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防工作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陈佳丽[2]（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著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著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蔡孝恒[3]（200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研究 ——兼论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核心发展卫生事业的思想》文中指出目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目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根本途径。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健康、稳定、协调、持续地发展,必须以正确的思想作指导,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道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有序发展的客观需要。基于此,文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进行研究。（1）全面查阅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四代领导集体的讲话、对卫生工作方面的题词等文献和史料;（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卫生事业、中国卫生、中国卫生政策、中国卫生制度、中国卫生体制、中国卫生国情等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收集国内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不足,确定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可能突破的方向。结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确定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卫生事业发展重点及努力方向的基本思路。（2）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包括:①医疗卫生工作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②预防为主,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③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⑤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⑦注重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发展。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包括:①卫生工作关系到各民族的身心健康;②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卫生行业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③搞好中西医结合,促进中西医事业共同进步;④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仍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⑤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医药卫生科技人才是发展卫生事业的关键;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是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包括:①重申农村卫生工作仍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②强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③重视发展医学教育科技,培养医药卫生人才;④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⑤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⑥要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⑦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做好卫生工作的保证。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包括:①做好卫生工作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②深化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目标;④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⑤加强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卫生队伍的素质。（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以农村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②预防为主,做好疾病的预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③中西医并重,搞好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新医药学;④党政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特点:①政治性;②人民性;③初级性;④协调发展性。创新:（1）较全面地归纳和研究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2）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
谭智敏[4]（2012）在《基于哲学视角的中医全科医学思想初探》文中指出目的：本文从哲学角度探讨建立在西医学基础上的全科医学与建立在中医学基础上的中医全科医学哲学思想基础、医学观念和思维特征的相关性。明确中医全科医学的哲学思想基础、医学观、思维特点。从现行中、西医医疗体制的现状与困境，探讨发展中医全科医学必然性。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来阐明中医全科医学思想的科学性。方法：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解释学方法、对比分析的方法。结果：全科医学建立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上，以系统整体论思想为哲学基础，其思维模式从还原性思维转向系统整体性思维。全科医学哲学思想与思维模式与中医学具有一致性、相通性。中医全科医学思想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气一元论”、“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作为核心哲学思想，应用系统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模式。中医全科医学思维模式以辨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结合为主要思维特征。从科学哲学的实践论转向和文化转向来看，中医全科医学是具有复杂性系统特质的地方性知识，是最具有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医学科学。结论：中医全科医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医系统整体论的思想，具有完整的医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按照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科学观,中医全科医学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生命科学；中医全科医学将心理、自然、社会等因素融入其理论与实践体系中，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考察生命活动；中医全科医学坚持中西医结合思想，借鉴全科医学的预防管理经验，更加适合基层医疗服务。
胡永干[5]（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江维正[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卫生和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针对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一面着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一面总结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等病媒虫兽,减少和防止疫病威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中共中央于1952年将卫生防疫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健康,影响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卫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泛深入开展对于改善环境卫生、防止和减少疾病、维护和增进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仍是当前发展卫生事业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无疑可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钥匙”与现实启示。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践成效及历史经验,力图达到“复原历史”、“以史鉴今”之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研究中,本着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思想、方针政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念,立足全国的视野与高度,结合地方的精度与深度,从全国着眼,从地方着笔,以重庆为实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成效与经验,力求从重庆市贯彻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中,揭示和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以期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状况和美军细菌战两方面论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又重点分析了侵朝美军在我国东北等地发动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二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卫生防疫思想、卫生工作方针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决策、指示等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阐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四大卫生方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原则,从卫生事业的工作方向、应对疾病的科学方法、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涵。爱国卫生工作的相关理论充分体现了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等。第三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即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主要活动、检查与评模等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活动内容。（1）重庆市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的相继建立、各级领导的重视、规范的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卫生资源等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为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卫生常识结合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3）开展了“讲卫生、除四害、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冷饮管理”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春、夏季的爱国卫生运动;（4）阐述了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定期检查和群众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后的评模是为了在各个领域树立典范、形成激励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向前发展。第四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主要从减少疾病,促进生产、增进卫生知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历史成效。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知识水平,养成了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习俗,保证了爱国增产和生产建设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政治认同感,树立了中共新形象,提升了重庆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第五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分析总结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参考和重要导向。
王楠[7]（2019）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文中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在中国各地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生产力下降。人多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病灾成为这个基础的严重威胁之一。在八路军控制的各根据地,起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主要关注于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医疗卫生工作,而对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高。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中心、战略总后方和革命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试验场。由于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规模性的群众疫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了疫病防治工作的显著成绩,对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疫病防治工作有着引领示范作用。因此,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在疫病防治工作上采取的相关措施,保证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支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的今天具有的现实价值。本文将紧围绕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题目展开论述,通过剖析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还原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医疗史实;通过边区党和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制定的疫病防治工作防治政策和措施,展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具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医疗卫生防疫体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总结了边区党和政府在疫病防治工作上取得的显著效果,以及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揭示当年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留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启示。第一,先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研究的背景进行了阐述,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叙述,对该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在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整理、相关史料进行综述之后,拟采取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主要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从居高的妇幼死亡率和频发的疫病传染率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从自然灾荒发生频发、医疗基础设施缺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群众卫生意识薄弱、人口流动迁徙增加五个方面来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原因。第三,概括归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确立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阐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从成立相关防疫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完善疫病防控预警机制、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宣传教育、加大破除迷信改造巫神运动、促进中西医互相结合的防治、完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加强药品设备的研发和供应、注意牲畜的科学化饲养管理八个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概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措施。第四,主要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从遏制了流行性传染病的肆虐蔓延、健全了边区防疫系统的医疗机构、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取得的成效;从封建迷信思想并未根生剔除、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仍然存在、防疫人员医学理论知识有限三个方面指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存在的不足之处;从群众性、战时性、阶段性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特点;从增强了边区民众对党在局部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建立了初步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制度三个方面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发挥的具体作用。第五,挖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历史启示。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中,高度提炼概括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政治动员宣传是前提、广大群众参与是基础、建立规章制度是保障、优待医务人员是关键、政府部门重视是根本;面对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面临的处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把卫生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治方针、坚持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方向道路、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抓好医德医风建设。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仅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医疗卫生也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条件之一,意义更加突出。全面开展防疫、清洁卫生和治疗工作,推广新法接生,反对迷信巫神。这些努力也促进医药卫生知识在乡村社会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医疗条件和卫生习惯。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形成的强调医疗卫生为乡村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提倡中西医合作的方针,重视开展群众性清洁卫生运动的防疫方式和成立医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都对解放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有深远的影响。
刘海花[8]（2019）在《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文中提出北京医疗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率先在上海做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北京各大医院派出医疗队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甘肃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当地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甘肃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便是东西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和繁华阶段,但自宋之后丝绸之路日益衰落,加之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困苦。甘肃解放后,各项事业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于是周恩来总理自1967年亲派第一批医疗队入驻甘肃河西地区,此后源源不断先后共分十批,4000多人次的医疗队员来甘肃为广大贫下中农（牧）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的大问题。一直以来较好的医疗资源都放在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农村长期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自毛泽东主席提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做出积极的响应,为甘肃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医疗人员和技术。带领他们自采自制中草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同时巡回医疗期间不仅要求队员把“卫生革命”和思想理论相结合,而且要抛弃“旧”的医疗观念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且在医疗期间认真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北京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对甘肃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宫正[9]（2011）在《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医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和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出现了将科学视为评价万物的唯一标准,科学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晚清以来就有了歧视中医的社会思潮,中医在民国时期面临了被官方废止的危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政策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对中医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医发展现状依然堪忧。如何正确认识中医,如何制定合理的中医政策来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就成为中国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变迁进行历史分析,以有助于当今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文章由序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组成。序言首先概括了中医具有的三个价值,即:中医在历史和现实中为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和繁衍兴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以其显著的特色为人类生命科学的探索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医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然后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更加合理的中医政策推动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序言部分还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几个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渊源。主要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医事业。第一节重点介绍中医在晚清以来面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两面,一方面是来自思想界的轻视和歧视,另一方面是来自民国政府当局的限制。本节还对中医近代以来受到歧视和限制,面临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节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医工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医疗工作中广泛使用中医药,重视中医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中医工作中形成了初步的中医政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章是“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践。本章主要介绍了“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介绍了“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然后对“中医科学化”政策从整体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一方面看到制定该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分析了该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医学界,包括卫生部门的个别领导还存在着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第二是在中医进修过程中只注重让中医学习西医课程,而忽视了对中医学术的学习,这就导致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第三是在对中医的执业和考试管理制度中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规定,加剧了中医事业的危机。第三章是中医政策的大转折。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医政策实现大转折的经过,即中央决策层发现问题,卫生部门初步调整,政治批判根本转折三个步骤。然后论述了在中医政策实现转折后,在实践中予以贯彻落实的具体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一、“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开展。二、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三、中医教育工作的加强,其主要表现为中医学院的创办和中医带徒工作的加强。第四章是“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和实施。首先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方针提出和形成的过程,并分析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还有“中西医结合”中存在的中医西医化的倾向。然后重点介绍了中医工作在“文革”期间的概况,一方面“文革”给中医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医工作特殊性,在“文革”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再次介绍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第五章是“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形成和发展。本章首先论述了新时期中医政策的发展过程,并认为逐渐注重中医自身特色是新时期中医政策的一个显著标志。接下来又分析了新时期中医工作中体现的三个特点:注重法制建设;紧密联系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中医科研工作。再次,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新时期以来中医事业取得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在结束语中,论述了对新中国中医政策变迁进行考察后获得的启示和思考。启示主要有四点:一、要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二、全面认识科学,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三、制定政策要实事求是,依据具体国情。四、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最后又根据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当前中医政策的两点思考。一是要注重中医人才的培养,二是要加大对中医文化的宣传。
施亚利[10]（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二、预防工作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预防工作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著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著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研究 ——兼论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核心发展卫生事业的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正文 |
| 1 序言 |
|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思路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内涵 |
| 3.2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贡献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的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研究综述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基于哲学视角的中医全科医学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中医全科医学形成的背景与发展现状 |
| 一、 全科医学概述 |
| （一） 全科医学的定义 |
| （二） 全科医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三） 全科医学发展的现状 |
| 二、 中医全科医学概述 |
| （一） 中医全科医学的定义 |
| （二） 发展中医全科医学的必然性 |
| （三） 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现状 |
| 第二部分 哲学视角下全科医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的比较 |
| 一、 全科医学的哲学思想基础 |
| （一） 古希腊哲学对西医学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 |
| （二） 中世纪哲学对西医学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 |
| （三） 近代哲学对西医学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 |
| （四） 后现代哲学对西医学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 |
| 二、 全科医学的医学观 |
| （一） 全科医学以改善生命质量、促进人的健康为目的 |
| （二） 全科医学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 |
| （三） 全科医学向宏观扩展的发展观 |
| （四） 全科医学的医学伦理学思想 |
| （五） 全科医学的预防保健思想 |
| （六） 全科医学的系统论思想 |
| （七） 全科医学的科学管理思想 |
| 三、 全科医学的思维特征 |
| （一） 全科医学强调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的辩证统一 |
| （二） 全科医学强调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辩证统一 |
| （三） 全科医学强调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辩证统一 |
| （四） 全科医学强调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的辨证统一 |
| （五） 全科医学强调形成和发展系统论思维 |
| 四、 中医学与全科医学的相关性 |
| （一） 大生态的医学模式 |
| （二） 临床通科性 |
| （三） 强调辨证论治 |
| （四） 贯彻预防为主的养生保健思想 |
| （五） 重视医患关系和医德修养 |
| （六） 服务于社区和家庭 |
| 第三部分 哲学视角下中医全科医学思想研究 |
| 一、 中医全科医学的哲学思想基础 |
| （一） 气一元论的本体观 |
| （二）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社会观 |
| （三） 形神合一的生命观 |
| （四） 阴阳学说的恒动观 |
| （五） 五行学说的系统观 |
| 二、 中医全科医学的医学观 |
| （一） 中医全科医学的健康与疾病观 |
| （二） 中医全科医学的系统整体观 |
| （三） 中医全科医学的预防养生观 |
| （四） 中医全科医学的伦理观 |
| （五） 中医全科医学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
| （六） 中医全科医学的科学管理思想 |
| 三、 中医全科医学的思维特征 |
| （一） 中医学思维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
| （二） 中医全科医学的思维特征 |
| 四、 从哲学的角度评价中医全科医学思想 |
| （一） 中医全科医学思想的哲学要素 |
| （二） 科学实践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视角看中医全科医学 |
| （三）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中医全科医学 |
| 五、 创新与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 科研课题 |
| 详细摘要 |
（5）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及过程 |
| 1.2.2 爱国卫生运动的分期及内容 |
| 1.2.3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评价 |
| 1.3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时间界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
| 1.4.2 空间界限:重庆市 |
| 1.4.3 内容界定:爱国卫生运动 |
|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状况 |
| 2.1.1 疫病流行猖獗 |
| 2.1.2 环境卫生恶劣 |
| 2.2 防范美军细菌战的需要 |
| 2.2.1 侵朝美军发动细菌战 |
| 2.2.2 中共中央应对细菌战 |
|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 |
| 3.1 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思想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 |
| 3.3 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卫生防疫的指示 |
| 4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内容 |
| 4.1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 |
| 4.1.1 中央卫生组织机构 |
| 4.1.2 重庆卫生组织机构 |
| 4.1.3 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和议事制度 |
| 4.1.4 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资源 |
| 4.2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 |
| 4.2.1 宣传之初群众不正确的认识 |
| 4.2.2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开展 |
| 4.2.3 重庆市宣传动员的成效 |
| 4.3 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活动 |
| 4.3.1 讲卫生 |
| 4.3.2 灭四害 |
| 4.4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与评模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 |
| 4.4.2 爱国卫生运动的评模 |
|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 |
| 5.1 减少疾病 |
| 5.2 促进生产 |
| 5.3 增进卫生知识 |
| 6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 |
| 6.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6.2 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 |
| 6.3 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 |
| 6.4 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著作类 |
| 三、报纸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及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选题思路及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及其不足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 |
| 2.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 |
| 2.1.1 居高的妇幼死亡率 |
| 2.1.2 偏高的疫病传染率 |
| 2.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原因 |
| 2.2.1 自然灾荒发生频繁 |
| 2.2.2 医疗机构药品缺乏 |
| 2.2.3 封建迷信思想盛行 |
| 2.2.4 群众卫生意识薄弱 |
| 2.2.5 人口流动迁徙增加 |
| 2.2.6 历史遗留问题严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
| 3.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 |
| 3.1.1 确立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
| 3.1.2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 |
| 3.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措施 |
| 3.2.1 成立相关防疫工作领导机构 |
| 3.2.2 建立基本疫病防控预警机制 |
| 3.2.3 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宣传教育 |
| 3.2.4 加大破除迷信改造巫神运动 |
| 3.2.5 促进中西医互相结合的防治 |
| 3.2.6 完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
| 3.2.7 加强药品设备的研发和供应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 |
| 4.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成效 |
| 4.1.1 遏制了流行性传染病的肆虐蔓延 |
| 4.1.2 建立了边区防疫系统的医疗体系 |
| 4.1.3 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 |
| 4.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不足 |
| 4.2.1 封建迷信思想并未根本剔除 |
| 4.2.2 不讲卫生的习惯仍然存在 |
| 4.2.3 防疫人员医学理论知识有限 |
| 4.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特点 |
| 4.3.1 群众性 |
| 4.3.2 战时性 |
| 4.3.3 阶段性 |
| 4.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作用 |
| 4.4.1 增强了边区民众对党在局部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
| 4.4.2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
| 4.4.3 建立了初步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制度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
| 5.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
| 5.1.1 政治动员宣传是前提 |
| 5.1.2 广大群众参与是基础 |
| 5.1.3 建立规章制度是保障 |
| 5.1.4 优待医务人员是关键 |
| 5.1.5 党对疫病工作的重视是根本 |
| 5.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启示 |
| 5.2.1 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 5.2.2 坚持把卫生防疫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思想 |
| 5.2.3 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治方针 |
| 5.2.4 坚持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方向道路 |
| 5.2.5 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抓好医德医风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京医疗队赴甘概述 |
| 第一节 “六二六”指示发出的背景 |
| 第二节 北京医疗队来甘缘由 |
| 第二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工作实践 |
| 第一节 直接从事疾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协助政府完善地方医疗体系 |
| 第三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巡回医疗的特点 |
| 第一节 改善高寒偏远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
| 第二节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
| 第三节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 第四章 北京医疗队对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
| 第二节 促进甘肃省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中医政策的渊源 |
| 一、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危机 |
| （一） 歧视中医的社会思潮 |
| （二） 民国政府对于中医事业的限制和歧视 |
| （三） 中医面临危机的根源分析 |
| 二、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医工作概况 |
| （一） 根据地时期对中医的运用 |
| （二） 中共民主革命时期中医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三） 中共民主革命时期中医政策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践 |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过程 |
| （一） “中医科学化”的历史渊源 |
| （二） “中医科学化”政策形成的过程 |
| （三） “中医科学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实施 |
| （一） 中医进修工作的开展 |
| （二） 中医科研工作开展 |
| 三、对“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分析 |
| （一） 建国初期实行中医科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二） 中医科学化政策的积极意义 |
| （三） 中医科学化政策实施中的偏差 |
| 第三章 中医政策的大转折 |
| 一、中医政策重大转折的实现 |
| （一） 中央领导层对中医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
| （二） 卫生部开始纠偏，中医政策的初步调整 |
| （三） 批判贺诚、王斌与中医政策的根本转折 |
| 二、中医工作的全面开展 |
| （一） “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实施 |
| （二） 中医研究院的成立 |
| （三） 中医教育工作的加强 |
| 第四章 “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
| 一、“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提出 |
| 二、“文革”中的中医工作 |
| 三、“中西医结合”的重大成就—以针刺麻醉和青蒿素为例 |
| 第五章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
| 一、新时期中医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
| 二、新时期中医工作的特点 |
| （一） 注重法制建设 |
| （二） 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
| （三） 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 |
| 三、对新时期中医事业的评价 |
| （一） 中医事业的成绩 |
| （二） 中医事业面临的挑战 |
| 结束语：新中国中医政策变迁的启示和思考 |
| 一、坚持百家争鸣，正确处理政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 |
| 二、全面认识科学，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
| 三、实事求是，制定政策要依据具体国情 |
| 四、固本培元，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
| 五、关于当前中医政策的两点思考 |
| （一） 做好中医人才培养工作 |
| （二） 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10）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预防工作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思想研究 ——兼论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核心发展卫生事业的思想[D]. 蔡孝恒. 华中科技大学, 2009(11)
- [4]基于哲学视角的中医全科医学思想初探[D]. 谭智敏.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2(04)
- [5]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D]. 江维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D]. 王楠. 吉林大学, 2019(02)
- [8]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D]. 刘海花.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9]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D]. 宫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