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阳斌[1]（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姜英华[2]（2016）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王锐[3]（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毛增余[4]（2005）在《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文中提出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他在转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入和独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论文就是专门论述斯蒂格利茨在转轨经济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5章。第一章论述斯蒂格利茨的生平、重要着述和转轨经济学思想。笔者想强调的是,斯蒂格利茨的成长环境对他作为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斯蒂格利茨儿时,他目睹了贫穷、高失业率和大量的种族歧视,因此他带着经济学能使他在消除失业、贫困和歧视等方面有所作为的理想走进了经济学的殿堂。在本章里,笔者将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学思想概括成三个方面:（1）斯蒂格利茨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建立了“新政府干预观”（既要有发达的市场,也要有强大的政府）;（2）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ideology）属性,即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3）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一经济学的永久命题上,斯蒂格利茨主张公平与效率是不能截然分离的,而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他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特别强调就业和分配,对贫穷国家和贫穷阶层的利益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第二章论述转轨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斯蒂格利茨独特的转轨经济学理论。笔者首先整理了其他学者对“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的不同看法,把学者们对转轨经济学的观点归纳和总结成四种主要类型:（1）认为转轨经济学就是研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认为转轨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学理论;（3）认为转轨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演进的经济学理论;（4）还有其他的概括。经过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转轨经济学的定义应该界定为第一种表述,即转轨经济学是研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对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把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学理论概括为6个方面:（1）斯蒂格利茨强调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转轨实践,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估了市场经济的优点、同时低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新古典模型没有为转轨经济学提供指导性意见。（2）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个“私有化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privatization theorem）,该定理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私人生产不能实现政府所有的政策目标。（3）关于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斯蒂格利茨有关市场失灵(包括“原始的市场失灵”（the old market failure）和“新的市场失灵”（the new market failure）理论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同时由于也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在进行政府干预时,不能高估直接调控的作用,也不要低估间接调控的作用。（4）对科斯定理（Coase’s Theorem）的批判。对科斯定理的批判在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斯蒂格利茨指出科斯定理已经变成了“产权神话”（the property myth）,这种神话危害极大,它误导了转轨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问题上。（5）把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经济的指导思想概括
乔惠波[5]（2015）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钱路波[6]（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郎杰燕[7]（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指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张健康[8]（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向祖文,张锦冬[9]（2012）在《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新思维”》文中提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稳定政局,确保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是苏联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但由于"加速战略"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违背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走了一条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致使经济改革困难重重,最后宣告失败,并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作为改革目标被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戈尔巴乔夫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可是又没有真正转向市场经济,既破未立,经济改革由"空转"走向混乱,经济危机加深,最后直接导致苏联解体。
刘志永[10]（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二、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的概念和定义 |
| 三、研究的过程与综述 |
| 四、研究的方法与架构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市场经济思想源起 |
|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一、分工与市场 |
| 二、商品的价值——价格论 |
| 三、利己心与“看不见的手” |
| 四、自由主义的商品经济主张 |
| 第二节 大卫·李嘉图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一、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 |
| 二、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 |
| 三、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 |
| 四、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 |
| 第三节 马恩辩证批判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一、马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商品经济思想的批判继承 |
| 二、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机理结构的追溯剖绘 |
| 三、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历史作用的客观评价 |
| 四、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来趋势的科学预测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孕育 |
| 第一节 商品经济思想资源在前苏联的流变 |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演进 |
| 二、列宁混合经济思想形塑的重要关节与主要内容 |
| 三、列宁混合经济思想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与中介作用 |
| 四、联共（布）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争论 |
| 五、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突变 |
| 第二节 商品经济思想资源在新中国的发展 |
| 一、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
| 二、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三、陈云的商品经济思想 |
| 四、张闻天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五、李先念的商品经济思想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思想发展在新中国的周折 |
| 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转变 |
| 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实质与特征 |
| 第四节 我国经济学家对商品及市场经济的探索 |
| 一、顾准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 |
| 二、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的思想 |
| 三、卓炯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 |
| 四、薛暮桥坚持市场改革取向的思想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生 |
| 第一节 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 |
| 一、世纪论战与古典兰格模式的蕴生 |
| 二、东欧经济改革与分权思想的形成 |
| 三、东欧分权模式的思想得失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承认 |
| 一、以计划经济为主体，辅之以市场调节 |
| 二、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三、“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认识推进 |
| 一、市场化改革遭遇重大困难和挫折 |
| 二、改革回潮与市场经济思想的复归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成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定位 |
|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内容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目标的确立 |
| 第二节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构与启示 |
|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原因 |
|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 |
| 四、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镜鉴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框架延展 |
|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 |
|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思想 |
| 三、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 |
| 四、培育和健全市场体系的思想 |
| 五、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思想 |
| 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想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拓展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积累和新挑战 |
| 一、部分改革红利的消减 |
| 二、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 |
| 三、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 |
| 四、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 |
| 五、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 |
| 六、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 |
| 七、市场竞争的条块分割 |
| 八、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与经济新常态思想 |
| 一、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 |
| 二、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到中高端的迈进 |
| 三、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粗放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
| 四、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 |
| 五、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嬗变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新认识 |
|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 |
| 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 |
| 三、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
|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 |
| 五、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 |
| 第四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市场经济思想的“四维”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市场经济思想目标的一致性 |
| 二、在深化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
|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法治市场经济的思想 |
| 四、以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思想 |
| 第五节 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 |
| 一、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三、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实践映证 |
| 一、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 |
| 二、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 |
| 三、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 |
| 四、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价值取向 |
| 一、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 |
| 二、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 |
| 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
| 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特点 |
| 一、引领性：有主导力量，在统领和创新中坚持方向 |
| 二、开放性：有包容精神，在对话和交流中学习借鉴 |
| 三、实践性：与实践相长，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 |
| 四、渐进性：与现实比肩，改革进程中寻求不断突破 |
| 第四节 基于马恩经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梳理与展望 |
| 一、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
|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 |
| 三、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 |
|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
| 五、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
| 六、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 |
| 七、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斯蒂格利茨的生平、着述和转轨经济学思想 |
| 第一节 斯蒂格利茨的生平 |
|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的主要着述 |
| 一、着作 |
| 二、论文 |
| 第三节 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学思想 |
| 一、信息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与斯蒂格利茨的新政府干预观的建立 |
| 二、斯蒂格利茨论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三、斯蒂格利茨的效率—平等观 |
| 四、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哲学观 |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关于转轨经济学 |
| 第一节 转轨与转轨经济学 |
| 一、“转轨”概念 |
| 二、“转轨经济学”概念 |
| 三、本论文对转轨经济学的界定 |
| 第三节 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理论 |
| 一、强调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来指导转轨实践 |
| 二、斯蒂格利茨私有化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privatization theorem) |
| 三、关于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 |
| 四、对科斯定理（产权理论）的批判 |
| 五、斯蒂格利茨的“第三条道路经济学”——转轨经济的指导思想 |
| 六、斯蒂格利茨论社会主义尝试“失败”原因 |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转轨经济学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批判 |
| 第一节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 |
| 一、市场社会主义概念 |
| 二、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 |
| 三、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
|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 一、西方左翼和右翼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 二、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转轨经济学的关系 |
|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 |
| 二、“东方市场社会主义”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 |
| 三、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四、小结 |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激进式转轨：“休克疗法”——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的批判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 |
| 一、什么是“休克疗法” |
| 二、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
| 三、“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意识形态血统和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的背景 |
| 第二节 用“休克疗法”指导转轨实践是理论的误植 |
| 一、“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
| 二、“休克疗法”为什么会被采用 |
| 三、把“休克疗法”用于指导转轨经济实践是理论的误植 |
| 第三节 “休克疗法”的要害：大规模快速地私有化 |
| 一、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内在联系 |
| 二、以推销商品的手段来推销私有化 |
| 三、挣脱法律的束缚推动快速私有化 |
| 四、为私有化而私有化 |
| 第四节 “休克疗法”的实际“疗效” |
| 一、“休克疗法”沉重打击了实施国的国民经济 |
| 二、“休克疗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
| 三、“休克疗法”使实施国的经济殖民化和“拉美化 |
| 四、“休克疗法”的另一个危害：引发资本外逃 |
| 五、“休克疗法”的失败 |
| 第五节 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的批判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 |
| 一、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的批判 |
| 二、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
| 结束语：谁扼杀了转轨经济学？ |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斯蒂格利茨与中国渐进式转轨——从“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
| 第一节 中国渐进式转轨的进程 |
| 一、什么是（中国）渐进式转轨 |
| 二、渐进式转轨的理论基础 |
| 三、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历程 |
| 四、中国渐进式转轨的绩效 |
|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 |
| 一、斯蒂格利茨与中国渐进式转轨 |
| 二、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渐进式转轨的评价 |
| 三、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的忠告：中国其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 |
| 第三节 从“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
| 一、“北京共识”的提出 |
| 二、“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 |
| 三、“北京共识”的意义 |
| 四、“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比较 |
| 五、“北京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比较 |
| 六、“北京共识”的国际反响 |
| 七、斯蒂格利茨与“北京共识” |
| 八、小结 |
| 结束语:斯蒂格利茨讲述的两个笑话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所有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2.1 制度和经济制度 |
| 2.1.1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 |
| 2.1.2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
| 2.1.3 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分层 |
| 2.2 产权概念 |
| 2.2.1 马克思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2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3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概念的异同 |
| 2.3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1 所有制的内涵 |
| 2.3.2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3.3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4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个人所有制 |
| 2.4 所有制、产权和基本经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
| 第3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演变及启示 |
| 3.1 苏联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 |
| 3.1.1 列宁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
| 3.1.2 斯大林时期单一公有制的形成及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
| 3.1.3 苏联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及苏联解体的原因 |
| 3.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 |
| 3.2.1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过程 |
| 3.2.2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原因 |
| 3.2.3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影响 |
| 3.3 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启示 |
| 第4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理论分析 |
| 4.1 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 |
| 4.1.1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 |
| 4.1.2 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结构 |
| 4.1.3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 |
| 4.2 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及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2.1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的原因 |
| 4.2.2 八大前后对所有制结构新的认识 |
| 4.2.3 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3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 |
| 4.3.1 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4.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改变 |
| 4.3.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起步及进展 |
| 4.3.4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阶段划分 |
| 4.4 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理论分析 |
| 4.4.1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 |
| 4.4.2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 |
| 4.4.3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发展线索 |
| 4.4.4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 |
| 第5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
| 5.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 5.1.1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 5.1.2 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争论 |
| 5.1.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基本经济制度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
| 5.2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
| 5.2.1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分析 |
| 5.2.2 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 5.2.3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
| 5.3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5.3.1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5.3.2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理论依据 |
| 5.3.3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第6章 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分析 |
| 6.1 政治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1.1 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内在关系 |
| 6.1.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决定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方向 |
| 6.1.3 政治体制改革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作用 |
| 6.1.4 政府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影响 |
| 6.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作用 |
| 6.2.1 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的互动关系 |
| 6.2.2 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统一性 |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协调发展 |
| 6.3 非正式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
| 6.3.1 意识形态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3.2 传统文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第7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路径 |
| 7.1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1.1 混合所有制的涵义及其发展过程 |
| 7.1.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 |
| 7.1.3 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2 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7.2.1 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属性 |
| 7.2.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难题 |
| 7.2.3 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相应的对策 |
| 7.3 完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 |
| 7.3.1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简述 |
| 7.3.2 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分析 |
| 7.3.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比较 |
| 7.3.4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
| 1.1.3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体制根源 |
| 1.1.4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
| 1.1.5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1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
| 1.3.2 文献研读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法 |
| 1.3.4 系统科学研究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探索和分析框架 |
| 1.4.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4.2 本文的创新探索 |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性分析 |
| 2.1.1 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 |
| 2.1.2 世界市场理论 |
| 2.1.3 东方社会理论 |
| 2.1.4 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具体论述 |
| 2.2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
| 2.2.1 从消灭商品交换到利用商品交换 |
| 2.2.2 从限制市场到引导市场 |
| 2.2.3 探索“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路子 |
| 2.2.4“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经济范畴的运用 |
| 2.3 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新中国的初步发展 |
| 2.3.1 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2.3.2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性质需要辩证看待 |
| 2.3.3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 |
| 2.3.4 要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 |
| 2.4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 2.4.1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最初运用 |
| 2.4.2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继续发展 |
| 2.4.3 计划经济体制下邓小平市场思想的不断深化 |
| 2.4.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市场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 |
| 2.5 东欧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
| 2.5.1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探索——兰格模式 |
| 2.5.2 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布鲁斯模式 |
| 2.5.3 宏观间接调控的自由市场协调——科尔内模式 |
| 2.6 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有益借鉴 |
| 2.6.1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
| 2.6.2 马歇尔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
| 2.6.3 凯恩斯的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 |
| 2.6.4 萨缪尔森的混合调节市场经济理论 |
| 2.7 对中国古代市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2.7.1 高度重视市场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
| 2.7.2 主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
| 2.7.3 重视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景像 |
| 3.1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前奏(1949—1978) |
| 3.1.1“第二次结合”的尝试:计划经济背景下市场因素的曲折成长 |
| 3.1.2 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
| 3.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试验(1978—1984) |
| 3.2.1 农村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 3.2.2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
| 3.2.3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
| 3.2.4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 |
| 3.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进展(1984—1992) |
| 3.3.1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3.3.2 企业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
| 3.3.3 流通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大: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 3.4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1992—2002) |
| 3.4.1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 |
| 3.4.2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 |
| 3.4.3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2003—2012) |
| 3.5.1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 |
| 3.5.2 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
| 3.5.3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
| 3.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化(2012——) |
| 3.6.1 经济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境遇 |
| 3.6.2 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 3.6.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革命 |
| 3.6.4“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3.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价值 |
| 3.7.1 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步伐 |
| 3.7.2 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
| 3.7.3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
| 3.7.4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集成 |
| 4.1 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 |
| 4.1.1 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 |
| 4.1.2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原则 |
| 4.1.3“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形成 |
| 4.1.4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 |
| 4.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 4.2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1 结合的理论前提:商品经济二重性 |
| 4.2.2 结合的现实前提: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4.2.3 结合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中性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
| 4.2.4 结合的关键节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5 结合的基本途径: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各自的实现形式 |
| 4.3 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 |
| 4.3.1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涵 |
| 4.3.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 |
| 4.3.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
| 4.3.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的政府作用解析 |
| 4.4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 |
| 4.4.1 宏观调控的常态化 |
| 4.4.2 调控目标的多元化 |
| 4.4.3 调控机制的一体化 |
| 4.5 形成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新发展理念 |
| 4.5.1 创新发展:着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 |
| 4.5.2 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
| 4.5.3 绿色发展: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4.5.4 开放发展:拓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4.5.5 共享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 |
| 4.6 彰显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
| 4.6.1 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2 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所引致的后果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3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4 党的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与之联系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 |
| 4.7.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增加了崭新内容 |
| 4.7.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 4.7.3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 |
| 4.7.4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方位 |
| 5.1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维度 |
| 5.1.1 理解时代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
| 5.1.2 实践基础的重要构件: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 |
| 5.1.3 理论标志的主要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4 立论依据的突出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5.2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
| 5.2.1 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
| 5.2.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
| 5.2.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 5.2.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 5.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
| 5.3.1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时代内涵 |
| 5.3.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逻辑一致性 |
| 5.3.3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
| 5.3.4 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 5.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5.4.1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
| 5.4.2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
| 5.4.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
| 5.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
| 5.5.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 5.5.2 推动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
| 5.5.3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的特色呈现 |
| 6.1 充分发挥创新型制度变迁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6.1.1 注重制度建设“破旧”与“立新”的动态磨合 |
| 6.1.2 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 |
| 6.1.3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
| 6.2 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稳步推进 |
| 6.2.1 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 |
| 6.2.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
| 6.2.3 从局部性改革到整体推进 |
| 6.3 凸显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
| 6.3.1 价格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 6.3.2 价格改革促进了市场制度建设 |
| 6.3.3 价格改革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
| 6.4 注重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
| 6.4.1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
| 6.4.2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
| 6.4.3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
| 第七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指南 |
| 7.1 继续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1.1 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
| 7.1.2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7.1.3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7.2 深入推动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2.1 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 7.2.2 健全产权交易和流转制度 |
| 7.2.3 加强对产权市场运转的有效监管 |
| 7.3 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更加完善 |
| 7.3.1 不断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
| 7.3.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 7.3.3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
| 7.4 促进宏观调控方式和体系的更加完善 |
| 7.4.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4.2 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
| 7.4.3 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 |
| 7.5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7.5.1 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7.5.2 以结构性新供给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7.5.3 以制度政策新供给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7.5.4 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统一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 |
| 8.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8.3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
| 8.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新思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加速战略”出师不利 |
| (一) 国内外形势的严重挑战 |
| (二) “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 |
| (三) 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 |
| (四) “加速战略”失败 |
| 二、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
| (一)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
| (二)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社会背景 |
| (三)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本质 |
| 三、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过渡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向 |
| (一) 戈尔巴乔夫:“没有私有制, 一事无成” |
| (二) 戈尔巴乔夫:“除了向市场过渡, 别无选择” |
| 四、“全面经济改革”——全面经济崩溃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四、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 姜英华. 兰州大学, 2016(08)
-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D]. 毛增余. 中国人民大学, 2005(10)
- [5]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08)
- [6]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8]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新思维”[J]. 向祖文,张锦冬. 俄罗斯学刊, 2012(04)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