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陆正飞,何捷,窦欢[1]（2015）在《谁更过度负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文中提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负债率水平节节攀升,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逐步走向高负债。但是高负债是否就是过度负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较,谁更过度负债?本文从企业过度负债角度而非实际负债率角度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长期目标资产负债率的程度和可能性更低,说明从长期及动态角度看,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程度和可能性更低;但是,国有企业利息覆盖率过低的可能性更高,说明从短期及静态角度看,国有企业更可能存在债务违约风险,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动态角度下的过度负债（过度资产负债率）与静态角度下的过度负债（过低利息覆盖率）具有一致性,但是国有企业性质削弱了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国有企业性质为企业的动态负债风险提供了隐性担保。在考虑股权分置改革、IPO暂停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果未受影响。
吴秋生,独正元[2]（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人员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实证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影响以及政府隐性担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越低,并且相较于股权结构维度,高层治理结构维度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助于缓解国企过度负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提高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缓解作用。本文不仅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下通过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来缓解国企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股权结构的"混",更要治理结构的"合",并且要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周彬,周彩[3]（2019）在《土地财政、企业杠杆率与债务风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2004—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地级城市的土地出让等城市和宏观层面数据,试图捕捉土地财政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杠杆率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存度增加会提高企业的过度负债概率,在依次引入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的控制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土地财政与企业偿债能力及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发现土地财政依存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与未来偿债压力,同时降低过度负债企业的盈利与持续发展能力。这种现象在房地产抵押物价值较低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等负债程度更高的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这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现象与债务风险的防范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陈艳利,姜艳峰[4]（2017）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创造》文中指出本文以2003—2015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并探索性研究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进行价值创造,但在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促进作用难以实现,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周业安,余晨阳,杨小静,全婷[5]（2017）在《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基于1995—2014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显着影响,即便把资本结构区分为长期结构和短期结构亦是如此。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性、公司规模以及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着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这说明虽然从总量数据上看国企负债的确构成了宏观债务的主体,但就制造业来说国企的债务水平和其经济特征是相匹配的,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足以解释这种高债务水平,国企过度负债说至少对制造业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成立。国企债务风险可能来自平台类国企,相关的政策应该针对这类企业来设计。
吴秋生,鲍瑞雪[6]（2019）在《加强失信人监管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文中指出2015年已有研究文献得出了民营企业更过度负债的结论,出人意料,也引起了人们对民营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重视。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6年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持续加强失信人监管对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代理成本和外部市场化水平对加强失信人监管力度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失信人监管后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水平,且监管力度与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显着正相关,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转变为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上述关系的有效性越弱;市场化水平越高,上述政策执行越到位。
郑曼妮,黎文靖,柳建华[7]（2018）在《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本文通过这一外生事件,采用2009至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利用双重差分估计法检验利率市场化对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贷款基础利率的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之后,对于过度负债企业,如果其贷款都是来自首批9家报价行,其资本结构调整相对较快。上述结果在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低的企业中显着存在。打破预算软约束,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利率市场化才能引导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本文为解读中国利率市场化对企业降杠杆的成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当前推动以市场化手段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赖建阳[8]（2019）在《董事来源异质性、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文中研究指明自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转型的要求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加快,发展方式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但当前中国经济仍存在较大的转型压力,企业较多存在非效率投资以及过度负债等问题,并在风险的分析判断上难以把握决策方向,这些都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和价值创造。投资和融资都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其效率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由于存在市场不完美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代理冲突等问题,企业常常做出非效率投资决策。不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将导致企业发展偏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无法达到最优经营效果。另一方面,受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融资决策的结果可能偏离目标或最优资本结构,形成非效率融资决策。近年来,我国杠杆水平逐年升高,企业偿债压力愈发增大,企业负债水平普遍向上偏离目标或最优资本结构水平,形成了较突出的过度负债问题。不论是非效率投资还是过度负债问题,都会导致企业发展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无法达到最优的经营效果。而相对于投资和融资政策而言,风险承担政策是公司更为综合的财务政策,可看作是衡量公司未来增长前景的综合指标（Lumpkin等,1996）。公司的经营决策都是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和权衡,风险承担是公司基于盈利与发展目的形成决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司决策者总体决策思维的综合表现。研究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以及经济后果,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并取得了较多理论成果和现实启示。但一方面,诸多研究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研究领域的结论甚至相反。另一方面,研究对投融资及风险决策的核心主体——董事会及成员关注较少。即使部分研究有所涉及,也基本是从监督职能视角,以监督效率作为判断董事会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展开研究,较少从决策这一董事会另一关键职能的视角切入研究。实际上,企业投融资及风险承担政策,都是企业决策的结果。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以及风险承担水平,是决策者基于不同的认知水平及相异的目的动机,在获取并处理异质性信息和资源后所做出的决策。董事会作为企业重大决策机制的核心,承担着为企业分配资源以及进行重大决策的责任。根据决策观及资源基础观相关理论,监督与决策是董事会的两项基本职能（Hillman等,2003）,董事会决策效率是衡量董事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谢志华等,2011）。合理的董事会结构应该是能够通过提高董事会决策有效性,降低可能引发的非效率投融资行为,并合理地选择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高公司价值。而董事决策过程会受其价值观、经验、来源及立场等异质性特征的影响。近年来也有部分文献研究董事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决策效率、治理效果以及价值创造的影响方向,但也并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结论甚至相反。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研究中用于衡量董事会异质性的特征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股东和管理层等利益方可能凭借权力选择外显特征符合相关方对异质性的偏好、但实际上却与自身存在内在关联的董事加入董事会;另一方面,即使董事会成员存在内在异质性,为避免被排斥,在董事会持续运作过程中,也容易在董事会成员间不断强化非异质的特征,即所谓重新范畴化（Zhu等,2015）。由于存在以上两方面的偏差,即使相关研究所涉维度表现出异质性,但实际却并未体现董事价值观尤其是立场动机的差异,从而影响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董事会异质性应关注董事来源的异质性。股东和管理层均会凭借所拥有的权力派驻或影响选任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不同来源的董事在董事会中,会基于所代表的不同控制权主体的利益而进行投票决策,并根据决策需要确定如何获取及利用决策信息及资源,从而影响公司重大决策策略,并进而对公司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水平乃至价值创造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以一个综合指标来反映董事来源的异质性程度,并重点基于董事决策职能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回答董事来源异质性对公司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水平乃至公司价值的影响方向以及作用机理,并提供合理的逻辑线索和解释。本文遵从“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实证检验-进一步讨论-提出建议”的基本思路,以董事来源异质性为核心,采取规范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来展开研究,试图构建出企业董事来源异质性与投融资效率以及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具体说来,本文系统整理并回顾了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董事异质性以及董事来源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研究成果,对其中的不足或值得探讨的方面进行评述,提出改进方向;基于决策观、资源基础观、信息不对称以及控制权相关理论等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理论基础与依据;对样本上市公司董事来源的分布情况按照整体情况、董事会规模、年度、行业以及所有权性质进行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融合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董事来源异质性”的概念,并采取Herfindahl指数对董事不同来源（大股东、其他股东及管理层）的异质性程度进行度量。选取2010年至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董事决策职能的视角,考察了董事来源异质性与投融资效率以及风险承担的关系,并对其中的作用机理或经济后果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得出以下具体研究结论:第一,董事来源的异质性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首先,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董事来源异质性水平显着正相关。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该关系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中同样成立。在进行重新定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支持主要结论。其次,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下,董事来源异质性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引发的投资不足更严重,而非国有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引发的投资过度问题更突出。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引发的投资过度更严重,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引发的投资不足问题更突出。最后,经进一步探讨及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投资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董事来源异质性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羊群效应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使得企业投资决策忽略了自身经营状况,导致实际投资偏离预期投资,形成非效率投资。第二,董事来源的异质性同样加剧了企业过度负债问题。首先,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角度度量过度负债,企业过度负债程度均与董事来源异质性程度显着正相关。在进行重新定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支持主要结论。其次,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下,董事来源异质性与过度负债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加剧的过度负债问题主要体现在短期影响,而非国有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加剧的过度负债问题主要体现在长期影响。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加剧的过度负债问题主要体现在短期影响,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加剧的过度负债问题则主要体现在长期影响。最后,经进一步探讨及实证检验,企业存在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趋势,而董事来源异质性减缓了该调整速度,促进了实际资本结构偏离,从而加剧企业长期和短期过度负债。第三,董事来源的分散并不利于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提升价值。首先,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董事来源异质性水平显着负相关,董事来源异质性越高,风险承担水平则越低。在进行重新定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支持主要结论。其次,国有所有权性质以及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董事来源异质性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最后,经进一步探讨及实证检验,企业价值与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企业价值越能得到提升,而该关系在董事来源异质性低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着。综合本文关于董事来源异质性对投融资效率以及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董事来源异质性对企业价值具有一致性影响。董事来源的集中,减少了非效率投资和融资决策,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董事来源的集中,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也促进了企业有效地创造价值。总之,与以往基于代理观视角研究得出的单一来源董事来源比例过高将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从而不利于公司治理与经营业绩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基于董事决策职能视角,研究发现,董事来源结构会显着影响企业的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水平,董事来源集中,对企业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水平乃至公司价值,都存在积极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从对投融资效率的作用方向以及对风险承担和经济后果的影响看,单纯提高董事来源的异质性,未必能够起到预期效果,可能反而并不利于企业提高投融资效率和提升价值。在董事会结构的确定上,不仅要考虑董事来源过度集中产生的代理问题,也要重视董事来源集中对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水平及公司价值的积极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合理确定董事会来源结构、充分发挥董事决策职能、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加强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建设、重视风险决策的积极作用等政策建议。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在于:第一,引入董事来源结构作为影响因素,丰富了关于投融资效率以及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本文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董事来源结构影响投融资及风险决策的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实证检验董事来来源结构对投融资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的直接影响,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下的差异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研究结果有助于从董事会结构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企业投资、融资及风险承担等关键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完善了相关研究脉络。第二,以董事来源异质性来度量董事来源结构,拓展了董事会结构及董事异质性的研究领域。本文将不同来源董事纳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借鉴并融合以往关于董事会结构以及董事异质性的相关研究,以“董事来源异质性”来衡量董事会成员来源的集中/分散程度,探究董事来源在董事会建设及决策中的作用,并分析了不同董事来源异质性水平对企业投融资效率、风险承担乃至公司价值的影响,有利于观察和研究董事会背后不同利益团体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效率的影响,为有关董事来源结构和公司成长潜力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和作用机制分析。第三,从董事决策职能着手,为公司治理及决策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关于企业公司治理及决策机制的研究大多基于董事监督职能视角,以监督效率作为判断董事会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展开研究,较少从董事的另一职能——决策职能视角来探讨董事会结构对企业公司治理及决策机制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决策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董事决策视角出发,系统研究董事来源异质性程度对投融资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试图为相关研究寻求新的视角和路径。最后,对上市公司重大战略及财务决策、风险评估及价值提升等方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以董事来源异质性为切入点,研究了董事来源异质性、投融资效率和风险承担以及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合理确定董事会结构、提高投融资决策效率、有效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及推动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及监管机构更好地认识董事来源结构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减少非效率投融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经济业绩。
连立帅[9]（2019）在《对外直接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文中指出中国政府有关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融资优惠政策以及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优惠融资政策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债务状况。文章利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过度负债情况。研究发现,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均高于国有企业;相对于政府控制层级越高的国有企业,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及程度越高;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OFDI目标为技术寻求。最后,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会降低企业价值;政府部门加强OFDI有关风险监管事件期间,相对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非国有企业在此期间的市场反应更差。文章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后果研究,为金融机构与政府评估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债务风险、加强监管提供了政策建议。
王红建,杨筝,阮刚铭,曹瑜强[10]（2018）在《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文中研究说明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消除了信贷市场摩擦,而且可以通过调整贷款利率水平以实现信贷风险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匹配,从而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2000-2015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杠杆选择和债务期限结构两个方面来实证检验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检验结果发现: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显着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且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一步检验还发现,放松利率管制显着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降低企业现金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实了放松利率管制影响企业杠杆选择以及资本错配的具体作用机理,而且在实践方面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二、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三、 研究设计 |
|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2.主要变量定义 |
| (1) 过度负债的衡量。 |
| (2)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衡量。 |
| (3) 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衡量。 |
| (4) 控制变量。 |
| 3.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1.描述性统计 |
| 2.相关性分析 |
| 3.实证过程及分析 |
| 4.稳健性检验 |
| (1) 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
| (2) 考虑非国有股东委派人员与持股比例之间的交叉影响。 |
| (3) 使用替代指标衡量非国有股东持股和委派人员。 |
| (4) 使用替代指标衡量过度负债。 |
| 五、 结论与建议 |
（3）土地财政、企业杠杆率与债务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特征事实与研究假说 |
| (一) 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和金融工具特征 |
| (二) 企业杠杆率趋势分析 |
| (三) 土地财政对企业杠杆率的动态影响 |
| 四、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 模型设定 |
| (二) 主要变量选取和说明 |
| 1.企业过度负债 |
| 2.企业偿债能力 |
| 3.土地财政 |
|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五、 回归结果和进一步分析 |
| (一) 基准回归 |
| 1.土地财政与企业过度资产负债率 |
| 2.影响渠道分析 |
| 3.稳健性检验 |
| (二) 进一步研究 |
| 1.土地财政与企业偿债能力 |
| 2.土地财政与企业持续发展能力 |
| 六、 结论与建议 |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创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与企业价值创造 |
| (二)过度负债情况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价值创造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说明 |
| (三)模型设定 |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分析 |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5）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决定有特殊性吗? |
| 三、变量定义、理论假说的提出以及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 |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 (一) 总样本回归结果 |
| (二) 按所有制分类的回归分析结果 |
| (三) 非流动负债占比的回归分析结果 |
|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
（6）加强失信人监管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加强失信人监管及其力度与过度负债缓解 |
| (二) 加强失信人监管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比较 |
| (三) 代理成本对加强失信人监管力度以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效果的影响 |
| (四) 市场化水平对加强失信人监管力度以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政策执行的影响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设计 |
| 1. 被解释变量 |
| 2. 解释变量 |
| 3. 控制变量 |
| (三) 实证模型设计 |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三) 稳健性检验 |
| 1. 内生性问题 |
| 2. 替换变量和检验方法 |
|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
（7）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政策背景、理论框架与假设提出 |
| (一) 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 |
| (二) 理论框架 |
| (三) 假设提出 |
|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 |
| (一) 样本选择 |
| (二) 变量定义与模型 |
| 1. 处理变量、实验期虚拟变量及交互项。 |
| 2. 用于估计目标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变量。 |
| 3.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目标资本结构。 |
| (三) 描述性统计 |
| (四) 双重差分估计 |
| 四回归分析结果 |
| (一) 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 |
| (二) 利率市场化、预算软约束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 |
| (三) 利率市场化、市场竞争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 |
| (四) 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分组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1) |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8）董事来源异质性、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的研究现状 |
| 2.2 董事异质性的研究现状 |
| 2.3 董事来源的研究现状 |
| 第3章 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和董事来源现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相关概念界定 |
| 3.3 董事来源现状 |
| 第4章 董事来源异质性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董事来源异质性对融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对外直接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文献回顾 |
|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的提出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过度负债的衡量 |
| （三）实证模型设计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层级与过度负债 |
| （四）技术寻求型OFDI、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 |
| 六、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度负债的经济后果 |
|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 |
| （二）加强OFDI监管事件的影响 |
|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
（10）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制度背景介绍 |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一) 研究设计 |
| (二) 数据来源 |
|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解释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研究假设检验的结果 |
| (三) 拓展性检验 |
| (四) 安慰剂检验 |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四、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谁更过度负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J]. 陆正飞,何捷,窦欢. 经济研究, 2015(12)
- [2]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J]. 吴秋生,独正元. 经济管理, 2019(08)
- [3]土地财政、企业杠杆率与债务风险[J]. 周彬,周彩. 财贸经济, 2019(03)
-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创造[J]. 陈艳利,姜艳峰. 财经问题研究, 2017(02)
- [5]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J]. 周业安,余晨阳,杨小静,全婷.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06)
- [6]加强失信人监管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J]. 吴秋生,鲍瑞雪.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03)
- [7]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J]. 郑曼妮,黎文靖,柳建华. 世界经济, 2018(08)
- [8]董事来源异质性、投融资效率及风险承担[D]. 赖建阳.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9]对外直接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J]. 连立帅.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06)
- [10]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J]. 王红建,杨筝,阮刚铭,曹瑜强. 金融研究,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