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驳“黑线专政”论（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一梅[2]（2019）在《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文中认为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新时期”。从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既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文学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或是与“文革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性。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这两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的认识分歧,论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深入“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阶段政治形势、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联。其次,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再次,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出发,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此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恢复、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新时期文学”起源主要以拨乱反正为主,无论是文学理论话语,还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都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模式与特质。论文一方面要证明“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一直走在“十七年文学”的“正”路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重审”,克服对这一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重估文学史的意义,并对相关的作家作品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总之,笔者希望通过“重审”,为今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王彬彬[3]（2012）在《“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文中研究表明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文艺情况汇报》第一一六号,其中,有《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介绍上海的这篇文章,决
刘锡诚[4]（1998）在《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文中认为
窦金龙[5]（2017）在《“拨乱反正”:过渡期的文学批评——以1976-1978年《人民日报》为中心的梳理》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人民日报》等党报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流变曾经起到过非常显着的影响,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尤甚。党报的文学批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政治批评,大多代表着权威意志对文学的发声,作为方向性的纲领引导着文学的动势,这是理解《人民日报》等党报文
阎纲[6]（1999）在《江青的背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和它所引起的严重课题》文中认为
王布新[7]（2018）在《文学史“过渡状态”中的文艺界“拨乱反正”——以1975-1983年为论述中心》文中提出文艺界"拨乱反正"通常被当作政治"拨乱反正"的构成部分来研究,双方既合谋共生又相互背离的复杂关系被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以重返历史现场与史料重读的方式,将其重新放置到1975年至1983年前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中加以考察,对其发生的时间范围和历史进程提出新的看法。重新厘清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既对新时期文学史的论述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反思文学史分段研究及其理论局限具有范式重构的借鉴意义。
邓小琴[8]（2016）在《第四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结构的转型》文中认为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于1979年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发轫的特殊时间节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内容最为复杂、过程甚为曲折的文艺盛会,对当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和当代文学60余年的"长时段"视域下,"重返"第四次文代会历史现场,探究会议与八十年代文学转型的复杂关系,以实现对会议本质属性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深入把握。除绪论与余论外,全文共有四章。绪论部分,首先从文献史料与当代文学史中的第四次文代会在内容含量和历史面相的反差入手,阐述将第四次文代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及其文学史、思想文化和现实意义所在;其次是对第四次文代会相关的研究性、史料性研究成果的综述及分析,这个过程也是从实践的角度对第四次文代会研究的可行性及研究价值、研究目的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论证;最后,在认识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的基础上,从研究视野、研究取向（或曰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上来建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方法。主体部分为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一章是对第四次文代会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结构展开长时段、宏观的"面"上的梳理,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从革命性到建设性的转换、党的文化方针政策从"两家争鸣"到"百家争鸣"的回归式调整、政治文化思潮从"左"冲"右"突到多元分化的裂变、社会心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嬗变四个层面梳理出会议背后"不可见"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态及其"过渡与转型"变迁轨迹。第二章是对第四次文代会历史现象层面的历时性的整体把握。主要以时间的连贯性和空间的完整性为原则,梳理会议召开的源流背景;"还原"会议筹备、进行、结束、会后余绪各个阶段的"台前""幕后"、会场"内""外"丰富复杂的历史样貌;总结概括会议的基本性状特征:"表象的同一与内在的分岐相交织的矛盾性",从而为进一步揭示会议背后的深层历史真相提供基本的史实与理据支撑。相应地,本章的重点将落在对第四次文代会"矛盾性"现象的盘整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从"力"的构成上梳理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原因与条件;外在、有形的现实直接"推力"、间接"给力"与内在、无形的历史"阻力";二、从中国文联领导班子确定、会议代表产生、会议文本特别是周扬主报告的"台前"与"幕后"两种文本形态及其繁琐微妙的生成过程等方面来梳理第四次文代会筹备过程中产生的"人事"矛盾;三、会场"百态",包括会场"内"邓小平《祝词》、周扬主报告与会议代表发言的同一与差异和会场"外"作家群体的复杂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分岐。第三、四章由"关注事件本身"转向"借助事件考察结构",展开对第四次文代会背后的八十年代文学结构及其变迁的考察与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转型的复杂关系,包括从文艺指导思想、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调整与贯彻落实,文艺机构建设和文学队伍重组,对文艺民主的发扬和创作自由的保障三个方面来论述第四次文代会对文学创作外部环境的开放与规约;对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形态及其走向之间关系的历时性考察;对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与转型之间复杂关系的阐述。第四章主要从第四次文代会对文学批评机制的调整与重建,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运行模式的转型两个层面来展开对会议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的复杂关系的考察。最后是余论,阐述第四次文代会之于当代文学结构转型的当下启示。
窦金龙[9]（2014）在《新时期初期《人民日报》对文学的引导》文中指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新时期初期（1976-1983）对文学进行引导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社会现实状况和文学样貌的发展,在各个阶段有着相对不同的主流引导目标,从批判“四人帮”到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再到加强管控,直至“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作为阶段性结束事件,整体上呈现出由“放”逐渐到“收”的引导趋向。这一过程中,《人民日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引导策略,对于这些引导策略的指认和分析,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明确《人民日报》的引导意图,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引导的“效果”。然而在主流的导向之下,党报的引导话语也并非毫无缝隙,其中夹杂着很多裂痕：大肆批判“四人帮”的潮流中,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保守的因素一直存在；而在大力鼓动繁荣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越界”的观点和言论,也曾让《人民日报》陷入慌乱；在主流强调加强对文学的管控时,有些开放的认识早已成为“共识”,管控也只能在这些“共识”范围内强化,管控的具体操作中也有着很多暧昧的细节和分裂的支流,让管控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彻底落实。分裂支流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党报话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看出文学自身发展不受控制的力量,文学自身正走入新的方向。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繁荣,是在国家意志的支持下实现的。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批判“四人帮”、促进现代化建设这些整体目标之下,推动了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但党报对文学的引导,不可能超出“党的领导”这一前提,无论何种方向的引导,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领导、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这与文学自身的发展需求是相冲突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有更加丰富的感知,并对当代文学制度进行一定反思。
郭学军[10]（2013）在《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规训特性是1949-1979年期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最重要特征，不仅表现为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电影批评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还表现为意识形态要求和政治权力对电影批评的全面介入，政治标准既是评价电影思想内容的终极尺度，也是进行电影本体批评必不可少的规范。随着政治语境的不断变化，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经历了从“左”倾到极“左”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极大，并体现出执政党通过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逻辑。论文选择了从电影论争和电影批判的维度对这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批评进行集中论述。论文分为五部分：一、政治权力对电影批评的强力介入。电影《武训传》批评运动开启了电影政治批评大幕，这一批评运动对后来的电影创作与批评影响极大。它看似突然，实则有严谨的政治和思想逻辑。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开启了电影批评的动员-改造模式，相继出现“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艺术性纪录片”、“拔白旗”等电影批评运动。通过一系列电影批评，执政党完全控制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左”倾思潮在电影批评中的霸权地位。二、为使电影更好地服务于新政权，更好地完成意识形态宣教任务，以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为主体的电影批评家在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下展开电影创作讨论。在讨论中基于电影本体发展的内在要求，电影批评客观上呈现出向自身回归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批评家针对电影剧作、导演职责以及电影形式等展开了讨论。这些带有论争性质的电影本体批评虽然都以政治规训为旨归，但客观上具有促进中国电影艺术发展、丰富中国电影理论的作用。三、与美、苏先后交恶使得中国国际政治语境趋于封闭，政治规训下的中国电影批评选择从本土文化角度观照电影，体现出对政治使命的遵从，并形成本土化电影批评。电影批评家注意到电影与本土文化对接的可能性，并就此展开讨论与论争。主要包括蒙太奇的本土化阐释、从传统文艺中寻求电影资源的探讨、关于电影样式的论争等批评。这些争论和批评促进电影艺术向中国本土文化的发掘、对中国电影理论的积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四、1963年后，政治语境持续“左”转，电影批评政治工具作用凸显并被迅速推向极致。“文革”爆发前，极“左”思潮主导下的电影批评先后发起针对“毒草”影片的三次批判，政治标准成为惟一尺度，电影本体诉求几乎得不到体现。“文革”爆发后，电影批评彻底沦为政治工具，极“左”派发起政治目的极为明显的电影批判。尽管方法简单、逻辑混乱，但符合极“左”政治逻辑。同时，“三突出”等激进批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样板戏电影”和“反走资派电影”的批评文本。五、“文革”结束至1979年，电影批评经历了从政治批判向观照自身的艰难尝试。“文革”刚结束时，“左”倾思潮犹存，尽管电影批评对象发生反转，但“文革”思维及其批评方式依然有效，并在揭批“黑线专政”论、“三突出”原则以及揭批“阴谋电影”的电影批评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电影批评表现出挣脱政治规训的努力。
二、驳“黑线专政”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驳“黑线专政”论（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 |
| 一、当代文学史概念中的“十七年”和“新时期” |
| 二、“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从拨乱反正到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重建 |
| 第二章 承续“十七年”:“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 |
|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
| 第二节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
|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恢复:精神或方法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
| 第二节 接续,还是断裂:精神或方法 |
|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
|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
| 第二节 禁忌与许可:来自文学内部的对话 |
| 结语:“前三年”与一个新的开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5）“拨乱反正”:过渡期的文学批评——以1976-1978年《人民日报》为中心的梳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肇始于阐释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 |
| 二、文艺理论和作品的“拨乱反正” |
| 三、政治批判思维中的混乱和保守 |
（8）第四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结构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历史、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理论构架与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过渡与转型:第四次文代会生成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态 |
| 第一节 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转换 |
| 第二节 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思潮的裂变 |
| 第四节 社会心理嬗变的开始 |
| 第二章 同一与分歧:"重返"第四次文代会现场 |
| 第一节 阻力与动力:会议召开的历史"合力" |
| 第二节 "台前"与"幕后":会议主要文本的成文过程 |
| 第三节 "惜春"与"偏左":会议筹备中的人事矛盾 |
| 第四节 "主流"与"异质":会议现场的话语碰撞 |
| 第三章 发动与制动: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曲折转型 |
| 第一节 开放与规约:第四次文代会对文学创作综合环境的营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形态及其走向 |
| 第三节 "回到自身":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与转型 |
| 第四章 突破与局限:第四次文代会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 |
| 第一节 第四次文代会等会议对文学批评机制的调整与重建 |
| 第二节 从"批判"到"批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运行模式的转型 |
| 余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9）新时期初期《人民日报》对文学的引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人民日报》引导文学的意图 |
| 第一节 猛烈批判“四人帮” |
| 第二节 解放思想 繁荣创作 |
| 第三节 加强对文学的管控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引导文学的主要策略 |
| 第一节 符号的使用 |
| 第二节 同化构想 |
| 第三节 寓贬于褒 |
| 第四节 其他策略 |
| 第三章 主流导向的分裂和失控 |
| 第一节 “猛批”之下的保守 |
| 第二节 放开后的失控 |
| 第三节 管控中的缝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政治规训：中国电影批评（1949-1979）的基本主题 |
| 二、 从文化霸权到现代化：中国电影批评（1949-1979）的深层逻辑 |
| 三、 各章的内容提要 |
| 第一章 政治对电影批评的强力介入 |
| 第一节 政治导向下批评格局的多重动因 |
| 一、 实用传统对批评观的影响 |
| 二、 政治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要求 |
| 三、 《讲话》对文艺思想的强力规训 |
| 第二节 政党领袖强力介入《武训传》批评 |
| 一、 从“口碑载道”到“思想反动 |
| 二、 从政治批评到权力批评 |
| 三、 难得的“异质”声音 |
| 四、 批评的后果及其政治逻辑 |
| 第三节 动员-改造系统中的电影批评 |
| 一、 从电影批评到政治讨伐 |
| 二、 对艺术性纪录片的政治解读 |
| 三、 权力批评引发“拔白旗”电影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治导向下的电影本体批评 |
| 第一节 对电影剧作的规范和批评 |
| 一、 剧本为何难产 |
| 二、 文学性与电影性：政治压力下的剧本特性之争 |
| 三、 夏衍对剧本创作的具体指导和批评 |
| 第二节 厘定导演职责的批评 |
| 一、 政党统辖下的“导演中心论”批评 |
| 二、 编剧与导演主次关系批评 |
| 三、 政治理念较难触及的导演技巧批评 |
| 第三节 以政治内涵为本位的电影形式批评 |
| 一、 意在突出英雄主角的表演批评 |
| 二、 电影形式的艺术化与民族化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语境中的本土化电影批评 |
| 第一节 蒙太奇的中国化及其祛魅 |
| 第二节 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 |
| 第三节 初具类型意识的电影样式批评 |
| 一、 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新喜剧——歌颂型喜剧 |
| 二、 以戏曲片批评推动电影的发展 |
| 三、 惊而又险+正面人物：惊险片标准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把政治推向极致的工具论电影批评 |
| 第一节 电影大批判的预演：对三批“毒草”影片的批判 |
| 一、 单一政治标准和批判式批评方式的开始 |
| 二、 “资产阶级”符号构成的批评暴力 |
| 三、 政治大批判式批评的定型 |
| 第二节 彻底沦为政治工具的电影批评 |
| 一、 对电影理论家话语权的剥夺 |
| 二、 批判电影行政官员：攫取电影领导权 |
| 三、 直指政治领导人的电影批判 |
| 第三节 激进电影批评观的确立和应用 |
| 一、 《纪要》催生“三突出”创作原则 |
| 二、 “三突出”等激进电影批评观及其方法的应用 |
| 三、 一个特例：对《闪闪的红星》的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政治批判到观照自身：“文革”后的电影批评 |
| 第一节 揭批极“左”政治的电影批评 |
| 一、 对“黑线专政”论和“三突出”原则的否定 |
| 二、 揭批“阴谋电影”的政治目的 |
| 第二节 努力摆脱政治规训的电影批评 |
| 一、 补课与续接：电影特性批评 |
| 二、 转身之痛：“电影现代化”论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驳“黑线专政”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D]. 王一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J]. 王彬彬. 当代作家评论, 2012(06)
- [4]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J]. 刘锡诚. 新文学史料, 1998(03)
- [5]“拨乱反正”:过渡期的文学批评——以1976-1978年《人民日报》为中心的梳理[J]. 窦金龙. 当代作家评论, 2017(02)
- [6]江青的背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和它所引起的严重课题[J]. 阎纲. 新文学史料, 1999(04)
- [7]文学史“过渡状态”中的文艺界“拨乱反正”——以1975-1983年为论述中心[J]. 王布新. 现代中文学刊, 2018(03)
- [8]第四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结构的转型[D]. 邓小琴. 浙江大学, 2016(03)
- [9]新时期初期《人民日报》对文学的引导[D]. 窦金龙. 南京大学, 2014(08)
- [10]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D]. 郭学军. 上海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