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7年的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周光权[2]（2021）在《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典。但是,其系法典化立法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的产物,在新时代有必要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级版"。基于法典编纂的理念全面修订刑法典的任务包括整合反恐法、反间谍法、监察法等其他法律的处罚内容;与民法典等其他部门法有机衔接;吸纳现存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的合理内容;创造性地设置重要的总则性制度规定;提升犯罪构成要件设计的明确性,以谦抑的法益保护为前提增设轻罪;推动刑罚结构科学化,增加刑罚相关制度的规定等。在法典化时代,全面修订刑法典需要大幅度提升法律的现实性、整合性和系统性。全面修订刑法典并不排斥在特殊情形下颁布单行刑法,但不宜再制定附属刑法。目前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充分论证,按照法典编纂的理念和要求,在现行刑法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更加契合时代要求、内在结构更为合理、能够管长远的刑法典,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更为充分的法律制度支撑。
朱文宇[3]（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许菲[4]（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韩美琳[5]（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罗剑波[6]（2021）在《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肇始期与重要转型期。对于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学界早有关注,且在文献汇编、目录索引编制及理论研究与学术史回顾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踵武前贤,接下来的工作,应当在更全面、系统、规范的文献梳理、厘定基础上,来总结、确定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理论价值与当下意义。
肖洒[7]（2021）在《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标志性中国人物画家,杨之光（1930-2016）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针对中国人物画长期以来不擅长表现宏大场面、揭示深刻主题、深入塑造人物形象等现实问题,本文从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发展变迁入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为背景引入,探讨历史题材创作的中国人物画家的审美意识、历史观以及表现手法等内容,并分析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首先,论文阐述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了解杨之光艺术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针对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艺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就历史题材人物画主题的构思和提炼、笔墨与造型的兼容以及创作图样等具体性问题作出深入探讨.最后,重点对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展开讨论.结语部分,结合对当代语境下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的思考,阐释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开展图像记录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客观而言,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在内容上表现出英雄人物于历史进程中的崇高意义.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思想观,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并为改革开放后文艺主旋律所积极倡导.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融合西方历史画、肖像画和风俗画三种不同的题材类型,既注重历史场景的再现来激发观者对历史事件的感受与情绪,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细节刻画,彰显了历史事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引发观众思考画作所反映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在形式上,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在笔墨与造型的兼容、笔墨书写性与构图设计感的兼容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尝试,丰富了笔墨造型语言,拓展了画面构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物画风格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认为,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作为新中国画的代表,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结合,打破传统中国画的“避世主义”的主题倾向和“逸笔草草”的笔墨技法特点,基于生活化情思来进行历史画创作,突破简单仿效西方的形式主义,体现了历史主题创作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相连,彰显出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现实价值.
魏冉[8]（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提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彭雪梅[9]（2021）在《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文中研究说明教科书乃课堂教学之依据,然现阶段高中体育教科书使用率不高甚至很低,这需要我们反思其编写范式是否存在问题。遂本文以库恩“范式”的3个维度（科学共同体、理念、方法）贯穿全文,探究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转换特征、现存问题及发展趋向,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与启示。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对4套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进行历史考察发现: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经历了“3次转换”,其编写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上呈现出人教社专业编辑、专家教授和一线优秀教师组成的“三结合”队伍特点;编写理念上呈现出“知识本位”向“育人本位”逐步推进的特点;方法上呈现出“单一”到“多元”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专家、教师及学生得出: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面临“两大现状”和“六大问题”,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教”与“学”的需求,编写范式出现危机。“两大现状”为师生使用率低和师生满意度低;“六大问题”为:作用与价值尚未显现;内容对学生吸引力低;内容较难且讲解浅泛,多数学生难以掌握;时代适应性差,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实际操作性不强;编写人员结构不合理。最后依据现存问题并结合以往的编写范式提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发展趋向为:（1）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应规范编写人员领域,编写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科学共同体应为从事高中体育教育研究、教学的人员及管理人员等;同时应优化科学共同体的人员结构,缩小专家教授的比例,加大一线教师的比例,同一教学内容的编写应专家教授与一线优秀教师合作完成;此外还需优化科学共同体的地区分布,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应服务于全国各地的学校,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各地专家教授、教研人员和优秀教师共同组成共同体,有利于更好地把控各地教育教学实际情况。（2）理念上,凸显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作用与价值;增强教科书内容的趣味性和创新性;体现时代性,注重学生学习需求的实现;准确掌握学生实际水平,处理好教学内容与学生水平不相符的情况;关注基层教育的实际情况,增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内容的实用性;落实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实行制度,注重体育教科书作用与价值的具体实现。（3）在内容编排上应注重知识结构的“螺旋式”上升,且应详细具体,便于理解;内容的呈现方式上不仅要文字与图表相结合,还应以便捷的方式加入视频教程;在考核评定方法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合理的考评标准;学习评价方法上应具有多元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自评、他评和互评相结合等;学练方法上更具指导性和科学性,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
杨胡灵[10]（2021）在《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文中研究表明体育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文本,是实现体育教学中“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是对培养学生掌握运动技术汲取体育健康知识的重要工具,其中基础教育的体育教材对中小学生的终身发展与全面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随着当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同网络信息对中小学体育课学习内容有着不同形式的解读,具有极强的便利性,从而对当前传统的中小学体育教材的使用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如何编写体育教材将教材适用于学生学习,成为体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建国七十年以来人教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体育教材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选编原则、框架结构、教学内容及学习评价进行梳理,找出教材编写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访谈了解现今体育教材使用情况,探明原因,为我国今后体育教材的编写研究及教材的指向性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建议。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教材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编写中并未很好的落实,且在落实的过程中教师以自身的理解和场域去判断学生的需要,却与学生真实的需要出现了偏差,因此,以“学生为主体”的编写思想并未得到师生的认可。2.教材内容编写所制定的选编原则在实际编写中却没有很好的落实,现今的选编原则与师生之间的需要存在着偏差,没得到师生的认同。3.教材所编写的教学内容和所制定的框架结构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很好的落实,与师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且不能满足师生的需要。4.教材所编写学习评价中的评价方法、内容、主体和标准与实际教学中的考核评价没有很好的契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并未得到教师认同。整个研究发现新时代体育教材编写的展望:1.体育教材编写思想应更深层次地融入以学生为主体;2.体育教材内容的编写应与现阶段实际情况相契合;3.体育教材理论知识内容与德育、技术技能相结合;4.体育教材应注重内容及框架结构的多样化;5.体育教材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提高体育教材实用性;6.小学体育教材学生用书的编写,实现纸质动画与视频动画学习相结合。
二、1997年的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7年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顾炎武《诗经》学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 |
| 一、朝代更替的冲击与明遗民的不同志向 |
|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考据学的复兴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诗经》学发展背景 |
| 一、明末《诗经》学走势:反思流弊,实学渐起 |
| 二、清初《诗经》学转向:考据日盛,汉宋并举 |
| 第三节 顾炎武自身的治《诗》背景 |
| 一、忠孝并重与尚学崇古的家学根柢 |
| 二、友人贤豪的影响与帮助 |
| 三、抗清无果与治《诗》撰着的缘起 |
| 第二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上) |
| 第一节 《诗本音》治《诗》体例:吸收他人长处与独创分类考注 |
| 一、吸收他人长处:遍注《诗》文与本证旁证 |
| 二、考注韵字:按今古音同异分别考证 |
| 三、考注非韵字:纠正舛误与指出非韵 |
| 四、考注协韵:不烦多考 |
| 五、考注同类:首注详备,复注简扼 |
| 六、阐发观点:源于《诗》文,归于义理 |
| 七、考《诗》尾注:重在征实纠误 |
| 八、标注短横线“—”:以分韵、句之别 |
| 第二节 《诗本音》治《诗》特征:惟实而考 |
| 一、宁留悬阙,不予妄言 |
| 二、不囿门户,就实论理 |
| 三、尊古重古,但不泥古 |
| 四、不论繁简,只求辞达 |
| 五、不求异不盲从,实事求是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诗》学观:还原《诗》之多重本质 |
| 一、还原歌《诗》本质,音从《诗》义 |
| 二、还原《诗》之文理,以示考经自知文始 |
| 三、还原《诗》之经学,纠舛音字义 |
| 第三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下) |
| 第一节 《诗本音》的音韵学研究 |
| 第二节 《诗本音》的独特性:核心地位与四书回证 |
| 一、《诗本音》治《诗》的核心地位考述 |
| 二、其他四书对《诗本音》的回证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治《诗》旨归 |
| 一、考《诗》音与明道救世 |
| 二、考《诗》音与为华夏保种 |
| 第四章 《日知录》考《诗》旨趣与特征 |
| 第一节 《日知录》考《诗》条目与内在理路 |
| 一、考《诗》条目及其类型 |
| 二、《日知录》考《诗》条目的内在理路 |
| 第二节 《日知录》四类型条目的治《诗》旨趣 |
| 一、考论《诗》之公案:多举独到见解 |
| 二、考证《诗》中之句:广发经世之论 |
| 三、考释《诗》之词汇:兼举释词本意与阐发义理 |
| 四、考证提炼的国名、篇什和观点:重在还原史实 |
| 第三节 《日知录》的治《诗》特征 |
| 一、札记体的治《诗》体例 |
| 二、经史互证的治《诗》方式 |
| 三、定于一尊的格式与不拘一格的文风 |
| 第五章 顾炎武引《诗》论《诗》观 |
| 第一节 顾炎武引《诗》论《诗》特点 |
| 一、顾着涉《诗》特点:多源自研经之作 |
| 二、引《诗》、论《诗》比较:引《诗》多而论《诗》少 |
| 三、引用《诗》体:《雅》诗多而《风》《颂》诗少 |
| 四、涉《诗》特点:“据实引《诗》”与“就《诗》考《诗》” |
| 第二节 引《诗》类别及其用意 |
| 一、为“述”而引 |
| 二、为“证”而引 |
| 三、寓“志”而引 |
| 第三节 论《诗》类别及主旨 |
| 一、论《诗》之音韵:经韵合一,韵随义转 |
| 二、论《诗》之字词:今古对照,崇实而论 |
| 三、论《诗》之文本:旁证专书,不烦重复 |
| 第六章 顾炎武治《诗》的得与失 |
| 第一节 顾炎武治《诗》功绩与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一、顾炎武治《诗》功绩 |
| 二、顾炎武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顾炎武治《诗》局限 |
| 一、际遇局限:治《诗》条件多受制约 |
| 二、学术局限:治《诗》音还不精审 |
| 结语 |
| 附录一 历代治《诗》音撰着一览表 |
| 附录二 《日知录》对《诗经》考据引证一览表 |
| 附录三 顾炎武引《诗》论《诗》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现行刑法的法典化特质 |
| （一）我国刑法立法进程的简要回顾 |
| （二）我国刑法立法遵循的法典化方式 |
| （三）我国现行刑法法典化水平的提升空间 |
| 二、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必要性 |
| （一）新时代提出了基于法典编纂的理念全面修订刑法典的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立法及理论的积淀颇为丰厚 |
| （三）刑法与“周边”法律的协调需要通过全面修订刑法典统筹解决 |
| （四）刑法体量大，其自身的不协调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难以再依靠传统修订方式解决 |
| 三、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关键问题 |
| （一）关于刑法立法模式 |
| 1. 多元立法模式的利弊 |
| 2. 我国宜继续坚持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 |
| 3. 统一刑法典之外不排斥单行刑法的存在 |
| （二）全面修订刑法典必须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
| 1. 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减少空白罪状的立法 |
| 2. 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更加精准把握明确性原则 |
| （三）充分认识谦抑的法益保护对全面修订刑法典的意义 |
| （四）增设必要的总则性规定 |
| 1. 规定轻罪与重罪的区分标准 |
| 2. 增设关于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
| 3. 增设不作为犯的规定 |
| 4. 拓宽违法阻却事由的范围 |
| 5. 对违法性认识作出规定 |
| （五）增设必要的轻罪 |
| 1. 理念的确立：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合理性 |
| 2. 应当考虑增设的轻罪 |
| （六）刑罚及配套处罚制度的合理化、体系化 |
| 1. 比例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
| 2. 消除对重刑化的误解 |
| 3. 死刑的进一步限制 |
| 4. 关于法定刑的协调 |
| 5. 其他相关处罚制度的建构 |
| 四、全面修订刑法典的相关问题 |
| （一）突出刑法典的中国特色 |
| （二）理性对待民众的重罚呼吁 |
| （三）不应对刑法典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
| （四）刑法学应当对全面修订刑法典贡献更多智慧 |
| 结语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4）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检视 |
| (一)文献资料的搜集、汇编 |
| (二)文献目录索引的编制 |
| (一)综合性的学术史考察，以回顾百年的总结性着作为主 |
| (二)专题式的学术史考察，其研究的对象多为某一文体的研究历程 |
| (一)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
| (二)关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史梳理尚有待于进一步的专门化与系统化 |
| 二、民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空间 |
| (一)文献整理方面 |
| (二)理论研究方面 |
（7）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术语阐释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术语阐释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杨之光研究情况 |
| 二、杨之光相关美术史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运用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总体构思 |
| 一、研究目的 |
| 二、总体构思 |
| 第一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接受与改造:杨之光五十年代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一、“人民的新文艺”创作理念的凸显 |
| 二、政治理论的影响与改造 |
| 第二节 转型与成熟:六七十年代杨之光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一、立足实践的笔墨转型 |
| 二、从生活到创作的程式定型 |
| 第三节 扩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杨之光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第二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若干艺术问题 |
| 第一节 主题与生活的相互关系 |
| 一、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
| 二、主题的构思和提炼 |
| 三、感性生活和思想创见 |
| 第二节 造型与笔墨的兼容问题 |
| 一、摒弃“逸笔草草”的传统创作观念 |
| 二、中国人物画笔墨与素描的结合 |
| 三、笔墨与造型的反复锤炼 |
| 第三节 四平八稳与欹侧多变的构图特色 |
| 一、从《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红日照征途》的构图变化 |
| 二、《难忘的岁月》与《白求恩》构图比较分析 |
| 三、《九八英雄颂》从手稿到创作的构图阐释 |
| 第三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影响 |
| 一、指导思想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重要性 |
| 二、在生活中发现历史 |
| 三、笔墨语言的突破 |
| 四、画面构图的拓展 |
| 第二节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借鉴意义 |
| 一、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
| 二、杨之光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杨之光年表 |
| 附录2 杨之光代表作品创作年表 |
| 致谢 |
（8）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9）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国家对教科书建设与改革的高度重视 |
| 1.1.2 教科书的作用与价值 |
| 1.1.3 现阶段高中体育教科书的使用情况 |
| 1.1.4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研究尚未涉及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教科书与教材 |
| 2.1.2 教科书与教师教学用书 |
| 2.1.3 编写范式 |
| 2.2 体育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
| 2.2.1 体育教科书演变研究 |
| 2.2.2 体育教科书内容研究 |
| 2.2.3 体育教科书编写研究 |
| 2.2.4 体育教科书使用情况研究 |
| 2.2.5 研究评述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问卷调查法 |
| 3.2.3 访谈法 |
| 3.2.4 文本分析法 |
| 3.2.5 德尔菲法 |
| 3.2.6 数理统计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范式理论概述 |
| 4.1.1 范式理论产生的背景 |
| 4.1.2 范式理论内容梳理 |
| 4.1.3 “范式”维度的确立 |
| 4.2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历史考察 |
| 4.2.1 “统编教材”阶段(1949年-1985年) |
| 4.2.2 “一纲多本”阶段(1986年-1999年) |
| 4.2.3 “体育与健康”阶段(2000年至今) |
| 4.3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特征 |
| 4.3.1 第一套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总结(1997年) |
| 4.3.2 第二套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2001年) |
| 4.3.3 第三套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2004年) |
| 4.3.4 第四套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2019年) |
| 4.3.5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特征 |
| 4.4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危机 |
| 4.4.1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师生使用率低 |
| 4.4.2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师生满意度低 |
| 4.4.3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作用与价值尚未显现 |
| 4.4.4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内容对学生吸引力低 |
| 4.4.5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内容较难且讲解浅泛,多数学生难以掌握 |
| 4.4.6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时代适应差,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
| 4.4.7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实际操作性不强 |
| 4.4.8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人员结构不合理 |
| 4.5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发展趋向 |
| 4.5.1 科学共同体 |
| 4.5.2 理念 |
| 4.5.3 方法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转换特征 |
| 5.1.2 师生从不使用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原因 |
| 5.1.3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危机 |
| 5.2 建议 |
| 5.2.1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建议 |
| 5.2.2 其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使用情况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教师卷) |
| 附录二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使用情况与满意度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三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六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发展趋向专家评判表(第一轮) |
| 附录七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发展趋向专家评判表(第二轮) |
| 附录八 问卷效度调查表 |
| 附录九 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 |
| 致谢 |
（10）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基础教育 |
| 2.1.2 教材 |
| 2.1.3 教科书 |
| 2.1.4 体育教材 |
| 2.2 体育教材的相关研究 |
| 2.2.1 体育教材在体育史专着、专题中的研究 |
| 2.2.2 体育教材编写研究 |
| 2.2.3 体育教材演变历史分期研究 |
| 2.2.4 体育教材教学内容的研究 |
| 2.2.5 体育教材的使用情况研究 |
| 2.3 相关研究的述评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数理统计法 |
| 3.2.3 访谈法 |
| 3.2.4 问卷调查法 |
| 3.2.5 德尔菲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建国以来人教版初中、小学体育教材的编写特征分析 |
| 4.1.1 不同时期体育教材指导思想的特征 |
| 4.1.2 不同时期体育教材选编原则的特征 |
| 4.1.3 不同时期体育教材内容的特征 |
| 4.1.4 不同时期体育教材编写的框架结构特征 |
| 4.1.5 不同时期体育教材中学习评价的编写特征 |
| 4.2 现阶段体育教材使用情况以及满意度调查 |
| 4.2.1 教师使用体育教材的情况及满意度调查 |
| 4.2.2 学生使用体育教材的情况及满意度调查 |
| 4.3 教材编写与师生实际使用之间的矛盾冲突 |
| 4.3.1 以“学生为主体”的编写思想并未得到师生的认可 |
| 4.3.2 教材内容的选编并未得到师生的认同 |
| 4.3.3 教材编写框架及其内容不能满足师生的需要 |
| 4.3.4 教材中的评价方式教师并未采纳 |
| 5 教材编写的展望 |
| 5.1 体育教材编写思想应更深层次地融入以学生为主体 |
| 5.2 体育教材内容的编写应与现阶段实际情况相契合 |
| 5.3 体育教材理论知识内容应与德育、技术技能相结合 |
| 5.4 体育教材应注重内容及框架结构的多样化 |
| 5.5 体育教材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提高体育教材实用性 |
| 5.6 小学体育教材学生用书的编写,实现纸质动画与视频动画学习相结合 |
| 6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教师问卷 |
| 附录2:学生问卷 |
| 附录3:专家访谈 |
| 附录4:教师访谈 |
| 附录5:学生访谈 |
| 附件6:编写趋势专家调查表(第一轮) |
| 附件7:编写趋势专家调查表(第二轮) |
| 附录8:开放式编码 |
| 附录9:相关支撑材料 |
| 致谢 |
四、1997年的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J]. 周光权. 中国法学, 2021(05)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5]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6]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罗剑波.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7]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D]. 肖洒.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8]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9]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D]. 彭雪梅.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10]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D]. 杨胡灵.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