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青团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孙巧丽[1]（2021）在《《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汉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跟随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中俄两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人文和文化交流是增添两国彼此相知、战略共通、巩固友谊、深化合作的主要途径。纪实性档案着作《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是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局公开的苏联时期克格勃解密档案。笔者选取了该着作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翻译报告。在本论文中,首先介绍了翻译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其次分析了文本的语言特点;最后,笔者对以上翻译实践过程进行总结。笔者结合实例讲述了形动词、常用词的缩写形式、缩略语和专有名词的使用,分析了公文事务语体中带有要求、责成、命令、委托、禁止等动词的句子的使用,以及如何处理被动句和复合句的翻译;通过总结得出了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翻译水平有待提高,并分享了翻译心得。研究与翻译俄文档案有助于了解俄国相关历史和文化,增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该档案旨在揭示苏联时期1918-1956年之间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人文的发展历程,界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笔者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翻译方法对该俄文原着进行了翻译实践,并在论文的前言部分对该档案的大致内容做了简单叙述。
兰鑫[2]（2020）在《建国后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的发展与演变》文中提出档案馆是保管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原始记录的场所,承载了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历史记录,见证了历史更迭中各方面的发展,并通过不断发挥自身功能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档案馆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档案馆功能则是档案馆价值的核心体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档案馆功能的发展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进入21世纪新时期,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积极影响。从1983年国家档案局提出要发挥好档案馆“两位一体”功能到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2020年要初步实现“五位一体”的档案事业发展体系,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在功能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循序渐进的跨越性成长。因此,在2020年即将初步实现“五位一体”档案事业发展体系之际,对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定位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档案馆未来在功能定位方面的建设,突破档案馆的传统形象以及推动档案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文章主要通过文献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以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为研究对象,对建国后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定位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研究。文章简述了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定位从两位一体向五位一体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从中分析档案馆功能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掌握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定位的发展轨迹,总结归纳了档案馆功能演变的内外因素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点,并探究了影响档案馆功能发展的动力因素与制约因素。最后,文章结合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与需求,对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未来的新功能提出了合理性构想,并给出了相关可行性建议。
李勇[3]（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研究说明《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陈龙[4]（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范伟[5]（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顾诗雯[6]（2019）在《民国时期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指明1931—1937年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事件相继发生,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学生群体主动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学生群体固有的爱国性、激愤性等特点,学生的满腔热血,有时却导致冲突流血等极端现象的发生。当中的突出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和渲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构成了特殊的社会影响。在传统观念与新思潮,国家危难与集体激愤之间,青年学生做出了自身的行为选择。学生运动极端现象作为群体性事件被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群体性事件中,学生开展罢课示威等运动,冲突事件频发。当爱国运动受到压制时,学生通过捣毁机关、焚烧汽车等极端方式进行强烈抵抗。为晋京请愿,各地学生卧轨索车、盘踞车站。这些过程体现了学生与社会其它群体的关系应对。在悲愤的社会空气下,爱国学生断指绝食之自残,蹈海服毒之自杀,以殉国式的极端行为,最大限度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对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社会纷纷作出反应,社会各界通过追悼公祭、慰问抚恤、支援救助等方式,对学生运动进行援助。在对学生救国方式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不必作无畏牺牲、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学生运动极端现象有其特定社会历史原因,及涉世未深青年人的特点,学生自发参与运动,在体现爱国性和正义性的同时,存在盲目性和效仿性等局限。学生爱国运动与学生风潮中的极端现象,以及学生不同缘由下的自杀行为,表露了学生群体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的社会影响。媒体报道的导向性推动,政府政策的强硬控制,社团活动及社会各界爱国行动的影响,学生运动极端现象频发,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值得探究。
郑天[7]（2017）在《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文中指出学者陈嬿如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案例的研究直接促发了本研究开展,作为社会动员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研究成果,她对三大传播战役的分析具有重大价值。50周年案例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非常复杂,国内80年代末社会一度局部动荡,国外又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历史大事。如何妥善弥合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和市场经济时代需要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鸿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学者立足于这样的国内外环境,运用扎根理论对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案例资料进行分析。她发现这次传播战役和以往的社会动员在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并重新解读了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呈现出新发展和新问题,中国作为巨大的社会试验场具备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国际环境中,日本政坛不断右倾化且在2015年9月19日凌晨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其一系列旨在谋求正常化大国、军事大国的举动引发外界关注;日本社会也逐渐右倾化,除去国内政坛不断美化侵略史观、主张正常化大国和军事大国路线等右倾化行为的影响和渲染之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一些外部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安全感加剧,因此日本社会本身的国民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美日同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遭遇9· 11恐怖袭击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反恐战争,美日关系在这一阶段由原有的美主日从逐渐走向美日同盟,这对亚太局势安全也构成威胁。国内环境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处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棘手。虽然中国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必须要兼顾民生。各方利益矛盾在这个时期凸显,各种冲突也借由互联网变得极易成为舆论热点,这更加大了社会风险与执政难度。媒介技术在这二十多年突飞猛进,媒介技术的变革不仅影响到了传播方式的变革,也易引发思维变革,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信息霸权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而本研究以对社会动员和国家发展的文献梳理为理论依托,基于个案研究法,参考了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并借鉴了学者陈嬿如的研究框架,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案例当中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开展分析。试图发现本次案例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与以往的社会动员和传播战役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也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发展传播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样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缘起和研究问题;第二章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三章按照重大时间节点对整个70周年案例的开展进行了详细梳理,按照唤醒记忆——激活记忆——升华记忆——延续记忆的传播链条对传播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传播活动的功能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传媒在整个案例当中烘托了“伟大民族的英雄史诗”这一主题,凸显了“东方主战场”和“中流砥柱”两个概念,并且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发掘出了传播活动对集体记忆塑造的策略与方法,这实际上对整个传播活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五章是结论部分,将70周年案例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动员和传播战役进行了详细对比,从传播活动的目标、过程、机制、特点与功能等角度分析了变与不变。笔者发现70周年案例与过去相比在传播目标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并没有拘泥于某一个精神目标或实际目标。多元化的目标更加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符合了受众的期待,也更加符合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策略的传播特点。传播的过程也不再依靠某一个官方机构、某一领导人或者官方媒体的发声作为传播活动的开端,而是依靠长时段浸润式传播,有阶段有重点地开展。这样既做到了自然而然地传播,营造了氛围,又不失重点地打造了媒介事件,赋予其重大意义。这很好地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塑造,提升了民族凝聚力。传播的机制从灌输式传播转向了以塑造认同为主的方式,这种变化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国内外环境与媒介技术的变革促使之下发生的转变,也意味着不同组织机构的配合更加紧密,宣传工作更加精巧。本次传播活动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制作了大量专题栏目和相关板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传统媒体发挥各自优势,打造了一批重量级栏目、板块,以立体丰富的长时段报道吸引受众,电视媒体在胜利日当天的特别节目中打造了万众瞩目的媒介事件。新媒体能够借助多种形式开展报道,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多种载体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其中传统媒体的网站依托其母体,做到了内容为王。商业媒体网站则依托自身特色,发挥专长,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笔者还从发展传播学的终极目标入手分析了本次传播战役的变化,“发展”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这一概念也可以在执政党的各种表述当中得到印证。本次传播战役通过对历史资源的运用和解读,较好地向受众传达了十四年抗战的知识。这不仅使受众在长时段的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还完成了对受众精神层面的指引。传播战役不仅提升了民族凝聚力,还是执政党努力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执政合法地位的一次尝试。本研究对70周年案例进行长时期跟踪分析,从海量资料中提取传播活动的相关信息,捕捉到了新时期传播战役的变与不变。依据个案研究的方法和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进行研究,研究者自身不能对资料进行过分阐释,一切都要依据资料说话,唯此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同时这也是对发展传播学中社会动员与国家发展研究的一个继承与补充。
陈来虎[8]（2016）在《知识与政治－《辞海》（1979年版）编纂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辞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的辞典,因其内容丰富,似有“海纳百川”之气势,而得《辞海》之名。从1915动议编纂到1936年发行,二十年磨一剑,因品质优良而广受读者赞美。新中国成立后,《辞海》因国家需要,在旧版基础上进行重编,而这一过程自1957年始至1979年终,持续二十余年。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辞海》修订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知识与政治二者纠缠不清的情况。本文拟从“知识与政治”的角度观察并且呈现《辞海》（1979年版）的修成,近而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本文主体内容分以下七部分：第一部分：从《辞海》（1936年版）编纂的背景、过程,以及出版发行方面入手,简单说明该版《辞海》的历史,进一步说明旧版《辞海》在编辑队伍建设,编纂过程标准化、编写专业化,以及出版销售方面为将要修订的新《辞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新《辞海》是在旧《辞海》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部分：舒新城提出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成,在这件事的背后,笔者认为：反映的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问题。舒新城通过选择修订《辞海》实现了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相向而行,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辞海》在得到重新修订的允许后,从建立组织到招调人员等都被纳入新政权的体制运作当中,这一过程也可以视为《辞海》修订取得了合法性。第三部分：重新修订的《辞海》沿用旧体例,却赋予了社会主义新意义。从指导思想、读者目标,及修订任务的分配都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因其带有的鲜明指向性,也影响到《辞海》修订过程中材料的选择和加工。第四部分：《辞海》初稿在“文化跃进”风暴下问世。而在此过程中,上海各大院校比速度、赶进度,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重视词目的政治性,而忽视知识性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一情况在群众性大审查时达到顶峰。第五部分：以初稿审查会议为契机,提出修订《辞海》的“六性”原则,各编写单位根据二稿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审慎的修订,使得二稿质量有了较大提高；经过专家学者最后集中会审,基本达到了正式出版的水准,但因政治性词目影响终以未定稿形式出版。第六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辞海》被批成集“封、资、修”于一体的“大毒草”,从事《辞海》编写的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身心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辞海》也因此被改写的面目扭曲。随着“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辞海》修订又迎来了一个春天。第七部分：在《辞海》（1979年版）公开出版以前,《辞海》在多数时间里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转,读者多和参与《辞海》编纂的人员有关。期间,虽有未定稿公开发行,但由于政治性问题,只有少量发行,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正式本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读者的需要,但受当时物质条件及技术水平制约,一时间还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期待。
谭君[9]（2013）在《“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文中提出总的来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几乎冲垮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出现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倒退。“文革”初期,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遭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各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因此,在“文革”初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短时间内急剧衰落,一度陷入了单调、乏味、低迷的历史低谷。进入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开始走向复苏和恢复,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再加上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缓和,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到了“文革”后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文革”初期单调、乏味的情况有了明显的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文革”中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而且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恢复并没有超过“文革”前的水平。除去绪论、北京概况和结论以外,本文用六章的篇幅来论述“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的概况,并按照娱乐主体参与娱乐活动的不同方式,将娱乐生活分为“静态娱乐”和“动态娱乐”。按照这个分类方法,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电影、广播、电视、音乐和歌曲、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文艺演出、图书、报刊、图书馆和图书借阅属于静态娱乐；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群众体育、体育赛事、春节、“十一”、“五一”、旅游、展览、餐厅、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生活属于动态娱乐。
郭海缨[10]（2011）在《从中国档案报的视角看中国档案宣传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文中指出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在座朋友：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国际档案日，能够在名曰“万寿”的宾馆研讨有关档案的话题，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感谢研讨会允许我从《中国档案报》的视角，谈一点对中国档案宣传当前特点和未来发展的见解，希望得到各位指教。 《中?
二、共青团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共青团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翻译概述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 文本翻译概述 |
| 1.1.1 搜寻平行类似文本 |
| 1.1.2 文本翻译过程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文本分析 |
| 2.1 词汇特点 |
| 2.1.1 形动词的使用 |
| 2.1.2 缩略语和专有名词的使用 |
| 2.1.3 常用词缩写形式的使用 |
| 2.2 句法特点 |
| 2.2.1 公文事务语体的调解功能(一) |
| 2.2.2 公文事务语体的调解功能(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翻译案例分析 |
| 3.1 词汇翻译案例分析 |
| 3.1.1 缩略语和人名的翻译方法 |
| 3.1.2 名词的词义选择与翻译方法 |
| 3.2 句法翻译案例分析 |
| 3.2.1 被动句的翻译实例分析 |
| 3.2.2 复合句的翻译实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
| 4.2 翻译心得之翻译要追求美感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原文/译文 |
| 附录二:术语表 |
| 致谢 |
（2）建国后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的发展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我国档案馆功能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两位一体功能发展阶段(1949-1996) |
| 第二节 三位一体功能发展阶段(1997-2003) |
| 第三节 四位一体功能发展阶段(2004-2008) |
| 第四节 五位一体功能发展阶段(2009-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档案馆功能演变的原因和特点 |
| 第一节 影响档案馆功能演变的内外因素 |
| 第二节 档案馆功能演变过程中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档案馆功能演变的推动因素及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档案馆功能演变的推动因素 |
| 第二节 档案馆功能演变的制约因素 |
|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我国档案馆未来新功能的构想及其实现方式 |
| 第一节 档案馆未来新功能的构想 |
| 第二节 档案馆未来新功能的实现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附录 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定位演变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 结语 |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国时期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专门研究 |
| (二)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相关研究 |
| 三、“极端”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原因 |
| 第一节 传统礼义与社会思潮 |
| 一、传统道德观和生死观 |
| 二、社会改造思潮的风起云涌 |
| 第二节 国家危难与公众情绪 |
| 一、“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学生流亡 |
| 二、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
| 三、“七·七”事变与日本全面侵华 |
| 第二章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表现 |
| 第一节 群体性事件 |
| 一、冲突事频发 |
| 二、捣毁与索车 |
| 三、伤人与被伤 |
| 第二节 个人行为 |
| 一、自残——不作瓦之全 |
| 二、自杀——盼唤醒国人 |
| 第三章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社会反应 |
| 第一节 对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肯定 |
| 一、追悼与公祭 |
| 二、慰问与抚恤 |
| 三、支援与救助 |
| 第二节 对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否定 |
| 一、不必作无谓牺牲 |
| 二、学生以学业为本 |
| 第四章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特点 |
| 第一节 爱国性和正义性 |
| 一、学生群体自发的爱国行为 |
| 二、反对非正义战争 |
| 第二节 盲目性与效仿性 |
| 一、盲目参与运动 |
| 二、效仿他人行为 |
| 第五章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的评析 |
| 第一节 学生爱国运动与校内学生风潮 |
| 第二节 青年学生不同自杀缘由之对比 |
| 第三节 学生运动中极端现象频发与社会舆论导向 |
| 一、媒体报道推动 |
| 二、政府政策转向 |
| 三、社团活动及社会各界爱国行动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国际环境 |
| 1.1.2 国内环境 |
| 1.1.3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 |
| 1.2 研究问题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 2.1 发展传播学的诞生与引入 |
| 2.1.1 关注人的现代化——受众研究 |
| 2.1.2 大量实证主义着作促使发展传播学发展 |
| 2.1.3 传媒与农村发展成为热点 |
| 2.2 社会动员与中国社会 |
| 2.2.1 群众运动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
| 2.2.2 传播战役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
| 2.3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怀 |
| 2.4 研究方法 |
| 2.5 研究意义 |
| 2.5.1 学术意义 |
| 2.5.2 现实意义 |
| 第三章 传播过程分析 |
| 3.1 唤醒记忆(清明节前后开始,以欧洲战场胜利日为小高潮) |
| 3.1.1 前期铺垫 |
| 3.1.2 小高潮——习近平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
| 3.1.3 小结 |
| 3.2 激活记忆(围绕七七事变全面开展传播活动) |
| 3.2.1 民族记忆的全面激活 |
| 3.2.2 小结 |
| 3.3 升华记忆(从8·15日本投降日到9·3胜利日) |
| 3.3.1 各方准备形成期待感 |
| 3.3.2 从实时转场到中国的阅兵时间 |
| 3.3.3 胜利日的不朽化 |
| 3.3.4 小结 |
| 3.4 延续记忆 |
| 小结 |
| 第四章 传播功能分析 |
| 4.1 解读历史 |
| 4.1.1 伟大民族的英雄史诗 |
| 4.1.2 东方主战场与中流砥柱 |
| 4.2 重塑集体记忆 |
| 4.2.1 征集与召唤记忆 |
| 4.2.2 展示与收藏记忆 |
| 4.2.3 追寻与重访记忆 |
| 4.2.4 绘制与雕刻记忆 |
| 4.2.5 创作与呈现记忆 |
| 4.2.6 测试与巩固记忆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多元化的传播目标 |
| 5.2 立体丰富的传播过程 |
| 5.3 以塑造认同为主的传播机制 |
| 5.4 因媒而异的传播特点 |
| 5.5 传播战役与国家发展 |
| 5.5.1 大众传播与民族凝聚力 |
| 5.5.2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知识与政治－《辞海》（1979年版）编纂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史回顾 |
| 三、学史反思 |
| 四、论文架构及主导思想 |
| 第一章 《辞海》初创 |
| 第一节 新潮与《辞海》 |
| 一、“新”风疾来 |
| 二、书成于宁-杭-沪 |
| 第二节 生意与《辞海》 |
| 一、迫于时局提前出版 |
| 二、宣传与出售 |
| 第二章 《辞海》重修 |
| 第一节 修订《辞海》源起 |
| 一、提出修订 |
| 二、舒新城的考量 |
| 第二节 修订《辞海》行为国家化 |
| 第三节 组建修辞队伍 |
| 一、召集各路人马 |
| 二、“新人”与“缺人” |
| 第三章 新《辞海》的修订规范 |
| 第一节 旧体例与新立场 |
| 第二节 资料来源 |
| 第三节 “分科”与“包干” |
| 第四章 新《辞海》初稿编纂与审查 |
| 第一节 在“跃进”中修《辞海》 |
| 一、辞编所的计划 |
| 二、各院校的修订 |
| 三、欣喜及其隐忧 |
| 四、问题严重化 |
| 五、政治性突出 |
| 六、政治性影响广泛 |
| 第二节 群众性大审查 |
| 第五章 新《辞海》二稿编纂 |
| 第一节 二稿修订 |
| 一、提出修订 |
| 二、审慎修订 |
| 三、二稿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二稿进一步修订例举 |
| 一、以“群众路线”为中心 |
| 二、突出“六性” |
| 三、坚持思想先行 |
| 四、新《辞海》编写的一个缩影 |
| 第三节 从“试行本”到“未定稿” |
| 一、浦江集中审查 |
| 二、全国范围征求意见 |
| 三、政治性词目审查及未定稿出版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辞海》 |
| 第一节 大批判 |
| 一、“牛鬼蛇神” |
| 二、“大毒草” |
| 第二节 “大批判”中的修订 |
| 第三节 “平反” |
| 一、组织、人员的重整 |
| 二、重获新生 |
| 第七章 《辞海》的出版 |
| 第一节 未定稿的出版 |
| 一、内部发行 |
| 二、初步公开发行 |
| 第二节 合订本出版 |
| 一、供不应求 |
| 二、发行迎难而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
| 二、学术研究概况 |
| (一)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
| (二) “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研究 |
| (三) 20世纪初至今的娱乐生活的研究 |
| 三、研究资料、角度、方法和研究内容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概况(1949～1976) |
| 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
| 二、人口的变化 |
| 三、城乡居民劳动时间、收入和消费情况 |
| (一) 劳动时间 |
| (二) 城镇居民的收支情况 |
| (三) 农村居民的收支情况 |
| (四) 货币购买力情况 |
| 四、结论 |
| 第二章 声电光影的交汇 |
| 第一节 电影 |
| 一、看什么电影 |
| (一) 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二) 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三) 内参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 |
| 二、怎样看电影 |
| (一) 城镇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二) 郊区和农村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三) 单位租片放映 |
| (四) 北京市整体的观影情况 |
| 第二节 广播 |
| 一、听什么广播 |
| 二、怎样听广播 |
| 第三节 电视 |
| 一、看什么电视 |
| 二、怎样看电视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舞台上的红色记忆 |
| 第一节 音乐、歌曲 |
| 一、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一) 领袖颂歌 |
| (二) 语录歌 |
| (三) 红卫兵歌曲 |
| 二、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一) 战地新歌 |
| (二) 知青歌曲 |
| (三) 电影歌曲 |
| (四) 音乐演出 |
| (五) 外国音乐团队和音乐家的来访演出 |
| 三、器乐 |
| 第二节 舞蹈 |
| 一、“造反舞”和“忠字舞” |
| (一) “造反舞” |
| (二) “忠字舞” |
| 二、舞蹈领域的复苏 |
| 三、外国舞蹈(歌舞)团体来访演出 |
| 第三节 戏剧 |
| 一、“革命样板戏” |
| (一) “样板戏”的来源与成型 |
| (二)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和价值 |
| (三) 人们对于“样板戏”的不同感受 |
| 二、“样板戏”之后 |
| (一) 折子戏 |
| (二) 移植“样板戏” |
| 三、其它戏剧 |
| (一) 话剧 |
| (二) 木偶戏、皮影戏 |
| 四、外国戏剧表演团体的来访演出 |
| 第四节 曲艺、杂技 |
| 一、曲艺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文艺演出 |
| 一、艺术表演团体和专业剧场 |
| (一) 艺术表演团体 |
| (二) 专业剧场 |
| 二、文艺演出 |
| (一) 演出票价 |
| (二) “文革”后期的文艺调演 |
| 小结 |
| 第四章 无知岁月的阅读求知 |
| 第一节 图书 |
| 一、阅读生活的“三座大山” |
| 二、正规出版社的图书出版 |
| (一) 1966年5月—1970年底 |
| 1、毛泽东着作 |
| 2、“样板戏”图书 |
| 3、政治文件 |
| (二) 1971年初-1976年10月 |
| 1、出版事业的复苏 |
| 2、政治运动中的古籍出版 |
| 三、连环画 |
| 四、其他读书来源(非正规渠道的读书来源) |
| (一) 私人藏书 |
| (二) 内部书 |
| (三) 图书馆、资料室流散出来的书 |
| (四) 手抄本 |
| 五、读书活动 |
| 第二节 报刊 |
| 一、报纸 |
| (一) “文革小报” |
| (二) 正规报纸 |
| 二、期刊 |
| 第三节 图书馆和图书借阅 |
| 小结 |
| 第五章 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 |
| 第一节 群众体育 |
| 一、单位中的体育 |
| (一) 学校体育 |
| (二) 职工体育 |
| (三) 广播体操 |
| (四) “语录操” |
| 二、生活中的体育 |
| (一) 游泳 |
| (二) 乒乓球 |
| (三) 滑冰 |
| (四) 自行车 |
| (五) 其他/孩子们的游戏 |
| 第二节 体育赛事 |
| 一、北京的体育场馆 |
| 二、重大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五项球类运动会 |
|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 |
| 3、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
| (二) 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2、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
| 3、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4、北京国际游泳、跳水友好邀请赛 |
| 三、一般性/普通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普通赛事 |
| (二) 国际普通赛事 |
| 四、“文革”中体育比赛的各种趣闻 |
| 小结 |
| 第六章 举城欢腾的节日庆典 |
| 第一节 春节 |
| 一、“文革”前的过年习俗 |
| 二、“文革”时期的过年习俗 |
| (一) 吃 |
| (二) 习俗 |
| (三) 玩 |
| (四) 文艺节目和电影 |
| (五) 公园和风景区 |
| (六) 春节环城赛跑 |
| 第二节 “十一”和“五一 |
| 一、“十七年”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十一 |
| (二) “五一 |
| 二、“文革”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1966～1971年 |
| 1、“十一 |
| 2、“五一 |
| (二) 1972～1976年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娱乐活动 |
| 第一节 旅游 |
| 一、大串连 |
| 二、公园和风景区 |
| (一) “文革”初期对公园和风景区的破坏 |
| (二) “文革”中后期的调整与恢复 |
| 1、天安门 |
| 2、古建公园 |
| 3、植物园 |
| 4、动物园 |
| (三) 游览概况 |
| 第二节 展览 |
| 一、博物馆和展览馆 |
| 二、国内展览 |
| 三、国际性展览 |
| 第三节 餐厅 |
| 一、“文革”初期的餐饮怪象 |
| 二、莫斯科餐厅 |
| 三、中餐馆 |
| 第四节 文化馆和群众文化活动 |
| 一、“十七年”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二、“文革”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一) 文化馆 |
| (二) 群众文化活动 |
| 1、艺术表演活动 |
| 2、美术、摄影、书法活动 |
| 3、文学活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一、特征 |
| 二、启示 |
| 三、一点思考 |
| 附录：文艺调演节目单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四、共青团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古拉格的孩子们：1918-1956》（节选）汉译实践报告[D]. 孙巧丽.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建国后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功能的发展与演变[D]. 兰鑫.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5]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6]民国时期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研究（1931-1937）[D]. 顾诗雯. 安徽大学, 2019(07)
- [7]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D]. 郑天. 厦门大学, 2017(01)
- [8]知识与政治－《辞海》（1979年版）编纂史研究[D]. 陈来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1)
- [9]“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D]. 谭君. 首都师范大学, 2013(S2)
- [10]从中国档案报的视角看中国档案宣传的特点和发展趋势[N]. 郭海缨. 中国档案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