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对青年党员的致富“罗曼史”（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阳[1]（2019）在《“市民”的沉浮 ——以《剧本》杂志为例（1952-199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民是文艺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尤其在戏剧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市民阶层散布在不同阶级中,其文学形象往往被阶级性、单位制遮蔽,因而很少被关注。但这一时期的市民形象有其特殊意义,能够反映城市文艺政策的变化、社会的单位化和去单位化进程。作为国家最高戏剧机构的核心刊物,《剧本》杂志长期以来是话剧、歌剧、戏曲剧本的主要发表阵地,其刊载的戏剧作品,广泛有效地反映了这一阶段市民形象的整体样貌。1952-1966年,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导致戏剧文学领域里,市民形象的退场,“市民”被“阶级”取代。“个人——单位——国家”三位一体的格局使得个人“单位化”,其职业选择、家庭生活和性别特质都被打上国家和单位的印记。从城市空间来看,私人空间透明化和公共场所的边界模糊不清,皆折射出国家和单位全方位的管控。同时,由于剧作家的现实关怀,一些文本呈现出市民形象在集体主义和人性关怀之间的复杂暧昧状态。1979年复刊后,在许多剧本中,“人民”取代了阶级,单位转变为新的福利体制,,对个体的政治控制逐渐放松;“阶层”作为市民形象的新载体,开始兴起,金钱观念在国家为先的意识笼罩下获得发展,也为市民价值观的重建留下了空间。80年代末至90年代,高度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回归大众视野。城市空间功能嬗变,国家和单位从市民的私人空间退场。借助公共议题和消费文化,市民重建了公共场所。市民形象重新浮出地表,又带有阶级、单位制和国家为先观念的烙印。
照春[2]（2003）在《扶贫军团 一份来自老区的报告》文中认为 大红枣儿甜又香, 送给咱亲人尝一尝, 一个枣儿一颗心。哎嗨哟嗬, 心心向着共产党。啊……一个枣儿一颗心。心心向着共产党。军民团结一条心, 打败敌人保家乡, 革命意志坚如钢, 哎嗨哟嗬, 永远跟着共产党。啊……革命意志坚如钢, 永远跟着共产党。
杨天豪[3]（2017）在《新时期以来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影产生不久就与小说结下了姻亲,小说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曲折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等等为电影艺术的再创造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所以,对小说改编的研究成为研究电影艺术的重要部分。就本文涉及的相关研究内容而言,我国新时期以来小说的电影改编,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它为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侧重点主要在成功的方面,而对其中存在的叙事困境进行较系统、全面、深入探索的理论成果还相对很少。但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界对小说的改编,还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客观现象。本文考虑的是,对改编中存在叙事问题做系统性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认识准确、合理及富有创意的改编对电影生产的重要性,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电影事业的全面繁荣、兴盛。只有找出问题并能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寻求提升电影品质的良好途径,使电影业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从“叙事困境”出发研究电影改编中存在的问题,也能拓展电影学科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研究的理论内涵,从而更好推动电影学研究的深广发展。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依靠不同媒介完成表达的艺术形式,在对小说改编电影的问题进行研究时,既需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要看到它们的联系。小说是以叙事为主的,人物必须要在故事中表现;而电影虽然种类繁多,但也离不开叙事,人物命运、情节变化、矛盾冲突等等也必然要在叙事中得到体现。可见叙事是二者所共同倚重的,因此,本文在研究中会运用叙事学理论作必要的分析;同时,小说改编电影的过程是由文字语言向视听语言的转换,因而借鉴互文性理论的成果对本文而言也大有裨益。当然,本文的具体研究,还涉及到其他相关理论,如符号学、修辞学等理论,以期能从不同理论维度进行多向路的探讨。本文对新时期我国小说改编电影叙事问题的研究,宏观上从内容、形式、问题成因和解决途径三个板块展开,具体从主题、人物、故事、叙事策略、细节设置、情节衔接等方面切入,直至找出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途径。内容探讨涉及主题、人物和故事。主题是电影的灵魂,远离价值主题的电影作再好的宣传也无法守住其灵魂,品质、格调低下的电影也难以表达电影艺术应有的精神。主题格调的降低不会产生具有正能量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常会显得表演虚假、性格模糊,形象塑造偏离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导演于是利用人们对畸形的好奇和对女性的“他者”欲望吸引票房。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利益驱使电影改编过分看重票房,进而催生出媚俗的故事,媚俗的改编常表现出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性的过度遐想与热情,并以赏玩姿态窥视男性和女性的痛苦与反抗。在形式方面,本文的研究既从原着与电影的叙事策略比较入手展开,也从改编完成后的电影作品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就前者说,小说有长于抽象思维（语言文字的非具象性所致）的优势（如小说中多样化的修辞手法）,而电影在这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这种差异在人物的塑造上也非常明显,小说中人物抽象的想象在电影中只能幻化为具体的影像（这无疑降低了一种抽象的审美韵味）。就后者看,主要问题表现在细节安排、情节衔接和节奏变化等方面的不足或失误,这使哪些原本思想和立意可能都很不错的电影,在整体上也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对上述问题的成因,本文以为,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艺术形态的语言差异、生产之别、接受差别、市场诱因、经济制约等是几种主要因素,以此为基点,本文试图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措施。
夏维波[4]（2012）在《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文中指出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和公众生活诉求的意识形态化,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正逐渐形成一种生活意识形态。生活化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共谋。生活意识形态把大众的注意力和创造力都吸引和动员到生活实践中来,从而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进步,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凝聚力的整合。生活意识形态一直绵延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与生活行为相伴相生。就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救亡和革命思想主潮的影响而被遮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得以彰显,并逐渐成为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以生活为中心,将国家意志和文化传统融合到当下有关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之中,并由生活话语构成的意识形态。生活意识形态是人们的物质诉求、精神价值和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统一。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既是生活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路径和象征形式。本文认为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从三个维度对生活意识形态进行了建构。首先,是“为生活立身”,通过影视叙事建构物质欲求的合理性。影视剧中的衣、食、住、行叙事是对乡村物质现代性和农民身份转变梦想的制造,乡镇企业叙事、农民工叙事、现代农村合作体叙事是对农村超越经济内卷化状态,创造更丰富物质财富的路径想象。其次,是“为生活立心”,即通过影视叙事完成一种规约生活行为的精神价值的建构。婚恋叙事批判了抽象的被异化的爱情观,倡导爱情的尘世化幸福,弘扬了婚恋中的道德理性；家庭叙事表现了对生活日新价值的诉求,表达了对生活变革的渴望；乡亲伦理叙事肯定了乡村生活世界经济理性和新型人际关系出现的合理性；乡村的精神风尚叙事,通过对乡村精神鼎新与守故趋向的形象演绎,完成了对乡村主体性丧失与重建的思考。第三,是“为生活立法”,即为乡村生活世界构建现代文化政治图景。好干部叙事表现了乡村由青天政治、当家人政治向带头人政治的转变,暗示了党对农村领导方式的转变。选举叙事、法治叙事表达了乡村世界的民主诉求和法治诉求,为乡村生活中正义价值的维护构建着新的保障基础。由于生活意识形态建构的诉求,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美学特征。有关日常生活的内容表达需求,带来了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由生活典型化叙事向生活流叙事的融合转变。当下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消费性特征又带来了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复杂身份,使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出现了由正剧性向喜剧性的转变;由于当代文化现代性的挤压和市场化的竞争,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凸显了地方性特征。由于生活意识形态建构诉求的影响,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在呈现出丰富的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如生活叙事的肤浅化,叙事结构的碎片化,叙事功能的娱乐化,生活叙事的遮蔽性等。本论文尝试性地提出了生活意识形态的概念,并用生活意识形态生产的观点解释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功能,同时结合1978年至今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典型文本对此功能进行具体分析,这个研究角度在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研究乃至其他影视剧的研究中是具有创新性的。
刘光[5]（2011）在《北京情报站》文中认为情报站是情报局在对象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德国联邦情报局等着名谍报机构,都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首都建有情报站,如北京站、莫斯科站、河内站、哈瓦那站、日内瓦站……——《美国特工组织手册》
高建群[6]（2006）在《最后一个匈奴》文中认为第一章高高的山峁上,一个小女子吆着牛在踩场。小女子穿了一件红衫子。衫子刚刚在沟底的水里摆过,还没干透,因此在高原八月的阳光下,红得十分亮眼;小风一吹,简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那时的高原,还没有现在这么古老,这么陈迹四布,这么支离破碎。那时的踩场号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圆润和婉转。号子是从嗓门里直通通地伸展出来的,以“呃”作为整个号子的唯一的歌词。
刘思谦[7]（1983）在《张一弓创作论》文中提出 一一九八○年春,张一弓这个陌生的名字因《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带着一个一直被捂着盖着的尖锐的题材和一个既是犯人又是英雄的人物,他跻身于大转变时期的文坛,心情多少有一点忐忑不安。他并不奢望鲜花和掌声,但期待着一个公正的承认。因为这种承认将意味着对于他所选择的文学道路的肯定,使他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有勇气继续向前走去。当我们估价一个作
徐勇[8]（2012）在《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拟从八十年初社会影响很大的“潘晓讨论”事件入手,探讨八十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涉及青年问题时如何塑造青年,及其变迁的过程。“潘晓讨论”虽是社会事件,但并非没有文学文化上的意义,而如果从八十年代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关系来看,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在某一层面上回应并回答了“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即在经历“文革”造成的理想信念幻灭后如何重塑青年主体形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群（如五七作家群）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而那些普遍有着“红卫兵”经历的知青作家一代,也在努力通过他（她）们的笔墨,来为自己的青春作史,以思考自己一代人的出路；这些不尽一致的书写汇成了八十年代小说斑驳而又丰富的面貌,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就在于试图呈现出这种复杂的面貌来,为今天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在八十年代,青年叙述经历了一个由“叔叔讲述”到“我自己讲述”的演变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青年主体性的重建和演变。在伤痕和反思写作中,因为与“红卫兵”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青年在整体上是作为被怀疑乃至被审判的角色出现。在改革叙述中,青年形象比较复杂,其既被怀疑,又为现代化所需要,这与改革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当改革指向混乱时,青年则被置于怀疑的位置；而当改革针对传统时,青年则可能为其所用了。知青小说则可以说是青年书写自身的一次群体实践,这一实践在寻根文学中仍有延续和深化。在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小说创作中,青年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意识和叛逆姿态,但无疑又很迷惘,有所追求,但又不知所追求为何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角色。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王朔的小说,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点。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由四小节组成。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八十年代,随着“潘晓来信”以及“人生意义”大讨论的出现,“青年”作为一个文学／社会问题被提出,及其表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事实上,“青年”范畴所表征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西方的问题,因而可以说,其在中国的充分展开,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方式。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十年代小说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显现出的代际差异现象。在八十年代,围绕青年叙事,客观上形成了被称之为“右派作家群”（或五七作家群）、知青作家群,以及回乡作家群的区别。对这三个写作群体而言,因其身份、地位以及经历的互异,在针对青年叙事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彼此不太一致的情况。具体而言,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曾参与被称为“寻根”的潮流,但在对“根”的指认,以及如何“寻”等的问题上,两派作家显然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对回乡作家和知青作家而言,其对城乡的想象,也不不可能一致。第三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即现实／历史纠缠下的文学叙事,青年形象的形塑及其变异,和以“青年”作为方法对八十年代小说潮流变迁的探讨,全面分析探讨八十年代小说所呈现出的“青年”问题。关于这一部分,充分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主要内容中。第六章为结语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过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实践,“青年”一代人的主体性已然建立后,在八十年代后期重新面临新的挑战和冲击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的纵深发展（及其呈现出的问题）,青年认同的个人主义一脉被凸显出来；反讽的是,当个人主义话语被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后,不期然间恰恰为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做了充分的准备：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个体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以一种新的多样性的面貌重新得到整合。青年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日益表现出多样化和趋于分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层面,重复并回应了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
段永建[9]（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周水涛[10]（2003）在《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时期乡村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作品的文化意蕴为研究重点,既审视作品的文化内涵的静态构成,又考察作品的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方式（如文化批判、文化探寻、文化展示等）与凝聚过程。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乡村小说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乡土小说”和“乡村小说”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简单比较,阐述了本文选择“乡村小说”作为核心概念的理由。其次,绪论回顾了“五四”至40年代阶段、十七年阶段的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概况,阐述了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基本特征。最后,绪论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全文的大致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视角的迁移。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政治文化视角是此时乡村小说创作的主要视角,这一视角使当时的乡村小说创作留下了许多文化盲点。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到80年代中期,乡村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的过程:不自觉的文化展示——文化意识的觉醒——自觉的文化思考,是视角转换过程中的三个环节。思考、展示部分农民因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审视农民文化、揭示农民文化人格缺陷,是乡村小说创作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对乡村小说创作文化透视的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寻根思潮主要从理论依托、审美认知、创作指向等方面促动了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视角主导地位的确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至90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透视开始深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还是对当代农民文化心理的审视,作家的文化思考都指向文化的深层积淀:《苦寒行》等作品展示了农民的生存环境与人格变异的深层次联系,《古船》、《白鹿原》等作品对乡村宗法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马桥词典》等作品对乡土文化的超积累现象进行了沉潜的透视,等等。随着文化视角的迁移,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日益充实,文化意蕴的层次日益丰富。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悲剧描写及其文化意蕴。本章考察了乡村小说创作中的三种悲剧,即:社会悲剧、生存悲剧、文化悲剧。“社会悲剧”出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这类悲剧描写在突破几十年
二、一对青年党员的致富“罗曼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对青年党员的致富“罗曼史”（论文提纲范文）
（1）“市民”的沉浮 ——以《剧本》杂志为例（1952-199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市民的定义 |
| 二、戏剧体裁的特殊性 |
| 三、选题与研究背景 |
| 第一章 市民的退场(1952-1966) |
| 一、阶级性改造 |
| 二、两性特质与家庭的嬗变 |
| 三、城市的空间改造与集体想象 |
| 第二章 人民与市民的过渡 |
| 一、阶级退场:“人民”和阶层兴起 |
| 二、单位制变革:国家转向“幕后” |
| 第三章 市民的返场 |
| 一、日常生活回归 |
| 二、城市空间的再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新时期以来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改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方法与视野 |
| 三、新时期电影改编的成就与存在问题 |
| 四、论文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底本品格与主题转移 |
| 第一节 原着低迷与改编曲解 |
| 第二节 “灰色”青睐与删节反思 |
| 第二章 人物呈现与逻辑悖论 |
| 第一节 “他者”置换与性格突变 |
| 第二节 《高兴》式表演的艺术症候 |
| 第三章 故事噱头与创新瓶颈 |
| 第一节 暴力和性的镜头呈现 |
| 第二节 “菊豆”们的心理裂变 |
| 第三节 题材重复与角色固化 |
| 第四章 叙事策略的审美弱化 |
| 第一节 修辞韵味的影像流转 |
| 第二节 人物刻画的影像弱势 |
| 第三节 抽象表达技巧的影像钝化 |
| 第五章 叙事漏洞的形式拷问 |
| 第一节 细节的“螺钉效应” |
| 第二节 情节衔接的困惑 |
| 第三节 叙事节奏的失衡 |
| 第六章 改编的问题成因及解决途径 |
| 第一节 异质联姻的市场化产物 |
| 第二节 对症下药的影像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新时期小说改编电影名录（部分）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生活意识形态及其象征形式 |
| 一、 意识形态研究的批判性视域 |
| 二、 意识形态研究的建设性视域 |
| 三、 意识形态研究的生活化视域 |
| 四、 生活意识形态的传统资源与现代回归 |
| (一) 生活意识形态的本土文化资源 |
| (二) 生活意识形态的回归 |
| (三) 生活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本质 |
| 五、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 |
| (一) 意识形态运作及其象征形式 |
| (二) 农村题材影视剧的生活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
| (三) “农村题材影视剧”与“乡村生活世界”：象征形式的能指与所指 |
| 第一章 ：为生活立身——乡村的“物托邦”叙事 |
| 一、 衣食住行叙事 |
| (一) 吃与物质生活渴望 |
| 1. 馋的身体渴望 |
| 2. 官员的馋与农民物质欲求阻力的身体想象 |
| 3. 饭店与物质欲望的烹饪 |
| 4. 绿色餐桌与生活品质的自信 |
| (二) 服装与农民身体功能的转变 |
| 1. 女性服装与乡村身体的审美化渴望 |
| 2. 男性服装与乡村身体的非农民化想象 |
| (三) 居住与乡村生活空间的生产 |
| 1. 院落：由封闭到开放的生活空间 |
| 2. 室内：乡村私人生活空间的建构 |
| 3. 楼房：生活成功的空间地标 |
| 4. 环境：家园空间的生态性诉求 |
| (四) 汽车：乡村世界流动的现代时空体 |
| 1. 生活成功感的参照性想象 |
| 2. 速度隐喻与乡村发展 |
| 3. 乡村干部车辆的精神指涉 |
| 二、 从集镇/集市到工厂：农民的创业致富叙事 |
| (一) 集镇/集市：乡村经济生活现代性变革的早期空间 |
| 1. 集镇/集市与乡村生活的物质需求 |
| 2. 集镇/集市与经济生活的训练 |
| 3. 集镇/集市与农民命运的转机 |
| (二) 乡镇企业：致富梦工厂 |
| 1. 乡镇企业与乡村财富梦的生产 |
| 2. 乡镇企业与乡村创造力的生产 |
| 3. 乡镇企业与乡村新生活的生产 |
| 三、 新型经济合作社：乡村经济市场竞争力的想象 |
| 四、 农民工：城市淘金梦 |
| (一) 男人的闲置与女人的村庄 |
| (二) 机遇想象与艰难融入 |
| (三) 还乡模式与家乡情结 |
| 第二章 ：为生活立心——乡村的精神寓言 |
| 一、 乡村的婚恋叙事：尘世化与理性化的爱情诉求 |
| (一) 走出“篱笆墙的影子” |
| 1. 走出极左思想 |
| 2. 冲破传统观念 |
| 3. 走出包办婚姻 |
| (二) 爱情的尘世幸福 |
| 1. 寡妇的生活符号意义 |
| 2. 乐而不淫的性爱欲求 |
| (三) 婚恋中道德理性的建构 |
| (四) 城乡间的爱情想象 |
| 1. 都市男女的乡村情缘 |
| 2. 邂逅模式与经济契机 |
| 3. 城市乡村的无形沟壑 |
| 二、 乡村的代际关系叙事：父辈的退席,年轻人的登场 |
| (一) 父辈权威的困境 |
| (二) 子辈崛起的活力 |
| (三) 代际权力过渡的生活考场 |
| 三、 乡亲邻里叙事：从温存乡情到经济理性 |
| (一) 从为富不仁到富裕光荣的价值转型 |
| (二) 从乡邻关系到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转型 |
| (三) 从淳朴乡情到商品意识的观念变革 |
| 四、 乡村的精神风尚叙事：鼎新与守故 |
| (一) 城市化模仿 |
| 1. 乡村什物与文化指涉 |
| 2. 乡村时尚与审美流向 |
| 3. 乡村文化新地与教育新梦 |
| (二) 生态性生产 |
| 1. 农民进城的精神意义 |
| 2. 乡村世界的爱与崇高 |
| 3. 乡村的“记忆生态”想象 |
| 第三章 ：为生活立法——乡村的政治文化想象 |
| 一、 好干部叙事：乡村“领导的政治”的寓言 |
| (一) 青天模式 |
| (二) 当家人模式 |
| (三) 带头人模式 |
| 二、 乡村选举叙事：乡村民主政治寓言 |
| (一) 乡村民主的文化景观想象 |
| (二) 乡村政治内卷化的想像性突破 |
| (三) 乡村民主政治的外部护法 |
| 三、 乡村法制叙事：乡村正义的寓言 |
| (一) 权利的生产 |
| (二) 乡村正义的重新扞卫 |
| (三) 人情、伦理与法律的纠葛 |
| 第四章 ：为生活立美——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美学机制 |
| 一、 生活叙事的生活典型化与生活流手法 |
| (一) 生活典型化手法 |
| (二) 生活流手法 |
| (三) 由故事化到小品化的审美结构 |
| 二、 生活叙事的多重身份与正剧性到喜剧性变迁 |
| (一) 现代性启蒙身份与悲悯 |
| (二) 现代性模仿身份与可笑 |
| (三) 乡土民间的大众化身份与戏谑风格 |
| (四)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身份、市场化身份与娱乐性 |
| 三、 地方性与地方主体性 |
| (一) 地方性内涵的认知与遮蔽 |
| 1. 地方性作为一种个性 |
| 2. 地方性作为一种共性 |
| 3. 地方主体性 |
| (二) 地方性的生产 |
| 1. 东北地方个性的生产 |
| 2. 东北地方性生产中的时代中国叙述 |
| (三) 地方性生产的意义及局限 |
| 结语：生活之河·生活之浪·生活之沫——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意义与问题 |
| 一、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意义 |
| 二、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作及承担课题情况 |
（6）最后一个匈奴（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
| 第二章 |
| 第三章 |
| 第四章 |
| 第五章 |
| 第六章 |
| 第七章 |
| 第八章 |
| 第九章 |
| 第十章 |
| 第十一章 |
| 第十二章 |
| 第十三章 |
| 第十四章 |
| 第十五章 |
| 第十六章 |
| 第十七章 |
| 第十八章 |
| 第十九章 |
| 第二十章 |
| 第二十一章 |
| 第二十二章 |
| 第二十三章 |
| 第二十四章 |
| 第二十五章 |
| 第二十六章 |
| 第二十七章 |
| 第二十八章 |
| 第二十九章 |
（7）张一弓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8）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 前言 |
| 第一节. 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历史的幽灵与文学想象 |
| 第三节. 潘晓来信与青年的主体性问题 |
| 第四节. “青年问题”、中国当代小说与现代性 |
| 第二章 . 文学写作的主体性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代际竞逐与文坛变迁 |
| 第二节. 自我边缘和中心情结——知青作家与右派作家如何寻根 |
| 第三节. 文学返城与回乡——回乡作家与知青作家中的城乡想象 |
| 第三章 . 想象青春与记忆之“痛” |
| 第一节. 匮乏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
| 第二节. 现代化、日常生活与裂变中的青年 |
| 第三节. 历史和现实纠缠中的知青写作 |
| 第四节. 回避历史与走向传统 |
| 第四章 . 青年形象与“人”的历史 |
| 第一节. 历史的颠倒与创伤书写谁来承担 |
| 第二节. 改革叙述、空间想象与“青年”的诞生 |
| 第三节. 个人记忆与群体想象 |
| 第四节. 寻根写作与主体意识 |
| 第五章 . 作为方法的青年问题与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伤痕写作、青年叙述与断裂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文学与青年的辩证法 |
| 第三节. “现代化”的想象与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之路 |
| 第四节. “寻根”的构建及其谱系 |
| 第六章 . 结语青年：从个人主义走向全球化 |
| 第一节. 以“现代”之名的反叛：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 |
| 第二节. 《平凡的世界》与“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 |
| 第三节. 从世俗生活走向消费社会 |
| 第四节. 如何引导,怎样启蒙?——“班主任”的位置及其变迁 |
| 参考文献 |
| 八十年代小说年表 |
| 八十年代小说选本 |
| 后记 |
（9）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概念厘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价值 |
| 上篇 |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 下篇 |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10）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乡村小说”的界定 |
| 二、20 世纪中国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概况 |
| 三、本课题的论证方法及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文化转型与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视角的迁移 |
| 第一节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乡村小说的政治文化视角 |
| 第二节 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 |
| 第三节 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与乡村小说文化视角主导地位的确立 |
| 第四节 文化透视的深化与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新发展 |
| 第二章 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悲剧描写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社会悲剧：文化转型之初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局限 |
| 第二节 生存悲剧：从生存困境角度切入的文化思考 |
| 第三节 文化悲剧：城乡文化对峙中的文化守望 |
| 第三章 90 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守成倾向 |
| 第一节 乡村小说文化守成的表现及思想艺术价值 |
| 第二节 乡村小说文化守成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乡村小说文化守成现象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
| 第四章 新时期乡村小说对“食”与“土”的文化观照 |
| 第一节 新时期乡村小说对“食”的文化观照 |
| 第二节 新时期乡村小说对“土”的文化观照 |
| 第五章 作家的立场与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构建 |
| 第一节 几种身份不同的作家及其创作的文化展示特点 |
| 第二节 作家的角色转换与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郑重声明 |
四、一对青年党员的致富“罗曼史”（论文参考文献）
- [1]“市民”的沉浮 ——以《剧本》杂志为例（1952-1999）[D]. 郑晓阳. 暨南大学, 2019(02)
- [2]扶贫军团 一份来自老区的报告[J]. 照春. 黄河, 2003(06)
- [3]新时期以来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困境研究[D]. 杨天豪. 兰州大学, 2017(12)
- [4]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D]. 夏维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6)
- [5]北京情报站[J]. 刘光. 长篇小说选刊, 2011(04)
- [6]最后一个匈奴[J]. 高建群. 长篇小说选刊, 2006(06)
- [7]张一弓创作论[J]. 刘思谦. 文学评论, 1983(03)
- [8]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D]. 徐勇. 北京大学, 2012(02)
- [9]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D]. 周水涛. 武汉大学,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