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行政管理新理念看政府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郭志博[1]（2021）在《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发展经验来看,两大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其一是行政组织法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源流问题。组织法的基础概念从何而来,存在哪些概念群,构成形成怎样的体系,如何加以理论化,能够各自为本国行政组织实践提供哪些理论支撑,发挥哪些机能,其演进与变迁的进路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二是在上述理论与机能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问题。在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化,行政需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社会,行政组织如何逐步适应任务导向,调和其与科层官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行政组织法理论与机能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问题,这一转变的过程、方式、进路,不但会深刻型塑行政组织法理论本身,也会为行政组织改革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以日本行政组织法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与概括总结。立足于该国对于行政组织法学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对该国狭义行政组织法学研究上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溯源,并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在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机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方面进行剖析。就行政组织权论由民主控制和严格法定向放松管制与组织弹性设置,行政主体论由明确责任向组织形态多元化,行政机关论由建立具备权限与决策机能的组织结构向行政任务分配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解析。文章以日本行政组织法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为研究内容与资源,以其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作为线索与脉络,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最为核心的三大理论发展脉络作出通盘分析,以及机能变迁作出通盘分析,兼顾中日两国行政法学的表述差异,对机能的语义及内涵在第一章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文章行文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以及行政机关论的学说史演变进行介绍展开全文分析与论述。因而在行文中所应用到的最主要方法在于对文献资料进行“史的考证”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文章还对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体系进行了分析,概括其内在特征并与我国当代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应用了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组织内部科层制与行政任务导向衍生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倾向,分别代表了传统型与现代型行政组织的区分,投射到行政组织法理论中可以以“组织结构”与“组织形态”明确与二者的对应关系。与各发达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行政需求和行政机能的扩张,其在行政主体论和行政机关论上都为化解该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索。相较而言,该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形成了在行政组织法定主义框架下,“行政官厅—行政机关”与“公法人—行政主体”并行发展的特点,在学理上则实现了从传统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民主控制、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意思表示体系、决策过程的重视,向现代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弹性设置、组织形态以及任务分解等机能的演进与变迁,行政组织采取何种形式能够以最适形态、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完成因福利国家、行政国家到来而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任务,寻求“组织形态开放化”而带来的“行政主体多元化”,以及行政部门组织结构的自我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理论演进及机能变迁问题的内在动因。文章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三大发展脉络,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行政机关论中的行政官署与行政官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证提出日本近代行政官署与当代事务分配型行政机关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过程中的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方法的区分与融合问题。以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为视角,以学说史演进为线索,较之过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提出日本行政组织法上的传统型理论机能与现代型理论机能处于并存关系,展示了较强的折衷色彩。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论与行政主体论并行发展,并就各自领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组织法”与“作用法”上的两套概念体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概念群得以二元共生,其所形成的“道具概念”属性与工具性价值,除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一般性解释外,还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就其理论发展演进及机能变迁情况来看,其经验、道程与我国面临的同类问题相比照,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刘洋[2]（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于丽春[3]（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指出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郜清攀[4]（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张舜禹[5]（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施彦军[6]（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张剑[7]（2019）在《江苏“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放管服”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探索的最新阶段,面临社会转型、治理模式变革的总体背景。从政府自身建设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开始突破技术性改革的局限,将开启体制性改革的探索。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理顺政府间关系、部门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标。江苏省作为最早探索“放管服”改革的省份之一,在“中央提出—地方实施”的改革路径中,面对中央做出的改革战略部署,如何落实为具体行动、促进多元主体合作行动。基于实践观察和理论反思,将构建行动体系作为江苏“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运用行动主义研究视角,为呈现出走向合作治理的行政发展历程,梳理行政改革的重心及内涵的变迁过程,并运用理论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所蕴含的原则,解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从央地关系变迁的维度提炼出“单一行动—复合行动—多元行动”分析框架,按照“职责同构”的政府间关系,将分析框架用于解释江苏省“放管服”改革的行动过程,明确改革中行动者角色定位、角色分类、行动特征及改革实践的具体分析。通过改革实践发现,公共行政二元结构将政府置于行动的核心地位,行动体系中的“社会本位”原则发挥不足,致使“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暴露出适应性政策与适应性改革衔接不强、政府内部博弈、协同治理低效等问题,反映出“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行动主义时代的来临,以多元行动为目标,将行动自主性和社会自治性结合起来,以“社会本位”为原则,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构建合作行动体系,探索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模式。
刘泽金[8]（2018）在《中国政府职能的结构性演进 ——基于“间断—均衡”框架的解释》文中提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现代性知识事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文章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政府职能的结构性演进。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后是中国政府职能的政策均衡期,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职能呈现渐进调适的特征和单一支持性的政策图景;改革开放出台是中国政府职能的政策间断期,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职能呈现急剧突变的特征和多种竞争性的政策图景。问题结构、注意力、有限理性、政治制度是解释中国政府职能演进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因素。政策均衡期是均衡的政治。被广泛接受的支持性政策图景意味着清晰的问题结构并伴随着政策垄断,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呈现稳定的注意力和决策偏好。中国权威体制的封闭属性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锁定”和路径依赖;而权威体制的制度规则也会扮演“议程通道”,抵消系统内外产生的“背离”,整个政治系统就渐进地转向一个新的制度均衡点。政策间断期是间断的政治。多种竞争性的政策图景意味着新的问题界定、新的理念和新的参与者,政策垄断走向崩溃,正反馈机制启动。有限理性的政治行动者面临“注意力瓶颈”,新议题在注意力竞争中获得胜利。有战略头脑的改革者敏锐地抓住“机会之窗”,将问题新定义、新理念“打包并销售”给政策议定场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议程。
刘海兵[9]（2016）在《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不同于一般地区乡镇政府,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承担着更加丰富的职能,它是民族政治关系的重要变量,其治理能力强弱影响到民族自治地方农牧民对现有民族政治体系的满意度大小,进而他们将这种满意度通过一定方式向民族政治秩序反馈,形成或认同维护、或抵触对抗的民族心理情绪,最终凝结为特定的民族关系。这一逻辑充分说明,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是和谐民族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最直接公共资源供给者,也是各个民族调适民族政治关系的理想舞台。而其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对维护当地民族关系、发展乡镇经济、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治理生态、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本文以甘肃民族自治地方S县、J县、L县的6个乡镇为研究个案,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在从治理场域、治理特征、治理演进和治理面向分析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生态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运用访谈、调查问卷等民族学方法深入分析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过程中的职能、权力、人员的运作逻辑,剖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而运用治理的范式探讨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权力、人员的调适策略,并整合性地提出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路径。治理生态决定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治理职能实现的基础,治理生态、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政府的分析框架。沿着这样的逻辑,论文共安排七个部分:绪论对本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作了说明。对“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治理型政府”等本文的核心概念作了界定。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民族地区乡镇政府管理”以及“治理型政府”的角度对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族群冲突理论、族际整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治理理论。介绍了本文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内容和研究的资料。第一章强调治理生态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政府建设的依据,即是治理职能选择、治理权力调适、治理人员发展的依据。本章首先介绍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S县、L县、J县乡镇政府治理场域,并分析了治理基质,进而以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空间和新中国建国以来乡镇政府治理演进为基础,深入剖析甘肃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治理生态与乡镇演进的互动规律,从而揭示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治理面向。第二章重点阐述了职能是政府运行的目标,也是权力配置和人员优化的基础。本章对职能、乡镇政府职能、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核心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运用民族学方法梳理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职能结构。进而从民族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少数民族经济、宗教组织管理、族际关系、民族基层社会秩序、民族基层社会村政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对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给予了回应。第三章首先分析了权力相关理论,进而在一个包括县、乡、村、宗教组织的空间格局中,以相互之间权力博弈的视角分析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权力结构。第四章首先阐释了人员厘定依据,进而深入考察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的规模、能力和职业发展,以及族群对少数民族干部晋升、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族际关系、基层群众的辐射。第五章以职能、权力、人员三要素存在的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治理的语境中如何实现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权力和人员更加有序、规范地运行,从而推动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结语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族群冲突理论、族际整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治理理论进行了再探讨,在与服务型政府相区别的基础上,阐释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实质和运作逻辑。
乔姗姗[10]（2015）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员的角色嬗变 ——从执行者到行动者》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特征突显。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的激增使政府事务日益增多,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政府不再是有限的政府。从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开始,出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目的,政府自己开始生产政策,从而弱化了议会的权力。但是政府制定政策面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政策在议会中产生需要经过“议”的民众表达过程以形成公共性的政策,政府则省略了关键的民主过程直接制定政策。因此,政府设定政策面临自我价值规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制定政策就意味着它具有了自主性,政府演变为拥有自主性的行动者政府。行动者政府需要服务价值理念的支撑,所以管理型政府模式向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型。政府模式的更替意味着政府的治理观念、职能特征、体制制度、行为模式等整体性范式的转换与演进,在所有涉及的因素中,政府中的“人”是实现政府形态成功转型的核心因素。因为,只有通过行政人员的工作行为,政府中的体制才能运转、政府职能才能体现；只有行政人员履行政府所制定的任务,政府中各个组成因素才‘具备实践意义。正因如此,有关政府行政人员的研究资料较为翔实,但对大量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大多学者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对如何完善规范行政行为的制度进行分析。本文试图打破控制行政行为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本文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对行政人员个体的价值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价值从属于抽象的概念范畴不便于分析,个体角色的自我认知是价值的具体载体。角色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位置上的行为模式,它规定一个人活动的特定范围和与人的地位相适应的权利义务与行为规范,是社会对一个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也就是说,角色决定了个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正是由于个体担负了某种社会责任他才拥有了自我的价值观念。所以,本文选取角色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口,对在政府模式转型背景下的行政人员角色嬗变给予讨论。管理型政府的行政人员为了实现执行任务的使命,他们扮演了执行者角色。服务型政府行政人员为了实现社会合作治理的目的,则需要由具备自主性的行动者角色行政人员来承担政府职能。本文选择了行政人员从执行者向行动者的角色转型为研究主题。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要发挥引导型职能,必须需要有与政府模式相匹配的行政人员支持,管理型政府所培养的执行者角色行政人员俨然已经无法担此重任。执行者角色的行政人员具有服从命令的特征和工具理性的人格,他们只需根据命令执行任务即可。服务型政府由于职能的扩张,行政人员所承担的社会事务逐渐增加,被动的执行已经不能践行政府的服务职能。因为,高度复杂性的社会使得政策、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复杂性因素,行政人员必须具有面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行动的能力。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使得政策预见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准确,提前预测的政策不能确定行政人员将要面对事实的处理方式。所以,为了适应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职能需求,行政人员必须经历从被动的执行者角色向主动、积极的行动者角色演化的过程。为了形塑行政人员的行动者角色,我们的视线不能再停留在如何控制行政行为的思考层面,制度本身就只是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需要突破制度控制行为的思路。我们试图展开逆向思维方式来解决规范行政行为的问题,即,从对行政行为控制的导向转向赋予行政人员自主性以合法性,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在行政人员自主性画板上涂上服务性质的色彩。规范行政人员自主性需要放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内寻找思路,新的政府组织架构要取代官僚制组织形式。随着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人们的线性沟通方式变为四通八达的网络式互动,科层组织形式也随之转变为无边界的网络虚拟组织形式。在新的组织形式里,行政人员的行为被放在了更为广泛的合作体系之中,行政人员的行为不再仅仅是为了执行政策和服从上级命令,他们的行政行为需要得到合作治理体系中社会他者的承认,这种他者的承认激励行政人员建构起个体的主观责任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总之,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行政生态来形塑具有责任意识和道德感的行政人员,才能真正实现行政人员从执行者角色向行动者角色的转型。
二、从行政管理新理念看政府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行政管理新理念看政府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与基本问题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源起 |
| (二)日本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 |
| (三)广义与狭义的日本行政组织法学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家有机体学说 |
| (二)国家法人学说 |
| 三、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基本问题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 |
| (二)行政主体问题 |
| (三)行政机关问题 |
| (四)三大问题的基本关系 |
| 四、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与现代型机能 |
| (一)机能的语义 |
| (二)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机能及其特征 |
| (三)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型机能及其特征 |
| 第二章 行政组织权论:从“民主控制”到“弹性设置” |
| 一、行政组织权论及民主控制机能的出现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的产生 |
| (二)官制问题与行政保留 |
| (三)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确立 |
| (四)行政组织民主控制机能的实现 |
| 二、组织权放松管制及行政组织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一)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缓和 |
| (二)本质性理论的导入 |
| (三)行政组织权论的发展 |
| (四)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第三章 行政主体论:从“确定责任归属”到“建构多元组织形态” |
| 一、行政主体论及其责任归属机能 |
| (一)公法人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从公法人论到行政主体论 |
| (三)责任归属机能的实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出现及其组织形态机能 |
| (一)行政主体二元论的出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形成 |
| (三)组织形态多元化机能的发展 |
| 第四章 行政机关论:从“建立组织结构”到“实施任务分配” |
| 一、日本行政机关论的主要线索 |
| (一)行政官署论线索 |
| (二)行政官厅论线索 |
| (三)行政机关论的二元化 |
| 二、行政官厅论的产生与结构 |
| (一)行政官厅论的产生 |
| (二)行政官厅论的发展 |
| (三)行政官厅论的基本结构 |
| (四)传统行政机关论的组织结构机能 |
| 三、行政官署论的演进与变迁 |
| (一)行政官署论的发端 |
| (二)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立法体系 |
| (三)《国家行政组织法》与新型行政机关概念 |
| (四)事务分配行政机关论的形成 |
| (五)新型行政机关论的任务分配机能 |
| 第五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及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议题及问题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产生动因与主要议题 |
| (二)我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对我国行政组织法定问题的启示 |
| 三、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启示 |
| (一)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中日两国行政组织法学的可比性基础 |
| (三)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主要问题 |
| (四)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改造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相关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 二、文献述评 |
| （一）经典范式与代表观点 |
| （二）文献评析与研究展望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 |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构建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组织理论基础 |
| 一、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基本概念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要素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概念界定与关键节点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的理论源流 |
| （一）理性-工具：封闭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二）结构-功能：自然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情境-权变：开放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分析框架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成机理分析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理论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获取创新工具的迫切性 |
| （一）地方政府动态适应性的自觉选择 |
| （二）地方政府组织要素的工具化走向 |
| 二、地方场域适用创新工具的约束性 |
| （一）创新工具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 |
| （二）创新工具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 |
| 三、地方政府使用创新工具的可行性 |
| （一）探索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条件与动力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逻辑框架的操作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迷思”工具 |
| 一、“迷思”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迷思”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迷思”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迷思”工具的实现手段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迷思”工具的使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迷思”工具内容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迷思”工具使用过程追踪 |
| 三、以“迷思”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 |
| （二）避免“迷思”排异的创新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工具 |
| 一、结构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结构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结构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结构工具的基本形态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结构工具的应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结构工具形态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结构工具应用过程追踪 |
| 三、以结构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持形态设计的动态匹配 |
| （二）规避形态错位的创新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工具 |
| 一、文化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文化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文化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文化工具的运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文化工具方法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文化工具运用过程追踪 |
| 三、以文化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证方法运用的认同激发 |
| （二）预防方法失灵的创新中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国外各类公共部门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二：国内各类公共组织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三：历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名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江苏“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内研究趋势 |
| 1.2.2 国外研究趋势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原则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原则与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理论及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核心概念 |
| 2.1.1 “放管服”改革 |
| 2.1.2 行政学中的行动与行动者 |
| 2.1.3 公共行政行动主义与行动体系 |
| 2.2 “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的理论分析 |
| 2.2.1 基于组织分析的具体行动系统理论 |
| 2.2.2 基于权力关系的结构化理论 |
| 2.2.3 基于行动环境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行动体系分析框架 |
| 2.3.1 机构改革:单一行动的中央主导 |
| 2.3.2 职能转变:复合行动中的央、地结合 |
| 2.3.3 政社关系:多元行动的价值诉求 |
| 3 江苏“放管服”改革的行动分析 |
| 3.1 江苏“放管服”改革中的行动者厘析 |
| 3.1.1 改革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 3.1.2 省级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者 |
| 3.1.3 市县级政府:改革方案的执行者 |
| 3.2 江苏“放管服”改革的行动特征分析 |
| 3.2.1 对“职责同构”的解构 |
| 3.2.2 调整“支配—服从”权力关系 |
| 3.2.3 优化“管理—协作”行动体系 |
| 3.3 江苏“放管服”改革的背景及过程 |
| 3.3.1 “放管服”改革实施背景 |
| 3.3.2 省级政府的决策过程 |
| 3.3.3 市、县(区)级政府的执行过程 |
| 4 江苏“放管服”改革及行动体系问题及因素分析 |
| 4.1 江苏“放管服”改革及行动体系问题 |
| 4.1.1 适应性政策与适应性改革衔接不强 |
| 4.1.2 政府内部的博弈 |
| 4.1.3 协同治理的低效 |
| 4.2 江苏“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问题的因素分析 |
| 4.2.1 单一行动中的“压力型体制” |
| 4.2.2 复合行动中的“政府本位” |
| 5 完善江苏“放管服”改革多元行动体系 |
| 5.1 突破“压力型体制”的行政自主性设计 |
| 5.1.1 促进性规则的转变 |
| 5.1.2 行动型组织的构建 |
| 5.1.3 双重性权力的阐释 |
| 5.2 走向“社会本位”的社会自治性提升 |
| 5.2.1 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
| 5.2.2 强化公民的个体能动性 |
| 5.2.3 培育社会组织、公民的行动者角色 |
| 5.3 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合作行动体系 |
| 5.3.1 合作行动体系的构成 |
| 5.3.2 完善服务型政府行动体系的出发点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8）中国政府职能的结构性演进 ——基于“间断—均衡”框架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问题、框架与方法 |
| 第四节 解释限度与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职能演进的历时性考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政策均衡期: 全能政府的角色定位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的政策间断期: 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均衡期: 有限政府的角色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渐进调适: 两种政策图景下的政策均衡期 |
| 第一节 全能政府时期政府注意力分配及其演进 |
| 第二节 有限政府时期政府注意力分配及其演进 |
| 第三节 政策过程的渐进调适: 基于两个时期的审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急剧突变: 非线性演进的政策间断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 急剧变迁的政治过程 |
| 第二节 政策过程的急剧突变: 基于改革开放的审视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五、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七、研究资料 |
| 八、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生态 |
| 第一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场域 |
| 一、S县J县L县乡镇概况 |
| 二、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基质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环境 |
| 一、少数民族群体收入水平很低 |
| 二、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
| 三、民族关系多样复杂 |
| 四、宗教组织多而交错 |
| 五、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 |
| 第三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演进 |
| 一、以控制和约束为核心的代理型基层政权（1949-1982） |
| 二、以“分开”和放权为核心的汲取型基层政权（1982-2000） |
| 三、以意识和机制转换为核心的服务型基层政权（2000-至今） |
| 第四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面向 |
| 一、民族生态与乡镇演进的互动 |
| 二、少数民族对甘肃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治生活的影响 |
| 三、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演展 |
| 第二章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职能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关于“政府职能” |
| 二、关于“乡镇政府职能” |
| 三、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职能“应然”结构 |
| 一、提供民族基层社会公共设施 |
| 二、提高少数民族群体收入 |
| 三、调节族际关系 |
| 四、保护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 |
| 第三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实然”回应 |
| 一、民族基层社会公共服务比较短缺 |
| 二、少数民族经济欠发展 |
| 三、宗教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 |
| 四、族际关系调节尚有挑战 |
| 五、民族基层社会秩序有待进一步提升 |
| 六、民族基层社会村政服务仍需改善 |
| 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
| 第三章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权力 |
| 第一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路径与配置 |
| 一、权力相关理论 |
| 二、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获得路径 |
| 三、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配置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县乡权力博弈 |
| 一、“天大的责任” |
| 二、“巴掌大的权力” |
| 三、权力配置失序下的“混沌” |
| 第三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内部博弈 |
| 一、权力边界模糊 |
| 二、机构设置模式化 |
| 三、党政权力关系有一元化倾向 |
| 四、决策过程不精细 |
| 五、基层公权力威信不高 |
| 第四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村权力博弈 |
| 一、不得不干预村政 |
| 二、不得不依赖村政 |
| 第五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与宗教组织的权力博弈 |
| 一、宗教组织治理的实践不断丰富 |
| 二、宗教治理中的“条块”关系尚不顺畅 |
| 三、在不同领域整合社会资本 |
| 第四章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 |
| 第一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人员的厘定依据 |
| 一、决定因素：“民族”生态下的政府职能 |
| 二、直接依据：“民族”生态下的政府规模与结构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规模 |
| 一、“职责同构”下的“专干” |
| 二、存在临时性借调 |
| 三、人权事权相对独立的“条条”人员较多 |
| 第三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能力 |
| 一、年龄以“80 后”“90 后”为主 |
| 二、第一学历为本科和大专的比例较低 |
| 三、素质和能力的满意度测评不高 |
| 四、服务意识的满意度测评不高 |
| 五、政策水平的满意度测评不高 |
| 第四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职业发展 |
| 一、职位晋升比较困难 |
| 二、人员流动性较高 |
| 三、身份“天花板” |
| 四、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激励机制缺失 |
| 第五节 族群的能量 |
| 一、对少数民族干部晋升的辐射 |
| 二、对乡镇政府人员族际关系的辐射 |
| 三、对民族社会基层群众的辐射 |
| 第五章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路径 |
| 第一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厘定 |
| 一、推进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建设 |
| 二、提升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能力 |
| 三、增加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投入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权力调适 |
| 一、平衡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结构 |
| 二、完善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权力过程 |
| 第三节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优化 |
| 一、适度扩大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人员规模 |
| 二、着力优化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人员结构 |
| 三、构建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人员治理考评系统 |
| 结语 理论反思 |
| 一、对四个理论基础的再探讨 |
| 二、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实质 |
| 三、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运作逻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员的角色嬗变 ——从执行者到行动者（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双重转型的社会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 一、研究的解释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行政人员的国内外研究 |
| 二、服务型政府有关行政人员的研究 |
| 三、社会学视野的行动者研究 |
| 四、综合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作为执行者的管理型政府 |
| 第一节 治理体系中的政治—行政二分 |
| 一、政治中管理的诉求：行政的萌芽 |
| 二、主题的嬗变：政治中分化出行政 |
| 三、行政的基本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分离 |
| 一、政治与行政：决策和执行的角色 |
| 二、管理型政府的执行角色 |
| 三、管理型政府的职能 |
| 第三节 管理型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体现 |
| 一、政府的“控制”与社会的“服从” |
| 二、表达—回应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 |
| 三、政府“执行”功能的失灵 |
| 第三章 执行者角色的行政人员 |
| 第一节 官僚制组织中的行政人员 |
| 一、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形式 |
| 二、官僚制组织中的文官制度 |
| 三、行政人员养成执行者角色 |
| 第二节 行政人员的“执行者”特征 |
| 一、职责的外在性 |
| 二、支配关系的形式合理性 |
| 三、机械“执行”的行为模式 |
| 第三节 行政人员的“执行”变异与政府职能的缺失 |
| 一、管理型政府与行政人员的“执行”之维 |
| 二、行政行为失范导致政府失灵 |
| 三、行政人员执行者角色的非典型化 |
| 第四章 后工业化社会的“行动”思潮 |
| 第一节 社会实践中“行动”思潮的萌芽 |
| 一、后工业化社会为行动者提供了实践条件 |
| 二、面对政府失灵：社会萌发自治的行动意识 |
| 三、社会自治行动的现实呈现 |
| 第二节 “行动者”理论：社会认知范畴的转型 |
| 一、主体—客体社会的扬弃 |
| 二、主体间性的复杂化 |
| 三、无主体的“行动者”范式 |
| 第三节 行动思潮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 |
| 一、主客体论：权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
| 二、主体间性的多元化有悖于法治的同一性 |
| 三、行动者：合作治理社会的模式 |
| 第五章 从行动者视角看服务型政府 |
| 第一节 作为行动者的服务型政府 |
| 一、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时代的没落 |
| 二、政府从执行者向行动者的转向 |
| 三、政府形态的转型：从管理走向服务 |
|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
| 一、中心—边缘结构转向无主体结构 |
| 二、行政的价值中立到道德立场 |
| 三、管理型职能向引导型职能的演变 |
|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的组织架构 |
| 一、从线性结构到网络结构转型 |
| 二、从部门界限到无边界虚拟组织 |
| 三、规范行政人员“自主性”的规则 |
| 第六章 行政人员行动者角色的形塑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中的行政人员 |
| 一、从属于服务型政府的行动者 |
| 二、行政人员的“他者”界定及其合作体系 |
| 三、行动者对“他者”承认的诉求 |
| 第二节 行政人员的“行动者”维度 |
| 一、自我反思与灵活应变的能力 |
| 二、行政人员的行政责任内化 |
| 三、“行动者”角色行政人员的道德感 |
| 第三节 行政人员行动者角色的塑造路径 |
| 一、行政人员的德制构建 |
| 二、培育行政人员服务理念的规范性取向 |
| 三、构建良性的行政生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从行政管理新理念看政府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D]. 郭志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3]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
- [6]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7]江苏“放管服”改革行动体系研究[D]. 张剑.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 [8]中国政府职能的结构性演进 ——基于“间断—均衡”框架的解释[D]. 刘泽金. 南京大学, 2018(01)
- [9]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D]. 刘海兵. 兰州大学, 2016(06)
- [10]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员的角色嬗变 ——从执行者到行动者[D]. 乔姗姗. 南京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