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杨国彬[1]（1992）在《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文中提出 1991年11月5日上午,国家税务局、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成都市锦城艺术宫举行。艺术宫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9点30分,当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卢仁法、四川省常务副省长谢世杰把授予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荣誉证书、奖状送到李明伟同志的妻子林登明手中时,
周晓瑾[2]（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提出《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郭辉[3]（2012）在《民国国家仪式研究》文中提出“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在晚清中国即已流传,国人对此认识渐多,且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交织下,产生出“清末”国家仪式。辛亥革命后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经过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最终被暂时性地归于“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举行的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为新“国家”寻求“正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大庆典上特往拜谒南京明太祖孝陵。如此背景下作为新政制的总统就任仪式得以继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因其实力和权威,受到各方支持和拥护,民众对新国家充满希望。“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的合法性资源。国民党人对“革命”传统的提倡体现于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仪式,实为强调自身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地位和功绩,阐释统治合法性。而“共和”精神集中体现于民元双十节纪念,“共和”与国庆被建构起密切联系,民元国庆纪念可称“共和”胜利的庆祝,通过各种方式,“共和”意象得以广泛传播。民国虽成立,但新国家的盛世景象实为短暂。因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非易事,各种力量随着社会稍微稳定反开始复苏。社会人心日益不安,国家统治面临危机。于是袁世凯开始援引“旧传统”,试图“拯救”国家,恢复祭天和国家祀孔。当时社会确有不少怀念传统者,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恢复传统,同情乃至支持祭天和国家祀孔。但祭天、祀孔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最终受到社会的怀疑与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不仅对旧传统已不能接受,对新政制也难以完全适应。总统就任仪式作为民初典型的现代性国家仪式,随着政局变化,社会对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的态度已发生改变,社会并非关注表面形式,而是看重形式背后操演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北京政府统治后期,社会对“共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体现于国庆纪念言论。国家仪式的操演面临重重困境,此缘于社会难以忍受的现实政治局势,“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只剩下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办葬礼,期间的妥协与斗争可见南北方势力之微妙。舆论界掀起对孙中山“盖棺论定”的热潮,各种言说铺天盖地,有赞誉者,有贬斥者。国民党人参与完葬礼即匆匆南下,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直到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1929年6月1日才对孙中山实行“奉安大典”,规模宏大可谓空前,深刻表达出党国政治权威,此时孙中山形象已堪称“伟大”。国民党作为打破传统的“革命”政党,建立政权之初急需构建统治合法性以稳定社会,周期性国家仪式的广泛运用即为明证,制定的“革命纪念日”体系,纪念日数量达28个之多,目的无非在于塑造和加强自身统治权威和地位,国家仪式“党国化”。国民党建立起“党国体制”后,很快即遭遇统治新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国难之际对国家仪式作出相应调适,吸纳某些传统元素,将之制作成“现代”国家仪式,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民族扫墓节以现代方式呈现和表达传统。日本侵华的标志性事件也被制作成纪念日,更直接、深刻的表示抵抗外敌,以进行民族动员。这些成为国家仪式调适中的重要内容,体现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色。原本私人性的蒋介石寿辰被利用开展“捐款购机”活动,以进行全国性抗战动员,同时也是蒋介石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展现和操演。“蒋介石崇拜”作为民族主义兴盛的孪生兄弟,在抗战期间逐步形成。从更广义角度理解,此时兴起的“蒋介石崇拜”存有其合理性,国家需要强大政府,也需要强人领导民众抗击外侮,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以胜利结束,人们为此狂欢。国共两党却从抗战时期的合作逐步走向对抗,内战爆发。国家仪式成为宣传“戡乱剿匪”与蒋介石崇拜的工具。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将抗战胜利的庆贺与纪念制作成“抗战纪念日”,借以宣传“戡乱剿匪”。庆祝胜利还都的国家仪式也被用来宣扬蒋介石个人崇拜,实际上成为庆祝蒋介石“个人胜利”。为完成建国重任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看似合理,但因社会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之后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个人崇拜犹存,但已不具规模和影响。抗战取得胜利后,国家仪式理应为更具价值的国家社会的建设服务,宣扬“民主共和国”政治理念。就此而言,国家仪式步入歧途,因过分强调现实政治而异化并产生悖论,似为国民党大陆统治终结宿命的表现。不管国家仪式如何运作,都难以挽救本身出现问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操演”落幕。
张娣[4]（2017）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三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三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赵晓佳[5]（2011）在《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文中提出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三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钟靖[6]（2014）在《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媒介无处不在,它对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因如此,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范式。同时,近年对于“空间”的研究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空间实则为媒介。从媒介环境的视角研究空间,不但能发掘空间作为信息载体的特点,并且更能专注于探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本文以“空间”和“权力”为逻辑起点,以上海人民广场作为空间媒介文本,将其作为研究城市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针对它展开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广场空间的生产,空间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进而探究广场空间的文化政治、文化实践与差异变化,以此解读人民广场的文化嬗变。并期待从一个侧面关照上海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点,折射出上海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城市民众生活与文化水平变化,进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把握不同时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文化特征。并且期盼通过对上海人民广场的解析,揭示全国同类型城市中心广场的变迁特点、规律及广场文化嬗变的深刻原因。研究发现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的风格经历了由人为主导到物为支配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人民广场,作为群体而出现的人构成了广场的主体；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民广场,标志性建筑组成的符号取代了散落于广场的个体建构出了广场的主要媒介景观。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生产或编码存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其前身跑马厅长久持续性地传递着殖民者的权力话语,并且不断以此固化人们对跑马厅功能的认知。建国后的人民广场被打造成为巩固和强化政党合法性权力的政治空间,被重塑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符号。九十年代改建后的人民广场,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人民大厦以及城市规划展示馆等风格不一的标志性建筑拼贴共同组建的人民广场整体空间,被作为集中传播与展示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新形象的窗口。广场空间传播呈现支配性（及主导性）、协商性和对抗性三种不同解码方式,以支配性和协商性为主要解码特点。支配性和协商性的解码行动总体上都可以归为符合权力编码的空间活动,占广场空间消费、传播与实践的绝大部分。而挑战性的解码行为则是对空间控制权的逾越与背反。人民广场的空间再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空间解码实践,由此会产生多维度的再现空间。其中由支配性解码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而成的再现空间属于正式、主流的空间,符合权力的构想与定位。反之,挑战或对抗式的空间解码形成的再现空间则是边缘化的空间,并且仅有狭小有限的空间余地。人民广场的空间实践活动呈现由多元趋向于单一再回归多元的特点。权力控制力强化时,各种社会关系趋于组织化,被规范、整合,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就趋于单一。权力控制减弱时,各种社会关系更加多维,空间消费、传播和实践的活力才会被真正释放,呈多元化特点。权力具体作用于人民广场空间（涵盖跑马厅时期）,管理风格不断变化,体现出规范化——行政化——规范化的转变特点。在广场的整体空间-权力运作中,体现出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风格转变,但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权力作用的减弱,权力是以一种更加隐而不显的方式进行着潜藏化运作,实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任晓飞[7]（2012）在《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 ——近代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1912-1949）》文中指出公共娱乐空间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研究大众文化的重要窗口。本文以具体的物理空间为分析对象,以1912至1949年为限,再现了不同类型娱乐空间的时空变迁,探讨了近代汉口市民的公共娱乐生活与文化形象,描绘了基层单位日常娱乐生活中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公共娱乐空间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了娱乐空间和大众文化的历史叙事与微观考察。第一章以街头、茶园与戏院作为切入点,考察具有传统意味的公共娱乐空间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街头不仅担负着城市的交通,同时也是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舞台。流行于街头巷尾的公共娱乐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纽带,它将邻里之间,乃至社区与社区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光顾茶馆几乎是汉口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闲茶生活轻松而自在,为汉口这个繁忙的商业都市平添了几分闲逸与舒适,人们将茶馆作为休闲、会友、娱乐的场所,赋予了茶馆多重的功能。最早的戏院从茶馆中衍生,民国时期,戏院已经成为地方戏曲的主要舞台,专业化的经营使其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公共娱乐场所之一第二章论述了具有“时尚”与“摩登”意味的新式电影院、歌舞厅的空间功能与文化意义。电影象征着新兴都市文化的勃兴与现代化娱乐生活的追求,带给汉口市民前所未有的娱乐体验,激发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从传统戏曲到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方式的变更,也是一种与都市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意识的更弦易辙。电影给近代汉口市民提供的是摩登、西化生活可描摹的范本,而舞厅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我、挥洒热情的空间。跳舞被人们视为效仿摩登西化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一时间成为最具摩登意味的娱乐消费方式。不过,舞厅中种种穷奢极欲与纸醉金迷的世相,也使其经常遭到改良者和地方政府的非难与限制。第三章主要研究公共娱乐空间中的人群。考察了来自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怎样利用这些空间,展示了公共娱乐生活如何将人们联系到一起。观众是娱乐空间主要最主要的人群,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因为职业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习惯；艺人尽情地展示着他们的技艺,以声情并茂的歌唱与表演,将观众带入惟妙惟肖的故事情节中,他们艺术精湛,却难以得到认可,不但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小贩为了市民的日常需求而工作,不但给人们带来了方便,更给汉口的公共娱乐生活带了极大的生机；女性在娱乐场所中拥有较多的自由,她们通过参与娱乐休闲活动,塑造并展示着自己“新女性”的形象,并利用传统的性别秩序,为自己谋求了生存的空间。第四章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剧场业同业公会和戏剧业同业公会。前者由娱乐业经营者组成,后者是艺人组织。对公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的解读说明,它们与传统的行会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仍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因素。此外,国家对公会组织的控制也在日益增强。为了谋求行业发展,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博弈,一方面争取涨价,另一方面不断的申请减免税收。与此同时,公会还扮演了多种公益角色,它不仅是同业互助的团体,也是协调行业与政府,乃至行业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桥梁。第五章主要分析公共娱乐空间中发生的种种冲突,并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公共娱乐空间作为对公众开放的场所,常常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和多种权利斗争的舞台,人们不仅为利用空间,占据空间而产生矛盾,也因改造和控制娱乐而发生冲突。当人们发现生计难以为继,遭受饥饿、恐慌或战争的威胁,且对于这种生活的状态无能为力时,冲突便会频繁的发生。而政治动乱、经济恶化、道德失范等无序状态,军人横行、滥用职权、流氓肆虐等乱象,则削弱了地方政府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第六章研究了社会精英如何对民众的公共娱乐生活极其空间施加影响。改良者留下的描述和批判大众娱乐行为的记录说明,在他们的眼中,大众文化的形象常常是十分负面的,那些旧的传统与风俗,代表了愚昧与落后,需要改革。为此,改良者根据自己的理想,对地方戏曲进行了改造。他们将正统的价值观念乃至革命理想灌输在表演的节目中,使其成为推进文明,提高民众道德水准的工具。此外,改良者还与地方政府展开了合作,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公共娱乐空间。精英试图借此教化民众,传播新思想,而政府则试图通过空间政治技术的运用,塑造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空间,向民众灌输民族与国家的观念。第七章主要讨论了地方政府怎样对大众的公共娱乐行为进行控制。为了避免不良娱乐给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政府竭力控制人们的公共娱乐行为,这个政策成为强化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在此过程中,警察实际上成为政府控制大众娱乐的代言人,他们对大众娱乐的限制不但涉及那些被认为是“淫邪”地方戏曲,或是“迷信”的节日庆典,还包括人们不良的日常行为。地方政府还建立了完善的审查制度,对戏曲和电影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文化产品被厉行禁止。与此同时,对艺人的集中训练也紧锣密鼓的展开。此外,地方政府在管理公共娱乐场所方面作出了努力,包括对娱乐场建筑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改进,公共卫生事业在娱乐场所中的展开等等。总之,公共娱乐空间作为一个微观的世界,不但与近代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更与这个城市的记忆系统密切相关,它反映了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变迁。整个民国时期,在经历了改良、革命、战争与种种社会乱象的洗礼之后,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和市民的娱乐生活,或多或少因精英的改良和政府的控制发生了变化,然而,大众文化仍显示出了其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
花家涛[8]（2014）在《民族民间体育的空间生产 ——以彝族摔跤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传统空间的裂变”与“现代空间的重构”背景下，通过民族民间体育在“政治、精神、社会”空间中的生产形态，探讨民族民间体育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而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实现对当下民族民间体育的整体认知。研究以文化认同与空间生产为理论基础，以民族民间体育——彝族摔跤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体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对民族民间体育在村寨、城市节庆、以及国家“民运会”的政治空间拓展中，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以“赛事”制度化的约束，决定其政治空间生产的方向和进程；在宗教献祭的精神空间中进行了积极的现代化实践，满足超越物化世界与培养心灵信仰的需要；人生礼仪的性别实践等社会空间中对其进行功利化运用，服务于现代生活的需求。最终在民族民间体育与文化的互动阐释中探究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理论与经验，探寻民族民间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自我认同，并实现三种认同的贯通，揭示现代化背景下认同与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之间的内在关联。1彝族摔跤因其民族性、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及其在现代化转型中较好地处理了主体的自我、民族与国家等认同的建构而具有民族民间体育空间生产的典型性，集中地表征了作为主体现代化生存境遇。彝族摔跤具有政治性、精神性与社会性的特定使命与人们对它的特定期待，是与人的现代化生存紧密相连的空间实践活动。彝族摔跤的空间生产以特定的生存意蕴而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与资料来源。2民族民间体育的现代化转型体现在“政治、精神、社会”空间的生产上，表征为“武的管理”的行为模式和思想图式：在政治空间的村寨、城市与国家等场景转换中，进行了族群、民族、国家等认同的情境化与级序性的处理，满足主体集体归属认识与情感依附的需要。在精神空间的个体与社会、主观心理与社会环境等场所精神中，进行了驱动力、规范力、取向力、约束力的物化超越，将民族民间体育在神圣与凡俗世界之中融合，并在场域延伸社会空间中，为主体在性别认同、生命意义体悟、社会责任担当的社会性别建构提供原动力，表现出与社会期望一致的内在自我认同。3民族民间体育现代化实践的“武的管理”，一方面，将主体“分身”到政治、精神、社会等生活空间中，实现其集体归属表达、精神超越寻求、自我概念体证等主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又将“分身”在各类空间中的主体“合为一体”，满足其人神交通桥梁、古今融汇渠道、内外通达载体等生命相互性的呈现。4民族民间体育在政治空间上的生产表征为村寨、城市、国家的层级区隔与空间并置：基层的村寨，表现为民族民间体育“生活化”模式，在“人－神－祖灵－土地－体育”的“共同语言”上满足于村寨“可接触共同体”族群认同的需要；在旅游经济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拉力下，表现为从村寨到县市、自治区的民族民间体育“表演化”模式，形成“神－祖－体育”的“共同语言”，促进民族认同；在国家层面的“运动会”系列中，民族民间体育成为少数人从事的“专业化”竞技活动，在形成“国家－民族－体育”的共同语言中使其走向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认同的空间生产。通过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此三者既有层级上的区隔，又有空间上的并置，在具体的情境化中实现族群、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和谐。5民族民间体育在精神空间上的生产，体现主体在个体与社会、主观心理与客观环境等纬度上的“分身”与“勾连”：虽然主体分身于自我、社会、国家层级上的身心体验，人、鬼、神、以及动植物类别上的图腾崇拜，甚至是身体活动的头、手、脚等人体解剖位置上的身体图式，形成各个空间的主体性活动；但在主体物质性形体、人际指向性交流、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等方面，将社会心理的“尚武阋争”价值取向、社会环境的“敬神驱鬼”社会规范、个体心理的“尊祖禳灾”心理驱动、群体交往的“静穆愉悦”情境约束勾连成主体的全部精神生活内容，既通过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为政治空间生产中不同级序认同提供驱动力，又为他们的情境性提供约束力，还为主体实践提供价值取向力与行为规范力，最终实现人的主体性建构。6民族民间体育在社会空间的生产，是将“武的管理”延伸到主体通过物质化的身体表演其习得的“社会性别规范”，即在话语意识形态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进行身体规训与自我社会性别认同：民族民间体育成为儿童公共童年塑造强劲身体与好胜心理以及规范仪礼的规训手段与呈现方式，并将这种“阋争尚武”与“彬彬有礼”的文化适应与自我认同内化为精神信念，成为个体精神结构的“原型”，形成身体资本，展现在人生仪礼的社会实践中，使社会性别不仅体现天然的物质肉身性，还体现经过符号浓缩的交际性。最终以身体的物化形式将民族民间体育延伸至“权力－身体”空间实践的秩序场域之中，确定“文质彬彬”的自我认同。总之，民族民间体育形成了“身体活动方式”服务“国家认同的融合化与人员专业化”、“民族认同的神圣化与人员普遍化”、“自我认同的身体化与人员普及化”的经验，并将三者统一于主体的物化身体之上。正是“武的管理”将主体化解为最小的“颗粒”并分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践行对人的生活意义；同时，又是“武的管理”将不同层级结构（个体、群体、社会、国家）、不同物种（人与动植物）、不同力量（自然力与超自然力）的主体汇聚成拥有主体精神的人。因此，民族民间体育空间生产的经验，启示我们不能抽离主体研究民族民间体育，因为任何身体活动都是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中的特定实践。要理解民族民间体育“生活文化”的性质与“质文并存”的特点、“个体、民族、国家”的层级认同结构与满足“超越、秩序、愉悦”的主体心理需求功能。
巴杰[9]（2012）在《民国时期的店员群体研究（1920-1945）》文中指出店员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的一类职业群体,人数众多的店员对城市发展、商业繁荣及民国时期的政治走向都有着重要影响,轰轰烈烈的店员运动一度成为20年代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职业群体,店员大多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学历也与店员的职位高低相称。职位的高低、种类及店铺的经营状况则关系到店员的薪资收入,进而影响其生活状况。制度化管理模式规范了店员的工作、生活,店员逐渐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但制度管理中的“人情”余绪,消弱了店员之于店铺的认同、归属感,薪金待遇往往成为这种不满情绪的发泄口。同侪间的复杂关系,导致店员的从众心理,不得不参与集体行动,否则就会孤立于集体氛围的职场文化之外。社会形象的塑造来自夸大的宣传、偏见及性别歧视,而不是店员自身陋习及不同观察视角的建构。以店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媒介出现,彰显了店员的群体影响力,也实现了报纸文人关注底层、训导店员进入“革命”道路的理想。当然,报纸媒介披露的多是编辑希望的应该如此的店员生活,专栏对店员生活的“再现”,其实是编辑、读者、被描述者（后二者可能重合）之间彼此妥协发言权的结果,反映的是三者对店员生活的建构与再建构。不过,报纸文人改造店员的方向与店员的自身主动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报纸文人关注店员生活,侧重于规范生活内容,店员强调业余生活,着眼点在于趣味性及可取得性。店员工会是店员表达诉求的合法平台,店员的底层声音因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活跃于店员工会的多不是普通店员,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店员,店员工会的立场也不完全是普通店员经济、政治利益的诉求体现。并且,店员工会并不成熟,工会的话语定位及阶级认同,更多的是精英份子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国民党对店员的身份归属、店员工会的会员资格及入会管理颇多争议,店员是否应组织工会,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以及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纷争不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相关政策也是摇摆不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店员工会的职能范围及自律效果。共产党之于店员的认识,有国统区、根据地两个思路。国统区内,着重关注店员的日常生活,引导店员把生活中的日常苦难转换为阶级苦难；根据地内,店员的阶级斗争、政治动员被过度夸大,店员成了工人阶级内部不甚清晰一个符号。店员的政治参与既有被动的合作,又有主动的参与,并呈现出对国家政权的依附状态。店员的经济斗争集中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诉求,且大多以罢工的激进方式进行。国民政府在处理店员、店主间的劳资争议时,着眼点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及其统治,有时会压制店员迎合店主,有时会压制店主偏向店员,并没有既定的政策考量。但模棱两可的劳资政策,很难圆满解决劳资间的纷争,有时甚至会激化彼此间的矛盾。店员救济主要是失业救济,包括职业介绍、协助川资、因公救济等；店员教育包括子弟教育和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店员保障以储蓄应对风险为主,一定程度上尝试社会保险及团体互助。店员参与的社会救济活动包括直接捐款、通过文娱活动募集资金进行慈善救济等,并存在着一定的强迫性。
周博[10]（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二、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 一、创刊及发展 |
| 二、功能地位 |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 一、政治品质 |
| 二、劳动品质 |
| 三、道德品质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 二、形象分析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民国国家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写作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理论方法、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内容 |
| 四、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
|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
|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
|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
|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
| 一、新国家的建立 |
|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
|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
|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
| 二、新意象的表达 |
| (一)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
| (二)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
|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
| 一、旧传统的援用 |
|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
|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
| 二、新政制的演绎 |
| (一)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
| (二)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
|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 |
| 一、从“在野”到“执政” |
|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
|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
| 二、从“一党”到“国家”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
|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
|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
|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
|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调适 |
| 一、传统文化的“发明” |
| (一) 时代意义的赋予：孔子诞辰纪念日 |
| (二) 民族精神的建构：民族扫墓节 |
| 二、现实事件的纪念 |
| (一) 御侮救国：“九一八”纪念 |
| (二) 崇拜渐成：蒋介石五十寿辰 |
| (三) “抗战建国”：“七七”纪念日 |
|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歧途 |
| 一、抗战胜利庆祝的异化 |
| (一) “戡乱剿匪”：抗战胜利纪念日 |
| (二) 个人胜利：还都庆典 |
| 二、蒋介石崇拜的悖论 |
| (一) 崇拜的“淡化”趋向：蒋介石六十寿辰 |
| (二) 崇拜的“谢幕”演出：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
| 结语：民国国家仪式与合法性的建构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上篇 |
| 第一章 国内外儿童电视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外少儿电视发展史 |
| 一、"节目时代"的国外少儿电视 |
| 二、"频道时代"国外少儿电视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一个时期:节目时代(1958-1999) |
| 一、中国少儿电视分期的界定依据 |
| 二、"节目时代"少儿电视发展脉络 |
| 三、丰富、突破与交流: "节目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二个时期:频道时代(1999-2008) |
| 一、国内少儿频道成立之必然 |
| 二、中国少儿电视"频道时代"的开启 |
| 三、少儿电视频道的"绽放" |
| 四、精品节目与产业化:频道时代少儿电视的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三个时期:新媒体时代(2008年至今) |
| 一、新媒体时代的少儿电视 |
|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 |
| 第二章 阳光与净土: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与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效益至上:中国电视发展的道路自信 |
| 一、世界三大电视体制概述 |
| 二、社会效益至上:中国电视体制的文化选择与自信 |
| 三、关于中国电视体制优劣的争议与结论 |
| 第二节 不能污染的净土: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 |
| 一、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与法律保护 |
| 二、中国少儿电视保护规制的实践 |
| 三、中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地位与作用 |
| 四、中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分类 |
| 第三节 少儿新闻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新闻面面观 |
| 二、少儿新闻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锵锵校园行》节目为例 |
| 三、《锵锵校园行》与《新闻袋袋裤》节目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少儿娱乐类节目研究及功能研究 |
| 一、少儿娱乐类节目的发展与作用 |
| 二、少儿娱乐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非常小孩》节目为例 |
| 三、《非常小孩》与《快乐大巴》节目比较研究 |
| 第五节 少儿教育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教育类节目发展探究 |
| 二、少儿教育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成长关注》节目为例 |
| 三、《成长关注》与《幼儿缘》节目比较研究 |
| 第六节 少儿服务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服务类电视节目兴起与发展 |
| 二、少儿服务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辣妈驾到》节目为例 |
| 三、《辣妈驾到》与《非童小可》节目比较研究 |
| 第三章 频道时代:少儿电视的绽放与中国少儿文化的重构 |
| 第一节 少儿频道的建立与"频道时代"的到来 |
| 一、余培侠与中国少儿频道的建立 |
| 二、"频道时代"建立的政策因素与各地少儿频道的建立 |
| 第二节 少儿频道的时代特征 |
| 一、少儿频道的"公益性" |
| 二、"四级少儿频道"体制 |
| 三、动漫播出平台与动漫产业 |
| 四、传播平台更是教育平台 |
| 第三节 频道时代中国儿童文化的重构 |
| 一、儿童的缺失与"儿童本位"的艰难初现 |
| 二、电视媒介实践中儿童权利的初步体现与成人权威的瓦解 |
| 三、电视是儿童产生"自我认知"的助推器,赋予儿童更丰富的娱乐权与参与权 |
| 四、频道时代电视媒介对儿童本位的确认 |
| 第四章 新媒体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困境、机遇与未来 |
| 第一节 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困境的深度分析:外部困境与内部因素 |
| 一、政策环境:扶持与限制 |
| 二、受众限制与发展道路的迷失 |
| 三、来自内部的制约因素 |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少儿电视的危机与机遇 |
| 一、中国新媒体发展概况 |
| 二、新媒体发展的影响 |
| 三、新媒体发展对少儿的隐忧 |
| 第三节 产业化——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被动与主动 |
| 一、中国电视产业化概述 |
| 二、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的曲折历程:理念的分歧与政策、体制的波动 |
| 第四节 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的四个维度 |
| 一、产业化的基石:少儿频道内部架构的重建 |
| 二、产业化途径:少儿频道的品牌化发展 |
| 三、产业化创新:少儿频道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 |
| 四、产业化前沿:少儿频道的媒体融合 |
| 第五节 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案例讨论:山东少儿频道 |
| 一、山东少儿频道的产业化概况 |
| 二、山东少儿频道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 |
| 三、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与创新之一"品牌活动与儿童剧" |
| 四、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二:儿童教育产业 |
| 五、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三:亲子服务产业 |
| 六、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四:云端上的产业战略 |
| 七、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五:全面的电子商务产业 |
| 下篇 |
| 1. 《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 |
| 2. 《山东少儿电视大事年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关于论文的选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关于“中亚”和“西域”的概念及其在本文中的含义 |
| 第三节 中亚各国概况 |
| 上篇:中国与中亚地区历史上的友好交流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 |
| 第一节 史前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文化联系的踪迹 |
| 第二节 先秦文献中所见的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 |
| 第三节 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 |
| 第一节 简述两汉对西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 |
| 第二节 两汉与中亚诸国的往来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与中亚地区的往来 |
| 第四节 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
| 第五节 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 |
| 第一节 隋朝对西域的经营及与中亚地区的交往 |
| 第二节 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及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关系 |
| 第三节 唐朝与中亚地区之间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 |
| 第四节 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第一节 宋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第二节 蒙元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关系 |
| 第一节 明朝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友好交往 |
| 第二节 清代中期与中亚各汗国之间的往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辛亥革命后到中亚五国独立以前中国与俄属及苏联中亚 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 |
|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新疆与俄(苏)属中亚的往来交流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 |
| 本章小结 |
| 下篇: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五国的友好交流 |
| 第一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 |
| 第一节 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彼此间关系的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方面各层次的友好往来 |
| 第四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安全交流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为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合作所做的努力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贸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任重道远的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领域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科技、教育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体育交流与合作 |
| 第五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民间友好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 |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友好交流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6）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广场意义的演变 |
| 三、空间、权力的界定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五、研究主题、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人民广场前尘回顾 |
| 第一节 权力角逐下的跑马厅 |
| 第二节 跑马厅——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 |
| 第三节 微型公共政治舞台——权力的显性展示 |
| 第四节 体育休闲娱乐之所——权力的隐性渗透 |
| 第五节 跑马厅的衍生空间 |
| 第二章 空间生产与权力敞视 |
| 第一节 “政治化”广场的生产 |
| 第二节 城市市民广场的重构 |
| 第三节 广场空间品质的进深解读 |
| 第三章 单音独鸣与众声喧哗 |
| 第一节 庆典仪式：政治狂欢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泛政治化宣传的形成与消解 |
| 第三节 展览：观看的单一到多元 |
| 第四节 体育：革命化向休闲化的演进 |
| 第五节 娱乐的遮蔽与启封 |
| 第四章 广场空间的控制与对抗 |
| 第一节 广场“规训”：权力的控制 |
| 第二节 广场管理下的遵从与挑战 |
| 第三节 非常态：广场的异质活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摊贩与黑车管理下的生存博弈 |
| 第五章 人民广场的叙事与扩散 |
| 第一节 广场叙事与印象 |
| 第二节 人民广场的扩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 ——近代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由与意义 |
| (一) 城市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 |
| (二) 区位与对象 |
| (三) 意义 |
| 二、研究趋势与现状 |
| (一) 文化史研究发展的三个趋势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史料的准备与解读 |
| 四、关键概念 |
| 五、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闲情逸致：日常休闲与大众娱乐 |
| 一、街头 |
| (一) 雀战与纳凉：街头巷尾的惬意生活与日常休闲 |
| (二) 街头表演 |
| (三) 仪式与庆典 |
| 二、茶馆 |
| (一) 闲茶与日常生活 |
| (二) 茶馆经营与茶馆文化 |
| (三) 茶馆里的公共娱乐 |
| 三、戏院 |
| (一) 会馆戏台：戏院的雏形 |
| (二) 布局与设施 |
| (三) 人员构成与经营 |
| 第二章 拥抱现代：娱乐消费与都市体验 |
| 一、电影院 |
| (一) 电影与汉口人的现代生活 |
| (二) 受众及其阶级畛域 |
| (三) 示范效应 |
| 二、舞厅 |
| (一) 时空印象 |
| (二) 舞客与舞女 |
| (三) “禁”与“弛” |
| 第三章 各取所需：群体形象与公共生活 |
| 一、观众 |
| (一) 聆听与观赏的体验 |
| (二) “喝彩”与“倒彩” |
| (三) 改造观众 |
| 二、艺人 |
| (一) 厚积博发：台上台下的千日之功 |
| (二) 身心俱疲：舞台之外的潦倒生活 |
| 三、小贩 |
| (一) 群体素描 |
| (二) 求生之道 |
| 四、女性 |
| (一) 参与娱乐：女性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自我展示 |
| (二) “花瓶”与“交际花”：谋生在男人的世界 |
| 第四章 同业组织：行业、公会与国家 |
| 一、组织结构、制度与财政 |
| (一) 组织结构、制度与日益增强的国家控制 |
| (二) 财政与危机 |
| (三) 传统的因素 |
| 二、维护行业利益：争取涨价与申请减税 |
| (一) 争取涨价 |
| (二) 申请减税 |
| 三、协调关系 |
| (一) 游走于政府与行业之间 |
| (二) 协调同业内部关系 |
| (三) 协调行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第五章 乱世阴影：公共娱乐空间中的混乱与冲突 |
| 一、日常纠纷与秩序的混乱 |
| (一) 琐碎的日常纠纷 |
| (二) 公共秩序的混乱 |
| (三) 台前台后的纠纷与暴力 |
| 二、为生计而挣扎 |
| (一) 劳资纠纷 |
| (二) 同业竞争 |
| (三) 铤而走险 |
| 三、军警之患 |
| (一) 军警滋事与战时混乱 |
| (二) 应对与控制的失败 |
| 第六章 改良：理想与实践 |
| 一、“戏无益”：精英眼中的大众娱乐 |
| (一) “诲淫诲盗” |
| (二) “愚昧无知” |
| (三) “文明的障碍” |
| 二、改造地方戏曲 |
| (一) 改造传统剧目 |
| (二) 提高艺人修养 |
| (三) 创作新剧本 |
| 三、塑造新的空间 |
| (一) 中山公园：创造新的娱乐空间 |
| (二) 民众茶园：传统娱乐空间的重建 |
| (三) 民众教育机构的设立 |
| 第七章 控制：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 |
| 一、警察与大众娱乐 |
| (一) 查禁 |
| (二) 规范公众行为 |
| (三) 参与改造大众娱乐 |
| 二、审查与训练 |
| (一) 戏曲审查 |
| (二) 艺人训练 |
| 三、管理公共娱乐空间 |
| (一) 维持公共秩序 |
| (二) 排查安全隐患 |
| (三) 推进公共卫生 |
| 结语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民族民间体育的空间生产 ——以彝族摔跤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路径 |
| 1.5 研究假设与创新点 |
| 1.6 研究框架 |
| 2 场景转换：民族民间体育的政治空间生产 |
| 2.1 村寨跤场：可接触共同体 |
| 2.1.1 村寨感知空间 |
| 2.1.2 摔跤历史记忆 |
| 2.1.3 村寨摔跤景观 |
| 2.2 城市广场：想象的共同体 |
| 2.2.1 广场文化景观 |
| 2.2.2 摔跤现代实践 |
| 2.2.3 城市族群认同 |
| 2.3 国家赛场：中华民族凝聚 |
| 2.3.1 民族运动会历程 |
| 2.3.2 民族式摔跤比赛 |
| 2.3.3 民族间国家认同 |
| 2.4 小结：民族民间体育的“国家－族群”空间实践 |
| 3 场所精神：民族民间体育的精神空间生产 |
| 3.1 武勇之摔：英雄气概 |
| 3.1.1 尊祖尚武空间 |
| 3.1.2 摔跤英雄体征 |
| 3.1.3 阋争尚武表征 |
| 3.2 献祭之摔：祈丰纳福 |
| 3.2.1 神圣献祭空间 |
| 3.2.2 摔跤尊神禳灾 |
| 3.3 小结：民族民间体育的“神圣－凡俗”空间实践 |
| 4 场域延伸：民族民间体育的社会空间生产 |
| 4.1 决斗之摔：社会冲突的协商与调解 |
| 4.1.1 社会生活空间 |
| 4.1.2 摔跤调解冲突 |
| 4.2 规范之摔：社会性别的确认与呈现 |
| 4.2.1 性别文化空间 |
| 4.2.2 社会性别实践 |
| 4.3 小结：民族民间体育的“权力－身体”空间实践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6 致谢 |
| 7 主要参考文献 |
| 8 附件 |
| 8.1 访谈录 |
| 8.2 学习简历 |
| 8.3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9）民国时期的店员群体研究（192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店员的群体概况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商业的发展及店员群体的壮大 |
| 第二节 店员的数量 |
| 第三节 店员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店员的籍贯分布 |
| 第五节 店员的性别比例 |
| 第二章 店员的生存实态 |
| 第一节 店员的工作情况 |
| 一、工作时间及例假制度 |
| 二、工作内容 |
| 第二节 店员的收入情况 |
| 一、薪金待遇 |
| 二、企业福利 |
| 第三节 店员的生存抗争 |
| 一、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 |
| 二、改善待遇的斗争 |
| 第三章 店员的职场文化与业余生活 |
| 第一节 店员的职场文化 |
| 一、制度与人情：店员的日常管理 |
| 二、冲突与合作：店员的人际关系 |
| 三、性别与偏见：店员的社会形象 |
| 第二节 店员的业余生活 |
| 一、娱乐活动 |
| 二、进修学习 |
| 第四章 店员的言论诉求 |
| 第一节 店员的言论诉求——《申报·店员通讯》、《伙友》、《永安月刊》 |
| 一、刊物简介 |
| 二、主要栏目 |
| 三、发行量、传播渠道及影响力 |
| 第二节 阶级动员与纪律塑造 |
| 一、《申报·店员通讯》、《伙友》、《永安月刊》的政治倾向 |
| 二、《申报·店员通讯》、《上海伙友》、《永安月刊》的宗旨、定位 |
| 第三节 力图改造与店员的自我认同 |
| 第五章 店员组织及其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店员团体的组织沿革 |
| 一、公所、手工帮 |
| 二、伙友联合会、工商友谊会 |
| 三、从组织工会到加入同业公会 |
| 第二节 店员工会的组织网络及其治理机制 |
| 一、会员资格及强制入会问题 |
| 二、店员工会内部的权力运作 |
| 三、店员工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店员工会的运行实效 |
| 一、经费问题 |
| 二、领导层的分析 |
| 三、行业主体 |
| 第六章 店员与政党的群众动员 |
| 第一节 店员与国民党的社会动员 |
| 一、店员的工商界限之争 |
| 二、店员工会的存废之争 |
| 第二节 店员与共产党的阶级动员 |
| 一、阶级动员与政治动员 |
| 二、赤色店员工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 |
| 第七章 国民革命时期激烈的店员运动 |
| 第一节 店员的政治参与 |
| 一、店员与民族主义运动 |
| 二、店员与地方及国内政局 |
| 三、店员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塑造 |
| 四、维护店员自身政治权益的活动 |
| 第二节 店员与劳资争议 |
| 一、店员的经济斗争 |
| 二、国民党调和劳资的努力 |
| 第三节 长沙市苏广业店员捣毁市商民协会会所案 |
| 一、劳资纠纷案例经纬 |
| 二、劳方、资方、党方 |
| 三、国民党调和劳资的超然定位 |
| 第八章 店员的救济活动 |
| 第一节 店员的自我救济 |
| 一、扶贫助弱与职业介绍 |
| 二、职业教育与子弟教育 |
| 三、“储蓄保险”与团体互助 |
| 第二节 店员参与的社会救济 |
| 结语 |
| 一、店员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 |
| 二、公民、国家与地方社会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阶段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李明伟“模范税务干部”命名大会在成都举行[J]. 杨国彬. 中国税务, 1992(01)
- [2]《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3]民国国家仪式研究[D]. 郭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9)
- [4]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08)
- [5]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D]. 赵晓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6]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D]. 钟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7]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 ——近代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1912-1949）[D]. 任晓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8]民族民间体育的空间生产 ——以彝族摔跤为个案[D]. 花家涛. 上海体育学院, 2014(11)
- [9]民国时期的店员群体研究（1920-1945）[D]. 巴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10]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