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掖地区改建涝池方法介绍（论文文献综述）
刘诗颖[1]（2021）在《明清时期武威地区水利碑刻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苏亚超[2]（2021）在《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三西”是指甘肃河西、以甘肃定西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以及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善这一地区“苦瘠甲于天下”的贫困面貌,甘肃省虽先后开展了“兴西济中”和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扶贫项目,但皆因资金、物资、人力等方面问题而后劲不足。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知悉这一情况后,批准了由甘肃省委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针对“三西”连片贫困区域一同协商策划的扶贫项目,并于1983年正式启动。依据“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两年巩固提高”的基本规划,各地在能源、林草、农业、水利、智力教育、移民、产业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党政领导责任制,至1992年顺利完成了十年预期目标。因此,本文以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的发展进程着手,主要从背景、实施策略以及所产生的成效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析。“三西”地区在二十世纪开展的这项以解决群众温饱为目的、大规模的农业建设和扶贫开发活动,在解决“三西”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经济的发展,增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实现区域现代化建设、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战略决策。
刘海花[3]（2019）在《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文中认为北京医疗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率先在上海做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北京各大医院派出医疗队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甘肃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当地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甘肃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便是东西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和繁华阶段,但自宋之后丝绸之路日益衰落,加之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困苦。甘肃解放后,各项事业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于是周恩来总理自1967年亲派第一批医疗队入驻甘肃河西地区,此后源源不断先后共分十批,4000多人次的医疗队员来甘肃为广大贫下中农（牧）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的大问题。一直以来较好的医疗资源都放在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农村长期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自毛泽东主席提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做出积极的响应,为甘肃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医疗人员和技术。带领他们自采自制中草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同时巡回医疗期间不仅要求队员把“卫生革命”和思想理论相结合,而且要抛弃“旧”的医疗观念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且在医疗期间认真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北京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对甘肃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张磊[4]（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张秋生[5]（2019）在《基于P-S-R模型的嘉峪关市生态安全评价》文中认为生态安全评价可为政府决策、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必要的依据,通过生态安全评价掌握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城市生态建设的前提和重要手段,对城市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指标体系评价嘉峪关市2007—2017年间的生态安全水平,对生态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嘉峪关市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影响因素和当前生态环境现状提出提升生态安全的建议。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2007—2017年十一年间嘉峪关市生态安全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处于0.533—0.607之间,在较小范围内变化,安全等级由Ⅳ级上升为Ⅲ级,生态安全水平有所提高;压力指数经过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11年达到最高值,评价期末生态系统压力增大;状态指数波动上升,生态系统状态水平提高;响应指数持续增大,生态系统响应增强。（2）2007—2017年11年间始终保持着生态安全压力指数最高,状态指数居中,响应指数最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相对于生态环境状态和响应较小;生态安全状态水平与生态安全压力的关系密切,生态安全状态主要受到生态安全压力的影响;2007—2011年期间全社会在提升生态安全方面做出的行动和采取的措施等响应有效减轻了生态环境压力,2012—2017年期间生态建设与政策鼓励等响应措施无法有效降低由人口增长、建设用地过多、大环境经济低迷引起的生态安全压力增大。（3）嘉峪关市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源因素、产业因素、环境因素。影响嘉峪关市生态安全的资源因素主要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压力,水资源压力来自与资源型短缺和用水效率偏低造成,土地资源压力来自于戈壁荒滩的土地利用条件苛刻,工业用地比重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过大;产业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为嘉峪关市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单一经济结构弹性较弱,工业比重大引起的污染物排放较多,产业结构的转型障碍较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来自污染物排放多、环境美化程度、自然灾害等极端天气的频度,人居环境的质量还代表旅游环境和投资环境的质量。（4）以前文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提升生态安全水平提出建议,包括水土流失的分类、分重点治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全面整治遗留矿山、推进制度化建设。
王梅[6]（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李晨昱[7]（2017）在《西安城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水系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城市水系存储的水资源及其所处的水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加快,城市化水平提高,城镇人口持续增长,致使城市用水需求增长,城市发展对水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故研究城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有益于缓和二者之间矛盾,促进双方协调共存。城市水系是城市的命脉,更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战略突出地位,将其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因此,研究城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水系演变的视角来阐述水资源储量、水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查阅大量文献,梳理总结了西安市水系演变的总体历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确定城市水系演变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机理,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数据,通过定量计算揭示并解释其表现、变化和关系;最后以西安市2005年至2015年的城市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数据为例,从定量角度对城市水系演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总结了西安地区从原始社会时期直至当代西安市的地表水系演变历程,主要内容有:西安地区的河流走向受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有着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缓慢迁移的趋势;水系水资源总量受气候持续转向寒冷干燥的影响而逐渐减少;水生态环境受人类生产活动、城市建设等影响而持续恶化。（2）定性分析研究了古代西安的城水关系,主要从水系灌溉能力、航运能力、地区旱涝灾害与城市水利建设四个方面入手,探讨古代西安水系演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随着古代西安水系的持续演变,西安地区地表水系灌溉能力与航运能力持续下降;2)水土流失与水资源总量持续减少使得城市供水保障逐渐降低;3)同时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早涝灾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频繁。4)综合以上因素影响,由于城市物资供给难以保障,水资源总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加上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导致西安地区的城市发展自唐代以后逐渐衰落。（3）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并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研究了当代西安水系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主要研究内容有:首先,引入了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从水系水资源概况、水环境压力、水资源保护,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空间拓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业7个因素出发,选取了共计27个评价指标,构建了城市发展与水系水资源环境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以上数学模型,对西安市2005～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西安市城水关系的耦合协调度在2005～2015年的11年间从0.0356的极度失调阶段开始逐步转变发展至0.8868的良好协调阶段;同时城市发展与水系水资源环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相互遏制相互胁迫的矛盾共存阶段发展至更高水平的协调共生阶段。（4）根据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总结了西安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并针对未来西安城的市发展与周边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能够正确协调处理二者共生关系的应用建议,具有实践性的指导作用。
杨云舒[8]（2015）在《长武县人工湿地—涝池的演变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涝池为黄土高原提供了难得的湿地景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深入,这种人工湿地正逐渐消失。研究涝池的演变过程、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及在补给地下水方面的可能作用,不仅能为涝池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还对人们期望涝池能回归重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基于长武县4个调查点的涝池调查数据,本文就调查点涝池动态变化特征、涝池演变和在补给地下水方面的可能作用,以及涝池变迁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涝池的保护与恢复提出建议。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长武县涝池数量和面积在调查时段内总体呈现出缩小态势,其中20世纪80年代前变化相对平缓,其后缩小速率加快,20102014年涝池数量和面积缩小速率均达到最大,分别为-5.71%和-4.80%。与涝池总面积和总数量的急剧减少不同,单个涝池的平均面积却有所增大,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253 m2,90年代初期为288 m2,2014年调查结果为325 m2。这说明55年来小面积的涝池数量较大面积涝池数量减少得多。截止2014年,现存涝池数量为5个/10km2,消失涝池数量占涝池总数量的75.0%。现存涝池面积为171 m2/km2。现存涝池仅存在两种蓄水情况——季节性蓄水和临时蓄水,其中季节性蓄水涝池数量占现存涝池总量的80.0%,主要存水时间集中在7、8、9三个月。（2）研究区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源于降水的入渗。涝池通过汇集场院道路等的雨水径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地下水进行补给。长武县涝池面积的缩小与地下水位下降有同样趋势,表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这可以解释为降水通过涝池对地下水的补给量减少,可能影响到地下水位变化。（3）人类活动直接作用于涝池,决定着涝池的演变及变迁方向。长武县19642011年间人口增长迅速,人口的增长带动需求的增加,居民地和交通用地面积相应增加,从而导致涝池较多地被居民地和交通用地占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加之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深入,使得农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制约了涝池的生存。人类活动既影响涝池数量也影响涝池质量,人为因素主要从人畜用水方式、经营管理和政策三个方面对涝池变迁产生作用。（4）21世纪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文明,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当地的各种水利工程。一定规模地恢复涝池是需要人们重视的。涝池的改造、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不能仅仅只考虑蓄水防洪效益,而应将涝池建设为集蓄水、排涝、休闲、观景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这就要求加强相关技术研究,同时充分发挥村委会在涝池恢复和重建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全民参与,促进涝池在农村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蓓[9]（2013）在《张掖历史城市人居环境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河西走廊地区城市有着独特的人居环境山水境域营建的理念与方法，深入挖掘中国城市的风景营造理论与设计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河西重镇“金张掖”有着深厚的地域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其人居环境山水境域也别具特色。本论文以“张掖古城”这一历史城市的人居环境风景营造为研究对象，将人居环境科学作为基础理论指导，并深入探求张掖历史城市的人居环境风景营造的智慧，通过对它的研究来探寻中国古代西北干旱地区因地制宜的城市风景营造的理论与方法。本文采用对历史文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从古人的人居环境观念入手，发掘中国古代干旱地区城市人居环境山水境域的营造智慧，从这个理念出发，理清河西走廊大背景下张掖历史城市环境变迁的脉络与形态演进的原因及特征。分析张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以张掖历史城市环境变迁和发展历史寻找不同尺度上城市的风景营造特点，从而寻找张掖历史城市在适应特殊地域环境和地域条件下在典型风景营造、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古代干旱地区城市在特殊环境下的城市风景营造及其人居环境思想。在此基础上为当今张掖古城保护和张掖历史文化名城风景营造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李江[10]（2012）在《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及其保护研究”的子课题，目的在于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明清时期甘肃河西走廊建筑文化景观，梳理河西传统建筑的发展历程、营造方式和城镇建设情况。河西走廊自古就处在丝绸之路即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上，多元文化共生，明清以来，在适应河西走廊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河西走廊建筑在布局、形制、构造和装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特征，并于晚晴时期发展出了相对独立的河西建筑工艺体系。河西走廊城镇根据军事斗争形式和屯田需要而设，尤其以明代北边防线和甘肃镇的建立成为河西城镇建设的背景和依托，奠定了河西地区城镇的基本规模和形式。而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的增加，河西城镇建设在明初形成的基本格局下获得了新的进展，大量的建造活动围绕着河西城镇的发展而展开，建筑类型丰富多样。本论文作为河西走廊地区传统建筑的基础研究，着力于传统的考古学科、建筑学科、历史学科之间的交叉，分析河西走廊建筑发展沿革以及明清时期地域建筑文化的变迁，试图建立起整个河西走廊建筑的宏观整体认识，建构完整的资料体系和研究框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张掖地区改建涝池方法介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掖地区改建涝池方法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2）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准备工作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准备工作 |
| 第一章 “三西”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三西”地区的基本状况 |
| 一、自然状况 |
| 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二节 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与“兴西济中” |
| 一、河西商品粮基地 |
| 二、“兴西济中” |
| 第三节 “三西”建设决策的提出 |
| 第二章 1983 年至1992 年“三西”建设决策实施 |
| 第一节 “三西”地区建设的基本路径 |
| 一、甘肃开展“两西”建设 |
| 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现“三条路”并走 |
| 第二节 “三西”建设决策实施的具体策略 |
| 一、三年停止破坏(1983-1985):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 |
| 二、五年解决温饱（1986-1990）：移民和支柱产业建设 |
| 三、两年巩固提高(1991-1992):构建党政领导责任制 |
| 第三章 1983 年至1992 年“三西”建设决策的实施成效 |
| 第一节 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 |
| 第二节 促进了“三西”地区各业发展 |
| 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 二、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 |
| 三、区域性支柱产业开始形成 |
| 第三节 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
| 一、坚持宗旨,为人民办实事 |
| 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
| 三、团结一致,动员全社会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京医疗队赴甘概述 |
| 第一节 “六二六”指示发出的背景 |
| 第二节 北京医疗队来甘缘由 |
| 第二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工作实践 |
| 第一节 直接从事疾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协助政府完善地方医疗体系 |
| 第三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巡回医疗的特点 |
| 第一节 改善高寒偏远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
| 第二节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
| 第三节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 第四章 北京医疗队对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
| 第二节 促进甘肃省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与变迁 |
| 第一节 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行政沿革 |
| 一、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二、明以前河西地区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洪武年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与卫所的设立 |
| 一、洪武初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军事活动 |
| 二、洪武时期河西地区卫所的设立 |
| 三、洪武以降河西地区卫所建置的变化及镇戍体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河西卫所的职官体系 |
| 一、卫所职官的基本情况 |
| 二、河西诸卫的武职系统 |
| 三、河西诸卫的文职系统 |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河西卫所管理的有司化 |
| 一、卫所军事职能的削弱 |
| 二、卫所独立司法权的丧失 |
| 三、文官对卫所管理的介入 |
| 四、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 |
| 第二章 移民与河西地区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移民与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变迁 |
| 一、明代河西移民的类型 |
| 二、明代移民对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 |
| 第二节 明代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形成、来源与转变 |
| 一、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
| 二、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来源 |
| 三、由“军”到“民”—卫所军户的转变 |
| 第三节 卫所土官群体的形成及其身份的变化 |
| 一、河西地区土官群体的形成 |
| 二、树立勋绩——土官家族的崛起 |
| 三、土官家族的发展与转化 |
| 第三章 军需供给与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河西卫所的军粮供给体系 |
| 一、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出现 |
| 二、明初河西地区的军粮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卫所军粮供给制度的变化 |
| 一、屯田的衰败与军屯田土的民田化 |
| 二、由“本色”到“折色”—民运、开中、京运的转变 |
| 三、边地米粮市场的形成与粮价的腾涌 |
| 第三节 河西地区的军马供应体系 |
| 一、官牧军马 |
| 二、茶马互市 |
| 三、官方购买 |
| 四、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促进了河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 |
| 第一节 卫学、科举与儒家文化的直接传播 |
| 一、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 |
| 二、科举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 |
| 第二节 明朝在河西地区的旌奖实践与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构建 |
| 一、立祠祭祀 |
| 二、题建坊匾 |
| 三、刻碑写传 |
| 四、其他方式 |
| 第三节 明代河西地区正统祭祀体系的构建 |
| 一、明代河西地区的地方祀典建设的概况 |
| 二、国家通祀体系在河西地区的推广 |
| 三、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改造 |
| 第四节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宗教管理与控制 |
| 一、佛教 |
| 二、道教 |
| 三、伊斯兰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P-S-R模型的嘉峪关市生态安全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2 嘉峪关市区域概况 |
| 2.1 自然概况 |
| 2.2 经济社会概况 |
| 2.3 生态环境概况 |
| 3 嘉峪关市生态安全评价 |
| 3.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 权重的确定 |
| 3.3 生态安全评价指数 |
| 3.4 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 3.5 分析 |
| 4 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分析方法 |
| 4.2 分析结果 |
| 5 生态安全提升对策 |
| 5.1 分类治理水土流失 |
| 5.2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
| 5.3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
| 5.4 全面整治遗留矿山 |
| 5.5 积极推进制度化建设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科研实践成果目录 |
| 致谢 |
（6）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关于社会救济史的整体研究 |
| (二) 关于甘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西北及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区域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青海的自然环境 |
| 一、地貌 |
| 二、气候 |
| 三、土壤与植被 |
| 四、河流 |
| 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 |
| 一、多民族聚居和传统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
| 二、宗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 |
| 三、近代因素的发轫与地方社会 |
| 第三节 近代青海的行政区划及建置的沿革 |
| 一、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建置 |
| 二、近代以来青海的基层行政组织 |
| 第二章 济贫事业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族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官方的济贫活动 |
| 一、官办救济机构 |
| 二、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
| 第三节 民间的慈善救济 |
| 一、血缘组织下的互助与济贫(汉族的宗族、撒拉族的孔木散、土族的舍房、藏族的“日科尔”) |
| 二、地缘组织(村落、藏族部落内、城镇会馆组织)下的互助济贫 |
| 三、宗教组织的慈善救济 |
| 四、民间社会团体的慈善救济活动 |
| 五、融入民间习俗中的济贫行为 |
| 第四节 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 |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发展情况 |
| 二、教会在医疗和助学方面的济贫活动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济贫事业的成效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灾荒救济 |
| 第一节 灾荒概况 |
| 一、灾荒概述 |
| 二、灾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方救灾 |
| 一、近代国家和青海地方的救灾机构及其制度建设 |
| 二、灾前预防 |
| 三、临灾赈济 |
| 四、灾后善后 |
| 第三节 民间救灾 |
| 一、防灾备荒的探索 |
| 二、民间赈灾款物的筹集与对政府救灾的支持 |
| 三、民间的应灾举措 |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政府救灾活动的成效及评价 |
| 二、民间力量救灾活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反映的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 |
|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
| 二、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 |
| 三、多层次和多样化 |
|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 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有关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部分法规 |
| 附录二 近代青海自然灾害发生统计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西安城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西安城市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2.2 西安地区水系演变、水利建设的研究 |
| 1.2.3 城市与水关系的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西安城市及其周边水系的演变历程 |
| 2.1 原始社会至先秦时期的西安水系 |
| 2.1.1 原始聚落与城市形成时期 |
| 2.1.2 西周丰镐时期 |
| 2.2 秦汉时期的西安水系 |
| 2.2.1 秦都咸阳与渭河 |
| 2.2.2 汉长安城与“八水绕长安” |
| 2.3 隋唐时期的西安水系 |
| 2.3.1 隋大兴城时期 |
| 2.3.2 唐长安城时期 |
| 2.4 宋元明清等各时期的西安水系 |
| 2.4.1 北宋京兆府城 |
| 2.4.2 元奉元路城 |
| 2.4.3 明西安府城 |
| 2.4.4 清西安府城 |
| 2.5 民国至今的西安地区水系 |
| 2.6 演变历程总结 |
| 3 古代西安水系演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
| 3.1 水系灌溉能力与城市人口、经济发展 |
| 3.1.1 古代西安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灌溉用水 |
| 3.1.2 灌溉能力与城市兴衰的关系 |
| 3.2 水系航运能力与城市发展 |
| 3.2.1 古代西安水路交通的兴衰历程 |
| 3.2.2 航运能力对城市发展的支持与影响 |
| 3.3 地区旱涝灾害与城市发展 |
| 3.3.1 古代西安地区的旱涝灾害统计 |
| 3.3.2 旱涝灾害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3.4 地区水系与城市水利建设 |
| 3.4.1 古代西安的城市供水体系 |
| 3.4.2 城市水利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4 当代西安水系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 4.1 城水关系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 |
| 4.1.1 系统耦合的相关理论研究 |
| 4.1.2 城市发展与水系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
| 4.2 城水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研究区域概况 |
| 4.2.2 评价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
| 4.2.3 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计算 |
| 4.3 模型计算与结果分析 |
| 4.3.1 水系水资源环境系统计算结果分析 |
| 4.3.2 城市发展系统计算结果分析 |
| 4.3.3 城水关系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一：原始样本数据 |
| 附表二：标准化样本数据 |
（8）长武县人工湿地—涝池的演变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黄土高原湿地研究进展 |
| 1.2.1 黄土高原湿地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
| 1.2.2 黄土高原湿地研究现状 |
| 1.2.3 目前黄土高原湿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涝池的特征、功能与建造 |
| 2.2.2 长武县涝池动态变化分析 |
| 2.2.3 涝池演变与对地下水补给的可能影响 |
| 2.2.4 涝池变迁的影响因素及保护恢复对策 |
| 2.3 材料与方法 |
| 2.3.1 数据来源 |
| 2.3.2 研究方法 |
| 2.3.3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涝池的特征、功能与建造 |
| 3.1 涝池的基本特征 |
| 3.2 涝池的改造研究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长武县涝池动态变化分析 |
| 4.1 调查点涝池基本特征 |
| 4.2 调查点涝池面积变化速率及相对变化特征 |
| 4.3 长武县单位面积涝池的变化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涝池演变与对地下水补给的可能影响 |
| 5.1 现存涝池的修建历史及其变化 |
| 5.2 涝池消失情况 |
| 5.3 涝池对地下水补给的可能影响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涝池变迁的影响因素及保护恢复对策 |
| 6.1 人类活动对涝池变迁的影响 |
| 6.1.1 人畜用水方式的改变 |
| 6.1.2 经营管理 |
| 6.1.3 政策因素 |
| 6.2 保护恢复对策 |
| 6.2.1 加强对涝池的研究 |
| 6.2.2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6.2.3 注重全民参与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不足 |
| 7.1 结论 |
| 7.2 存在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张掖历史城市人居环境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课题的提出 |
| 1.1.1 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山水境域的思考 |
| 1.1.2 对当代张掖城市人居环境的思考 |
| 1.2 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
| 1.3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3.1 文献查阅研究方法 |
| 1.3.2 实地调研的方法 |
| 1.3.3 比较研究的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关于城市发展史的研究 |
| 1.4.2 关于干旱地区的研究 |
| 1.4.3 针对河西走廊地区历史地理、地域等的研究 |
| 1.4.4 针对城市风景营建及人居环境智慧的研究 |
| 1.4.5 国外相关课题的研究 |
| 1.5 研究的内容及框架 |
| 1.6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 “河西走廊”的人居环境特征研究 |
| 2.1 “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特征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自然山水环境特征 |
| 2.1.3 气候特征 |
| 2.2 河西走廊的环境变迁 |
| 2.2.1 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破坏 |
| 2.2.2 历史上植被的破坏与变迁 |
| 2.2.3 历史上水环境的生态变迁和恶化 |
| 2.3 “河西走廊”的文化结构特征 |
| 3 张掖的古城的人居环境特征和历史变迁 |
| 3.1 张掖的城市发展历史 |
| 3.1.1 史前至秦汉时期 |
| 3.1.2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3.1.3 隋唐宋元时期 |
| 3.1.4 明清至今 |
| 3.2 张掖的自然环境特征 |
| 3.2.1 张掖的自然环境背景 |
| 3.2.2 张掖人居环境的历史演进 |
| 3.3 张掖的社会环境特征 |
| 3.3.1 张掖地域文化及特征 |
| 3.3.2 军事防御 |
| 3.3.3 人杰地灵 |
| 3.4 张掖城市演进中的风景营造 |
| 3.4.1 张掖古城城郭形态演进 |
| 3.4.2 古城的演进中的风景营建 |
| 4 张掖古城典型地区的山水境域营造 |
| 4.1 张掖古城在区域层次上的风景营造分析 |
| 4.1.1 城市选址与山水环境 |
| 4.1.2 城市朝向与山水环境 |
| 4.1.3 重要道路走向与山水格局 |
| 4.2 张掖古城在城市层次上的风景营造分析 |
| 4.2.1 城市中心建筑镇远楼 |
| 4.2.2 甘泉书院 |
| 4.2.3 张掖古城城市道路及风景建筑布局的模数分析 |
| 4.3 张掖古城的典型风景营造分析 |
| 4.3.1 古城内部景观建设 |
| 4.3.2 古城外部典型风景营建 |
| 4.4 影响张掖城市风景营造的核心问题分析 |
| 4.4.1 干旱地区风景营造的特征 |
| 4.4.2 张掖古城的水资源特征及节水、储水技术及防洪问题 |
| 4.4.3 张掖古城的植被特征及其保护 |
| 4.4.4 张掖人民防旱抗旱的主要经验和措施 |
| 4.5 张掖历史上重要的贡献者 |
| 5 张掖古城的山水境域营造的历史经验与智慧 |
| 5.1 结合山川的人居环境山水境域营造智慧 |
| 5.2 结合绿洲环境的山水境域营造的经验 |
| 5.2.1 绿洲植被的选择 |
| 5.2.2 河西地区其它城市结合绿洲的山水境域营造案例分析 |
| 5.2.5 历史经验 |
| 5.3 对当代干旱地区城市风景营造的启示 |
| 5.3.1 维护山水格局的完整性 |
| 5.3.2 维护自然植被的及乡土树种 |
| 5.3.3 结合地域环境维护特色景观 |
| 5.3.4 借山川以增强城市景观气势 |
| 6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以往研究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史料 |
| 五、研究方法和结构 |
| 六、创新点及未尽事宜 |
| 第一章 自然风土环境中的河西建筑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地理气候特征 |
| 第二节 绿洲农业中围绕水利的相关建设 |
| 第三节 工程地质条件下的建筑措施 |
| 第四节 河西走廊聚落居住形式 |
| 小结 |
| 第二章 河西文化进程与建筑景观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历史文化进程 |
| 第二节 宗教建筑空间的演进 |
| 第三节 多元建筑文化相互共生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特色建筑工艺做法 |
| 第一节 花板代栱 |
| 第二节 角梁组合 |
| 第三节 屋顶做法 |
| 第四节 设计与施工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河西城镇演进 |
| 第一节 北部防线的构建及河西城镇的设置 |
| 第二节 河西城镇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镇功能不断完善 |
| 第五章 河西走廊主要城镇建设 |
| 第一节 文笔三峰、二十四城楼——武威（凉州） |
| 第二节 连片苇溪，遍地古刹——张掖（甘州） |
| 第三节 东迎华岳，西达伊吾——酒泉（肃州） |
| 第四节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
| 第五节 南依祁连，襟带西域——敦煌（沙州） |
| 第六章 总结 |
| 附录 |
| 一、论文调研行程与采访人员列表 |
| 二、天津大学在甘青地区的测绘、修缮、保护规划 |
| 三、清末民初时期对河西走廊的考察 |
| 四、有关河西走廊建筑的文献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张掖地区改建涝池方法介绍（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武威地区水利碑刻调查与研究[D]. 刘诗颖.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D]. 苏亚超.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3]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D]. 刘海花.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4]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5]基于P-S-R模型的嘉峪关市生态安全评价[D]. 张秋生.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7]西安城市水系演变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D]. 李晨昱. 西安理工大学, 2017(02)
- [8]长武县人工湿地—涝池的演变特征研究[D]. 杨云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4)
- [9]张掖历史城市人居环境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D]. 王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05)
- [10]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D]. 李江. 天津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