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论文文献综述)
张瑞岚[1](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一梅[2](2019)在《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新时期”。从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既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文学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或是与“文革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性。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这两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的认识分歧,论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深入“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阶段政治形势、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联。其次,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再次,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出发,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此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恢复、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新时期文学”起源主要以拨乱反正为主,无论是文学理论话语,还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都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模式与特质。论文一方面要证明“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一直走在“十七年文学”的“正”路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重审”,克服对这一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重估文学史的意义,并对相关的作家作品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总之,笔者希望通过“重审”,为今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张宽[3](2020)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地区中心,物产富饶、市场广阔。近代以来,为了争夺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角逐,冲突激剧。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最为疯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代俄国,成为侵略东北的第一大帝国主义势力。与此同时,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对外勾结、对内镇压,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百姓濒于破产。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纵横交错、十分尖锐。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引起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派人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不久即在哈尔滨、大连、奉天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在东北党组织的带领下,各地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迅速发展。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驻东北最高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由统一党组织集中领导的新阶段,成为东北革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率领广大民众最先踏上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东北抗战由此开始。党中央十四年抗战重大历史观的调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新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功绩更加得到了实质上的肯定。毫无疑问,这段历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党史理论与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分析、历史比较、系统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进行综合分析。论文立足史实,以九一八事变等重要事件为时间节点,对不同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采取的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取得成效及特点不足等进行探讨,以此明确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局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领导的东北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具体来讲,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依据及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在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指明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绪论部分为本论文的撰写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和参与的反日斗争。该部分首先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追溯了日俄战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概况;其次通过对“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及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这两个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建立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并对哈尔滨、沈阳、大连等重要城市党组织的建立作了简要概述;最后,归纳总结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主要有声援“五卅”运动、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等。第三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和发展。该部分首先从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中共东北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建立满洲省委的必要性。随后,对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扼要概述。最后,重点阐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发展历程及历届省委的更迭,同时,对造成满洲省委更迭频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四章为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承接第三章,该部分首先全面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主要有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围绕中东路事件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这次反日斗争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次,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行简单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满洲省委的抗日主张。再次,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的斗争方针及抗日实践,探讨其是如何将党的抗日主张转化为直接行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抗日战争。最后,通过对比九一八事变前后两个阶段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指出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该部分为本论文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为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该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中共中央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接着,全面分析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情形及东北抗日斗争出现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日、适应东北革命发展形势建立游击根据地、广泛发动爱国民众扩大抗日斗争规模几个方面。随后,又从军队发展、党群关系、战斗成果等方面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为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主要力量。第六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该部分内容辩证地分析了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客观评价了这一决策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之后,论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扼要概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继续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七章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及重要意义进行提炼总结,同时将这一时期东北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风貌和斗争精神同伟大的抗战精神相衔接,明确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不仅淋漓尽致的诠释了抗战精神,更是抗战精神的重要铸就者。
哈经雄,胡传章[4](1981)在《董必武年谱(1886-1975)》文中研究说明 1886年 3月5日(农历正月三十日),出身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今红安县城南正街)一个穷教员家里。董必武乳名乐益,学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决心革命,摈弃原号,用谐音必武。曾化名碧吾。 1890年五岁随父亲董基文(号采臣)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私塾读书。
郜元宝[5](2016)在《贾平凹文学年谱(上)》文中认为一九五二-一九七一,一至十九岁。贾平凹,陕西东南丹凤县棣花村人,因为哥哥出生不久即夭折,"阴阳先生说,我想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故贾母怀胎十月,借住平凹父贾彦春教书的金盆乡一偏远李姓人家,于旧历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生下平凹。为纪念儿子出生顺利,感谢这户李姓人
李勇[6](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研究说明《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尹建华[7](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杜立芳[8](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提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周龙燕[9](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认为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邹琪[10](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1.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1.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资源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2.1.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 |
2.2 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 |
2.2.1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理论 |
2.2.2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理论 |
2.2.3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
2.3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2.3.1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
2.3.2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
2.4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2.4.1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2.4.2 在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开展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3.1.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989年) |
3.1.2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9年-1997年) |
3.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2002年)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 |
3.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2年-2007年) |
3.2.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今) |
4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思路 |
4.1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
4.1.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4.1.2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集合 |
4.1.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4.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4.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4.2.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实现 |
4.2.3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4.3.1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
4.3.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5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
5.1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5.1.1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5.1.2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5.1.3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5.2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5.2.1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
5.2.2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5.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5.3.1 重点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 |
5.3.2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6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 |
6.1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6.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6.1.2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6.2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
6.2.1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6.2.2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
6.2.3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6.3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6.3.1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 |
6.3.2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
7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
7.1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7.1.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7.1.2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
7.1.3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
7.1.4 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
7.2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
7.2.1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
7.2.2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7.3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7.3.1 完善党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 |
7.3.2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
7.4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7.4.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
7.4.2 “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 |
7.4.3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 |
7.5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7.5.1 妥善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7.5.2 培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 |
7.5.3 加快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 |
8.1.1 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 |
8.1.2 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 |
8.1.3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 |
8.1.4 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
8.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意义 |
8.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8.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 |
第一节 “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 |
一、当代文学史概念中的“十七年”和“新时期” |
二、“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从拨乱反正到思想解放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重建 |
第二章 承续“十七年”:“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 |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
第二节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恢复:精神或方法 |
第一节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
第二节 接续,还是断裂:精神或方法 |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
第二节 禁忌与许可:来自文学内部的对话 |
结语:“前三年”与一个新的开始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反日斗争 |
2.1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东北概况 |
2.1.1 攫取“政治保障” |
2.1.2 控制经济命脉 |
2.1.3 进行军事侵略 |
2.1.4 推行奴化教育 |
2.2 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 |
2.2.1 “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 |
2.2.2 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 |
2.2.3 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
2.3 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 |
2.3.1 声援“五卅”运动 |
2.3.2 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 |
2.3.3 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 |
2.3.4 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 |
第3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发展 |
3.1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 |
3.1.1 满洲省委建立的必然性 |
3.1.2 满洲省委建立的过程 |
3.1.3 满洲省委建立的意义 |
3.2 满洲省委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
3.2.1 造成满洲省委发展曲折的原因 |
3.2.2 历届满洲省委的更迭 |
第4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 |
4.1 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 |
4.1.1 积极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 |
4.1.2 以中东路事件为契机组织反日斗争 |
4.1.3 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 |
4.1.4 侦察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
4.2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4.2.1 九一八事变爆发 |
4.2.2 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4.3 满洲省委组织东北抗日斗争 |
4.3.1 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爱国热潮 |
4.3.2 引导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
4.3.3 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
4.3.4 争取伪军反正抗日 |
4.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征 |
4.4.1 具有鲜明的民族革命性质 |
4.4.2 直接地武装反抗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
4.4.3 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 |
4.4.4 抗日游击队建立后日益成为核心力量 |
4.5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存在的不足 |
4.5.1 群众参与带有自发性 |
4.5.2 抗日队伍内部缺乏高度的统一性 |
4.5.3 没有广泛运用游击战术 |
4.5.4 党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 |
第5章 贯彻抗日统一战线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
5.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 |
5.1.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
5.1.2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发展 |
5.1.3 满洲省委积极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方针 |
5.2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5.2.1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 |
5.2.2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
5.2.3 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5.2.4 多次粉碎日伪“讨伐” |
5.3 适应抗日发展形势需要创建游击根据地 |
5.3.1 创建游击区根据地策略的制定 |
5.3.2 游击区根据地的形成与变迁 |
5.3.3 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
5.4 广泛发动爱国民众开展反日斗争 |
5.4.1 团结城乡各阶层民众 |
5.4.2 联合少数民族群众 |
5.4.3 争取文艺界进步人士 |
5.4.4 加强伪军士兵工作 |
第6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6.1 满洲省委的撤销与改组 |
6.1.1 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 |
6.1.2 满洲省委撤销的经过 |
6.1.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 |
6.2 满洲省委的改组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6.2.1 积极影响 |
6.2.2 消极影响 |
6.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
6.3.1 主动出击配合全国抗战 |
6.3.2 克服困难坚持领导抗战 |
6.3.3 参加战略反攻光复东北 |
第7章 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评价 |
7.1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 |
7.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核心保障 |
7.1.2 抗日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7.1.3 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反抗侵略的主要形式 |
7.1.4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革命斗争的基本准则 |
7.2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 |
7.2.1 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
7.2.2 延缓了日军全面侵华的步伐 |
7.2.3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
7.3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
7.3.1 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
7.3.2 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
7.3.3 映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
7.3.4 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6)《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结语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一) 行政 |
(二) 文化 |
(三) 行政文化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一) 基本思路 |
(二) 论文框架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干部工人化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一) 效率至上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一) 民生为本 |
(二) 效率优先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结语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一 概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06)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D]. 王一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D]. 张宽. 吉林大学, 2020(01)
- [4]董必武年谱(1886-1975)[J]. 哈经雄,胡传章. 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S1)
- [5]贾平凹文学年谱(上)[J]. 郜元宝. 东吴学术, 2016(03)
- [6]《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7]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8]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10]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