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部分名词典故及历史事件注释（论文文献综述）
高晓惠[1]（2021）在《《列宁全集》中文版的产生及其他》文中提出《列宁全集》中文版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具有意义的大事。《列宁全集》在中国迄今共出过两版。中文第一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产物。中文第二版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发展阶段的成果。第一版照搬照译了苏联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版则是以苏联的《列宁全集》第五版为基础、由中国自行编辑且是世界上迄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一个全集版本。《列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凝聚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几代翻译家、编辑和研究工作者的心血,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在中国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陈勇[2]（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贾一村[3]（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薛悦[4]（2020）在《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文中提出习近平着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外译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相关文本进行日译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相关着作的原文及两个日译本为语料,探讨复句日译问题。通过考量译者与受众双方思维过程,厘清翻译-接受过程中双方思维异同,为习近平相关着作及中央文献日译提供翻译策略,助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本文所指习近平相关着作的译本是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的『中华民族の伟大な复兴を目指す中国の梦』『改革の全面的深化について』『全面的な法に基づく国家统治』『党风·廉洁政治建设と反腐败闘争』以及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翻译的『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第一巻）、『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第二巻）。由于译者不同,双方译文处理也存在诸多不同,为对比研究提供了现实保障。本文研究对象为复句。汉日复句无论是定义还是分类均有一定相通之处,为日译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同时,二者也存在诸多不同,需译者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实现跨文化交际。习近平相关着作善用复句,语言气势磅礴、振奋人心。内容中既出现了不少并列铺排结构,也存在有标、无标复句混杂的复杂结构。日译中,由于汉日语法及逻辑思维的不同,这些复杂结构往往容易成为日译的难点,需译者对原文各分句信息进行重新整合,以实现达意,如完全保留原文结构进行日译,则容易影响交际效果。因此,本文详细探讨复句日译问题,现阶段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关联理论认为翻译即“交际”,在该理论视阈下,原文与受众不是难以平衡的天平两端,需要各自作为交际中一环,发挥自身作用,为实现交际,译者与受众需共同合作。因此,本文将译者与受众共同纳入考量,借鉴该理论中“推理-明示”“心力-效果”“认知语境”“最佳关联”等几个重要概念,归纳总结了习近平相关着作中有标、无标复句类型及各自日译方法,详细梳理了译本异同,探讨了复句日译及接受情况。译本对比结果显示,习近平相关着作复句日译译本处理同中有异。有标复句译本处理一致性较高,无标复句译本间体现了更强的差异性。在详细归纳总结了各句式日译方法基础上,本文将译文未采用顺译,而采用变序、转译等手法进行日译的例句视为体现了译者“额外心力”,通过译者访谈,明确了翻译中译者思维过程,更为真实的还原了译文背后译者诸多考量。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文献日译译者“推理-明示”的“心力”主要面向原文,但是并非单纯忠实于原文,译者“额外心力”中,综合考虑了文意、语境、句长、逻辑等多方因素,且兼顾受众理解。以译本对比结果为基础,本文将译本处理一致的例句视为双方译文均已具备足够的关联,未详细进行受众调查。同时,聚焦译本处理差异性较大的例句,通过对受众进行问卷及访谈,探讨了译文接受效果。首先,问卷结果群体差异性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是否接触过中国政治,与个别题目接受度选择构成关联,职业及日译文期待则与各题目均未构成关联。其次,通过进一步分析问卷及访谈结果可知,受众“推理”过程中“心力”主要面向交际,受众希望复句结构体现日本政治文献文体特点,且主题突出、前后结构呼应、逻辑通畅、句长适中。因此,相关译文整体接受良好,同时由于受众与译者对日译文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也存在一些译者心力与接受效果不相匹配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有标复句中多重复句及无标并列关系,个别内容存在逻辑不清、主题不明、难以理解等问题。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基础在于译者与受众间实现“互明”,这一观点正体现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所强调的“融通中外”逻辑内涵。因此,本文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点置于缩小译者与受众认知语境差距方面,从译者、受众、中央文献文本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以翻译贡献于对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以译者为中心,提出现阶段复句日译应进一步回应受众期待,实现“最佳关联”,明确了各句式日译策略,为习近平相关着作等中央文献复句日译提供了可参考意见。以受众为中心,明确了现阶段受众对我国政治文本整体认知情况,并探讨了进一步提升日本受众认知语境的策略、方法,强调需社会形成合力,在提升其对我国文化感知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其对中央文献等政治文本整体接受水平。以中央文献传播模式为中心,指出线性传播模式已不能满足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需要,应实现“传播-反馈”双向循环,既让受众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听到受众的声音。只有通过不断明确受众心理,促进译者与受众间形成互明,中央文献翻译才能更好的实现“融通中日”“融通中外”,发挥其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王继奎[5]（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提出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关永皓[6]（2020）在《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研究的方法、路径、范式在不断翻新,翻译理论也越来越丰富,翻译不应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应同时兼顾语言、跨文化交际、语篇特征等属性,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本论文认为,翻译的直接对象应该是原文语篇,而翻译的最后成果则是译文语篇。因此,本论文从语言学的视角,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句法学、语用学等的相关理论,宏观上从语法连贯、语义连贯、语用连贯三个大的角度,微观上则是从该三大角度的下位分类出发,以中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日译本《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两个语料为研究对象,在对照分析两个文本各自的语篇连贯的基础上,对语篇连贯在日译本中的重构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探讨语篇连贯在汉译日翻译过程中发挥的指导性作用及应用的可能性,并以此检测译文的准确性。在语法连贯视角下,首先从照应、替代和省略、连接等多个具体的角度对日译本中的语篇连贯的重构展开了研究。在“照应”这一小节,主要探讨了第一、二、三人称及其复数的日译。在“替代和省略”小节,着重探讨了指示词“如此”、“这么”、“这样”的日译。“连接”小节里,对连词“以及”进行了研究,发现译文语篇要达到连贯重构的目的,不可过多受原文语篇的掣肘,而是应根据日语的语言特质、译文的语篇连贯特性等,作适度的增减及调整,不能简单地移植原文的结构。其次,从修辞连贯的角度对译文语篇的连贯进行了研究。具体是择取了有代表性的“排比”修辞格,从句子的排比和句子成分的排比两个角度分别展开了研究。原文语篇中的排比对译文语篇中排比的使用与否,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多数情况下按照原文中顺序翻译为日语,即可重构连贯。另外还发现,语篇中存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日译词不同的情况。为了使语篇在连贯方面更紧密,有必要对译词进行统一化处理,以提高受众的接受程度。再次从句法连贯的角度,以“被”字句为探讨研究对象展开了研究。发现原文中的“被”字句与日语被动句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多数的“被”字句可以译为日语的被动句,但也有例外,有的“被”字句翻译成日语被动态反而不自然,进行汉译日翻译时,需要同时兼顾译文的连贯性。然后是从语序的角度,包括主谓殊位、定语、状语等角度,考察了译文语篇中的连贯是如何重构的。通过对原文语篇的整体分析,发现主谓殊位主要发生在汉语的“是”字句中,数量也很少,且并未发现“是”字句以外的主谓殊位的情形。“定语”小节中,主要探讨了双重定语和多重定语的日译。整体而言,译文中多重定语的排序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需要在译前准备阶段,译者对原文语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分析清楚多重定语之间的关系。最后从主位推进模式的角度探讨了一个较长篇幅语篇中连贯的重构,发现原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在译文中往往会发生变化。主位推进模式是否要调整,不仅取决于译者,还要观察译文语篇连贯性是否得以保证,以及连贯是否顺畅。语法连贯是研究《治国理政》及其他中央文献日译的根本出发点和基础,同时也是首要层次,因为翻译说到底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要处理的首先是语言,尤其在书面形式的语篇中,这一特征更为显着。在由低到高的、划分为词、句、超句体、段落、语篇的各个层级上,中央文献的汉译日都要遵守译语的语法规则和使用习惯,译语语篇中的前后句子、前后段落的连接上,要流畅自然、不带逻辑矛盾,同时体现应有的、恰当的逻辑关系,以使译文语篇的连贯得以恰当重构。在语义连贯视角下,首先从小句经验功能角度对语篇连贯在《国政运営》的语篇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及物性系统的六个“过程”（process）在翻译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论文认为,在《治国理政》的汉译日过程中,译文语篇的小句的“过程”类型的择取,要兼顾语篇的意义;其次,译文语篇的小句间逻辑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服从于译文语篇的整体意义,并同时受原文语篇中小句的“过程”类型的影响和制约;再次,由于原文语篇中的一个小句,在译文语篇中可以用两种或多种形式表达,同时为使译文语篇的语义连贯重新构建起来,小句也有可能进行分译、合译、不译,甚至有可能降至次一级的单位（词组、短语等）进行表达。其次从重复和同义性衔接两个角度,对《国政运営》中的句际语义连贯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两个语料的对比分析,发现有的原文的衔接在译文语篇中保留下来,从而使译文语篇的连贯性比较明显;而有的例子中,衔接在译文语篇中没有完全保留下来,有衔接中断的现象,对语篇的连贯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使译文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也能清晰可见,保证语篇的连贯性,应当参照原文语篇中的语义上的连贯,使其在汉译日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再次从同现关系的角度,对语义连贯进行了探讨。在《治国理政》的汉译日翻译中,要注意具体语义的表达,消除歧义,以确立该词的具体语义指向,消除模糊语义,重新构建译文语篇的连贯。然后从段际语义连贯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发现通常需要让译文语篇在语义连贯方面与原文语篇保持一致,一般不做改动。为了保持语义连贯、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有时需要对句子进行适当的处理,如分译、合译等。最后从深层逻辑语义的角度对两个实例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研究发现在《国政运営》语料中,有的深层逻辑语义没有翻译出来,造成译文读者难以把握原文语篇的意义,主旨不鲜明,导致翻译出现了失误,连贯发生了断裂。因此本论文认为,译者需要全面分析原文语篇的深层逻辑语义,并在译文语篇中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在语用连贯视角下,首先,对关联翻译理论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对语篇连贯重构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并从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个不同的视角,对连贯在《国政运営》中的重构进行了研究。直接和间接翻译方法使《治国理政》的日译能够顺利达到翻译目的,在译文语篇的连贯方面也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对其在《国政运営》的语篇连贯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在语域的三要素方面,对应清楚,所表述的主题基本一致。语场方面,原文语篇的连贯,在译文语篇中以相同的语言结构保留;语式方面,原文和译语之间对应性强,各自也都达到了语式的要求;语旨方面也符合讲话人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原文的语篇连贯在译文语篇中得以重构,达到了翻译的目的。最后从语域的角度,对其在《国政运営》的语篇连贯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语域包含语场、语式及语旨,三者之间关系紧密、缺一不可,任何一项的改变都会影响语言使用,从而导致不同的语域产生。语式方面,结构上存在对应,句式既有变化又有规整,如长句与短句的结合严密。语旨方面,译文语篇也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的讲话特色,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可以说,语场、语式、语旨对日译及《国政运営》的语用连贯重构有指导性的作用。通过以上三个视角的探讨和研究,本论文认为三者在《国政运営》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缺一不可;三者所构建的译文语篇《国政运営》的连贯在整体上不是线性的或单向的,而是一个互相交织的立体网络。语法连贯处于最基础维度,是汉译日翻译和译文语篇实现连贯重构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首要视角和必须正确处理的首要问题。语义连贯与语法连贯紧密相联,且处于语法连贯的上一层次。语法连贯与语义连贯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关,而是同时发挥指导作用、并行不悖的关系。语用连贯是高于语法连贯和语义连贯的一个维度,处于二者之上,《治国理政》和其他中央文献的日译,在使译文语篇的语法连贯和语义连贯的同时,也要兼顾语用连贯。通过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语篇连贯在中央文献汉译日的翻译中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译文语篇中的连贯重构具有指导性作用。语篇连贯在译文语篇中的重构,可使译文语篇更具有连贯性,同时也使语篇特征更为清晰。基于语篇连贯角度的本次研究,不再局限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是将中央文献的汉译日翻译看作是超越字对字、句对句逐一翻译、机械翻译的翻译,将研究视野拓展至语篇层次,探讨语篇层次上的译文语篇的连贯重构。本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文本对比分析法、文献综述分析、跨学科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1）视角独特。本次研究是从一个崭新的语篇连贯的视角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开的汉译日翻译研究。从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同或相似视角的研究,是一次有益的尝试。（2）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紧密结合。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日译本的相关数据,并以获取的数据为依据,对日译本的受众接受度进行分析,同时也是对本论文的客观性的支持;（3）紧密联系中央文献研究实际。本次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语篇连贯视角下的中央文献的汉译日实践和研究,提供一定的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所采取的视角和方法,是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和研究《治国理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也期待能为其他中央文献的外译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提高外宣翻译质量、助力中国声音的海外有效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陈珊[7]（2020）在《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着名学者庞朴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阐发了中华文化密码“三”,提出了“一分为三”说。他对“一分为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诠释了“中庸”基本形态,提出了对立统一有“包”“超”“导”三种形式,指出了“一分为三”的三种主要形态,梳理出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三分学说史”。作为一名哲学史、文化史专家,庞朴自觉利用“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开展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最终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的完美融合,取得了诸如原始儒家“三重道德”论、文化“三分结构”理论、“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一分为三”的哲学方法论正是庞朴学术研究成果的精髓,也是他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武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渐渐兴起了一个以庞朴、雷正良、周德义等为代表的“一分为三”学派。学界倡导“一分为三”论、庞朴论证“一分为三”说的直接根源在于对抗“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一分为二”思维。“文革”结束后兴起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马列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文化界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极端“二分”思维,深度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这些敏感而又棘手的时代课题,庞朴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一分为二”思维模式,逐渐走上了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智慧的学术道路,最终融汇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和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一一“一分为三”。总体而言,“一分为三”说是对“一分为二”思维的修正和完善,既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也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一分为二”过分夸大矛盾的斗争性,而否定强调对立面之同一性的“合二而一”。“一分为三”说则认为,“一分为二”仅仅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正确但不够完善,“一分为二”之后还需一个“合二而一”阶段。作为儒家辩证法的继承,“一分为三”说的根基在于“中庸”,强调“中”“和”“权”,既不执“一”也不执“二”,以达“参”之境界。庞朴基于“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主要致力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挖掘传统文化密码“三”之存在性的文史证据。首先是通过对“太一生水”“六番”“五行”“黄帝”等古老而又重大的学术问题的缜密分析,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三分”思想形成史;其次是通过对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出土简帛文献的考证、释读,阐明了先秦儒家的“五行说”和“三重道德”思想。除了寻找文化密码“三”的文史证据之外,庞朴还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陈述了文化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了至今仍广受学界认可的文化“三分结构”理论、论证了“忧乐圆融”的中华文化精神。庞朴的“一分为三”说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且在认识论、实践论、审美观等方面彰显出了中西哲学之异,但完整建设“一分为三”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学术根基上看,“一分为三”说主要奠基于儒家“中庸”思想。庞朴对“中庸”基本形态的创造性阐述在“中庸诠释史”上的学术地位,在于对接融合了中西辩证法、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二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庞朴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当代辩证法之“一分为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但学派内部意见分歧较大,最为根本的是“一分为三”与“一分为多”的包容性问题。“一分为三”说也足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实现了中西辩证法的融合创新。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与“二”、“中”与“中介”、“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因“一分为三”难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严格划清界线,且容易泯灭唯物、唯心“二分法”而流于“二元论”等问题,致使“一分为三”理论的建设遭遇阻力。“一分为三”论的学术地位需要更多的理论建设工作方能巩固。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一分为三”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三”作为中华传究文化的密码,被揭露、被认识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揭秘将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也发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一分为三”说除了“三分法”和“参”这两个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方法论外,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是,“忧乐圆融”说之“和”的审美境界以及“一分为三”说的和谐原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阳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上的理论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我们赋予“三重道德”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三重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合贯通起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总之,庞朴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一分为三”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藏着极其独特的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从浩瀚的文化史籍中发掘出的中华文化密码“三”及其相关文七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21世纪的中国,要自觉开辟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亟需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密码——“忧乐圆融”,以此消解市场经齐带来的普遍物质主义倾向、抵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侵蚀。
朱雯瑛[8]（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指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邹武龙[9]（2019）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现实需要下（如红军大学教材极其短缺,为红军大学讲演教学而写,为即将到来的抗战作战略准备,批判党内错误军事路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有关会议决议（如遵义会议决议）内容的基础上而写的,写的内容是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红军大学曾印发“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稿给学员学习,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1941年2月23日毛泽东应八路军军政杂志社请求,同意将油印本在延安铅印出版单行本。自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后,其他出版社纷纷传印,出现了大量的单行本,很多集子或全文刊印或摘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若干章节将其收录。建国后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文的版本非常多,可以划分为1949年10月以前的各种版本和1949年10月及以后的各种版本,两个时期的版本差别较大。本文最广泛的搜集已经出版的版本,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要版本及其内容变化进行研究。
康喆文[10]（2019）在《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文中指出语块是一种形式固定、表达完整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语言运用中能够被整体存储、提取和使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语码的转换,更涉及语码背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语块作为具有心理预制特点的语言单位和思维单位,在翻译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效应。本文以语块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央文献翻译,开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及翻译模式研究。本文对2014年至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及俄语译文进行了界定和提取,并尝试提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语块研究综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第二章从语块理论出发,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特点,完成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和提取工作,并确立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本文认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是由连续的或非连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具有固定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中央文献中可被整体储存和提取;其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为主,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包括一级语块、二级语块和三级语块。一级语块为词级语块,包括搭配和固定语;二级语块为框架级语块,包括短语框架和述语框架;三级语块为句级语块,包括谚俗语、格言警句和句群。第三章探讨了认知视角下的语块翻译。文中分别概述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及与翻译的关系,阐释了不同学者的认知翻译观。本文认为,认知翻译观为研究语块的翻译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模拟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模型探讨语块双语的转换进程;二是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双语产生的现实等多重视角探讨语块的翻译。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提出了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流程图。第四章从以往经典的翻译理论模式出发,结合第三章的理论基础,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源语语块及对应译语作为整体翻译单位在记忆加工系统中的优势效应;反映了源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的语言符号认知、逻辑思维认知、语境关系认知、社会文化认知及主体间性认知等多维认知层对语块翻译目标、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随后本章结合具体译例,对每一认知层级的内容做了详细分析,对拟构模式进行了论证。第五章为结束语,展望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并拟提出本课题后续的研究思路。总之,本文借鉴语块理论及认知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探讨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和翻译模式问题,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规范中央文献中重要概念的翻译,推动中央文献翻译的自动化、机器化进程。
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部分名词典故及历史事件注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部分名词典故及历史事件注释（论文提纲范文）
（1）《列宁全集》中文版的产生及其他（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及其意义 |
| 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及其意义 |
| 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重要译文的修订 |
| (一)是“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 |
| (二)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 |
| (三)关于“战时共产主义”和“余粮收集制” |
（2）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价值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价值 |
| 1.5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综述 |
| 2.1.1 文本分析视角下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 |
| 2.1.2 传播视角下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 |
| 2.2 复句研究综述 |
| 2.2.1 汉语复句定义及分类 |
| 2.2.2 日语复句定义及分类 |
| 2.2.3 汉日复句相关研究 |
| 2.2.4 复句翻译研究 |
| 2.3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综述 |
| 2.3.1 政治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2.3.2 传播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2.3.3 话语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综述 |
| 3.1 关联理论 |
| 3.1.1 理论缘起 |
| 3.1.2 关联理论概述 |
| 3.2 关联翻译理论 |
| 3.2.1 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 |
| 3.2.2 关联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
| 3.3 本文理论框架 |
| 第四章 译者“心力”:习近平着作译本对比研究 |
| 4.1 有标复句特点及日译情况概述 |
| 4.1.1 因果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1.2 并列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1.3 转折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2 无标复句特点及日译情况概述 |
| 4.2.1 关联词省略式无标复句 |
| 4.2.2 并列关系 |
| 4.2.3 连贯关系 |
| 4.3 小结 |
| 4.3.1 译者心力概述 |
| 4.3.2 意与形间的关联 |
| 第五章 接受“效果”:习近平着作日译交际效度研究 |
| 5.1 问卷及访谈概况 |
| 5.1.1 问卷及访谈设计 |
| 5.1.2 问卷及访谈实施概要 |
| 5.1.3 受访者基本情况 |
| 5.1.4 问卷调查群体差异分析 |
| 5.2 问卷及访谈结果分析 |
| 5.2.1 复句结构与交际 |
| 5.2.2 文化与交际 |
| 5.3 小结 |
| 5.3.1 受众心力概述 |
| 5.3.2 交际过程:译者与受众心力对比分析 |
| 第六章 关联原则与对日话语体系构建 |
| 6.1 日本受众的认知语境 |
| 6.2 译者: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关联原则 |
| 6.2.1 复句结构之最佳关联 |
| 6.2.2 文化信息之足够的关联 |
| 6.3 受众:认知语境的发展路径 |
| 6.4 关联理论交际观与中央文献外译传播模式 |
| 第七章 终章 |
| 7.1 内容与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局限与前瞻 |
| 7.3.1 局限与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要旨 |
| 附录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调查问卷概要 |
| 1.3.2 问卷问题说明 |
| 1.3.3 问卷调查结果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6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语篇溯源及界定 |
| 2.2 衔接与连贯 |
| 2.2.1 衔接 |
| 2.2.2 连贯 |
| 2.2.3 衔接与连贯的关系 |
| 2.3 语篇连贯与翻译及外宣翻译 |
| 2.3.1 语篇连贯 |
| 2.3.2 语篇连贯与翻译 |
| 2.3.3 语篇连贯与外宣翻译 |
| 2.4 语境及翻译语境 |
| 2.5 国内外中央文献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概况 |
| 2.5.1 《治国理政》以外的中央文献日译及研究概况 |
| 2.5.2 《治国理政》的日译及研究概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语法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1 衔接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1.1 照应视角 |
| 3.1.2 替代和省略的视角 |
| 3.1.3 连接视角 |
| 3.2 修辞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3 句法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3.1 “被”字句的范围 |
| 3.3.2 “被”字句的日译 |
| 3.4 语序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4.1 语序变化 |
| 3.4.2 常位与殊位 |
| 3.4.2.1 主谓殊位 |
| 3.4.2.2 定语 |
| 3.4.2.3 状语 |
| 3.5 主位推进模式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5.1 主位与主位结构 |
| 3.5.2 主位推进模式 |
| 3.5.3 主位推进模式在《国政运営》中的重构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1 小句经验功能 |
| 4.2 句际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2.1 重复 |
| 4.2.2 同义性衔接 |
| 4.3 同现关系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4 段际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5 深层逻辑语义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语用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1 关联翻译理论 |
| 5.1.1 直接翻译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1.2 间接翻译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2 语境 |
| 5.3 文化语境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4 语域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2 中央文献日译方略 |
| 6.2.1 语法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2.2 语义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2.3 语用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3 研究展望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录 |
| 附录二 调查问卷原文 |
| 日本语要约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7）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破“左”倾教条迷雾:“一分为三”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文革”时期“一分为二”思维的泛滥 |
| 一、“矛盾论”庸俗化为“一分为二” |
| 二、“评法批儒”运动中登峰造极的“二分”思维 |
| 第二节 两次“合二而一”大讨论的来龙去脉 |
| 一、“文革”前的“合二而一”大讨论 |
| 二、“反封建”运动中“合二而一”大讨论的重启 |
| 第三节 “文化热”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
| 一、“文化热”与传统文化再审视 30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第二章 跳出一元主义窠臼: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进路 |
| 第一节 由马列主义转入中国哲学史 |
| 一、自黑格尔回到真实的“否定的否定” |
| 二、开启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历程 |
| 第二节 从“二”到“中”:“一分为三”说的发轫 |
| 一、反思“文革”及对“二分”思维的批判 |
| 二、“一分为三”的最初提出与《“中庸”平议》 |
| 第三节 走向多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
| 一、庞朴对19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 |
| 二、倡导和而不同以超越各种一元主义 |
| 第四节 “一分为三”说的建构与完善 |
| 一、庞朴对“一分为二”的总体认识与批评 |
| 二、理论梳理与思想考释的终极成果——“三分学说史” |
| 三、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哲学观概述 |
| 第三章 通达辩证之三境界: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核心观念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的理论基石是“中庸” |
| 一、“中庸之道”与调和“两端”的折衷主义之辩 |
| 二、孔子评价与“中庸”的四种基本形态 |
| 三、庞朴的“中庸”诠释特色及在“中庸解释史”上的地位 |
| 第二节 “一分为三”的中心思想是“不执一” |
| 一、“一”与“执一”的内涵 |
| 二、“执一”的两种表现:极端与片面 |
| 三、“不执一”:尚中但不执于中 |
| 第三节 “一分为三”的修养境界是“辩证之三 |
| 一、“三”代表“中” |
| 二、“三”代表“圆融” |
| 三、“三”代表动态平衡 |
| 第四章 探索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 |
| 第一节 庞朴对文化密码“三”的探源 |
| 一、“太一生水”的辩证性 |
| 二、混沌与黄帝的思想交织 |
| 三、六峜→五行→阴阳 |
| 第二节 庞朴对儒家“三重道德”的挖掘 |
| 一、天人三式与“三重道德” |
| 二、“三重道德”内容体系:“六德”“四行”“五行” |
| 三、儒家“三重道德”的内在关系及现代解构 |
| 第三节 基于“一分为三”说的中国文化理论 |
| 一、文化的“三分结构”理论 |
| 二、“忧乐圆融”的中华人文精神 |
| 第五章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推进与争鸣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学派的内部辩难与发展 |
| 一、雷正良、杨远富的“一分为多”论与庞朴的批评 |
| 二、周德义对“一分为三”认识观的发展及对庞朴的批评 |
| 第二节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可能性探究 |
| 一、理清“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规律的纠缠关系 |
| 二、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几条批判 |
| 三、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阻力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庞朴重要论文首版情况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论文发表目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10月以前的研究 |
| (二)1949年10月及以后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四)不足之处 |
| 第1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背景、成文和出版过程 |
| 1.1 写作背景 |
| 1.2 成文、出版过程 |
| 第2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旨、历史作用 |
| 2.1 主旨 |
| 2.2 历史作用 |
| 第3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文版本概况 |
| 3.1 1949年10月以前的版本 |
| 3.2 1949年10月及之后的版本 |
| 第4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校勘与分析 |
| 4.1 1949年10月以前版本校勘与分析 |
| 4.1.1 1945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 4.1.2 1946年《党的政策选集》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 4.2 1949年10月及以后版本校勘与分析 |
| 4.2.1 1952年《毛选》第2版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 4.2.2 1967年《毛选》版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 4.2.3 1975年单行本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 4.3 1951年《毛选》第1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 4.3.1 标点符号的修改 |
| 4.3.2 文字的修改 |
| 4.3.3 使表述更通俗、明白的文字修改 |
| 4.3.4 使表述更准确、合理和全面的文字修改 |
| 4.3.5 政治性、思想性修改: |
| 4.3.6 删除文字 |
| 4.3.7 增加了题解、注释 |
| 4.4 1991年《毛选》第2版与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 4.4.1 正文校勘与分析 |
| 4.4.2 注释校勘与分析 |
| 第5章 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些思考 |
| 5.1 《问题》版本及其修改的特点 |
| 5.1.1 《问题》的版本具有广泛性 |
| 5.1.2 修改后更具有科学性 |
| 5.1.3 修改后更注重中国的特殊性 |
| 5.2 《问题》的现实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任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 |
| 1.3.2 语块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3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 |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 |
| 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本体研究 |
| 2.1.1 语块的定义及分类 |
| 2.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 |
| 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提取 |
| 2.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识别原则 |
| 2.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提取的基本方法 |
| 2.3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 |
| 2.3.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过程 |
| 2.3.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翻译视角下的语块翻译 |
| 3.1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 3.1.1 认知科学与翻译 |
| 3.1.2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观 |
| 3.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 |
| 3.2.1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 |
| 3.2.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 |
| 4.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构图 |
| 4.1.1 翻译理论模式 |
| 4.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图 |
| 4.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阐释 |
| 4.2.1 语言符号认知 |
| 4.2.2 逻辑思维认知 |
| 4.2.3 主体间性认知 |
| 4.2.4 社会文化认知 |
| 4.2.5 语境关系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 |
| 5.2 全文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主要参考词典 |
| Реферат |
| 附录Ⅰ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中俄对照表 |
| 附录Ⅱ NLPIR汉语分词词性标记对照表 |
| 附录Ⅲ 汉语分词词性标注示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部分名词典故及历史事件注释（论文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中文版的产生及其他[J]. 高晓惠.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2]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4]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D]. 薛悦.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6]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D]. 关永皓.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7]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D]. 陈珊. 山东大学, 2020(12)
- [8]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D]. 邹武龙. 湘潭大学, 2019(02)
- [10]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D]. 康喆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标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毛泽东选集; 翻译理论; 翻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