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质博物馆 一、科学技术工作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张翼飞[1](2021)在《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收集、统计与分析高校博物馆的具体数据,结合相关案例,在梳理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发展背景及状况的基础上,将高校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划分了三个阶段,并分析、总结了各阶段高校博物馆的发展特点。同时对高校博物馆的发展成就及历史经验进行了探讨,对高校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第二章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主要阶段。依据高校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将高校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划分为1949年至1966年、改革开放至21世纪10年代、21世纪10年代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并分别总结了三个阶段中高校博物馆的特点。第三章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在分析各阶段高校博物馆发展状况及特点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对中国高校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作出展望。第四章结语。综合上述分析,对本文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唐婷[2](2021)在《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的知识传播效应与调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旅游新时代到来,单纯的观光旅游已经不能满足游客追求新奇、好奇、知识和乐趣的旅游需求,因此在旅游过程中传播知识,对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提高公众文化素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旅游地质资源蕴含深厚的科普文化价值,在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对科学知识进行传播既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创新需要,也是文化振兴的要求。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现状,对云南省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科学知识展示情况进行梳理,在利用网络文本分析方法获知游客对展示地所展示科学知识的认知程度后,总结出科学知识传播效应状况。为有效传播知识,就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科学知识传播的症结提出相应的调适建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云南省以旅游地质资源为主体的景区在已开发及正在开发的旅游景区中占38.23%,开发力度较大。从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情况及其现状看,现阶段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存在着开发类型不全、知识传播关注不够、旅游体验感不强等问题。(2)云南省现阶段主要有21处旅游地质景观在开发中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展示,其中以古生物地质景观和岩溶景观为主的展示地较多;展示内容主要围绕典型景观概况和基本特征、形成原因、演变过程等;展示方式主要以博物馆、解说牌、导游讲解、语音导览等为主。(3)基于云南省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科学知识展示情况,选取具有较多网络文本样本量的16个科学知识展示地进行网络文本分析,总结出游客对各展示地科学知识的认知情况。综合各展示地科学知识展示情况与游客认知情况后,从资源类型来看,古生物地质景观、古人类文化地质景观、近代火山活动景观、侵蚀/蚀余地貌景观等类型的景观的开发中,相应展示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知识传播效应;地质构造地貌景观、盆地谷地景观、河流景观等类型的景观在开发中未有明显的科学知识展示,暂无明显知识传播;地质构造、地层序列、地质事物三类景观较少作为重点进行开发,知识传播效应难以评估;地震遗迹、泥石流、矿产开发遗迹等景观相比于其他景观未作重点开发,无明显知识传播。就知识传播的效应情况认为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科学知识传播存在着无顶层设计和策划、知识挖掘不足、展示类型不全、展示载体不足等症结。(4)为更有效、更好的传播科学知识,从旅游地质资源的遴选划分、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挖掘、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展示、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传播、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传播的强化5个方面对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科学知识传播进行调适。对已进行知识传播的地质景观,应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从完善改进和提升的角度选择性的考虑调适;对未进行知识传播的地质景观,应从科学知识的系统挖掘、展示和传播角度重视科学知识传播。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永聪[4](2020)在《四川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价值与保护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恐龙化石资源丰富,自贡更是我国重要的恐龙化石产地,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生物化石产地之一。该产地恐龙化石数量之丰富,种类之众多,埋藏之集中,保存之完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本论文选取自贡恐龙化石产地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多年来的工作和研究积累,首先对自贡恐龙化石的类型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经过百余年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工作,累计发现恐龙化石点160处,共命名恐龙骨骼化石21属26种及恐龙足迹化石2属;自贡地区侏罗纪主要存在有三个恐龙动物群,即禄丰蜥龙动物群、蜀龙动物群和马门溪龙动物群,其主要埋藏层位为中侏罗统的下沙溪庙组和上侏罗统的上沙溪庙组,恐龙化石的赋存状况类型多样。其次对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价值进行分析,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科普价值、研学旅游价值和文化产业价值;然后根据自贡化石产地以及其他地区在保护管理方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威胁,提出了化石产地保护方面需要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保护经费投入和做好长期保护规划等四个方面的保护措施;最后从开展化石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推广地学研学旅游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四个方面提出了化石产地的开发利用措施。论文试图通过对四川自贡恐龙化石产地进行保护利用研究实践,为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科学保护、化石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化石产地管理部门提供现实操作依据,为国内其他化石产地的保护利用提供借鉴。
彭世良[5](2020)在《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以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地质公园是以地质遗迹景观资源为主,并包含生物景观、人文景观等其他景观资源的自然区域或国土空间。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建设,我国大部分地质公园内景观资源与环境或景观生态系统均已遭受一定程度的退化或破损,必须进行生态修复,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目前,学术界已开展过较多有关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景观资源评价与保护开发的研究,而关于地质公园内其他景观资源的研究内容较少,特别是把各类景观资源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综合研究及其生态修复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近乎为一片空白,这与我国当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形势是不相吻合的。事实上,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景观、生物景观和人文景观等各类景观资源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地质公园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开发等均应当把各类景观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即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来考虑,并对受损的景观资源与环境或景观生态系统在科学评价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因此,本文以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围绕该系统进行理论分析、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研究。首先,基于系统视角,提出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概念,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系统分析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要素组成、相互关系、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然后,根据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内涵及综合评价指标筛选的原则与依据,并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熵值和模糊数学等方法,构建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接着,在构建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修复理论基础,以及分析当前生态修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地质公园景观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理论模式,并从要素、系统、管理、文化4个层面提出景观生态修复策略和技术方法。最后,以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为例,在介绍公园景观资源类型、景观单元评价等级等情况的基础上开展上述研究理论的实证研究:(1)系统分析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2)进行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3)根据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公园景观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策略与措施。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获得以下成果和认识:(1)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是由特定地质公园内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各类景观资源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组成要素分为5个大类(地质遗迹景观、生物景观、其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硬质景观)、12个中类、55个小类和数百个子类。系统整体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和外部环境可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即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环境系统。(2)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稳定性是由其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稳定性所决定的。在没有大的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过程或地质公园生命周期基本上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即原始探索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和渐趋衰落阶段。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演化是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和协同驱动的结果。驱动力分为自然驱动力和人为驱动力,其中,前者分为自然渐变作用力和自然突变干扰力,后者分为人为基本驱动力、政府宏观调控力和人为突变干扰力。应当对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适当调控,从而保证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健康、和谐和相对稳定。(3)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就是根据一定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对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质量状况及其发展演化趋势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预测。综合评价指标选择的依据,一是体现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功能或价值,二是体现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及其环境保护状况,三是体现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发展演化的主要调控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4个层次,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获取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数学法求得各层次指标(要素层、准则层、目标层)综合评价得分并确定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和差5个等级。应当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和过程进行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问题诊断和原因分析,从而为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4)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一定格局、功能及动态变化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可认为由3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素(子系统)组成,即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环境系统、游客和当地居民。(5)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态修复,而是属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生态修复对象是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从要素层面来说,则重点是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及其各类景观资源。根据修复对象受损程度的不同,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分为生态恢复、生态整治和生态重建等三类。(6)基于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以及现有生态修复理论模式的分析,提出了地质公园景观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理论模式。该模式具有4个特征,一是生态修复内容的完整性,二是生态修复措施的综合性,三是生态修复过程的多层次化,四是生态修复状态的动态性。该模式包括要素、系统、管理和文化等4个层层递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或层面。要素层面生态修复属单纯技术层面上的生态修复,按要素分为地质遗迹景观修复、生物景观修复、人文景观修复、河流地貌修复及景观水体修复等。系统层面生态修复属综合技术层面上的生态修复,以系统工程理论为指导,协同运用多种修复技术,是基于全要素、全因素、全过程、全范围、统筹布局的生态修复。管理层面生态修复是指利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措施共同促进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文化层面生态修复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修复,其目标是通过改变全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树立生态文明观等有利于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文化观念或意识。(7)本文最后以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为例,开展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实证研究。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是以岩溶地貌景观为主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分为2个中类、5个小类和23个子类,省级以上景观单元23个;生物景观资源分为2个中类、8个小类和18个子类,二级以上景观单元2个;人文景观资源分为2个中类、11个小类和19个子类,二级以上景观单元5个;其他自然景观资源分为3个中类、6个小类,二级以上景观单元1个;硬质景观资源分为2个中类、9个小类,二级以上景观单元2个。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生命周期)已历经原始探索、初步形成、快速发展和平稳发展等4个阶段,人为驱动力是其主要驱动因素。利用构建的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对公园景观资源系统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得分为70.9分,评价等级为“一般”。分析得出公园现状条件下突出的景观生态系统问题主要有:(1)生物景观资源价值偏低;(2)景观资源保护状况不良;(3)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不佳;(4)常住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较大。其中,常住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较大是公园景观生态系统问题的重要根源。最后,针对公园景观生态系统受损状况及主要问题,提出了各个层面(要素层面、系统层面、管理层面和文化层面)拟采用的生态修复策略和措施。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基于系统视角,提出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概念,系统分析其要素组成、相互关系、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2)从系统价值、系统保护、系统调控3个一级指标出发,构建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针对地质公园各类景观资源群体价值和多样性指标(8个三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提出8个数学模型,提高定量化研究水平;(3)构建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修复基本理论,提出地质公园景观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理论模式,从要素、系统、管理、文化等4个层层递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面制定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策略和措施。
时伟[6](2020)在《构造和气候作用下的末次冰消期四川叠溪湖相沉积记录研究》文中提出青藏高原东缘是我国大陆地壳构造变形最强烈、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自2008年汶川Ms 8.0强震以来,一系列7级中强地震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岷江上游地区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河谷和山间盆地中,导致局部人口密度较大。当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时,更容易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使得岷江流域范围内的构造和气候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岷江上游地区广泛出露的湖相沉积为揭示区域气候演化和构造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湖相沉积中粒度、磁化率、软沉积物变形等指标揭示构造信息,然而气候信号研究较少。末次冰消期以来,湖相沉积高频波动的粒度、磁化率指标所揭示的气候或构造信息以及背后的主控机制还不清楚。此外,湖相沉积多分布于岷江河流两侧,那么湖相沉积的物源供给是否受到河流过程影响?如果有河流贡献,贡献量是多少?这一点颇受研究者关注。本次研究(1)通过对岷江河流沉积物的粒度、磁化率分析,一方面分析构造和气候因素对河流物源供给的影响,探讨河流沉积物对断层活动性的响应;另一方面定量估算河流过程对湖相沉积的贡献量。(2)通过对新磨村湖相沉积剖面的孢粉记录进行深度解读,揭示末次冰消期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并分离出指示区域气候变化的敏感指标。(3)通过叠溪博物馆湖相沉积的粒度、磁化率、TIC、TOC、亮度(L*)、p H、粘土矿物详细分析,揭示湖相沉积记录的古地震事件,探讨高频波动的主控机制;基于14C和OSL年代标尺,计算湖相沉积记录的古地震周期。通过上述研究,获得的初步认识如下:1.岷江上游不同河段的粒度分布呈明显的分段性。其中,岷江源-松潘-叠溪段河流沉积物以细颗粒背景粉尘(2-20μm,52.9%-57.3%)和近源粉尘(20-63μm,23.3%)为主;叠溪-汶川-都江堰河段粗颗粒当地物源(125-500μm,55.1%-63.3%)的显着增加可能响应了茂县-汶川断裂强烈的构造活动。基于粒度分布特征,CM图和端元模拟结果得到,河流过程对湖相沉积的贡献量远小于19.7%。2.末次冰消期(18.7-10.6 ka),新磨村湖相沉的孢粉记录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的疏林草原植被景观。其中喜湿花粉含量变化,如莎草科(Cyperaceae)、禾本科(Poaceae)、蓼属(Polygonum)、香蒲属(Typha)和狐尾藻属(Myriophyllum),可作为反映区域气候变化的敏感指标。根据喜湿花粉含量变化,将末次冰消期区域气候演化划分为5个阶段,18.7-16.8 ka,气候逐渐变湿;16.8-14.6 ka,气候维持湿润状态;14.6-12.9 ka,最湿润期;12.9-11.6 ka,气候显着变干;11.6-10.6 ka,气候再次变湿,过渡到全新世。此外,通过喜湿花粉百分含量与全球氧同位素记录对比发现,在B/A暖期(14.6-12.9 ka),北半球纵向温度梯度增加驱使印度季风向南退缩,导致区域喜湿花粉含量呈逐渐降低的趋势。3.14C、OSL年龄结果显示叠溪博物馆湖相沉积形成于末次冰消期(17.62-14.55 ka,持续时间为3070年,平均沉积速率为6.5 mm/a,样品分辨率为1.54年)。叠溪湖相沉积物的粒度、CM图、端元模拟等指标显示以风成物源为特征。根据粒度突然升高、缓慢降低古地震识别标志,在该剖面中识别出20次可能与古地震有关的环境事件。此外,3层软沉积物变形可能对应了3次古地震事件。4.叠溪博物馆剖面的碳含量、亮度、粘土矿物、p H值多指标分析显示,高频波动的粒度特征可能记录了频繁的地震活动引起物源变化,气候影响占次要地位。此外,20-63μm组分记录了26年、53年两个中强震周期和161年大震周期。
吴冲[7](2020)在《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文中认为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而大遗址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对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彰显城市与区域文脉、带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75%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及郊野地区,这些大遗址区往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文物保护制度对工、农业生产实施严格控制,导致了大遗址区村庄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并且由于资本投入与文保限制的空间差异产生了遗址区村庄的不均衡发展,进而引发大遗址区社会冲突矛盾加剧和遗址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思。在全面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大遗址区作为一个空间相对独立、管理部门权职交错、保护与利用影响交织、利益相关者众多的复杂地域系统,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问题研究需要跳出传统的“绝对空间”思维,从社会与空间相互影响的辩证逻辑中寻求答案。“空间生产”理论既有助于解决传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中“社会-空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也能够将大遗址区社会分化与空间不均衡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结合大遗址区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建立具体化分析框架,通过“社会-空间”辩证法从空间实践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以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角度揭示社会空间演变机制。首先,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与大遗址区现实情况相结合,建立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在界定大遗址区空间范围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三元论”对大遗址区的社会空间本体划定,并论证空间生产理论在大遗址区的适用性,重点从权力、资本视角探寻遗址区“社会-空间”的辩证逻辑。其次,宏观上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特征。首先分析关中大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自然环境特征,论证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其次梳理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分析展示利用工作对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最终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发展的普遍性特征规律。一方面借鉴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理论大致划分出关中大遗址区发展阶段,分析资本驱动下居民实现再生产的模式与途径。另一方面,探究在空间权力让渡与分化过程对村庄居民生产方式调整的影响。这一部分研究既为具体案例地研究提供广泛的素材与依据,也在实践层面论证了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研究具备普遍适用性。然后,选取秦始皇陵、乾陵、桥陵、耀州窑、雍城五处大遗址区作为典型案例地研究,分析具体案例地村庄的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与特征。空间上,以行政村为基本统计单元,从“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两方面入手建立指标,采取生态因子分析法、社会空间分异指数明确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特征。时间上,通过比对分析90年代、2000年、2010年、2018年四个时间段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状况,总结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提炼出5种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最后,在分析5种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中“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变化特征规律基础上,进一步从资本视角分析保护利用影响下大遗址区空间资本累积过程,从权力视角解读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各种制度性框架下居民为实现再生产而对自身生计模式调整过程,从资本与权力视角解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规律并总结社会空间演变机制,提出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的优化建议。研究认为:(1)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大遗址区乡村发展体现出哈维所说的三次资本循环特征,权力与资本所支配的“第三空间”影响着遗址区乡村物质环境转变与社会变迁。(2)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大多呈扇形同心圆圈层结构。并且根据其演变规律总结出旅游服务业发展型村庄、农业发展型村庄、传统农业村庄、工业化与城镇化带动村庄、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等五种演变模式。(3)“人地关系”上,村庄聚落由原本单一的居住功能衍生出生产与消费职能,最终衍生出文化服务职能;“人人关系”上,早期村民自主生产或受雇于投资企业而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期乡村空间资本价值提升,居民与外来经营户形成房屋租赁合作关系,最后由于文化资本外溢,居民与旅行社、经营户产生广泛的业务往来。综上,本研究提出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原始动力,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内生因素,政府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外部驱动。面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社会分层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选取大遗址区乡村为研究案例,探寻社会弱势群体在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如何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在人本视角拓展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研究广度,也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生产的微观领域研究。对我国大遗址周边地区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解析,希望借此为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李晓瑞[8](2020)在《研学旅游开发模式及产品开发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研学旅游自2013年被提出,国家开始大力提倡青少年研学旅游。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研学旅游的开展更受重视和关注。目前,我国研学旅游发展进度不一,以一线大城市发展为主,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研学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主题单一、活动形式枯燥、研学资源待开发、研学产品较少等诸多问题。辽宁省旅游资源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旅游地质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突出,将这些资源与研学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开发研学旅游。一方面,可以拓宽辽宁省研学旅游发展空间,成为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可以充分挖掘研学旅游资源,为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提供主题丰富,具有特色的研学旅游产品。通过大量查阅旅游开发模式及研学旅游的相关文献,充分了解研学旅游的研究动态,在总结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研学旅游的开发模式,即“政府发力、教育为核、学校运作、多方协调”。在旅游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教育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省研学旅游资源、市场两个方面的开发现状,并据此进行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研究。辽宁省具备研学旅游开发的良好条件,研学旅游资源丰富,价值高,本土特色鲜明,能够为研学旅游的开发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为研学旅游开发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基础良好。其次通过百度指数,线上访谈法,获取辽宁省研学旅游市场情况,结果显示辽宁省研学旅游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辽宁省研学旅游产品进行研究,根据中小学生不同学段的研学目标、时间,研学旅游产品开发分为六个类型:地质科普研学游、励志拓展教育游、历史遗迹探秘游、自然风光观赏游、农工生产实践游、文化康乐畅享游。根据地区发展差异,又进一步将辽宁省分为三个地区划分研学旅游产品。最后结合辽宁省研学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为辽宁省开发研学旅游提出合理化建议:要大力应用研学旅游开发模式,加快研学旅游开发研究;充分挖掘研学旅游资源,打造主题丰富的研学产品;积极开拓国际研学市场;加快研学旅游基地建设;加强研学导师队伍建设,提高专业素质;多方合作,联合开发;开发与保护并重。此研究,一方面,丰富了辽宁省旅游产品种类,对游客增强吸引力;另一方面,能够为其他地区研学旅游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朱厢炜[9](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指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教育部[10](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二、地质博物馆 一、科学技术工作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质博物馆 一、科学技术工作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4 研究对象与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第2章 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主要阶段 |
2.1 1949 年至1966 年的高校博物馆 |
2.1.1 高校博物馆发展背景 |
2.1.2 高校博物馆发展状况 |
2.1.3 高校博物馆发展特点 |
2.2 改革开放至21 世纪10 年代的高校博物馆 |
2.2.1 高校博物馆发展背景 |
2.2.2 高校博物馆发展状况 |
2.2.3 高校博物馆发展特点 |
2.3 21 世纪10 年代至今的高校博物馆 |
2.3.1 高校博物馆发展背景 |
2.3.2 高校博物馆发展状况 |
2.3.3 高校博物馆发展特点 |
第3章 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
3.1 高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经验 |
3.1.1 社会环境稳定 |
3.1.2 经济的发展 |
3.1.3 政策的支持 |
3.2 高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启示 |
3.2.1 摆脱依赖,主动发展 |
3.2.2 转变观念,重新定位 |
第4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阶段统计表 |
致谢 |
(2)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的知识传播效应与调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旅游地质资源研究进展 |
1.3.2 知识传播相关研究进展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第2章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的知识传播探讨 |
2.1 相关概念探讨 |
2.1.1 旅游地质资源 |
2.1.2 科学知识 |
2.1.3 知识传播 |
2.2 知识传播的目标 |
2.2.1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
2.2.2 提高公众旅游审美能力 |
2.2.3 强化旅游地质景观的保护意识 |
2.2.4 推动地质旅游产品创新开发 |
2.3 知识传播的过程 |
2.3.1 知识的挖掘 |
2.3.2 知识的展示 |
2.3.3 知识的传播 |
第3章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及其知识展示 |
3.1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类型、分布、特征 |
3.1.1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类型 |
3.1.2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分布 |
3.1.3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特征 |
3.2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现状 |
3.2.1 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利用 |
3.2.2 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方向 |
3.2.3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的空间格局 |
3.3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展示内容与方式 |
3.3.1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展示内容 |
3.3.2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展示方式 |
3.4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
3.4.1 开发类型不全 |
3.4.2 知识传播关注不够 |
3.4.3 旅游体验感不强 |
3.4.4 地质景观受损 |
第4章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传播效应分析 |
4.1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传播效应 |
4.1.1 数据来源与采集 |
4.1.2 高频特征词分析 |
4.1.3 高频特征词的提取与维度划分 |
4.1.4 展示地游客科学知识认知 |
4.1.5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的知识传播效应 |
4.2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知识传播的症结分析 |
4.2.1 无顶层设计和策划 |
4.2.2 知识挖掘不足 |
4.2.3 展示类型不全 |
4.2.4 展示载体不足 |
4.2.5 展示手段与方式原始 |
4.2.6 传播目标不明 |
4.2.7 传播力度不够 |
第5章 基于知识传播的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调适 |
5.1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知识传播调适的目标、思路 |
5.1.1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知识传播调适的目标 |
5.1.2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知识传播调适的思路 |
5.2 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中知识传播的调适 |
5.2.1 旅游地质资源的遴选划分 |
5.2.2 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挖掘 |
5.2.3 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展示 |
5.2.4 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的传播 |
5.2.5 旅游地质资源科学知识传播的强化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设计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二)理论基础 |
(三)具体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内容 |
四、核心概念 |
(一)现代性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四川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价值与保护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选题背景和依据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技术路线与方法 |
1.5 主要工作量 |
2 研究区概况 |
2.1 研究区区域概述 |
2.1.1 研究区地理位置 |
2.1.2 研究区古生物概况 |
2.2 地质背景 |
2.2.1 区域地质背景 |
2.2.1.1 地层 |
2.2.1.2 构造 |
2.2.1.3 区域地史演化 |
2.2.2 含恐龙化石地层 |
2.2.3 恐龙化石发现及研究简史 |
3 恐龙化石资源概况 |
3.1 恐龙化石种类 |
3.2 恐龙动物群组合 |
3.2.1 早侏罗世禄丰蜥龙动物群 |
3.2.2 中侏罗世蜀龙动物群 |
3.2.3 晚侏罗世马门溪龙动物群 |
3.3 恐龙化石的赋存状况及埋藏环境分析 |
3.3.1 化石赋存状况 |
3.3.2 埋藏环境分析 |
4 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价值 |
4.1 科学价值 |
4.2 科普价值 |
4.3 地学旅游价值 |
4.4 文化产业价值 |
5 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保护管理 |
5.1 化石产地保护现状 |
5.1.1 保护现状 |
5.1.1.1 建立遗址博物馆和地质公园 |
5.1.1.2 化石产地管理机构 |
5.1.1.3 化石产地管理制度 |
5.1.1.4 化石遗址的保护管理 |
5.1.1.5 化石标本的保护管理 |
5.1.2 潜在威胁 |
5.1.2.1 自然因素威胁 |
5.1.2.2 生产活动威胁 |
5.2 化石产地保护 |
5.2.1 加强管理体系建设 |
5.2.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5.2.3 加大保护经费投入 |
5.2.4 做好长期保护规划 |
6 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利用 |
6.1 科学研究 |
6.2 科普教育 |
6.2.1 完善青少年教育职能 |
6.2.2 服务公众教育 |
6.2.3 打造科普品牌 |
6.3 地学研学旅游 |
6.3.1 建立博物馆和地质公园 |
6.3.2 打造地学研学旅游目的地 |
6.4 文化创意产业 |
6.4.1 推广对外化石展览 |
6.4.2 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
6.4.3 打造主题节庆活动 |
6.4.4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
7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个人简介 |
(5)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以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介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
1.2.1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2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
1.3 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其理论基础 |
2.1 地质遗迹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地质遗迹概念 |
2.1.2 地质遗迹类型 |
2.1.3 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 |
2.2 地质公园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地质公园概念 |
2.2.2 地质公园与其他类型保护区或自然保护地的对比 |
2.2.3 地质公园突出属性分析 |
2.2.4 地质公园保护与开发 |
2.3 景观资源系统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3.1 景观和景观生态系统 |
2.3.2 景观资源和景观资源系统 |
2.3.3 系统理论 |
2.4 生态修复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4.1 生态修复概念 |
2.4.2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及其理论基础 |
第三章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及其理论分析 |
3.1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概念及其组成 |
3.1.1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概念 |
3.1.2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要素组成 |
3.2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相互关系 |
3.2.1 系统整体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3.2.2 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3.2.3 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3.3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演化 |
3.3.1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变动与稳定性 |
3.3.2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演化 |
3.4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的驱动机制及调控 |
3.4.1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的驱动机制 |
3.4.2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驱动机制的调控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研究 |
4.1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1 综合评价指标筛选的基本原则 |
4.1.2 综合评价指标选择的依据 |
4.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4.1.4 综合评价指标内涵解析及度量 |
4.2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评述 |
4.2.2 层次分析法获取评价指标的主观权重 |
4.2.3 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 |
4.2.4 层次分析-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的复合权重 |
4.3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 |
4.3.1 各层次指标综合评价得分 |
4.3.2 综合评价等级划定 |
4.4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及问题诊断 |
4.4.1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4.4.2 问题诊断及原因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
5.1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 |
5.1.1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系统的内涵 |
5.1.2 格局与功能及依存性特征 |
5.1.3 变化及脆弱性特征 |
5.2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内涵和原则 |
5.2.1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内涵 |
5.2.2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 |
5.3 地质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的理论模式 |
5.3.1 现有生态修复模式分析 |
5.3.2 地质公园景观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模式的构建 |
5.4 地质公园景观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策略 |
5.4.1 要素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技术和方法) |
5.4.2 系统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技术和方法) |
5.4.3 管理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技术和方法) |
5.4.4 文化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实证研究 |
6.1 公园概况 |
6.1.1 自然地理概况 |
6.1.2 区域地质背景 |
6.1.3 区域社会经济概况 |
6.1.4 公园建设发展概况 |
6.2 公园景观资源概况 |
6.2.1 地质遗迹景观资源 |
6.2.2 生物景观资源 |
6.2.3 人文景观资源 |
6.2.4 其他景观资源 |
6.3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与驱动机制 |
6.3.1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组成 |
6.3.2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的形成与演化 |
6.3.3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演化的驱动因素 |
6.4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问题诊断 |
6.4.1 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 |
6.4.2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及问题诊断 |
6.5 公园景观生态修复策略 |
6.5.1 要素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 |
6.5.2 系统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 |
6.5.3 管理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 |
6.5.4 文化层面的生态修复策略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咨询问卷 |
(6)构造和气候作用下的末次冰消期四川叠溪湖相沉积记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目前存在的科学问题及拟开展的工作 |
1.4 论文主要内容和完成工作量 |
第二章 区域概况 |
2.1 区域地质背景 |
2.2 区域自然地理概况 |
第三章 材料与方法 |
3.1 叠溪博物馆剖面样品采集 |
3.2 试验方法 |
3.3 数据处理方法 |
第四章 岷江河流沉积物特征及其构造响应 |
4.1 引言 |
4.2 样品采集 |
4.3 岷江河流沉积物特征与分析 |
4.4 岷江河流沉积物物源及搬运动力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湖相沉积孢粉记录的区域气候演化 |
5.1 引言 |
5.2 样品采集与实验分析 |
5.3 新磨村剖面的孢粉记录 |
5.4 末次冰消期气候演化 |
5.5 .本章结论 |
第六章 叠溪博物馆湖相沉积的年代序列 |
6.1 引言 |
6.2 样品采集和实验处理 |
6.3 测试结果及分析 |
6.4 叠溪剖面年龄深度序列建立 |
6.5 叠溪剖面沉积速率讨论 |
第七章 叠溪博物馆湖相沉积古地震记录 |
7.1 湖相沉积的成因分析 |
7.2 端元模拟结果及物源分析 |
7.3 湖相沉积的古地震记录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叠溪博物馆湖相沉积高频波动的构造控制 |
8.1 .引言 |
8.2 .湖相沉积物高频波动的指标分析 |
8.3 .湖相沉积物高频波动的构造响应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磁化率与粒度组分相关性对比 |
9.1 引言 |
9.2 剖面介绍和样品选择 |
9.3 粒度组分和磁化率特征 |
9.4 磁化率与粒度组分相关性分析 |
9.5 湖相沉积中磁化率受控机制探讨 |
9.6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文章 |
(7)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主要概念界定 |
1.1.1 大遗址与大遗址区 |
1.1.2 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 |
1.1.3 社会空间 |
1.1.4 乡村与乡村社会空间 |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1 研究背景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社会空间演变相关基础研究 |
1.3.2 社会空间生产的相关研究 |
1.3.3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空间演变研究 |
1.3.4 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研究 |
1.3.5 相关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理论基础 |
2.1.1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价值与影响相关理论 |
2.1.2 乡村聚落发展的相关理论 |
2.1.3 传统“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理论 |
2.1.4 空间生产理论及其相关延伸理论 |
2.2 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研究的适用性与独特性 |
2.2.1 空间生产理论导向下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时空观转变 |
2.2.2 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适用性 |
2.2.3 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独特性 |
2.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分析方法 |
2.3.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及其作用 |
2.3.2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的“社会-空间”辩证逻辑 |
2.3.3 “三元论”导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分析方法 |
第三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空间生产特征 |
3.1 关中大遗址数量及展示利用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 |
3.1.1 关中大遗址的数量与分布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3.1.2 关中大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3.2 关中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因素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
3.2.1 关中地区自然环境与大遗址分布 |
3.2.2 关中大遗址类型及选址产生的大遗址区自然条件差异 |
3.2.3 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3.3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因素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
3.3.1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与保护利用模式 |
3.3.2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3.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生产特征 |
3.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循环特征 |
3.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管理制度变迁特征 |
3.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空间实践特征 |
3.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变化特征 |
3.5 关中大遗址区类型划分与社会经济特征 |
3.5.1 关中不同自然条件禀赋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3.5.2 关中不同影响力级别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3.5.3 关中不同发展阶段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
第四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 |
4.1 案例地选取与数据获取 |
4.1.1 典型案例地选取 |
4.1.2 数据获取 |
4.2 分析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4.2.1 分析方法与步骤 |
4.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4.2.3 空间生产理论下的指标体系 |
4.3 案例地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其大遗址区乡村概况 |
4.3.1 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4.3.2 乾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4.3.3 桥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4.3.4 雍城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4.3.5 耀州窑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4.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主因子及其空间分布 |
4.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 |
4.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 |
4.5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结构特征的提取 |
4.5.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共性特征 |
4.5.2 关中各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差异性特征 |
4.6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与分异过程 |
4.6.1 90年代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4.6.2 200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4.6.3 201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4.7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规律与演变模式 |
4.7.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主因子的变化 |
4.7.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分异指数的变化 |
4.7.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 |
4.7.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的提炼与比较 |
第五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因素 |
5.1 人地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方式的调整 |
5.1.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5.1.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5.1.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5.1.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5.1.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5.2 人人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关系的转变 |
5.2.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5.2.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5.2.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5.2.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5.2.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5.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循环的逻辑解释 |
5.3.1 大遗址区乡村农业相关的资本累积 |
5.3.2 大遗址区乡村工业化或城镇化中的资本累积 |
5.3.3 大遗址区乡村旅游服务业中的资本累积 |
5.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变迁的逻辑解释 |
5.4.1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诉求 |
5.4.2 三次资本循环中大遗址区利益主体权力的空间化 |
5.4.3 三次资本循环中管理制度调整与空间主体利益关系的互馈 |
第六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机制 |
6.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基本动因 |
6.1.1 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溢出效应 |
6.1.2 资本增殖性的内在驱动 |
6.2 大遗址区空间生产主体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作用路径 |
6.2.1 政府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6.2.2 市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6.2.3 地方社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6.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6.3.1 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原始动力 |
6.3.2 居民生产关系调整转变是内生驱动 |
6.3.3 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外部动因 |
第七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建议 |
7.1 优化的原则与价值判断 |
7.1.1 保护还是发展 |
7.1.2 谁的乡村 |
7.1.3 谁的遗址 |
7.2 明确各利益主体的空间权力边界 |
7.2.1 政府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 |
7.2.2 顺应资本循环规律的市场引入 |
7.2.3 乡村社区发展权力的赋予 |
7.3 空间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 |
7.3.1 共建共享的空间实践 |
7.3.2 开发利用共同参与的制度 |
7.3.3 基于空间公平的补偿机制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村庄资料统计问卷 |
附录二 :居民家庭统计问卷 |
附录三 :文管部门访谈提纲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发表学术论文 |
2.参与项目获奖情况 |
致谢 |
(8)研学旅游开发模式及产品开发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研学旅游 |
1.1.2 研学旅游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
1.1.3 旅游消费者旅游消费需求发生变化 |
1.1.4 研学旅游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1.3.3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分析法 |
1.5.2 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法 |
1.5.3 百度指数法 |
1.5.4 实证分析法 |
1.5.5 线上访谈法 |
1.6 创新之处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2 理论基础 |
2.2.1 旅游系统理论 |
2.2.2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 研学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
3.1 现有旅游开发模式 |
3.1.1 “栾川模式” |
3.1.2 “沈南模式” |
3.1.3 “吉美模式” |
3.2 研学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
3.2.1 政府发力 |
3.2.2 教育为核 |
3.2.3 学校运作 |
3.2.4 多方协调 |
4 辽宁省研学旅游开发现状研究 |
4.1 辽宁省区域概况 |
4.2 辽宁省研学旅游开发可行性分析 |
4.3 辽宁省研学旅游资源现状研究 |
4.3.1 辽宁省研学旅游资源分布现状 |
4.3.2 辽宁省研学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
4.4 辽宁省研学旅游市场现状研究 |
4.4.1 数据搜集 |
4.4.2 结果分析 |
4.4.3 辽宁省研学旅游市场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
4.5 辽宁省研学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
4.5.1 尚未挖掘研学旅游资源 |
4.5.2 安全是影响中小学开展研学旅游的主要因素 |
4.5.3 缺乏专业的研学旅游人才 |
4.5.4 研学旅游意识薄弱 |
5 辽宁省研学旅游及产品开发研究 |
5.1 开发原则 |
5.1.1 教育性 |
5.1.2 体验性 |
5.1.3 公益性 |
5.2 开发思路 |
5.2.1 资源为基 |
5.2.2 统筹开发 |
5.2.3 品牌意识 |
5.3 研学时间和活动分析 |
5.4 辽宁省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类型 |
5.4.1 地区划分依据 |
5.4.2 各地区研学旅游产品类型 |
6 辽宁省研学旅游开发的对策 |
6.1 大力应用研学旅游开发模式,加快研学旅游开发研究 |
6.2 打造主题多样的研学产品 |
6.3 积极开拓国际研学市场 |
6.4 加快研学旅游基地建设 |
6.5 加强研学导师队伍建设,提高专业素质 |
6.6 多方合作,联合开发 |
6.7 开发与保护并重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9)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背景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1.6.1 界定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1.7.2 阅读建议 |
2 建设背景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2.3 本章小结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3.4 本章小结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4.3 本章小结 |
5 建筑创作回响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5.2 大众的声音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5.4 获奖情况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5.5 本章小结 |
6 建筑评析 |
6.1 建筑策划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6.2 建筑后评估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6.4 建筑设计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3 建筑设计师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6.5 建筑伦理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6.7 本章小结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四、地质博物馆 一、科学技术工作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历程研究[D]. 张翼飞.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云南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的知识传播效应与调适研究[D]. 唐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四川自贡恐龙化石产地的价值与保护利用研究[D]. 张永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5]地质公园景观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及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以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为例[D]. 彭世良.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6]构造和气候作用下的末次冰消期四川叠溪湖相沉积记录研究[D]. 时伟.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20
- [7]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D]. 吴冲. 西北大学, 2020(07)
- [8]研学旅游开发模式及产品开发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D]. 李晓瑞.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9]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