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人口的地理分布（论文文献综述）
姚青石[1]（2015）在《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及其保护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川渝地区作为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区域,主要位于我国四川盆地内部。该地区多样的地理环境、丰沛的自然资源,多元的地理文化以及历史上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得该地区产生和发展了众多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场镇。虽历经流觞,但至今仍保留了大量具有独特空间形态和历史人文景观的传统场镇。然而,随着川渝地区的快速“城镇化”,这些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的传统场镇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在演进过程中暴露出“趋同化”、“变异化”、“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如何全面认识、保护、延续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空间环境特色成为了当前重要的议题。论文借用系统分析法、类型学等研究方法,以大量的第一手调研资料,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空间环境特色,论述了传统场镇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探索了传统场镇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策略与方法,对传统城镇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均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论文首先从区域宏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场镇分布规律的统计和分析研究,指出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在市场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网状空间结构体系,归纳了其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不仅呈现出数量大、分布广,而且形成了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川西、川东两大密集分布区域以及核心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特征,总结了“多层级”的场镇市场关系,分析了在这种结构体系之下传统场镇在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职能作用。其次从中观视角出发,论述了地理环境、经济贸易、交通运输、军事战争、宗教文化等因素是传统场镇演进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响和决定着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与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总结了在其综合作用下传统场镇空间形态与类型多样化的规律特征。再次,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场镇外部开放空间环境、建筑空间环境、场镇景观与人文空间环境的深入分析,展现出川渝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个性化地域特征。之后,基于对建国后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历史变迁的回顾,与当前场镇现状的观察与总结,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论文提出了以整体空间环境为特色的传统场镇保护理念,并对其所涵盖的“保护与发展”、“维护与塑造”、“激活与转化”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了从认识对象、分析问题,到决解问题的跨越。并从保护方法、技术措施、保障机制、发展路径出发,探索并建构了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的保护策略与方法,为探索我国在不同地域环境下传统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郭金铭[2]（2014）在《四川省人口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优化人口布局，对于合理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以地理学、人口学的区域空间理论为理论基础，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以县为统计单元，借助ArcGIS、GeoDA、Geograp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灰色建模系统（IV版）和SPSS等软件，揭示了四川人口密度、人口比重、人口地理集中度、净流动人口和人口城镇化等静态空间分布，利用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人口分布重心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选取了1990、2000和2010年3个时间截面，研究了四川人口空间演化特征，通过定性分析与因子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空间回归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人口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经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全省县域人口分布空间差异十分显着，大致沿朝天区、江油市、安县、都江堰市、大邑县、雨城区、汉源县、沐川县和屏山县一线及其以东为四川盆地人口稠密区，呈马蹄形分布，以西人口数量少，密度低；人口密度从盆地核心区向北、西、南三面递减，成德绵经济带及各地级市市辖区人口密度较高。（2）全省净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净流出县域数量和人口规模均远大于净流入县域数量和人口规模，净流出地区在全省广泛分布，而净流入地区则主要在成都、各地级市市辖区以及川西部分县域。（3）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已进入中期阶段，空间分布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较大，成都平原和各地级市市辖区较高，并沿几条主要出川交通大动脉分布。（4）三个年份的洛伦兹曲线偏离均衡线较大，集中化指数分别为0.4419、0.4280和0.4138，均有减小的趋势，人口分布的空间结构呈均衡发展特征；人口重心均在几何中心的东偏南，并自东偏北向西偏南移动，分别为30.281°N,104.982°E、30.283°N,104.931°E和30.267°N,104.829°E,共计向西移动直线距离14805.764ｍ。（5）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8384、0.8361和0.8260，表明人口分布存在很强的聚集性，但有微弱降低的趋势；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人口分布总体结构较为稳定，四川盆地是人口分布的核心区，川西山地高原地区为人口稀疏区；成都平原及临近地区，川南的自贡、泸州和川东北的南充、广安市辖区是人口分布的热点区域，川西山地高原地区是人口分布的冷点区域。（6）地形、气候、矿产、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对人口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实力、社会消费和人才素质、经济活动产业人口结构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各县平均海拔、人口自然增长对人口分布起负向作用，而较高的人均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有效促进人口聚集。基于以上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作出了展望。
郑涛[3]（2013）在《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历史时期,在这一宏阔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在四川这样一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的区域环境内向上发展渐臻鼎盛。分析此一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空间分布和演变趋势对于丰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议题及探讨佛教区域传播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寺院和石刻构成佛教宏传的道场体系,僧人和俗人作为布道的主体和受体构成佛教传播的“渡乘”体系,四者共同构成了佛教流布和佛教感知的一个完整系统。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文章选取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其作者为俗人）作为重点要素以考察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相关情况。唐宋四川佛教寺院分布。主要以唐宋时期史料和相关方志记载为依据,分别对唐宋两代四川各府州的寺院分布进行整理和统计,总结分布特点,探讨寺院分布与人口和府州等级关系。总体说来从唐至宋,四川寺院分布区域扩大,内涵加深。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府州等级所反映的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寺院的分布有重要影响。唐宋四川石刻分布。利用相关考古资料并结合笔者考察实际,在古地理单元基础上,对唐宋时期四川佛教石刻分布进行梳理,总结分布特点,探讨石刻分布与寺院关系。唐代至宋代,四川石刻分布区域相对缩小,但影响力大,因而在全国佛教石刻活动几近停滞的背景下,其实是四川佛教发展进步的表现。唐宋四川高僧分布。主要以相关僧传为统计口径,从籍贯和驻锡两个方面对高僧地理分布进行考察。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分别总结唐宋时期四川高僧地理分布情况,探讨该地理分布特点和寺院分布与石刻分布的关系。从籍贯看,唐代至宋代,四川高僧籍贯分布区域拓展,数量上升,相关府州产生高僧数量增多；从驻锡看,唐代至宋代,成都府地区、绵剑地区、梓遂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下降明显,川东峡江地带驻锡僧人数量一定程度增多,眉嘉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上升明显。二者共同说明唐代至宋代,四川佛教由部分区域向更多区域发展的过程。唐宋四川佛教艺文分布。以相关诗文集、金石材料和方志为主要依据分别对唐宋四川各府州佛教艺文分布进行整理,分析特点,探讨艺文与寺院、石刻和高僧的关系。唐代至宋代,佛教艺文地理分布在空间上拓展,内涵上加强。整体而言,除个别州数据有所下降外,其余诸府州数据都程度不等地增加。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府地区,以嘉州为核心的眉嘉地区,以昌州为代表的昌普地区艺文分布数量增幅明显。利州地区、巴州地区艺文分布数量一定程度下降,而峡江地带艺文分布数量有所上升。总体而言,从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分布变迁情况看,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在全国佛教尤其是北方佛教式微的背景下呈现整体向上的趋势。这样的分布特点和发展趋势主要和三大方面因素相关,即重要的区域位置、外在的人文动力和佛教自身特点与世俗化。这种趋势及其与诸因素关系反映了相对封闭地理单元内佛教传播的一般规律,也从个案缩影的角度印证了伴随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
林移刚[4]（2013）在《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间信仰是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与制度性宗教及民间宗教相区别的、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准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是一定区域内地方性文化的重要因子,彰显了区域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是理解区域文化的重要角度。四川是清代中国变革最深刻、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清初之变使四川社会原有"土着"消亡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重新填充了四川社会的生存空间,并重新建构了新四川的地方性文化,民间信仰对于移民社会整合以及新的地方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以民间信仰作为切入点,从环境机理和人地互动角度探讨区域文化的建构与变迁,并分析这种变迁带来的四川区域文化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差异,对于理解清代四川社会和今天四川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由绪论、正文（分四章内容）、结语及余论组成,各部分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回顾了与本文相关的前期学术研究状况,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清代四川自然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自然崇拜是对感官直接感觉到的自然力、自然现象及自然物的崇拜。清代四川自然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风雨雷电等天象,以及土地、山石、大海、河流等自然物以及各种动植物,但是纯粹的自然崇拜已经较少,自然崇拜的对象从纯自然客体向客体人格化转化,人格化的自然神崇拜成为自然崇拜的主要形式,庙宇化和世俗化成为神灵信仰的展现形式。自然崇拜在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中已不是主要形式。水神、土地神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神灵崇祀非常活跃。在地理分布方面,农业发达的地区,火神、水神、牛王等自然崇拜更为盛行,而在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川西平原地区,天神、文昌、魁星等古老崇拜更为常见。在神灵崇祀的方式方面,各种神灵崇祀充满娱乐色彩和生活气息,多以赛会形式进行。第二章,清代四川神鬼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神鬼信仰包括对由创世神、守护神、俗神、行业神以及各路神仙构成的神界的信仰、人死后灵魂幻化而为鬼以及万物之精灵的信仰,还包括各种民间巫术。在清代四川地区,三皇、仓颉及蚕从氏等创世神仍然有一定影响并得到人们崇祀;城乡城隍和乡村的土地神作为保护神崇祀异常活跃;对家堂土地神、灶神、门神、喜神、紫姑、瘟神以及坛神等家庭、个人保护神奉祀尤勤;因手工业的发展,蚕神信仰、药王信仰、财神信仰以及驱蝗神及刘猛将崇拜极为兴盛;文昌、观音、真武、八仙、三婆神、三官神等官方宗教渲染的神灵,经过民间的洗礼和世俗化倍受欢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使得巴蜀地区鬼魂崇拜仍然比较突出,较多、较完整地保留着巫文化的原初状态,巫术在人们生活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巫术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第三章,清代四川人物崇拜的内容与地理分布。清代四川地区的人物崇拜相对于前代呈现非常明显的弱化趋势,神异化和模糊化的人神崇拜是人物崇拜的主要形式。清代四川人神崇拜的神灵体系是在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的博弈中建构起来的。官方信仰体系的构建主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以孔庙为中心的儒家化系列模版和强化以关公为首的模范典型两种手段实现。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三国人物崇拜、土主崇拜以及其他人物（神）崇拜都是官方、士人和民间共同推动的结果。在地理分布方面,川西地区关羽、诸葛亮等人物崇祀更为盛行,川东北则更为崇祀张飞等武将,川南地区人物崇祀更为古老和独特,土主崇祀较为盛行。清代四川人物崇祀特点鲜明。纯粹的人物崇拜已不占主导地位,前代人物崇祀较多,神灵合祀和配祀的情形非常普遍,人神崇祀世俗化和功利化取向非常明显,正祀类人物神灵与杂祀类人物神灵的对比更加分明。第四章,清代四川民间信仰时空差异与特征。清初"土着"的消亡殆尽和随之而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基本极大地改变了四川民间信仰的主体以及主体的生存空间。在历时性方面,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形成开始于移民社会形成阶段,定型于四川社会的稳定阶段,即清代中后期,在整个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土着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形态一直是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体系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差异方面,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可以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等三个大区,各个区域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差异使得其民间信仰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别。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特征。神祗崇祀的人格化、务实性、世俗化、商业化倾向非常明显;神祗来源以本土神灵为主,兼容并蓄;信仰体系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同时存在。结语部分指出,信仰主体并非决定民间信仰内容体系的关键因素,主体的重构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民间信仰的自然传承,地域社会的自然、人文环境才是民间信仰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因素和基本依据,环境对民间信仰的建构与变迁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外力作用,因此,强调了历史文化地理学从人地互动视角对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余论探讨了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的关系。民间信仰在新的"四川人"的形成过程和清代四川社会整合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信仰中心的祠庙、会馆同时也是移民社会的整合中心。移民会馆精心选择的开放性神灵表达了移民试图努力融入新的家乡的决心。嘉道以后,会馆、祠庙祀神开始出现的分祀、合祀、附祀、从祀、配祀的情形更是表达了移民和土着对世俗功利的追逐、对新家乡的认同和对国家正祀和封建统治的顺从和依附。随着四川社会最终整合的完成和新"四川人"的形成,四川民间信仰的内容和体系得以重新建构。这种新的内容体系仍然是以清代四川社会的自然、人文环境为依据,以原有民间信仰的内容和体系为基础的,只是增加了更多新的内容,体现了更明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邹涛[5]（2014）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文中指出从古至今,依托一定的文本、尤其教材,对儿童进行爱乡爱国教育是各代政府非常关心的根本大事,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清末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乡土志就肩负着培养儿童忠君爱国思想的重任。乡土志虽为乡土教育教材,但其包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地理信息使之不再局限于教材的定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其内容丰富、价值很高,不容忽视。从历史地理文献的角度出发,探讨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分析其价值和局限,是历史地理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区域,故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且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对清末至民国时期（1905—1949）西南地区乡土志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颇有现实意义。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梳理、统计,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工具书和实地考察资料,对其探研除注意运用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等古代文献和地方志外,还重视了对有关教育资料和档案资料及政府文件的运用。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教育学、社会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理论,注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及历史比较法的应用,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以学术史回顾为基础,探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地理分布状况,深入剖析其包括编撰群体、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编撰内容及其特点等在内的编撰情况,全方位探究乡土志与旧方志的关系,多角度揭示其价值、教育功能及其局限,以建构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的立体结构。当时本区的乡土志是在列强入侵与民众觉醒,适应当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深受海外乡土教育理念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势下产生的,总计撰写109种,几乎遍布西南地区五分之三以上的区域,其中,四川省乡土志的地理分布最为广泛,几乎涵盖该省绝大部分区域；云南省乡土志的分布也相对较广,而贵州省乡土志的分布只涉及其非常狭窄的部分区域,故当时本区乡土志总体分布极不平衡,且呈现出片状、带状和散点分布相结合的特点。当时本区形成以当地知县、知州、县长等政府官员为主导、本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为主体、并辅以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乡土志编撰群体。其中,县级地方行政官员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重大作用,用行政权力保障了当时本区乡土志的编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是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中坚力量；而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加入则为本区乡土志编撰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调查务实的科学精神和近代西方教材的编写方法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本区乡土志的编写。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乡土志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富有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特点。从编撰体例看,当时本区的乡土志仍然以中国传统方志的体例为主,富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章节体、课目体等体例则所占比例较少；从写作特点看,当时本区大部分乡土志立足于儿童乡土教育的教材性质,从儿童学习规律和心理特征出发,坚持由近及远原则,力求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同时,为激发儿童的兴趣,还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编撰方式,这是我国教材编写方式近代化的表现。清末颁布的《乡土志例目》规定乡土志由历史、地理、格致三大版块组成,具体内容含历史、物产、商务等15项,民国时期乡土志撰写的内容又有新扩展,主要增加了交通、邮政、电讯等项,而抗战时期又增加了自治组织、军事防卫等项,乡土志所记各地信息日益丰富而全面。其中,乡土自然地理是当时本区乡土志中记载最为丰富的内容；乡土政治地理则是当时本区各地乡土志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的部分；乡土经济地理更是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述的重点；乡土文化地理内容丰富而全面。当时本区的乡土志具有如下鲜明时代特色：1.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2.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3.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的近代化内容丰富；4.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5.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乡土志还具有涉及少数民族内容的乡土志比例高,述及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广,包含的少数民族内容丰富,不同历史时期乡土志少数民族内容的撰写有变化等浓郁民族特色。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乡土志与旧方志虽同为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但因其历史积淀和产生的时代背景等殊异,而导致其编撰群体、编撰指导思想、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及内容等方面均各有不同；然因乡土志既脱胎于旧方志,而又有若干创新,故使二者“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这不仅更好地彰显了乡土志与旧方志各自的特色,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土志的认识。乡土志作为历史地理文献的重要类别之一,其价值不可低估,可补充方志之所遗,匡正方志之所误,丰富西南历史地理文献类别,为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自然和人文地理提供重要资料等。同时乡土志对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科教学规范化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等均有积极意义。然由于多种原因,当时本区乡土志也具有局限性,如史实或不确、内容较单薄、撰写尚嫌粗糙等,故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当时本区乡土历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本区乡土志的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魏晓芳[6]（2013）在《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峡人居环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缓变和急剧的突变，与此同时，文化地理也随之变迁。三峡地区曾因壮丽的峡谷风光闻名于世，又因最大的水利工程令世人瞩目，然而在气势恢宏的背后，三峡人居环境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化环境的建设速度远远比不上物质空间的建设速度。不论是在有关三峡的学术研究中，亦或是城乡规划设计中，还是在实际的移民搬迁城镇建设中，文化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之于地区发展的促进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成为地域发展的阻碍。基于这种背景，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论文希望通过研究，建立体系、梳理历史、探寻机制、提出对策，促使三峡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活力的新兴文化得以发展。论文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下，以“文化”为核心、文化变迁过程及规律为对象，以“古代—今日—未来”的时间线索与“面—线—点”的空间层次，以“基础研究—>现象研究—>规律研究—>对策研究——>实践研究”的逻辑思路，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方法，通过梳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历史脉络，揭示其地域扩展过程及规律，探讨其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提出三峡人居环境的和谐文化发展对策，开展三峡地区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实践，丰富三峡人居环境的研究领域，为三峡人居环境的规划与实施提供依据，从而全面提升三峡人居环境品质。在基础研究中，论文第二章尝试构建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解析三峡文化的组成。论文解析了人居环境语义下文化与文化地理，初步构建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理论体系，并用类型学解析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三峡地区文化的构成。在现象研究上，论文的第三、四章研究了三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及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论文回顾了三峡文化的缘起；阐述了三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三峡主要文化形态的历史地域扩展过程；总结了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三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在规律研究中，论文的第五章进行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阐述了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影响文化变迁的各级因素，并探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变迁规律、解析变迁机制；归纳并探讨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在对策研究上，论文第六章提出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发展对策，即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从地域文化的空间和谐、时间可持续与保持先进性三个方面提出了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方法、文化生命周期调控方法与地域文化价值多维评估方法等理论与方法。最后，在实践研究中，论文第七章提出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技术思路，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构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以实现三峡地区文化和谐、可持续与积极地发展；并通过不同人居环境空间层次的规划与建设案例来实践对策方法。
王新越[7]（2014）在《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旅游产业迅速崛起，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等综合功能不断加强，呈现出“旅游化”的趋势。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经济的繁荣，城镇景观在空间上的拓展，城镇生活方式的普及等等，都为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物质、文化等基础，也为旅游化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伴随着“十二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深化，目前工业化对我国城镇化的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它们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旅游产业是服务业的龙头，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产业关联性，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因此，新型城镇化可以以旅游化为引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城镇化的全面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加速旅游化的进程，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旅游学、产业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采用耦合函数法、聚类分析与灰色预测等定量方法，按照“内涵—机理－测度－协调关系—类型”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首先，根据世界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与功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阐明旅游化的产生与形成，并在现代旅游产业概念的基础上科学界定旅游化的内涵。旅游化就是指通过旅游活动与旅游文化的普及、旅游空间与领域的不断拓展、旅游产业要素发展完善、旅游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等功能得以全面发挥的基础上，使其发展成为国家或区域支柱产业，并广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过程。因此，“旅游化”不仅是一种现象、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人们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旅游化与旅游产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解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并根据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将二者相互作用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然后，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的要求，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从旅游化内涵出发，统筹考虑旅游产业规模和旅游产业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功能，构建旅游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遴选影响城镇化系统和旅游化系统的评价因子；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1年城镇化和旅游化评价体系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再根据建立的旅游化、城镇化评价体系，测算我国31省市城镇化、旅游化发展水平，重点分析2000年以来各地区城镇化、旅游化差异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结构性动因。研究表明，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与旅游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因子。最后，根据2000-2011年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定量分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确定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采用耦合函数法和协调发展度的方法，建立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评价模型，评价2000－2011年各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二者正在逐渐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已经形成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隆起带，北京、上海和浙江是二者协调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再对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合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类型的研究，将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现状，划分为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3个基本类型，并选择典型地区对该种类型的发展模式运行效果进行预测与检验；再针对不同类型提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与主要动力，为国家和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熊梅[8]（2015）在《川渝传统民居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研究中的薄弱点,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渊源、类型、成因、区划等问题进行探讨。按照地理特征和民族属性,川渝可分为西部高原山地区和东部盆地山地区两大地理单元。高原山地区以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盆地山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历史时期川渝西部高原山地区的民居主要分为石室、板屋、土屋和帐房四种基本类别,其成因与自然地理环境、建筑功能的要求、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建筑本身的演变密切相关。在建筑材料、民居选址和民居形态上,高原山地区的传统民居显着地受到具体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导致地域不同,类型不一。出于生产生活的便利和在动荡社会环境中自保的需要,藏羌民族采用相同的民居类型,民居的防御形式和内部功能较为趋同。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尤其表现为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民居逐渐渲染上个性的色彩、打上民族的烙印,导致藏、羌、彝族住宅风格各异。建筑形制自身的演变也会促使川西民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历史时期东部盆地山地区的民居主要为中式屋宇,属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由单一的干栏式逐步发展为形式多样的民居体系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盛行各种干栏式,秦汉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抬梁式的庭院逐渐成为主流,民居形制的主体渐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形式的干栏与中式合院并驾齐驱、相得益彰。进入唐宋,住宅结合园林营造形成宅园民居,前店后居的店宅形制得到推广。到明清时期,各种风格的民居建筑随移民入川,各类住宅相互融合并逐渐走向定式。东部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成因是地理因素、传统因素与移民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受到气候条件、地理特性、自然资源的制约,在风俗习惯、风水文化、礼仪制度、宗教思想为集合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地域人群所建立的特有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穿斗架、夹泥墙、大出檐、小青瓦、长吊脚、高筑台”的地方特色。“湖广填四川”运动,数倍于土着的外省移民迁徙而至,移植的民居建筑五方杂处,经历了共存、取代、异化、趋同的发展阶段,转换成新的民居模式——既脱胎于盆地山地以往的建筑形制,又嫁接沿用各地移民建筑的造型和风格,最终形成以“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木结构的穿斗式、木板墙或编竹夹泥墙、大出檐或宽前廊、扁长的天井院”为主要特征的区域建筑体系,展现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民居风貌。这显然是一个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动影响,其间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历史人文多重累积的运行过程。结合川西高原山地区与东部盆地山地区两个相对独立的民居体系的发展轨迹看,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气候、山脉、河流等,这些具体的自然条件都会成为影响因素,不同民族的聚居环境,传统的社会观念,历史时期的遭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等,都会赋予民居建筑特殊且唯一的存在形式和延续力量。可以说,自然、社会、人群、地域文化等各种变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最终铸就了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形制和风貌。而从根本上看,自然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社会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亚层次的。按照历史性与地域性的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中式屋宇、洋房子、店宅、碉楼民居、吊脚楼、碉房、帐篷和板屋八个大类,每类之下尚有型与式的子类型。以民居建造的承重结构作为一级分区的标准,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穿斗式木结构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和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其中,穿斗式木结构区又分为汉族穿斗木结构区和土家族苗族吊脚楼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分为瓦板顶拱架结构区和瓦屋顶混合结构区；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分为坡顶板屋区、邛笼式碉房区、框架式碉房区、崩空式藏房区和帐篷与冬居区。每个亚区之下尚有不同的小区以及其它类型的民居岛和民居点。本文创造性的工作在于,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民居现象,忽略历史脉络”,“重视民居构造,忽略民居成因”,“重视单体建筑,忽略区域系统”的不足,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对民居建筑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历史和人文的综合诠释,突破了民居区划的模糊格局,搭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类分区框架,为今后区域传统民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舒莺[9]（2016）在《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文中认为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自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城市在自然环境中产生,其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的扩张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位处西南的山地城市重庆,从中央王朝的边陲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核心城市和国家战略布局中影响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城市,自诞生之初就深受长江水岸与山地自然环境影响。流域内各城市在具体的城市选址、范围拓展、空间布局乃至经济地位、社会分工、文化进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差别而独具特色。为此,本文选取具有二千多发展历史的重庆主城区作为代表性的扩展变迁分析样本加以研究。本文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时间为依据,把主城空间拓展模式按时间进程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城市起源期、沿江拓展的传统山地城市期、跨江拓展的商业城市发展期、分散扩张的战时首都建设期和组团拓展的都会城市期。从研究本体——主城产生、拓展过程出发,针对各时期的扩张特点,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追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影响,综合分析各种环境影响因素,进而对其演变规律加以分析,剖析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综合环境机制的影响及其表现,最后对当代重庆城市建设持续规模扩张与拓展的方式再加以探讨。古代重庆地区所处的川东平行岭谷是孕育早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沿长江及其支流诞生了巴人族群及其城邦。巴人聚居和城市文明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考古与史料记载表明巴国在长期征伐中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依靠自然地理环境据险自守,建立早期城市作为散点定居的聚合,成为后世城市空间拓展的策源地。在巴人江州城市基础上,主城半岛经历了秦汉到明代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四次大规模筑城,再经清代数次补筑,塑造出了独特的山水城市轮廓。从拓展方向上看,主城在渝中半岛沿两江拓展,最初主要在嘉陵江、长江散点布局,城市修筑在地形优势更为突出的长江北岸,此后逐渐从长江沿岸扩展到越过大梁子,延伸到嘉陵江,最终形成九开八闭环江而成的上下半城。这个时期军事防御一直是古重庆城修筑、拓展的主要动力,张仪与戴鼑筑城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和宣扬王权在城墙构筑中体现尤为明显,三国时期李严与宋代彭大雅修筑城市则是出于更加直接迫切的军事防御目的。与之相映照的是,隋唐到宋之间近千年间,渝州主城未见大兴土木,主要源自渝州军事优势地位下降,不具备迫切的防御需要,所以城市空间不见拓展。这一时期,主城拓展的方式主要是沿江发展。近代重庆城市拓展的动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防御,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跨江扩张。封闭的城门城墙与狭隘的旧城空间、艰难的山地交通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清末开埠通商到军政时期的九年市政建设,逐渐繁荣的码头经济推动半岛之外的江北、南岸城区发展,城市开始出现板块结构。同时,西方技术与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理念进入重庆,军政时期的管辖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走上正轨。拆除城门、整治街道、修建公路码头、兴建近代邮政、电灯、自来水工程等公用设施使传统时代的旧城内部结构逐渐被改变。近代交通技术使渝中半岛新旧城区、南北江岸核心区域得到开发。近代重庆城市突变时间不长,但五十多年的时间却对传统城市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具有二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古城沿江扩展的自然模式在近代商业社会背景下被打破,人为规划对自然山地环境的自主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得到实现,跨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最关键的时期。八年多的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范围得到急速扩张,同时促进了城市在两江四岸的深入发展,是重庆从半岛为中心的小城市走向大型都会城市的开始。日寇大轰炸对旧城区带来了严重破坏,但客观上为老城区的街区重构提供了重建机会。出于战时安全防御需要的消防安全、火巷构造、街区拓宽等工作对旧城街区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战略防御政治经济需要的战时迁建极大的改变了重庆的经济性质和结构,同时对重庆空间范围的扩张和整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启了重庆乡村扩展和城市化新模式,近远郊区各具特色的新街区与新片区中心形成,在两江四岸地区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散点拓展,奠定了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空间与物质基础。现当代重庆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强大作用推动下,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下大调整,从“梅花点状”散点分布到“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的最终成形与“二环时代”的来临,政策决定、经济推动,文化影响,分别在建国后几个重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城半岛独荣成为跨越两江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直辖后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城区再度扩张,山水阻隔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城市核心区和周边地区都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市内外联通交流变得方便快捷,越来越强大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技术还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重庆从山水城市变为高楼城市,众多现代桥梁、隧道交通贯通江水、山地,成为重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代重庆正逢“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城市继续保持着快速规模扩张,主城的概念正在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含义。宜居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词,同时就对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历史传统和地方文化提出了要求。未来城市的扩张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自然环境和城市文化采取具有保护性和前瞻性的拓展规划。
孙俊[10]（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指出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二、四川人口的地理分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人口的地理分布（论文提纲范文）
（1）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及其保护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文化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意识觉醒 |
| 1.1.2 传统场镇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 |
| 1.2 研究范围及对象 |
| 1.2.1 研究范围界定 |
| 1.2.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学术意义 |
| 1.3.2 应用价值 |
| 1.3.3 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综述 |
| 1.4.1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相关研究 |
| 1.4.2 传统场（集）镇的相关研究 |
| 1.4.3 传统场（集）镇空间环境的相关研究 |
| 1.4.4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内容及框架 |
| 2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结构特征及其职能 |
| 2.1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生成背景 |
| 2.1.1 地理空间环境：巴山蜀水，山环水绕 |
| 2.1.2 水陆交通网络：运道发达、水陆相辅 |
| 2.1.3 自然生态资源：物博产丰，矿林并蕴 |
| 2.1.4 地理文化现象：开放包容，多元共生 |
| 2.2 传统场镇的空间结构特征 |
| 2.2.1 农村场镇贸易的兴盛 |
| 2.2.2 区域经济结构体系的形成 |
| 2.2.3 传统场镇空间结构的“网状”特征 |
| 2.3 传统场镇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
| 2.3.1 空间分布特征 |
| 2.3.2 区域地理分布特征 |
| 2.4 传统场镇市场的“多层级”结构体系 |
| 2.4.1 基层场镇市场 |
| 2.4.2 中间场镇市场 |
| 2.4.3 中心场镇市场 |
| 2.5 传统场镇的职能结构特征 |
| 2.5.1 环境职能 |
| 2.5.2 经济职能 |
| 2.5.3 社会职能 |
| 2.6 小结 |
| 3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格局演进与类型特征 |
| 3.1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生成的历史源流 |
| 3.1.1 早期集市场所的兴起 |
| 3.1.2 从集市场所到集市聚居 |
| 3.1.3 聚居制度变迁与场镇历史演进 |
| 3.1.4 场镇时空密度演变 |
| 3.2 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演化机制 |
| 3.2.1 地理环境的规限与场镇空间布局 |
| 3.2.2 经济贸易的促长与场镇的历史演绎 |
| 3.2.3 交通运输的促变与运道上的场镇 |
| 3.2.4 军事战争的促动与场镇空间格局演进 |
| 3.2.5 宗教文化的促生与场镇人文景观 |
| 3.2.6 传统场镇空间环境演化特征 |
| 3.3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类型特征 |
| 3.3.1 农业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3.2 商贸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3.3 矿业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3.4 交通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3.5 防卫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3.6 宗教型场镇及其空间环境特征 |
| 3.4 小结 |
| 4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个性化特色 |
| 4.1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外部开放空间环境的复合性特征 |
| 4.1.1 街巷：交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
| 4.1.2 檐廊：居住与商业相结合的空间场所 |
| 4.1.3 广场：聚会、娱乐、民俗活动的公共空间 |
| 4.1.4 场口：标志性的入口空间 |
| 4.2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建筑空间环境的地缘性特征 |
| 4.2.1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建筑类型构成 |
| 4.2.2 场镇建筑空间环境与川渝民俗文化 |
| 4.2.3 川渝场镇建筑营建技术与材料的适应性特征 |
| 4.2.4 川渝场镇建筑与地方风貌特色 |
| 4.3 传统场镇人文空间环境的社会性特征 |
| 4.3.1 风水思想的文化遗传与实践 |
| 4.3.2 移民文化的渗透与融合 |
| 4.4 川渝传统场镇景观环境的艺术性特征 |
| 4.4.1 山水观念下的场镇整体景观环境 |
| 4.4.2“师法自然”的场镇景观形象 |
| 4.4.4 画龙点睛的场镇景观小品 |
| 4.5 小结 |
| 5 现实观察、经验借鉴与“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提出 |
| 5.1 现实观察：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变迁与保护 |
| 5.1.1 建国后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坎坷命运 |
| 5.1.2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保护的稳步前行 |
| 5.1.3 当前川渝传统场镇保护中的现实困境 |
| 5.2 借鉴与启示：国外保护经验借鉴 |
| 5.2.1 特色保护意识的觉醒：法国Z.P.P.A.U.P保护规划 |
| 5.2.2 保护措施的科学引导：意大利热那亚保护实践 |
| 5.2.3 保障制度体系的健全：英国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管理与控制 |
| 5.2.4 保护与发展理念的不断前行：日本历史城镇保护 |
| 5.2.5 小结 |
| 5.3 突围之路：“川渝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提出 |
| 5.3.1 保护与发展：寻求以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 |
| 5.3.2 维护与塑造：实现场镇空间环境特色维护与塑造的并举 |
| 5.3.3 激活与转化：推进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向优势竞争力的转化 |
| 5.4 小结 |
| 6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策略研究 |
| 6.1 策略一：保护方法建构：基于场镇职能，探索多样性保护方法 |
| 6.1.1 探索与场镇环境职能相适应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
| 6.1.2 探索与场镇经济职能相协调的“场镇贸易环境”保护 |
| 6.1.3 探索与场镇社会职能相结合的“场镇民俗文化环境”保护 |
| 6.2 策略二：技术措施革新：维护场镇特色，巩固资源优势 |
| 6.2.1 区域空间整合：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新型技术措施 |
| 6.2.2 群体空间织补：场镇群体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基本技术措施 |
| 6.2.3 建筑空间修复：传统场镇建筑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重要技术措施 |
| 6.2.4 活态保护：场镇人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优化技术措施 |
| 6.3 策略三：保障机制完善：实施战略管理，强化制度体系 |
| 6.3.1 导入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战略管理机制 |
| 6.3.2 完善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经济保障机制 |
| 6.3.3 健全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 |
| 6.3.4 强化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社会教育机制 |
| 6.4 策略四：发展路径创新：激活场镇特色，助推场镇发展 |
| 6.4.1 场镇旅游资源开发与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结合 |
| 6.4.2 场镇形象塑造与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协同 |
| 6.4.3 文化产业发展与场镇空间环境特色保护的互动 |
| 6.5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空间环境特色保护——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复兴的必由之路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课题研究的创新点 |
| 7.3 后续研究工作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附图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2）四川省人口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人口分布研究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
| 2.1 人口分布研究的理论 |
| 2.1.1 人口分布的概念 |
| 2.1.2 人口分布的度量 |
| 2.1.3 人口分布特征 |
| 2.1.4 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 |
| 2.2 人口分布的研究方法 |
| 2.2.1 人口密度、人口比重与地理集中度 |
| 2.2.2 洛伦兹曲线 |
| 2.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4 人口重心 |
| 2.2.5 因子分析 |
| 2.2.6 灰色关联分析法 |
| 2.2.7 空间计量模型 |
| 3 四川人口静态分布 |
| 3.1 人口密度、比重和地理集中度 |
| 3.2 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
| 3.2.1 净流动人口总体特征 |
| 3.2.2 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
| 3.3 城镇化空间分布 |
| 3.3.1 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布 |
| 3.3.2 市域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布 |
| 4 四川人口动态演化特征 |
| 4.1 洛伦兹曲线 |
| 4.2 人口分布重心 |
| 4.3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 四川人口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 5.1.1 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
| 5.1.2 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
| 5.2 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
| 5.2.1 因子分析 |
| 5.2.2 灰色关联分析 |
| 5.2.3 空间回归分析 |
| 5.2.4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 6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本文的选题 |
| 二、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四川佛教寺院分布 |
| 第一节 唐代四川佛教寺院分布 |
| 一、寺院地理分布 |
| 二、寺院分布特点 |
| 三、寺院分布与人口关系 |
| 四、寺院分布与府州行政等级关系 |
| 第二节 宋代四川佛教寺院分布 |
| 一、寺院地理分布 |
| 二、寺院分布特点 |
| 三、寺院分布与人口关系 |
| 四、寺院分布与府州行政等级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宋四川佛教石刻分布 |
| 第一节 唐代四川佛教石刻分布 |
| 一、石刻地理分布 |
| 二、石刻分布特点 |
| 三、石刻分布与寺院分布关系 |
| 四、石刻分布与交通关系 |
| 第二节 宋代佛教石刻分布 |
| 一、石刻地理分布 |
| 二、石刻分布特点 |
| 三、石刻分布与寺院分布关系 |
| 四、石刻分布与交通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宋四川高僧籍贯与驻锡地分布 |
| 第一节 唐代四川高僧籍贯与驻锡地分布 |
| 一、高僧籍贯分布 |
| 二、高僧驻锡地分布 |
| 第二节 宋代四川高僧籍贯与驻锡地分布 |
| 一、高僧籍贯分布 |
| 二、高僧驻锡地分布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宋四川佛教艺文分布 |
| 第一节 唐代四川佛教艺文分布 |
| 一、佛教艺文地理分布 |
| 二、佛教艺文分布特点 |
| 三、佛教艺文分布与寺院分布关系 |
| 四、佛教艺文分布与石刻分布关系 |
| 五、佛教艺文分布与高僧分布关系 |
| 第二节 宋代四川佛教艺文分布 |
| 一、佛教艺文地理分布 |
| 二、佛教艺文分布特点 |
| 三、佛教艺文分布与寺院分布关系 |
| 四、佛教艺文分布与石刻分布关系 |
| 五、佛教艺文分布与高僧分布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唐宋四川佛教发展空间演变背景 |
| (一)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行 |
| (二) 佛教在全国范围内的盛衰转换 |
| (三) 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封闭 |
| 二、唐宋四川佛教发展的空间特点和演变趋势 |
| (一) 唐代四川佛教发展空间特点 |
| (二) 宋代四川佛教发展空间特点 |
| (三) 唐代至宋代四川佛教发展空间演变趋势 |
| 三、唐宋四川佛教发展地理分布和空间变迁动因 |
| (一) 重要的区域位置 |
| (二) 外在的人文动力 |
| (三) 佛教自身特点与世俗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阐释与研究范围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概念阐释 |
| (三) 研究范围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历史地理学对民间信仰的关注 |
| (二) 关于四川民间信仰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附图 |
| 第一章 清代四川自然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清代四川天体、天象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天崇拜与天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天崇拜与天神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天神信仰的地理分布 |
| 二、天体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太阳神、月亮神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二) 星辰崇拜的内容、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三、天象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清代四川地形、地象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土地崇拜和土地神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一) 社神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土地神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三)田祖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二、江河神和水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江河神和水神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水神信仰的地理分布与区域差异 |
| 三、山神和山石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山岳神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山岳神崇拜的地理分布 |
| (三) 巨石及灵石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四、火崇拜和火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火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火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三节 清代四川动植物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动物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牛王崇拜的内容及地理分布 |
| (二) 马王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三) 虎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植物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一) 树木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农作物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三) 果树花木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四川神鬼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清代四川神灵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创世神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一) 炎帝及"三皇"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二) 大禹崇祀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三) 仓颉氏崇祀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二、守护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城乡保护神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二) 家庭及个人保护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三) 瘟神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四) 坛神信仰的渊源与变迁 |
| (五) 行业保护神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三、佛道俗神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清代四川鬼巫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鬼魂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 |
| (一) 灵魂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 鬼灵信仰的内容与变迁 |
| (三) 祖灵崇拜的内容与变迁 |
| 二、巫师与巫术活动的内容与变迁 |
| (一) 端公与巫觋作用的变化 |
| (二) 巫术的种类 |
| (三) 民间巫术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四川人物崇拜变迁与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清代四川人物神灵体系的建构与地理分布 |
| 一、清代四川国家正祀人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三国人物崇拜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一) 关羽信仰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二) 张飞崇拜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三) 诸葛亮崇拜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四) 其他三国人物崇祀的内容与地理分布 |
| 三、土主崇祀内容与地理分布 |
| 四、清代四川其他人物崇祀 |
| 第二节 清代四川人物神崇拜的走势与特色 |
| 一、人物崇拜的日渐式微 |
| 二、当朝人物崇祀非常少见 |
| 三、合祀与配祀非常普遍 |
| 四、世俗化与功利化更为明显 |
| 五、正祀与杂祀对比更加分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时空差异与特征 |
| 第一节 清初四川民间信仰的时间差异 |
| 一、清初四川移民运动与民间信仰主体变迁 |
| (一) 移民实川与民间信仰主体的剧变 |
| (二) 新"四川人"的形成和认可 |
| 二、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分段与时间差异 |
| (一) 土客民间信仰分立与斗争期(1668-1776年) |
| (二) 土客民间信仰的整合期(1776-1851年) |
| (三) 四川民间信仰的成熟期(1851-1911年) |
| 第二节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
| 一、清代四川文化综合分区与民间信仰的分区 |
| 二、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三个大区的差异 |
| (一) 川西民间信仰区 |
| (二) 川东北民间信仰区 |
| (三) 川南民间信仰区 |
| 三、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区域性差异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 |
| (一) 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调适的差异 |
| (二) 地缘关系的差异 |
| (三) 明清以来土着损耗比例及移民构成的差异 |
| (四) 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开发格局的差异 |
| (五) 居民个性特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 |
| 第三节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特征 |
| 一、人格化神祗的典型性 |
| 二、神祗崇祀的务实性和世俗化 |
| 三、神祗崇祀的商业化 |
| 四、对外来信仰的兼容并蓄 |
| 五、本土信仰的顽强性与信仰体系的开放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余论 祠庙、会馆祀神与移民社会整合 |
| 一、作为信仰中心的祠庙、会馆 |
| 二、祠庙、会馆祀神的差异与融合 |
| (一) 各祀其神:祠庙、会馆祀神的差异 |
| (二) 分祀、合祀与附祀:祠庙、会馆祀神的融合 |
| 三、家乡之神的泛化和社会整合的进程 |
| (一) 天后信仰:异乡之神的沉浮 |
| (二) 川主信仰:家乡之神的认同 |
| (三) 关公信仰:家乡之神的泛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Chinese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乡土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意义及价值 |
|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资料运用 |
| 四、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目标 |
| 五、论文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乡土志产生的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乡土志的地理分布 |
| 一、清末乡土志的地理分布(1905年6月～1911年9月) |
| 二、民国时期乡土志的地理分布(1911年11月～1949年9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乡土志的编撰 |
| 第一节 编撰群体 |
| 一、政府官员 |
| 二、文人学者 |
| 三、教育界人士 |
| 四、外地知识分子及留学生 |
| 第二节 编撰的体例和写作特点 |
| 一、编撰体例 |
| 二、写作特点 |
| 第三节 乡土志的内容及其主要特色 |
| 一、内容 |
| 二、主要特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土志与旧方志之比较 |
| 第一节 乡土志与旧方志基本情况比较 |
| 一、编修历史、成书量、种类及分布 |
| 二、编撰群体 |
| 第二节 乡土志与旧方志的编撰情况比较 |
| 一、编撰指导思想 |
| 二、编撰体例及写作特点 |
| 三、编撰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土志的价值和教育功能及其局限 |
| 第一节 乡土志的价值 |
| 一、补充旧方志之所遗 |
| 二、匡正旧方志之所误 |
| 三、丰富西南历史地理文献类别 |
| 四、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重要资料 |
| 第二节 乡土志的教育功能 |
| 一、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
| 二、促进学科教学规范化 |
| 三、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 |
| 第三节 乡土志的局限 |
| 一、史实或不确 |
| 二、内容较单薄 |
| 三、撰写嫌粗糙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乡土志的形成及分布态势与当时本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状况密切相关 |
| 二、乡土志的内容丰富了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地理认知 |
| 三、乡土志对当代乡土教材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四、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毋庸忽视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目录(1905年6月-1949年9月) |
| 二、部分乡土志照片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定位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文化及文化变迁的研究 |
| 1.3.2 人类聚居与人居环境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三峡文化地理以及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大河流域水利建设与文化变迁的经验与教训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 |
| 2.1 人居环境语义下的文化与文化地理 |
| 2.1.1 文化的释义 |
| 2.1.2 文化地理的释义 |
| 2.1.3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2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变迁研究体系构建 |
| 2.2.1 文化地理在人居环境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2.2 人居环境理论与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 |
| 2.2.3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方法 |
| 2.2.4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框架 |
| 2.3 三峡人居环境体系下文化的组成——类型学解析 |
| 2.3.1 不同分类方式的文化组成 |
| 2.3.2 物质文化：被人文化的人景观与底蕴深厚的人工产物 |
| 2.3.3 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三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研究 |
| 3.1 三峡文化的缘起 |
| 3.1.1 长江三峡的形成：地理变迁，沧海桑田 |
| 3.1.2 三峡文化源起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 |
| 3.1.3 三峡文化源起的早期人类活动 |
| 3.2 三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 |
| 3.2.1 史前文化：考古学的发现——人类始祖 |
| 3.2.2 先秦文化：治水神话、“夔子国”、“诸巫”部落出现 |
| 3.2.3 秦汉文化：灭巴楚、置郡县、开道路、移民众 |
| 3.2.4 魏、晋、南北朝文化：战火不断、移民众多、物产丰富 |
| 3.2.5 隋唐宋文化：分区分级行政管理、移民带来人口增长、文化经济迅速发展 |
| 3.2.6 元明清代文化：战事火不断，“湖广填四川” |
| 3.2.7 近、现代文化：“陪都”使得文化主力通过三峡西迁 |
| 3.2.8 当代文化：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新城镇建设 |
| 3.3 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三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 |
| 3.3.1 三峡文化历史的悠久性 |
| 3.3.2 三峡文化积淀的多样性 |
| 3.3.3 文化空间扩展的复杂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三峡文化的地域扩展过程研究 |
| 4.1 地理环境对三峡文化形态的影响显着 |
| 4.1.1 三峡地区人地关系的特点 |
| 4.1.2 三峡地区文化受到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显着 |
| 4.1.3 文化与环境的适应状况 |
| 4.2 三峡文化地域扩展因子分析 |
| 4.2.1 交通方式的进步 |
| 4.2.2 通讯方式的改变 |
| 4.3 三峡地区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分析 |
| 半山—> 山顶'>4.3.1 农耕文化：河谷—> 半山—> 山顶 |
| 交融 <—东'>4.3.2 巴楚文化：西—> 交融 <—东 |
| 村落—> 城镇'>4.3.3 巫鬼文化：山里—> 村落—> 城镇 |
| 陆（山路）—>空（立体现代交通）'>4.3.5 交通文化：水（水路）—>陆（山路）—>空（立体现代交通） |
| 自种养、屋里酿'>4.3.6 饮食文化：地里挖、山里采、水里捕—> 自种养、屋里酿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 |
| 5.1 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 |
| 5.1.1 文化变迁的概念理解 |
| 5.1.2 文化变迁的类型 |
| 5.1.3 三峡地区人居环境建设文化地理变迁的特殊性 |
| 5.2 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
| 5.2.1 外部因素：自然、社会、经济、科技 |
| 5.2.2 内部因素：人类认知、文化自身 |
| 5.3 三峡文化变迁的力学分析 |
| 5.3.1 动力：牵引力 |
| 5.3.2 阻力：约束力 |
| 5.4 文化的传承方式及载体的变迁 |
| 5.4.1 静态传承及其载体变迁 |
| 5.4.2 动态传承及其载体变迁 |
| 5.4.3 文化传承方式的发展趋势 |
| 5.5 各种因素与力相互作用下的变迁机制 |
| 5.5.1 时间、空间多维审视：三峡地区文化地理的时空间衰减机制 |
| 5.5.2 三峡地区文化变迁的机制：普遍机制+地域机制 |
| 5.6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探讨 |
| 5.6.1 三峡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 |
| 5.6.2 三峡当代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 |
| 5.7 本章小结 |
| 6 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划对策研究 |
| 6.1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愿景与实现思路 |
| 6.1.1 和谐文化——文化区划 |
| 6.1.2 可持续文化——文化生命周期 |
| 6.1.3 积极文化——文化价值 |
| 6.2 空间和谐：三峡地区的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 |
| 6.2.1 文化区的划分 |
| 6.2.2 三峡地区在中国文化区中的位置 |
| 6.2.3 三峡文化区内亚文化区的划分 |
| 6.2.4 文化区划与人居环境规划的协同 |
| 6.3 时间可持续：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 |
| 6.3.1 生命周期理论的及其在人居环境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
| 6.3.2 文化生命说 |
| 6.3.3 文化生命阶段的判别与调控 |
| 6.3.4 文化生命周期与人居环境规划生命周期的协同 |
| 6.4 保持先进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 |
| 6.4.1 文化价值评估的作用 |
| 6.4.2 文化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
| 6.4.3 文化价值评估与人居环境规划的协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三峡地区人居环境规划案例与实践 |
| 7.1 文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与传统空间规划文化性的缺失 |
| 7.1.1 文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 |
| 7.1.2 传统空间规划文化性的缺失 |
| 7.2 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方法探讨 |
| 7.2.1 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形成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图谱 |
| 7.2.2 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提升物质环境的文化功能 |
| 7.2.3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们文化需求 |
| 7.3 三峡地区人居环境规划的实践与案例 |
| 7.3.1 注重空间和谐与城乡统筹的城市（镇\乡）总体规划案例与实践 |
| 7.3.2 重在保护与发展的三峡历史文化古镇人居环境规划实践 |
| 7.3.3 基于文化体验的三峡地区现代居住形态规划设计实践 |
| 7.3.4 突出文化符号的建筑形态设计实践 |
| 7.4 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
| 7.4.1 三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
| 7.4.2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 7.4.3 地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文化”是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8.1.2 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变迁史反映地区的人居环境变迁 |
| 8.1.3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是一种混合机制 |
| 8.1.4 提出实现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目标及其实现对策 |
| 8.2 创新点、难点与主要贡献 |
| 8.2.1 创新点：梳理过程、揭示机制；归纳模式；提出路径 |
| 8.2.2 难点：数据之难，方法之难 |
| 8.2.3 主要贡献：厘清关系、发现规律；梳理过程、提出对策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不足之处：综述不全、方法不新、数据不够 |
| 8.3.2 后续研究展望：构建文化图谱，跟踪文化变迁，研究品质提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地方文化资料收集（节选） |
（7）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合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所用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逻辑框架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2 旅游化与城镇化基础理论 |
| 2.1 旅游化的内涵解析 |
| 2.1.1 旅游化的内涵 |
| 2.1.2 旅游化与城镇化 |
| 2.1.3 旅游化与工业化 |
| 2.1.4 旅游化与信息化 |
| 2.1.5 旅游化与农业现代化 |
| 2.2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2.1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2.2 我国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理论依据 |
| 2.3.1 城镇化动力机制理论 |
| 2.3.2 消费结构演变理论 |
| 2.3.3 精神与心理需求理论 |
| 2.3.4 协调发展理论 |
| 3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1 影响旅游化与城镇化形成发展的共同因素 |
| 3.1.1 国家政策 |
| 3.1.2 区位条件 |
| 3.1.3 经济基础 |
| 3.1.4 社会基础 |
| 3.1.5 历史基础 |
| 3.1.6 文化基础 |
| 3.1.7 全球化与区域化 |
| 3.2 旅游化对城镇化的作用 |
| 3.2.1 旅游产业规模与城镇化 |
| 3.2.2 旅游产业的经济功能与城镇化 |
| 3.2.3 旅游产业的社会功能与城镇化 |
| 3.2.4 旅游产业的文化功能与城镇化 |
| 3.2.5 旅游产业的教育功能与城镇化 |
| 3.2.6 旅游产业的生态功能与城镇化 |
| 3.2.7 旅游产业的组织功能与城镇化 |
| 3.3 城镇化对旅游化的作用 |
| 3.3.1 人口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2 经济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3 社会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4 空间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5 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6 生活方式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7 城乡一体化与旅游化 |
| 3.3.8 城镇创新研发能力与旅游化 |
| 3.4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类型 |
| 3.4.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 |
| 3.4.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 |
| 3.4.3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 |
| 4 城镇化的界定与测度 |
| 4.1 城镇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4.2 城镇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4.2.1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4.2.3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4.3 城镇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4.3.1 全国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3.2 31 省市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4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4.4.1 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 |
| 4.4.2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4.4.3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5.旅游化的界定与测度 |
| 5.1 旅游化评价指标与方法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5.2 旅游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5.2.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5.2.3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5.2.4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其他指标 |
| 5.3 旅游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5.3.1 全国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3.2 31 省市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4 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5.4.1 全国旅游化发展水平 |
| 5.4.2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5.4.3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6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动力机制与协调发展关系 |
| 6.1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分析 |
| 6.1.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 |
| 6.1.2 旅游化各子系统与城镇化各子系统 |
| 6.2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与定量模型 |
| 6.2.1 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6.2.3 模型选择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的构建 |
| 6.3.1 耦合度模型 |
| 6.3.2 协调发展模型与等级划分 |
| 6.4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协调发展度的时空变化 |
| 6.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
| 6.4.2 协调发展度的时间变化 |
| 6.4.3 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变化 |
| 7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类型与发展方向 |
| 7.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 |
| 7.1.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1.2 运行条件 |
| 7.1.3 运行效果预测与检验 |
| 7.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 |
| 7.2.1 以旅游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2.2 以城镇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4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 |
| 7.4.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4.2 运行条件 |
| 7.4.3 模式细分 |
| 8 结语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川渝传统民居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内容 |
| 五、基本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川渝民居建造的自然条件与人文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一、地貌 |
| 二、气候 |
| 三、水文 |
| 四、天然材料 |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 一、政区沿革 |
| 二、移民活动 |
| 三、民族分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川渝西部高原山地区民居的历史概貌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高原山地区的主体居民 |
| 一、先秦至汉代时期 |
|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
| 三、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时期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高原山地区民居的类别 |
| 一、石室 |
| 二、板屋 |
| 三、土屋 |
| 四、帐房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高原山地区民居的分布 |
| 第四节 历史时期高原山地区民居的成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 |
| 二、建筑功能的基本要求 |
| 三、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 |
| 四、建筑形制的逻辑演进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川渝东部盆地山地区民居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盆地山地区的主体居民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三、隋唐宋元时期 |
| 四、明清至近现代时期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盆地山地区民居的演变 |
| 一、先秦时期的民居 |
|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民居 |
| 三、隋唐至宋元时期的民居 |
| 四、明清民国时期的民居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盆地山地区民居演变的规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川渝西部高原山地区传统民居的类型与分布 |
| 第一节 碉房 |
| 一、邛笼式碉房 |
| 二、框架式碉房 |
| 三、崩空式碉房 |
| 第二节 板屋 |
| 一、藏羌板屋 |
| 二、彝族板屋 |
| 第三节 帐篷与冬居 |
| 第四节 其他住宅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川渝东部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构造与成因 |
| 第一节 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中式屋宇的形态构成 |
| 一、平面布局 |
| 二、结构构造 |
| 三、装饰艺术 |
| 第三节 其它形制的传统民居 |
| 一、碉楼民居 |
| 二、客家民居 |
| 三、折中式民居 |
| 四、吊脚楼民居 |
| 第四节 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影响因素 |
| 一、地理因素 |
| 二、传统因素 |
| 三、移民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分类与分区 |
| 第一节 关于我国传统民居分类的讨论 |
| 第二节 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分类尝试 |
| 第三节 关于我国传统民居分区的讨论 |
| 第四节 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分区尝试 |
| 一、穿斗式木结构区 |
| 二、拱架式木结构区 |
| 三、平檩式混合结构区 |
| 四、民居区划传递的信息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对重庆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与环境影响研究相关问题 |
| 一、研究定位 |
| 二、研究地理空间的界定 |
| 三、关于环境的定义 |
| 四、重庆主城空间拓展的历史分期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起源：巴国城市萌芽（远古-公元前316年） |
| 第一节 巴国城市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
| 一、传统重庆地区地理环境综述 |
| 二、先秦巴国城市产生的环境综合分析 |
| 第二节 先秦巴人建城活动 |
| 一、早期巴人建城遗址 |
| 二、巴子五都与城垣建构的讨论 |
| 第三节 巴子江州城址范围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沿江拓展：传统军事城市扩张（公元前316年-明清）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江州城修筑与变化 |
| 一、秦代张仪江州城的修筑 |
| 二、汉代江州城南北之治 |
| 第二节 三国战争背景下的江州城空间拓展 |
| 一、三国时代江州筑城的社会环境 |
| 二、沿江而筑的李严大城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渝州城市扩展停滞 |
| 一、社会人口变化与城市发展迟滞 |
| 二、军事地位不振导致城市扩展迟滞 |
| 三、经济发展缓慢与城市发展迟滞 |
| 第四节 宋蒙战争背景下的重庆城区拓展 |
| 一、两宋社会经济与宋末军事大局 |
| 二、彭大雅沿两江扩展筑城 |
| 第五节 明清时期环江上下半城格局成型 |
| 一、明清时期的重庆城市发展 |
| 二、戴鼎筑城与明城环江空间格局 |
| 三、清代城墙补筑与上下半城空间格局完善 |
| 小结 |
| 附图 |
| 第三章 跨江拓展：商业中心城市扩张（清末-1937年） |
| 第一节 半岛主城区商业化背景下的拓展 |
| 一、开埠通商推动重庆城市商业化进程 |
| 二、开埠通商刺激半岛城区扩展 |
| 三、军政时代的主城扩展规划 |
| 四、旧城改造与新市区扩建 |
| 五、交通与市政建设对城区扩展的推动 |
| 第二节 跨嘉陵江扩展：江北城的兴起 |
| 一、古代江北城发展 |
| 二、传统商业推动与近代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江北城拓展 |
| 第三节 跨长江扩展：南岸城区的兴起 |
| 一、南岸城区自然环境与早期概况 |
| 二、开埠及军政时期的南岸城区扩展 |
| 小结 |
| 附图 |
| 第四章 分散扩张：战时首都建设（1937年-1946年） |
| 第一节 抗战首都的选择与城市的机遇 |
| 第二节 战时首都战略防御与旧城空间重构 |
| 一、战时城市防空体系的构建 |
| 二、城区火巷建设与主城交通的完善 |
| 三、战时首都城市空间改造 |
| 第三节 战时首都辖区扩张与疏散迁建空间的展拓 |
| 一、战时首都市辖区的扩张 |
| 二、战时疏散迁建带来的城区扩展 |
| 三、市郊疏散迁建区基础性建设 |
| 第四节 战时疏散迁建促进周边城区范围扩展 |
| 一、战时各类机构疏散迁建选择及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 |
| 二、战时迁建与南岸周边地区的扩展 |
| 三、战时工业区建设与江北城区扩张 |
| 四、疏散迁建背景下的沙坪坝地区发展 |
| 五、兵工厂迁建对大渡口地区的发展推动 |
| 六、疏散迁建对北碚城区建设的促进 |
| 第五节 重庆城市首部自主规划：《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
| 一、对城市建设不足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
| 二、对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借鉴意义 |
| 小结 |
| 附图 |
| 第五章 组团扩张：现代都会城市建设（1949年-今） |
| 第一节 现代重庆城市的规模扩张 |
| 一、建国初期的重庆主城区建设 |
| 二、三线建设时期的重庆城市拓展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的建成 |
| 第二节 现代主城“多中心、组团式”空间发展 |
| 一、“多中心、组团式”格局的当代主城扩展新特征 |
| 二、渝中半岛母城格局演变与空间增长 |
| 三、都市核心区其他城区建国至今的拓展 |
| 四、都市功能拓展区相关区域的拓展演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流域三地城市空间拓展及影响因素对比 |
| 第一节 重庆主城扩张历史演进综述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视野中的重庆城市 |
| 一、长江流域城市群发展环境概述 |
| 二、当代重庆城市拓展与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关系 |
| 第三节 重庆与长江流域三地城市空间拓展对比 |
| 一、重庆与宜宾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二、重庆与武汉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三、重庆与南京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小结 |
| 第七章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规律及对当代城市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演进模式与环境影响分析 |
| 一、影响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演进的环境因素 |
| 二、重庆主城空间拓展的环境综合作用 |
| 第二节 重庆当代主城空间扩张新特征与未来发展思考 |
| 一、当代重庆主城空间规模扩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
| 二、当代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未来发展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选题范围、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范围 |
| 一、区域范围 |
| 二、时间范围 |
| 第二节 关键概念 |
| 一、方位、地域、疆域 |
| （一）方位与认知 |
| （二）地域与民族认同 |
| （三）疆域与国族认同 |
| 二、民族、国族、族群 |
| （一）民族与国族 |
| （二）族群 |
| 三、族群地理观 |
| 第三节 客观格局与观念格局 |
| 一、异托邦与想象地理学 |
| 二、观念格局与想象地理研究 |
| 第四节 材料使用与篇章安排 |
| 一、材料使用与表达 |
| 二、篇章安排 |
| 上编 西南土着群体演进的空间格局 |
| 本编思路 |
| 第一章 氐羌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蜀国族群的历史与分布 |
| 一、蜀族史 |
| 二、三星堆文化及其族群关系 |
| （一）三星堆文化的特征 |
| （二）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关系 |
| （三）三星堆文化的族属 |
| 三、蜀族的分布 |
| （一）蜀族的活动空间变化 |
| （二）蜀苴部的分布 |
| （三）丹、犁部的分布 |
| 四、蜀国族群结构及秦并巴蜀后的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蜀西氐羌群体的分布 |
| 一、叟人的分布 |
| 二、白马羌的分布 |
| 三、广汉黑水羌、白水羌、紫羌的分布 |
| 第三节 僰人的分布及其演变 |
| 一、秦汉“僰人”的分布 |
| 二、僰人渊流及演变 |
| 第四节 巂的源流与分布 |
| 一、巂源流 |
| 二、越巂的分布 |
| 三、巂唐的分布 |
| 第五节 巴国族群的分布 |
| 一、巴族渊流 |
| （一）先秦文献中的巴 |
| （二）汉晋文献中的巴 |
| （三）历代注家的巴 |
| （四）考古文化所见巴的情形 |
| 二、巴族廪君蛮的分布 |
| 三、板楯蛮、蔓子的分布 |
| 四、共、奴、獽、夷、蜒的分布 |
| 第二章 “夷”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冉駹的渊流与分布 |
| 一、冉駹源流 |
| 二、冉駹的分布 |
| 第二节 青衣的分布 |
| 第三节 旄牛的分布 |
| 第四节 徙的分布 |
| 第五节 邛都的分布 |
| 第六节 莋都的分布 |
| 第七节 昆明及其分布 |
| 一、昆明族的分布 |
| 二、昆明族的社会发展存疑 |
| 第八节 徼外羌、夷的地望 |
| 附注“和夷” |
| 第三章 百越系统并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夜郎族群结构 |
| 二、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且兰与且兰故地 |
| （二）句町的地域范围与族群 |
| （三）夜郎族群的分布 |
| 第二节 滇族群及其分布 |
| 一、文献所见滇国及其族群分布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及其族群结构 |
| （一）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结构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的地域结构 |
| 三、古滇国社会性质与族群演进状态 |
| （一）古滇国社会性质研究的回顾 |
| （二）古滇国的族群演进状态 |
| 四、石寨山“诅盟”贮贝器与《逸周书?王会篇》的场景比较 |
| 第三节 哀牢夷及其分布 |
| 一、哀牢族群结构与社会性质 |
| 二、哀牢国的地域范围 |
| 三、滇越的地域与族群 |
| 四、附塞夷鹿茤的地望 |
| 第四节 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一、百濮、麇人的分布 |
| 二、巫蛮的分布 |
| 三、禆、鯈、鱼人的分布 |
| 四、庸族及其分布 |
| 第四章 域外群体“胡人”的迁入、分布与流向 |
| 第一节 汉代西南“胡人”的分布 |
| 第二节 汉代西南的“胡人”的来源 |
| 第三节 汉代西南“胡人”融合的方向 |
| 本编小结 |
| 中编 汉族群体分布的演变及其对族群演进格局的影响 |
| 本编思路 |
| 第五章 史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一节 秦汉西南汉族移民的来源与规模 |
| 第二节 《华阳国志》豪族大姓、士女数、“蛮夷”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文化分区所见汉夷格局 |
| 第六章 考古墓葬形制所见秦汉汉族分布的演变 |
| 第一节 考古材料所见秦国移民 |
| 第二节 “汉系”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一、室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二、崖墓分布和时空格局与族属 |
| 三、汉系墓所见秦汉汉族格局 |
| 第三节 史料并考古所见汉末汉族分布格局 |
| 一、密集分布区 |
| 二、分散分布区 |
| 三、零星分布区 |
| 第七章 “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与社会组织状况 |
| 第一节“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 |
| 一、土坑竖穴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二、石棺墓、大石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第二节“夷系”墓所见社会组织状况 |
| 一、古史“西南夷”的社会组织类型 |
| 二、滇西、蜀西群体社会组织状况的墓葬反映 |
| 第八章 考古墓葬材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一节 墓群文化所见“汉夷”格局 |
| 第二节 俑、画像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三节 画像砖“左衽”人群所见“汉夷”格局 |
| 本编小结 |
| 下编 族群地理观的演变及其与族群演进格局的关联 |
| 本编思路 |
| 第九章 “五方格局论”及其实质 |
| 第一节 “五方格局论”诸本 |
| 一、《王会篇》的“五方格局”观解析 |
| 二、其他“五方格局论”诸本及差异 |
| 第二节“五方格局论”的实质 |
| 第十章 战国秦汉西南观之演变 |
| 第一节 唐虞时代“大九州”说的西南方位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西南”方位与地域 |
| 一、“中九州”说的西南地域 |
| 二、商方邦之制与西南性质 |
| 三、西周分封制与“西南”性质的转变 |
| 第三节 地缘因素与西南疆域的形成 |
| 一、商末“牧誓八国”的地缘因素及其政治地位 |
| 二、战国末西南战略地位的凸现 |
| 三、两汉战略空间的延伸 |
| 第四节 两汉“徼”的涵义与西南“徼界”的变动的族群认同影响 |
| 一、“徼”的涵义 |
| 二、西南“徼界”的变动及其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
| 第十一章 秦汉政治地理格局及其秩序中的西南 |
| 第一节 汉代政治地理分区 |
| 一、京畿区 |
| 二、东部内郡区 |
| 三、关西、大关中区 |
| 四、近郡区 |
| 五、侯国区 |
| 六、内郡区、边郡区 |
| 七、道、属国区 |
| 八、五州区 |
| 九、都护区 |
| 十、徼外区 |
| 第二节 汉代政治地理区秩序考量的可考关键要素 |
| 一、《二年律令?秩律》俸秩所见汉初政治秩序 |
| 二、津关的分布格局 |
| 三、西汉都尉的分布格局 |
| 第三节 汉代政治地理秩序之划分 |
| 第四节 秦汉西南的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一、秦汉郡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二、县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 |
| 第十二章 汉晋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一节 秦汉史籍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二节 汉晋史志中的“西南环境观”及其二元性 |
| 本编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域外 |
| （三）今人着述 |
| （四）其他 |
| 附录 |
| 附表 |
| 附表 1. 战国至汉末西南族群地望表 |
| 附表 2. 秦统一六国前与秦、楚、巴、蜀有关的战争 |
| 附表 3. 《二年律令·秩律》各县治所地望表 |
| 附表 4.两汉关、津地望表 |
| 附表 4-1. 两汉关地望表 |
| 附表 4-2. 《后汉书?郡国志》八津地望表 |
| 附表 5.秦汉西南地区不同形制墓葬及其数量分布表 |
| 附表 5-1.秦汉西南横穴汉室墓表 |
| 附表 5-2.秦汉西南崖墓表 |
| 附表 5-3.秦汉西南竖穴墓表 |
| 附表 5-4.秦汉西南石棺墓表 |
| 附表 5-5.秦汉西南大石墓表 |
| 附表5 资料来源 |
| 附表 6.汉代画像石棺表 |
| 附表6资料来源 |
| 附表 7.秦汉西南墓葬俑中的服饰 |
| 附表 8. 《汉书·地理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表 9. 秦汉西南封泥所见长、丞、尉表 |
| 附表 10.秦汉道的分布地望 |
| 附表 11. 《后汉书?郡国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图 |
| 附图 1.秦汉西南交通国道示意图 |
| 附图 2. 封泥所见秦汉西南县令、丞、邑长、尉分布 |
| 附图 3. 战国秦汉西南石棺墓、大石墓分布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省部级学术奖励 |
| 主要科研成果 |
四、四川人口的地理分布（论文参考文献）
- [1]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及其保护策略研究[D]. 姚青石. 重庆大学, 2015(07)
- [2]四川省人口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D]. 郭金铭. 四川师范大学, 2014(02)
- [3]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D]. 郑涛. 西南大学, 2013(11)
- [4]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D]. 林移刚. 西南大学, 2013(07)
- [5]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D]. 邹涛. 西南大学, 2014(12)
- [6]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D]. 魏晓芳. 重庆大学, 2013(02)
- [7]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 王新越. 中国海洋大学, 2014(12)
- [8]川渝传统民居地理研究[D]. 熊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9]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D]. 舒莺. 西南大学, 2016(12)
- [10]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