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译丛》1990年第1—12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郭志博[2]（2021）在《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文中指出就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发展经验来看,两大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其一是行政组织法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源流问题。组织法的基础概念从何而来,存在哪些概念群,构成形成怎样的体系,如何加以理论化,能够各自为本国行政组织实践提供哪些理论支撑,发挥哪些机能,其演进与变迁的进路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二是在上述理论与机能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问题。在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化,行政需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社会,行政组织如何逐步适应任务导向,调和其与科层官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行政组织法理论与机能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问题,这一转变的过程、方式、进路,不但会深刻型塑行政组织法理论本身,也会为行政组织改革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以日本行政组织法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与概括总结。立足于该国对于行政组织法学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对该国狭义行政组织法学研究上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溯源,并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在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机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方面进行剖析。就行政组织权论由民主控制和严格法定向放松管制与组织弹性设置,行政主体论由明确责任向组织形态多元化,行政机关论由建立具备权限与决策机能的组织结构向行政任务分配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解析。文章以日本行政组织法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为研究内容与资源,以其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作为线索与脉络,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最为核心的三大理论发展脉络作出通盘分析,以及机能变迁作出通盘分析,兼顾中日两国行政法学的表述差异,对机能的语义及内涵在第一章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文章行文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以及行政机关论的学说史演变进行介绍展开全文分析与论述。因而在行文中所应用到的最主要方法在于对文献资料进行“史的考证”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文章还对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体系进行了分析,概括其内在特征并与我国当代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应用了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组织内部科层制与行政任务导向衍生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倾向,分别代表了传统型与现代型行政组织的区分,投射到行政组织法理论中可以以“组织结构”与“组织形态”明确与二者的对应关系。与各发达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行政需求和行政机能的扩张,其在行政主体论和行政机关论上都为化解该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索。相较而言,该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形成了在行政组织法定主义框架下,“行政官厅—行政机关”与“公法人—行政主体”并行发展的特点,在学理上则实现了从传统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民主控制、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意思表示体系、决策过程的重视,向现代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弹性设置、组织形态以及任务分解等机能的演进与变迁,行政组织采取何种形式能够以最适形态、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完成因福利国家、行政国家到来而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任务,寻求“组织形态开放化”而带来的“行政主体多元化”,以及行政部门组织结构的自我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理论演进及机能变迁问题的内在动因。文章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三大发展脉络,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行政机关论中的行政官署与行政官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证提出日本近代行政官署与当代事务分配型行政机关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过程中的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方法的区分与融合问题。以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为视角,以学说史演进为线索,较之过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提出日本行政组织法上的传统型理论机能与现代型理论机能处于并存关系,展示了较强的折衷色彩。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论与行政主体论并行发展,并就各自领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组织法”与“作用法”上的两套概念体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概念群得以二元共生,其所形成的“道具概念”属性与工具性价值,除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一般性解释外,还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就其理论发展演进及机能变迁情况来看,其经验、道程与我国面临的同类问题相比照,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丁斯甘[3]（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提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张帅[4]（2020）在《《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自吐蕃时期传入我国藏区后,在悠久绵长的千年历史中扎根藏地,逐步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外国经典故事。作为中印文化互动交流与平等对话的一条重要纽带,《罗摩衍那》藏译版本有敦煌古译本、象雄·曲旺扎巴创作本、根敦群培新译本和敖见全译本四种,彰显了富有藏民族特色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其中敦煌古藏文译本是《罗摩衍那》跨国传播过程中首个外国译本。此外,《罗摩衍那》还以诗歌、故事、典故、传说、戏剧、雕塑等丰富的艺术样态融入到藏族传统文化发展中。但是,藏族人民接受《罗摩衍那》并非外来文学题材与文化模式的简单横向移植与挪借,而是基于民族历史经验和文化视野实现了对罗摩故事的创造性改写,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文学景观。我国藏区的罗摩故事形态受到印度和藏区本土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宗教传播及译介主体等多种现实因素的规约与影响。《罗摩衍那》主要通过佛教传播进入藏区。由于史诗文本的印度教属性以及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吐蕃时期至19世纪末的藏族罗摩故事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写与变形。藏族学者从佛教价值观念出发对这部印度教经典进行了全新阐发。由于宗教文化的异质性,文本旅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滤与变异。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得到改变。20世纪以降,藏族学者筚路蓝缕,抛弃了狭隘的宗教派别偏见,力求探索真知,开创了《罗摩衍那》在藏区译介与接受史的系统化、全面化和多元化局面。这与当时藏族学者学术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剧变紧密联系。通过历时性梳理《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史,概括其特征规律、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可以发现《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现象无法化约为简单的影响关系模式,它在文本跨界传播中发生的变异与过滤现象独具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深入探寻这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内在规律与文学表征,可为跨文化视野下中印文化交流事业提供重要思考与启示。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部分拟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前三章分别就《罗摩衍那》藏译接受史的三个历史分期进行详细叙述,第四章主要考察其跨界传播与接受现象的特征与内涵,并尝试提出该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绪论部分交代了该项研究的缘起与背景,阐述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厘清本文写作的具体研究对象,同时在整理概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该领域的基本现状与不足。第一章主要论述吐蕃王朝时期《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情况。这一时期,《罗摩衍那》开始进入我国藏区,以敦煌古译本为典型代表,《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佛教典籍以及藏族伏藏文献经典《嘛呢全集》《柱间史》也记载了部分罗摩故事。此时《罗摩衍那》流传藏区是以佛教传播为载体,文本形式主要包括译文、故事和传说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吐蕃王朝崩溃后至19世纪末《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现象。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分裂割据时期、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帕竹地方政权时期以及甘丹颇章政权前期。在这一阶段,随着《诗镜》译入,《罗摩衍那》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产生了《诗镜》注疏本罗摩故事、《萨迦格言注解》罗摩故事和象雄·曲旺扎巴所作叙事诗《罗摩衍那》。其中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备受瞩目,进一步促进了罗摩故事在藏区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章主要探讨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情况的全新格局。这一时期藏族学者的思想观念在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现代思潮冲击下产生剧变。根敦群培《新译罗摩衍那》标志着藏族学者接受和研究《罗摩衍那》的崭新格局,也象征着《罗摩衍那》在藏族文学史上经典化地位的确立。此后,藏族学者的学术研究理路逐步从神学史观、人文史观过渡到唯物史观,这种观念变迁也反映在《罗摩衍那》的研究评述中。第四章是在以上具体文本梳理解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并尝试提出该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该章主要分为《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的规律特征、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三个部分,旨在阐明这一文学传播与接受现象的根本属性以及《罗摩衍那》对藏族民族文学史建构和跨学科研究的价值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该项研究的具体内容、观点结论以及引发的现实思考,揭示其在中印文学文化交流事业中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杨宗科[5]（2020）在《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文中研究指明新法学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迁,新中国的法学建设已经走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法学、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学两个时期,并进入到新时代"新法学"建设时期。新法学应当是更多地呈现出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科技整合特色,更加关注和回应中国问题并在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法学。基于研究对象等客体因素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出现了研究任务的调整、研究主题的转化、学科结构的优化、学术体系的创新和话语体系的重构等历史性变化。同时,法学教育发生了教育性质的职业导向、培养目标的法治化国际化导向、课程体系的人文导向、教学体系的科技导向、培养模式的联合导向等新变化。新时代"新法学"的建设需要法学家群体担当起信奉良法善治、扞卫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使命。
王姝[6]（2020）在《清代女性观剧研究》文中认为女性观剧是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面相,举凡与女性观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均属本文研究的范畴。女性观剧现象既增添了戏曲接受的女性视角,又丰富了古代妇女研究的戏曲视角,是对戏曲领域的性别关照,也是性别研究中的戏曲维度,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女性观剧研究围绕谁在看?在哪看?怎么看?看什么?能不能看?看了以后会怎样?人们如何看待女性观剧现象?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量搜集整理与女性观剧现象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遗存和民俗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戏曲学、女性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清代女性观众类型及观剧需求、观剧场所及设施、观剧习俗、观剧内容、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等方面,作一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第一章围绕谁在看的问题,从戏曲受众的角度,将清代女性观众分为宫廷、仕宦、平民、青楼、其他女性类型,并就每一类女性观众自身的特点及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做了探讨。从清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家庭角色和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女性观剧的交际、娱乐、追星、服装展示等观剧需求。认为娱乐和交际需求是女性观剧的普遍需求,而女性靓装炫服的观剧行为,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具有特殊的性别含义。是女性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女性观众对于不同性别伶人的追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多种观剧需求共同促成了清代女性观剧的盛行。第二章围绕在哪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场及设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与男性同观时,是共用一个剧场空间,特殊之处在于,各类剧场中均设置了供女性观剧的专门设施。尤以神庙剧场所存看楼,看台,女台、女厂、女亭等保存完整。女性观剧设施创设的原因,既是剧场性增强,对女性观剧行为的重视的结果,也有严男女之大防、照顾女性及牟取利益等考虑。高平市良户村田宅专门女眷观剧场所的遗存,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女性垂帘观剧现象及剧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清末北京金鱼胡同尼庵演剧的女性专场,尼庵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观剧空间,则表现出受到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影响的特征。第三章围绕怎么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的定戏、点戏、看戏、赏赐、禁忌习俗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观剧习俗深受传统礼教和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制约的影响,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观剧习俗的复杂面貌,尤以女性观剧禁忌习俗表现鲜明,女性观剧禁忌是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双重标准的结合,根源在于女性特殊生理特征而产生的普遍的“厌女情结”和“女性不洁”之观念。河南新安芦院村禁忌女性观剧年龄碑刻的发现,禁忌15-50岁女性白天观剧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女性月经禁忌和生育禁忌的影响明显。第四章围绕看什么的问题,就女性观剧内容进行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出身、审美趣味等差异,决定了女性观剧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女性作为同一性别群体,观剧内容上又存在很大的普适性。另外,文献中对女性观剧内容的载录,又呈现出基于性别、阶层差异的种种不均衡性。第五章围绕社会各界对女性观剧的态度进行讨论,大致分为反对与排斥,支持与赞同、犹豫与矛盾、中立与客观四种态度。本文就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的身份、目的、社会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持反对态度的多从维持风化的目的出发,而持赞同态度的多出于一些开明人士对妻女等的宠溺和孝亲角度考虑,持犹豫态度者多与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有关,而外籍来华人员,对女性观剧多客观中立。
王秀美[7]（2020）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研究》文中指出
张小烨[8]（2020）在《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开创了以量化方式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书籍史研究方式。而后在一系列计量化潮流、心态史勃兴、微观史学兴起、新文化史浪潮的西方史学变革中,书籍史研究先后引入了统计学、微观史学、人类学、符号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书籍史的生长与发展。书籍史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对1990年以来书籍史学的研究有助于史学界进一步认识西方书籍史以及把握西方史学的发展的趋势、特点。首先,纵观西方书籍史从创建伊始直至1990年研究方法的演变状况,一方面书籍史研究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另一方面,书籍史研究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展现出各异的阶段性特征。其次,通过对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梳理总结,发现1990年以来书籍史研究的新特征,第一,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呈现出“去稳定化”、“去中心化”的新特点,出现了由书籍史向书籍/阅读史发展的趋势,并且书籍史研究在横向纵深都有了进一步的跨越。研究对象涵盖了众多国家,涉及三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此外,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还展现出与妇女史等后现代主义下兴起的学科联姻的特征,这一点使书籍史研究在视野和路径上有了新的突破与进展。同时1990年以来书籍史研究开始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这也是目前书籍史研究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方兴未艾的主要原因。最后,1990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建制也展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自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批极具全球视野的书籍史学科交流平台陆续建成,西方书籍史着作成果络绎不绝,西方书籍史研究模型日益完善。上述情况体现了西方书籍史研究自1990年以来已经迈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邴波[9]（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王深会[10]（2020）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文中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出版机构,运营时间长达19年,出版了大量颇具艺术性的“文学丛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既聚焦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理念与编辑策略,更聚焦于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这些“文学丛书”的特色、这些“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贡献。这五个方面基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主编、“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作品特色与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由巴金与吴朗西两人主持,巴金负责编务和组稿工作,吴朗西则主要负责资金的筹备和出版发行等业务。该社负责编务的核心人物是巴金,尽管他早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编辑方针上他采取“兼容并包”的主张,编辑“文学丛书”时打破地域之隔,破除门户偏见,广泛选取出版了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同时,巴金关注“现实人生”的题材倾向,还延续了《文学季刊》的编选风格。作为主编,巴金认为文学编辑活动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把自己视为作家和读者的“朋友”,他也始终重视“作者”和“读者”。该社建国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抗战前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和抗战后艰难恢复的重建期。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涵盖面很广,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其他一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左翼文学青年,如胡风、萧红、萧军、周文、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等;也有京派作家,特别是为《水星》和《文学季刊》等刊物投稿的作者;另外,还有巴金在上海的朋友,如丽尼、朱洗、吴朗西、陆鑫等。总之,“南北”两地的青年作家显得十分突出。许多作家拥有多重身份,如丽尼既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翻译家,又是出版社编辑;许多作者既是作家,又是译者,他们的创作与译作为文生社“文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充沛的稿源。除了青年作家群外,该社的“文学丛书”还拥有像鲁迅、茅盾等人,他们形成一个“文坛老将”作者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书”多达24套。这些“文学丛书”总体特点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在艺术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文化生活丛刊》与《译文丛书》中的大量译作源自苏俄文学,这些作品内容上更多地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表现出了编者对现实主义类文学作品的青睐。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大量也表现出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如《文学丛刊》中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和张天翼的《团圆》等,大都是以表现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为主要思想内容。此外,诸多“文学丛书”的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有时代内涵,又有审美特质,如《呐喊小丛书》《烽火小丛书》等战时“文学丛书”。这些“文学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刊物的发行上主张平民价格,在装帧设计和包装上力求朴素典雅,并对当时身处于底层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关照”,出版了诸如陆螽的散文、李广田的随笔、曹禺的戏剧、何其芳的诗歌等作品,这些主张总体上表现出了文生社在出版特色上“平凡人”的哲学追求。巴金在主持《译文丛书》的出版工作时,凡是外国的佳作,他都组织人有计划性、有重点地进行翻译,这体现出文生社在出版上还讲究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这一特点。此外,巴金自己还对《屠格涅夫选集》这一套文学名着进行了计划性、系统性的翻译和出版整理,由此可见出文生社“文学丛书”独有的文化个性与出版特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贡献不仅体现在其注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实现了以广告设计来带动出版发展,而且其文学作品对五四新文学精神有着极大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主张所出版的作品要中西文化并包;另外,巴金、陆蠡等人还亲自撰写广告词,这些广告词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语调,既便于读者理解全文大意,而且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文笔,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进了图书的宣传推广。此外,这些“文学丛书”还团结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促进了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其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世界经济译丛》1990年第1—12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经济译丛》1990年第1—12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2）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与基本问题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源起 |
| (二)日本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 |
| (三)广义与狭义的日本行政组织法学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家有机体学说 |
| (二)国家法人学说 |
| 三、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基本问题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 |
| (二)行政主体问题 |
| (三)行政机关问题 |
| (四)三大问题的基本关系 |
| 四、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与现代型机能 |
| (一)机能的语义 |
| (二)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机能及其特征 |
| (三)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型机能及其特征 |
| 第二章 行政组织权论:从“民主控制”到“弹性设置” |
| 一、行政组织权论及民主控制机能的出现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的产生 |
| (二)官制问题与行政保留 |
| (三)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确立 |
| (四)行政组织民主控制机能的实现 |
| 二、组织权放松管制及行政组织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一)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缓和 |
| (二)本质性理论的导入 |
| (三)行政组织权论的发展 |
| (四)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第三章 行政主体论:从“确定责任归属”到“建构多元组织形态” |
| 一、行政主体论及其责任归属机能 |
| (一)公法人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从公法人论到行政主体论 |
| (三)责任归属机能的实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出现及其组织形态机能 |
| (一)行政主体二元论的出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形成 |
| (三)组织形态多元化机能的发展 |
| 第四章 行政机关论:从“建立组织结构”到“实施任务分配” |
| 一、日本行政机关论的主要线索 |
| (一)行政官署论线索 |
| (二)行政官厅论线索 |
| (三)行政机关论的二元化 |
| 二、行政官厅论的产生与结构 |
| (一)行政官厅论的产生 |
| (二)行政官厅论的发展 |
| (三)行政官厅论的基本结构 |
| (四)传统行政机关论的组织结构机能 |
| 三、行政官署论的演进与变迁 |
| (一)行政官署论的发端 |
| (二)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立法体系 |
| (三)《国家行政组织法》与新型行政机关概念 |
| (四)事务分配行政机关论的形成 |
| (五)新型行政机关论的任务分配机能 |
| 第五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及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议题及问题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产生动因与主要议题 |
| (二)我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对我国行政组织法定问题的启示 |
| 三、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启示 |
| (一)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中日两国行政组织法学的可比性基础 |
| (三)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主要问题 |
| (四)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改造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专题个案类研究 |
| 二、综合比较类研究 |
| 三、研究现状简评 |
| 第三节 相关重要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发轫与探索:吐蕃王朝时期的译介与接受 |
| 第一节 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 |
| 第二节 《藏文大藏经》中的罗摩故事 |
| 第三节 《嘛呢全集》与《柱间史》中的罗摩故事 |
| 第二章 开拓与兴盛:分裂割据时期至19世纪末的译介与接受 |
| 第一节 《胜天赞》《殊胜赞》释文中的罗摩故事 |
| 第二节 《萨迦格言》及其注释中的罗摩故事 |
| 第三节 诗学理论《诗镜》及其注疏中的罗摩故事 |
| 第四节 叙事诗《罗摩衍那》 |
| 第五节 其他藏族经典文献中的罗摩故事 |
| 第六节 木雕艺术中的罗摩故事 |
| 第三章 蓬勃与多元:20世纪以来的译介与接受 |
| 第一节 《新译罗摩衍那》 |
| 第二节 端智嘉《罗摩衍那》译作与论述 |
| 第三节 藏戏与罗摩故事 |
| 一、安多藏戏《冉玛拉》 |
| 二、山南藏戏《若玛囊》 |
| 三、康定木雅藏戏《国王冉马拉》 |
| 第四节 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的现代释读 |
| 第五节 藏族学者的学理性研究及藏文全译本的译出 |
| 第四章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启示与思考 |
| 第一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特征规律 |
| 一、传播源点的复杂性重构 |
| 二、传播路径的多元性生成 |
| 三、译介主体的现代性转变 |
| 第二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核心本质 |
| 一、异国题材本土化 |
| 二、异教故事佛教化 |
| 三、民间文本经典化 |
| 第三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现实意义 |
| 一、《罗摩衍那》与藏族文学史建构 |
| 二、《罗摩衍那》与跨学科研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编年 |
| 附录二 :我国藏区流传的罗摩故事四大文本主干情节对照表 |
| 作者简历 |
（5）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法学”建设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 |
|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法学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
| 二、“新法学”建设中的法学研究 |
| （一）研究任务的调整 |
| （二）研究主题的转化 |
| （三）学科结构的优化 |
| （四）学术体系的创新 |
| （五）话语体系的重构 |
| 三、“新法学”建设中的法学教育 |
| （一）法学教育的职业导向 |
| （二）培养目标的法治化国际化导向 |
| （三）课程体系的人文导向 |
| （四）教学体系的科技导向 |
| （五）培养模式的联合导向 |
| 四、“新法学”建设中法学家的使命担当 |
（6）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妇女史研究概述 |
| (二)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述评 |
| (三)清代女性观剧史料来源及书写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观众 |
| 第一节 女性观众的类型 |
| 一、宫廷女性 |
| 二、仕宦女性 |
| 三、平民女性 |
| 四、青楼女性 |
| 五、其它女性 |
| 第二节 女性观众观剧需求 |
| 一、娱乐需求 |
| 二、交际需求 |
| 三、服装展示 |
| 四、追星动机 |
| 五、其它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观剧场所及设施 |
| 第一节 各类剧场中的女性观剧现象 |
| 一、宫廷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二、商业性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三、神庙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四、会馆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五、私人宅第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六、舟船水畔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七、其他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第二节 女性专门观剧设施 |
| 一、看楼 |
| 二、看台、女台、子台 |
| 三、看棚 |
| 四、花场 |
| 五、女厂 |
| 六、女亭 |
| 七、其它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设施创设原因 |
| 一、剧场性的增强及对女性观剧的重视 |
| 二、照顾与限制 |
| 三、牟取经济利益 |
| 第四节 女性观剧专场 |
| 个案研究一:山西高平良户村田宅女性剧场考述:兼谈垂帘看楼与明清女性观剧场所的变迁 |
| 个案研究二:清末北京尼庵演剧女性专场考述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观剧习俗 |
| 第一节 定戏习俗 |
| 第二节 点戏习俗 |
| 一、点戏人的选择 |
| 二、点戏的讲究和礼节 |
| 三、点戏物件类型 |
| 四、男女观众点戏之区别 |
| 第三节 看戏习俗 |
| 一、男女分观习俗 |
| 二、男女落座方位 |
| 第四节 赏赐习俗 |
| 一、从施赏者角度看 |
| 二、从受赏者角度看 |
| 三、从赏赐品类看 |
| 第五节 禁忌习俗 |
| 一、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的结合 |
| 二、对女性观剧的诸多禁忌 |
| 第六节 个案研究:河南新安芦院村女性观剧年龄禁忌碑的文化阐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一节 女性个体差异与观剧内容 |
| 一、女性剧场环境差异与观剧内容之雅俗 |
| 二、女性阶层差异与所观内容的差别 |
| 三、女性个体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
| 四、女性地域及生活理想差异与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二节 女性观剧内容的普适性 |
| 一、婚恋爱情剧 |
| 二、全本情节戏 |
| 三、家庭伦理戏 |
| 四、喜庆戏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内容文献载录的不均衡性 |
| 一、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阶层因素 |
| 二、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性别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 |
| 第一节 反对与排斥 |
| 一、反对的方式 |
| 二、反对的人群 |
| 三、禁限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支持与赞成 |
| 一、家庭成员的赞同 |
| 二、社会各界的支持 |
| 三、女性个人的努力 |
| 第三节 犹豫与矛盾 |
| 一、汉人官员的审慎和节制 |
| 二、旗人官员的犹豫和矛盾 |
| 第四节 中立与客观 |
| 一、对女性观剧“直言直笔”的书写特点 |
| 二、女性与戏曲作为保存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1950 年至1990 年西方史学变革与书籍史的兴起 |
| 第一节 书籍史与传统书籍史之间的区别 |
| 第二节 1950 年西方史学变革与书籍史的诞生 |
| 第三节 1950 年-1990 年的西方史学变革与书籍史的发展 |
| 第二章 1990 年以来书籍史研究的趋势特色 |
| 第一节 去稳定化和去中心化 |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下——书籍史研究新视野与新路径 |
| 第三节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
| 第三章 1990 年以来书籍史研究建制的新面貌 |
| 第一节 研究队伍 |
| 第二节 着作成果 |
| 第三节 研究模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 |
| 第一节 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 |
| 一、国家整体形象 |
| 二、新疆局部形象 |
|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一、电影塑造国家形象 |
| 二、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内涵 |
| 三、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第二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
| 第一节 新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奠基(1949—1966) |
| 一、奠基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奠基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二节 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拓展(1977—1999) |
| 一、拓展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拓展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节 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繁荣(2000年以来) |
| 一、繁荣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繁荣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空间表达 |
| 第一节 “空间”概述 |
| 第二节 地理空间中的领土与边界 |
| 一、领土认同 |
| 二、地理形象 |
| 三、国防意识 |
| 第三节 地理景观中的城市与乡村 |
| 一、地理景观 |
| 二、城市与乡村 |
| 三、城市、乡村空间中的新疆与新疆的城市、乡村空间 |
| 第四节 生态空间中的绿洲与草原 |
| 一、生态空间、生态人类学与新疆生态空间 |
| 二、绿洲生态空间 |
| 三、草原生态空间 |
| 第四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性别表达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被突出”与“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
| 二、“被压抑”与“被潜藏”的男性形象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寻找女人 |
| 二、寻找男子汉 |
|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
| 二、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
|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导演表达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导演形象 |
| 一、作为国家形象启蒙者与维护者的汉族导演形象 |
| 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与探索者的少数民族导演形象 |
| 三、文化互动 |
| 第二节 不同民族导演共同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叙事 |
| 一、家国情怀 |
| 二、家国同构叙事 |
| 第六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民俗表达 |
| 第一节 民俗与电影 |
| 一、民俗 |
| 二、影视民俗 |
| 三、影视民俗与国家形象 |
|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 一、物质民俗文化 |
| 二、社会民俗文化 |
| 三、精神民俗文化 |
|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一体化表达 |
| 一、挖掘影视和谐文化因素 |
| 二、建构中华共有文化记忆 |
| 第七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困境 |
| 一、内容创新不足 |
| 二、传播渠道障碍 |
| 三、“走出去”路途曲折 |
| 第二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一、书写真实新疆故事 |
| 二、传播和谐中国形象 |
| 结语 |
| 附录: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成果的不足与新视角 |
| (三)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发展概观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始末 |
| (二)巴金及其编辑出版理念 |
| (三)经营策略:重视“作家与读者” |
| (四)建国前的发展历程:两个阶段 |
| 二、文化生活出版社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
| (一)巴金与“南北”青年作家 |
| (二)文生社知识分子群体的多重身份及关系 |
| (三)鲁迅等“文坛老将”与文生社的发展 |
| 三、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概观 |
| (二)《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
| (三)《译文丛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
| (四)战时“文学丛书”的文学审美性追求 |
| 四、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出版特色 |
| (一)“平凡人”的哲学 |
| (二)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 |
| (三)巴金与《屠格涅夫选集》的译介 |
| 五、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文化贡献 |
| (一)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 |
| (二)以广告设计带动出版发展 |
| (三)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出版书目及版本整理(1935-1949年) |
| 附录 B:文化生活出版社非文学类“丛书”出版情况 |
| 附录 C: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出版50种以上文学书籍的出版机构排名表 |
| 附录 D:文化生活出版社部分“文学丛书”出版情况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世界经济译丛》1990年第1—12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D]. 郭志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4]《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张帅.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5]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J]. 杨宗科. 法学, 2020(07)
- [6]清代女性观剧研究[D]. 王姝.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研究[D]. 王秀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8]1990年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D]. 张小烨.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10]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D]. 王深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