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申初级阶段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宗树兴[1]（2010）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中国义务教育才真正走上了法制化之途。在随后的近20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86《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就是以《义务教育法》的提出、酝酿、形成、制定、执行和修订的过程为对象进行梳理,对这一立法和实施过程给以历史性描述和研究。此举既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当今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教育法治的整体建设并丰富教育史和教育法学学科内涵。本论文主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义务教育立法的原因和演化过程;二是义务教育立法如何影响了义务教育进程,即二者的互动关系。研究依照时间顺序,以《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准备、立法过程、执行过程为线索,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描述和分析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个体等对这一立法活动的贡献,着重梳理了各个阶段与义务教育立法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体系的演变过程。论文（不含前言）分为五个部分:第一,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第二,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第三,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第四,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第五,1986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本研究在方法设计上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历史法,以史料为基础,突出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首先,把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象之一来分析研究,它由经济基础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实现和承载。其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置于集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历史演化、法制环境、个人和团体影响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社会现象（法律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最终形成一个构成论框架,避免孤立地叙述这一立法和实施现象。再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紧密地与义务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去找寻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与义务教育事业的关系,即从义务教育立法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相互激荡、回应的角度去把握这一立法现象。1986年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研究,既考虑了我国义务教育立法的独特性:是中国的教育立法而非他国;是教育立法,遵循教育规律而非其他领域规律;又注意了法理学分析与国际比较研究。在这种共性与特性的互动中,寻找这一教育立法和实施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从而对现实发挥借鉴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986年《义务教育法》立法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在总结义务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创制的。该法创制前,我国普及教育事业经历了发展混乱和无法可依以及人治造成的低迷时期,从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义务教育立法和教育法制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我国初等义务教育普及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层次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得我国义务教育事业走上了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立法的过程既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事业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教育法制化建设的需要。在执法实践中,我国又逐步完善和修订这一法律,使之更好地发挥其保护和促进公民义务教育权利实现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尽量做到了立法程序完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思广益、民主参与的精神,但也存在立法之前的调查研究不够,国家行政机关作为法律主要制定者的不妥,议案草拟和审议过程中缺乏底层的参与者,配套条款公布的不及时,监督机制的缺失等问题。在立法内容上,《义务教育法》体现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立法内容具有前瞻性、原则性和简约性。存在的问题是立法的重心过低,对于各级人民政府权力约束表现为单向性。在执法过程中,《义务教育法》调动了地方办学积极性,推动了义务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但是,经费问题成为困扰义务教育诸多方面实施效果的主要障碍,义务教育的投资、管理和统筹层次低成为《义务教育法》实施质量的障碍。综合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订立、实施与修改完善过程以及对该法的分析,并比较中外义务教育法制化路径,对于未来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制建设,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要突出全国人大立法的重要地位,更多地采用人大立法;尽量提升教育立法的层次,并从数量上减少、重要性方面降低行政部门《意见》、《规定》、《纲要》等低层次法规的作用;努力营造民主氛围,尽可能地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人大代表提供表达观点和意见的舞台;逐步培养人们,特别是基层民众参与教育立法的意识,并创设其参与机制;要完善立法前的科学调查,完善草案的审议程序和法案的监督程序;适当借鉴欧美国家的立法思路,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立足现实,注意责、权、利的平衡。以便创制更为完备的义务教育法律,保护和促进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彭巨水[2]（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刘瑜[3]（201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探索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付诸中国实践并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重大成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艰辛探索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我们党不断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国人在反思中国积贫积弱原因后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但结果屡屡碰壁失败。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过程中,我们吸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此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然性和持续性,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并且指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观（简称习近平制度观）。综上所述,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有鉴于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学理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梳理、阐释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习近平制度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篇博士论文的主题和主线。论文由五个章和引言、结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整个研究的任务和方法进行说明,对现阶段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析。正文由五个章构成,第一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括,其中包含马克思研究制度的方法论。第二章主要是阐述毛泽东时期制度建立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理论的渊源和基础。第三、四、五章主要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第三章以历史梳理为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时期的建设和发展作总体性的叙述,第四章重点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创新经验及理论成果,第五章对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制度观作梳理、总结和提炼。结语部分在对全文作提纲挈领的概括外,还论述了习近平制度观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论文的主要观点有:马克思制度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包括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在制度分析中的运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社会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1956年代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立足本国实际,善于吸收借鉴苏联经验,进行有益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思想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改革入手,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泽民承前启后,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胡锦涛时期继续推进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丰富,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首先,它是一种社会形态。其次,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由四个层面的制度构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法律体系、体制机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既属于同一层次,又有所区别,基本制度要正常运行,则需要体制机制等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和经济两大部分,具体制度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制度系统,其内涵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断丰富。理论创新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创新的重要条件。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制度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新发展、新成果。它的理论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要理论基石是我国社会主矛盾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制度观内涵丰富,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方位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制度定型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制度自信等内容。习近平制度观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曹胜[4]（20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文中认为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历来是关系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科学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除导论外，主体部分共由5章组成，现将主要内容扼要概述如下：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必须首先探讨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展了重大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发展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各类国家都面临着发和平与发展的任务。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时代主题的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要求。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对中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扩展使世界经济联为一体，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组织者和主要驱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发展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材料技术为基础，能源技术为支柱，以生物技术为前景，以空间技术为延伸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在新科技革命的应对决策。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点：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实现了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的转变、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其新的变化，正确处理好两制关系，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时代主题转变的客观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需要、回应“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和平发展道路”有一个由学术界提出、国家领导人阐述、国家政策宣示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其内涵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模式。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发展道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走开放发展道路是我国历史教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国际比较后的自觉选择。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在中国走开放发展道路，不损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合作共赢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其基本形式是：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国际劳务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渐进式开放步骤，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逐步开放。现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经济区-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发展、完善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新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发展要求，以中国国情为现实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汲取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训，改革僵化体制，借鉴了世界市场经济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赶上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制度创新。传统经济体制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的科学预设，尽管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逐渐僵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必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替代。中国共产党把市场经济从制度属性里剥离出来，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特征是：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民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来就是进步人类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民主政治是时代的要求，成立90年以来，对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目标，丰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时代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要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法治是当代世界文明国家治理国家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体现时代的精神，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灾难和苦痛，又借助世界市场经济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大大缩短了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这毫无异议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指导思想上的借鉴、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影响、建立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启迪、经济体制、所有制改革的启示、对时代认识的借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任务、不附加如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和合作，都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无疑也就会激起发展中国家情感上的共鸣，实践中的学习。主要的借鉴价值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一种开放的、引领时代的道路，是世界发展道路的直接继续，是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身的发展以及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贡献。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发展开辟了一新路，其崇高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促进世界和谐。
张富文[5]（2011）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这一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既能够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为丰满和更进一步深化,也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尤其能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研究,从而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为线索,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研究、文本分析以及共时性和历时性等研究方法,系统归纳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体系,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得出以下结论:（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指针;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其具体内容为: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核心内容;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八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保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精神动力。论文由引言、正文七章和结语组成。引言部分简要说明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和价值,评析了本课题的学术研究概况,界定了相关概念,介绍了论文的创新点、重点难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概念的界定是本文颇具特色之处。第一章主要梳理、归纳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体系。本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主观条件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立论基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终极目标等几个基本方面。本章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特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章还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区分。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理论体系的细致梳理和概括,是本文的一个独到之处。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毛泽东的人本思想。本章在阐述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国情基础、文化基础和毛泽东的主观特质因素的基础上,把毛泽东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依靠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观;树立群众观点的公仆观;向人民群众负责、照顾人民利益的群众观等。本章还把毛泽东人本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人民解放论、人民主体论、人民主权论和人民取向论等几个方面。第三章是对邓小平人本思想的系统整理和概括。本章在论述邓小平人本思想产生的时代主题、国内环境、理论基础和个人特质的基础上,把邓小平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注重发展生产力,提出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扬政治民主和进行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重视科技和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不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的作用等。本章还把邓小平人本思想的特点概括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方面的解放。第四章主要阐释的是江泽民的人本思想。本章在翔实分析江泽民人本思想产生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把江泽民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重申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重视科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主张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本章把江泽民人本思想的实现途径概括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战略等几个方面。本章还把江泽民人本思想的特点概括为时代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等几个方面。第五章主要梳理和阐述了胡锦涛的人本思想。本章在把握胡锦涛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的基础上,把胡锦涛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在发展观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执政理念上,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社会建设上,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创新观上,以人为本,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在“三农”问题上,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本章还把胡锦涛人本思想的特色概括为全面性、突破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等几个方面,并把胡锦涛人本思想的重要作用概括为: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理念,实现了“双重”超越,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人为本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指针,有利于促进政府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能够大力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以人为本作为新时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突破了几个观念,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对胡锦涛人本思想重要作用的概括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第六章主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地位。本文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地位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指针;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等,这些观点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七章总结和归纳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本文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概括为: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核心内容;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八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保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精神动力。这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结语部分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本文把其概括为“四个坚持”、“两个反对”、“一个批判继承”。“四个坚持”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反对”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一个批判继承”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张伟军[6]（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提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王永义[7]（2018）在《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文中指出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就连带产生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在实际中,基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过,马克思主义有着它确定的本质,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并在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首先需要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准确理解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我们党不断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观的“渊源理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观的“本源理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新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能够影响国家发展全局和经济政治文化走向,那么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观察我们党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窗口,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部内容的重要入口。这个问题研究好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更好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不断坚定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进而更好指导社会实践。相比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反观当前研究现状,二者还是不够对称的。相对于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丰富内容,对它的研究却还比较薄弱。本文力图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某些研究空白和薄弱环节,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作家的言说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等为依据,从理论和历史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分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读、总体认识、基本评价,总结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启示,着力在某些环节和角度上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第一,梳理了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论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特别是对学习研究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第一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认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分析。介绍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说明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背景、理论渊源,说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这些内容为依据和前提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论文第二章从三个阶段介绍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形成过程。文章认为,习近平出生于革命家庭,这为他从小感知党的优良作风、汲取党的优秀传统提供了非常好的革命文化氛围。知青时期,是习近平的政治立场基本确立的时期。他在地方工作时期,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期。他在中央工作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继续发展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深刻成熟。第二,概括了习近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这一问题,文章分三章作了详细分析,分别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三章阐发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部分。关于这三个部分,习近平有关论述是比较丰富和集中的。文章概括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其中包括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关于学习实践九个主要思想的认识,解析了他对发展政治经济学有关问题的认识,解析了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观点。第四章阐释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从科学性、人民性、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几个特征是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讲话中概括而来的,有着比较坚实的立论依据,能够代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特点的认识。第五章阐发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认识。其中包括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科学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等方面。总体来说,这一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基本特征、基本历史等三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认识。第三,分析了习近平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这一问题,文章分三章作了阐释,分别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六章阐发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认为他一如既往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原有命题给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涵,让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更加清晰、明确、坚定。习近平的这些重大论述,鲜明地告诉我们既要有理论定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有理论创新,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第七章阐发了习近平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本观点,并从学习、研究、宣传等三个领域作了详细分析。例如在学习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对学习经典着作、建设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等观点;在研究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等要求;在宣传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领域有三类地带、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创新的有关论述。第八章阐发了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批判错误思潮的有关情况,主要从批判“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问题展开论述。总的来看,这些内容包括了习近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基本观点,反映了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与时偕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第四,总结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贡献和启示在回顾论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文章总结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三个重要贡献,一是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文章认为,在全面继承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上,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文章从各个角度对这些特点作了深入说明。二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广泛表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各个层面、直接表现在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三是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在对理论贡献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深理解和正确对待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四点重要启示。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到文本解读与掌握原理的辩证统一。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精读和解读经典着作,一种是学习和掌握基本原理。不过,这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关系,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文本研究不能取代基本原理研究,基本原理研究也不能取代文本研究,应该做到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辅相成。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需要既重视经典着作,也重视基本原理,做到从原着中掌握原理、以原理为指导来阅读原着的有机融合。二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握革命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思想家是根本上一致的,就是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离开这一认识,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和实质,也就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一种倾向,就是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加以切割。对此,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历史统一,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具有普遍适用性,它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基本方向,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因此,它的最高价值取向、理论精髓、基本原理、方法论等必须坚持,这一点要坚定不移。同时,它又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不可能预见到人类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更不可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它的许多观点甚至是基本观点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能是一种行动上的指南。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应该是坚持与发展的有机融合。四是拓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足中国实际,这是第一位的,不可替代的,同时也要增强世界眼光,勇于提出和回答“人类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往哪里走”等问题,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
钟晓雅[8]（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阳斌[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李攀[10]（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二、重申初级阶段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申初级阶段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1.1 有利于义务教育制度的完善 |
| 1.1.2 有利于当今义务教育诸多问题的解决 |
| 1.1.3 有利于教育法治建设 |
| 1.1.4 本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价值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义务教育法规文献汇编 |
| 1.3.2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相关卷本中有关义务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部分 |
| 1.3.3 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以及有关单项政策法规的研究文献 |
| 1.3.4 各种教育年鉴和统计资料 |
| 1.3.5 一些有关义务教育的专着中已有部分关于义务教育立法的研究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法 |
| 1.5.2 比较法 |
| 1.6 本研究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
| 1.6.1 本研究的特点和难点 |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6.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2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 |
| 2.1 解放前夕中国普及教育数量和质量亟需提高的现实需要 |
| 2.2 毛泽东与普及教育事业相关的教育思想的起伏变化 |
| 2.2.1 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较为理性的论述 |
| 2.2.3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加快教育发展的非理性观点 |
| 2.2.4 大跃进至文革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延续 |
| 2.2.5 文革中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加剧 |
| 2.3 中央层次与普及教育相关方针政策的起伏 |
| 2.3.1 解放初期至大跃进之前积极稳妥的普及教育政策 |
| 2.3.2 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冒进 |
| 2.3.3 大跃进至文革前义务教育政策的局部调整 |
| 2.3.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跌宕起伏 |
| 2.4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波动 |
| 2.4.1 建国后至大跃进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
| 2.4.2 反右倾至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事业的冒进 |
| 2.4.3 大跃进至文革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的适当收缩 |
| 2.4.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事业遭到重创 |
| 2.5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
| 2.5.1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 |
| 2.5.2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失误 |
| 第3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 |
| 3.1 文革后中国社会初步变革的大环境 |
| 3.1.1 思想领域的大解放 |
| 3.1.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普及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 |
| 3.1.3 领导制度改革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
| 3.1.4 法制环境好转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制度基础 |
| 3.2 邓小平教育思想为普及教育事业奠基 |
| 3.2.1 邓小平与普及教育相关的教育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对普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3.3 中小学的拨乱反正工作 |
| 3.3.1 中小学教育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
| 3.3.2 中小学的各类平反工作 |
| 3.3.3 中小学教育教学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
| 3.4 普及小学教育若干政策法规的出台 |
| 3.4.1 中央层次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2 地方层次各级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3 各地多措并举促进小学教育的普及 |
| 3.4.4 案例分析1980 年代初河北农村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
| 第4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 |
| 4.1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进一步发展的有利环境 |
| 4.1.1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
| 4.1.2 科技体制的改革 |
| 4.1.3 教育体制的改革 |
| 4.2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直接推动普九立法工作 |
| 4.2.1 《决定》对普九目标和保障条件的规定 |
| 4.2.2 《决定》明确提出普九立法任务 |
| 4.2.3 《决定》实施后义务教育事业的诸多变化 |
| 4.3 义务教育立法工作的起步 |
| 4.3.1 地方义务教育法规的先行奠基 |
| 4.3.2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立法准备 |
| 4.3.3 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立法 |
|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
| 4.4.1 李鹏就义务教育法草案向全国人大的报告 |
| 4.4.2 《义务教育法》的通过 |
| 第5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 |
| 5.1 新闻媒体的宣传 |
| 5.1.1 各大报刊的社论和《义务教育法》宣传提纲 |
| 5.1.2 政界对《义务教育法》的肯定 |
| 5.2 全国人大和中央部委的推动 |
| 5.2.1 全国人大的普九调研 |
| 5.2.2 表彰普及教育先进 |
| 5.2.3 中央部委下发普九系列法规 |
| 5.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地方实施 |
| 5.3.1 地方各界的普九宣传 |
| 5.3.2 义务教育地方法规相继出台 |
| 5.3.3 执行《义务教育法》取得辉煌成就 |
| 5.3.4 《义务教育法》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
| 5.3.5 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 |
| 5.4 2006 年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 |
| 5.4.1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酝酿与出台 |
| 5.4.2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主要变化 |
| 5.4.3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 |
| 第6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 |
| 6.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路径 |
| 6.1.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
| 6.1.2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程序分析 |
| 6.1.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内容分析 |
| 6.1.4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效果分析 |
| 6.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异同比较 |
| 6.2.1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共性 |
| 6.2.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差异性 |
| 6.3 对未来中国教育法治化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制度理论研究的任务 |
| 二、制度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的重要观点和论述 |
| 一、唯物史观的维度 |
| 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维度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 |
| 二、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路径、方式和目的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历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整体观 |
| 三、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人本观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和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是基本方向 |
| 二、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 |
|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 四、“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的确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
| 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偏差 |
| 第三节 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 |
| 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探索制度模式时既要大胆吸收外来经验,也要立足本国实际 |
| 三、正确处理好制度与人之间关系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 |
| 一、揭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辩证关系 |
| 二、恢复和发展各项政治制度 |
| 三、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改革 |
| 五、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
| 一、党和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发展 |
| 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
| 四、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政治制度方面的新探索 |
|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 |
| 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四、制度建设方面的新论述新成果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结构 |
| 一、社会形态层面的基本制度 |
| 二、社会结构层面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比较中发展和完善 |
| 二、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先导和保障 |
|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保证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成果 |
| 一、关于社会形态层面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关于制度本质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本质论 |
| 三、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
| 第五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观 |
| 第一节 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石 |
| 一、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前提 |
| 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基石 |
| 第二节 习近平制度观的丰富内涵 |
| 一、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全方位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的制度改革 |
| 三、制定实现制度建设定型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
| 四、制度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制度建设 |
| 六、深刻揭示制度自信与“四个自信”的内在关系 |
| 第三节 习近平制度观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一、习近平制度观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新发展 |
| 二、习近平制度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创新成果 |
| 结语:深化认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制度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由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框架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框架结构 |
|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 |
| 一、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
| （一） 时代主题的转换 |
| （二） 时代主题转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 |
| 二、 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 |
| （一）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
| 三、 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 |
| （一） 新科技革命的特征 |
| （二） 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
| 四、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 （一）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动因及特点 |
| （二）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 |
| 一、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因 |
| （一） 时代主题的客观需求 |
| （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 （三）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需要 |
| （四） 回应“中国威胁论”的需要 |
| 二、 和平发展道路的形成 |
| 三、 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
| （一） 利用世界和平促进中国发展 |
| （二） 利用中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
| 四、 和平发展道路的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发展道路 |
| 一、 开放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
| （一） 总结历史教训的必然结论 |
| （二）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
| （三）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 |
| （四） 国际比较后的主动选择 |
| 二、 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的原则 |
| （一）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
| （二）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
| （三）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 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 （一）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
| （二） 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合作共赢发展 |
| （三）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新发展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要性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特征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
| （一） 利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
| （二）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 （三） 确定“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价值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
| （一）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 （二） 走独立自主的开放发展道路 |
| （三）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促进世界发展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促进世界和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和价值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主要创新点与重点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体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 |
| （三）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
|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立论基点 |
| （三）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价值诉求 |
| （四）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终极目标 |
|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特点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
| （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
| （三）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 |
| 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若干人本主义理论的区别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区别 |
| （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 |
| （三）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区别 |
| 第二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本思想 |
| 一、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二） 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国情基础 |
| （三） 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文化基础 |
| （四） 毛泽东的主观特质因素 |
| 二、毛泽东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
| （二） 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依靠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观 |
| （三） 树立群众观点的公仆观 |
| （四） 向人民群众负责、照顾人民利益的群众观 |
| 三、毛泽东人本思想的特点 |
| （一） 人民解放论 |
| （二） 人民主体论 |
| （三） 人民主权论 |
| （四） 人民取向论 |
| 第三章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本思想 |
| 一、邓小平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时代主题 |
| （二） 国内背景 |
| （三） 理论基础 |
| （四） 邓小平的个人特质 |
| 二、邓小平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
| （二） 注重发展生产力，提出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目标 |
| （三）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扬政治民主，进行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 |
| （四） 重视科技和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 （五） 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不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的作用 |
| 三、邓小平人本思想的几点突破 |
| （一） 实现了人民经济上的解放 |
| （二） 实现了人民政治上的解放 |
| （三） 实现了人民思想上的解放 |
| 第四章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本思想 |
| 一、江泽民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
| （一） 世界大环境 |
| （二） 国内小环境 |
| （三） 中国共产党党内情况 |
| 二、江泽民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重申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二） 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 （三）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 |
| （四） 重视科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
| （五）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主张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三、江泽民人本思想的实现途径 |
| （一）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二） 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三） 科教兴国战略 |
| （四） 依法治国战略 |
| 四、江泽民人本思想的理论特色 |
| （一） 时代性 |
| （二） 创新性 |
| （三） 人民性 |
| （四） 实践性 |
| 第五章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本思想 |
| 一、胡锦涛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
| （一） 世界发展潮流的大趋势 |
| （二） 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实践经验 |
| （三）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四）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的逻辑必然 |
| 二、胡锦涛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
| （二） 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 （三） 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四） 以人为本，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
| （五） 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六） 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 三、胡锦涛人本思想的主要特色 |
| （一） 全面性 |
| （二） 突破性 |
| （三） 实践性 |
| （四） 前瞻性 |
| 四、胡锦涛人本思想的重要作用 |
| （一） 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理念，实现了“双重”超越，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 |
| （二） 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执政的合法性 |
| （三） 以人为本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指针，有利于促进政府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
| （四） 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能够大力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 |
| （五） 以人为本作为新时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突破了几个错误观念，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地位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 |
|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
|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指针 |
| 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检验标准 |
| 五、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六、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
| 一、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 |
| 二、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核心内容 |
| 三、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八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
| 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
| 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精神动力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
|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
| 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五、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
| 六、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
| 七、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必须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 |
| 1.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涵 |
| 2. 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是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意义和本文的研究创新 |
| 1.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意义 |
| 2.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综述 |
| 3.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其若干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观 |
| 第一节 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认识 |
| 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
|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 |
| 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
| 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
| 四、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 |
| 第二章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政治立场的基本确立:知青时期 |
| 一、革命家史 |
| 二、知青时期 |
| 第二节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地方工作时期 |
| 一、河北时期 |
| 二、福建时期 |
| 三、浙江和上海时期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中央工作时期 |
| 一、从十七大到十八大 |
| 二、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
| 三、十九大及以来 |
| 第三章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阐发 |
| 第一节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 |
| 一、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阐发 |
| 二、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阐发 |
| 三、对九个方面主要思想的阐发 |
| 第二节 阐释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
| 一、阐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 |
| 二、提出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重大原则 |
| 三、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第三节 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思想 |
| 一、阐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 |
| 二、明确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
| 三、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 |
| 第四章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的概括 |
| 第一节 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
|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
| 二、分析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会过时 |
| 第二节 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
|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
|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
| 三、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 第三节 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一、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三位一体”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一脉相承” |
| 三、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 |
| 第四节 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
| 一、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 |
| 二、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
| 第五节 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
|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
| 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 |
| 第五章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 |
| 第一节 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
| 一、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六个历史阶段 |
| 二、科学把握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
| 第二节 科学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
| 一、阐述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
| 二、阐述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
| 三、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 |
| 第六章 习近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 |
|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
| 一、论述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二、论述马克思主义观点 |
| 三、论述马克思主义方法 |
| 第二节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一、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三、阐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七章 习近平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阐述 |
| 第一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 |
| 一、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 |
| 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
| 三、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 第二节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
|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 |
| 二、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
| 三、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 |
| 第三节 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强起来 |
| 一、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三个地带” |
| 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
| 三、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
| 第八章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批判各种错误思潮 |
| 第一节 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功能 |
| 一、严肃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
| 二、认真对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
| 三、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批判错误思潮 |
| 一、批判“普世价值” |
| 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
| 三、批判西方宪政观 |
| 四、批判新自由主义 |
| 第三节 习近平展开理论批判的主要特点 |
| 一、从思想根源上揭露错误思潮 |
| 二、从基本立场上批判错误思潮 |
| 三、从政治主张上批判错误思潮 |
| 结语 |
| 一、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贡献 |
| 1. 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 2. 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
| 3. 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
| 二、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启示 |
| 1. 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实现文本解读与掌握原理的辩证统一 |
| 2. 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握革命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 |
| 3. 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
| 4. 拓展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和“世界化”的辩证统一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10）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重申初级阶段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D]. 宗树兴. 河北大学, 2010(07)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D]. 刘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 曹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8)
- [5]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D]. 张富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D]. 王永义. 南京大学, 2018(05)
- [8]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10]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