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贸易部九八年商品市场形势分析座谈会（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朱辉进[2]（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因而被称之为“启动历史的变革”。40余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市场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进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农村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水平,而农村市场化建设是解决目前农村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为主题,旨在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取得的成就,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反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思考。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三个层面分类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本文的观点和看法,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概念,简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概述了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五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点。第二章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包括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经验,总结了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过程中,思想和实践层面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第三章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包括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和职能范围、逐步推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方面。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朱梦雨[4]（2020）在《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日益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实践证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外交往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对外贸易思想是对外交往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研究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包括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来源,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希望能对理解习近平对外贸易论述提供一些启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贸易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应该重视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发展的借鉴意义。除结语外,全文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绪论,厘清本论题的已有研究,明确研究意义,交待研究运用的材料及方法,并陈述本研究的创新及不足。第二章分析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列宁、斯大林对外贸易理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思想。以上四个方面是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第三章论述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过程。依照时间顺序,分成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是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发展成型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曲折发展阶段。第四章论述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因为国家统制型是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特征,所以本文主要从毛泽东对外贸易管制方面来把握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外贸易管制的必要性、对外贸易管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外贸易管制的主要方法。第五章论述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启示。分析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在历史上产生的效应以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特点。重视毛泽东外贸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外贸思想的不断发展。本文认为,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是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重要来源。研究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不但对研究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乃至研究毛泽东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国今后的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都有指导借鉴意义。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蒋捷媛[6]（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郭少飞[7]（2020）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1]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业建设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思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即开始了边区工业的初步建设。全面抗战初期的前三年,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7.2%、51.96%、85.97%。[2]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摩擦与蚕食,边区所需的工业必需品被一概禁绝。特别是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加紧了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等封锁力度,边区的所有经济援助、工农业用品的渠道陷入困境,日寇、伪军也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再加上当时边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反“扫荡”和反“蚕食”,打破“包围”和“封锁”,发展与改善民生,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工业。1939年1月,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呼吁,成立了生产运动委员会,制定了相关生产制度。1940年2月,党中央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边区工业政策也得到进一步完善。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经济建设是边区发展最中心的任务之一,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工商业,积极发展合作事业和私营手工业,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当年实现在财税比例中工业超过农业。1943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民营工业、私营工业等得到全面发展,多种基本工业品实现了基本自给。[1]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类型主要包括纺织业、煤炭工业、盐业、兵器工业、造纸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炼铁工业等八种工业。边区的工业不仅是当时重要的财税来源,也促成了边区与外地贸易的平衡,这进而支撑了边区的各方面建设。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经济委员会;积极保护和奖励工业生产;大力引进科技人才,提倡技术创新;不断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力度;主张公私兼顾,平衡公营与私营之间关系;等。从历史作用来看,这解决了当时边区工业必需品缺乏的实际困难,提供了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激发了根据地的生产主动性与革命积极性;平衡了边区的内外市场,稳定了边区金融与市场秩序,保证了边区财政供给的可持续性。在精神层面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工业建设中所形成的“新型工人”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奠定了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基本格局,也为建国后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徐涛[8]（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李攀[9]（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郑学伟[10]（2019）在《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私营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对于发展繁荣经济、保障战争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党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逐渐确立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建国后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在各地具体执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分打击私营工商业、急于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左”的错误,以及过于依赖私营工商业、不敢同私营工商业开展必要斗争的右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更好地发展私营工商业,党建立了工商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接管城市工商局的建立,为建国后中央一级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外资企业局,开展私营工商业、外资企业相关工作。中央外资企业局作为单独建制的单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3月,中央外资企业局与中央私营企业局合署办公,中央私营企业局设立了外资企业处。中央私营企业局成立后,开展了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积极宣传阐释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以及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动态;为改变建国初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央私营企业局积极做好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清理、接管官僚资本、敌伪产业,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工作,并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增强私营工商业投资的积极性,拟定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等。同时,中央私营企业局还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外资企业注册监管等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建国初期,在国家财经统一后,由于市场物价稳定,由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出现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私营工商业发展较为困难。针对此,党和国家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时掌握对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具体组织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立了开展加工订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加工订货工作以中央私营企业局、各地工商局为牵头部门开展,在加工订货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也自然主要由其承担。在此过程中,为更好地开展工商业调整工作,加强中央私营企业局同各地工商局的工作联系,1950年7月15日,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名义署名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企局工作决定》。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调整工商业相关工作,为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加工订货的过程,同时是政府财政工作部门、国营经济将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生产,对私营工商业开展改造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经济形势不好时,私营工商业会要求国家加大加工订货的力度,经济形势好时,私营工商业就会以各种形式抵抗国家的加工订货。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商业更是出现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情况,极大危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及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力度,使私营工商业更好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经济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同时,“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工商业再一次出现了发展困难、歇业大量增加、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等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开展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各地工商局重点开展了进一步规范加工订货、进一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督改造、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调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工作。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改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从隶属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务院。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是建国初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央私营企业局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样是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管理这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中央私营企业局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是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力量增强的过程,同时是同地方工商局联系不断加强,建立更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增强改造私营工商业工作力度的过程,这些都为后来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国内贸易部九八年商品市场形势分析座谈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贸易部九八年商品市场形势分析座谈会（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及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正确认识市场与市场经济 |
| 二、正确认识市场化与农村市场化 |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
| 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 |
| 二、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
| 三、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巩固 |
| 四、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农村市场化建设试验阶段(1978—1984) |
| 二、农村市场化全面探索阶段(1985—1991) |
| 三、农村市场化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1) |
| 四、农村市场化综合改革阶段(2002—2011) |
| 五、农村市场化深化改革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培育了多元化的农村市场经营主体 |
| 二、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塑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
| 四、提高了农村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
| 五、构建了农产品市场经济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探索的启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应该谨记的三条经验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思想上存在的误区 |
|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 |
|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一、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农村资金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三、深化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一、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
| 二、强化农村市场自身建设 |
| 三、加强政府和市场互动效率 |
| 第三节 逐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一、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度” |
| 二、适度规模经营的三种主要模式 |
| 第四节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一、引导绿色农业经济发展 |
| 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三、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5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中的创新 |
| 1.5.2 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二章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 |
| 2.2 列宁、斯大林的对外贸易理论 |
| 2.3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 |
| 2.4 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 |
| 第三章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过程 |
| 3.1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初步形成 |
| 3.2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成型 |
| 3.3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曲折演变 |
| 第四章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关于对外贸易管制的必要性的分析与阐释 |
| 4.2 关于对外贸易管制基本原则的认识与论述 |
| 4.3 关于对外贸易管制主要方法的制定与实施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意义启示 |
| 5.1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现实效应 |
| 5.2 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的接续发展 |
| 5.2.1 坚持中国对外贸易的展开 |
| 5.2.2 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
| 5.2.3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梳理 |
| (一)国内方面 |
| (二)国外方面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定性分析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对比研究法 |
| (四)实地考察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建设的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奠定无产阶级工业建设的理论基石 |
| (二)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业建设的历史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业建设思想“萌芽” |
| (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业建设探索实践 |
| 三、陕甘宁边区发展工业的优势条件 |
| (一)陕甘宁边区有先进的政治环境 |
| (二)陕甘宁边区有丰富的资源条件 |
| (三)陕甘宁边区成立时的工业基础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历程 |
| 一、陕甘宁边区工业的摸索阶段(1937-1940 年) |
| 二、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初步奠基(1941-1942 年) |
| 三、陕甘宁边区工业的成型阶段(1943-1946 年) |
| 四、陕甘宁边区工业的继续发展(1947-1950 年)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对工业工作的领导 |
| (一)开展大生产运动,奖励劳动英雄 |
| (二)主导工业建设,成立专门委员会 |
| (三)执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基本原则 |
| 二、遵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工业政策 |
| (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 |
| (二)以纺织业为中心,发展基本手工业 |
| (三)工农相互促进,以工业推动农业 |
| 三、引进科技人才,提倡技术创新 |
| (一)重视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 |
| (二)倡导技术改造,推动技术革新 |
| (三)尊重技术人才,推广技术成果 |
| 四、确立企业化原则,完善制度化管理 |
| (一)建立核算制度,实施一元化领导 |
| (二)改革工资制度,实施股金分红 |
| (三)调整劳资关系,提高劳动效率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历史作用 |
| 一、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微观作用 |
| (一)解决了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 |
| (二)提高了边区群众的生活水平 |
| (三)培养了工业建设的干部人才 |
| 二、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宏观作用 |
| (一)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 |
| (二)奠定了地区工业的基本格局 |
| (三)丰富了永载史册的延安精神 |
| (四)积累了工业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五)形成了共和国工业制度的“雏形”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一、1980年代前中共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演变 |
| 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原因分析 |
|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和功能定位 |
| 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机制和议题设置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0-1984) |
| 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指导“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 |
| 三、初步酝酿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改革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4-1987) |
| 一、积极应对经济波动 |
| 二、参与“七五”计划的编制 |
| 三、实行“价格双轨制” |
| 第四章 十三大召开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1989) |
| 一、高层决定“物价闯关” |
| 二、提出“治理环境、深化改革”的方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确立 |
| 一、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逐步确立及完善 |
|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私营工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及出现的问题 |
| 一、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 |
| 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
| 第二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和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地方工商局的建立 |
| 一、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工商管理部门的建立 |
| 二、解放后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构成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发展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的组织架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领导构成 |
| 第三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商体制 |
| 一、中央一级工商体制 |
| 二、大行政区一级工商体制 |
| 三、各省及大中城市的工商体制 |
| 第三章 做好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一节 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状况 |
| 一、宣传、贯彻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
| 二、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 |
| 三、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 |
| 第二节 做好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除旧布新工作 |
| 一、清理企业公私股权 |
| 二、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 |
| 三、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 |
| 第四章 多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相关工作 |
| 第一节 参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 |
| 一、起草《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 |
| 二、各地工商局指导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
| 三、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工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一、各地工商局各自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的颁布 |
| 三、领导开展全国统一的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四、商标注册监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开展外资企业注册监管工作 |
| 一、解放前党对外资企业的政策 |
| 二、中央外资企业局的建立及外资工作的开展 |
| 三、各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外资企业登记监管工作 |
| 第五章 私营工商业调整中的中央私营企业局 |
| 第一节 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 |
| 一、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的表现及原因 |
| 二、征求对私营企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 |
| 第二节 落实第一次私营工商业调整的政策 |
| 一、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
| 二、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加工订货 |
| 三、由加工订货衍生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 |
| 第三节 第二次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及开展的主要工作 |
|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及对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私营工商业调整中开展的主要工作 |
| 结语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发展是符合当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国内贸易部九八年商品市场形势分析座谈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D]. 朱辉进.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毛泽东对外贸易思想研究[D]. 朱梦雨.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D]. 郭少飞.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D]. 郑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