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经济回升必须刺激消费（论文文献综述）
车明[1]（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尽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由于各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且现有多边贸易组织（如WTO）无法对各国贸易政策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各国均有可能对本国贸易政策进行调整,而外界无法准确预知其贸易政策是否会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本国经济下滑,这样的状况引起了全球各界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普遍忧虑。这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未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而逐步缓解,反而在近几年中愈演愈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挑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除美国外,日本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同样引起亚洲内部国家间贸易分歧,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欧盟贸易政策环境变得疑雾重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也提升了潜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导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的各个事件中,中美贸易摩擦无疑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间的关系,亦能为评估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一定依据。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内容。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研究和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接下来,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展开研究,其中第三章对三种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优的测度方式,为后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奠定基础;第四章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还是外生冲击,为后文的理论建模方式提供指导。而后,本文分别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中第五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模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探讨其传导机制;第六章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构建冲击约束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第七章对前文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获得了以下几点结论:（1）结合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基本事实对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幅度的“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利用“随机波动率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将已经提前告知的关税波动也计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且未能识别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出现的不同商品关税税率反向变动造成的抵消效应;通过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且丰富的时变性质还能够体现一段时期内经贸关系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变化。（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生性识别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会因为正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受到冲击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方向不确定,因此可以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的解释力度较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此外,对借助工具变量寻找到的唯一解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右偏和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点。（3）在构建异质性开放DSGE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基于哈佛大学经济复杂性数据库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国2017年进出口产品级数据发现,在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和来源国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会使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上升2%左右。此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发现,非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进入率为9.70%,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退出率为12.78%。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即投资、消费、就业和产出等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且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产生的“下行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0%至40%。在传导机制分析中发现,新厂商进入与在位厂商退出是产生本文基准模型脉冲响应结果的核心传导机制,此外,名义粘性、商品偏好、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均会对脉冲响应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4）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发现,在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后,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宏观景气指数出现一个“驼峰状”的负向偏离;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最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景气指数的解释力度在冲击出现之后的前5期中逐步上升,并在长期中稳定在高位;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长率和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解释力度都超过了2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变分析表明,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宏观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相对稳定,但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而后逐步回升,并未体现出“先逐步下降,后逐步回升”的特点;和其他两项指标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峰值出现较晚,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呈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且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变动幅度明显增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并未像大多数文献那样将关注点集中在微观层面,重点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国际影响大的特点,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层面,重点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产生的影响。（2）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面,本文并未直接指定某种特定的方法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对“关税测量法”、“不确定性指数法”和“随机波动率法”这三种测度方式的准确性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符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基本事实的方式去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变化。（3）在理论模型方面,本文结合新进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且其自身也具有较高进入率与退出率的基本事实,在建模分析过程中通过引入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退出机制,将市场外潜在进入企业的经营决策也纳入本文模型的分析框架内。同时为了让模型设置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本文根据中国企业级数据对不同类型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进行校准,并基于中国进口产品级数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进口商品平均税负变化情况,让数值模拟结果更具现实意义。（4）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并未直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视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而是尝试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其次,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构建符号约束,同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构建叙事法约束,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同时施加符号约束与叙事法约束进行冲击识别。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滕飞[3]（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晓光,刘元春,闫衍[4]（2020）在《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文宗瑜[5]（2020）在《刺激政策要尊重经济运行规律》文中提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的预期增速目标难以完成。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刺激政策保预期增速目标,必须出台力度特别大且强度要超过2009-2010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通过强度更大的刺激所实现的GDP大幅增长,会过度透支各方面的政策,导致政策效应急剧弱化并加大系统性风险。因此,尊重经济运行规律,着眼经济自我回升而精准施策,或许更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龙俊鹏[6]（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王勇,陆挺,贾珅,管涛,殷剑峰,徐高,余永定,张斌,张德礼,余明,罗志恒,范为,姚枝仲,伍戈,肖立晟,张一[7]（2020）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政策选择与2020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文中研究说明现有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法并不可靠,难以作为决定经济增速意向性指标的根据。尽管不应放任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但争论点在于政策手段怎么用。宏观经济调控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并非对立的关系。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佳[9]（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吴依曼[10]（2019）在《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古以来住房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要研究住房问题,必须考虑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中人口结构又是影响住房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对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家庭结构、人口城乡结构是影响住房需求的主要人口结构因素,不仅会影响住房需求的总量,还会影响住房需求的结构。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探析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首先对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以生命周期理论和住房供需理论为理论基础,定性分析人口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次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家庭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以及住房需求的相关数据,对四川省人口结构和住房市场需求变化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找出当前四川省住房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住房供需失衡,总量和结构存在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加重,养老型住房供需结构不合理;三是家庭结构核心化,中小户型住房供需差距较大;四是城镇化加快,新增城市人口住房需求难以被满足。然后建立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的ARDL模型和ECM模型,研究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动态影响,得出:第一,随着少子化趋稳和老龄化的日渐加剧,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需求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第二,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化保持平稳,四川省人口家庭结构对住房需求的负向影响趋于稳定;第三,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期,四川省人口城乡结构对住房需求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扩大。最后本文结合结论和当前四川省住房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引导开发商进行合理的住房投资,引导政府制定有效的住房政策,从而推动四川省住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促进经济回升必须刺激消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促进经济回升必须刺激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
| 2.1.1 实物期权效应 |
| 2.1.2 预防性动机 |
| 2.1.3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
|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 |
| 2.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2.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
| 2.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 |
| 2.2.5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3 内生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3.1 从理论角度解释不确定性来源的相关研究 |
| 2.3.2 从实证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内生性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内生不确定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4 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
| 2.4.1 从整体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3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4 关于其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的文献述评 |
|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
| 3.1 引言 |
| 3.2 “关税测量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2.1 “关税测量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2.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3 “随机波动率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3.1 “随机波动率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3.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4 “不确定性指数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4.1 “不确定性指数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4.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识别 |
| 4.1 引言 |
| 4.2 识别策略与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2.1 识别策略 |
| 4.2.2 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内生性识别结果 |
| 4.3.3 方差分解 |
| 4.3.4 唯一解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滞后阶数 |
| 4.4.2 改变经济波动的衡量方式 |
| 4.5 本章小结 |
| 附录4A 与本文相关的冲击识别方法 |
|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构建DSGE模型 |
| 5.2.1 家庭 |
| 5.2.2 最终品生产商 |
| 5.2.3 零售商 |
| 5.2.4 批发商 |
| 5.2.5 资本品生产商 |
| 5.2.6 在位中间品生产商 |
| 5.2.7 新进入的中间品生产商 |
| 5.2.8 政府部门 |
| 5.2.9 加总变量与宏观均衡 |
| 5.3 参数校准 |
| 5.3.1 校准核心参数 |
| 5.3.2 校准其他参数 |
| 5.4 数值模拟 |
| 5.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4.2 贸易摩擦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5 传导机制分析 |
| 5.5.1 新厂商进入 |
| 5.5.2 名义粘性 |
| 5.5.3 商品偏好 |
| 5.5.4 消费习惯 |
| 5.5.5 投资调整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附录5A 中间品生产商最优决策方程 |
| 附录5B 高阶近似与剪枝算法 |
| 6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1 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2 宏观经济具体指标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3 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识别策略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脉冲响应结果 |
| 6.4.2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时变视角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分析 |
| 6.5.1 混合TVP-SV-VAR模型 |
| 6.5.2 选择最优模型设置 |
| 6.5.3 混合TVP-SV-VAR模型估计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总论与预测 |
| 二、疫情冲击与修复调整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
| (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遭遇重创 |
| (二)中国成功守住底线、全年发展目标可期 |
| 三、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 |
| (一) 疫情发展存在变数、外部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坚持底线思维 |
| (二) 需求修复慢于供给、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需要全面扩大内需 |
| (三) 内部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可能显化——需要落实“六保”任务 |
| (四) 市场主体心理变化、行为模式趋于保守——需要一剂“强心针” |
| (五) 政策传导存在阻碍、相关机制有待理顺——需要完善宏观调控 |
| (六) 趋势力量逐步显化、潜在增速可能下滑——需要深化改革开放 |
| 1.全球化红利处于快速下滑期。 |
| 2.传统工业化红利开始递减。 |
| 3.传统人口红利大幅度逆转。 |
| 四、走向稳健复苏的规模性政策和基础再造 |
| (一)疫情短期冲击极大、经济自发调整困难 |
| (二)宏观政策加力提效、财政货币协调配合 |
| 1.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
| 2.政策配套坚实有力。 |
| 3.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
| (三)落实“6.8万亿元”财政扩张,形成规模性政策组合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5）刺激政策要尊重经济运行规律（论文提纲范文）
|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经济增速呈前低后高态势 |
| 经济短时失速后的刺激增长与自我回升比较 |
| 淡化经济运行的预期增速目标而精准施策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政策选择与2020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政策选择 |
|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
| 陆挺（野村中国）： |
| 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
| 管涛（武汉大学）： |
| 殷剑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
| 徐高（中银国际证券）： |
|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
|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 国债/GDP极限值=（财政赤字/GDP）/GDP增速（公式1) |
| 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 2020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探底，抑或反弹？ |
| 张德礼（粤开证券）： |
| 余明（即富集团）： |
| 罗志恒（恒大研究院）： |
| 范为（申万宏源证券）： |
| 2020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反弹、企稳，孕育危机？ |
|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 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 伍戈（长江证券）： |
| 管涛（武汉大学）： |
| 肖立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 张一（中海晟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关键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关键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结构 |
| 2.1.2 住房需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住房供需理论 |
| 2.3 人口结构影响住房需求的理论分析 |
| 2.3.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住房需求的理论分析 |
| 2.3.2 人口家庭结构影响住房需求的理论分析 |
| 2.3.3 人口城乡结构影响住房需求的理论分析 |
| 3 四川省人口结构与住房市场需求变化分析 |
| 3.1 人口结构变化分析 |
| 3.1.1 人口规模变化分析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分析 |
| 3.1.3 人口家庭结构变化分析 |
| 3.1.4 人口城乡结构变化分析 |
| 3.2 四川省住房市场需求变化分析 |
| 3.2.1 住房市场需求总量分析 |
| 3.2.2 住房市场需求结构分析 |
| 3.3 四川省住房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住房供需失衡,总量和结构存在矛盾 |
| 3.3.2 人口老龄化加重,养老型住房供需结构不合理 |
| 3.3.3 家庭结构核心化,中小户型住房供需存在差距 |
| 3.3.4 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增人口住房需求难以被满足 |
| 4 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住房需求的理论模型推导 |
| 4.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平稳性检验 |
| 4.4 ARDL模型的构建基础 |
| 4.4.1 适用性分析 |
| 4.4.2 建立步骤 |
| 4.5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5.1 ARDL模型实证结果 |
| 4.5.2 ECM模型实证结果 |
|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促进经济回升必须刺激消费（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车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4]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J].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晓光,刘元春,闫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08)
- [5]刺激政策要尊重经济运行规律[J]. 文宗瑜. 人民论坛, 2020(16)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政策选择与2020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展望[J]. 王勇,陆挺,贾珅,管涛,殷剑峰,徐高,余永定,张斌,张德礼,余明,罗志恒,范为,姚枝仲,伍戈,肖立晟,张一. 国际经济评论, 2020(01)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10]四川省人口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D]. 吴依曼.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