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经济形势及2000年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李波[1]（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潘晓婷[2]（2020）在《1973年以来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军人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军队是泰国政治民主化历程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至今在本国的多元化政治力量斗争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在1973年民主运动以前,国家政权基本掌握在军人手中,宪政体制徒有其表;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新阶层力量的崛起,军人的威权统治开始受到民主因素的制约,其干政行为发生相应的变化,包括与王室结成非正式联盟、与文人技术官僚共同执政、通过组建或支持政党参政和以“司法政变”打击敌对政党等,以维持自身的执政合法性。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民主力量冲击的不断加剧,军人的主要政治角色也越发保守,由威权政治转型时期政党政治的主导者逐渐转变为文人政治时期的民主中断者,再转变为新旧政治力量对决时期的秩序保卫者与民主机制的破坏者。军人角色的复杂性也对泰国政治民主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既包括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调节政党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包括破坏民主机制、中断民主进程等方面的不良影响。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制约、低度的民主制度化水平和军方的自身优势等因素,民主政治难以稳定而持续地发展,军人对泰国政治也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这种政治困境的根源在于泰国未考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过度依赖和效仿西方民主模式,国内各方政治力量只是将“民主”作为政权夺利的手段而非公平竞争、共商国是的基本原则。只有立足本国国情,并与民主的根本原则相结合,泰国才能走出一条稳妥有效的民主康庄大道。
李若杨[3]（2020）在《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一国政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是有效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基本前提,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政府部门可以对经济进行反周期操作,避免经济的过度繁荣和萧条,减少产出和投资波动,维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传统研究认为,汇率制度是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理论是三元悖论。该理论认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有效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不断加快,这一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二元悖论认为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当资本自由流动时,即使是浮动汇率也无法使经济体免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只有在资本账户受到直接或间接管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才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三难选择,变成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之间的两难选择。若二元悖论成立,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除非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否则货币政策独立性无法维持,这会对一国货币政策制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研究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两个层面对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一个是全球层面,另一个是中国层面。其中,全球层面分析主要是通过大样本数据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表现进行分析,以考察在全球层面下三元悖论是否还普遍成立;中国层面分析目的是研究三元悖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便为中国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于全球样本,本文首先按照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的不同类型将其进行分类,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还着重考虑了中间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部分管制的情况,分类完成后本文再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资本账户完全管制或汇率制度完全浮动这两种情况下,本国利率不受外国利率变动的影响,货币政策保持独立,而在固定汇率、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本国利率受外国利率影响,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上述结论与三元悖论相一致。对于三元悖论未考虑到的中间情况,本文研究认为,在中间汇率制度下,本国利率不受外国利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样本中的外国利率却在5%的水平上显着,说明资本账户部分管制无法提供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中间汇率制度可以。为了探究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本文还将样本分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样本以浮动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为主,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新兴市场国家更倾向于采用中间汇率和资本账户完全管制,虽然在资本账户完全管制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但是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且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中国样本,本文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不同汇率制度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估计,其中,资本账户开放度采用的是法定资本账户开放度,人民币汇率制度采用的是事实汇率制度。分析显示,中国的资本账户总体是呈不断开放趋势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在朝着弹性增加的方向前进,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制度曾重新钉住美元。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加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其提高程度还会受到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三元悖论仍是有效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有效维持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于中国而言,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先后顺序,前者要先于后者进行;同时要采用更加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以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平衡转换;此外,由于目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仍相对较重,因此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仍是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应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力度,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以此来防范投机性货币冲击的发生。
KEABETSWE BASIMANE[4]（2020）在《博茨瓦纳经济转型研究1998-2018》文中指出在过去的40年里、博茨瓦纳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这一切得益于其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良好的治理。在1966年独立时、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政府制定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执行了良好的治理方案使其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转型为中上收入国家之一。1965/66年到2005/06年之间、博茨瓦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9%、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仔细观察博茨瓦纳的成功故事就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尽管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但博茨瓦纳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本文研究分析了博茨瓦纳从1998年至2018年的经济转型、对其独立以来的发展做了概述、强调了良好的治理在经济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指出高失业率（特别是在青年之中）、经济结构体系的不足、贫困率和不平等是这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本文还探索了博茨瓦纳经济转型及其结构体系的不足、并根据其发展前景、提出许多相应的建议。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可追溯到冷战时期。本文还运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青年失业率、多样化指数等经济变量和理论进行了解释。国际关系领域的统计工作已与先进的经验认识联系在一起、并已确定可以克服理论界限。本文分析了博茨瓦纳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生产增长趋势、并进一步分析了博茨瓦纳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这有助于我们参照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了解博茨瓦纳目前的经济情况。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理论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治理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博茨瓦纳良好的治理记录在其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值得关注。
王锐[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梁馨元[6]（2019）在《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木材的需求量呈上升趋势,但为保护国内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启动“三北”防护林等一系列措施来减少国内木材砍伐量,这使得我国国内的木材采伐量有所下降,需要通过从国外大量进口木材来保持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木材出口国,并且与我国接壤,边境口岸众多,拥有便于开展木材贸易的交通条件,两国在生产要素方面也存在很多互补性,这为中俄木材贸易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此外,两国木材贸易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算起已历经20多年,合作历史悠久。目前俄罗斯经济状况不稳定、关税政策多变、相关机制不完善、木材走私现象时有发生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在制约双方木材贸易及木材加工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因此,只有两国加强沟通交流,深化互信合作,把木材合作纳入国家或地区合作的战略层次,才能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水平。在中俄木材贸易发展前景方面,短期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俄木材贸易合作在贸易量以及贸易结构方面仍有尚待开发的潜力,但长期来看,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以及木材替代品的不断出现,两国的木材贸易量可能会有所减少。
汪奕鹏,管翊[7]（2017）在《2016年度香港经济发展概况及前景展望》文中提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疲软,香港经济增长同步放缓。随着外围经济环境的改善,香港经济在第一季度显着转弱后逐步回升,全年增长1.9%。消费物价通胀水平于2016年进一步下降,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从2015年的2.5%跌至2016年的2.3%,连续第5年回落。劳动力市场大致保持稳定,实质工资水平持续稳步上升,第四季度失业率微跌至3. 3%,处于全民就业状态。香港对外贸易年初呈疲软态势,年中开始逐渐好转,货物出口与服务输出均于第四季度出现显着增长。本地金融市场依然有波动,股票市场先扬后抑,于第四季度出现显着调整,恒生指数全年升至22001点,较2015年上涨0.39%。受累于全球贸易需求不足,贸易运输业表现疲软,进出香港货物总量较2015年减少13%。旅游业触底后小幅攀升,上半年访港旅客数量有明显跌幅,第三季度开始呈现复苏现象,全年访客人数总计减少4. 5%。地产市场年初表现不振,于第二季度出现强力反弹,年末政府全面调高印花税税率及美联储加息,均使得楼市显着冷却。
左荣全[8]（2018）在《越南“国家战略”的内涵结构及其特点》文中研究指明在越南,"国家战略"一词是一条重要的军事术语。"国家战略"和"战略"在现代社会被宽泛地使用,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领域,它们不仅包含军事力量,也包含经济、政治、心理力量的运筹。在越南,国家战略有着自己的内涵表述和层次结构。越南对于"战略"概念,自古已有所了解,到了现代,在抗日、抗法、抗美的军事斗争中,战略逐渐发展成为军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革新开放以后,战略这个概念突破了传统军事领域的限制,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形成包括"全球战略"、"国家战略"和"专业战略"三项内容的完善表述。其中,"国家战略"在越南的普及和运用大体与革新开放同步,尽管起步较晚,但在近期被广泛运用。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先后制定了《新形势下卫国战略》、《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和《至2020年融入国际总体战略及至2030年展望》等多个"国家战略"文件,今年年初又通过了《越南国防战略》,《越南国家边界保卫战略》也即将被通过,内容涵盖建国与卫国、国防安全、外交等各领域,并逐渐形成战略体系。这些"国家战略",已成为越南精准规划和管理各领域的利器,也是我们管窥越南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评价越南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视角和一项重要依据。
雷婕[9]（2018）在《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具有典型的资源型特征,约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1）来自于与资源相关的税收和收费。资源在给俄罗斯财政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使其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近十年来,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波动。2008年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2009年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由2008年的9.3万亿卢布下降至7.3万亿卢布,跌幅高达21.5%。2015年,受欧美制裁以及全球油气供给关系等因素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再度大幅下跌,由110美元/桶下跌至50美元/桶,并于2016年3月一度下跌至30美元/桶,使以资源出口为主要来源的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再度蒙受较大损失,由2014年的14.5亿卢布降至2016年的13.5亿卢布。面对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俄罗斯联邦政府不得不根据石油价格的变动,对联邦预算进行了多次调整。2016年俄罗斯联邦预算经国家杜马审批同意的大型调整多达5次以上,政府预算收入一再压缩,预算赤字不断扩大,由最初占GDP的0.5%提高到占GDP的3.4%。鉴于国际油价的极度不稳定,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大幅度波动,再加之国际石油长期价格难以预期,使需要充分考虑各项中长期因素的俄罗斯中期预算被迫中止。而在此之前,中期预算在俄罗斯已顺利实施十余年,在强化预算资源配置与国家战略相关性,优化预算支出结构,提高预算支出决策及使用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对资源的依赖也使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丰富的资源储备是保障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资源储量本身的有限性显然会对资源型财政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性带来极大的影响。这就促使俄罗斯政府必须在资源尚未枯竭之前,考虑如何解决资源型财政困境,保障资源型财政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同时,资源的开采还涉及代际公平,这也会对财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为此,俄罗斯政府必须正视资源型财政的困境,并设法解决资源型财政带来的隐患和问题。丰厚的资源收入也易使国家经济具有明显的资源型结构特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发展其他经济门类及开展产业结构改革与优化的动力,而这也是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与难题。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及社会各界十分关注资源型财政的稳定发展以及长期可持续性,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探索与改革,例如构建以油气收入为基础的稳定基金,改革资源税课税方式,调整资源型财政收入结构等。“稳定基金”的设立是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较为成功的案例。为保障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财政“逆周期”调节,俄罗斯于2004年建立“稳定基金”,即按照一定比例将油气超额收入存储起来,用以缓解未来石油价格下跌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随着稳定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2008年稳定基金被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一部分用于熨平经济波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充养老资金的不足。这种具有财政“逆周期”作用的储备基金在俄罗斯两次财政收入下跌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平抑作用,保障了俄罗斯国家财政的稳定,国家福利基金对养老基金的不断充实与补充,则有效解决了俄罗斯养老金赤字,保障了俄罗斯国家财政的长期可持续。但在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摆脱资源依赖方面,俄罗斯的相关改革则是一波三折。早在2009年,俄罗斯政府就曾尝试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摆脱资源依赖。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表示,油气收入不应超过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但随着国际油价回升,唾手可得的丰厚收入使俄罗斯再次失去改革的动力,俄罗斯财政收入中油气收入占比不断回升,2010-2014年,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由46.1%到51.3%,其中2012-2014年该比重更是连续三年保持在50%以上,使俄罗斯再次陷入对资源的依赖之中,同时也使俄罗斯再次失去了改革的先机。2015年以来,面对国际油价的低位徘徊,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弊端再次凸显,俄罗斯政府痛下改革决心,希望通过一系列财政税收改革,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对资源的依赖。俄罗斯通过削减资源类产品出口关税、提高非油气收入占比等改革措施,2015-2016俄罗斯油气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度下降至42.9%和36.0%,使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对油气收入的依赖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总体而言,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的实施较为顺利,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当前摆脱资源依赖的改革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国际油价不断回升,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应声而涨,油气收入占联邦预算收入的比重由预期的33.5%上升到39.7%。由此,在国际油价再次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财政收入可持续改革还能否如期推行,俄罗斯能否真正降低对资源的依赖,都有待继续观察与长期跟踪。确保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及长期稳定,是许多资源型国家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从国家层面,中国并不属于依靠单一型资源的国家,与俄罗斯这种资源型国家财政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就中国部分特定地区,如东北、山西、新疆等地区都对资源存在较高依赖,这些资源型地区与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困境极为相似,都面临降低资源依赖、保障资源型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为此,研究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问题,可为我国资源型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思考。除这些特定的资源型地区外,若从广义上来看,在我国地方财政还普遍存在对土地资源过度依赖的现象,虽然“土地财政”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地方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可利用土地资源的减少,很多地方财政收入难以为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同时,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也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优化产业布局的意愿,使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及长期可持续性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土地财政短时期内大规模收入的集聚更加助推了地方财政的顺周期行为,加剧了地方财政不稳定与不可持续的风险。由此,研究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尤其是俄罗斯在保障联邦财政收入稳定,实现“逆周期”调节,增强财政可持续方面等方面的相关改革举措,对于我国解决特定资源型地区,以及“土地财政”面临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围绕上述方面,本文分章进行了如下研究:第一章:导论。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和不足进行总括。第二章:从“逆周期”财政理论、资源诅咒以及中期预算框架思想三个维度,对资源型财政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分析了“自动稳定”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财政理论中发挥的作用,梳理了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机制,分析了中期预算框架构建的背景及中期预算框架建立的重点与难点,并结合以上三种理论,分别探讨不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第三章:对俄罗斯主要资源及资源型财政状况进行分析,并详细阐述了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的课征规范。在此基础上,从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不稳定以及不可持续的困境出发,探讨了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对资源型财政的影响。第四章:对俄罗斯在优化资源型财政结构过程中的税制改革进行详细阐述,重点对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的税制及出口关税税制改革进行分析。其中,在对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的分析过程中,探讨了俄罗斯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的动议,实施的改革措施,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与石油企业间的博弈。结合俄罗斯在对资源型财政进行的改革分析了资源型税制改革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逆周期改革进行分析,对比国际主权财富基金的不同类型,对俄罗斯建立稳定基金的背景进行阐述,对俄罗斯构建“稳定基金”机制的运行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比较了2009和2014年两次经济危机中“稳定基金”实现逆周期调节的不同侧重点,并基于VAR模型探讨了“稳定基金”对于弥补财政赤字发挥的“逆周期”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对俄罗斯实施中期预算改革的背景以及俄罗斯中期预算的构建进行分析。对俄罗斯中期预算的编制方法、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着重对俄罗斯“以结果为导向”中期预算的实施效益进行分析。第七章: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重点关注了“超额收入税”这一俄罗斯正在进行试点的新税种。除此之外,对俄罗斯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摆脱油气依赖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再工业”等举措进行分析,并对稳定基金机制发生的最新变化,以及在俄罗斯规划预算改革予以关注。第八章:针对我国“土地财政”以及资源型地区面临的财政不可持续困境,在对比中俄两国面临困境时存在的异同点的基础之上,提出可借鉴俄罗斯采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完善资源税制改革、建立中期预算框架等提高资源型财政稳定与可持续性的成功经验,建议加强土地出让金与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之间的关联度,可按照一定计提比例将土地收益纳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强化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逆周期”作用。除此之外,还需继续深化我国资源从价税改革、尽早在我国建立中期预算框架。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俄罗斯通过对资源税制的调节,降低了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对油气收入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优化了财政收入内部结构,缓解了石油价格波动导致的财政收入不稳定。（2）俄罗斯通过建立“稳定基金”机制,实现了财政“逆周期”调节,增强了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性。（3）基于“乌拉尔”石油价格编制的中期预算有助于俄罗斯政府掌握更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而“以结果为导向”的中期预算提高了俄罗斯预算支出的绩效,有利于对资源型财政进行更为合理的规划。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选取了财政可持续性的角度,以财政“逆周期”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俄、中两国在进行资源型财政改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同时,通过对比我国存在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等现实状况,借鉴俄罗斯相关经验与教训,提出对土地出让金加强预算管理的建议（2）研究方法创新:在对俄罗斯建立“稳定基金”实行“逆周期”调节的规范分析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稳定基金”在弥补财政赤字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3）研究内容创新:本文以俄罗斯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为对象,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未来改革方中的“超额收入税”进行探讨,对俄罗斯政府与油气企业对待“超额收入税”的不同态度进行探讨,分析其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实现了研究内容及研究领域的创新。
白重恩,张琼[10]（2017）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已经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如何看待"6时代"的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多高的增长水平?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的热议话题。本文回避生产函数具体形式讨论,从供给侧角度预测中国中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基于可比经济体的跨国收敛规律预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后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就业参与等自身特征估计其劳动力增长率,然后求和得到中国2016—2050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各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下:2016—2020、2021—2025、2026—2030、2031—2035、2036—2040、2041—2045与2046—2050年间分别为6.28%、5.57%、4.82%、3.94%、3.40%、3.46%和2.98%左右。之后,本文指出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很大和具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都不一定意味着之前的预测结果高估或低估实际的增长潜力。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二、1999年经济形势及2000年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经济形势及2000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2）1973年以来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军人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相关理论 |
| 五、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1973年以来泰国政治民主化历程 |
| 第一节 “开放政治”时期(1973-1976) |
| 一、学生与军人的对抗 |
| 二、“民主试验”及其失败 |
| 第二节 过渡型军人政权时期(1976-1988) |
| 一、文人代理政府的“倒退” |
| 二、温和军人政权的“半民主政治” |
| 第三节 文人政治时代(1988-2001) |
| 一、民主的重启与军人的负隅顽抗 |
| 二、文人政府的频繁更替 |
| 第四节 新资本集团与传统势力的对抗时期(2001至今) |
| 一、他信文人政府的惠民施政 |
| 二、后他信时代新旧势力的对决 |
| 第二章 泰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1973年以来的军事政变 |
| 一、1976年军事政变 |
| 二、1991年军事政变 |
| 三、2006年和2014年军事政变 |
| 第二节 1973年以来的军人执政 |
| 一、炳·廷素拉暖政权(1980-1988) |
| 二、巴育·占奥差政权(2014-2019) |
| 第三节 军人干政的行为特点 |
| 一、与王室建立非正式联盟 |
| 二、利用政党身份参政 |
| 三、军文共治 |
| 四、以“司法政变”夺权 |
| 五、军人干政的周期性 |
| 第三章 军队在泰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军队在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化 |
| 一、政治转型时期:政党政治的主导者 |
| 二、文人政治时期:民主进程的中断者 |
| 三、新旧集团对抗时期:政治秩序的保卫者与民主机制的破坏者 |
| 第二节 军队在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
| 一、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稳定 |
| 二、促进经济现代化 |
| 三、调节政党纠纷 |
| 四、缓冲民主化速度 |
| 第三节 军队在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 |
| 一、军人威权破坏民主机制 |
| 二、军事政变影响泰国国际形象 |
| 三、军人干政难以解决城乡对立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 二、三元悖论 |
| 三、扩展的三元悖论 |
| 四、二元悖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汇率制度选择 |
| 二、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
| 三、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的争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
| 第三节 牙买加体系下的多种汇率制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层面下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第一节 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 |
| 一、汇率制度分类 |
| 二、资本账户开放度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回归结果 |
| 一、全样本3×3分类回归 |
| 二、不同类型国家异质性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 |
| 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 |
| 第二节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
|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历程 |
| 二、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估计 |
|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结构变动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回顾 |
| 一、1999年~2002年:基本稳健的货币政策 |
| 二、2004年~2007年:稳健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
| 三、2008年~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四、2011年至今:稳健的货币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一、TVP-VAR模型建立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国家汇率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 |
| 第一节 日本汇率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泰国汇率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印度汇率制度改革 |
| 第四节 波兰汇率制度改革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发达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
| 附录2 新兴市场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
| 附录3 汇率系数变动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博茨瓦纳经济转型研究199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资料概况 |
| 三、论文框架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博茨瓦纳经济发展回顾 |
| 第一节 塞莱茨·卡马爵士 |
| 第二节 总统奎特·凯图米莱·琼尼·马西雷 |
| 第三节 费斯图斯·莫哈埃(1998-2008) |
| 第四节 塞雷茨·卡马·伊恩·卡马 |
| 第二章 博茨瓦纳经济为何转型 |
| 第一节 经济结失衡 |
| 第二节 高失业率 |
| 第三节 高度的贫穷和不平等 |
| 第三章 博茨瓦纳经济如何转型 |
| 第一节 多元化政策 |
| 第二节 主要行业的转型举措 |
| 一、制造业 |
| 二、矿业 |
| 三、服务行业(含旅游业) |
| 四、农业 |
| 第四章 博茨瓦纳经济转型的评估 |
| 第一节 博茨瓦纳经济转型的成就 |
| 一、国内生产总值趋势 |
| 二、经济结构转变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的不足 |
| 一、技术的落后 |
| 二、农业技术在经济转型中的缺乏 |
| 三、研究和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的落后 |
| 第三节 博茨瓦纳经济转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发展历程 |
| 一、1992—1998 年低速发展阶段 |
| 二、1999—2007 年快速发展阶段 |
| 三、2008—2015 年起伏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俄两国木材贸易合作的现状 |
| 一、贸易规模 |
| 二、贸易种类 |
| 三、贸易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影响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有利因素 |
| 一、中俄两国生产要素的互补性 |
| 二、中俄两国的地缘优势 |
| 三、中国相关政策的推动 |
| 第二节 影响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不利因素 |
| 一、俄罗斯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 |
| 二、俄罗斯非法采伐、走私木材现象时有发生 |
| 三、俄罗斯国内政策多变 |
| 四、俄罗斯经济状况不稳定 |
| 五、我国木材市场存在恶性竞争 |
| 六、第三方的竞争压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俄木材贸易的合作前景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的前景 |
| 一、短期内仍有发展空间 |
| 二、长远看贸易量将有所下降 |
| 第二节 中俄木材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提高投资水平,优化贸易结构 |
| 二、完善市场秩序,合理有序竞争 |
| 三、完善相应制度,改善投资环境 |
| 四、深化政治互信,奠定合作基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
| (三)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逆周期”财政理论 |
| 一、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
| 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
| 三、“逆周期”财政理论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理论 |
| 一、资源诅咒理论的发展阶段与不同探讨 |
| 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
| 三、资源诅咒对实践的警示作用 |
| 第三节 中期预算框架思想 |
| 一、中期预算框架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二、中期预算框架的构建与难点 |
| 三、中期预算框架思想对中期预算实践的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现状分析 |
| 一、俄罗斯矿产资源占有与开采现状 |
| 二、俄罗斯资型财政税收收入的现状 |
| 第二节 俄罗斯资源税课征制度 |
| 一、矿产资源开采税课征的法律框架与规范 |
| 二、矿产资源开采税中对石油、天然气的课征规范 |
| 第三节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
| 一、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非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 |
| 二、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对资源型财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优化资源型财政结构的税制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出口关税税制改革 |
| 一、降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 |
| 二、调整重、轻质油出口关税税率 |
| 第二节 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 |
| 一、资源型财政困境下的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动议 |
| 二、巩固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在财政收入当中的地位 |
| 三、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引发的政企博弈 |
| 第三节 俄罗斯资源型税制改革的影响 |
| 一、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
| 二、影响石油生产行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保障资源型财政稳定的逆周期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财政逆周期改革的背景 |
| 一、俄罗斯设立“稳定基金”的国际背景 |
| 二、俄罗斯设立“稳定基金”的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稳定基金”——俄罗斯财政逆周期改革的路径选择 |
| 一、俄罗斯“稳定基金”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储备基金”与“国民福利基金”的运作模式比较 |
| 第三节 俄罗斯“稳定基金”在财政逆周期改革中的作用发挥 |
| 一、发挥反危机功能 |
| 二、保障居民生活和养老水平 |
| 三、基于VAR模型对俄罗斯“稳定基金”作用的实证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保障资源型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期预算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实施中期预算改革的背景 |
| 一、俄罗斯“年度条目式”预算编制的弊端 |
| 二、俄罗斯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 |
| 第二节 “以结果为导向”的俄罗斯中期预算构建与改革 |
| 一、俄罗斯中期预算的编制方法 |
| 二、俄罗斯中期预算发展的历程 |
| 三、俄罗斯中期预算实施发挥的效益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未来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摆脱油气资源依赖 |
| 一、降低油气收入占GDP的比重 |
| 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
| 三、推进俄罗斯“再工业化”进程 |
| 第二节 继续推行资源税制改革 |
| 一、巩固矿产资源开采税地位 |
| 二、试行“超额收入税” |
| 第三节 调整“稳定基金”结构,优化中期预算规划 |
| 一、突出“国民福利基金”主体地位,继续发挥财政稳定作用 |
| 二、实施规划预算提高公共支出运营效率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逆周期”调节机制的启示与借鉴 |
|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现状与问题 |
| 二、中国与俄罗斯面临财政不可持续困境的异同比较 |
| 三、借鉴俄罗斯经验,解决我国“土地财政”困境的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促进我国资源型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改革 |
| 一、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现状及问题 |
| 二、中国与俄罗斯资源型地区发展困境的异同比较 |
| 三、借鉴俄罗斯经验,构建我国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 |
| 第三节 对我国加快建立“以结果为导向”中期预算的启示 |
| 一、我国中期预算实施的现状 |
| 二、我国中期预算与俄罗斯中期预算的对比 |
| 三、俄罗斯建立中期预算框架对我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外文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分析框架与思路 |
| 2 数据来源与增长预测 |
| 2.1 预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 2.2 预测“劳动力增长率” |
| 2.3 预测“经济增长率” |
| 3 增长潜力有可能被低估了么? |
| 3.1 制度环境改善的空间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
| 3.2 产能过剩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 |
| 4 不同预测方法结果比较 (1) |
| 5 结论 |
四、1999年经济形势及2000年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2]1973年以来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军人因素研究[D]. 潘晓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7)
- [3]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D]. 李若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博茨瓦纳经济转型研究1998-2018[D]. KEABETSWE BASIMANE.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俄木材贸易合作研究[D]. 梁馨元.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7]2016年度香港经济发展概况及前景展望[J]. 汪奕鹏,管翊. 当代港澳研究, 2017(01)
- [8]越南“国家战略”的内涵结构及其特点[J]. 左荣全.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18(04)
- [9]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雷婕.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10]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J]. 白重恩,张琼. 经济学报,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