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履行好政策职能 服务于民族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李永娜[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杨国君[3]（2020）在《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升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在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不同特点,承袭着多民族的传统发展,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改革进程,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具备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以更加开放、包容、系统的思想意识融入到国家建设中,让每一位民族成员具备更高的家国情怀。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是维护边疆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新时代,面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基层政府需要不断转变自身职能,凝聚各民族群众共同力量,进一步夯实良好民族经济基础、营造民主政治生态、传承发展好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补足民族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在基层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下建构与国家认同理论之间的关系,试图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社会发展问题做分析。本文以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为研究对象,以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立足点,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为目标。研究过程中着重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民俗、宗教、社会发展状况,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设中基层政府仍大有可为,从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强化基层政府自身的“初心”和“使命”,需要进一步明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不足动力因素,如基层政府民生服务的不足之处,自身职能体系的不完善,边疆民族地区脱节式的发展,等等。而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基层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尊重民族习俗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建设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加强基层政府社会服务建设,优化自身职能体系建设;夯实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基石,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构筑民族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机制,进一步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民族群众国家认同。
苏杰[4]（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张军谋[5]（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李辰[6]（2019）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涉及民族生存、发展和各种相关利益的社会矛盾,对民族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关系着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定和边防巩固。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多民族国家高度重视并采取适当途径解决此类问题。当然,由于各国历史习俗、民族构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其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与成效各有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古已有之。因俗而治、羁縻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王朝针对多民族国家的状况而实行的有效管辖政策。在重视和解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这一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制度历史和它的积极功能,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1947年正式建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合理推行民族政策,把民族自治的构想融入到单一制国家结构内,从而保证了国家具有制度上的包容性,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并且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各民族互相帮助、携手共进的和谐局面,有效调解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然而,“3·14”和“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让很多身居内地的人首次感受到我国是一个面临较为严峻“民族问题”的国家。当民族问题与“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主义联合起来时,就变成了影响我国繁荣安定与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巨大威胁。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在72年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事业蓬勃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打下了牢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制度的设计不可能是完美的,在运行过程中制度也会出现“磨损”,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一系列相关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在内蒙古的运行实效如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制度的设计初衷与实际运行效果有偏离情况发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该如何调整?本论文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为主题,着重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事业的推进作用,并据此分析了阻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以及改进的措施。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运用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理论,分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点论述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基本观点、路径依赖机制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民族治理方式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原则及取得成就等内容。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轨迹。以关键时间节点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实施的进程分为1947年前、1947年至1956年、1957年至1977年和1978年以后4个阶段分别加以阐述。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主要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功能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现程度。笔者运用了开展社会调查时得到的一手资料以及其他内容详实的统计数据,为本章的论述提供了事实注脚。第四章主要论述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发挥效果的阻滞因素,从民族法制体系不完善、权力界限不够清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转型期民族关系复杂化以及公民素质不高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对如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健康运行提出了对策建议。重点从完善制度设计、理顺权力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以及培育公民文化等五个方面,对不断创新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本论文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规范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变迁的理论来阐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实践问题,并且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刘小雪[7]（2019）在《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描述与分析》文中指出经过60多年的探索,中南民族大学从最初的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发展为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综合性高校,构建起学科门类齐全、特色较为鲜明、结构较为合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科体系。本文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法,以中南民族大学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单个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史的客观呈现,为民族院校深化改革提供借鉴。中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1951-1965年）:政治服务在学校所有工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学校当时对“学科”和“学科建设”还尚未形成清晰的概念认知,学科与专业的设置具有明显的“政治设计性”。“完全否定”阶段（1966-1977年）:学校初步建立的文、理学科遭到严重破坏,学科建设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初显”阶段（1978-1991年）:学科建设从无到有,涵盖了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干训部以及预科部等多个层次,学校转变成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文、理学科并重的正规的高等院校。“成型”阶段（1992-2000年）:在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双重牵引下,学科建设从少到多。学校成长为文、理、工、经、管等多学科综合发展的民族高校,主动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学科布局,发展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与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相契合的学科专业。“提升”阶段（2001年至今）:学科建设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学校以特色求发展,更加注重学科的内涵建设,构建起具有较高水平和鲜明特色的综合性学科体系。此外,中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呈现出社会适应性、动态发展性、相对稳定性和系统规划性等特征,是诸多学科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既体现在量的积累,也表征为质的提升。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内在动力,即知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外部动力,即政府干预与社会需求;三是中介组织,即学科共同体之间的交互影响。同时,学校在实施和管理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矛盾,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内部矛盾,即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二是外部矛盾,即遵循市场机制与满足政治需要之间的矛盾;三是内外矛盾,即学科学术性与学科实用性之间的矛盾。最后,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即要面向多元化需求,抓好阶段性规划,夯实特色化基础,坚持非均衡发展,加强学科群建设等。
王璟谛[8]（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贾兴荣[9]（2019）在《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文中指出交往与互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个人互动、民族交往、国际交流,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血脉。从民族互动这个角度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了根基和底色。面对变化发展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和国家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新理念,本文从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角度追根溯源,从现实角度探寻动力,以总结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畲族是历史上的一个迁徙民族,畲族的漫长迁徙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民族关系史。从历史到现在,畲汉民族历经隐蔽性接触、试探性交往到开放性交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族际认同等方方面面。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重要场域内,“畲汉民族一家亲”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居民的交往观念,民族身份更多体现文化的意义,隐入公民身份之中,民族互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畲汉民族在变迁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经济基础是影响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政策,缩小了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加深了畲汉民族的情感,推动了畲汉民族积极的互动交流。跨文化传播为民族间相互了解提供了桥梁。文化传播为畲汉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文化体验之上产生了行为和思想的相似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就变得更加自然。旅游文化资本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力量。民族旅游所激发的高频度和高密度民族接触,使民众卷入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互动场中,形成了一张扩大的关系网。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优惠政策的利益平衡问题等都成为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隐含了对我国民族关系最深入的剖析,它既是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递进性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创新发展。回望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解民族歧视、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完善空间。
单新国[10]（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二、履行好政策职能 服务于民族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履行好政策职能 服务于民族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升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 国内研究综述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法 |
| 2. 利益分析法 |
| 3. 案例分析法 |
| （五）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不足之处 |
| 1. 研究重点 |
| 2. 研究难点 |
| 3. 研究不足之处 |
| 一、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分析 |
| （一） 基本概念界定 |
| 1. 国家认同 |
| 2. 民族认同 |
| 3. 基层政府 |
| （二） 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与提升必要性分析 |
| 1. 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 |
| 2.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 |
| 3. 基层政府在国家认同提升中的作用及必要性 |
| （三） 基础理论分析及借鉴 |
| 1. 基层治理理论 |
| 2. 公共服务理论 |
| 3. 基层治理理论与国家认同理论的关系 |
| 二、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为例 |
| （一）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普遍性体现 |
| 1.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 |
| 2.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 |
| （二）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特殊性表现 |
| 1. 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群体与其他地区公民群体的区别 |
| 2. 国家认同与民族习俗特殊性关系 |
| 3. 国家认同与宗教信仰特殊性关系 |
| （三）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认同提升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1.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简介 |
| 2. 基层政府在国家认同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
| 三、 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升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政府层面因素 |
| 1.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 2. 政府职能体系不完善 |
| 3. 民族政策工作落实不到位、错位 |
| （二） 社会层面因素 |
| 1. 地区环境恶劣，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
| 2. 教育滞后，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
| 3. 受传统文化影响，政府治理实效低 |
| 四、 探究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升的原则及路径分析 |
| （一） 坚持提升国家认同的科学原则 |
|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提升的方向 |
| 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 |
| 3. 尊重民族习俗与国家认同提升相结合 |
| （二） 提升基层政府国家认同建设能力 |
| 1. 统筹加大公共服务建设 |
| 2. 完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 |
| 3. 提升基层政府民族工作服务水平 |
| （三） 夯实国家认同意识发展环境 |
| 1. 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
| 2.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民族群众民主法制意识 |
| 3. 协调推进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际背景 |
| 1.2.2 国内背景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 3.1.1 经济发展 |
| 3.1.2 社会稳定 |
| 3.1.3 协同 |
| 3.1.4 协同机制 |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 3.3 协同方式 |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 4.3.1 关联度分析 |
| 4.3.2 耦合度分析 |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 4.3.4 总结评价 |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5.4.1 困境分析 |
| 5.4.2 原因分析 |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3.1 人本性原则 |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 6.3.3 正义性原则 |
| 6.3.4 成本原则 |
| 6.3.5 实效原则 |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 6.4.1 理念的转化 |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 6.4.4 方法的革新 |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框架 |
| 五、相关理论 |
| 第一章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民族治理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制度的形成与变迁 |
| 一、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形成观” |
| 三、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区域治理方式的发展 |
| 一、古代中原王朝“夷夏之辨”思想下的民族区域治理 |
| 二、“民族主义”观念冲击下的近代民族区域治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治理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 |
|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成就 |
| 一、路径依赖机制影响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的成就 |
| 第二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区域治理制度遗产(1947 年前) |
| 一、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 |
| 二、清朝与民国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初步建立(1947-1956年) |
| 一、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二、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实现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在曲折中前进(1957-1977 年) |
| 一、全面左倾与否定民族政策 |
| 二、二十年工作成就与教训 |
| 第四节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跨越前进(1978 年后) |
| 一、拨乱反正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发展 |
| 第三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制度功效 |
| 第一节 政治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 一、内蒙古各民族政治地位平等 |
| 二、内蒙古自治机关自治权得到保障 |
| 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不断提升 |
| 四、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有所提高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 一、内蒙古经济政策的演变 |
| 二、内蒙古现实经济状况 |
| 三、内蒙古经济增长效益评价 |
| 第三节 文化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 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
| 二、民族文化产业势头良好 |
| 第四节 社会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 一、构建起和谐民族关系 |
| 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良好 |
| 第五节 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 一、内蒙古生态环境特点 |
| 二、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
| 第四章 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效的因素 |
| 第一节 民族法制体系不完善 |
| 一、我国民族法制体系的建构过程 |
| 二、我国民族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权力界限不够清晰 |
| 一、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关系 |
| 二、民族自治地方党委与自治机关的权力关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 一、内蒙古的财政状况 |
| 二、内蒙古的财政赤字与财政补贴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期民族关系复杂化 |
| 一、社会转型对民族问题的影响 |
| 二、民族政策与社会环境错位 |
| 第五节 公民素质不高 |
| 一、政治文化素质待提升 |
| 二、政治参与程度待提升 |
| 三、基层干部文化素质待提升 |
| 第五章 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康运行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民族法制体系建设 |
| 一、健全民族法制体系 |
| 二、健全民族法制监督机制与违法制裁机制 |
| 第二节 理顺权力关系,落实自治机关自治权 |
| 一、理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关系 |
| 二、理顺民族自治地方的党政关系 |
| 第三节 大力发展经济,夯实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 |
| 一、加大国家扶持力度 |
| 二、提高内蒙古自身发展能力 |
| 第四节 巩固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改善制度实施的社会条件 |
| 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观念 |
| 二、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认同 |
| 三、建立健全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五节 培育公民文化,提高政治社会化 |
| 一、增强政治认同 |
| 二、扩大政治参与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描述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问题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文献计量分析 |
| 1.3.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院校 |
| 1.4.2 学科与专业 |
| 1.4.3 学科建设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基本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2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描述 |
| 2.1 萌芽时期:模糊的概念认知(1951-1965 年) |
| 2.1.1 政策背景 |
| 2.1.2 准备阶段:发展中等教育 |
| 2.1.3 起步阶段:创办本科教育 |
| 2.1.4 总结 |
| 2.2 完全否定时期(1966-1977 年) |
| 2.3 初显时期:文、理学科并举(1978-1991 年) |
| 2.3.1 政策背景 |
| 2.3.2 “六五”规划:恢复与调整 |
| 2.3.3 “七五”规划:改革与发展 |
| 2.3.4 总结 |
| 2.4 成型时期:多学科综合发展(1992-2000 年) |
| 2.4.1 政策背景 |
| 2.4.2 拓展本硕教育 |
| 2.4.3 组建二级学院 |
| 2.4.4 总结 |
| 2.5 提升时期:学科特色的凝练(2001 年至今) |
| 2.5.1 政策背景 |
| 2.5.2 明确办学新思路 |
| 2.5.3 落实阶段性规划 |
| 2.5.4 总结 |
| 3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逻辑分析 |
| 3.1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表现特征 |
| 3.1.1 社会适应性 |
| 3.1.2 动态发展性 |
| 3.1.3 相对稳定性 |
| 3.1.4 系统规划性 |
| 3.2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动力机制 |
| 3.2.1 内部动力:知识发展的客观结果 |
| 3.2.2 外部动力:政府干预与社会需求 |
| 3.2.3 中介组织:学科共同体交互影响 |
| 3.3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矛盾 |
| 3.3.1 内部矛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 |
| 3.3.2 外部矛盾:市场机制与政治需要之间的矛盾 |
| 3.3.3 内外矛盾:学科学术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矛盾 |
| 3.4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相关启示 |
| 3.4.1 面向多元化需求 |
| 3.4.2 抓好阶段性规划 |
| 3.4.3 夯实特色化基础 |
| 3.4.4 坚持非均衡发展 |
| 3.4.5 加强学科群建设 |
| 4 结语 |
| 4.1 主要结论 |
| 4.2 创新之处 |
| 4.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研究范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4 文献述评 |
| 1.5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与财政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国家治理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3 财政职能划分 |
| 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财政相关理论 |
| 2.5 构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1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3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4 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5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对财政问题的影响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问题分析 |
| 4.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 4.2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水平分析 |
| 4.3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收入分析 |
| 4.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5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的制度分析 |
| 5.1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财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5.2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 |
| 5.3 民族自治地方分级财政体制问题 |
| 5.4 民族自治地方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5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6 民族自治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缺失 |
| 第六章 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
| 6.1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总体构想 |
| 6.2 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夯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
| 6.3 坚持并完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财政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 |
| 6.4 .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提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治化水平 |
| 6.5 创新配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二、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 |
| 后记 |
（9）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民族关系研究 |
|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
| (三)畲族研究 |
| (四)国外族群关系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时段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田野工作简介 |
| (一)田野点选择 |
| (二)主要田野点简介 |
| (三)田野过程 |
| 第一章 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人地环境和历史背景 |
| 一、自然地理 |
| 二、建制沿革 |
| 三、人文生态 |
| (一)经济与社会状况 |
| (二)民族与人口结构 |
| 四、民族源流 |
| (一)族源记忆：盘瓠传说 |
| (二)畲族的多元组成 |
| 五、交往历史 |
| (一)迁徙与交往 |
| (二)“蛮獠啸乱”的民族记忆与陈元光移民 |
| (三)畲族和汉族先民反封建和反压迫的联合斗争 |
| (四)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歧视 |
| 第二章 经济政治的交往交流交融 |
| 一、经济交往 |
| (一)生产与交换 |
| (二)计划与集体 |
| (三)竞争与流动 |
| 二、政治互动 |
| (一)体制外权威与体制内权力 |
| (二)村民自治和民族互动 |
| (三)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
| 三、纠纷调解 |
| (一)传统的纠纷调解方式 |
| (二)体制规范下的纠纷调解 |
| 四、社会结构 |
| (一)受教育状况 |
| (二)职业结构 |
| 第三章 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
| 一、语言互借 |
| (一)主动融入：畲语与方言 |
| (二)隐语辨亲疏：具有民族特色的畲语现象 |
| (三)文化传承：畲语再教育 |
| 二、信仰共存 |
| (一)做功德与传师学师 |
| (二)“盘瓠”与“凤凰”的隐与显 |
| 三、风俗变迁 |
| (一)人生礼仪的符号互动 |
| (二)岁令节庆的互动 |
| (三)其他风俗习惯的变迁 |
| 四、文化资本与消费 |
| (一)民族旅游下的互动交流 |
| (二)文化消费与民族关系 |
| 第四章 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 |
| 一、族际通婚 |
| (一)族内婚到族外婚 |
| (二)族际通婚态势衍变 |
| 二、居住格局 |
| (一)住宅的空间格局演变 |
| (二)民居建筑的变迁发展 |
| 三、社会关系网络 |
| (一)公共关系网络 |
| (二)邻里关系下的小世界 |
| 四、继嗣与收养 |
| 五、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起落 |
| 第五章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机制 |
| 一、经济推力 |
| (一)小农经济下的互动 |
| (二)集体经济下的互动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互动 |
| 二、政策引领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动 |
| (二)民族平等政策的促进 |
| (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
| 三、文化传播 |
| (一)文化传播中的交融与保持 |
| (二)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 |
| 四、旅游场型构 |
|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扩大“场” |
| (二)民族文化再生产中的民族关系 |
| 第六章 对景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几点思考 |
|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
| (一)历史记忆与民族互动 |
| (二)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变迁 |
| (三)文明的衍进与民族的交融 |
| 二、民族互动下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
| (一)社会交往与“镜中我”文化感知 |
| (二)文化自觉与多元一体 |
|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 |
|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继续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一)民族文化传承问题 |
| (二)优惠政策与利益平衡问题 |
| (三)反民族歧视问题 |
| (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持续推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3：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工作“新十条” |
| 附录4：图表索引 |
（10）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市场监管权及其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概述 |
| 一、市场监管权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历史镜像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的基本特征 |
| 一、市场监管权内容上的经济性 |
| 二、市场监管权功能上的规制性 |
| 三、市场监管权监管手段的综合性 |
| 四、市场监管权关系主体的多样性 |
| 五、市场监管权的法定性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自由理论 |
| 三、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民主理论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法治理论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考察 |
| 一、美国议会主导模式 |
| 二、英国专门机构模式 |
| 三、德国行政主导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反思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本土要素 |
| 三、行政中心主义模式对我国市场监管权规制法律的影响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我国选择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 |
| 一、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类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 |
| 一、法律资格的功能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取得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变更和丧失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制度背景 |
| 一、政府治理模式改革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协调配置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央地之间的纵向配置 |
| 一、市场监管权央地纵向配置的回溯 |
| 二、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三、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横向社会配置 |
| 一、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分权对象 |
| 二、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内容 |
| 三、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存在的问题 |
| 四、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实践需要 |
| 三、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法律要求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方式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限定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权力清单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 |
| 一、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法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区别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 |
| 一、市场监管违反法律程序 |
| 二、市场监管权超越权限范围 |
| 三、市场监管权的滥用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一、不当监管行为的纠正责任 |
| 二、不当监管行为的行政赔偿责任 |
| 三、不当监管的其他责任 |
| 四、不当监管法律责任的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履行好政策职能 服务于民族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3]基层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升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镇为例[D]. 杨国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D]. 李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描述与分析[D]. 刘小雪.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8]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9]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 贾兴荣.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