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改革一剂良方:外派财务监督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刘昱,李细枚[1]（2021）在《国企混改的逻辑、现实异化及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提高国企效能、改善内部治理状况有着深远意义,但是一些企业在混改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异化现象。文章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并结合现实案例,从民资引入、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权分配三个方面对混改的应有逻辑和异化现象进行了阐述,提出形成民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内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构建内外联动的监事机制等优化建议。
王庆琦[2]（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杜方正[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陈亮[4]（2020）在《论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之保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国企混改成为了新时期国企改革的方向。但是,国企混改在政府层面的火热局面与在非国有资本层面的不温不火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较低严重影响了国企混改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国企混改面临的主要问题。充分调动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本质上是充分保障非国有股东的权益。尽管我国《公司法》等一些法律也加大了对中小股东的权益的保障力度,然而,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显得不尽如人意。又由于国企混改中的国有股东的特殊性,作为中小股东的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状况更加恶化。以此为背景,本文以国企混改中的非国有股东权益之保障为视角,大体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先在理论上厘清非国有股东对于国企混改的重要意义,然后借助这些理论,在检视我国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的不足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路径。除导论外,本文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当前市场对于国企混改预期处于低位且国有产权交易项目存量大反应出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低。在实践中,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积极性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国企混改目标的实现。调动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本质上是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但是现有文献鲜有在国企混改的框架下探究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因此以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为视角开展研究确有必要。第二部分论述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对国企混改的重要意义。非国有股东参与是国企混改的关键因素,保障非国有股东的权益有利于国企混改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并提升经营活力及经营效率的目标。第三部分论述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的不足及成因。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存在知情权、参与权、分红权受侵害以及救济机制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制约着非国有股东权益的保障,从国企改革历史、制度规范以及理论基础等梳理,问题之成因主要包括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国企改革教训的束缚、理论基础的困惑、制度性规范的缺陷以及资本市场及中介服务等外部环境的缺陷。第四部分是关于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路径探讨。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的路径主要包括推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改革,构建符合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企业治理框架,借鉴金股制和优先股制度构建平等行权制度,保障非国有股东知情权选择权和获取补偿权完善权利救济,促进资本市场稳定与提升资产评估水平等五个方面内容。
杨茂春[5]（2020）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研究 ——以四维图新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进一步促使生产与资本社会化。目前,代表着国有资本和政府投资平台的国有企业指引着国民经济的走向,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经历公司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仍然面临着产权不明、效率低下等典型问题,党和国家意识到进行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中央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我国对于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做出了指示,2016年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地位,鼓励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从此,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热点。围绕“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总要求,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完善国有企业控制权分配,实现激励约束相容,希望能在转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有所建树。同时,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推进供给侧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指导意义。面对此次改革,许多国有企业推行引入民营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形成所有制混合局面的混改,与战略投资者达成合作,调整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选取四维图新在201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产业基金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事件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电子地图行业的特点、性质,运用SWOT分析模型,深入剖析四维图新的内部、外部环境。根据分析结果,确定了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实现战略转型和完善公司治理。并且进一步将此次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经济后果拆分为四个维度（市场反应、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企业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四维图新此次混改的市场反应是正向的;（2）四维图新的治理效率得到提高;（3）四维图新的财务绩效总体得到改善;（4）四维图新的企业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思路和借鉴。本文的研究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分析此次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内容和框架以及本文的主要贡献和不足。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将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综述分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投资者两部分。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研究,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投资者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投资者部分,归纳总结国内外对于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在整体把握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本章在最后一节中做出总结,并在梳理文献之后确定研究方向,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理论分析部分。本章第一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投资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从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认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联盟理论是推动基于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和驱动因素。在第三节中,从制度背景出发对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概述、股权分置改革和政策背景三个方面阐述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支撑。第四节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分析,基于政策、外部环境、自我驱动三个方面解释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第五节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经济后果的分析维度,基于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以及企业创新四个维度阐述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第六节是在前五节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研究现状。第四章是案例的研究,该部分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本章首先从发展历程以及股权架构等方面介绍了四维图新的基本情况,第二节则详细阐述四维图新此次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产业基金的过程,第三节是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分析部分,本节从政策、外部环境和自我驱动三方面具体分析了四维图新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第四节是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经济后果分析部分,本节从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企业创新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此次四维图新的经济后果。第五节是在前四节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第五章是本文政策建议部分,根据第四章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腾讯的动因和产生的经济后果,通过合理设计股权结构、完善激励约束措施、选择合适战略投资者三方面对我国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出建议。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及展望。在这一章中,主要总结了前文研究的结论,最后根据此次研究的局限之处提出未来研究展望。本文做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1、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战略联盟理论四个角度分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使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更加完善。此外,本文建立了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角度下形成的经济后果分析维度,完善对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2、本文根据SWOT分析模型以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理论结合国有企业特殊性质,基于案例研究法建立多层分析维度,构建从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企业创新四个视角对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经济后果的评价体系,实现对其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结合,克服传统评价方法只限于财务硬性指标评价的缺点,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分析维度构建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刘福广[6]（2020）在《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难题,探索构建评价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效能情况的理论模型,开展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有关基础理论和研究文献,厘清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进程、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不足,分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内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运行实践情况。（2）开展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进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梳理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讨论党组织融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逻辑,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治理效能问卷调研,构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软件技术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探讨党委会嵌入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3）建立了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模型,揭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回顾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分析党组织促进公司治理效能的协同效应,开展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构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博弈模型,采用进化博弈论理论技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博弈模型,探究公司治理博弈模型的均衡解。（4）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下,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的合理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引入交叉任职融入度的概念,建立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开发党委嵌入下的协同效应算法,并对国有控股公司常见的领导任职配置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党委会与董事会交叉任职的最优方式。（5）结合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际,从法律保障、理论支撑、治理实践等层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模式,西方的经典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无法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的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实践运行走过了三个阶段,政策制度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加快建立阶段,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技术方法比较落后、实践运行缺乏规范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改进完善。第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证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影响,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同步建设对于公司治理效能的提高至关重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发公司治理主体协同效应,激励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行为,提升公司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实现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维互动,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处于积极有序的平衡态,以良性循环态势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是一项关键机制,存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交叉任职的最佳方式。讨论前置决策程序重新界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新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关系,使党委会成为公司一切重大决策的枢纽和关口,为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提供持续保证。第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全球意义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迭代升级。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经历了“融入模式”、“嵌入模式”两种模式、两个阶段,目前,处在由“融入模式”向“融入模式”与“嵌入模式”相结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集合了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势的双重优势,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基本的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把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内置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治理思想更加合理,具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王新有[7]（2019）在《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旨在让国有企业回归其法人属性,但这只是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已经确认国有企业法人属性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分类改革,时下所展开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推进本身亦折射出改革对象的复杂性,如何在类型化的改革思路下进一步展开制度的精细化建设成为应对复杂性的内在要求。精细化的制度建设乃建立于对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而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还不足以辨认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也尚未深刻揭示出国有企业的复杂性。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其功能属性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更显模糊,以致相应的改革政策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将视角聚焦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与改革路径,可以作为加快国有企业全局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之所以尚未得到准确认识,在于其始终摇摆于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之间。进言之,无论是以市场属性还是以公共属性的单一视角来描述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都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逻辑困境和实践难题。事实上,这恰恰构成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本质: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具有市场属性;与民营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宏观上具有公共属性。微观上的市场属性和宏观上的公共属性应当作为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贯彻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细化制度建设之中。本文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上述功能属性出发,在梳理既有的制度安排下,认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股权多元化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反垄断规制等制度系统中依然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根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对这些具体制度予以调整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一是退出机制改革。在范围上,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有明确的边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要求。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基于自身功能属性所在,在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制也有所不同。这决定着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既要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相一致,又要与市场环境相适应。但也应注意,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不是为了退而退,还应考虑企业今后的发展,所以在具体退出模式的选择上,应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二是股权多元化改革。竞争性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内嵌着资本进入与退出的自由,旨在破除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在所难免。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又导致股权多元化改革必然受到公共性制约。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平衡,难以进行“一刀切”式的判断,而须在细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具体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策略。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比公共属性更为突出,在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应当坚持平等赋权原则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则,根据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状况适当选择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并进一步推进员工持股改革。与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改革趋势不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更加强调聚合式改革理念。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应当贯彻这一理念,保障国有经济控制力并强化党的领导。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虽然基于规模效益的考虑需要实施垄断经营,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自然垄断行业中逐渐衍化出一系列竞争性国有企业,并同样面临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难题。对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应从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全资的国有企业两个维度分别展开。三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已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共识,但承担不同功能或具有不同属性的国有企业,对应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方式和监管策略也应有所不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系统。竞争性国有企业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此为起点完善国有资本授权投资运营公司、国资委等相关主体的运行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隔离带”和“调制解调器”,应当在这一定位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弱化由此带来的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过度干预,可以引入社会化董事制度。国资委应当依照国务院出台的职能转变方案积极行使监管权力,尤其要注重精细化的分类监管。四是对垄断行为的规制。由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相比广大民营企业而言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正当性又因其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而遭受质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需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各种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扭曲后果。竞争性国有企业通常依托行政权力取得垄断地位,所取得的垄断地位在市场机制中还会呈现出明显的传导效应和协同效应。因此,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更为深远,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反垄断规制。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应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互动机制,根除竞争性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不当关联,塑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二是限定反垄断规制中承诺制度的适用,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垄断一方面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与行政权力关系过密,一般不应适用承诺制度;三是完善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承诺制度的限定适用必然增加反垄断执法的工作负担,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有助于弥补由此带来的执法缺口。
冉雅露[8]（2018）在《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机制僵化、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化、成本逐年增加、亏损不断扩大等问题,由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新一轮国企改革迫在眉睫,要求更高。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导致其不能像其他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一样自由地由市场进行自发调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性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在遵循市场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性政策制定、地方市场秩序维护、地方经济调控、企业监督管控、补偿服务等职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企业特色、市场发展前景、区域发展规划等客观因素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促使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作为西部地区众多县属国有企业之一,也面临着生产效益逐年下滑,成本逐年增加,企业负债逐年增加等困境,当地政府从2003年开始探索对该企业进行改制,历经多轮调研讨论洽谈,政府与天洋集团于2016年中旬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完成改制第一阶段。目前改制第一阶段完成两年多,企业活力不断回升,效益不断回升,改制成果逐步凸显。本文通过分析各阶段国企改革背景,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改典型案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国有企业混改及政府职能在国企混改中应当如何发挥进行探讨和总结,结合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的典型案例,对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原因、风险、措施、成效等方面进行研究,文末提出政府要通过发挥政策规划、监督管控、引导管理等职能推动沱牌舍得企业混改进一步深化完善,更好推动区域性国企混改取得成功。
余蔚然[9]（2018）在《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事关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是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诚然,影响我国国企改革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的定位问题一直是我国国企历次改革重点关注的环节之一,因为政府定位的准确与否对国企改革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准确的政府定位,有利于国企改革的顺利展开,而不当的政府定位,则会阻碍国企改革的进行。在国企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机制下政府全能管制国有企业以及放权让利阶段的相对管制,向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下微观层面的内部经营体制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宏观层面的产权改革模式设计,政府在国企改革扮演着管制者、划桨者、掌舵者、服务者等不同的角色。当下,政府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承担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监督者、市场和社会环境的维护者等职能。国企改革至今已有一定的年头,但效果不够理想,政府在国企改革实践中的角色定位依然有诸多不当之处,如错位、缺位和失位等。错位主要体现为政府没有充分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监管者的责任,导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缺位主要表现为政府没有正确地充当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导致国企制度不完善、国企改革市场化程度不高;失位主要体现为政府没有完全担负起市场和社会环境维护者的角色,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企业办社会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各具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放任型模式、政府引导型模式和政府主导型模式。对西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中角色定位的批判性分析,并基于对我国发达省份尤其是江苏省部分国企改革成功实例的解析,可以有助于理顺我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找出其在国企改革中的角色新定位,从而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增添强劲内生动力并营造更为良好的氛围,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阎晓莹[10]（2018）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文中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石,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这段历程,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路径、相关举措的实施效率和成果的探讨与尝试,在学术界与实践界均未曾间断过。国内外太多学者从各个纬度、各个层次都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总的来说,以往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对改革效果的分析,这一类分析绝大多数着眼于分析改革前后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产出能力或产权效率的提升,以证明这一阶段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类研究则是对改革动因的分析,此类文献致力于发现并验证改革的触发机制,将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和内部动机分别归因于国内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和企业自身绩效提升的需求;还有一类研究是从不同角度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路径,主要的分析角度包括了企业效率改善、财政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委托代理关系演变,等等。前两个研究方向往往聚焦于具体某一阶段或某一项改革举措的落实效果,后一类研究则多是对改革历程的理论性描述。然而,回顾中国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历程,在国有资产（资本）产权关系重构的过程当中,作为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政府作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动机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前辈们的若干成果当中,鲜有通过梳理改革的全过程来提炼触发并作用于改革各个阶段的同一动因的研究。尤其缺少对时间跨度较长的、相对完整的、宏观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籍此,笔者撰写了这篇论文,以期对理论领域的知识分享尽一己之贡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挖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动因。本文以政府的双重身份对利益的不同诉求作为改革动因来考察改革方向与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内容是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有一部分是以单一的社会管理者视角去审视政府对改革的作用。这两类研究都忽略了政府身份和职能的双重属性,对认清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并没有直接帮助。而其他研究即便考虑了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也并未将其用作分析改革动因的工具。因此,尽管政府身份的二重性并非笔者率先提出,但以政府的双重性质利益诉求作为改革动因的研究,在笔者极为有限的研究生涯中还未曾发现。因此,这一点可以视作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笔者在研究中将政府视作国有资产所有者,假设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行为会提出经济利益;同时考虑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对政治利益的追逐。对这两类利益的追逐、混淆和廓清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并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这一设置不仅与政府的双重身份相契合,更方便研究者以双重视角去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外在动因,也使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困难的解释更加符合逻辑。2.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本质的判断。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动因——政府动机。既有文献在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原因时,大多基于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前后对比。但这种研究看似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原因,实则论证了改革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非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而此前依据政治庇护理论来论证改革动因的文献也都聚焦于改革的某一阶段,而非改革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首次以政府行为的逐利性为假设,将改革中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利益关系,系统地梳理了改革不同阶段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竞取、综合和取舍,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真实依据,是政府对其职能收益的追求”这一判断。3.对更长时间跨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探讨。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时期为1979年至2016年,而非1979年至2007年。绝大多数既有文献的分析都止于2007年,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后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趋于稳定,后续的改革行为均是对之前改革的巩固与深化。但在2008年至今的这10年中,国有资产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在不同方向上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这一改变同样属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内容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分析价值,尤其在处置国有资产产权效率的问题上,为改革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依据。因此,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行为也纳入到分析当中,以期更加全面地审视这盘“还未下定的棋局”。4.可能的方法创新。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其他使用微观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同,本文第五章采用的是宏观经济指标——国有企业利税金额增长率、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来检验各个阶段的改革成效,为考察国有企业改革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反映的是在制度变迁中各主体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改革对各主体收益变化的作用,为后续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奠定现实基础。全文以七大部分完成了对创新的实现。绪论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除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之外,列出论文的主要内容、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同时陈明研究将会用到的理论与方法。第二章是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与述评,通过梳理此前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各类观点,绘制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演进图谱。由此,笔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清晰地审视问题。也正是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才使笔者能够发现此次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三章是正文的开始,笔者以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了不同产权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各自的表现,根据其利益分配关系变革将2017年之前的改革划分为六个阶段,标注出各个阶段的起止点和标志性事件,并对与既有文献不一致的阶段划分作出详细说明。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改革的主线与延伸路径,为后续得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基于政府追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机而发起的产权制度变迁”这一结论做铺垫。在这一章中,笔者还描述并分析了不同阶段改革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政府化解难题的具体措施,以备用在第六章中分析不同产权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对行动策略的选择动机。第五章与第六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前者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效率、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财政的获利能力作为评价指标,展示了各个阶段的改革效果,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了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产权主体利益诉求的贡献度。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笔者通过分析各产权主体、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利益分配方案的收益预期和效果评估,不仅验证了此前对国有企业改革触发机制的判断,也解释了改革几度遭遇困难的原因。最后,结论中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以政府动机引发的、被动式的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结构作为收益分配的基础,是各个阶段改革的核心;对获取收益数量以及获利能力的提升,则是改革过程中全部措施的政府动机。每一次改革的触发,都源于产权主体对当期实际利益分配额与改革收益期望之间差距的不满。每一次产权结构的重新划分,包括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国有经济的产权边界,都伴随着产权收益分配方式与利益关系的重构。2.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与国有企业这三者中,中央政府作为领导者,引导、并在必要的时候强制改革沿着有利于提高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方向向前推进;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跟随者,尽管不能对抗改革,但其逐利性能够对改革效果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事实证明,只有这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综合的关系时,改革才能顺利推行。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选择的基础。3.当改革围绕产权系统内部既有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展开时,产权结构将沿着中央政府收益与获利能力提高的方向而改变;当改革延伸至国有资产产权系统之外,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将会沿着中央政府产权收益增加的方向改变。4.国有企业的获利能力、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能力这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获利能力与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综合关系,前者对后两者贡献正向作用,但后者并不会对前者构成事实影响;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竞取关系,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起正向激励作用,但地方对中央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不起到任何作用。5.政府的二重身份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正常的改革内容的落实依靠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即可完成,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则通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化解矛盾。当改革发生偏差时,政府的二重身份在处理方式上会产生矛盾一—当政府获利的总和符合或高于预期时,政府并不会去处理偏差;当整体利益下降,尤其是政治成本支出高于改革偏差获利时,政府则会选择修正偏差。纵观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笔者发现,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举措都能为产权主体提供更高的产权效率与政府利益,而将“最容易”的环节作为切入点所收获的改革红利则是不可持续,对获利能力的强化更是没有任何贡献。未来国有企业持续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才能少遇曲折、顺畅前行。
二、国企改革一剂良方:外派财务监督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企改革一剂良方:外派财务监督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混改的逻辑、现实异化及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混改逻辑 |
| 三、混改实施中的现实异化 |
| （一）混改的民营资本引入异化 |
| （二）混改引入民资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
| 1. 将混改狭隘理解为一种融资方式 |
| 2. 利用混改作为甩“包袱”的手段 |
| （三）混改的治理制度异化 |
| 1. 职业经理人选拔无法脱“行政化” |
| 2. 监事会难以发挥监事职能 |
| 3. 民资自由退出的市场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
| （四）混改的内部控制权分配异化 |
| 1. 民营资本在剩余控制权分配方面沦为“配角” |
| 2. 员工持股计划仅发挥了“绩效福利”功能 |
| 四、混改异化现象的优化 |
| （一）形成对民企权益“长短期结合”的制度保护 |
| 1. 短期内需要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 |
| 2. 长期内要通过立法保障 |
| （二）健全内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 |
| （三）构建内外联动监事机制，建立适度的外派监事考核激励机制 |
| （四）建立合理、有效的合作伙伴选择机制和民主议事平台 |
（2）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 2.3.2 无政府主义 |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 6.4.1 主要挑战 |
| 6.4.2 解决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论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之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主要内容 |
| (四)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对国企混改的重要意义 |
| (一) 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是国企混改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 |
| 1. 非国有股东的积极参与是国企混改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 |
| 2. 逐利性是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国企混改的动力来源 |
| (二) 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有利于实现国企混改的目标 |
| 1. 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有利于混改国企建立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 |
| 2. 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有利于增强混改国企的经营活力与经营效率 |
| 三、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之不足及其成因 |
| (一) 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非国有股东知情权受侵害 |
| 2. 非国有股东参与权受侵害 |
| 3. 非国有股东分红权受侵害 |
| 4. 缺乏对非国有股东权益的救济机制 |
| (二) 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之不足的成因 |
| 1. 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 |
| 2. 国企改革教训的束缚 |
| 3. 国企混改理论基础的困惑阻碍 |
| 4. 制度性规范不健全 |
| 5. 资本市场不健全及中介服务不足 |
| 四、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保障的路径 |
| (一) 产权改革:以公平为核心 |
| (二) 企业治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规范 |
| 1. 理顺出资人职责完善股东大会制度 |
| 2. 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
| 3. 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
| 4. 应用独立董事制度形成权力制衡与监督 |
| 5. 正确发挥监事会职责 |
| (三) 平等行权:借鉴金股制和优先股制 |
| (四) 权利救济:保障非国有股东知情权选择权和获取补偿权 |
| (五) 外在环境: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和资产评估水平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研究 ——以四维图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贡献与不足 |
| 1.4.1 主要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述评 |
| 2.1.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的研究述评 |
| 2.1.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述评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投资者的文献述评 |
| 2.2.1 国外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企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2 战略投资者 |
| 3.2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3.2.1 产权理论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3 战略联盟理论 |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3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分析 |
| 3.3.1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概述 |
| 3.3.2 我国国有企业股权分置改革分析 |
| 3.3.3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分析 |
| 3.4 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分析 |
| 3.4.1 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国家战略 |
| 3.4.2 寻求新发展机遇,转变市场竞争意识 |
| 3.4.3 提升国企效率,焕发自身活力 |
| 3.5 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经济后果的分析维度 |
| 3.5.1 市场反应层面 |
| 3.5.2 财务绩效层面 |
| 3.5.3 公司治理层面 |
| 3.5.4 企业创新层面 |
| 3.6 本章小结 |
| 4.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案例分析 |
| 4.1 四维图新的基本情况 |
| 4.2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 |
| 4.3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分析 |
| 4.3.1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SWOT分析 |
| 4.3.2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分析 |
| 4.4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经济后果分析 |
| 4.4.1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市场反应分析 |
| 4.4.2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财务绩效分析 |
| 4.4.3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司治理分析 |
| 4.4.4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创新能力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对策建议 |
| 5.1 合理分配股权,以股权制衡推动决策制衡 |
| 5.2 完善激励约束措施,避免“战略投机” |
| 5.3 科学制定国有企业发展战略,有效选择战略投资者 |
| 6.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引入战略投资者产生财务协同效应 |
| 6.1.2 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助推战略转型 |
| 6.1.3 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自动纠错机制,改善国企治理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6）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理论 |
| 2.1.2 嵌入性理论 |
| 2.1.3 路径依赖理论 |
| 2.1.4 内外共治理论 |
| 2.1.5 进化博弈理论 |
| 2.1.6 自组织理论 |
| 2.1.7 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
| 2.1.8 理论应用情况概述 |
| 2.2 公司治理结构文献综述 |
| 2.2.1 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3 公司治理效能有关文献简述 |
| 2.3 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数据与数据处理 |
| 2.3.2 研究概况 |
| 2.3.3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3.4 研究热点聚类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公司治理实践比较研究及国内发展现状 |
| 3.1 国外公司治理实践基本情况 |
| 3.1.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3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4 OECD公司治理准则 |
| 3.2 国内公司治理政策演进和实践情况 |
| 3.2.1 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1) |
| 3.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实践阶段(2002-2011) |
| 3.2.3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阶段(2012-今) |
| 3.3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及核心要件 |
| 3.3.1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3.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件 |
| 3.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地位的法律保障问题 |
| 3.4.2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支撑问题 |
| 3.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实践效能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党组织嵌入模式下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 |
| 4.1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主体 |
| 4.1.1 公司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者 |
| 4.1.2 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 |
| 4.1.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 |
| 4.2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能 |
| 4.2.1 公司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 |
| 4.2.2 不同主体的治理作用 |
| 4.2.3 治理主体关键职权对比 |
| 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量表 |
| 4.3.1 变量的选取及界定 |
| 4.3.2 问卷设计 |
| 4.3.3 治理效能指标体系 |
| 4.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量表检验 |
| 4.4.1 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
| 4.4.2 信度、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
| 5.1 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1 党组织嵌入影响公司治理效能的路径 |
| 5.1.2 构建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3 党委会对治理效能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
| 6.1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6.1.1 公司制以前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管理机制 |
| 6.1.2 公司制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政策规定 |
| 6.2 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 |
| 6.2.1 融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2.2 嵌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 |
| 6.3.1 横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3.2 纵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4 党组织嵌入促进公司治理效能效应研究 |
| 6.4.1 没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2 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3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党委会效用分析 |
| 6.4.4 党委会促进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 |
| 6.4.5 党组织完善企业的群体决策机制 |
| 6.5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 |
| 6.5.1 案例研究设计和调研企业基本情况 |
| 6.5.2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情况 |
| 6.5.3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工作模式 |
| 6.5.4 党组织参与管理效果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7 交叉任职比例协同治理效能理论模型 |
| 7.1 宏观视角: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 |
| 7.1.1 模型思想 |
| 7.1.2 模型建立 |
| 7.1.3 基于任职比例的帕累托模型 |
| 7.2 微观视角:交叉任职的协同效应算法 |
| 7.2.1 党委会与董事会的融入度 |
| 7.2.2 公司治理的基础效能与协同效能 |
| 7.2.3 党委会成员融入公司治理评级指标集合 |
| 7.2.4 基于协同度模型的决策人员分组情况分析 |
| 7.3 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主要领导任职配置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8 加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对策建议 |
| 8.1 完善公司治理有关法律法规 |
| 8.2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
| 8.3 推进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提升实践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工作 |
| 9.2 研究结论 |
| 9.3 主要创新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从市场化角度研究竞争性国有企业自身发展 |
| (二)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地位及作用等角度进行研究 |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或模式的探讨 |
| (四)国外有关文献概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本文研究的重难点有 |
| (二)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进路：功能属性视角的切入 |
| 一、现代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 |
|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思路 |
| (二)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分类的比较考察 |
| (三)国有企业的分类原则和维度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 |
| (一)微观上的市场属性：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的比较 |
| (二)宏观上的公共属性：竞争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比较 |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界定 |
| 三、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四条改革路径 |
| 第二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与规制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存在范围：“竞争性”与“公益性”的边界 |
| (一)现有认识简述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存在范围分析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分析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市场支配地位取得之特殊性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滥用主体地位之特殊性 |
| (三)竞争性国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判断的特殊性 |
| (四)竞争性国有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的特殊性 |
| 三、竞争性国企的市场退出与法律规制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的法律机制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模式 |
| 第三章 公平竞争理念下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 一、股权多元化改革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
| (一)国有企业的产权缺位及其主要后果 |
| (二)股权多元化改革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
| (三)股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定位与分类改革 |
| 二、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 (一)充分竞争行业的界定与特征 |
| (二)充分竞争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则 |
| (三)充分竞争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改革路径 |
| 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 (一)“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内涵分析 |
| (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则 |
| (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改革路径 |
| 四、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 (一)自然垄断行业的存在基础及其可竞争性 |
| (二)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必要性 |
| (三)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路径 |
| 第四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
| 一、从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
| (一)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历程与局限 |
| (二)从“资产”到“资本”：竞争性国企授权经营的理念转变 |
| (三)竞争性国企中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
| 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具体制度安排 |
| (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定位 |
| (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 三、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关系构建 |
| (一)国资委的存废之争与法律定性 |
| (二)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 |
| 四、国资委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监管边界 |
| (一)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理念转变 |
| (二)国资委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监管的具体向度 |
| (三)国资委监管权力的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取得与反垄断规制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生成与危害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生成脉络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危害 |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依据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的特殊内在机理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取得的特殊性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实施的特殊性 |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规制策略 |
| (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互动机制 |
| (二)反垄断规制中承诺制度的限定使用 |
| (三)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机制：对执法不足的填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关键术语 |
| (三)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现状 |
| (四)选题的意义 |
| 第二章 政府职能转变与国企改革的理论阐释 |
| (一)政府职能转变基本理论 |
| (二)国企混改的历程与内容 |
| (三)政府职能转变与国企混改的关系 |
| 第三章 四川省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案例分析 |
| (一)沱牌舍得集团混改前的企业状况 |
| (二)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的政府职能 |
| (三)沱牌舍得集团混改的特殊性及风险点 |
| (四)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政府职能发挥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地方国企混改中的政府职能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TCL改制：增量奖股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二)四维图新改制：股权转让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三)云南白药改制：增资扩股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四)沱牌舍得及地方其它国企混改主要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的主要对策 |
| (一)决策职能——通过政策规划营造宽松有序的地方改革环境 |
| (二)组织职能——通过服务保障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 |
| (三)监督职能——通过监督管控健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 |
| (四)协调职能——通过引导推动正确定位新时代的政府角色 |
| (五)控制职能——通过维稳控制构建和谐有序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1.1 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企改革中政府定位的学理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国有企业 |
| 2.1.2 国有企业改革 |
| 2.1.3 政府定位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3 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应然定位 |
| 2.3.1 国有资产所有者 |
| 2.3.2 国有企业监管者 |
| 2.3.3 宏观经济目标规划者和政策调控者 |
| 2.3.4 市场和社会环境维护者 |
| 第三章 我国国企改革中政府定位的历史演进与乱位现象 |
| 3.1 国企改革中政府定位的历史演进 |
| 3.1.1 完全管制阶段 |
| 3.1.2 放权让利阶段 |
| 3.1.3 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 |
| 3.1.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
| 3.1.5 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阶段 |
| 3.2 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错位 |
| 3.2.1 政企不分 |
| 3.2.2 政资不分 |
| 3.3 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缺位 |
| 3.3.1 制度构建不完善 |
| 3.3.2 科学指导不到位 |
| 3.3.3 社会保障不健全 |
| 3.4 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失位 |
| 3.4.1 国有资产流失 |
| 3.4.2 企业办社会 |
| 第四章 国外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评析 |
| 4.1 政府放任型模式 |
| 4.1.1 美国的国企改革 |
| 4.1.2 美国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放任” |
| 4.1.3 政府放任型模式的评价 |
| 4.2 政府引导型模式 |
| 4.2.1 法国、德国的国企改革 |
| 4.2.2 法国、德国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引导” |
| 4.2.3 政府引导型模式的评价 |
| 4.3 政府主导型模式 |
| 4.3.1 日本、新加坡的国企改革 |
| 4.3.2 日本、新加坡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主导” |
| 4.3.3 政府主导型模式的评价 |
| 第五章 重塑国企改革中我国政府定位的相关对策 |
| 5.1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 5.1.1 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
| 5.1.2 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
| 5.1.3 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 |
| 5.1.4 建立权责清单 |
| 5.2 健全国有资本运营监督机制 |
| 5.2.1 建立内外监督协同体系 |
| 5.2.2 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
| 5.3 改善制度保障环境 |
| 5.3.1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
| 5.3.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基本思路 |
| 一、研究视角 |
| 二、分析的出发点 |
| 三、分析的依据 |
| 四、分析指标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安排 |
| 第三节 主要理论依据 |
| 一、交易费用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理论 |
| 四、软预算约束理论 |
| 五、政治庇护理论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国有经济存在的空间 |
| 一、国有经济存在的正当性 |
| 二、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边界 |
| 第二节 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动力机制的解释 |
| 一、内在动因: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诉求 |
| 二、外在动因: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途径分析 |
| 一、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以实现企业独立 |
| 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企业改革效率 |
|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描述 |
| 第一节 改革伊始国有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 |
| 一、微观层面:“国营工厂”的经营模式 |
| 二、宏观层面:国家的财政收支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划分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 一、起步探索阶段(1978-1986):放权让利以激发企业活力 |
| 二、制度稳定阶段(1987-1992):推行承包制以巩固改革成果 |
| 三、制度创新阶段(1993-2002):转机建制以提高资产效率 |
| 四、纵深推广阶段(2003-2008):优化产权边界以提升盈利能力 |
| 五、国有经济扩张阶段(2008-2012):规模扩大以谋取更多收益 |
| 六、巩固深化阶段(2013年-):国家以社会管理职能重塑企业经济身份 |
| 第四章 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所遭遇的困难 |
| 第一节 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 |
| 第二节 起步探索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次分离 |
| 一、路径选择:尝试重构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 |
| 二、面临困难:平衡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 |
| 第三节 制度稳定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二次分离 |
| 一、路径选择:固化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 |
| 二、面临困难: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 第四节 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
| 一、路径选择:提高国有资产的产权效率 |
| 二、面临困难:化解转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
| 第五节 纵深推广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
| 一、路径选择:塑造独立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 |
| 二、面临困难:拆散松散的利益集团 |
| 第六节 国有经济扩张阶段: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建 |
| 一、路径选择:产权主体对收入来源的重新界定 |
| 二、面临困难:应对日渐稳固的“集团垄断” |
| 第七节 巩固深化阶段:以社会管理职能巩固改革成果 |
| 一、路径选择:管理层监督制度的建立 |
| 二、面临困难: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
| 第八节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成效评估 |
| 第一节 微观视角:国有企业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 一、国有企业微观统计数据的变化 |
| 二、对微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 第二节 宏观视角:国家财政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 一、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变化 |
| 二、财政依存度变化 |
| 三、对宏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改革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
| 一、研究设计 |
| 二、计量模型 |
| 三、实证结果释义 |
| 第六章 改革路径的选择基础:政府动机 |
| 第一节 研究视角的选择依据 |
| 第二节 企业产权结构既定时的利益竞取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动机的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
| 一、政府经济利益对政治利益的代偿 |
| 二、企业经济利益向政府政治利益的转化 |
| 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取舍 |
| 四、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
| 第四节 小结:政府动机选择改革路径的作用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国企改革一剂良方:外派财务监督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混改的逻辑、现实异化及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J]. 刘昱,李细枚. 会计之友, 2021(23)
- [2]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4]论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权益之保障[D]. 陈亮.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研究 ——以四维图新为例[D]. 杨茂春.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D]. 刘福广.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7]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D]. 王新有.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8]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冉雅露.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9]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定位研究[D]. 余蔚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2)
- [10]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D]. 阎晓莹.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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