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以前中医外伤科发展史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李勇先[1]（2021）在《《中医宝藏》前言》文中指出中国医学历史悠久,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深邃的思想、多样的防病治疗方法、显着的临床效果而着称於世,爲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成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産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医学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海内外中医古籍达两万余种,成爲後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医学实库,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
乔会妮[2]（2021）在《近代广西教会医院研究》文中认为
石文林[3]（2021）在《民国以前岭南中医养生文献整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肖雄[4]（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曹艳芳[5]（2021）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军医群体是西方近现代军事医学与战争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不断传入,对于军队中专门的医疗人才——军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晚清时期,袁世凯在新军中设立专门的军医管理机构,这标志着近代军医在制度上得到了发展。1902年北洋军医学堂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开始独立培养专业的军医人才。民国时期,军医制度与军医学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一系列军医法规的颁布,军医的管理与教育愈加规范化与体系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央设立军医署为最高管理机构,在各部队中设立军、师军医处。军医的主要来源为国民政府与各省创办的军医学校。抗战时期,政府与民间协力进行军医人员的培养与训练。政府开办军医预备团,并从各地医学院校征调医学人才充当军医。民间则筹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进行军医的短期培训,缓解了当时战争对军医人才的需求。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军医在平时与战时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平时主要进行军队的医疗与卫生管理,在战时负责伤兵救护、伤病统计以及民众救护等工作。此外,军医还担起其医生的责任,负责医学知识的研究与传播等工作。可以说,近代军医群体自出现起,就承担起医学与军事工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当时军队医疗卫生改善、平战时伤病员的保存以及此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鹏辉[6]（2021）在《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的古今研究及其系统化框架设计》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基于中医在辨证分类方法上一直存在的多元性问题和需要进行统一性研究的状况,在中医经典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从病因、病位、病机三维一体的辨证原理出发,以精选出的在温病学术发展体系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病证分类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温病学中的辨证分类方法进行系统化的整理研究,全面提取出温病学代表着作中所包含的辨证分类要素集合,明确相互之间的归属关系,同时对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的温病学辨证分类框架进行特点、优缺点的分析与评价,进而推导、提炼出覆盖面广、内涵包容、逻辑系统的温病学辨证分类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融合寒温内外诸病的辨证纲领、建立中医更为统一普适的辨证分类学体系,奠定必要的基础,提供重要的借鉴。方法:（1）文献整理法:（1）对有关中医辨证分类方法研究的文献总结;（2）收集温病学代表性着作中的有关辨证分类方法的文献资料,提取其中的辨证分类要素信息和辨证分类要素关系框架,建立相关的辨证分类要素的数据表及其结构关系表。（2）本体分析法:借助信息学本体分析方法,以着作中的辨证分类实例作为描述对象,规范源于精选的温病学着作范围内的辨证要素术语,确定辨证分类的类与属性,对辨证分类实例的类与属性进行分类与标识,从而规范辨证分类要素的数据表及其结构关系表,以得出规范系统的标识结果。（3）比较归纳法:从分类要素的逻辑性、要素关系的结构化,比较分析各类辨证分类框架的长短特点,提取出各自的优点,相互沟通、互为补充,归纳出具有结构更完整、内涵更包容、纲目更清晰的温病学辨证分类的基本框架。分类要素重要性评价方法:对温病学派的主流辨证分类方法进行分类要素的统计分析,通过着作中出现频数、所出着作的重要系数及各要素在所出着作的分类框架中的先后排序这三方面因素,来聚焦得出不同分类要素在构建辨证方法中的重要性,为确定温病学派辨证方法在总体上的共性框架提供客观依据。结果:1.基于精选的36部代表性温病学着作,对温病学领域中的病证分类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整理与总结。（1）总体得出其病证分类要素的集合。共有10大类45项:1)病因要素;2)病所要素;3)病理机转要素;4)病势要素;5)辨证分类参考因素要素;6)本变兼类证要素;7)以法类证要素;8)以方类证要素;9)病症类证要素——病种、症状;10)其他类证要素——神色形味、目耳鼻咽喉胸腹、唇舌舌苔齿脉、禁忌、疑似证。其中病证分类包含病因分类1项（病因）、病所分类15项（六经、表里、经腑脏络、阴阳、上中下、内外分部、三焦分部、营卫气血、津液、精神、元气元阴元阳、奇经八脉、腧穴、病所度量、其它区域病所）、病机分类7项（气化、阴阳、寒热、正虚、邪实、变态、其他病理机转）、病证关系6项（本变兼、合病并病/两感、兼夹、禁忌、传变证、疑似证）,共有29项;以及病势分类7项（病程阶段、传变、起病、坏证、病情程度、病情动向、病情生机）;病种分类1项（病种）;症状分类1项（症状）;治则治法分类2项（以法归证、以方归证）;参考因素分类2项（病体、病时）;其他分类3项（神色形味、目耳鼻咽喉胸腹、唇舌舌苔齿脉）。由上可见,有关辨证分类的项目占到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突显诸多医家对于温病学辨证分类内涵的极大重视。（2）具体得出各分类项目的占比。通过对各分类项目在36部着作中的出现频数和占比,显示其实际的重要程度:病因分类占比较大,为（31-86.1%）,在病所分类中,对于经腑脏络、六经、营卫气血、三焦分类的认同排在前列（分别为:31-86.1%,25-69.4%,23-63.89%,19-52.78%）,对于表里、寒热、正虚、邪实等八纲要素的关注也都较为普遍（分别为:24-66.67%,20-55.56%,28-77.78%,22-61.1%,附变态23-63.89%）,对合病并病、兼夹、本变兼、气化之论也有较多的提出（分别为11-30.56%,17-47.2%,10-27.78%,24-66.67%）,而对阴阳、上中下、津液、内外分部等病所的分类也有一定的考虑（分别为:15-41.67%,12-33.3%,11-30.56%,8-22.2%）,对病证之间关系,也有本兼变的明显区分,也有较多医家提出疑似证（10-27.78%）,个别医家提出目耳鼻咽喉胸腹、禁忌、传变证分类等概念（2～4,5.56%～11.1%）,对于认识病证及病证关系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唇舌舌苔齿脉及神色形味分类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分别为:19-52.78%,8-22.2%）,对于辨证分类的参考因素,病体与病时分类所占比重也不少（分别为:24-66.67%,9-25%）。总而言之,虽然可以从多重角度来进行病证分类,但是无论从哪些方面来分类病证,都不可能脱离疾病产生的核心要素——病因、病所与病机,而只能是多视角地体现病证的立体化和多样化联系。2.本文对温病学派辨证分类方法主流趋势的集成化研究本文对温病学派的各辨证分类方法,进行了分类要素的统计分析,通过着作中出现频数、所出着作的重要系数及各要素在所出着作的分类框架中的先后排序这三方面因素,来聚焦得出不同分类要素在构建辨证方法中的内在权重,为进一步探讨温病学派辨证方法的主流发展在总体上的共性框架提供要素依据。基于“精选的36部温病学着作·主要辨证分类方法·分类要素权重统计一览表”,对辨证分类方法的分类要素进行了由细分项目（文献客观呈现者）至项目归纳（对细分项目进行了内在相同性归并者）,再到大类归总（在项目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大类归并者）的三层次的统计分析。对温病学派在辨证方法上的主流趋势,可得出分类要素在不同层次上的权重布局特点:（1）分类要素在细分项目层次上权重布局特点对分类要素细分项目的权值分析,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分析工作,为能较客观地反映着作文献中的各细分要素的内在权重,本文采取由家数累计数、所出着作的系数和在所出着作的分类框架中的先后排序,这三个方面来综合计算各细分要素的权值,即“三维定点”求值,得以分析推导各细分要素的内在权重及其在系统构架中的地位与关系。布局特点如下:虽有广泛涉及50个项目,但重点聚焦于前17项（累计权重占到总权值的98.52%）,代表了该学派的主流选项。1.病种,—2.六经,—3.脏腑,—4.三焦,—5.主症,—6.卫气营血,—7.治法,—8.病情程度,—9.表里,—10.病因,—11虚实,—12.寒热,—13.气血,—14.类似证,—15.阴阳,—16.十二经,—17.病体;其中前6项:1.病种—2.六经—3.脏腑—4.三焦—5.主症—6.卫气营血,累计权重占到总权值的85.27%,这6项应该作为构建温病学派辨证方法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结果可见,六经分类实际居首,脏腑与三焦分类,本重于卫气营血分类。这种和温病学教材突出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纲领不符的现象,考虑后者是突出对风温、温热,湿温、暑湿等主要病种辨证特色与优势的有限构架,即在病所的多维分类上,强调对三焦、卫气营血分区分的重要性,但不应否定在完整全面的辨证模式中,对六经、脏腑、经络认定的必要性。（2）分类要素在同类归并层次上的综合化权重值布局特点归并后的中等项目层次,其核心要素组成与关系仍然保持了细分项目层次的基本布局,即前6项为:1.病种—2.经系—3.脏腑经络—4.三焦—5.症状—6.卫气营血津液等,其以包含关系的经系、脏腑经络、卫气营血津液取代了细分项目层次六经、脏腑、卫气营血。另外随着归并中权值的合计,各项权值也相应增加,而权重>0.01的项目也增加至前10项（即增加了7.治误—8.病体时势等—9.表里等—10.虚实寒热阴阳升降出入等病机）,丰富和完备了要素分类的品种,特别是与病位有关的表里项、以病机为主的虚实寒热阴阳等项,使其辨证方法的构成更加完备,为总结总体框架提供可能。（3）分类要素在大类分类层次上的权重布局特点通过大类归并,得出如下大类构成群及权值排序关系:1.病所,2.病种,3.病征,4.病机,5.病治,6.病势,7.病因,8.病兼,9.其它。基于以上对一览表三层次权重布局特点的综合分析,可以知道温病家们其自然形成的临床诊治基本框架是一个病·证·症·治混用型的,但仍以辨证分类为重。病所分类分值最大,但细目分类存在重心分散与多维化。即:病所分类权值占总权重值之比为38.74%,但其包括:2.经系、3.脏腑经络、4.三焦、9.表里等不同的定位方法。说明临床诊治中,辨病位仍是温病学多数医家首重的项目,但定位方法则有多样,大概是因为温病类丰富的病证类型中,证型分布特点既具有温病大类的共性,也具有具体病种的特性。3.对温病学派中各代表性的分类框架进行了比较分析与整体评估。得出结果如下:（1）辨证分类方法的要素关系框架,并不局限于教材中所示,而是呈现多元化分布的。在一二级分类当中,有十种之多。有融合病名与突出对应治法者,如“病症结合治法分类”;有病因结合病位者,如“六气结合六经分类”;有病机结合病名者,如“表里寒热结合病症分类”;有病机结合病位者,如“卫气营血结合验舌辨齿分类”;有病位结合发病病机者,如“六经三焦结合六要的分类”;有病名结合病位者,如“病症结合六经分类”;有病名结合病机病位的,如“病症结合卫气营血三焦分类”;有细化具体病位者,如“六经结合脏腑分类”;有参考病证关系者,如“本兼类变分类”;有参考病程阶段者,如“病症或结合病程分类”。由此可见,由于辨证分类的要素涉及到病因、病位、病机、病名、病程、病势、治法等多个方面,因此分类框架也呈多样化,而各种分类框架之间也各有优缺点,但是基于历史条件及各家的局限性,彼此未能充分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因而也就未能形成充分兼容的分类框架。而且,若能仔细审视各个分类框架,便能发现大都存在分类层次粗略不精,分类层次不统一,证治分类残缺不全,病证分布多少不一等等不足之处,以此,实际上温病学派的病证分类框架仍处在争鸣未定的状态。（2）辨证分类框架已开始步入融合发展的阶段。首先,《温病条辨》在以上、中、下三焦分类为大纲的基础上,二级分类结合病种进行,三级分类则根据病种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如六经分类,病因病机分类,脏腑分类,表里气血分类等等,突显了各病种及各经之下再分类的重点与特点,有利于紧抓病证好发重点,便于应对温病发病之常。虽然此书在分类体系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系统性,但尚未打破拘泥于病种分类的局限性,而且上中下三焦分类大纲之下的三、四级分类方法不一,在突出温病重点病证要素与类型的同时,有遗漏非重点病证要素与类型之倾向。另外,由于中医学高等教育集中教学的需要等原因,以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温病学释义》等为先导的教材及之后的温病学各版教材,探索性地进行了以病种结合卫气营血、三焦进行分类的模式,借鉴了脏腑经络分类、六要分类等分类方法的优点,采取了各病种各随所宜的多样化的分类方式。病种之下结合卫气营血及三焦的分类方法,进一步丰富细化了分类子目中的内容,较具体地建立了卫气营血、三焦分类至具体病因病机之方证框架体系,使辨证分类较为具体,指导临床较为准确,论理较为公认,较为后代认同,成为近现代院校教材编写所采用的基本框架。但其仍然存在着未能充分衔接和规范之处。当然,以此作为初步学习研究温病学的导读教材问题不大,但要全面系统展示温病学中病证分类的结构化框架,则存在一些科学表达与理论认识深度上的问题。总之,当前温病学教材的辨证分类框架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层次分明地反映目前温病学中有关病证分类并能包容以后温病学发展内容的有逻辑系统性的辨证分类框架。4.对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基本框架的初步推导构建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对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可在大类层面上初步构建基本共性框架,再在病所环节结合病种设计可调方法。总体框架:由前中后三部分组成。前缀部分（首分病种,辅以分病征）:即辨病前缀,可以缺如。中心部分（先分病因,再分病所,后分病机）:即辨证主体,必备重点。后辅部分（或分病势,或分病治,或分病兼）:即证病结合,辅助选项。可调方法:温热病类,先分卫气营血,再分三焦,再分手足十二经系;湿热病类:先分三焦,再分手足十二经系,再分卫气营血;寒热混杂病类:先分手足十二经系,再分三焦,再分卫气营血。结论:1.温病学派在临床诊治框架上,原本具有分类多样、框架多元化,但从其主流来看,总体上呈现为一个病·证·症·治混用型的基本式样。从大类属性看,以病因、病所、病机、病势、病兼、病治、病种、病征等来对分类进行多角度的表达,包容性较强,但仍以辨证分类为其重心。2.温病学派在辨证分类上,其辨证分类要素丰富广泛（近45项以上）,但在十个大类方面,内涵仍以病种（含病因）结合病所、病机分类为主体。其中,对病所（位）多角度的再分类是温病学多数医家突出方面,如有经系、脏腑经络、三焦、表里等不同。3.温病学派在辨证分类框架上,尽管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但都不可能脱离病因、病所、病机三大方面,而其他方面则是间接地、侧方位地强化了这三大要素的立体化结构与多样化关联。4.温病学辨证方法的通用化设计,拟可采用以病所分类为先,并以三焦为首纲,手足十二经为大目,卫气营血津液分为细目,再依次结合病因与病机分类,形成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性辨证分类框架,使其既保持教材已示的特点与优势性纲领,又提升对温病病种的广泛覆盖与通适性,且便于促进寒温两派的汇通性发展。
陈雨露[7]（2021）在《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药用墨不仅具有书画的功能,更具有珍贵的药用价值,其入药的历史悠久,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味中药材。药用墨止血的作用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功效被人们忽略。基于此,本课题选择研究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系统整理历代本草、方书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有关药用墨的论述,进行分析讨论,从墨的形成探讨其药用的发展历程,明确药用墨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为临床应用药用墨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中医文献学与现代统计学方法,以“墨”为关键词,以《中华医典》和《中医方剂大辞典》为文献主要来源,检索历代本草文献中有关药用墨的名称、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相关内容,历代方书文献中含墨药方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制墨学文献的有关论述,其中天然墨或非制墨工艺制成的墨类不纳入检索范围,建立含墨药方的数据库,并总结药用墨的发展史,分析墨的药性及临床应用特点。结果（1）药用墨的名称及种类:历代文献中有289条关于药用墨的墨名的记载,其中京墨（123条）、香墨（108条）、松烟墨（25条）、金墨（12条）、松墨（5条）、川墨（4条）、徽墨（4条）、光墨（3条）、油烟墨（2条）、易墨（1条）、歙墨（1条）、松烟细墨（1条）,共计11种药用墨的名称,而药用墨的种类可分为松烟墨和油烟墨2类。（2）药用墨的性味归经:历代有22条“墨性”的相关记载,其中认为药用墨“性温”者19条（86.4%）,药用墨“性凉”者2条（9.1%）,药用墨“性平”者1条（4.5%）。历代29条“墨味”的记载,均以“辛”味为主。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最早提出药用墨的归经,清代共有3条关于药用墨归经的记载,归肝经3条、心经1条、肾经1条、肺经1条。（3）药用墨的功效和应用:现存最早记载药用墨功效的本草类文献是宋刘翰、马志等编着的《开宝本草》。从宋到清代共有32部本草类文献记载了药用墨的功效,按出现的频次以止诸血（31）、点物芒入目（23）、敛疮生肌（19）、行瘀（16）、解毒消肿（14）、镇惊定心（10）、利小便（3）等最为常见。最早应用药用墨在临床治疗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从魏晋至清代129部方书类文献中共收录450首含墨药方,包括27首用墨单方和423首含墨复方,这些含墨药方的主治病证范围涉及54种,最常见于血证（66首,14.6%）、风疾（56首,12.4%）、积聚（48首,10.6%）、产后病（45首,10.0%）、小儿惊风（40首,8.9%）、疮疡（33首7.3%）等。结论（1）我国人工制墨出现在西周至先秦时期,东晋才有关于以墨治病的记载,直到宋代,药用墨方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再经历金元的发展低谷后,明清时期药用墨又逐渐兴起。历代临床药用墨的种类有松烟墨、油烟墨两种,以松烟墨为主,所用药用墨以京墨和香墨居多。（2）药用墨“性温”是历代医家的普遍认识,本草类文献中还有关于药用墨“性凉”“性平”的记载,其立论可能与应用的疾病、所用的制墨原料和炮制方法有关。古代文献中关于药用墨的归经记载为心、肝、肺、肾经,药用墨在治疗心、肝、肺、肾的相关疾病中有一定作用。（3）药用墨的功效主要缘于制墨中所用的烟料、胶和添加的配料,其作用原理主要与墨中炭素和胶类的促凝血作用以及配料本身的功效有关。药用墨应用于临床主要缘于其“止血”的作用。除此之外,药用墨还具有行瘀、敛疮生肌、解毒消肿、清热镇惊的功效。古代临床中药用墨常用于血证、风疾、积聚、产后病、小儿惊风、疮疡等疾的治疗,根据药方中墨的用量情况来看,药用墨在治疗血证和疮疡类疾病中有突出作用。（4）以年远烟细的松烟墨入药是多数古代医家对药用墨的认识,但也有少量文献记载表明古人在临床治疗中使用过油烟墨,而现代有些中药材标准、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规定有用油烟制墨的情况,临床药用墨中也不乏桐油烟的使用。仅从油烟墨的结构来看,其已经达到入药的标准,但还需要更多药理研究加以佐证。
张建淳[8]（2021）在《近代哈尔滨城市现代化转型下的报纸广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广告史的发展历程当中,近代报纸广告业的发展可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发展之迅速,无论是在中国广告史的纵向比对中还是与同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告业横向比较,其丰富与复杂性皆是无所出其右。而作为一种重要的讯息存留和传播手段,近代报纸广告反映并保留了当时社会人文环境以及艺术、审美等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哈尔滨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这座城市,伴随着殖民和主权独立的抗争,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报纸广告成为其城市现代性转化的见证者,记录了哈尔滨从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北方渔村发展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分工的现代都市的历史过程。本文选取了1921年至1945年间的《滨江时报》和《大北新报》的广告为研究对象,分类梳理这两个办报经历与哈尔滨城市始建到形成较为同步的两份报纸中的广告内容与设计形式之变,研究报纸广告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其发展、运营、设计、内容和表现的特点变化及内在规律,力图对报纸广告所反映的哈尔滨市民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进行把握。探讨近代中国一个经历曲折的近代移民城市在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经济现代性转化中的文化线索和文化表现。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如何改变了哈尔滨城市的生活方式,进而引起哈尔滨文化和艺术的现代性转化。绪论为第一章,总结了本文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正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以哈尔滨的多元文化历史为研究起点展开,关注到在这些多元文化的介入下催生的哈尔滨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建立,又由于商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广告业的兴起,进而关注以《滨江时报》、《大北新报》为代表的报纸广告行业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章,本文将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分为三大类,分别从工业化、商品西化和女性文化三个侧面来揭示哈尔滨城市的现代性转化线索。哈尔滨的城市现代性以工业生产摆脱农业、渔猎等自然经济为开端,在沙俄和日本殖民者的推动下,哈尔滨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了一座现代工业化城市。这种工业化以工业商品的形式改变了哈尔滨市民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外来文化也携带着外来商品进入哈尔滨,这些与传统中国商品有着相似市场的西化商品在逐渐改变了哈尔滨市民的消费习惯。针对女性的消费和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潮冲击了传统儒家文化下的女性伦理与形象。最后,这些商业化因素都在报纸广告中得以体现并获得传播,最终被保存了下来。报纸广告承载了哈尔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渔村发展为现代都市的过程,从工业化、商品西化到女性文化的崛起,这每一方面都是奠定现代都市、现代文化的基础。最终它以一种消费主义的形式——广告——将这一现代商业文化表现的形式记录下来,从内容到形式都叙述了近代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形成时期的现代性特征。第三部分为第六章,整体看待了以《滨江时报》、《大北新报》为代表的报刊广告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信息交流和新知传播中的作用,在广告逐渐获得丰富表达的进程中总结其与商业发展、消费文化的关系,与商业法制建设的关系,同时也暴露了其时而低俗趋利的时代局限。在整个报刊发展和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市民的城市社会性的转化,尤其是报刊中艺术文化的传播和广告设计人才的需求和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城市的现代性审美的产生,报纸广告的内容和形式成为现代性文化转化为城市现代性审美的媒介。最后,文章将哈尔滨城市的近代报纸广告放入近代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的时空框架中审视,其特殊的城市发展经历带有了明晰的时代特点,城市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意义重大,论文结论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报纸本身的发展和传播就是城市现代转化的组成和推动。其次,从其展现的内容可看到社会现代转化过程的光明与阴暗的正反全貌。最后,报纸广告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其发展演变最终表现为无法直观量化的城市审美文化的形成和转化。
李全平[9]（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10]（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提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二、鸦片战争以前中医外伤科发展史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鸦片战争以前中医外伤科发展史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相关概念界定 |
| 2.1 时间界定 |
| 2.2 概念界定 |
| 3.学术史回顾 |
| 4.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1章 近代军医群体形成的背景 |
| 1.1 鸦片战争前军医概况 |
| 1.2 西方医学的传入 |
| 1.3 军队医疗体系近代化的启动 |
| 第2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医的培养 |
| 2.1 军医学校 |
| 2.1.1 中央军医学校 |
| 2.1.2 其他军医学校 |
| 2.2 军医预备团 |
| 2.3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
| 2.4 医学院校的培养及征调 |
| 第3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管理 |
| 3.1 军医的管理机构 |
| 3.1.1 陆军军医的最高领导机构 |
| 3.1.2 陆军各部队中的卫生机构 |
| 3.2 军衔划分 |
| 3.3 军医法规 |
| 3.3.1 陆军卫生人员任免与考核制度 |
| 3.3.2 伤病官兵出入院制度 |
| 3.3.3 残废军人与死亡官兵处置制度 |
| 第4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医的职业活动 |
| 4.1 平时、战时医疗服务 |
| 4.1.1 体格检查 |
| 4.1.2 卫生管理 |
| 4.1.3 战时医疗服务 |
| 4.2 医学知识的研究与传播 |
| 4.2.1 医学知识的研究 |
| 4.2.2 医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 |
| 4.3 军医的统计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的古今研究及其系统化框架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注释表 |
| 引言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及意义 |
| 3.研究目标 |
| 4.研究内容 |
| 5.研究方法 |
| 6.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中医学辨证分类方法的统一性研究进展 |
| 1.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的现代研究状况分析 |
| 2.外感病辨证分类方法统一性研究的现状分析 |
| 3.外感病与内伤病辨证分类方法的关系问题 |
| 1 温病学辨证分类要素数据表的构建与解析 |
| 1.1 研究思路、研究相关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1.2 温病学辨证分类要素数据表的构建探讨 |
| 1.3 辨证分类要素数据表的构建过程 |
| 1.4 辨证分类数据表中要素的分析 |
| 1.5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 |
| 2 精选36 部温病学着作辨证分类方法的要素统计及权重分析 |
| 2.1 精选36 部温病学着作辨证分类方法的要素统计分析 |
| 2.2 精选36 部温病学着作辨证分类方法的要素权重分析 |
| 2.3 辨证分类方法的要素问题解析 |
| 3 对温病学派中各代表性的分类框架的分析评价与整体评估 |
| 3.1 精选36 部温病学着作病证分类框架的特点与优缺点分析 |
| 3.2 温病学代表着作病证分类框架总体发展水平的评价 |
| 3.3 温病学派辨证分类方法主流框架的初步探讨 |
| 4 温病学系统化辨证分类框架的构建 |
| 4.1 本研究分类框架与现行教材主流分类方法的关系 |
| 4.2 温病学与伤寒学辨证分类框架之比较 |
| 4.3 构建温病学通用化辨证分类框架之设想 |
| 5 结论 |
| 6 创新性 |
| 6.1 借助信息学本体分析方法 |
| 6.2 分类要素权重值的分析 |
| 6.3 全面整理了温病学领域中的病证分类要素 |
| 6.4 构建出温病学中普适性较强、涵盖性较广的系统性辨证分类框架 |
| 7 存在的部分问题及后期工作的设想 |
| 7.1 病证要素提取标定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
| 7.2 后期工作的设想 |
| 8 对寒温统一性辨证分类框架的展望 |
| 8.1 伤寒学系统化辨证分类框架构建的介绍 |
| 8.2 构建寒温统一性辨证分类框架的展望 |
| 9 系统性辨证分类体系的临床运用实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99 年以前温病学相关存世着作698 部目录 |
| 附录2 粗选的103 部温病学病证分类着作 |
| 附录3 精选的36 部温病学病证分类着作 |
| 附录4 精选的36 部温病学病证分类着作分类要素标定、频数统计表 |
| 附录5 精选的36 部温病学病证分类着作分类框架附表 |
| 作者简介 |
（7）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1部分:药用墨的本草文献记载与含墨方剂应用概况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资料 |
| 1.2 关键词 |
|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1.4 文献整理与分析 |
| 2 药用墨的本草类文献研究结果统计与分析 |
| 2.1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性味分析 |
| 2.2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归经分析 |
| 2.3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功效分析 |
| 2.4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烟料分析 |
| 2.5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毒性分析 |
| 3 含墨药方的研究结果统计与分析 |
| 3.1 魏晋时期(220-420 年) |
| 3.2 唐代(618-907 年) |
| 3.3 两宋时期(960-1279 年) |
| 3.4 金元时期(1115-1368 年) |
| 3.5 明代(1368-1644 年) |
| 3.6 清代(1644-1912 年) |
| 第2部分:讨论与分析 |
| 1 墨的起源与发展 |
| 1.1 墨的发展历程 |
| 1.2 制墨原料 |
| 1.3 制墨工艺 |
| 1.4 小结 |
| 2 本草与方书文献中药用墨名归类 |
| 2.1 京墨 |
| 2.2 香墨 |
| 2.3 松墨、松烟墨、松烟细墨 |
| 2.4 金墨 |
| 2.5 川墨 |
| 2.6 徽墨、歙墨 |
| 2.7 光墨 |
| 2.8 油烟墨 |
| 2.9 易墨 |
| 2.10 小结 |
| 3 药用墨性温凉之辨 |
| 3.1 药用墨“性温”考 |
| 3.2 药用墨“性凉”的立论与争议 |
| 3.3 小结 |
| 4 药用墨的归经之辨 |
| 4.1 入心经 |
| 4.2 入肝经 |
| 4.3 入肾经 |
| 4.4 入肺经 |
| 4.5 小结 |
| 5 药用墨的古今功效对比分析 |
| 5.1 止诸血 |
| 5.2 敛疮生肌 |
| 5.3 行瘀 |
| 5.4 解毒消肿 |
| 5.5 镇惊定心 |
| 5.6 清热 |
| 5.7 其他功效 |
| 5.8 小结 |
| 6 药用墨的主治病证分析 |
| 6.1 药用墨治血证的分析 |
| 6.2 药用墨治风疾的分析 |
| 6.3 药用墨治积聚的分析 |
| 6.4 药用墨治产后病的分析 |
| 6.5 药用墨治小儿惊风的分析 |
| 6.6 药用墨治疮疡的分析 |
| 6.7 小结 |
| 7 药用墨的作用原理分析 |
| 7.1 古人“红见黑则止”之说 |
| 7.2 现代中医学解释 |
| 7.3 小结 |
| 8 油烟墨入药考辨 |
| 8.1 油烟不可入药说 |
| 8.2 油烟墨入药之说 |
| 8.3 小结 |
| 9 药用墨的现代应用前景分析 |
| 结语 |
| 1 对药用墨种类和名称的认识 |
| 2 对药用墨性味归经的整体认识 |
| 3 对药用墨功效和主治病证的认识 |
| 4 对药用墨发展的整体认识 |
| 5 本研究的价值 |
| 5.1 对药用墨发展历程的分析 |
| 5.2 对制墨原料和工艺的分析 |
| 5.3 对药用墨性温凉问题进行分析 |
| 5.4 对药用墨归经问题的分析 |
| 5.5 对药用墨功效和主治病证进行分析 |
| 5.6 对油烟墨入药的考辨 |
| 6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墨的药理作用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 攻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8）近代哈尔滨城市现代化转型下的报纸广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现代性与现代社会 |
| (二)报纸版面相关概念 |
| (三)报纸广告及其设计元素 |
| 三、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
| (一)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 |
| (二)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哈尔滨城市广告业 |
| 一、多元文化共生的哈尔滨近代城市 |
| (一)哈尔滨本土文化 |
| (二)俄国文化的渗入 |
| (三)日本文化的渗入 |
| (四)哈尔滨城市的现代化演进 |
| 二、商业社会发展与广告业的兴起 |
| (一)商业社会的发展 |
| (二)印刷技术进步与设计思想进步 |
| (三)广告业的兴起 |
| 三、以《滨江时报》为代表的报纸广告 |
| (一)《滨江时报》的发展历程 |
| (二)《滨江时报》的广告业开展 |
| 四、《滨江时报》与城市文化的互动 |
| (一)外地、外国文化进入的窗口 |
| (二)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启蒙 |
| (三)不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平台 |
| 第三章:基于哈尔滨城市工业下的新兴广告主题 |
| 一、有声电影的传入和现代爱情故事 |
| (一)哈尔滨城市早期的电影院线 |
| (二)以报纸为媒介的电影宣传 |
| (三)电影广告的设计风格 |
| 二、工业化制品广告的滥觞 |
| (一)轻工业商品 |
| (二)重工业商品 |
| (三)电器商品 |
| 三、资本倾销背景下的现代城市时尚消费 |
| (一)广告中的物质享受 |
| (二)广告中的文化娱乐之都 |
| 第四章:哈尔滨现代城市生活中传统商品的广告新貌 |
| 一、传统烟酒文化呈现西洋化符号特征 |
| (一)从白酒到葡萄酒 |
| (二)香烟制品的流行 |
| 二、近代报纸广告环境下的传统中药 |
| (一)传统中药与传统纹样 |
| (二)西医与中医广告中的表达碰撞 |
| (三)仁丹与日本侵略战争 |
| 三、西洋时尚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培育 |
| (一)“东方莫斯科”的欧洲时尚 |
| (二)20 世纪初的珠宝风尚 |
| (三)广告投放中的美妆先锋 |
| 第五章:女性形象广告中的城市女性意识与审美 |
| 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嬗变 |
| (一)女性形象 |
| (二)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
| (三)广告中的女性生活状态 |
| (四)广告中的女性符号演变 |
| 二、女性自我审美意识萌芽与消费主义 |
| (一)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改变带来的审美独立 |
| (二)女性形象与广告商品弱关系下的消费主义 |
| 三、近代女性市民身份的奠基 |
| (一)近代女性市民身份文化认同的因素 |
| (二)哈尔滨女性审美变迁背后的身份认同 |
| 第六章:哈尔滨报纸广告文化催生的城市现代性 |
| 一、由文化融合催生的城市审美现代性 |
| (一)审美范式的现代性转化 |
| (二)从传统书法艺术到美术字 |
| (三)装饰艺术的工业化转型 |
| 二、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与法制建设逐渐完善 |
| (一)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 |
| (二)法制建设逐渐完善 |
| 三、广告文化下的城市现代性与市民现代性 |
| (一)市民阶层的城市社会性表现 |
| (二)城市文化在社会意识领域中的演进 |
| (三)广告专门人才培养初见成效 |
| 四、对《滨江时报》历史评价 |
| (一)促进了信息交流和新知识传播 |
| (二)推动了东北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
| (三)保存了近代东北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 |
| (四)《滨江时报》的时代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鸦片战争以前中医外伤科发展史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医宝藏》前言[J]. 李勇先. 蜀学, 2021(01)
- [2]近代广西教会医院研究[D]. 乔会妮.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3]民国以前岭南中医养生文献整理研究[D]. 石文林.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4]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D]. 曹艳芳. 河北大学, 2021
- [6]温病学辨证分类方法的古今研究及其系统化框架设计[D]. 魏鹏辉.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01)
- [7]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D]. 陈雨露.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1(01)
- [8]近代哈尔滨城市现代化转型下的报纸广告研究[D]. 张建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10]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