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生宜从“过程”出发（论文文献综述）
姜立刚[1]（2013）在《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文中认为流贬地构成客观空间的存在,流贬人则构成了人的要素。流贬人发配到流贬地,空间（流贬地）和人（流贬人）即发生联系。对流贬官员地域分布进行研究,就是要从空间和人互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时期流贬人员群体处境的认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进行的是历史地理学中的全国性断代研究。从地理空间角度复原唐代外派流贬官员安置的全貌,进一步发掘流贬官员地域安置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而找出影响外派流贬官员区域变迁的因子,分析唐代流贬官员安置区域形成、演变的规律。完全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深入发掘研究外派流贬官员的分布变迁,在当前的流贬研究中尚还薄弱。所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的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流贬地理学的尝试在方法论上具有探索意义。唐代流贬官员是一个数目非常庞大的群体,又散见各种文献,所以要研究唐代流贬官员的区域分布,须尽量发掘所有唐代文献、碑刻资料。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这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很有开创性积极意义的。在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外,本着“尽全时空”、“人地互动”的理念,对搜集到的流贬官员进行量化,以求结论的严谨性、科学性。这样,才能深入探讨流贬地和流贬人的互动,进而进一步澄清唐王朝处理流贬问题的一些做法。从唐代流贬官员整体分布来看,由于唐代尤其是前期,存在着官员外出即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认识,官员不乐外任。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在全国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即使在两都为核心的中原富庶地区,受惩治程度相应的小一些,也有大量贬官。当然,贬往僻远之地也是常见的做法,贬往僻远之地,多伴随着品秩下降,这反映受惩治的程度相应地重一些,贬官是对犯错、犯罪官员的惩戒,僻远之地的贬官相对还多一些。也必须看到,僻远之地并非都是安置流贬官员的渊薮,受政治、军事、民族等因素影响,同为僻远之地,流贬数量差别非常之大。僻远之地,尤其是北方、西北、西南的边地,贬官数量较少,却有数量较多的流放人员（包含流放官员）。僻远之地流贬官员安置变迁在唐代前后期有很大不同。唐代后期,政治局势发生转折性改变,随着藩镇的崛起,中央权威的日趋没落,藩镇住所成为一个个新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贬往藩镇住所的贬官大大减少,有,也是一些轻谪。时人对外出即贬的社会认识有所改变。流贬官员尤其贬官的分布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前期是以两都为标准,外边,就是出京。但后期的外贬,有一些已经是以藩镇驻所为出发点,贬地有可能距京师更近。另外,唐代前后期,流贬官员（尤其贬官）分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北方,无论是富庶地区还是僻远之地,人次都大幅度下降,南方,流贬官员（尤其贬官）进一步向东南方向集中,西南区域也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变迁,除用环境的僻,离京师的远解释外,政局变动是导致变迁的主要原因。把唐代流贬官员进行分类,分别看其分布变迁。各类贬官的区域分布有趋同的地方,相互之间也有较大差别。首先,贬与流之间性质不同,安置地虽也有交叉,但从根本上说,分布区域界限较为明显,流放着眼于边地,却边地不是安置贬官的主要区域,贬官的安置范围更为广阔。各类贬官安置趋同的地方就是大都安置于僻远之地,尤其是东南各道府州县。不同的是,刺史分布范围更广,刺史是体现流贬官员分布普遍性特征的最主要群体。唐人所说的“重京官、轻外官”,这个外官应以刺史为主,另外还包括县令。刺史、县令是治理地方的主官,只是在重内轻外的大氛围下,才易出则视为贬。后期,随着藩镇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刺史地位下降,刺史贬官增多,且多贬向江南。上佐、判司、县僚佐,多为冗余之官,多用来安置贬官。这些贬官多集中于南方僻远之处,但也有差异。从分布来看,上佐毕竟品秩较高,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少,也就说,受惩治程度较轻,安置地多在江南各州。判司、县僚佐品秩低,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多,受惩治程度较重,边地侧重于更偏远,岭南各州此类贬官数目明显增多。而且唐代后期,江南尤其岭南判司、县僚佐贬官明显增多。宦官贬官、武职（折冲）贬官、藩镇驻地贬官、东都贬官等,分布不具全国性,所以另行分析,得其特殊分布规律。总体言之,通过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研究,可以发现,流贬虽然是一个政治史的命题,也难以与政治史剥离；但以地理区域为主线,结合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可以深化对流贬问题的认识。这应该是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陈新林[2]（2015）在《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文中提出以往对香港公务员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本身优越性的探讨,相对而言,对香港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对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这种研究方式虽有其内在的价值,但却未能反映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也很难从深层次把握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构建与形塑过程。本文主要以香港港英政府时期的华人公务员为着眼点,着重研究华人公务员群体在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香港公务员制度最初由英国移植而来,但因香港公务员制度中不可避免的“殖民”色彩,早期华人公务员并未真正走进港英政府“体制”之内,而是孕育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一种制度、两种体系”的特点。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位高下,而且也表现在薪酬待遇的悬殊,这导致香港公务员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也促使华人公务员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向港英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一战之后华人公务员就不断发起加薪运动,促使港英当局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二战后华人公务员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更加高涨,并最终撬动香港固有的公务员制度。华人公务员改善待遇之运动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赋予了这种运动在整个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运动式的抗争中,香港公务员“本地化”不断推进,薪俸支取规则、薪金调整机制以及等级制度、聘用方式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通过华人公务员的不断抗争,不仅使香港公务员制度逐渐改变了“两种体系”的运行模式,而且也让华人公务员逐渐融入香港公务员制度。在香港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之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1940年代后期,港英当局开始注意公务员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实施了包括制定反贪污法规、在警务处之下设立反贪污部门等措施遏制贪污的蔓延。但由于港府始终认为贪污仅仅存在于华人公务员以及欧籍下级公务员群体中,并未真正下决心惩治贪污,再加上负责反贪污的警务处又是香港贪腐最严重的机构,反贪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战后二十多年港英政府断断续续的反贪工作并未取得显着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同时,无论是港府还是华人公务员团体也并未采取措施加强公务员的自律,在遏制反贪污问题上更是乏陈可述,也使公务员贪污更加肆无忌惮。1960年代后期,受政治事件之影响,港英政府委任取缔贪污咨询委员会调查香港贪污情形,并派专员考察新加坡、锡兰等地反贪污的经验,收紧惩治贪污的政策,不仅积极向社会通报查处贪污的统计数字,而且新订《防止贿赂条例》加大对贪腐问题的惩处力度。在此期间,华人公务员亦通过公会对此法案提出意见,强调在制定新法案的同时强化反贪污的监督机制,对香港此后反贪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港府始终没有将反贪污部门独立建制,反贪污工作并未出现突破成效,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的发生,引起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怒,香港各界纷纷呼吁反贪污部与警务处分离,才最终推动了港府设立廉政专员扑灭贪污问题。此后通过实施“肃贪”运动,并颁布一系列约束公务员的法律法规,逐渐将公务员群体的治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香港公务员体制建构与内部治理同时并举的机制,初步建立了公务员廉政监察体系,使大规模的贪腐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香港公务员服务香港提供了条件。随后华人公务员在香港教育、医疗、市政等社会问题上持续发声,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19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华人公务员及其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过渡时期香港的各项政策筹划与制定中,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社会管理工作的执业效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谢孝明[3]（2013）在《“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文中认为近代湖南学者以崇奉理学，尤以恪守程朱着称。道咸以降，清王朝陷内忧外患之困境，当时学者又多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时救世。湖南名臣辈出。太平军兴，促使湘军官绅集团乘时崛起，其核心人物多以书生将兵，建赫赫之事功。湘军将领以儒家学术为指导思想，以护教卫道为职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皆有建树，此世人所谓理学经世者。左宗棠作为与曾国藩、胡林翼并名的湘军统帅，尤为理学经世的杰出代表。熟读儒家经典，尊奉儒家传统和圣人之道，勤苦积学以为救世之用；观照历史，立足现实而究心治安之术，这是湘军名臣共同体现的理学经世的线路与形态。左宗棠的理学经世之途，于此共同的线路和形态之外，又别有不同于他人之特殊路径，即“俭以广惠”之道。左宗棠的“俭以广惠”，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实践。究其原因，既包含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也有其自身人生经验的体悟与积累。而其一生取与，皆准于义，以公是公非为判，则又使其廉俸的开支使用具有伦理与道义的正当性。本此思想精神，左宗棠一生克勤克俭，将自己绝大部分廉俸用之于国计民生和周恤佽助他人，独辟一条名实相符，言行一致，义利相宜的理学经世的特殊路径。左宗棠“俭以广惠”的行为实践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跨度大。从其未仕之前的利济惠人的经历，到中年步入仕途，在地方军政首脑任上的大量捐助活动，其时间跨度就是左宗棠一生数十年。二、涉及人事广。左宗棠的捐助既有济人助人的生活小事，也有关系国家利益的军国大事。数十年的捐助生涯，虽然没有一本详尽的账簿，但是从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汇集在一起，捐助活动的后面牵涉到众多、复杂的人事，反映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左宗棠在廉俸开支使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已，甚至公而忘私，人而忘已，同时又非常强调儒家亲亲以及人的伦理秩序。他的“俭以广惠”客观上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卑而高的路线图序，即：自奉——养家——赡亲——济族——佽助朋友故旧——周恤部属、褒奖忠义——兴教劝学、分润寒畯——赈济抚恤、为民兴利——军国邦交事务。这一路线图序，符合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路径。同时，也表现出左宗棠在近代千年变局的历史境遇下所孜孜追求的国家富强的中兴之梦。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既是一种治学修身论，也是一种齐家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士人当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比较而论，左宗棠“俭以广惠”论主张“用财之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惟崇俭乃可广惠”。这种节俭用财之道，在包含齐家、修身的一层深意之外更多了一层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操作意义，由一种以修身为主的崇俭论变成了一种经世济民之道，从而提升了诸葛亮的“俭以养德”论。同时，左宗棠的观点，将“德”的范畴扩充到“惠”的范畴，丰富了传统俭德观，具有理论维度和思想高度。为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丰富了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俭以广惠”这一具有道德践履精神的观念在左宗棠一生安身立命中起着指导性作用，表现了他立身处事的思想导向与道德准则。从他的捐廉活动中可以观照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一个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日用人伦的指导意义。左宗棠捐廉广惠的活动涉及到当时的许多人事。从人际关系上讲既有宗亲、朋友、僚属，也有众多的贫寒学子和广大的受灾百姓；从内容上讲，不只限于一般亲朋往来的馈赠，更多的是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与赈济，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并与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对左宗棠“俭以广惠”身体力行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他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情和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各种心态和精神活动，表现出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使我们在了解左宗棠这一历史名人的精神面貌和风范的同时，加深了对其时社会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了解。今人多有‘近代湖南所谓中兴名臣以书生将兵，以理学经世’之说，然究竟如何理学经世，他们的事功与理学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却很少有具体的事例印证。从左宗棠的“俭以广惠”作为切入点，察其经世济民、文治武功、修齐治平的各个方面，从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可以管窥蠡测中兴名臣理学经世的整体风貌。作为自然经济土壤与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耕读传家”的教育模式所培养起来的封建士大夫，左宗棠身上具有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继承与开新二重性的鲜明特征和烙印，在清朝国门洞开，被迫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阵痛中，成为当时儒家官僚代表。他反映和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从旧的传统中蜕变更新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主流官员们的苦闷、彷徨、思考、调适、接受、改造、探索，是一种先觉与启萌。左宗棠是一个时代巨子，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的思想信仰，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法，乃至他的性格情操，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影响了他的时代。一方面，左宗棠以廉、俭率属，以仁、惠济民，他的“俭以广惠”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儒将之效”。他长期在西北执政，培养了一大批清正廉能的部属。这些部属在其身后长期主政陕甘、新疆，在政策制度层面和人格精神层面都继承左宗棠的余风遗绪，从而使西北政局相对稳定，在晚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使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保存完好。这是左宗棠和其后继者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巨大功勋和留给后世子孙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左宗棠“俭以广惠”的为官为人的精神人格，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论文撷取左宗棠生平廉俸的开支使用为研究课题，试图从一个学人较少关注的视角，来弥补左宗棠研究的一些空白和不足，扩展左宗棠研究的视野。方法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本论文也尝试着方法论创新。互见法的使用对于同一类目而主旨不同的材料处理，使论文内容避免重复芜杂之弊也颇有裨益。本着对经济与文化互为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知识结构所包含道、学、术的三个方面的理解，本论文试图从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道、学、术的文化观照来剖析左宗棠俭以广惠的思想行为，来了解事理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将心态史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相结合来考察左宗棠的博施广惠，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左宗棠学术思想、个性特征、生平事业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状态。同时，本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和了解左宗棠的生平事迹，也可以促进和加深对其他湘军人物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甚至近代史的研究。此外，新材料的发现和搜集整理出来的相关文献材料也当有它的学术利用价值。
周婧景[4]（2013）在《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其一,儿童阶段是人一生中语言、智力、性格和潜能开发之关键期,儿童教育成败直接关系一个民族未来的群体素质及其发展高度。其二,研究显示博物馆记忆重要而持久1,早期正面或负面的经验会继续在记忆中保存、发酵,影响受众与博物馆的长期关系,经营儿童,即经营博物馆的未来。其三,博物馆区别于家庭、学校教育机构,采用新颖活泼的教育形式,摒弃传统的空洞说教,鼓励儿童动手操作并参与探索,以“革新”的方式加入儿童教育之列,成为家庭、学校教育之延伸和补充。其四,我国约3亿儿童,儿童博物馆数量却屈指可数,一般博物馆亦较少为儿童开设专区,教育忽视儿童群体。与美国0.6亿儿童建有300余家儿童博物馆,教育从娃娃抓起,争相推出各种适合儿童的活动2,形成鲜明反差。其五,除国内实务界尚未推广儿童教育外,此领域的系统研究亦属理论界的薄弱一环。基于诸上五点原因,本研究择定开展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欲解决问题为：针对检测出的国内博物馆儿童教育现存问题对症施策。由此,一系列问题摆置面前：儿童教育内容庞杂,研究如何展开?现存问题多样,怎样科学检测?原因浮于表面,内在症结如何发掘?问题呈现纷杂,针对性的改善之策怎样寻绎?本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聚焦于博物馆儿童教育,实施分类；构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检测各类型现存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同时,再就各类型抽象出共同核心问题,寻求根本解决之道。思路为：基于博物馆儿童教育现状分析,从广义博物馆教育出发,依实践领域将儿童教育划为两类,构建起本研究论述开展之框架；经由两种类型国内、外案例解析与评估,并结合对比与讨论,窥寻影响其效益之症结,针对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并对症施策,同时归结各类儿童教育特征；将研究推至高潮,把国内两类教育“融为一炉”,试图标本兼治地提出根本问题之解决策略;最后,将实务升华至理论,完成本研究总结与前瞻。文分八章节。绪论在于阐明研究动机、意义、范围、方法及相关研究回顾与总结。第一章提出问题,为研究开展之前提,主要进行历史梳理、对象分类及现况分析。第二、三、四章分析问题。第二章进行本研究相关理论的整理及运用,归结之意不在于呈现整理结果,在乎对其巧加运用,据此科学设计本研究之方法。第三、四章施用此法,分别就博物馆两种教育类型进行深入、针对性研究与探讨。先开展问题描述；阐明案例选定因素并依此择定国内外3组计12个案例；再通过案例各要素细致解析,研究者内部评分以及问卷或访谈外部检测,并结合国内外案例对比,寻绎国内各类型所突显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同时提炼此类型共有特征。第五、六、七章解决问题,分别就检测出的国内各类型问题展开策略研究。第五、六章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现存并影响效益的问题,结合观察、问卷或访谈反馈信息,提出相应的改善之策,并构建不同类型的理想模式。第七章研究转向深入,将两类型合一,发掘根本症结,并提出解决策略——依据先贤研究成果,结合博物馆特性,尝试订立博物馆0——18岁儿童四阶段教育指南。第八章为研究成果总结与升华。从实务到理论,藉由本研究所获研究成果,凝练出具普遍意义的四大理论；就本课题未来的研究作出前瞻性思考和趋势分析。研究成果及其发现：经由国内问题案例与国外先进案例横向对比,及国内案例自身纵向比较,切实地归结出各类型各九大问题并施以对策；为科学检测问题,构建各类型评估指标体系；针对各类型核心问题,制订博物馆儿童教育指南；就博物馆儿童教育现象,凝练四大理论；参鉴国际博物馆儿童教育流变,展望博物馆儿童教育未来之路。尽管研究显示国外博物馆儿童教育现今“略胜”一筹,然,国内儿童教育亦逐步呈现发展态势,若能避己之短,互取所长,方可有效提升国内儿童教育效益。同时,依各类型属性差异,主张各类型发展采取阶段性策略。现阶段宜广泛推广儿童教育项目；新馆预留空间、老馆另辟分馆或改陈,逐步试水儿童专区；政府大力援持下,儿童博物馆从个别试点起步。
唐国昌[5]（2019）在《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自汉后,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思想价值的主体,往往因时代而异,其的影响及于包括司法在内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体而言,经学在宋元之际虽历经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得以重新复兴,且并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与宋、金等经学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以现在的眼光审视,经学在宋、明之间的延续性大于中断性。这在司法实践中有着较为清晰而具体的体现。元代司法实践中对经学适用的实质是对经学官方正统地位的承认与巩固,经学也借助权力的威势渗透到司法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元代司法仍然是以经学为载体的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价值为指导进行的;“反汉化”的政治势力贯穿于有元一代,却并未能动摇经学在司法中的地位。这从侧面反映着以经学为核心的汉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生命力,也反映着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可逆性。具体言之,有元一代,司法中一般并不直接适用经学内容原文,而是间接地引用经学思想原则、精神,或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引入唐、宋、金等前朝已被高度经义化的法典中的相关条文,通过先例将相关经学内容或义理、经义化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先例,在后案中直接引用该先例,而不再引用前朝的法律条文或经文（有时也可在司法裁决中直接引用）。经学在元代司法中,不仅作为立法及司法的逻辑起点、法理基础、推理依据和价值支撑,而且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例、创造先例、统一法律体系时具有重要的“宪法”性作用。其本身虽不是法律规定,却具有社会一致公认的、至高的法律效力,影响着整个司法适用的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和政策性功能,即“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扩充语义射程功能”、“解释功能”、“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政策性功能”5大功能。从经学在司法中的适用来看,元代经学与唐、宋等前朝一脉相承的,尤其以南宋以来的经学（理学为其表现形式）影响为深。在元代没有制定统一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又在此大背景下建立起迥乎前代、异于近代西方的独具特色的判例法体系,经学内容或原则客观上成为了法律适用的基本依据。元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经学法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儒家经学伦理道德由此便深深植根于元代司法中,即经学深深影响着从受理、审判,到裁决、量刑等整个司法过程,具体司法适用类型包括“作为前提假设”、“构造法律事实”、“作为裁判规范依据”、“法律论证的起点”、“权衡量刑”5种。总体而言,经学对元代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表现为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对具体案件裁决的说理事由须符合经学所确立的伦理道德、并要受到伦理道德实质性评价和约束。同时,介于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之间的整个逻辑推理过程,也必须以经学的内容、思想或原则作为依据;再者,要求裁决结果并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案件当事人,更在于以此教化民众弃恶从善、弃旧从新,发明民众仁义礼智信美好品行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另外,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件没有“先例”或法律依据时,便要借助经学之力填补该漏洞;最后,在涉及宗教、民族因素等领域,经学的巨大包容性在此时便发挥了效用,有助元代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然而,因在“唐宋变革”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元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在司法领域中对经学（理学）进行极度强化和形式化,使得经学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同时某些经学内容或思想的原则性指导造成了司法秩序的混乱,如:“矜老”与“恤幼”的对立、“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等问题的产生;再加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经学被视为实现特定统治目标的工具,并在理学化之后,其价值便更加被漠视,变得僵化而缺乏活力。从以上经学在元代司法中的适用来看,经学因具有博大精深且统一思想、伦理道德、价值等体系,再加上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可以为之提供明确而统一、并能很容易被官民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思想价值基础,便顺应了元代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元代继承了前朝一以贯之的“经义决狱”的精神,“附会汉法”,“酌古准今”以求“情理法相协”为经学在司法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指导原则,构建起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非成文法下的判例法体系。在司法中,经学具有衡量定罪量刑限度、统一和稳定法律秩序、明刑弼教、教化百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因被形式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刘锋[6]（2018）在《国家认同视域下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国家认同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中十分关注的内容。在我国新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近年来,极少数分裂分子威胁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国家认同教育尤其重要。教育部门把国家认同教育作为民族地区各学科教育的重中之重,相关文件强调要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学校体育工作,要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体育道德风尚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应把国家认同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可见,如何结合国家认同理论,构建体育课程目标体系显得刻不容缓。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文本研究、逻辑分析、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在国家认同视域下,探讨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的构建问题。充分挖掘体育课程的国家认同功能,融入到现有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去。本文在对近现代以来我国体育课程标准（大纲）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疆民族地区课程目标实施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构建体育课程目标的基本理念、思想、原则等内容,并提出了中学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内容构建的初步设想。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理论基础:主要从国家认同理论、体育课程目标、国家认同与教育目的、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等理论问题入手,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支点理论体系模型分析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互动联系,发现两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复杂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呈现出“平衡”和“失衡”两种变化状态。当目标中兼顾国家与社会、学科与人本的价值取向时,协调好它们之间关系时,呈现出平衡状态。当课程目标的重心滑向国家认同或者偏向个人本位或者学科本位,则出现失衡状态。第二,历史回顾:通过对近现代官方颁布的体育课程标准或大纲等文件分析显示:体育课程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国家认同的内容体现程度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清末时期至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体育课程目标（体育大纲）不断适应不同时期的国家时代需要,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在课程目标中出现的频率反映出其变化特征。每个时期体育课程目标中强调的国家认同内容维度各不相同,但整体上呈现出国家认同的强化、弱化、淡化不断交替的发展特征。第三,现实考察:主要对当前实施的体育课程标准、体育教材、相关学者专家、以及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课程目标的实施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内容在一定程度、层面、地域等存在着淡化现象。相关专家则对这一问题看法集中在目标的主体性与延展性、价值取向时期性等方面。在新疆民族地区中学课标的实施过程中,领导、教师、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目标中设置国家认同内容整体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但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城市中学、汉族学校、北疆伊犁中学等表现出较高的认知度和支持率,而乡镇牧区学校、民汉合校与民语学校、南疆中学等则表现出较低的认识度。第四,目标构建:主要依据2011年颁布的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目标构建框架,提出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课程目标构架的主题思想是“立足于新疆实际、面向国家需求、放眼国际视野”三个层次。构建体现了统一性与多元性、教育性与思想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层次性与文化性等相结合的原则。进而研究了整体目标、领域目标、水平目标、具体要求等方面的内容。第五,落实对策:根据民族区域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结合体育课程目标理论。建议如下:第一、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落实要树立层次意识;第二、国家认同应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第三、应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创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第四、体育与健康课程与其他课程有机融合,协同促进国家认同;第五、挖掘课程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本研究认为: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体现了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随着人们对体育课程目标认识不断加深,国家认同内容构建趋向理性化与科学化。应着眼于更高的视野,从价值观、认同观出发构建体育课程目标。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等价值观念的和谐共生追求。归根结底,应以一种宏观的国家认同作为引领,实现各种价值利益的协调发展。同时,以此为基础,构建群体认同的目标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初步建构起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国家认同目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今后,将在此方面进一步进行探索,以期构建起我国相关民族地区中学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完善方案。并从这个领域深入研究体育课程目标体系,促进青少年基于群体认同的国家认同感,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贡献体育教育的智慧和力量。
刘华荣[7]（2014）在《儒家教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上篇侧重纵向梳理儒家教化思想的缘起流变。将其发展历史分为起源、发展、完善和危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作为理论的发端时期。孔子、孟子、荀子重在理论建构。孔子首倡庶民教育,全社会恢复周代礼乐文教之制,培养具备忠、信、孝、义等高洁品行的贤人君子,以为天下大治,社会大同提供保障。孟子和荀子在提升人的德性方面,分别提出“性善论”与“性恶论”,虽然教化逻辑就此不同,前者强调涵养本心,扩充仁、义、礼、智“四端”,后者主张“隆礼重法”,化性起伪,但目的都指向人的精神性成长,可谓殊途同归。从秦汉至清代中叶是儒家教化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的发展表现有：第一,相关制度逐步完善,为发展思想体系提供了保障。例如儒术独尊,确立了教化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主流地位。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也为巩固这一主流地位提供了保障。第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继续丰富相关教化体系,在社会、家庭、个人层面展开教化,民众也以孝廉、举子为榜样,全社会制礼兴乐的氛围逐渐浓厚。多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借着儒家教化思想而展开,使其成为抟和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主要工具。儒家教化思想完善的表现有：第一,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硕儒层出不穷,他们为理论的成熟提供了智力基础。他们着书立说,讲学书院,兴办乡约等活动为完善儒家教化思想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支持力度继续加强,儒家教化思想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的融合交流,边远地区的文明进步,都与儒家教化的统治力密切相关,儒家教化思想至此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获得了完整建构。然而从1840年开始,儒家教化思想在内忧外患的现实面前逐渐出现危机。知识分子被迫开始寻求思想文化的突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等思潮影响下,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救亡图存运动的冲击中,科举制度被废除,封建帝制被消灭、西学体制被建立,儒家教化思想就此失去主流地位,并最终被抛弃。中篇部分侧重于理论横向剖析。作为一个完善的德育培养系统,修己安人是核心,忠、信、仁、义是原则,最终目的在于成己成物,即以个体人的发展来促进天地人等万事万物的发展。以个体人的德性升华作为寻求事物之间平衡与和谐的前提,判断标准就是处理、协调好人物关系、人我关系,最终实现儒家所期望的由我出发,而进至世间万物小康、大同理想治世的形成和圆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按照礼、乐、政、刑四种教化思路予以实践。礼教功能在于克己复礼,培育仁人,以礼约人,以礼化人,以礼立人是其内在逻辑。乐教旨在把握乐质为和的本质,借助中和相通、乐以致和的机理,以培养人的中和精神,推进人的自我化育。政教旨在培养德性君子等社会榜样,达到正人化人的教化目的。奉行民为邦本的理念,引领国家走向大同治世是其重要部分。刑教意在抑恶扬善,将人性恶压制在最小范围内,为善的光大和德的褒扬提供保障,警醒民众一心向善、自修自省,按照文明伦理规约完成个体的道德升华。在礼、乐、政、刑教化思路指导下,具体的教化实践秉持了知行合一理念,行内圣外王之道。于己,务求得君子、仁人之道；于人,务求化性起伪,弘扬圣人之道。具体而言,官学和私学两种教化体系相得益彰,社会教化和家庭教化互为补充,民众日常生活当入俗于礼,以礼约俗,保证民众完全处在儒家礼、乐、刑、政的教化环境之中,以促进儒家思想的生活化、大众化,从而有效完成了教化天下,促进民族精神成长的重要使命。论文下篇集中于理论的比较,以求通过多维透视的手法全面认识儒家教化思想。与当代中国教育相比较,两者在目的指向、本质内涵、方法使用等方面差异明显。当代中国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的,侧重塑造社会主义新道德,注重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和创新,在实践层面上,更多围绕专业性训练和技能培养等一系列具体教育实践活动,培养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人才。儒家教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以人的生命实践为依托,追求人的德性成长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使用的各种教化方法最终构建出了全时空的熏陶教化环境,人们的德性培养就此在无形胜有形的大环境中获得了润物无声般的滋养。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教化思想相比,从相似性来看,两者均侧重德行培养,意在提升人们的精神文明素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但在具体方法等方面,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更多意见。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化思想相比,追求精神性成长依然是共同目标,但是两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现代西方教化思想期待改变非理性主义的躁动,为防止人成为机械人、工具人而努力,期望审美艺术的教化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进而恢复完美的人性。所依靠的主要是审美经验、知识理性等比较抽象的介质,类似于以良善的思想来塑造良善的人,整个教化建基于一种形而上的讨论之中。儒家教化除了形而上的思想建构之外,多样性手段的使用将思想的力量落在了实处。儒家教化思想总体上功大于过。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各领域的文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现实存在的。毕竟,当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工具之后,虽然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等方面有所助力,但对于人们的思想控制和束缚也是比较严重的,不利于社会创新和思想解放,作为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烙印的文化思想,于人类追求的自由、民主、公平等理想目标尚有差距,这也是它最终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而衰落甚至被抛弃了的根本原因。
陈曦[8]（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表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李丹[9]（2020）在《徐阶年谱》文中认为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諡文贞。松江华亭人。性颖敏,有权略。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着名政治家。嘉靖二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歴六年零三月,於隆庆二年致仕归乡。嘉靖皇帝驾崩,徐阶起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之,“大礼议”系狱、言事得罪诸臣均复任用。嘉靖隆庆朝政多为徐阶所匡救。有《少湖文集》《世经堂集》《世经堂续集》等着述。目前学界虽有关於徐阶的研究,但仍缺少一部完整详尽反映其一生的年谱。新撰年谱通过对徐阶作品及明代史料文献的整理,1录有明确时间可考的史料记载,补充徐阶入仕前的事蹟记载,参考徐阶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年谱、族谱以及徐阶的《少湖文集》《世经堂集》《世经堂续集》等主要着述,补充徐阶的生平经历,凡有可用记载,均纳入正文。本谱共分为凡例、松江徐氏世系表、家传、年谱正文、附录五部分。凡例为本谱纂修原则和体例;世系表和家传分别以图表和文字两种形式展示徐氏家族世系及子孙後代等情况,列于年谱正文之前;附录分为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记、交游考、着述提要三部分。本谱旨在对徐阶政治、文学、作品、交游等进行考察,以期展现明朝一代名臣的生平轨迹和精神生活,并从侧面勾勒出嘉靖隆庆时期阁臣群体的精神风貌和其时代的社会面貌。
盛刚[10]（2017）在《深度教学的三个维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度教学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之一,但在常规教学实践中,较多地存在对深度教学的误读和歪曲等乱象。教师宜从学生的参与度、教学的适切度和评价的延伸度等维度厘清"深度教学"的操作要领,将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推向深入,切实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教育学生宜从“过程”出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育学生宜从“过程”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由 |
| (二)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二、选题研究现状 |
| (一) 贬谪文学和贬谪心态的唐代流贬研究 |
| (二) 制度层面的唐代流贬问题研究 |
| (三) 流贬人数问题的唐代流贬问题研究 |
| (四) 局部区域角度的唐代流贬问题研究 |
| (五) 流贬人员时空分布的唐代流贬问题研究 |
| (六) 流贬区域贡献问题的唐代流贬官员研究 |
| 三、有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流贬概念的界定 |
| (二) 唐代流贬的时空维度界定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流贬官员总的时空分布复原 |
| 第一节 唐代流贬官员的数量分布 |
| (一) 流贬官员总的数量分布 |
| (二) 唐代前期流贬官员数量分布 |
| (三) 唐代后期流贬官员数量分布 |
| (四) 唐代前后期流贬官员数量分布比较 |
| 第二节 唐代流贬官员的广度分布 |
| (一) 流贬官员总的分布广度 |
| (二) 各道的分布广度 |
| (三) 分布广度的变迁 |
| 第三节 唐代流贬官员的密度分布 |
| (一) 南北方州均比较 |
| (二) 各道间州均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流贬官员总体分布机制探究 |
| 第一节 分布广度与重内轻外观念的影响 |
| 一、唐代地方官地位下降 |
| 二、唐代地方官不易升迁 |
| 三、都城的吸引功能 |
| 四、京官地位高、易迁转 |
| 第二节 政治军事格局的影响 |
| 一、政治军事格局对缘边区域流贬官员分布的影响 |
| 二、政治军事格局变动对流贬官员的地域分布变迁的影响 |
| 第三节 藩镇对流贬官员区域集中性的影响 |
| 一、北方藩镇对流贬官员分布的影响 |
| 二、南方藩镇对流贬官员分布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流贬官员分类时空分布及分布机制探究 |
| 第一节 州县主官要官贬官时空分布及分布机制探究 |
| 一、刺史贬官 |
| 二、纪纲贬官 |
| 三、县令贬官 |
| 四、州县主官要官贬官时空分布比较 |
| 第二节 州县一般僚佐贬官时空分布及分布机制探究 |
| 一、上佐贬官 |
| 二、判司贬官 |
| 三、县佐贬官 |
| 四、州县一般僚佐贬官时空分布比较 |
| 第三节 唐代流放官员时空分布及分布机制探究 |
| 一、唐代的流刑与流人 |
| 二、流放官员 |
| 三、官员安置与流放的异同 |
| 第四节 特殊贬官时空分布及分布机制探究 |
| 一、宦官贬官 |
| 二、折冲府贬官 |
| 三、东都贬官 |
| 四、藩镇驻所贬官 |
| 五、量移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以西南地区为例的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历史分期及西南区域的界定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西南区域的界定 |
| 第二节 西南地区流贬官员时空分布 |
| 一、时间轴向上流贬官员分布 |
| 二、空间轴向上流贬官员分布 |
| 三、流贬官员分布与惩治程度 |
| 第三节 西南地区流贬官员时空变迁的驱动机制剖析 |
| 一、唐人的观念与距离因素 |
| 二、环境与区域开发因素 |
| 三、政治局势变动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图 |
| 附表 |
| 后记 |
（2）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港英政府公务员制度与华人公务员概况 |
| 第一节 港英政府早期的公务员制度 |
| 第二节 港英政府华人职员群体概况 |
| 一、香港公务员的范围 |
| 二、早期香港政府中的华人公务员 |
| 三、港府华人公务员规模和待遇 |
| 第三节 香港政府华人公务员的团体及组织运行机制 |
| 一、香港政府华员会的筹备与成立 |
| 二、香港其他主要华人公务员团体 |
| 三、香港政府华人职员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 |
| 第二章 二战前香港公务员制度构建中的华人公务员——以加薪运动为中心 |
| 第一节 “一战”后港府华人文员加薪之呼吁与公务员薪金调整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加薪运动与薪金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
| 一、1920年代后期华人公务员调整薪俸制度之呼吁 |
| 二、文员薪金调查委员会之成立与工作开展 |
| 三、公务员薪金之调整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三节 裁员减政委员会之设立与香港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发端 |
| 第三章 华人公务员团体改善待遇运动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地化(1946-1950) |
| 第一节 改善待遇运动之兴起 |
| 第二节 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之设立与公务员本地化政策 |
| 一、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进展 |
| 二、公务员薪俸调整委员会之设立 |
| 三、改善待遇运动之再起与华人公务员之联合 |
|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调整与公务员之反应 |
| 一、公务员薪俸调整方案的出台 |
| 二、公务员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反应 |
| 第四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的“肃贪”运动 |
| 第一节 二战后香港公务员的贪腐与反贪 |
| 一、断断续续的反贪与公务员贪腐的泛滥 |
| 二、《防止贿赂法案》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二节 独立反贪污机制的建立与“肃贪”运动的再出发 |
| 一、“葛柏事件”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
| 二、“肃贪”运动与“四大华人探长案” |
| 第三节 “肃贪”运动中的公务员廉政制度之重构 |
| 第五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公共事务之参与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公共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的对外宣传 |
| 第六章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的香港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香港公务员政策 |
| 一、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华人公务员对公务员政策的支持 |
| 三、华人公务员与内地的互动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期”香港走向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的自为抗争以“长俸计划”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关于选题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可行性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总览 |
| 1.3.2 分类 |
| 1.3.3 材料的考辨甄别 |
| 1.3.4 材料的取舍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难点 |
| 1.5.1 创新 |
| 1.5.2 难点 |
| 1.6 逻辑展开与主旨叙要 |
| 1.6.1 逻辑展开 |
| 1.6.2 主旨叙要 |
| 第2章 思想探源与经验推绎 |
| 2.1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
| 2.1.1 儒学和理学 |
| 2.1.2 管子、道家、墨家、法家、佛教、家训 |
| 2.1.3 古人典型 |
| 2.2 湖湘传统：文化精神与士风民气 |
| 2.2.1 湖湘文化精神：忧患与担当 |
| 2.2.2 士风民气：勤朴尚义 |
| 2.3 家世与家风：耕读世家与孝义之门 |
| 2.4 左宗棠自己的因素 |
| 2.4.1 早年的忧患与生活的体悟 |
| 2.4.2 感念图报与保世滋大的心态 |
| 2.4.3 豪侠的性格 |
| 2.5 师长的言传身教 |
| 2.6 时代忧患与知识救世 |
| 2.6.1 时代忧患 |
| 2.6.2 学术丕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
| 2.6.3 左宗棠经世的内在逻辑：忧患、积学、救世 |
| 2.6.4 经世之学与广惠之道 |
| 2.7 财政困敝与筹饷艰难 |
| 2.7.1 财政困敝 |
| 2.7.2 筹饷艰难 |
| 第3章 生平取与，一准于义 |
| 3.1 一生取与的议论与评价 |
| 3.1.1 夫子自道：自谥“忠介先生” |
| 3.1.2 同时人的观感 |
| 3.1.3 官方的评价 |
| 3.1.4 史书的记录 |
| 3.1.5 后人的称述 |
| 3.1.6 取物不苟 |
| 3.2 不同时期的收入与经济状况 |
| 3.2.1 早期的职业与收入 |
| 3.2.2 服官各个时期的收入和经济状况 |
| 3.3 廉俸的管理与俵散方式 |
| 3.3.1 廉俸的管理 |
| 3.3.2 廉俸的俵散 |
| 3.4 使用原则 |
| 3.4.1 等差原则 |
| 3.4.2 周急原则 |
| 3.4.3 义利原则 |
| 3.5 广惠的目的与动机：好名之辩与为已之学 |
| 第4章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 |
| 4.1 自奉与家用 |
| 4.1.1 自奉 |
| 4.1.2 自为与自足：农民本色与创造生活 |
| 4.1.3 家用 |
| 4.2 赡亲 |
| 4.2.1 父母兄弟姐妹孝悌一伦 |
| 4.2.2 对母氏余太夫人外家之亲的顾恤 |
| 4.2.3 对周夫人娘家一族的赡奉顾恤 |
| 4.3 济族 |
| 4.3.1 济族之总纲与思路 |
| 4.3.2 济族事务的具体考察 |
| 4.3.3 余议 |
| 4.4 广惠之同志与家风之传承 |
| 4.4.1 广惠之同志 |
| 4.4.2 家风的承传 |
| 4.4.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
| 第5章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 |
| 5.1 早年周急济困所揭示的圣贤之教 |
| 5.2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事实的梳理说明 |
| 5.3 分类考察 |
| 5.4 个案分析 |
| 5.5 行其心之所安 |
| 5.6 转移风习之诉求 |
| 第6章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 |
| 6.1 对吏治重要性的认识：生民休戚所关，时局安危所系 |
| 6.2 吏治的系统理论：察吏、训吏、恤吏 |
| 6.2.1 “察吏”：安民莫先于察吏 |
| 6.2.2 “训吏”：为官之道与职守之教 |
| 6.2.3 “恤吏”：人文与人道的关怀 |
| 6.3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与分类考察 |
| 6.3.1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 |
| 6.3.2 分类考察 |
| 6.4 整顿吏治之效 |
| 第7章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 |
| 7.1 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战略定位 |
| 7.2 兴教劝学的特殊时代环境 |
| 7.3 特殊的心理情感 |
| 7.4 兴教劝学的基本理路：庶、富、教并举的系统工程 |
| 7.5 教育、教化支出的内容分类考察 |
| 7.5.1 创设书局，刊发书籍 |
| 7.5.2 兴复书院，捐助膏火和创办义学 |
| 7.5.3 佽助寒畯，留意人才 |
| 7.5.4 尊师重道，表彰先正 |
| 7.5.5 以神道精神立民 |
| 7.6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和评价 |
| 7.6.1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 |
| 7.6.2 评价：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者 |
| 第8章 视民如伤，利民为先 |
| 8.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与践履之效 |
| 8.1.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 |
| 8.1.2 践履之效 |
| 8.2 兵祸之惨与重视民生的感情心理因素 |
| 8.3 慎重官责与报效之心 |
| 8.3.1 慎重官责 |
| 8.3.2 报效君国之恩 |
| 8.4 捐助事实与分类考察 |
| 8.4.1 捐助事实 |
| 8.4.2 分类考察 |
| 8.5 治绩治效 |
| 8.6 爱民者民恒爱之 |
| 第9章 苟利国无弗为 |
| 9.1 维护根本之图：捐济京饷案 |
| 9.1.1 朝廷的追索与地方的回应 |
| 9.1.2 左宗棠在浙江的苦境：京饷发生的艰难环境 |
| 9.1.3 京饷的筹措和报解：京饷案发生的经过 |
| 9.1.4 京饷案发生的原因分析及评价 |
| 9.2 德克碑赔累案 |
| 9.2.1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 |
| 9.2.2 德克碑其人 |
| 9.2.3 “楚材晋用”与“师夷长技”：德克碑赔累案发生的前提 |
| 9.2.4 赔累案之发生过程 |
| 9.2.5 叙余：其它赔累案 |
| 9.3 捐购水雷、鱼雷案 |
| 9.3.1 左宗棠的守、战、和之道 |
| 9.3.2 左宗棠对水雷、鱼雷的关注 |
| 9.3.3 特殊背景下的捐购 |
| 9.3.4 捐购案的影响与评价 |
| 9.4 巩固塞防与建设西北诸案 |
| 9.4.1 战祸兵燹的破坏 |
| 9.4.2 巩固与善后恢复之策 |
| 9.4.3 诸案始末 |
| 9.4.4 左氏湘军：一支特殊的西北生产与建设大军 |
| 9.4.5 统帅的表率效应 |
| 9.5 宾旅之资与邦交之道以左索之会为例 |
| 9.5.1 宾旅之资从邦交之中产生、以邦交之道为根由 |
| 9.5.2 左索之会：无忘宾旅的成功案例 |
| 9.5.3 “绵里针”与“打痞子腔”：宾旅之资因比较而别具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意义 |
| (一) 研究动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范围 |
| 三、研究回顾与总结 |
| (一) 国内研究回顾与小结 |
| (二) 国外研究回顾与小结 |
| 四、研究方法与架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框架 |
| 注释 |
| 第一章 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历史与现况 |
| 第一节 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历史 |
| 一、博物馆儿童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历史 |
| 二、儿童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历史 |
| 第二节 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类型 |
| 一、博物馆教育的分类依据 |
| 二、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类型 |
| 第三节 中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现况 |
| 一、儿童展览类型所属的成绩与缺失 |
| 二、儿童教育项目类型所属的成绩与缺失 |
| 三、其他 |
| 注释 |
| 第二章 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的相关理论与运用 |
| 第一节 博物馆儿童教育评估的相关研究与运用 |
| 一、展览评估的相关研究与方法建构 |
| 二、教育项目评估的相关研究与方法建构 |
| 第二节 政策法规依据 |
|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 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
| 三、《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
| 四、《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内儿童展览类型的问题检测与分析 |
| 第一节 儿童博物馆展览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案例研究的问题描述 |
| 二、研究案例选定因素 |
| 三、研究案例规划解析与评估 |
| 四、问题分析与讨论 |
| 第二节 博物馆儿童专区展览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案例研究的问题描述 |
| 二、研究案例选定因素 |
| 三、研究案例规划解析与评估 |
| 四、问题分析与讨论 |
| 注释 |
| 第四章 国内儿童教育项目类型的问题检测与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案例研究的问题描述 |
| 第二节 研究案例选定因素 |
| 一、案例一：河北省博物馆及“国之瑰宝——河北文物精品图片进校园”项目 |
| 二、案例二：上海博物馆及“欢欢喜喜过大年”项目 |
| 三、案例三：北京自然博物馆及“科普小课堂”项目 |
| 四、案例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及“西班牙、拉美文化嘉年华(i Fiesta!)”项目 |
| 第三节 研究案例规划解析与评估 |
| 一、案例一：河北省博物馆及“国之瑰宝——河北文物精品图片进校园”项目 |
| 二、案例二：上海博物馆及“欢欢喜喜过大年”项目 |
| 三、案例三：北京自然博物馆及“科普小课堂——人体漫游记”项目 |
| 四、案例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及“西班牙、拉美文化嘉年华(i Fiesta!)”项目 |
| 第四节 问题分析与讨论 |
| 一、儿童教育项目案例特征之小结 |
| 二、儿童教育项目案例评估之小结 |
| 三、国内儿童教育项目的问题与分析 |
| 注释 |
| 第五章 儿童展览类型之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与问题解决 |
| 一、影响展览效益的症结 |
| 二、问题解决之建议 |
| 第二节 两种儿童展览之理想模式总论 |
| 一、儿童博物馆展览之理想模式 |
| 二、博物馆儿童专区展览之理想模式 |
| 第三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儿童教育项目类型之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与问题解决 |
| 一、影响项目效益的症结 |
| 二、问题解决之建议 |
| 第二节 儿童教育项目之理想模式总论 |
| 一、博物馆儿童教育项目之理想模式 |
| 二、小结 |
| 第三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七章 两类儿童教育核心问题之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儿童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 |
| 一、儿童教育学的相关研究 |
| 二、儿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构建博物馆儿童教育指南 |
| 一、适用于0——3岁儿童 |
| 二、适用于3——6、7岁儿童 |
| 三、适用于6、7——11、12岁儿童 |
| 四、适用于11、12——18岁儿童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0——3岁教育指南 |
| 二、3——6、7岁教育指南 |
| 三、6、7——11、12岁教育指南 |
| 四、11、12——18岁教育指南 |
| 注释 |
| 第八章 总结与前瞻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思路与成果 |
| 二、理论之凝练 |
| 第二节 论文局限与新意 |
| 一、研究课题之新颖 |
| 二、研究方法具针对性 |
| 三、全方位搜集一手资料 |
| 四、广采博取研究对象 |
| 五、跨越国内外开展研究 |
| 六、跨学科的创造性探索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前瞻 |
| 一、研究展望 |
| 二、前瞻未来 |
| 注释 |
| 附录一 观众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观众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上海儿童博物馆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跨越距离、触摸未来’主题科学”一层展区) |
| 附录五 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恐龙馆——现在你就在它们的世界”展区) |
| 附录六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儿童历史”展区) |
| 附录七 “请体验”博物馆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城市一角”展区) |
| 附录八 四川博物院“儿童活动区”展区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
| 附录九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区”展区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
| 附录十 北京自然博物馆“探索角”展区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
| 附录十一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探索角”展区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
| 附录十二 儿童展览各案例各模块的观众评估比较 |
| 附录十三 儿童展览两两同类案例各模块的观众评估差异分析 |
| 附录十四 博物馆0———3岁儿童教育指南 |
| 附录十五 博物馆3——6、7岁儿童教育指南 |
| 附录十六 博物馆6、7——11、12岁儿童教育指南 |
| 附录十七 博物馆11、12——18岁儿童教育指南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5）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及目的、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元代法律史研究动态 |
| 2. 元代经学在司法中适用问题研究情况 |
| (三) 本文使用主要史料说明 |
| 1. 《枕碧楼丛书·刑统赋疏》简述 |
| 2. 《通制条格》简述 |
| 3. 《至正条格》简述 |
| 4. 《元典章》简述 |
| 5. 《永乐大典》中元代司法案例简述 |
| 6. 《元史·刑法志》简述 |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二、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功能 |
| (一) 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 |
| (二) 扩充语义射程功能 |
| (三) 解释功能 |
| (四) 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 |
| (五) 政策性功能 |
| 三、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类型 |
| (一) 作为前提假设 |
| (二) 构造法律事实 |
| (三) 作为裁判规范依据 |
| (四) 法律论证的起点 |
| (五) 权衡量刑 |
| 四、经学对元代司法的影响 |
| (一) 经学打破宗教与世俗间司法界限 |
| (二) 经学消融民族间的法律壁垒 |
| (三) 填补漏洞 |
| (四) 有助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 |
| 五、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 |
| (二) 原则性指导易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 |
| 1. “矜老”与“恤幼”的对立 |
| 2. “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 |
| 3. “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 |
| 4. “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 |
| (三) 经学工具功能凸显,漠视价值 |
| (四) 经学僵化而缺乏活力 |
| 六、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家认同视域下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与本研究相关的问题 |
| (一)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可行性分析 |
| (四) 存在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
| 五、研究边界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边界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资料法 |
| (二) 文本研究法 |
| (三) 逻辑分析法 |
| (四) 调查研究法 |
| (五) 数理统计法 |
| 三、研究设想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设想 |
| (二)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国家认同与体育课程目标的关系研究 |
| 一、国家认同理论研究 |
| (一) 我国国家认同理论研究 |
| (二) 国外国家认同理论研究 |
| 二、体育课程目标 |
| (一) 体育课程目标的基础 |
| (二) 体育课程目标的内涵 |
| 三、国家认同、教育目的及体育课程目标 |
| (一) 国家认同与教育目的 |
| (二) 体育课程目标与教育目的 |
| (三) 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 |
| 四、互动状态下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 |
| (一) 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发展概况 |
| (二) 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平衡状态 |
| (三) 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失衡状态 |
| (四) 两者动态的平衡关系研究 |
| 第四章 近现代中学体育课程标准(大纲)中国家认同内容的演变研究 |
| 一、鸦片战争(1840年)——辛亥革命(1911年) |
| (一) 《钦定学堂章程》 |
| (二) 《奏定学堂章程》 |
| (三) 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 |
| (四) 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内容分析 |
| (五) 小结 |
| 二、中华民国(19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
| (一) 《壬子.癸丑学制》(1912年)中学校体育课程目标 |
| (二) 中学体育课程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 |
| (三) 中学体育课程标准(1932年) |
| (四) 中学体育课程标准(1936年) |
| (五) 中学体育课程标准(1940年) |
| (六) 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 |
| (七) 小结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 |
| (一)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1956年5月草案) |
| (二)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1961年) |
| (三) 文革时期的中学体育教学大纲 |
| (四) 小结 |
| 四、改革开放初期(1978)——进入新世纪(2001年) |
| (一)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1978试行草案) |
| (二)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1987) |
| (三)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学体育教学大纲 |
| (四) 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2000年) |
| (五) 小结 |
| 五、近现代体育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演变特征 |
| (一) 清末时期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变化特征 |
| (二) 民国时期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变化特征 |
| (三) 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变化特征 |
| (四) 改革开放初期到进入新世纪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变化特征 |
| (五)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认同视域下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现状调查 |
| 一、当前实施的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
| (一)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状况研究 |
| (二) 体育教材中国家认同的状况分析 |
| (三) 小结 |
| 二、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制定者与专家的观点 |
| (一) 体育课程目标的主体性与延展性 |
| (二) 制定课程目标时的价值取向 |
| (三) 小结 |
| 三、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
| (一) 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问题现状调查 |
| (二) 中学校领导对体育与健康目标与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 |
| (三) 中学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 |
| (四) 中学生对体育与健康目标与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 |
| 四、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分析 |
| (一) 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呈现特征分析 |
| (二) 不同群体对课程目标中设置国家认同的整体认识 |
| (三)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淡化的现状 |
| (四)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淡化的原因 |
| (五)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淡化的反思 |
| 第六章 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多维构建 |
| 一、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中国家认同的层级构建 |
| (一)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二) 课程相关领域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三) 课程相关水平目标中国家认同构建与内容研究 |
| (四)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内容设置要点 |
| 二、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方案 |
| (一)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的思想理念 |
| (二)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的依据与逻辑 |
| (三)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构建的原则 |
| (四) 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多维构建 |
| 第七章 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中国家认同的落实对策 |
| 一、落实的层次意识 |
| 二、与多民族文化有机结合 |
| 三、与相关课程协同配合 |
| 四、培养师资队伍意识 |
| 五、挖掘课程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儒家教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
| 四、重点与难点 |
| 五、创新之处 |
| 六、论文不足之处 |
| 上篇 思想演进篇 |
| 第一章 儒家教化思想的起源 |
| 第一节 教化思想的概念和发端 |
| 一、教化概念解析 |
| 二、教化思想的发端 |
| 第二节 教化思想的提出和创立 |
| 一、孔子的教化思想 |
| 二、孟子的教化思想 |
| 三、荀子的教化思想 |
| 第二章 儒家教化思想的发展时期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儒家教化思想 |
| 一、“焚书坑儒”与“无为而治” |
| 二、董仲舒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
| 三、两汉教化群体的具体实践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教化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教化思想发展概略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的突破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教化思想实践的意义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儒家教化思想 |
| 一、隋代科举制的建立和取士标准的儒家化 |
| 二、唐代科举取士标准与儒家教材的丰富完善 |
| 三、唐代儒家教化思想的具体实践 |
| 第三章 儒家教化思想的完善时期 |
| 第一节 宋代的教化思想 |
| 一、两宋时期儒家教化思想发展概略 |
| 二、宋代儒家教化思想实践的发展完善 |
| 三、朱熹的教化思想和实践 |
| 第二节 元代的教化思想 |
| 一、元代儒学及教化思想发展概略 |
| 二、元代书院的教化实践和影响 |
| 三、元杂剧的教化意蕴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的教化思想 |
| 一、明代文教政策对儒家教化思想的推动 |
| 二、明代女性伦常教化概述 |
| 三、乡约推广与地方士绅群体的教化之功 |
| 四、王守仁的教化理论及实践 |
| 第四节 清代的教化思想 |
| 一、清代统治阶级的教化思想和制度设计 |
| 二、清代社会教化体系的建成 |
| 三、边远落后及民族地区的教化扩展 |
| 第四章 儒家教化思想的危机时期 |
| 第一节 近代“西学”的挑战 |
| 一、“西学东渐”浪潮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衰微 |
| 二、自强求变思潮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衰落 |
| 三、教育改革带给儒家教化的制度冲击 |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性教化的生成 |
| 一、现代性教化理念的滥觞 |
| 二、现代性教化的对象、目的与实践 |
| 中篇思想内涵篇 |
| 第一章 儒家教化的理念论 |
| 第一节 核心：修己安人 |
| 一、教化主体的自我提升—修己 |
| 二、教化主体的价值实现—安人 |
| 第二节 原则：仁义忠信 |
| 一、仁的涵义与原则要求 |
| 二、义的涵义与基本要求 |
| 三、忠的内涵及其三个层次 |
| 四、信的涵义与实践应用 |
| 第三节 目的：成己成物 |
| 一、成己成物的内涵与要求 |
| 二、成己成物的路径 |
| 第二章 儒家教化的方法论 |
| 第一节 礼教：克己复礼 |
| 一、以礼约人的教化准备 |
| 二、以礼化人到以礼立人的教化完成 |
| 第二节 乐教：致中和 |
| 一、乐致中和的内在逻辑 |
| 二、乐致中和的教化意义 |
| 第三节 政教：正己正人 |
| 一、政教目的：己修民安的圣人治世 |
| 二、以民为本的政教方法论实践 |
| 三、正己正人、尊礼守度的政教原则 |
| 第四节 刑教：抑恶扬善 |
| 一、刑教依据—人性善恶的理论预设 |
| 二、刑教意义—抑恶扬善的教化之功 |
| 第三章 儒家教化的实践论 |
| 第一节 知行合一 |
| 一、知行合一的理论主张 |
| 二、知行合一的特点和意义 |
| 第二节 官学与私学 |
| 一、上古三代时期的学校教化 |
| 二、孔子的私学教化之功 |
| 三、官学的教化特点 |
| 四、私学教化体系的特点和作用 |
| 第三节 家训与乡约 |
| 一、家训与人的德行成长 |
| 二、乡约的制度性教化与人的德性成长 |
| 第四节 日用民俗中的儒家教化 |
| 一、民俗教化功能及本质 |
| 二、岁时节令中的教化思想—以清明节为例 |
| 三、地方民歌的教化实践—以西北“花儿”为例 |
| 下篇思想对话篇 |
| 第一章 教化与教育的区别 |
| 第一节 目的：成人与成物 |
| 一、当代教育目的 |
| 二、儒家教化与当代教育的目的差异及原因 |
| 第二节 本质：生命实践与智性活动 |
| 一、当代教育本质的认识 |
| 二、当代教育本质的异化及原因 |
| 三、当代教育本质与儒家教化本质的差异 |
| 第三节 方法：总体性与专业性 |
| 一、当代教育方法的专业性特征分析 |
| 二、儒家教化与当代教育在方法上的差异及原因 |
| 三、当代专业化教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
| 第二章 中西教化理论的比较 |
| 第一节 苏格拉底教化思想评析 |
| 一、苏格拉底的教化思想 |
| 二、苏格拉底教化思想与孔子教化思想比较 |
| 第二节 伽达默尔教化思想评析 |
| 一、伽达默尔的教化思想 |
| 二、伽达默尔教化思想与儒家教化思想比较 |
| 第三章 功过得失与新生 |
| 第一节 穿越历史时空的文明光芒 |
| 一、儒家教化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贡献 |
| 二、儒家教化与诚信商业伦理的兴起 |
| 三、儒家教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昌盛 |
| 四、儒家教化与社会的和谐友善 |
| 五、儒家教化与天地万物的和合与共 |
| 第二节 面向未来世界的变革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史料搜集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纸副刊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主要方法 |
| 二、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徐阶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徐阶着述书影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现存年谱资料 |
| 二、徐阶研究现状综述 |
| 凡例 |
| 松江徐氏世系表 |
| 家传 |
| 年谱正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记 |
| 附录二:交游考 |
| 附录三:着述提要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深度教学的三个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生的参与度 |
| 二、教学的适切度 |
| 1. 学情的调研 |
| 2. 目标的设定 |
| 3. 教材的处理 |
| 4. 策略的运用 |
| 三、评价的延伸度 |
四、教育学生宜从“过程”出发（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D]. 姜立刚. 西南大学, 2013(08)
- [2]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D]. 陈新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3]“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D]. 谢孝明. 湖南大学, 2013(09)
- [4]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D]. 周婧景. 复旦大学, 2013(03)
- [5]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D]. 唐国昌. 云南大学, 2019(03)
- [6]国家认同视域下新疆民族地区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构建研究[D]. 刘锋.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7]儒家教化思想研究[D]. 刘华荣. 兰州大学, 2014(01)
- [8]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9]徐阶年谱[D]. 李丹. 兰州大学, 2020(10)
- [10]深度教学的三个维度[J]. 盛刚. 课程教学研究,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