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汤寿潜档案史料选(论文文献综述)
戴东阳[1](2021)在《汤寿潜生平与事迹新论——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不仅可补汤氏籍贯、科举经历、青阳知县任、到皖查荒清赋、暂襄浙抚幕、光绪皇帝下诏引见、拒署两淮盐运使、总理浙江省铁路、辞谢云南按察使等各大时期生平与事迹之遗缺,众多封疆大吏的保举,更充分体现清廷高层对汤氏的肯定,可为理解辛亥鼎革时期出现独特的"汤寿潜现象"提供珍贵素材。
许飞[2](2021)在《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文中指出自明代以来,张曾敭家族便有族人入仕为官,因而在直隶南皮拥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仕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张曾敭得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攻读科举路上较为顺畅,并进入作为清廷官员储备库的翰林院为官。张曾敭官至地方巡抚,是其家族的巨大荣耀,但因清末废除科举,传统社会的流通“管道”关闭,其家族亦因此逐渐走向衰落。张曾敭虽藉科举正途入仕,依旧升阶艰难,后利用赈捐迅速升阶,得获二品顶戴。在其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辗转多省,调动频繁,且因身体状况不佳多次萌生退意,但在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劝勉下,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他严格遵守并维护规章制度,且不惜因此与同僚生隙,多有刚直之风。其做事谨慎、细心的品行可助其少犯错误,却亦不免为规章羁绊。张曾敭的出身、仕宦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儒官,并在西学渗透之时行卫道保教之举,未能对其思想进行反思与调适。张曾敭在巡抚任上用解决传统问题的程式化方式应对铁路风潮、革命党等新问题,最后因仓促杀害秋瑾,受到舆论攻讦,终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辛亥革命后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并在“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坚守的文化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可以说,张曾敭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他经过多年积累终成封疆大吏,却也是其中的平庸之辈。在晚清大变局中,张曾敭固守纲常,未能积极变通。他在巡抚任上的作为,是官僚制推动下按部就班履行职责的产物,并无太多主观努力。一定程度上,张曾敭是官僚制造就的平庸疆臣。
秦媛[3](2021)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人的血缘、地缘与学缘 ——以瑞安林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林损为例,探讨在近代社会转型时代,知识分子从地方小镇走向都市的过程中,血缘、地缘、学缘作用的变化。在传统乡村社会更多的依赖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林损早年在地方借助舅父陈黻宸的关系,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教育,又进入新式学堂,实现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由传统士绅向新式学堂学生的转变。成年之后林损借助陈黻宸的人际网络,以地方士绅的身份参与温州地方事务,也逐渐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在辛亥鼎革之际,林损所属的立宪派不敌革命派,在地方政治斗争失利后,林损走出小镇,前往上海、北京等都市寻求发展,先成为报刊编辑,后进入北大等高校任教,在从地方小镇进入都市的过程中,林损原有的血缘、地缘网络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都市生活中,围绕着大学这一公共空间,林损逐渐形成了以教授群体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网络,林损与其一起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辞职北大后,林损辗转就职他校也得益于这一社会网络。此外,在进入都市后,林损面临着对都市生活的诸般不适应,内心也在不断调适。在都市的经历也扩大了林损在地方的影响力,最终林损在心理上依然倾向于回归地方小镇。
伊云静[4](2021)在《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上海,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错动。19世纪末,商人与士绅混杂、渗透后形成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社会精英群体。曾铸便是其中的一员。上海开埠后,曾铸随父辈自福建寓居上海经商。在乡缘、业缘、地缘与姻缘关系的多重影响下,曾氏之家最终融入晚清上海社会。在传统仁义观与功名观的指导下,曾铸除了承担家族责任外还积极关注社会责任。他不仅关注平粜、参与赈灾、建立义庄,还多次参加慈善救济、参与多个社会团体。在清末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他加入上海商务总会,在新式教育、实业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多年参与上海地方公益的实践中,曾铸跻身于以乡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中,积累了社会资本,其关心社会公益的能力与责任感有所提升,政治参与能动性增强。同时,他也扩大了参加地方事务的范围,积极参与华洋交涉,在地方自治相关的教育等领域也十分活跃。他将目光由上海一隅转至全国乃至全球。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他完成了阶层的向上流动,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获得与融合。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交相作用下,国家治理危机日益严峻,改良与革命等政治思潮纷繁,社会暗流涌动。以曾铸为代表的上海商人通过关心地方公益,将公领域向国家扩张,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近代国家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奚海林[5](2020)在《从张謇的国会观看其立宪思想(1901-1911)》文中提出学界习惯用“立宪—富强”范式来解释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一表述符合近代立宪人的普遍情感,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人们如何进行立宪,对该问题,“立宪—富强”的解释力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富强”话语之外,从文化角度去重新审视近代立宪人的思维和实践。张謇是近代士绅立宪派中的典型人物,他对立宪的理解是具体而丰富的,其立宪思想包含了实业、教育以及自治等多个要素,而他的国会认知是串联这些要素的重要线索。张謇的国会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张謇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代议制度的想象空间有限,在变法思维的制约下,他提出了“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的设想;在第二阶段,东游日本的经历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张謇的思维从变法转向了立宪,并主张以日本的帝国宪法为模板建立“有限国会”;在第三阶段,张謇积极响应清廷预备立宪的号召,在国民程度论的话语支配下,张謇曾试图通过普及教育及地方自治来达成立宪之条件,但在立宪实践中,张謇逐渐意识到国民程度论的逻辑错误,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张謇选择从预备立宪转向“速开国会”,此外,地方自治的实践还让张謇的国家主义观念进一步强化,以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法治国会”最终定型。张謇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实业政治家,儒家学说在张謇立宪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权观以及道器论为张謇提供了理解立宪的形式思维,而人治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张謇的立宪实践。用儒学理解立宪,是张謇勾连传统与现代不同文明的伟大尝试,但由于张謇对立宪的理解偏向社会的具体关系,因而其思维的学理性相对较弱,儒学宪政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熊辛格[6](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认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余治国[7](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研究表明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陶水木[8](2019)在《百年汤寿潜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汤寿潜的研究已取得显着进展,但这种进展与汤寿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仍不相称,与学术界对张謇的研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要进一步推进汤寿潜研究,准确评价汤寿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确立民族、民权、民生三种研究视野,并进一步搜集、整理、出版汤寿潜着述,拓展汤寿潜研究领域,特别要加强汤寿潜与同时代其他重要人物关系研究以及与他们的比较研究。
刘席威[9](2017)在《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文中指出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蹒跚地步入20世纪,内忧外患迫使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为挽危图存而掀起自救性质的“新政”。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加之日俄战争的刺激和“避免革命”心理的驱动,立宪派异军突起,成为左右国内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围绕着宪政改革的诸多焦点,立宪派与清政府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立宪派有其特有的政治取向,譬如对政党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态度、“焦虑”的情绪与“救急解困”的心态、“亲政府”的政治情感以及较高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变革决心。这些政治取向深刻影响着立宪派的政治理念与活动。为了尽早走上强国之路,立宪派转向急进,他们要求清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鼓吹地方自治,追求英国立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表现出求全、追高、速成的节奏,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失败。作为晚清最后十年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别,立宪派无疑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宣传了爱国主义,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法治理念,提高了国民的参政意识与民主觉悟,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走向近代化,客观上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但也应正视立宪派政治取向中的不足,比如对西方政治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焦虑”的政治情绪与行动上的急于求成,忽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支撑立宪的其他条件以及过于“依赖政府”的态度。通过分析立宪派的政治取向与政治活动,总结其中的得与失,以史为鉴,或可为如今的法制与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岳鹏星[10](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二、汤寿潜档案史料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汤寿潜档案史料选(论文提纲范文)
(1)汤寿潜生平与事迹新论——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一、早年生平事迹 |
二、戊戌至宣统年间生平事迹 |
三、清廷大员之保举 |
结 语 |
(2)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旨趣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研究难点及概念界定 |
四、史料介绍 |
第一章 张曾敭的家族源流、谱系及家风 |
第一节 、南皮张氏家族的演变与仕迹 |
(一)张曾敭家族的世系嬗递 |
(二)在科举中的杰出成就 |
第二节 、忠孝之间的家族记忆 |
(一)后人对张氏先祖孝行的书写 |
(二)家族记忆中的祖先崇拜 |
小结 |
第二章 张曾敭的宦途履迹及其关系网络 |
第一节 、正途入仕与官阶升迁 |
(一)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 |
(二)藉赈捐上位 |
第二节 、出任巡抚与求退心态 |
(一)由晋而浙 |
(二)“时刻思退”与不得不退 |
(三)黄秉义对张曾敭的期待与反差 |
(四)张曾敭的宦迹特征 |
第三节 、《张曾敭档》存信件所见张曾敭的关系网络 |
(一)官场社交网络 |
(二)家族关系网络 |
小结 |
第三章 张曾敭出任巡抚前的为政特征 |
第一节 、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及作为 |
(一)整顿灵溪书院 |
(二)熊会心案、彭兴儒案与整顿恭生局 |
(三)推行保甲制度 |
第二节 、为官作风 |
(一)规章的恪守者与维护者 |
(二)“事无大小,罔不亲裁” |
第三节 、所奏“治国之道”折 |
小结 |
第四章 张曾敭在巡抚任上对事件的处理 |
第一节 、卫道保教:对新式学堂和西学的认知 |
第二节 、传统问题:对枭匪的应对 |
(一)扑灭刘天佑暴动及对属吏的训勉 |
(二)“九龙会”及其余波 |
第三节 、新挑战:对教案、铁路风潮与革命党的处理 |
(一)应对教案的主张及特征 |
(二)在苏杭甬铁路风潮中扮演的角色 |
(三)对秋瑾案的处理 |
小结 |
第五章 张曾敭的晚年生活境况及其遗民形象的形成 |
第一节 、复出传闻与遗民形象的初步形塑 |
(一)平淡的居京生活 |
(二)遗民诗词中的张曾敭形象 |
第二节 、在“二烈女”事件中的作为及其文化抗争 |
(一)苏三又转世:从一则歌谣谈起 |
(二)动用社会网络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 |
(三)对“二烈女”事件的书写及其“纪念碑性” |
第三节 、多种文本与张曾敭遗民形象的强化 |
(一)遗言、谥号、墓志铭中的认同与塑造 |
(二)劳乃宣在挽辞中的书写 |
(三)《清史稿》中的叙述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张曾敭年谱简编 |
附录二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建威将军山西巡抚兼提督张公墓志铭 |
附表一 《张曾敭档》存往来信件、电报统计表 |
附表二 得入《清史稿》列传清末新政督抚简表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参加的学术活动 |
致谢 |
(3)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人的血缘、地缘与学缘 ——以瑞安林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林损简介 |
(二)研究现状 |
(三)主要材料及研究思路 |
一、地缘与血缘:早年思想与人际网络 |
(一)近代温州的知识转型 |
(二)家庭环境与教育 |
(三)小结 |
二、权势转移:温州权力斗争中的林损 |
(一)议员选举声援陈家 |
(二)禁烟风波打击知县 |
(三)小结 |
三、笔底波澜:民国政治观感 |
(一)江湖之远:报刊编辑以言论政 |
(二)创办《林损》杂志 |
(三)局内人自省:反思报界 |
(四)小结 |
四、风会变迁: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视角转向 |
(一)参与北大两次新旧之争 |
(二)干预地方五四运动 |
(三)去职北大 |
(四)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 |
第一章 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绅商曾铸的登场 |
第一节 离闽寓沪的曾氏之家 |
第二节 曾铸的从商之路 |
第三节 捐赈与曾铸绅士身份的获得 |
第二章 曾铸在上海的社会交往与互动 |
第一节 儿女姻缘与交际圈的扩大 |
第二节 家族、社会双重责任的承担与曾氏瑞芝义庄的创设 |
第三节 曾铸与上海士绅官员的交往 |
第四节 以绅士身份加入上海商务总会等社团 |
第三章 近代上海公益转型中的参与与实践 |
第一节 从捐款到主持筹款:曾铸在善堂等组织中的公益实践 |
第二节 曾铸运米平粜与公益实践背后的权力暗流 |
第三节 上海新式教育的兴起与经营、投资新式学校 |
第四节 改良社会的尝试与社会公益转型 |
第四章 政治思潮下曾铸的政治参与及选择 |
第一节 华洋交涉护国权中的“公益”争取者 |
第二节 发展实业争利权的主力 |
第三节 立宪思潮与地方自治中的实干者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从张謇的国会观看其立宪思想(1901-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前言 |
(一)文明冲突与“立宪—富强”范式的解释困境 |
(二)张謇立宪思想研究综述 |
(三)本文研究视角及研究资料 |
二、从维新到立宪:张謇国会观中的认识论 |
(一)“变法”语境下的议会想象 |
1.“议政院”与“府县议会” |
2.张謇的“变法”思想 |
(二)“立宪”语境下的有限国会 |
1.东游日本期间的思考 |
2.日俄战争与“立宪”话语的形成 |
3.“宪法”功能与有限国会 |
三、从“预备”到“速开”:张謇对立宪时刻的思考 |
(一)张謇对清廷“预备”思维的接纳与实践 |
1.预备立宪中的“国民程度” |
2.张謇对“国民程度”的思考 |
3.张謇对国民程度论的延伸与践行 |
(二)速开国会观念的形成 |
1.国民程度论在实践中的破产 |
2.张謇对“速开”命题的证成 |
3.国会请愿运动中法治观念 |
四、张謇立宪思维的儒学基础 |
(一)变法立宪中的经权思想 |
(二)国会认知上的道器论 |
(三)立宪思想的中的“治人”因素 |
五、对张謇立宪思想的评析 |
(一)张謇立宪逻辑的变化轨迹 |
(二)人物的多重身份与立宪论证 |
1.立宪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
2.实业政治家的立宪论证 |
(三)张謇立宪思想的局限 |
1.“中间人”策略及其破产 |
2.儒家立宪学理化的失败 |
余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一)公路类约章 |
(二)航运类约章 |
(三)铁路类约章 |
(四)航空类约章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三)文章结构 |
(四)制度与体系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二、厘捐之缘起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小结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小结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小结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一、州县落地税 |
二、税关落地税 |
三、边疆落地税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小结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小结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法 |
一、晚晴立宪思潮的兴起与立宪派的形成 |
(一)晚清立宪思潮的发源 |
(二)20 世纪初国内外形势的突变与立宪派的崛起 |
(三)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
二、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分析 |
(一)对政党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态度 |
(二)“焦虑”的情绪与“救急解困”的心态 |
(三)立宪派“依赖政府”的政治情感 |
(四)较高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变革决心 |
三、立宪派的政治实践与理论误区 |
(一)“求全” |
(二)“追高” |
(三)“速成” |
四、晚清立宪派政治取向评议 |
(一)立宪派宪政活动与政治取向的进步作用 |
(二)立宪派宪政活动与政治取向的不足与缺陷 |
结语:立宪派宪政活动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 |
(一)有宪法不等同于有宪政 |
(二)不可忽视民生建设对宪政发展的影响 |
(三)宪政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国情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晚清铁路起步的财税背景与历史情境 |
第一节 晚清铁路起步前的财税制度 |
一、清代前期的财税结构 |
二、道、咸、同时期的财税新变化 |
第二节 晚清铁路起步的历史情境 |
一、外部的冲击与清政府的正言拒绝 |
二、清政府的态度转变与兴办铁路政策的确立 |
第三节 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 |
一、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衍生 |
二、国人认知内容的构成 |
小结 |
第二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上):税收助力与税收担保 |
第一节 官款中的税收助力: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为视点 |
一、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出台 |
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财政运作 |
三、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税源分析 |
第二节 晚清铁路外债与税收担保 |
一、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形成与影响 |
二、税收担保的实施与运作 |
三、税收担保的利弊与税收功能的扩展 |
小结 |
第三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下):商办铁路税收融资 |
第一节 寓商于路:商办铁路政策的出台与运行 |
一、商办铁路政策的形成 |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运行实绩 |
第二节 寓税于路:税收融资的举措与税项 |
一、各路税收融资的举措 |
二、税项与总量分析 |
第三节 作用与反作用:税收负担与因应 |
一、弱者的反抗:以皖路税收融资为视点 |
二、盐政的扰动:以盐斤加价为对象 |
三、体制的转变:以粤路和西潼铁路为观照 |
小结 |
第四章 晚清铁路工程建设中的税收问题 |
第一节 铁路购地与税收的联动 |
一、早期铁路购地与税收的初涉 |
二、制度建构:《铁路购地章程》与《铁路地亩纳税章程》的出台 |
三、铁路购地程序与税收的勾联 |
第二节 铁路材料与税政的变动 |
一、“丛雀渊鱼”: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的制度生成与影响 |
二、“在路言路”:自办铁路的材料免税诉求与渐次推展 |
三、不免与免:税务处的收束与铁路公司的力争 |
小结 |
第五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上):陆路关税——以东清铁路为中心 |
第一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一、东清铁路修筑前中俄边境陆路贸易与关税制度 |
二、东清铁路的筹议与修筑 |
第二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生成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触及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最终形成 |
第三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与意义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意义:以陆路关税制度变迁为视点 |
小结 |
第六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下):铁路厘金 |
第一节 铁路厘金的发源 |
一、“挹彼注兹”:汉口火车货捐局的诞生和初步运行 |
二、“援照办理”: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出现 |
第二节 铁路厘金的流变 |
一、稽征方式、税率、税卡的变动不居 |
二、存与废的博弈 |
第三节 铁路厘金的影响 |
一、督抚之利与区域之困 |
二、商民的负担与因应 |
三、政府的弊政 |
第四节 个案研究——以沪宁铁路厘金为例 |
一、沪宁铁路厘金的出现与初期交涉 |
二、各方力量的博弈 |
三、沪宁铁路厘金的影响 |
小结 |
第七章 晚清税制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 |
第一节 税收征管机构的效用 |
一、晚清常关与铁路运营、管理的互动:以张家口和崇文门税关为重心 |
二、清末铁路厘局的税收征管能力:以浙丝运宁被扣案为视点 |
第二节 税制结构的影响 |
一、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租股为中心 |
二、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盐税为中心 |
第三节 税收负担的分配 |
一、晚清铁路公司的税收负担 |
二、商民的税负分配 |
小结 |
余论 |
一、晚清时期铁路与税收制度的耦合性关联 |
二、变与不变:制度的力量与局限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附录 |
后记 |
四、汤寿潜档案史料选(论文参考文献)
- [1]汤寿潜生平与事迹新论——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为中心[J]. 戴东阳. 浙江学刊, 2021(06)
- [2]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D]. 许飞. 兰州大学, 2021(12)
- [3]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人的血缘、地缘与学缘 ——以瑞安林损为例[D]. 秦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D]. 伊云静. 兰州大学, 2021(12)
- [5]从张謇的国会观看其立宪思想(1901-1911)[D]. 奚海林. 南京大学, 2020(02)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8]百年汤寿潜研究述评[J]. 陶水木. 民国档案, 2019(01)
- [9]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D]. 刘席威.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4)
- [10]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