”药理说兴起、“四气”理论嬗变,是这一时期药性发展最突出的三大特征。北宋寇宗爽在深入探讨单味药性、效的同时,首次提出用“四性”代替“四气”的主张。但此主张由于存在某些缺陷,所以最终难以普遍推行。金元医家法天象地,将药性之“四气”,嬗变为与“地气”相对应的“天气”,从而赋予“四气”以厚薄阴阳、升降浮沉,以及与脏腑机能相对应等内涵。从金元时期开始,《本经》“四气”与《素问》“气味”开始糅合成一体,使“四气”理论的临床运用范围急剧扩大,并出现“甘温除大热”等新的用药法,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已有医家觉察到嬗变后的“四气”药理说中出现了概念混乱问题。所谓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升降浮沉等,乃是阴阳二气的衍生之物,并非《本经》最早的“四气”概念。因此明清医家在延续前代已开拓的订正药性、汇集前人药理学说等研究内容之外,开始尝试规范“四气”相关的不同概念。其中出现了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的“性、气、臭”三分说,明末《药品化义》中的“气、形、性、能、力”五分说。明·缪希雍提出“气之毒者必热,味之毒者必辛”说,将气、味、毒三者联系起来。清·徐大椿提示,古人处方用药,并非专门依据药性寒热之性推衍。药物具有不同的功用,医家们可能从其不同的性质入手用药,甚至有药性寒热与病情的寒热温凉似乎毫不相关,但却能取神效。并且“四气”等药性理论,仍存在许多不可解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从试验中获取新知。明·李时珍则认为“升降在物亦在人”,强调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炮制、配伍等）去控制和改变药性,扩大治疗范围。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药“四气”药理说是在中医治疗实践中形成的药物寒热属性的理论,是继药物的毒性、五味药理说之后的一项重要理论。2000多年来,以“四气”为总称的药性寒热理论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历代医药学家诠释、发展着这一理论,并尝试用多种方法对单味药药性进行考订。“四气”理论的共同的特征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述,即：基于药物内在物质受物种、环境、人力的影响,产生感官所能觉察的寒热温差及治疗不同属性疾病（早期主要是寒、热疾病）并取得效应的规律总结。该理论的核心检验标准是药物的性、’效呼应。《神农本草经》最早记载的“四气”药理说,经过金元医家运用《素问》“气味”论进行新的整合与调整,其内容业已翻新。此后“四气”药理的内容与运用方法日益丰富,成为当今中医用药的重要参考。本文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采用医史学研究方法,严格甄别遴选可靠史料,对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按时代为序,进行了纵向系统的研究。本文依据具有标志意义的《史记》等正史或年代明确的文史与医药资料,确定气候术语“四气”被引入本草学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其时间在西汉后半期。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是“四气”得以引入本草学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引进“四气”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是先代医家们的创举,其具有合理性。（2）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四气”药理说在金元时期嬗变的过程与内容。嬗变前的《本经》“四气”药理说仅限于药性寒热,其运用亦仅限于针对寒热病因。嬗变后的“四气”药理说被纳入五行学说的框架之中,分别与五味、脏腑等建立起联系,其作用则扩大到可升降上下、可归属于相应的脏腑,从而形成了与病势、脏腑病机相适应的新型“四气”药理说。（3）系统归纳了古代寒热药性的各种成因及影响因素。其中特别对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宋·王继先《绍兴本草》两部本草着作中的药性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归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药物效应反推是确定药性寒热的主要方法。此外还有以物性证药性、法象联想、五行推导、以类相求、经验总结等,都可以用来确定药性。文中还发掘出民间以植物形态确定药性的罕见方法。生熟炮制、配伍方式、种植地区、药用部位、药物品种、采收时节等是可以影响到药物的寒热之性,使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文中还从分析宋·寇宗爽提出将“四气”改称“四性”观点的实际影响（响应者寥寥）出发,分析了其难以为后世接纳的原因。此外,本文还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现代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予以考辨,并分别提出了初步意见。
孙雪霄[9]（2011）在《顾炎武诗歌考论》文中提出迄今为止,学界对顾炎武的研究呈现重学术而轻文学的局面。关于顾炎武在经学、理学、史学、经济学、小学等方面的成就及思想,学界前辈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而关于顾炎武文学成就的研究,不论是研究视角的广度,还是研究层次的深度,都无法与其学术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重学术而轻文学的局面,究其根源在于顾炎武本身就是一位对清代学术诸领域有着奠基性重大意义且并不以文人自居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上,顾炎武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且影响深远,堪称清初诗坛之巨擘。本文立足于顾炎武的诗文着述和明清易代史料,对顾炎武生平经历中影响深远但未获关注,或前人有论但存在争议的问题再做考证；对顾诗中隐含的抗清经历、行旅历程等史事进行梳理；结合时代背景和诗歌创作实际,对其诗学渊源、诗歌思想和诗艺特色等问题再做深入论析。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对顾炎武生平的考论。内容包含顾炎武的家学渊源、明清易代之际的社集活动和影响、黄培诗案和济南狱始末、北游不归原因等。笔者结合顾炎武诗文作品和相关史料文献,对前人论述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证,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并初步揭示出这些事件对顾炎武生平、创作的深远影响。第二、三章旨在充分发掘顾诗“以诗纪史”的史料价值,并结合明清易代之际大量的史料文献,对顾炎武一生的抗清经历和行旅历程进行系统、全面的考论：顾炎武以诗笔幽隐地记录着自己的抗清活动,将这些线索穿连起来,就可以从中窥见明清易代之际遗民活动的真实情景；顾炎武一生游历南北,足迹遍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地,经历之广在清初诗人中罕有人匹,而在其人生历程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他的行踪,为后人探寻他的行踪事迹留下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以诗来观其行,不仅可以清晰勾勒出其人生行旅轨迹,也可从中窥见其行为背后的心路历程。第四、五、六章主要结合顾炎武的学术风格、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背景和顾炎武诗歌创作实践,对其诗学思想、诗学渊源、诗艺特色作全面深入的考察：顾炎武对古今诗文创作理论和实践做了深刻的反思,就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诗文创作和时代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人品格四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诗论主张,对后世诗人的创作实践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顾炎武学诗自明七子入手,并在承继的同时对其诗学弊病做了深刻的反思,而诗学造诣远非七子可以牢笼,为给自己树立更高的标尺,顾氏“进而益上”,将诗圣杜甫作为师法的对象,在对杜诗的涵咏中锻炼诗艺,在对杜诗精神的承传中将诗歌创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顾炎武的诗艺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贯穿着深沉的兴亡主题；情辞凝练古雅、隶事用典熨帖切当,开启有清一代以学问入诗之端倪；诗风如风霜般沉郁沧桑、似松柏般遒劲坚毅,气骨峥嵘,有金石之声。本文力图打破以往学界对顾炎武诗歌研究多浮泛之论而少深入体析的不足,将顾炎武的诗歌创作与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爬梳和充分的诗作实例分析,对顾炎武的诗歌创作形成更为系统、深入的认识,期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第一,在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背景、诗歌发展史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这三重语境下综合考察顾炎武的诗歌创作,充分彰显其诗歌的思想、风格、意义和价值。顾炎武一生不以文人自居,首先是遗民、学者、其次才是诗人,对他来说,诗歌创作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即时地抒写自己的见闻感慨,记录这段硝烟弥漫、血流漂杵的亡国痛史和自己艰辛坎坷但矢志不移的心路历程,依严迪昌所论：“作为遗民诗群中影响深广的杰出爱国者,倘若人们无视顾炎武之为诗,就其本意只相副于诸如‘五谒孝陵,四谒横宫’之类践行,作为明志和张扬舆论、鼓舞士气、激励同志的一种器具的话,那么岂止有悖于诗人原不欲以诗鸣世的初衷,也难以确定其在诗史中应有的切实的地位”。顾炎武诗歌远绍杜甫、近承七子,“逗出一代诗学倾向”,堪为遗民诗典范。他很少单纯地探讨文学问题,常将文学置于治道的高度加以思考的,其诗歌创作其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一脉贯通的。由此可见,如果缺乏社会历史背景、诗歌发展史背景、顾炎武的学术思想背景这三重语境的支撑,就不可能对顾诗做出深刻的体析。第二,综合考察、梳理明清易代之际的史料文献、诗歌中蕴含的史实和顾炎武的诗歌创作实践,将从三条线索中获得的讯息比照串联,发掘顾炎武幽隐诗笔中蕴藏的史事、情感,并通过对其诗篇的深入体析、品赏,对其诗风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第三,综合运用考据、审美、思辨三种方法全面考察顾炎武的诗歌创作。本文不论是对顾炎武生平事迹的考证,还是对其诗歌思想、诗学渊源、诗艺特色的体析都本着考论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述,以诗史互证的视角发掘其诗歌的史料价值、通过大量的诗作品赏获得对顾诗思想风格的深入体认,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和顾炎武的学术特色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对顾诗进行全面深入的体析,推动顾诗研究走向深入。
詹志华[10]（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二、中国稀土学报总目次第10卷(1992)（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稀土学报总目次第10卷(1992)（论文提纲范文）
（2）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方法:国内外应用现状及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研究历史 |
| 2 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应用 |
| 2.1 基岩断层面形貌测量分析法 |
| 2.2 宇宙成因核素暴露测年法 |
| 2.3 光释光晒退深度判别法 |
| 2.4 岩石物理性质特征判别法 |
| 2.5 地球化学元素判别法 |
| 2.6 其它辅助方法 |
| 3 不同研究方法的分类对比 |
| 4 问题与展望 |
| 4.1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 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
（3）论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南极条约体系的直接实施:视察机制 |
| 1.1 1959年《南极条约》规定的视察机制 (Ins-pection) |
| 1.2《议定书》规定的视察制度 |
| 1.3《养护公约》规定的视察机制 |
| 2 缔约国实施:南极条约体系的国内法转化与执行 |
| 2.1 南极条约体系的相关规定 |
| 2.2 缔约国实施南极条约体系的管辖权基础:属人管辖 |
| 2.3 缔约国实施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 |
| 3 南极条约体系的执法真空:对非缔约国及其国民的效力 |
| 3.1 南极条约体系与非缔约国关系的相关规定 |
| 3.1.1《南极条约》的规定 |
| 3.1.2 体系其他条约的规定 |
| 3.2 南极条约体系对非缔约国效力的理论依据 |
| 3.2.1 南极条约体系作为“创立客观机制的条约” |
| 3.2.2 南极条约体系的主要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 |
| 4 结论:南极条约体系法律实施与执行机制的完善 |
（4）明清时期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演进与西南边疆治理 ——基于明清云南省和民族图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学术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基础文献介绍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中前期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 |
| 第一节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地域差别 |
| 第二节 正德《云南志》对前志民族认知的继承 |
| 第三节 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与《滇略·夷略》的创制 |
| 第二章 明代后期云南民族认知的总结之作——天启《滇志》 |
| 第一节 天启《滇志》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分化 |
| 第二节 天启《滇志·羁縻志·种人》研究 |
| 第三节 天启《滇志》反映的明代云南非汉民族认知演进 |
| 第三章 明代云南民族认知基础上的边疆治理特征 |
| 第一节 明代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地理推进与圈层结构 |
| 第二节 明代云南政区的内边、外边分野 |
| 第三节 内外有别的西南边疆差异化治理 |
| 第四章 清前期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前期统治者民族观特点及清初云南治乱 |
| 第二节 清前期对明末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清初对云南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 |
| 第五章 清中期民族政策调整与云南民族认知互动 |
| 第一节 改土归的初步实施 |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展开与云南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
| 第三节 云南改土归流与民族认知的互动 |
| 第六章 清中期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深化与国家施政调适 |
| 第一节 职贡图及明清西南各地民族图册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皇清职贡图》对非汉民族表征的认知 |
| 第三节 《皇清职贡图》对云南非汉民族生计方式的认知 |
| 第四节 清中叶云南民族认知与治理政策调整 |
| 第七章 清后期云南地理分野下的民族认知与国家治理 |
| 第一节 《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绘制与伯麟治滇思想 |
| 第二节 滇分三迤——《滇省舆地图说》 |
| 第三节 以人确地——《滇省夷人图说》 |
| 第八章 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滇省西南诸夷图说》 |
| 第二节 普洱府民族认知所体现的清代民族认知模式 |
| 第三节 对怒人、俅人认知演进体现的国家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论文预期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其实现和支援政策依据 |
| 2.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目标体系 |
| 2.1.1 总体目标 |
| 2.1.2 具体目标 |
| 2.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实施工具 |
| 2.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2.3.2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 |
| 2.3.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 2.3.4 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4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现实依据 |
| 2.4.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特殊 |
| 2.4.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环境复杂 |
| 2.4.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际背景特殊 |
| 2.4.4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重要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1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2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3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4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5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
| 4.1 建国初期形成“特殊帮扶措施”为重点的扶持政策（1949-1957） |
| 4.1.1 我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民族政策根基 |
| 4.1.2 民族政策的宣传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政策 |
| 4.2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和发展“照顾与倾斜政策”为重点的帮扶政策（1957——1978） |
| 4.3 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形成和发展国家帮助为主对口支援为辅的“互援互助”支援政策 (1978-2000) |
| 4.3.1 财政支援政策 |
| 4.3.2 对口支援政策 |
| 4.3.3 扶贫开发政策 |
| 4.3.4 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政策 |
| 4.3.5 民族教育文化及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照顾政策 |
| 4.4 二十一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加大扶贫开发支持力度”为重点的支援政策 （2000年至今） |
| 4.4.1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 4.4.2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
| 4.4.3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 |
| 4.4.4 全方位的对口支援政策 |
| 4.4.5 牧区建设扶持政策 |
| 4.4.6 扶贫开发推进政策 |
| 4.4.7 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文化及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照顾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 中国共产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1 财政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2 智力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3 项目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4 产业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2 中国共产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分析 |
| 5.2.1 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及其原因 |
| 5.2.2 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及其原因 |
| 5.2.3 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及其原因 |
| 5.2.4 支援政策的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 |
| 5.2.5 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1 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 |
| 6.2 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 |
| 6.3 提高支援边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
| 6.4 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 |
| 6.5 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 |
| 6.6 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大腔戏流行区的地理背景 |
| 第一节 政区概况 |
| 第二节 自然地理 |
| 第三节 人口迁移 |
| 第四节 社会经济与交通 |
| 第二章 大腔戏的发展历史与分布 |
| 第一节 大腔戏的文化渊源 |
| 第二节 大腔戏的发源与形成 |
| 第三节 大腔戏的兴衰与扩散、萎缩 |
| 第四节 永安一路大腔戏的分布 |
| 第五节 南平一路大腔戏的分布 |
| 第六节 大腔戏的分布特征 |
| 第三章 大腔戏艺术形态的文化整合 |
| 第一节 声腔音乐整合 |
| 第二节 演出剧目整合 |
| 第三节 舞台艺术整合 |
| 第四节 大腔戏的艺术形态 |
| 第四章 大腔戏发展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地域方言生态 |
| 第二节 宗族社会生态 |
| 第三节 民间宗教信仰生态 |
| 第五章 大腔戏发展的文化景观 |
| 第一节 演艺民俗景观 |
| 第二节 演出场所景观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景观 |
| 第六章 大腔戏发展的分区差异 |
| 第一节 大腔戏不同文化区的划分 |
| 第二节 大腔戏的区域差异 |
| 第三节 区域差异缘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任务及研究成果 |
| 致谢语 |
| 个人简历 |
（7）岑毓英治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镝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岑毓英与晚清云南 |
| 第一节 滇边长城岑毓英 |
| 第二节 岑毓英研究史料目录概说 |
| 一、《岑襄勤公奏稿》 |
| 二、《岑襄勤公勋德介福图》 |
| 三、《襄勤显考岑府君行状》 |
| 四、《岑襄勤公年谱》 |
| 五、《岑毓英档》 |
| 第三节 学术回顾 |
| 一、对岑毓英治滇事迹的综合论述 |
| 二、岑毓英与云南边防建设 |
| 三、岑毓英与云南地方治理的专题研究 |
| 四、其他相关研究 |
| 五、岑毓英治滇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问题与思考及本文创获 |
|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
| 二、本文的创新与收获 |
| 第一章 重整纲纪主政云南 |
| 第一节 晚清咸同时期云南的政局败坏 |
| 一、主政官员畏缩 |
| 二、地方团练的横暴 |
| 第二节 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崛起 |
| 一、提孤军介嫌疑危险之际 |
| 二、组建武装 |
| 三、赢得清廷信任 |
| 第三节 重整纲纪 |
| 一、严明军纪 |
| 二、地方统治残缺 |
| 三、整顿吏治 |
| 四、抚绥土司 |
| 第四节 主政云南 |
| 一、独当一面的帅才 |
| 二、清除地方割据势力梁士美 |
| 三、排挤马如龙 |
| 第五节 岑毓英统一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意义 |
| 第二章 恢复教育 振兴文化 |
| 第一节 开科取士 重聚民心 |
| 第二节 呼吁增加云南的中、学额 |
| 第三节 恢复学校 兴办教育 |
| 第四节 修复祠坛寺观 重建地方文化 |
| 第五节 济困助学 救助孤寡 |
| 第六节 恢复与建设的意义 |
| 第三章 苏民困 振民气 |
| 第一节 蠲免钱粮 赈济灾黎 |
| 一、战乱之后的云南社会情况 |
| 二、蠲免钱粮 休养生息 |
| 三、设赈济以救穷黎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社会的恢复与建设 |
| 一、裁撤练勇 |
| 二、以工代赈 |
| 三、整顿盐务 |
| 四、征收盐厘 |
| 五、恢复滇铜生产 |
| 第四章 应对边疆危机 建设西南边防 |
| 第一节 “马嘉理事件” |
| 一、背景和经过 |
| 二、岑毓英早期的边防思想 |
| 三、滇案之后重视边防 |
| 四、被迫去职 |
| 五、岑毓英与马嘉理事件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再督云贵 |
| 一、办理浪穹教案 |
| 二、裁革夫马 |
| 三、再查田亩 续请蠲免 |
| 四、经营滇越边境地区 |
| 第五章 保滇护越与滇军抗法 |
| 第一节 岑毓英西南国防思想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滇军在滇越边境的布防及首次入越参战 |
| 第三节 岑毓英入越抗法思想一度动摇及事实被隐藏 |
| 第四节 岑毓英思想动摇的根源探析 |
| 第五节 滇军再次入越抗法 |
| 第六章 勘分中越边界 巩固滇南国防 |
| 第一节 岑毓英国防领土观的变化 |
| 第二节 构筑滇南边防战略纵深的努力 |
| 第三节 按图定界 |
| 第四节 争取边防战略要地 |
| 第五节 设置临安开广道 |
| 第七章 滇军近代化开端与滇西国防建设 |
| 第一节 岑毓英与滇军的创建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中滇军的近代化建设 |
| 第三节 开云南近代化之先声 |
| 一、开办云南机器局 |
| 二、架设电报线 |
| 三、发展云南近代工商业 |
| 第四节 岑毓英与镇边厅的设置 |
| 一、裸黑山问题由来 |
| 二、未雨绸缪筑长城 |
| 三、经营裸黑山及设置镇边厅 |
| 四、镇边厅设置的意义和影响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命运同轨”看岑毓英在中国西南的经营 |
| 第二节 岑毓英治滇思想探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药性"出处、含义及古今用法 |
| 1.2 "四气"药理术语的含义及争议 |
| 1.3 关于"药理"一词的出处与含义 |
| 1.4 "四气"药理说"嬗变"的解释 |
| 1.5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 2 药性的早期体察与"四气"归纳——先秦至魏晋时期 |
| 2.1 早期药性的孕育与名实演进 |
| 2.1.1 药物毒性发现期——春秋以前 |
| 2.1.2 药性寒热孕育期——春秋战国 |
| 2.1.3 药性寒热有实无名期——秦汉之际 |
| 2.1.4 药性寒热名实俱备期——西汉末及其以后 |
| 2.2 《本经》"四气"起源与早期药性 |
| 2.2.1 "四气"起源与被引入本草的时代 |
| 2.2.2 《本经》与"别录"药性之比较 |
| 2.2.3 《本经》"四气"与《素问》"气、味" |
| 3 药性成因初探与"四气"理论扩展——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
| 3.1 陶弘景对药"气"(性)理论的探讨与阐发 |
| 3.1.1 首论药性成因 |
| 3.1.2 陶弘景论药之"气" |
| 3.1.3 陶氏"三性"说辨析 |
| 3.2 隋唐五代本草论药之"气"(性) |
| 3.2.1 药性含义之扩展 |
| 3.2.2 注重药物性、效呼应 |
| 3.2.3 药物性、效四大关联 |
| 3.2.4 四气之"凉"性补缺 |
| 3.3 "四气"理论运用之拓展 |
| 3.3.1 寒热治法运用的新境界 |
| 3.3.2 用药"四畏"与气味结合分治六淫 |
| 3.3.3 法象阴阳与气味厚薄 |
| 4 "四气"修正与药类法象——宋金元时期 |
| 4.1 宋代药性订正与理论探讨 |
| 4.1.1 药性甄别与修止 |
| 4.1.2 沈括"英精气味"说 |
| 4.1.3 寇宗爽药理研究新见解 |
| 4.1.4 《圣济经》中法象与气臭说 |
| 4.1.5 性味、法象二说之运用与评论 |
| 4.2 金元"四气"概念嬗变与运用 |
| 4.2.1 药类法象中的"四气" |
| 4.2.2 气味厚薄及升降 |
| 4.2.3 甘温除大热 |
| 5 "四气"及相关药性的界定与理论总结——明清时期 |
| 5.1 "四气"及相关药性概念的界定 |
| 5.1.1 性、气、臭三分说 |
| 5.1.2 气、形、性、能、力五分说 |
| 5.2 药性理论的汇集与总结 |
| 5.3 药性订正及辨性依据 |
| 5.4 气、毒关系 |
| 5.5 常理不能解释之药性专长 |
| 5.6 "升降在物亦在人" |
| 6 讨论 |
| 6.1 确定"四气"理论起源时代及影响因素的要点 |
| 6.2 关于金元时期"四气"理论嬗变的思考 |
| 6.3 药物"四气"的确定方法与影响因素 |
| 6.4 关于"四气"理论运用发展的思考 |
| 6.5 药性理论若干争论焦点问题的初步意见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宋以前诸家本草中关于"药性"及药"性"的论述 |
| 附录二:《证类本草》所引诸家本草论药物之"气" |
| 附录三:《吴普本草》所载诸家药物气(性) |
| 附录四:《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药物气(性)差别比较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9）顾炎武诗歌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顾炎武生平四考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社集活动和影响 |
| 第三节 黄培诗案和济南狱始末考 |
| 第四节 北游不归原因再探 |
| 第二章 顾炎武抗清经历征考:以诗纪历 |
| 第一节 臣事弘光 临危赴阙:顾炎武抗清初志考 |
| 第二节 从军苏州 举义昆山:顾炎武抗清实迹考 |
| 第三节 联络义士 心系南明:顾炎武潜谋恢复考 |
| 第四节 北游中国 俟时再举:顾炎武北游抗清行志考 |
| 第三章 顾炎武行旅历程征考:以诗纪行 |
| 第一节 江南流转 |
| 第二节 北国游历 |
| 第四章 顾炎武的诗学思想 |
| 第一节 "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 |
| 第二节 "未尝不似,而未尝似"——诗文代变 |
| 第三节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内容与形式 |
| 第四节 "士当以器识为先"——文人品德 |
| 第五章 顾炎武的诗学渊源 |
| 第一节 对前后七子的承继与反思 |
| 第二节 "学杜得神" |
| 第六章 顾炎武的诗艺特色 |
| 第一节 "继体风骚,扶持名教"——深沉的兴亡主题 |
| 第二节 "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学问化倾向 |
| 第三节 "风霜之气,松柏之质"——沉雄悲壮的诗风 |
| 结语 |
| 附录一 顾炎武姓名字号考 |
| 附录二 顾炎武行迹交游表 |
| 附录三 顾炎武诗歌韵目代字考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学史学史及其研究概况 |
| 二、中国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
| 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四、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
| 五、本文的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史概述 |
| 第一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机构和团体选介 |
| 第三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会议、刊物选介 |
| 第四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论着选介 |
| 第五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之展望 |
| 第二章 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开创及早期研究 |
| 第二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低谷、转机与兴起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建制与繁荣 |
| 第三章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相关学科 |
| 第一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历史学科 |
| 第二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传统哲学 |
| 第三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哲学 |
| 第四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
| 第四章 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 |
| 第一节 科学史学的创新意蕴 |
| 第二节 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 |
| 第三节 科学史学与科技发明 |
| 第五章 境外科学史学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境外科学史学的组织与会议 |
| 第三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文献与刊物 |
| 第六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一节 境外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二节 国外科学史学之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中外科学史学交流之途径 |
| 第四节 "全球化"与中国科学史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稀土学报总目次第10卷(1992)（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宁夏进士述考[D]. 林光钊. 宁夏大学, 2021
- [2]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方法:国内外应用现状及展望[J]. 邹俊杰,何宏林,横山佑典,魏占玉,石峰,郝海健,庄其天,孙稳,周朝,白滨吉起. 地震地质, 2019(06)
- [3]论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J]. 陈力. 极地研究, 2017(04)
- [4]明清时期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演进与西南边疆治理 ——基于明清云南省和民族图册的研究[D]. 钱秉毅. 云南大学, 2017(12)
- [5]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D]. 沙吾列·依玛哈孜. 吉林大学, 2016(03)
- [6]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D]. 罗金满.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7]岑毓英治滇研究[D]. 梁初阳. 云南大学, 2015(06)
- [8]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D]. 刘悦.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1(12)
- [9]顾炎武诗歌考论[D]. 孙雪霄. 山东大学, 2011(11)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