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情日记”感言(论文文献综述)
郑欣[1](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研究指明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霞[2](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柏晓斐[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巩玮[4](2020)在《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说明西北大学是一所“地源于陕,学源于京”的大学。1937年,“陕源”与“京源”合二为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此后受局势影响,校名及院系几经变更,总体上历经了西北联大与国立西北大学时期。其中1939年8月成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在边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边政学系一度成为该校边疆研究的主导力量。全面抗战兴起后,随着全国高校布局的改变,以大学为依托的边疆研究中心地带逐渐形成,地处陕西的西北大学亦跻身其中。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及学者着述,着重对西北大学边疆研究的背景、相关学系边疆研究的开展、学人对边疆社会的认知及边疆建设服务进行阐述。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西北大学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开展的一系列有关边疆地区地理、民族、宗教、教育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人们对边疆社会的认识与思考体现着他们对抗战建国与促进边疆社会发展的关切。在学术研究之外,西北大学积极投身于服务边疆的社会实践中,为西北边疆地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贾健鹏[5](2020)在《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清末民初浙南的地方教育家、学者,刘绍宽积极投身温州教育、文化事业,从而在浙江教育史、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奠定了其重要地位。论文全面呈现了刘绍宽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作为。他自幼家贫,少时便勤学苦读,以读书入仕为职志。但屡次科场失意使他转变思想,逐步走出科举的窠臼。甲午戊戌之间,刘绍宽受维新思想之感召,主张停废科举,思想为之大变。新政时期,他积极参与地方学务,与乡友一同致力于温州教育近代化。为全面革新温州教育,负笈东游,察访日本学制,编成《东瀛观学记》,为温州地方学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温州府中学堂的创建中,刘绍宽东奔西走、不辞辛劳的筹款、聘师,为学堂创办倾注心力,温州学务也逐渐步入正轨。进入民国后,刘绍宽虽身入政界,但仍不忘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积极投身《平阳县志》的修纂、乡贤遗着的搜集整理以及参与各类诗社活动,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注入了新鲜活力。受时代所限,刘绍宽的思想观点也存有不足之处,但他对近代温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徐暖暖[6](2020)在《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典型,《申报》到19世纪80年代已是上海最有影响的中文商业报纸之一,这与《申报》报人群体较为现代的新闻观念并按新闻规律办报不无关系。然而,学界每每谈及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时,习惯性将关注焦点锁定在林则徐、魏源和王韬等人身上,研究重点也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及办报实践,对于《申报》的报人群体和办报观念有所忽略。本文认为早期《申报》有关新闻(纸)的观念远过于林则徐、魏源,也比王韬的新闻观念全面开阔得多。《申报》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不断推行自身改革,在办报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现代化报纸的缩影。因此,本文选取1872年——1912年间的早期《申报》作为研究文本,分析《申报》刊登的有关办报观念的文章,研究发现:早期《申报》拥有自己独特的用人观、使命观、新闻业务观和经营策略观。在选人用人方面,《申报》对主笔的要求是德才兼备、持论明通且精通新闻业务,对访员的要求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人品端方,采访新闻时能做到“探事则原原本本,吐辞则洒洒洋洋,巨细皆书,新奇是尚”和“事事确实,语语详明”,这是早期《申报》选拔编辑、记者的标准和原则。《申报》虽然是外商创办的商业报纸,却积极肩负起传播新思想、引领舆论走向、推动社会变革的报刊使命,它不断践行“义利兼顾”的办报宗旨,充分发挥报刊作为“耳目喉舌”的重要功能,伸张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稳定。在报业经营层面,《申报》重视新闻业务,采取“有闻必录”和猎奇性原则。对于报馆的重要收入来源——广告业务,《申报》主动出击,招登广告,改良形式,收效卓着。《申报》“中国化”的办报观念一经形成,便对当时的中国报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早期《申报》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这种影响一方面是伴随着它自己的办报实践发生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所提出的报刊理论原则成了中国报人的实践指南。不得不承认,早期《申报》办报观念确实是经其继起者的实践逐步发扬光大,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银风[7](2019)在《近代女校期刊散文研究(1900-1919) ——以两个期刊为中心》文中提出在“救亡图存”、“兴女学”的历史语境中,近代女校纷纷创办,为宣传学校教育宗旨,女校期刊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女校期刊的出现给近代知识女性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女学生诗词、散文、小说开始大量出现。本文选取《汇刊》和《会报》两种女校期刊的散文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散文文本体现的“女学生”和“女性意识觉醒”两大特性,进而分析近代女校期刊散文与“五四”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性。本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历史前沿及其创办的期刊概况进行简要梳理;鉴于期刊中涉及的散文林林总总,按照散文文体形式对其进行分类,从整体上把握《汇刊》《会报》散文的内容。第二部分,《汇刊》《会报》是女校创办的期刊,期刊散文中体现了鲜明的女学生特征,本部分从“女学生的学习生活”、“女学生的国家情怀”以及”女学生的旅行书写”三方面对这一特性进行分析探讨。第三部分,女校期刊散文呈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近代女学生用“笔杆”这一利器,把心中萌发的思想、意识不自觉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本部分主要从争取恋爱及婚姻自由、在经济上要求独立自主,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争取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权力三方面,阐述女校期刊散文中浓厚的女性意识。第四部分,近代女校期刊与“五四”的关联。本部分先从女校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女校中部分女学生,如凌叔华、许广平等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两方面进行研究;其次结合“五四”女作家的学生时代及其创作,分析研究近代女校期刊对全面了解“五四”女作家提供全新视角的价值。结语部分,对各部分观点进行总结。
苏雷[8](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刘爱广[9](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指出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李哲[10](2019)在《周作人散文中的日语借词研究 ——以拼音首字母J(jiao)-S的中日同形词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周作人曾做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周作人曾到日本留学多年,后又与日本女子结婚。在这种特殊的学习与生活背景下,使得周作人的作品中用到了很多日语借词,对日语借词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在周作人作品中日语借词的研究中不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整体研究态势从宏观层面的概括分析,逐渐过渡到微观层面的细致考察。但是,大多数研究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只是对部分作品进行了考察,并没有对周作人的作品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周作人散文全集》为文本,逐句阅读,从中搜集了六千多个中日同形词,并以其中的2424个中日同形词〈J(jiao)-S〉为研究对象(剩余部分请参考王胜男〈A-J(jiang)〉、袁园〈S-Z〉)进行出典调查、分类整理、日语借词的判断,初步确定了130个日语借词。在分析的过程中还发现,《汉语大词典》、《近现代辞源》、《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中缺乏周作人的例证,在这方面还有待补充完善。论文由以下三章组成:第一章,首先,论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分别从日语借词研究、周作人作品中日语借词的研究这两个层面对先行研究做了总结,在肯定以往研究有一定贡献的同时,还指出了先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另外,明确了周作人散文文本的调查范围。然后,阐述了研究方法。本文把搜集的中日同形词分为“有典”、“无典”、“新义”、“汉大未收”四大类,然后再依据各种词典和资料的书证进行词源调查,对这些词语是否属于日语借词做出判断。最后,说明了本文日语借词的判断标准。第二章,首先,论述了“有典”、“无典”、“新义”、“汉大未收”这四大类中日同形词与日语借词的关系。其中,“无典”的词语是日语借词的主要来源,而“新义”的词语中也有不少日语借词。其次,总结了周作人散文中日语借词的基本数量及特点。最后,指出了本研究可以对《汉语大词典》等词典做出的补充。第三章,描述了本文的研究结果,以及不足之处。此项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周作人日语借词研究方面的不足,更加直观地看出周作人在日语借词融入现代汉语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周作人研究提供日语借词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促进我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此外,还可以推动中日词汇交流和中日友好交流的全面发展。
二、“民情日记”感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情日记”感言(论文提纲范文)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第三节 分析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0.1.1 选题缘由 |
0.1.2 研究意义 |
0.2 学术史回顾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研究方法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0.4.1 创新之处 |
0.4.2 不足 |
0.5 概念界定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2.1.2 人民的军队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2.2.1 作风优良 |
2.2.2 纪律严明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4.1 文字宣传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4.2 语音宣传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4.3 形象宣传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7.1.1 参军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题目释义 |
1.2 选题缘起与意义 |
1.3 学术史回顾 |
1.4 史料来源及扩展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2 西北大学边疆研究的缘起 |
2.1 外部时局变迁及政府的重视 |
2.2 西北大学的学术传统 |
2.3 学界边疆问题研究的兴起 |
3 西北大学相关学系的边疆研究 |
3.1 边疆研究的初步开展 |
3.2 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与边疆问题研究 |
3.3 西北大学边疆学人研究概述 |
4 学人的边疆认识与建设主张 |
4.1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问题的宏观认知 |
4.2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社会的调查与认知 |
4.3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
4.4 西北大学学人边疆思想之评析 |
5 西北大学的边疆服务 |
5.1 积极推进社会教育活动 |
5.2 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西之间:刘绍宽早年的教育经历 |
1.1 刘绍宽的家世与求学 |
1.1.1 刘绍宽的家世及影响 |
1.1.2 刘绍宽的求学生涯 |
1.2 刘绍宽的西学认知与废科思想的转变 |
1.2.1 初涉西学与科考之途 |
1.2.2 戊戌朝考:刘绍宽对科举的失望 |
第二章 “师法东瀛”:赴日考察学制 |
2.1 赴日背景与旅日观感 |
2.1.1 赴日背景 |
2.1.2 出行体验与观感 |
2.2 刘绍宽的学制考察 |
2.2.1 访察日本中小学校 |
2.2.2 考察师范、女子教育 |
第三章 兴学育材:介入温州地方教育 |
3.1 由“塾师”到“教员”:刘绍宽的身份转型与学堂初兴 |
3.1.1 处常与求变:刘绍宽的塾师生活 |
3.1.2 身入办学新潮 |
3.2 地方学务的繁荣期:主政温州府中学堂 |
3.2.1 温处学务分处与温州府中学堂之筹建 |
3.2.2 主政与整治:刘绍宽与温州中学堂 |
第四章 进入民国:参与地方文化事业 |
4.1 重修《平阳县志》 |
4.1.1 新志创作缘起 |
4.1.2 资料的搜求与考订 |
4.1.3 《平阳县志》内容及其价值 |
4.2 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 |
4.2.1 参与瓯风社的创办 |
4.2.2 整理地方文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中国近代报刊的办报观念研究 |
1.2.2 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本分析法 |
1.3.2 个案研究法 |
1.4 创新思路 |
第2章 早期《申报》的用人观 |
2.1 总管理处概况 |
2.1.1 创办人美查 |
2.1.2 报馆主持人 |
2.2 编辑部人员构成 |
2.2.1 馆内主笔 |
2.2.2 馆外撰稿 |
2.2.3 各埠访员 |
2.3 编辑部用人观 |
2.3.1 馆内外主笔 |
2.3.2 访事人群体 |
第3章 早期《申报》的职能使命观 |
3.1 报刊使命 |
3.1.1 获取经济效益 |
3.1.2 坚持义利兼顾 |
3.1.3 树立榜样模范 |
3.2 舆论监督职能 |
3.2.1 监督政府 |
3.2.2 惩恶扬善 |
3.2.3 引导舆论 |
3.3 传播职能 |
3.3.1 传播新知 |
3.3.2 倡导教育 |
3.3.3 传播西艺 |
第4章 早期《申报》的经营业务观 |
4.1 新闻业务观 |
4.1.1 读者本位 |
4.1.2 有闻必录 |
4.1.3 扩大稿源 |
4.1.4 排版编辑 |
4.2 经营策略观 |
4.2.1 广告业务 |
4.2.2 发行业务 |
4.2.3 副刊与号外报 |
第5章 早期《申报》的出版自由观 |
5.1 奔走呼号制订报律 |
5.2 响应联合建立团体 |
5.3 呼唤自由抵制报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7)近代女校期刊散文研究(1900-1919) ——以两个期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汇刊》《会报》散文概况 |
1.1 《汇刊》《会报》简介 |
1.1.1 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及其校刊简介 |
1.1.2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其校刊简介 |
1.2 《汇刊》《会报》中的散文概述 |
1.2.1 书信 |
1.2.2 游记 |
1.2.3 传记 |
1.2.4 随笔 |
第二章 女校期刊散文的女学生特征 |
2.1 女学生的学习生活 |
2.1.1 体育运动 |
2.1.2 国文知识 |
2.1.3 自然科学、人文地理知识 |
2.1.4 课外活动 |
2.2 女学生的家国情怀 |
2.2.1 评说历史 |
2.2.2 谈论时局 |
2.3 女学生的旅行书写 |
2.3.1 外出求学 |
2.3.2 休闲度假 |
2.3.3 校外参观 |
第三章 女校期刊散文的女性意识 |
3.1 婚姻自由 |
3.2 自立自强 |
3.3 教育平等 |
第四章 通向“五四” |
4.1 近代女校与“五四” |
4.2 女校期刊散文作者与“五四” |
4.2.1 凌叔华与“五四”新文学 |
4.2.2 许广平与“五四”运动 |
4.3 从女学生散文到“五四”女性文学 |
4.3.1 “五四”女作家的学生身份 |
4.3.2 创作中的“问题”意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散文作品一览表 |
附录二 :《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汇刊》散文作品一览表 |
附录三 |
致谢 |
(8)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主要创新点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本文研究起点和创新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一、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全景式呈现 |
二、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地位的评价 |
三、为当代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内容 |
一、中心问题与总体思路 |
二、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
第二章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及其面临的挑战 |
一、清末反洋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二、民初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三、民初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 |
四、民国基督徒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
第二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一、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体验 |
二、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反思 |
三、张亦镜的文字传道和文字卫道工作 |
第三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神学思想 |
第一节 张亦镜的文字传道思想 |
一、论开展文字传道的必要与目的 |
二、论文字传道与本色神学的建立 |
三、论文字传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四、张亦镜对白话文的态度问题 |
第二节 论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的关系 |
一、张亦镜对中国民俗的基本态度 |
1.人有“新”“旧”之别——中国民俗宜“去旧迎新” |
2.民俗有关“国运兴衰”——中国社会宜“移风易俗” |
二、论基督教对中国民俗的吸收与改造 |
第三节 论本色神学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
一、张亦镜耶儒之辨的时代背景 |
1.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 |
2.二十世纪初对话的开始 |
二、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互异性 |
三、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相通性 |
第四节 论本色神学同道家思想的关系 |
一、张亦镜耶道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态度 |
1.以澄清老子其人其事为前提 |
2.以分别道家与道教为前提 |
二、《道德经》与《圣经》的比勘互证 |
1.道元始与上帝同在 |
2.在“道性”上的相通 |
3.在“修性培德”上的相通 |
第五节 论本色神学同佛教思想的关系 |
一、张亦镜对耶佛关系的基本态度 |
1.对“扬佛抑耶论”的回应 |
2.基督教比之佛教更值信靠 |
二、论观世音信仰与基督教的分歧 |
1.在时空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2.在性别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3.在佛经逻辑上的批判与分歧 |
三、对“佛化基督教”思想的否定 |
第六节 论本色神学同墨家思想的关系 |
一、张亦镜耶墨比较研究的思想缘起 |
1.西学墨源说 |
2.基督教墨源说 |
二、耶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
1.为墨学正名和平反 |
2.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
三、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的契合 |
1.在最高思想范畴上的契合 |
2.在社会政治伦理上的契合 |
3.在人际人伦理想上的契合 |
四、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之间的互异 |
第四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教会思想 |
第一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 |
一、论上帝国存在的中国化诠释 |
二、论上帝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 |
三、论中国人之于上帝屋的信修 |
第二节 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 |
一、对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 |
二、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促进 |
三、对宗教理性的弘扬和对中国宗教末流的批评 |
四、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改造 |
第三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 |
一、论民族独立与教会独立的关系 |
二、论建立本色教会的方法与途径 |
三、论教会趋势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
第四节 论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 |
一、论张亦镜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二、论张亦镜在孔教问题上的态度 |
三、论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四、对“党教合一”思想的批判 |
五、论基督徒的爱国与救国的关系 |
第五章 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思潮的影响 |
一、对民国时期本色教会运动的影响 |
二、对民国时期本色神学思想的影响 |
第二节 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 |
一、对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启发 |
二、对如何处理爱国与爱教之间关系的启发 |
三、对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启发 |
第三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一、在文字布道事工及其本色教会思想上的局限 |
二、在基要主义立场及其本色神学思想上的局限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一) 概念界定 |
(二) 行文思路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路径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三、余音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参考文献 |
(10)周作人散文中的日语借词研究 ——以拼音首字母J(jiao)-S的中日同形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谢辞 |
摘要 |
要旨 |
第一章 序论 |
1.1 研究目的と意义 |
1.2 先行研究 |
1.3 调査范囲 |
1.4 研究方法 |
1.4.1 语汇の抽出 |
1.4.2 语汇の出典调査 |
1.4.3 语汇の整理 |
1.5 日本语借用语の判断基准 |
第二章 周作人の散文における日本语借用语 |
2.1 「有典」と日本语借用语の関系 |
2.2 「无典」と日本语借用语の関系 |
2.3 「新义」と日本语借用语の関系 |
2.4 「汉大未收」と日本语借用语の関系 |
2.5 まとめ |
2.6 《汉语大词典》等への指摘 |
第三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録1 研究対象の中日同形语一覧(2424) |
附録2 周作人の散文における日本语借用语一覧(130) |
附録3 调査范囲内の散文作品一覧 |
附録4 调査范囲外の散文作品一覧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民情日记”感言(论文参考文献)
-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4]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D]. 巩玮.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D]. 贾健鹏. 河北大学, 2020(08)
- [6]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D]. 徐暖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7]近代女校期刊散文研究(1900-1919) ——以两个期刊为中心[D]. 牛银风. 济南大学, 2019(01)
- [8]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周作人散文中的日语借词研究 ——以拼音首字母J(jiao)-S的中日同形词为中心[D]. 李哲.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