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论文文献综述）
丁延景,谭德隆,罗寿枚,李西湖[1]（1977）在《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文中认为 清王朝建立的初期,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甚为错综复杂。到了康熙年间,在国外,西方荷兰殖民主义者不甘心他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失败,积极向我国东南沿海觊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便厚颜无耻地遣使向清政府提出联合进攻郑经,企图重新指染台湾省。北方边境,沙俄帝国虎视耽耽,并从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脉之后,就不断东侵,其矛头主要指向我国东北国境,尤其是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广大地区。在国内,南方有以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为首的“三藩”反动封建割据势力甚为猖獗;西北方又有以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卖国集团与沙俄勾结进行大规模的叛乱分裂活动。各种事态,接踵而来,使当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社会遭到破坏,人民不得安宁,清王朝的巩固也面临考验。国家所受到的入侵和骚扰,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使人民日益觉醒。一致要求抵抗外来侵略,希望国家统一和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
李凤仪[2]（2017）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风景特征及寺庙园林理法研究》文中认为佛道名山风景名胜区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整体,记录了佛教、道教兴衰发展的轨迹。作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是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管理、开发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呈现出“形”的破碎与“神”的缺失,“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氛围逐渐淡薄。在这一背景下,遵循历史演进的脚步在宗教文化、地域文化、风景文化、建筑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五台山作为佛教名山的风景特征以及五台山的寺庙园林理法对于保护风景名胜区景观风貌、促进风景区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本文从五台山佛教的缘起和演进入手,从宏观到微观、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科学、从宗教理学到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五台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研究。构建了“国土范围——境域范围——风景名胜区——聚落系统——寺院”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框架来研究不同尺度下五台山的风景特征。在国土范围、境域范围等宏观层面着重分析五台山发展成佛教名山的客观背景,以中国传统宇宙观和佛教世界观为切入点,挖掘五台山宏观地理区位特征和山岳格局的风景特征,找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空间格局以及佛教世界理想空间格局的内在联系。在风景名胜区、聚落系统、寺院等微观层面着重分析在宗教文化影响下风景特征、寺院选址和寺庙园林理法。最后基于物质实体挖掘了五台山风景文化意趣的内涵和外延,完善了对五台山“形”与“神”的系统认知。通过以上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可概括如下:第一,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的风景特征包括四点,分别为“圣几何式”的空间定位、“人间须弥式”的圣山格局、“村寺共生”的聚落系统、“形神兼具”的自然形胜;第二,五台山寺庙园林理法方面可总结为“境意相生”的的寺院选址、“因形就势”寺院布局、“礼制有序”的寺院形象、“脱凡入圣”的引导空间、“顺理成章”的寺院群体五个层面。本文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并在研究技术上借助Arc GIS、Google earth、IBM SPSS Statistics19等软件进行相关内容的定量化分析,实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向华荣,钮仲勋,厉国青,丁延暻[3]（1982）在《我国地理经纬度和子午线实测的沿革》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唐、元、清几次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的情况,并从当时使用的方法和仪器,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地理坐标和经纬度的形成和发展,文章还从两种不同的地理坐标系出发,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地理坐标的特点、古代测地方法和现代测地法的联系、中国现代测地法与外国测地法的互相影响,从而证明了中国人民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宝贵贡献以及学习困外先进技术对发展本国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
潘友元[4]（2020）在《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研究（1905-1911）》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清末新政中军事改革的推进,两江地区对测绘技术和测绘人才的需要愈加迫切,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遂决定设立两江陆军测绘学堂。两江陆军测绘学堂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测绘技术,而且还引入了西方近代测绘学理论和测绘技术,成为清末两江地区培养测绘人才的中心。同时,两江陆军测绘学堂为两江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一部分专业的测绘人才,推动了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两江陆军测绘学堂为研究对象,对其创办、管理和运作、人事等几个方面作深入的分析。两江陆军测绘学堂作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式测绘技术人才的学校,兴办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其以日本为蓝本,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效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新式测绘人才,满足新军编练的需求,而且在民初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的发展起了着重要的作用,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对于当今的测绘教育仍有借鉴意义。另外,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教师译介的测绘学书籍为测绘学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清政府主导之下的新式测绘教育是成功的。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当时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学堂在兴办过程中,忠君忠孔这一旧思想的遗存,致使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发展带有的封建性和滞后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在测绘教育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不仅为清末其他的测绘学堂发展提供借鉴,而且所培养的学生在民初乃至近代的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的舞台中崭露头角。
刘倩倩[5]（2020）在《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文中指出进士科学家这一特殊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产物,是人文儒学与自然科学水乳交融的历史缩影,以进士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具有典型性研究价值。在诸多进士科学家中进一步选取明代状元罗洪先作为研究对象,从科技史角度分析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结合罗洪先所处的时代背景,系统阐释罗洪先科学活动和科学思想的成因,对罗洪先的地理学成就《广舆图》及其它未被关注的科学贡献重新予以评定。通过对罗洪先科学活动、科学贡献和科学思想的挖掘,由点到面,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儒学化特征背后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辩证关系,进而批判继承历史科技文化传统,积极寻求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启示。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从科技史视角梳理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发展脉络,全面梳理罗洪先的家世、生平、师友交游活动,编制较完整的罗洪先大事年表,总结罗洪先的人生轨迹;（二）提炼罗洪先思想中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尊重客观实际等思想品质,概括他近察远闻、明物察伦、周经改密的科学态度和“求简易”、“务径直”、不以偏概全的求真求简思想,结合罗洪先的个人着述和他人述评探究状元罗洪先科学行为的精神内核;（三）分析归纳罗洪先《广舆图》的创作缘由、参考资料、版本、绘制内容、绘制方法、创作过程及对中外产生的深远影响;（四）归纳罗洪先其他的科学贡献,主要包括“日晷理论”、经纬度以及“月借日光”认识,从历史纵向维度和中西文化交流横向维度对罗洪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历史评定,肯定罗洪先在科技史方面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科学包容性极强,科学与人文相辅相成,传统文化土壤也是催生科学果实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科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其“体”的东方科学体系,与西方科学范式并道而驰。罗洪先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古代“逆行”而生的特殊现象,但绝不是个例,结合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以小见大,辩证讨论儒学、科举与古代科学的互动关系,批判继承古代科技传统,为当今社会培养文理兼修的综合型人才提供借鉴。
刘溪[6]（2017）在《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文中提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极为突出而独特,他不仅拥有"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多种盛名,还拥有"皇帝科学家"的美誉。他对科技、尤其是西方科技的深入掌握和充分利用,在中国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使之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身份地位最为特殊的关键人物,对清初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康熙帝为何如此崇尚西方科技?这是一个虽然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至今未得确解的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康熙帝学习西方科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汉族大臣"炫耀",或是能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断人是非";并且认为在康熙帝身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对西方科技苦心钻研、大加利用,另一方面又将宋明理学奉为圭臬,终生服膺。很显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西方科技纳入到康熙帝的信仰体系与知识体系当中进行考量,即没有意识到:在康熙帝那里,科学与儒家理学、西方科技与儒家"道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西方科技正是他维护道统、巩固皇权的一种有效工具。已有学者意识到,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崇尚,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西方科技在康熙帝政治生涯的权力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指明了康熙帝的目的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皇权统治的巩固。然而问题是:康熙帝为何需要通过掌握科技知识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呢?换言之,康熙帝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科学技术、甚至是有可能危及其道统合法性的西方科技?康熙帝又是如何利用西方科技强化自己的权力的?这些都是"康熙帝与科技"这一专题研究必须提出、有待深入回答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康熙帝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西方科技在其政治生涯中有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被用于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等重要领域,以维护国计民生;其二,被用作训导儒者的重要武器,塑造自身"知识权威"的形象。前者维护的是"治统",体现的是"君"的角色;后者维护的是"道统",体现的是"师"的角色。而这一切皆源于康熙帝不同于以往历代帝王的诉求:成为将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道治合一"）的圣王。学界迄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皆忽略了西方科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科技在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要大于其他方面的努力。因为:若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康熙帝尽管也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毕竟不能够独领风骚;然而若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一般懵懂无知的儒家士大夫实在望尘莫及,这足以显示和证明他的"圣智"。于是,康熙帝通过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成功地取得了科技话语权、知识话语权,从而极大地巩固了他的道统话语权;而他晚年倡导"西学中源"说,则是将西方科技径直纳入儒家道统,即是其利用西方科技来塑造其"圣王"形象的最后逻辑环节。本文将西方科技与皇权统治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新审视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初次接触、对西方科技加以深入探究、大加利用到最终"纳西入中"的整个历程,重新诠释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的关系。这样,当我们从中国政治史、儒家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时,就会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科技的作用并加以重视;反之,当我们从中国科技史、科学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的科技活动时,亦会注意到科学技术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并加以重视。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研究: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中,象征儒家文化价值认同的"道统"与代表世俗政治权力的"治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孔子之前,道统与治统是同一的,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道统与治统已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此后,道统一直占有较之于治统的价值优先性,即"道高于治";但此种格局在康熙帝身上发生了转变,他通过信仰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努力,试图恢复道治同一、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的理想,其具体的途径就是向儒家士大夫争夺道统话语权,以治统兼并道统。在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中,西方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杨光先历狱案"中,康熙帝发现了西方科技在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维护皇权统治当中的作用,于是由利用西方科技"断人是非"的初识,转向了"作君作师"之用的深悟。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康熙帝塑造"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亦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深嵌于儒家文化传统结构之中的,儒学传统中不仅有科技知识的内容,而且有其形下学的知识论建构、形上学的本体论建构,并且还有具体的运用体系;因此,广泛地学习掌握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知识,乃是承担"道统"、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西方科技在维护康熙帝"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重新整顿钦天监,谕令全体官员学习西洋新法,提高了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保证了帝王"敬授民时"的权威性;建立"皇家科学院",修书育人,保证了皇权对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利用;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使其在平定内乱、护卫领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确保了皇权对国家疆域的绝对控制。西方科技在塑造康熙帝"道统"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重要、且独一无二的:通过对西方科技的苦心钻研,孜孜以求,康熙帝逐渐成为了此领域的绝对权威;他主持编纂、乃至亲撰科技典籍,利用"知识权威"的身份教导和训谕科技人才,从而成功剥夺了儒者的知识话语权,塑造了"仁且智"的圣王形象。纵观康熙帝一生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其晚年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提倡是一种必然,即通过将西方科技纳入儒家道统,使自己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行为名正言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辅助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最后逻辑环节。对康熙帝的科技活动进行功过评价,一直是"康熙帝与科技"专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本文在"余论"中梳理了康熙帝科技活动中的一系列"矛盾"问题,认为所有的"矛盾"皆为其"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从"儒家道统"与"清初科技发展"两个方面对康熙帝科技活动进行了评价:其一,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利用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统的内涵,但也因剥夺了儒者的话语权而降低了士人对于皇权的约束力,以更为广阔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其最终实现的"道治合一"是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阻滞;其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大力提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为清初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知识权威"的形象和对科技活动的"乾纲独断"也造成了科学研究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这最终会导致科学技术丧失其内在发展活力,从而阻碍科学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韩昭庆,李乐乐[7]（2019）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广西地区为例,借助ArcGIS和相关历史文献,对我国首次大范围实测、并用经纬坐标绘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及之后的《乾隆十三排图》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两图中绘制的广西地区进行地理配准、人工数字化并建立相应的属性表之后,分别对两图中的水系形态及分布、山名数量、府县政区名称及一些聚落通名的数量进行比对。我们认为,《乾隆十三排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在广西地区皆使用同样的坐标系,两图的水系几乎完全吻合。不同的是,乾图的坐标系平均比康图偏北0.6分、偏东7.8分,图面内容也较康图丰富,其中政区及聚落名称较康图的489条增加了1.7倍,山、岭、洞等自然地物名较康图的376条增加了68%。乾图上广西的边界及府、州名的绘制及时反映了雍正时期对本区治理之后的变化,故乾图是在继承康图基础之上,增补大量地理信息,尤其是聚落名称和山名之后完成的。
王瑶[8]（2020）在《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图的本质是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既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传承方式,然而惯性思维总是将地图默认为认知空间环境的科学工具而忽视地图的文化功能。民国时期风云巨变,一方面政治制度上经历封建专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各方思想论战交锋,出版物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走向历史舞台。本文选取民国作为时间节点,研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地图出版群体,从社会文化价值的角度研究地图编绘的意义探索民国时期地图出版业的发展动态及编辑特色,以此丰富民国出版史的内容。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研究民国地图出版的缘由和意义,并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简单说明。第二部分是地图出版发展历史的回顾,以民国为时间节点划分然后分别概括,古代地图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归纳出各时期的地图特征、编绘特色等;民国地图部分则围绕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机构分布进行宏观描述,力求给读者以全面而整体的印象。第三部分是对民国时期地图出版兴起的动因分析,地图与其他出版一样兼具文化性和商品性,因此除了考虑到时代背景还需要考虑读者的知识需求与出版社的商业驱动。第四部分对地图进行个案分析结合上文的宏观分析,进一步阐释民国地图的编绘特征和出版特色,与现代地图进行对比分析,第五部分是对民国地图出版的总体评价,亦是对前文的总结。总的来说,民国地图出版是民国出版史的重要组成,在传统舆图与现代地图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地理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地图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还是读者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书”,对开拓视野、启迪民智、推广地理科学等方面启到了重要作用。
袁博[9]（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牛汝辰,林宗坚[10]（2001）在《明末清初我国测绘科技的人文社会背景分析——传教士与中国测绘科技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我国明末清初测绘科技的回顾 ,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及科技交流对我国测绘科技的影响 ,对当时我国测绘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做了深入探究 ,例举了清初我国与传教士合作开展全国地图测绘的全过程、取得的成果和使用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测绘科技的辉煌成就及其因后期的“闭关主义”政策和“天朝中心说”的自大守旧等人文背景和文化传统及科技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诸多历史遗憾。
二、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论文提纲范文）
（2）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风景特征及寺庙园林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佛道名山的保护 |
| 1.1.2.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发展中的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山岳格局与风景特征 |
| 1.3.2. 寺庙园林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概念解析 |
| 1.4.2. 山岳型风景名胜区相关研究 |
| 1.4.3. 寺庙园林相关研究 |
| 1.4.4. 五台山历史文献材料和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调查法 |
| 1.5.2. 文献研究法 |
| 1.5.3. 跨学科研究法 |
| 1.5.4. 个案研究及总结法 |
| 1.6. 研究框架和论文结构 |
| 2. 五台山佛教发展及寺院空间分布格局变迁 |
| 2.1. 以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佛教发展的基础 |
| 2.1.1. 地质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气候 |
| 2.1.4. 水环境 |
| 2.1.5. 土壤及植被特征 |
| 2.2. 以人文因素的介入为发展的驱动力 |
| 2.2.1. 经典论证 |
| 2.2.2. 皇家扶持 |
| 2.3. 五台山历代佛教发展及寺院建设 |
| 2.3.1. 前期:初传与鼎盛(东汉——唐) |
| 2.3.2. 中期:重创后复苏(五代——金) |
| 2.3.3. 后期:发展与复兴(元、明、清) |
| 2.3.4. 近期:衰落与开发(民国至今) |
| 2.4. 五台山佛教特征 |
| 2.4.1. 文殊菩萨信仰 |
| 2.4.2. 汉藏佛教并存 |
| 2.4.3. 大乘八宗并行 |
| 2.4.4. 十方子孙并重 |
| 2.5. 小结 |
| 3. 国土尺度下五台山的空间定位 |
| 3.1. 中国传统大地理观的产生与表现 |
| 3.1.1. 古代空间测绘实践 |
| 3.1.2.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
| 3.1.3. 佛教世界的宇宙结构 |
| 3.1.4. “大地理观”空间意识与空间表现 |
| 3.2. 五台山空间定位中的大地理观 |
| 3.2.1. 五台山与各朝都城的空间轴线关系 |
| 3.2.2. 四大佛教名山的空间轴线关系 |
| 3.2.3. 五台山与“四埵”的五方定位关系 |
| 3.3. 国土范围内的五台山朝圣行为 |
| 3.3.1. 五台山朝圣行为的双重意义 |
| 3.3.2. 国土范围内五台山朝圣旅程 |
| 3.3.3. 五台山周边的入山路线 |
| 3.3.4. 朝圣行为衍生的空间标识 |
| 3.4. 小结 |
| 4. 五台山境域山岳格局与朝山路线 |
| 4.1. 五台山山岳格局中的传统理想景观模式 |
| 4.1.1. 五台山仙山模式 |
| 4.1.2. 五台山五方布局模式 |
| 4.1.3. 五台山台怀地区的山水佳穴模式 |
| 4.1.4. 五台龙脉 |
| 4.2. 山岳格局影响下的朝山路线 |
| 4.2.1. 历史上的朝山路线 |
| 4.2.2. 朝山路线分类 |
| 4.3. 基于朝台、朝寺路线的景观视觉敏感度分析 |
| 4.3.1. 景观视觉敏感度评价因子选择 |
| 4.3.2. 景观视觉敏感度各因子评价结果分析 |
| 4.3.3. 综合景观视觉敏感度 |
| 4.4. 小结 |
| 5.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村寺共生聚落系统 |
| 5.1. 寺院选址特点 |
| 5.1.1. 寺院选址的地形特征 |
| 5.1.2. 寺院选址与竖向相关性 |
| 5.1.3. 寺院选址与水体相关性 |
| 5.2. 村落分布特点 |
| 5.2.1. 依谷而建 |
| 5.2.2. 村寺相依 |
| 5.3. 村寺共生聚落系统构成 |
| 5.3.1. 小型村寺共生聚落组团 |
| 5.3.2. 村寺共生聚落系统形态特征 |
| 5.4. 村寺共生聚落系统的共生特征 |
| 5.4.1. 历史上的社会经济联系 |
| 5.4.2. 近现代的旅游服务联系 |
| 5.4.3. 未来村寺共生聚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
| 5.5. 小结 |
| 6. 五台山寺庙园林理法 |
| 6.1. 寺院空间布局 |
| 6.1.1. 古代五台山寺院的空间布局 |
| 6.1.2. 当代五台山寺院的空间布局 |
| 6.1.3. 寺院布局中的建筑元素 |
| 6.1.4. 寺院布局中的园林特征 |
| 6.2. 寺院引导空间序列组织 |
| 6.2.1. 引导空间类型 |
| 6.2.2. 引导空间构成元素 |
| 6.3. 寺院群体布局及游线组织 |
| 6.3.1. 向心式布局——灵鹫峰寺院群 |
| 6.3.2. 念珠式布局——黛螺顶寺院群 |
| 6.3.3. 聚集式布局——南山寺寺院群 |
| 6.4. 结论 |
| 7. 五台山风景文化意趣 |
| 7.1. 自然之境——自然景观中的文化意趣 |
| 7.1.1. 地貌地质的文化意趣 |
| 7.1.2. 草木植物的文化意趣 |
| 7.1.3. 天时天象的文化意趣 |
| 7.2. 人文之境——寺庙园林中的文化意趣 |
| 7.2.1. 建筑艺术中的景象营造 |
| 7.2.2. 文学艺术中的景意营造 |
| 7.3. 五台山风景文化意趣的传播及转译 |
| 7.3.1. 文学 |
| 7.3.2. 寺院造景及山岳名胜 |
| 7.3.3. 清代皇家园林 |
| 7.4. 五台山风景文化意趣的产生机制 |
| 7.5. 小结 |
| 8.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1.1.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的风景特征 |
| 8.1.2. 五台山寺庙园林理法 |
| 8.2. 讨论 |
| 8.2.1. 创新点 |
| 8.2.2. 局限性 |
| 8.2.3.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4）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研究（1905-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创办 |
| 第一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创办的背景 |
| 一、两江地区深厚的测绘学积淀 |
| 二、列强在华侵测活动的刺激 |
| 三、晚清中国社会近代化对测绘教育的需求 |
| 第二节 近代两江地区的军事改革 |
| 一、近代两江地区军事学堂测绘学课程的开设 |
| 二、“新政”军事机构改革与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设立 |
| 第二章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管理和运作 |
| 第一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创立的历程 |
| 一、“新政”教育体制改革对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影响 |
| 二、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筹建 |
| 第二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运作 |
| 一、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属性 |
| 二、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招考制度 |
| 三、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招生管理 |
| 四、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课程管理 |
| 五、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考核制度 |
| 六、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经费管理 |
| 第三章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人事 |
| 第一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行政管理人员 |
| 第二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教师队伍 |
| 第三节 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贡献 |
| 一、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近代军事测绘事业的贡献 |
| 二、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近代水利工程测绘事业的贡献 |
| 三、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城市测绘事业的贡献 |
| 四、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近代测绘教育事业的贡献 |
| 五、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贡献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1.1.1 进士科学家是传统文化文理交融的缩影 |
| 1.1.2 罗洪先是兼备儒学与科学素养的进士科学家代表 |
| 1.1.3 罗洪先《广舆图》及其他科学贡献意义重大 |
| 1.1.4 罗洪先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弥足珍贵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罗洪先地图学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罗洪先的其他相关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1.3.2 人文地理学研究法 |
| 1.3.3 个案归纳概括法 |
| 1.4 资料来源 |
| 1.5 突破与创新 |
| 第一章 罗洪先生平经历考论 |
| 1.1 罗洪先家世概述 |
| 1.2 罗洪先生平概述 |
| 1.3 罗洪先交游考 |
| 1.3.1 幼好守仁传习录 |
| 1.3.2 师事同邑李中 |
| 1.3.3 结交阳明弟子 |
| 1.3.4 契心挚友唐顺之 |
| 1.3.5 归田精究学问 |
| 1.3.6 除弊顿,躬振给,引寇去 |
| 1.4 罗洪先科举仕进考 |
| 1.4.1 第一次入朝——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 |
| 1.4.2 第二次入朝——请告逾期,离家赴任 |
| 1.4.3 第三次入朝——召任春坊左赞善,起复经筵讲官 |
| 1.4.4 时事日非,决意仕进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罗洪先科学思想考论 |
| 2.1 罗洪先科学思想的形成因素 |
| 2.1.1 社会因素 |
| 2.1.2 个人因素 |
| 2.2 “天高地下,日东月西”的科学认识 |
| 2.3 “格物笃行”的科学观 |
| 2.3.1 近察远闻知民困 |
| 2.3.2 明物察伦致学问 |
| 2.3.3 周经改密纯实际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罗洪先《广舆图》再研究 |
| 3.1 中国传统舆地图特点概述 |
| 3.2 罗洪先《广舆图》考 |
| 3.2.1 《广舆图》创作缘由 |
| 3.2.2 《广舆图》资料来源 |
| 3.2.3 《广舆图》版本信息梳理 |
| 3.2.4 《广舆图》内容及绘制方法 |
| 3.3 罗洪先《广舆图》的价值和影响 |
| 3.3.1 保存珍贵的古地图资料 |
| 3.3.2 《广舆图》的“作图四义” |
| 3.3.3 纠正历史遗留错误观念 |
| 3.3.4 对中国的影响 |
| 3.3.5 对国外的影响 |
| 3.3.6 《广舆图》影响广泛原因分析 |
| 3.3.7 《广舆图》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
| 3.4 《广舆图》的“非科学性”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罗洪先的其他科学贡献 |
| 4.1 “日晷辩”与现代纬度概念 |
| 4.1.1 元郭守敬所制圭表概况 |
| 4.1.2 大都日晷,其缪何疑 |
| 4.1.3 日晷辩,复详其制 |
| 4.1.4 圭表测影与现代纬度 |
| 4.2 “月借日光说” |
| 4.3 小结 |
| 结语 |
| 1.1 儒学与古代科学的辩证关系 |
| 1.2 科举与古代科学的辩证关系 |
| 1.3 批判继承古代科技文化传统 |
| 1.4 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附录 |
（6）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
| 一、关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理念的研究 |
| 二、关于康熙帝科技活动的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动机问题 |
| 二、科学技术与皇权统治的关系问题 |
| 三、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统"形象的塑造问题 |
| 四、康熙帝如何用中国儒学统合西方科技的问题 |
| 五、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
| 第四节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道治合一":康熙帝的圣王理想 |
| 第一节 道统与治统的同一和分立 |
| 一、儒家"道治同一"的理念:治统体现道统 |
| 二、儒家"道治分立"的立场:道统高于治统 |
| 第二节 康熙帝尊崇道统的信仰昭示 |
| 一、君师并重的理念 |
| 二、亲诣释奠的行动 |
| 三、理学治国的方略 |
| 第三节 康熙帝对"道统"话语权的占有 |
| 一、"学术权威"形象的塑造:争夺道统话语权 |
| 二、对儒家士大夫的打压:剥夺道统话语权 |
| 第三章 "作君作师":西方科技对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意义 |
| 第一节 "断人是非"之需:西方科技对康熙帝的初次触动 |
| 一、"杨光先历狱案"——中国科学技术的危机 |
| 二、中国科学技术危机对皇权统治的威胁 |
| 三、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的努力 |
| 第二节 "作君作师"之用: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深层原因 |
| 一、科学技术在儒学传统中的存在 |
| 二、科学技术在皇权统治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护国利民":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治统之维 |
| 第一节 指导科学机构的创立与改进 |
| 一、整顿钦天监 |
| 二、建立"皇家科学院" |
| 第二节 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与使用 |
| 第三节 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 |
| 一、康熙帝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的缘起 |
| 二、康熙帝为全国地理大测量提供的保障 |
| 三、西方传教士在地理测量及其舆图绘制中的努力 |
| 第五章 "知识权威":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道统之维 |
| 第一节 争当科技权威 |
| 第二节 御制科技典籍 |
| 一、主持大型科技丛书——《律历渊源》的编纂 |
| 二、科技典籍的亲撰 |
| 第三节 训导科技人才 |
| 一、留心人才、亲自指点 |
| 二、纠错勘误、公开训导 |
| 第六章 "西学中源":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逻辑完成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脉络 |
| 一、来华传教士对中学的附会 |
| 二、奉教士人的中西会通思想 |
| 三、遗民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初步阐述 |
| 第二节 纳西入中——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塑造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倡导 |
| 一、"西学中源"说倡导过程中的君臣互动 |
| 二、康熙帝对白晋《易经》研究的指导 |
| 第七章 余论:对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
| 第一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的态度"矛盾"问题 |
| 一、康熙帝对汉族科学家的"矛盾"态度 |
| 二、康熙帝对西学、西教的"矛盾"态度 |
| 第二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儒家道统的影响:拓展与侵害 |
| 一、对儒家道统的拓展 |
| 二、对儒家道统的侵害 |
| 第三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清初科技发展的影响:倡导与限制 |
| 一、倡导:科技发展规模的扩大与水平的提升 |
| 二、限制:科研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 |
| 附录: 康熙帝科技活动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前 言 |
| 二、 康乾两图中绘制的地理要素及数字化方法 |
| 三、 康乾图中广西地区的坐标系 |
| 四、 康乾两图中广西地区自然地物的比较 |
| 五、 康乾两图中政区界线的变化 |
| 六、 康乾两图中政区地名及通名的承继与变化 |
| 七、 结 论 |
（8）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概念 |
| 第二章 地图出版的时间脉络 |
| 2.1 古代地图出版概况 |
| 2.1.1 原始地图时期(西晋之前) |
| 2.1.2 传统地图时期(西晋至明初) |
| 2.1.3 实测地图时期(明清) |
| 2.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概况 |
| 2.2.1 地图出版时间分布 |
| 2.2.2 地图出版空间分布 |
| 2.2.3 地图出版机构分布 |
| 2.3 民国时期地图对古代地图的继承与创新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兴起动因 |
| 3.1 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需求 |
| 3.1.1 “睁眼看世界”的地理意识觉醒 |
| 3.1.2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身发展需求 |
| 3.1.3 划分界限、收归主权的军事需求 |
| 3.2 读者的知识需求 |
| 3.2.1 地理教学用图 |
| 3.2.2 实用性科普用图 |
| 3.2.3 反映局势的时局图 |
| 3.3 民营出版机构的商业驱动 |
| 3.3.1 民国时期各地的舆图出版的机构统计 |
| 3.3.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经营模式分析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地图编绘及出版特色 |
| 4.1 地图的编辑群体 |
| 4.1.1 学者型人才 |
| 4.1.2 技术型人才 |
| 4.2 地图的编稿与编绘——以《申报》地图为例 |
| 4.2.1 信息采集 |
| 4.2.2 地图编辑 |
| 4.2.3 地图印制 |
| 4.3 地图的出版特色 |
| 4.3.1 实用主义影响下的教学地图 |
| 4.3.2 爱国主义影响下的国耻图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评价 |
| 5.1 军事色彩鲜明 |
| 5.2 政治性和商业性并存 |
| 5.3 中西合璧的过渡产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明末清初我国测绘科技的人文社会背景分析——传教士与中国测绘科技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明末清初我国制图科技的文化积累 |
| 2 西潮激荡下的人文社会背景 |
| 3 西方测绘科技传入与清初全国地图测绘 |
| 3.1 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 |
| 3.2 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
| 3.2.1 康熙年间的测绘活动 |
| 3.2.2 乾隆年间的西北测绘 |
| 3.3 测量方法 |
| 3.4 测绘成果[22] |
| 3.4.1 包括全国总图和32幅分省分区图的形式 |
| 3.4.2 铜板地图 |
| 3.4.3 分省分府小叶本地图 |
| 3.4.4 《乾隆十三排图》 (《乾隆内府舆图》) |
| 4 测绘科技的辉煌及其历史遗憾 |
| 4.1 测绘科技的辉煌 |
| 4.2 历史的遗憾 |
四、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J]. 丁延景,谭德隆,罗寿枚,李西湖. 广东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7(02)
- [2]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风景特征及寺庙园林理法研究[D]. 李凤仪.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3]我国地理经纬度和子午线实测的沿革[J]. 向华荣,钮仲勋,厉国青,丁延暻. 陕西天文台台刊, 1982(01)
- [4]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研究（1905-1911）[D]. 潘友元.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5]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D]. 刘倩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6]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D]. 刘溪. 山东大学, 2017(08)
- [7]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J]. 韩昭庆,李乐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8]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D]. 王瑶. 河北大学, 2020(08)
-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明末清初我国测绘科技的人文社会背景分析——传教士与中国测绘科技的发展[J]. 牛汝辰,林宗坚. 测绘科学,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