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杨辉[1]（2021）在《陈渠珍与湘西地区农业发展研究（1920-1935）》文中研究说明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认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张一麟[3]（2020）在《四川省民族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农村学前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依然是最薄弱的部分,在这些地方,幼儿“无园可入”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为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3-6岁学前儿童的入园问题,四川省委省政府于2015年8月,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小凉山彝区深入推进扶贫攻坚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意见》（1）,提出“一村一幼”计划,由此“一村一幼”辅导员大量出现。这一政策的出台,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学前儿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是否接受了有质量的教育,如何才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值得我们思考。已有研究表明,教师质量决定着教育质量,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通过对其职业价值的认知,从内心深处认可并喜爱该职业,愿意并能够主动持续投入该职业的一种综合状态,它是决定“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否“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是实现“一村一幼”教育扶贫目标的前提。本研究采用《四川省民族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调查问卷》对778名“一村一幼”辅导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来自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的13名“一村一幼”辅导员进行了深入访谈。研究显示:（一）从本研究范围来看,“一村一幼”辅导员队伍以青年为主,20-34岁的辅导员占比87.8%;大部分辅导员为本地户籍;但是“一村一幼”辅导员专业水平普遍不高,92%的辅导员为中大专及以下学历,41%的辅导员为非学前教育专业。（二）“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整体水平不高,处于基本认同状态（M=3.87）。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其中人际支持、职业价值认知、职业胜任效能、投入意愿较高,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相对较低。（三）“一村一幼”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是一种浅表认同,表现为职业认同内部各维度的相互矛盾:职业价值认知较高,但是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却较低;职业胜任效能感较高,但是没有相应的专业能力;职业投入意愿较高,但是不知道如何投入。（四）“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民族、地区、培训经历这几个变量上存在极显着差异。其中彝族、傈僳族“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均值较高,原因可能是彝文化中的家支制度为彝语支民族提供了较高的人际支持,以及“一村一幼”彝汉双语的教育内容更容易被彝语支民族接受。二类地区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均值显着高于一类和三类地区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自然地理条件,教育、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比较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收入满意度造成的;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均值高于参加过培训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这可能是因为培训打破了“一村一幼”辅导员的原有认同模式及格局,引发了认同危机。大部分“一村一幼”辅导员有较高的培训意愿,但是对现有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不太满意。在培训方式上他们更喜欢带有互动性和操作意义的观摩教学、专家/名师具体指导,或者师徒带教。在培训内容上,辅导员们更关心与幼儿相关的知识,对“基本功”（舞蹈、声乐、钢琴）的学习有较大兴趣。针对“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现状和特点,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提升“一村一幼”辅导员专业化水平,树立职业自信;构建物质和情感双重支持模式,消除职业认同的边缘化困境;提升“一村一幼”辅导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其职业发展基础。
胡泽为[4]（2019）在《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是一些发展能力偏弱的农村地区仍然处于深度贫困状态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在四十多年的扶贫攻坚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精准扶贫实施以来,脱贫效果显着,为世界反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少数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面貌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2020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为了达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产业扶贫在我国扶贫措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产业扶贫总体经历了由“撒胡椒面”和“漫灌式”到精准实施“滴灌式”的转变,像“点菜式”和“订单式”的产业扶贫使得我国产业扶贫效果明显,取得了突出成就。本人通过对炎陵县扶贫办、农业局、黄桃相关企业、乡镇单位、合作社、种植大户和贫困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炎陵县主要有“政府+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村集体+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和“种植大户+贫困户”四种黄桃产业扶贫模式,对炎陵县黄桃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对各个利益联结模式下的贫困户进行了深入问卷调研。调查问卷主要围绕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下贫困户的合作满意度、合约规范性、获得感、家庭收入展开,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各个角度加以辅助提问形成问卷。通过对四种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各个产业扶贫模式下对于贫困户带动效应的高低,形成论文结论和政策建议,为炎陵县黄桃产业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刘明才[5]（2019）在《“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徐渭作为明代中晚期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其早岁曾积极参与抗倭斗争,并两度北上对明朝北部边关的防务大计表现出热切关注。他既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法家、画家,入胡宗宪幕府的经历又令其展现出“知兵好奇计”的军事才能,多重复合的因素交织于一身,使我们很难仅仅以书画家的视角来界定其身份。因此,为了更深入地展开对徐渭书画艺术的再认识,论文通过六个章节的分析研究,分别对徐渭的心性、诗文、戏剧、书法、绘画及其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性进行了相对独立的解析,并于其间穿插联系,关注这众多视角在复杂并置下对徐渭书画将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从而使我们得以进入徐渭众多文艺成就所营造出的精神世界,对多重复合视野下那个孤独而高傲的灵魂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论文第一章通过对徐渭思想性格形成的诸多方面的考察,令我们发现徐渭的身世遭遇同他的天性紧密混杂在一起。他建立在敏感、直率、急躁先天气质基础之上的心性特征,经由生命际遇中频繁挫折的淬炼逐渐形成猜妒、刚硬、孤傲、执拗倔强的性格。并对其这样的性格与自幼生长的心学环境的浸染关系,以及基于“畸人心理”,徐渭所展现出的畸与奇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对徐渭诗文和戏剧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徐渭的人生若离开他所遭遇的坎坷与不幸,徐渭就不可能成其为徐渭。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不是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正是徐渭的生活苦境,历练出他那颗“诗性”心灵。使他的诗得意弃形,深于法而略于貌;他的文章“师心纵横、不傍门户”,直抒胸臆、崇简尚气;他的戏剧让我们察觉出他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重塑。在第四章与第五章关于徐渭书法和绘画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其书画的造型规律与特征,以及其绘画造型能力的获取与卓越书法才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联系其诗文、戏剧的创作实践,对其颇具“才、胆、识、力”的“文心”所造就先期成熟的高水准审美修养给予了充分的解读,并详细分析了他自评“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的排序可能蕴含的深意。论文第六章从其所处时代状貌入手,着重对明中叶时期浙东地区的人文环境,该时段明朝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世俗风尚的转变进行考察,如果说徐渭是明中晚期,浙东地区人文环境下在野士人的典型代表,那么,作为个体,他身上所折射的正是那个时代众多现象的缩影。将徐渭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详加研讨,使我们追索出徐渭文艺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开阔宏大、奇诡悲怆的气象格局,与其身负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紧密相关。以45岁时杀妻入狱为分水岭,徐渭于“中岁变法”,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但他却能虽晚而优地开创出中国艺术史上水墨大写意的先河,使我们通过研究多重复合视野下的徐渭书画世界,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修为取径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滕昱廷[6]（2018）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文中研究说明许多研究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大学农业推广的转折期,整体成绩不如1927-1937的成熟期。这时期农学院面对农业的问题、条件、目标与战前既有诸多不同之处,又具有连续性。其中中央大学农学院在近代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均取得可观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内迁,其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但学校的科研、教育等社会职能继续发挥。中央大学农学院紧急应对这种局面,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带来的科研成果恢复科研与推广工作。本文主要追溯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等地的农业活动,对大后方农业的近代化作出贡献,同时产生的一些材料缺失、农民不肯接受、推广区域有限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依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当时重要的农业刊物、报纸、论文等,参与的活动者的回忆、研究,对内迁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所作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活动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成立以来的概况,包括建立的时代背景、学院的科研机构、农学的学术组织、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农业推广的理念、农业推广试验的践行情况。第二部分回顾了农学院迁至大后方的情况。学院对其进行科系调整、继续农学研究、学术交流、期间内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和农业推广成果等作了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主要推广方式,与之合作的几个主要机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内江种猪场、简阳农场、诊疗室、兵工署,对其具体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作了述论。第四部分论述了农学院在大后方农业推广的成果,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政府、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对其中的成功之处,失败之因作了分析。本文通过介绍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进行农业科研与推广情况,分析其工作对社会改良、人民生活的改变、抗战胜利的重要贡献,认为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对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小寒[7]（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朱欣[9]（2016）在《茅岩莓黄酮提取及其抑制食品焙烤体系中丙烯酰胺形成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茅岩莓中黄酮含量极为丰富,干叶中总黄酮含量高达30%以上,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本文优化了茅岩莓总黄酮的超声波协同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提取工艺,研究比较了几种市售不同类型饼干的丙烯酰胺含量,以及茅岩莓粉末添加量、不同浓度的茅岩莓总黄酮对饼干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效果,比较了在不同浓度下不同茅岩莓黄酮单体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效果,还研究了二氢杨梅素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形成和消除的影响,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优化了超声波协同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提取茅岩莓总黄酮的工艺。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了表面活性剂浓度、阴离子和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摩尔质量比、提取温度、乙醇浓度和提取时间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固定阴离子和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摩尔质量比为40:1（SDS:CTAB）、料液比1：20（g/mL）和提取温度60℃,采用响应面试验考察表面活性剂浓度、乙醇浓度和提取时间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佳提取工艺参数为：表面活性剂浓度1.1%、乙醇浓度40%、提取时间57 min,此条件下茅岩莓总黄酮得率为23.27%,与预测理论值23.45%相差较小,说明该提取工艺可行。研究比较了市售不同类型饼干的丙烯酰胺含量、茅岩莓粉末添加量和不同浓度茅岩莓总黄酮对饼干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效果。发现不同类型的饼干丙烯酰胺含量差别很大,丙烯酰胺含量从多到少排列依次是：韧性饼干、发酵饼干、酥性饼干、曲奇饼干、压缩饼干,分别为：3.09mg/kg、2.705 mg/kg、1.495 mg/kg、 1.305 mg/k、0.555mg/kg,其中韧性饼干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达到3.09mg/kg,而压缩饼干的丙烯酰胺的含量最低,为0.555 mg/kg。在饼干模型中,茅岩莓粉末添加量对饼干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效果随添加量的变化而变化,当茅岩莓粉末添加量为0.01%、0.05%、0.1%时,对饼干中丙烯酰胺的抑制率分别为：31.50%、46.03%、22.43%,当茅岩莓粉末添加量为0.05%（占面粉质量）时,对饼干中丙烯酰胺的形成的抑制作用最好,抑制率为46.03%。而当茅岩莓粉末添加量为0.5%、1%、5%时,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含量分别增加了34.81%、17.76%、22.20%,说明当茅岩莓粉末添加量超过0.5%时,茅岩莓粉末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的生成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研究茅岩莓总黄酮浓度对饼干中丙烯酰胺生成的抑制作用时发现,随着茅岩莓总黄酮浓度的增加,对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率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当茅岩莓总黄酮的浓度达到0.01mg/mL时,对丙烯酰胺抑制率最大,达到71.97%。分析比较了杨梅素、二氢杨梅素、槲皮素、花旗松素、山奈酚、芹菜素6种茅岩莓黄酮单体在10-4、10-5、10-6、10-7、10-8、10-9mol/L浓度下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如下：杨梅素、山奈酚、芹菜素的最佳抑制浓度为10-6mol/L,对应最佳抑制率分别为28.65%、59.56%、37.96%；二氢杨梅素、槲皮素、花旗松素的最佳抑制浓度为10-5 mol/L,对应最佳抑制率分别为57.84%、31.55%、43.84%。在六种茅岩莓黄酮单体中抑制率最好的是山奈酚,达到59.56%,对应最佳抑制浓度为10-6 mol/L。分析了二氢杨梅素在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对丙烯酰胺形成和消除的影响,结果表明,二氢杨梅素抑制作用主要发生在丙烯酰胺形成阶段,而在丙烯酰胺消除阶段,二氢杨梅素的作用不明显。
张帆[10]（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指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四川省民族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加强“一村一幼”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一村一幼”教育扶贫目标的前提 |
| 1.1.2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着“一村一幼”师资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
| 1.1.3 研究者的个人兴趣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一村一幼”辅导员 |
| 1.2.2 教师职业认同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教师职业认同的维度 |
| 1.3.2 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
| 1.3.3 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 |
| 1.3.4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现状 |
| 1.3.5 对已有文献的述评 |
| 2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思路 |
| 2.3 研究对象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问卷调查法 |
| 2.4.2 访谈法 |
| 2.4.3 观察法 |
| 2.4.4 实物分析法 |
| 2.5 研究工具 |
| 3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研究结果与分析 |
| 3.1 “一村一幼”辅导员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2 “一村一幼”辅导员整体职业认同水平 |
| 3.3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各维度内部的得分情况 |
| 3.4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3.4.1 不同民族“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2 不同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3 不同福利待遇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4 不同硬件设施条件下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5 不同婚姻状况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6 不同教龄“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7 不同户籍“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8 不同培训经历“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 |
| 3.4.9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无差异人口学变量上的方差分析 |
| 4 讨论与结论 |
| 4.1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整体水平不高,处于基本认同状态 |
| 4.2 从职业认同内部各维度的矛盾来看,“一村一幼”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属于浅表认同 |
| 4.2.1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价值认知较高,但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却较低 |
| 4.2.2 “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胜任效能感较高,但没有相应的专业能力 |
| 4.2.3 “一村一幼”辅导员有较高的职业投入意愿,但不知道如何投入 |
| 4.3 民族因素对“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 |
| 4.4 不同地区、福利待遇“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差异分析 |
| 4.5 培训经历对“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 |
| 4.6 结论 |
| 5 促进“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的策略与建议 |
| 5.1 提升“一村一幼”辅导员专业化水平,树立职业自信 |
| 5.1.1 采用“高等院校+幼儿园”的培养模式 |
| 5.1.2 建立科学的培训考核评估体系 |
| 5.1.3 采用“调研-送教-回访”的“送教下乡”模式 |
| 5.1.4 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 |
| 5.2 构建物质和情感双重支持模式,消除职业认同的边缘化困境 |
| 5.2.1 改善“一村一幼”辅导员的工作环境与居住条件,按幼教点位置的偏远程度给予补贴 |
| 5.2.2 建立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完善“一村一幼”辅导员用人制度.. |
| 5.2.3 提高社会对学前教育价值的认识和认可 |
| 5.3 提升“一村一幼”辅导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其职业发展基础 |
| 6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文献研究 |
| 1.2.2 国内文献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精准扶贫 |
| 2.1.3 产业扶贫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反贫困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炎陵县黄桃产业发展现状及利益联结模式 |
| 3.1 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发展现状及相关政策分析 |
| 3.1.1 炎陵县产业扶贫发展现状 |
| 3.1.2 炎陵县产业扶贫相关政策及分析 |
| 3.2 炎陵县产业扶贫模式及利益联方式 |
| 3.2.1 模式一“政府+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
| 3.2.2 模式二“村集体+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
| 3.2.3 模式三“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
| 3.2.4 模式四“种植大户+贫困户” |
| 第4章 黄桃产业扶贫效果比较分析——基于100 户微观调查 |
| 4.1 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调查样本选择、问卷设计、数据处理 |
| 4.1.1 调查样本选择 |
| 4.1.2 调研方法与问卷发放与回收 |
| 4.1.3 问卷项目设计及其依据 |
| 4.2 调研对象情况总述 |
| 4.3 基于调研数据对四种产业扶贫模式效果分析 |
| 4.3.1 基于合作满意度视角的比较分析 |
| 4.3.2 基于合约规范性视角的比较分析 |
| 4.3.3 基于贫困户主观获得感视角的比较分析 |
| 4.3.4 基于贫困户家庭收入视角的比较分析 |
| 第5章 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 |
| 5.1 企业和农户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导致违约现象 |
| 5.2 企业规模小 |
| 5.3 产业扶贫中政府管理越位 |
| 5.4 黄桃产业发展劳动力短缺,结构失调 |
| 5.5 政府对保品牌意识和品牌宣传力度不够 |
| 5.6 合作社种植带动效应低,营销难度大 |
| 第6章 政策建议 |
| 6.1 提升农户契约精神,保障合约履行 |
| 6.2 政府减少对公司干预,扶植壮大公司规模 |
| 6.3 强化各方主体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提升贫困户参与度 |
| 6.4 增强保品牌意识,提升品牌形象 |
| 6.5 品牌宣传需更接地气 |
| 6.6 搭建平台,建立更加完善的营销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致谢 |
（5）“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吾谁与语?”——徐渭心性研究 |
| 第一节 阳明心学与徐渭思想 |
| 1、心学影响 |
| 2、致“中”之选 |
| 第二节 由“中”入“畸”而生“奇” |
| 小结 |
| 第二章 “细腻中有老刺,老刺中有娇丽”——徐渭诗文研究 |
| 第一节 “如冷水浇背”之诗 |
| 1、诗化人生 |
| 2、“矜于昔而颓且放于今” |
| 第二节 “师心横纵,不傍门户”之文 |
| 1、代文 |
| 2、为己之作 |
| 第三节 诗文与绘画的情、形之辩 |
| 1、意贯情、形 |
| 2、求简尚气 |
| 小结 |
| 第三章 “情之所钟,宁独在我辈?”徐渭杂剧研究 |
| 第一节 猿鸣己声 |
| 1、《玉禅师翠乡一梦》 |
| 2、《狂鼓史渔阳三弄》 |
| 3、《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凤得凰》 |
| 第二节 《歌代啸》为谁而啸 |
| 第三节 戏剧的矛盾冲突与书画的张力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体辣格乖,人所不惬”——徐渭书法研究 |
| 第一节 结字与个性 |
| 1、结字特征分析 |
| 2、比较中见个性 |
| 3、结字与空间造型 |
| 第二节 运笔和性情 |
| 1、点线形态与笔势 |
| 2、代表书作笔势分析 |
| 第三节 章法与精神诉求 |
| 1、章法的“第一印象” |
| 2、代表书作章法解析 |
| 3、章法设计与书画立意 |
| 小结 |
| 第五章 “谁解凡粧是白龙?”——徐渭绘画研究 |
| 第一节 绘画中的戏剧 |
| 1、空间铺陈中的造型对比 |
| 2、时间延续中的书画关系 |
| 3、扫抹写意中的文艺通感 |
| 第二节 绘画中的诗文 |
| 1、以象尽意 |
| 2、外化“心志” |
| 第三节 “畸与奇”中的天、人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时代语境中“徐渭现象”再认识 |
| 第一节 明中晚期浙东地区人文环境 |
| 1、心学环境 |
| 2、游幕 |
| 第二节 明中晚期国内、国际形势 |
| 1、边防之乱 |
| 2、商业发展与社会风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南京时期中央大学的农学兴起与发展 |
| 2.1 农学院兴起的背景及科研机构 |
| 2.2 教学与科研成果 |
| 2.3 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 |
| 3 中央大学重庆办学时期的农业教育与研究 |
| 3.1 科系变动与教学变化 |
| 3.2 农学研究的开展与科研成绩 |
| 4 中央大学的农学实践与推广 |
| 4.1 农业推广理论体系与推广方式 |
| 4.2 中央大学农学院与相关地方机构的合作 |
| 5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推广成效和社会影响 |
| 5.1 农业推广的成效 |
| 5.2 农业推广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茅岩莓黄酮提取及其抑制食品焙烤体系中丙烯酰胺形成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茅岩莓的研究进展 |
| 1.1 茅岩莓简介 |
| 1.2 茅岩莓资源开发现状 |
| 1.2.1 茶叶形式 |
| 1.2.2 液体饮料 |
| 1.2.3 茅岩莓活性成分的应用 |
| 2 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进展 |
| 2.1 黄酮类化合物的基本性质 |
| 2.2 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方法 |
| 2.2.1 溶剂提取法 |
| 2.2.2 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
| 2.2.3 微波辅助萃取法 |
| 2.2.4 双水相萃取法 |
| 2.2.5 酶辅助提取法 |
| 2.3 黄酮类化合物的纯化方法 |
| 2.3.1 硅胶色谱法 |
| 2.3.2 聚酰胺色谱法 |
| 2.3.3 葡聚糖凝胶色谱法 |
| 2.3.4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3 热加工食品中丙烯酰胺的研究现状 |
| 3.1 丙烯酰胺的基本性质 |
| 3.2 热加工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形成机理 |
| 3.3 热加工食品中丙烯酰胺的测定方法 |
| 3.3.1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3.3.2 电化学分析法 |
| 3.3.3 化学发光分析法 |
| 3.4 热加工食品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方法 |
| 3.4.1 原料 |
| 3.4.2 产品配方和加工工艺 |
| 3.4.3 抑制剂 |
| 4 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超声波-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协同提取茅岩莓总黄酮的工艺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
| 2.2.2 标准曲线的绘制 |
| 2.2.3 茅岩莓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
| 2.2.4 单因素试验设计 |
| 2.2.5 响应面设计 |
| 2.2.6 数据统计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标准曲线的绘制 |
| 3.2 单因素试验结果分析 |
| 3.2.1 表面活性剂种类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2 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比例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3 复配体系表面活性剂浓度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4 料液比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5 提取温度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6 乙醇浓度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2.7 提取时间对茅岩莓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
| 3.3 响应面试验结果分析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茅岩莓粉末及茅岩莓黄酮对焙烤体系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作用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设备 |
| 2.3 试验方法 |
| 2.3.1 饼干配料及制作方法 |
| 2.3.2 饼干样品处理方法 |
| 2.3.3 饼干样品中果糖和天冬酰胺的配比优化 |
| 2.3.4 丙烯酰胺的检测方法 |
| 2.3.5 茅岩莓粉末添加量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的抑制效果研究 |
| 2.3.6 茅岩莓总黄酮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的抑制效果研究 |
| 2.3.7 6种茅岩莓黄酮单体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的抑制效果 |
| 2.3.8 二氢杨梅素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的形成和消除的影响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果糖和天冬酰胺质量比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 |
| 3.3 市售不同类型饼干中丙烯酰胺的含量 |
| 3.4 不同茅岩莓粉末添加量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 |
| 3.5 不同茅岩莓总黄酮浓度对饼干模型中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 |
| 3.6 6种茅岩莓黄酮单体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效果 |
| 3.7 二氢杨梅素对果糖-天冬酰胺模型中丙烯酰胺的形成和消除影响 |
| 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文总结与创新 |
| 1 全文总结 |
| 2 创新点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科研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陈渠珍与湘西地区农业发展研究（1920-1935）[D]. 杨辉. 吉首大学, 2021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四川省民族地区“一村一幼”辅导员职业认同研究[D]. 张一麟.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炎陵县黄桃产业扶贫模式研究[D]. 胡泽为.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8)
- [5]“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D]. 刘明才. 中央美术学院, 2019(12)
- [6]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D]. 滕昱廷.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茅岩莓黄酮提取及其抑制食品焙烤体系中丙烯酰胺形成的研究[D]. 朱欣. 湖南农业大学, 2016(08)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