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论文文献综述）
尹宁[1]（2016）在《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民营企业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而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参与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使中国越身为堪称世界奇迹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其极不协调且日益严重的现象是,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问题愈发突出,许多民营企业家因触犯刑事法律而频频深陷刑事犯罪的泥沼,导致其财富、自由甚至是生命被剥夺。显然,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的增多,不仅严重影响民营企业家自身及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对国家扶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稳步发展的战略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家犯罪更成为一个关涉能否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法治经济”的关键点。立足当下,在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化投资的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家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参与主体。因此,如何加强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引导民营企业家合法合规经营、平稳健康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从研究路径上讲,对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展开考察,并从外在表现形态和主要特征上展开分析,有助于实现对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全景式”白描,以览其全貌;选择民营企业家犯罪中较为高发的“融资类”犯罪、“经营类”犯罪和“腐败类”犯罪进行“入骨式”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典型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现状、特征及原因,进而为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提供理论支撑;从个体层面、企业管理层面、制度环境层面、法律法规层面建构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治理体系,有助于解决当前民营企业家犯罪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国家依法治国战略构想的实现增添助力。全文共计18万字,共分3篇10章对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其中,上篇主要是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概述和整体现状统计分析、中篇主要是对典型的民营企业家犯罪进行类型化分析、下篇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展开具体分析。具体如下:第1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考察。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指除国营企业以外的由国家参股但是所占股份未能达到控制程度的公司、企业,以及国家根本未参股的公司、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企业中的董事长、董事、经理、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交易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实施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其他相关法益的犯罪。民营企业家犯罪属于一种新型犯罪,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犯罪。在西方国家,民营企业家犯罪被称为“白领犯罪”。第2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整体现状考察。从静态层面看,2009至2014年期间,媒体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共计1459件、涉案企业家共计1539人,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为855件、涉案民营企业家共计988人,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占全部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58.6%、涉案民营企业家占所有涉案企业家总数的64.2%;从动态层面看,无论是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民营企业家犯罪人数,还是民营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数量,其年增量、环比增长速度及累计增长速度在整体上均呈现出攀升状态;从表现形态上看,融资类犯罪、行贿受贿犯罪、诈骗犯罪、挪用侵占犯罪、涉黑涉暴犯罪等较为突出。第3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特征。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特征可以从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四个方面把握。其中,从客体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具有复杂性、经济性和多样性;从主体特征上讲,涉案民营企业家的年龄相对分散,性别上男性居多,但也出现女性增多的趋势,同时绝大多数涉案民营企业家都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和“光环”;从客观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具有多样性、危害性和隐蔽性;从主观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具有故意性、经济性和趋利性。第4章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分析。“融资类”犯罪是民营企业家极易触犯的一类犯罪,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共计204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26.49%,且从逐年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呈增长趋势。从银行贷款困难较大、企业间拆借无法律地位及合理融资存在入罪风险是造成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5章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分析。“经营类”犯罪是民营企业家又一极易触犯的犯罪类型,其中造假售假、非法经营、涉黑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总数共计344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44.67%,且从逐年的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也呈增长趋势。“规范缺失”的混乱管理、“唯利是图”的错误导向及“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是造成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6章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分析。“腐败类”犯罪也是民营企业家极易触犯的犯罪类型,其中行贿受贿、挪用侵占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总数共计166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21.56%,且从逐年的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同样呈现出增长趋势。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官商勾结链条未切断及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是造成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7章个体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根基,建构多维的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体系,是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的关键。从个体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需要从增强民营企业家学法守法动力、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和提升法治思维能力多方面来提高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能力;同时,需要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和落实内部问责机制方面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经济行为。第8章企业管理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企业管理是否规范是影响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管理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势在必行。具体而言,从企业管理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可以通过明确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加快建立职业经济人制度及健全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来升级民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同时,可以通过减少违规的经营行为、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及制定明确的奖惩机制来健全民营企业的规范化运行机制。第9章制度环境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有机体,其运转离不开国家的制度环境,同样,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也可以从制度环境展开。具体而言,可以从拓宽融资渠道、消减制度约束及加强政策扶持方面对民营企业的平稳发展释放利好,从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重公轻私”的思维及切断“官商勾结”链条方面来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从取消歧视性的政府补贴、减少冗余性的行政审批、放开控制性的政府定价及调整差别性的配套条件方面来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壁垒。第10章法律法规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法律法规是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从法律法规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需要确立规劝性、威慑性、保护性的刑事政策,进而约束刑法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市场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从立法、司法、执法上回归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谦抑立场。此外,还需要通过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及制定统一的追诉标准来完善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罪刑设置。
张永祥[2]（1999）在《“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杨勇诚[3]（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林峰[4]（2008）在《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管理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最持久的因素。这是因为管理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典型的、直接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要想成功地持续发展,并能做大做强,在全球市场的角逐中取胜,还有赖于能给企业带来无限生机的管理文化。如何根据我们的现实环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文化,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这无疑对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发展国民经济,乃至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已有不少论着,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将文化因素与管理职能紧紧结合起来,进行比较深入系统地探讨管理文化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正是针对已有研究之不足,着力探求文化因素对管理职能的作用力和正负效应。具体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管理的影响,在吸取其精华。摈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创新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决策文化、组织文化、激励文化与领导文化。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的基础和起点;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文化因素在企业决策、组织、激励及领导中的作用,分析了中国企业的现状,提出企业决策文化、组织文化、激励文化及领导文化的变革与创新,是全文的核心部分;第三部分是第七章,包括管理文化面临转型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及跨文化管理等内容,是文章的结尾。第一章:导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分别对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各类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说明了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企业管理文化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概述了文化、企业文化的内涵,是出了管理文化的概念,即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揭示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渗透于企业的决策、组织、激励及领导等管理过程中,提供文化与管理匹配的最佳模式。其次对人性假设理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及文化结构层次进行了概述和评价。人性假设理论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假设及对其所适用的管理措施的分析,对于认识人的特点及制定相应的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需要层次理论则为管理者了解人的主导需求,有针对性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提供指导;而文化结构层次论则有利于人们认识文化中的物质、精神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阐述了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即管理也是一种文化,文化与管理具有共生性,文化具有管理功能等。第三章:企业决策文化塑造。本章探讨了决策进程中六阶段性应具有的文化理念,文化差异对决策的影响,决策失误的文化根源及决策文化的现代化等。重点分析和总结出决策失误的文化根源。一是企业家所处的文化环境根源。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农业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企业家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使他们无法超越传统价值观和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成为现代真正的企业家。农业文化中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人地位低下,加上“学而优则仕”思想的长期灌输造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偏低,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体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决策的非理性。二是企业家的双重社会角色根源。中国企业家既是官又是商的双重社会角色,使其决策行为无法摆脱政府的直接控制而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家双重社会角色的文化根源就在于旧体制下计划经济模式排斥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受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三是企业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通过对企业家决策失误原因的分析,指出文化根源造成企业决策失误的事实还未引起人们的正视。本章最后根据中国企业的决策现状,提出决策文化的现代化,即建立具有决策、参谋、反馈和监督四个功能齐全的科学决策机制及对企业家决策行为进行调适。第四章:企业组织文化变革。本章首先分析了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约束,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和企业组织结构的现状。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文精神在以下方面发生矛盾,即集权意识与分权意识的矛盾、服从意识与独立意识的矛盾、情理意识与法理意识的矛盾、素质低下与素质高要求的矛盾。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表现在:过小规模的企业缺乏制度化的动力;企业资本很难与社会资本相融合;社会信任资源匮乏两权分离困难等。在剖析阻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文化根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企业组织文化变革需要在改造传统文化、注重信用制度建设、加强企业制度及调整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努力。提出了变革组织文化的“着力点”:1.培养组织文化中的制度意识,包括树立制度管理意识和权力制衡理念;2.处理好组织文化中的两种关系,即组织文化与组织制度的关系、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关系:3.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即改变组织结构、学会如何学习、主动学习与系统培训并重及建立学习性基础设施等。通过以上三个方面使组织文化沿着价值取向、人本取向和创新取向的方向发展。第五章:企业激励文化创新本章首先对古代管理中有关激励思想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日、美企业激励文化与其背景的关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借鉴日、美价值观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创新中国企业价值观体系。本着博采众长,不割断历史;借鉴别人,有所创新的思想,在充分认识人的需要的基础上。避免企业发展中曾出现过的只注重精神激励或单搞物质激励的片面性,设计激励文化的务实与务虚两个方面的内容,务实层面是由有效的管理技术性手段和措施而形成的激励模式,分为层次模式、分工模式和生命周期模式三种;务虚层面是通过倡导爱国、敬业、创新等信仰、追求,从而提升价值观的激励模式。第六章:领导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以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领导文化,反映在企业管理中就是专制型领导文化。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的家长式领导作风不仅表现在家族企业和乡镇企业中,也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专制型领导文化的根源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它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彻底肃清专制主义是提升领导文化的需要。本章重点论述了以企业家精神改造传统的领导文化,即企业经营者要求实、敬业和创新。指出虽然传统文化制约着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其消极的一面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但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勤俭节制等精神品质却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企业家精神。提出中国企业经营者需克服先天素质不足的“基础特质”和小商品经济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道德特质”迷失的双重人格缺陷,以经过筛选、整合过的传统文化来完善、提升企业家精神,与社会文化相融合共进,共同锤炼和造就一种适合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与时俱进的企业家精神。第七章: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本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提出了管理文化转型与发展的总体思路: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排除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中的糟粕→借鉴西方管理科学的优秀成果→创新我国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其次,分析了来自传统文化、旧体制及世俗文化中落后观念和不合理成分造成的文化困惑,指出摆脱文化困境,实现企业管理文化的转型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再次,讨论了企业外部环境的优化问题,包括规范政府行为,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等。最后,指出跨文化管理是企业面对WTO寻求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阐述了实施跨文化管理需要经过认识文化差异、培养文化认同、进行文化培训,建立跨文化差异的价值观及实现管理本土化等几个步骤,建立合适的跨文化管理模式,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张小兰[5]（2003）在《论企业战略联盟》文中研究说明一、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企业战略联盟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企业间的竞争策略。在这个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一体化的新世纪，企业传统的内部资源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或质量有保证，或交货及时，已很难保证取得竞争胜利。并且在市场需求日益多变的情况下，产品的寿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再加上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企业单纯依靠某一企业的产品、技术等资源优势，已很难使企业赢得竞争的胜利，所以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为了求得生存和竞争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纷纷从对抗走向合作，组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战略联盟。事实证明，合作与竞争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激烈的竞争促进了企业合作，企业合作又使竞争更加激烈。战略联盟就是这样一种新型合作竞争团体，当共同创建一个市场时表现为合作，当进行市场分配时表现为竞争。战略联盟各方旨在创造并分享一个不断成长的更大市场的目标。战略联盟就是应时代要求出现的企业管理战略的创新。企业联盟没有弱化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不与其它企业合作，就很难生存。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上战略联盟风起云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战略联盟有着重要实践意义。我国企业由于刚刚从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还习惯于把竞争对手看作“敌人”，习惯于把价值链中的其它企业看作与自己进行争权夺利的对手，习惯于围着一块蛋糕进行<WP=3>争夺，而不是合伙把蛋糕做大，造成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整体不高。但随着我国加入WTO，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我国企业如何应对WTO规则下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战略联盟，如何保护和拓展国内外的市场？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和传统的竞争方法，必须开拓视野，进行国内企业战略联盟和跨国企业战略联盟。企业战略联盟理论是当前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属于企业管理战略理论的前沿课题。可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竞争的论述和着作众多，关于对市场竞争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如何取得市场竞争胜利的着作可以说汗牛充栋，而有关企业联合与合作的着作或论述很少，即使有所涉及，也都把它看作一种市场垄断，认为它会妨碍市场的自由竞争，对它持一种批评态度。随着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企业组建的战略联盟越来越多，战略联盟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使得战略联盟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战略联盟的实践缺乏理论的有效支持和指导。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一些有关战略联盟的着作问世，但我觉得，战略联盟还是一种很不成熟理论，其体系和框架还不完善，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因为第一，战略联盟的基本概念还未得到公认的界定，这是一种理论创立之初通常都会遇到的情况；第二，战略联盟理论缺乏理论代表人物和核心观点，各种理论解释层出不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理论没有体系化，现有的企业战略联盟理论侧重于对战略联盟现象的描述，只从管理学角度浅析了联盟企业，而没有去研究战略联盟演进过程和其形成的本质原因，没有发现战略联盟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更没有对战略联盟的达成做系统的论述。本文就是想对战略联盟理论体系的构筑进行初步尝试，并对战略联盟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二、 论文的基本思路和逻辑体系<WP=4>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按照企业战略联盟的内涵——性质——作用入手，形成了企业战略联盟的概念——特征——发展——运作——效应——经验——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应用实践的逻辑体系。全文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分析了战略联盟在国际和国内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并说明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第二章企业战略联盟的一般分析，研究战略联盟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战略联盟的定义、特征、作用和种类。把战略联盟的含义与企业并购、卡特尔、企业竞争以及业务外包、虚拟企业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作一个界定，指出战略联盟是优势企业为了实现某种战略目的所进行的长期合作。因此战略联盟具有战略性、平等性、模糊性和灵活性等特点。通过战略联盟可以实现单个企业无法达到的许多好处，如优势互补使竞争力增强，可跨过贸易壁垒，可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可实现企业规模无形扩大但并不产生“大企业病”等许多好处。但组建战略联盟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如技术泄密、控制权受影响、合作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等等，在联盟过程中必须要注意。战略联盟的种类和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想要联盟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联盟形式。第三章企业战略联盟的经济学分析，对战略联盟进行理论分析。由于战略联盟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前人的许多理论涉及到合作与联盟。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协作理论，已触及到了企业兼并与联合。博弈论中区别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不同后果，并指出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非合作博弈必然要向合作博弈转变。新制度经济学的威谦姆森用中间规制结构解释处于企业与市场中间状态的联盟
杨晓培[6]（2019）在《利益输送的刑法意义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通过的《监察法》（第11条第2款）与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27条）均明确规定“利益输送”是一种职务违法行为,而随着法益保护的层升,现行刑法不仅存在文本意义上的阙如,司法实践亦是“同案异判”,难以公正。腐败是不当运用公权力而进行利益分配,实质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利益失衡。“利益输送”则是腐败术语库中的一种“利他”而“没有装入口袋”的新型腐败基本形态,在公权力资源配置过程,通过公共权威或超估、虚估公共资源价值采用价格双轨制形式进行不法输送,主要表现为高权行为范式与公共资源交易范式。利益输送是公权力配置资源过程中的职务违背,严重侵害了权力配置公共资源的公平性保护法益,阻止了公共资源合乎目的性的分配、使用,即破坏了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体系）之间交往关系的平衡秩序或状态。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结构性紧张”与社会心理失衡的“结构性怨恨”,表征出渎职犯罪的“家族相似性”。是故,“同等情况相同对待”,刑法理应从“现实关注”提升到系统的“理论自觉”,并做出一种妥当性因应。广义的利益输送是一种职务犯罪的模型集合——概括性范畴或“腐败之门”。而本文仅指狭义上的利益输送,即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违背法律、法规或故意规避法律、法规而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并未收受或者难以查明是否收受他人财物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有了行为“恶害”,就会有刑法的意义。利益输送的刑法意义,不仅在于利益输送犯罪化的必要性、最后手段性、可行性以及价值澄清与价值认知,也在于刑法还是一种修复或恢复“权力与权利平衡”的结构性、功能性技术调控工具。本文通过对域内外“图利罪”、“背信罪”的梳理与适用分析,认为利益输送犯罪是图利罪、背信罪的特殊态样,且应采用方式灵活、程序便捷的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而归入“贪污贿赂罪”章。在“严而不厉”的刑罚政策下,基于利益输送的危害与刑罚对等,从而设置了“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不同档的法定刑幅度,且采取自由刑与财产刑、保安刑相互配合的刑罚体系。此外,辅之公务伦理法制化、权力监督体系与市场机制并行、执法机制相互衔接等治理政策,与刑法治理形成互动、协同,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推进”,力图提升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风险,形成一种阻遏利益输送的秩序或状态,有效对权力配置公共资源的公平性法益进行保护,达致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体系）交往的利益平衡,最终将利益输送的刑法治理态度与构想固化为一种“目的善”、“工具善”相互融合的“善治”。这既益于法治反腐从“厉而不严”转入“严而不厉”,也彰显了刑法哀矜勿喜的谦抑主义与“自我修正”机制,且还妥当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诉求。
徐少林[7]（2013）在《灵爱》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故事从中间切入1、哪一出那一天,我记得是一个天气有点闷热的上午,无言部长让青青通知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一进屋我就发现他的表情有点不大对劲,坐在官椅上吸着烟,沉着脸,满脸的肌肉一动不动,进了门,他也不说"请坐",也不"哼"声,俺这三弟是个半吊子,犯起脾气来连亲爹都不认。我坐在了三人沙发上,屁股还没坐稳他就说:
李森[8]（2008）在《论我国基层财政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出路 ——基于基层财政的地位、职能进行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基层财政困境成为财政实际工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侧重从财政体制角度探讨基层财政困境的成因和出路,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合理的体制会长期存在而难以得到修正;也有的学者从基层政府财政自身探讨困境的成因和出路,认为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支出效率低下,二、三产业不发达,财源有限等因素导致了基层财政困境。显然,他们所指出的原因本身就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基层财政自然也就难以解困,而要解决这些导致基层财政困境问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就是要探讨基层财政困境成因的成因,即要寻找基层财政困境问题的症结,要对导致基层财政困境的多种原因追本溯源,找出它们共同的根源。本文认为,基层财政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规定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间权力分配关系的特定制度结构扭曲的必然结果。从应然的角度分析,政府财政是人们为了降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多级政府是从最初的单一层次的“小政府”发展演化过来的。由于受交易成本的制约,最初能够出现的政府必然是涉及人数少、涵盖范围有限的“小政府”。“小政府”为了降低受益范围超出各自辖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就成立了高一层次的政府,其权力来自“小政府”的授予,其可以协调、管理“小政府”的行为,提供超出“小政府”辖区范围的公共产品,于是单一层次的政府就为二层制政府所取代。以此类推,多个高一层次的政府为降低受益范围超出各自辖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会成立更高层次的政府,政府级次化的程度会由此而不断加深,但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高一层次的政府通过其与低层次政府之间的纵向交易替代低层次政府之间的横向交易,虽然可以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但随着政府级次的增加,边际横向交易成本递减而边际纵向交易成本递增,当二者相等时政府级次就会实现均衡。这种公共产品供给交易成本的政府层级降低机制表明,基层政府首先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本文称之为“逻辑先在性”）。因此,要构建财政管理体制就需要遵循“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在政府级次化的条件下,基层政府财政职能的实现,就不能不受高层政府的影响。由于二者本质上都是降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界定基层政府财政的职能就需要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由于基层财政在提供基层公共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很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因此,基层财政职能的集中体现就是提供基层公共产品,这意味着与该类公共产品供给所对应的支出就必须由基层政府安排,高层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这构成基层财政的职能范围。但是,在收入筹集方面,高层政府更具有比较优势,按照政府间分税的原则,用来提供基层公共产品的收入相当部分需要高层政府筹集,这意味着基层财政在收入筹集方面对高层政府存在一定的依赖性,需要依靠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由此就产生了一种风险,即如果高层政府“自利”,其筹集了收入却不安排足够的转移支付,就会使基层财政职能的实现遇到障碍。不过如果政府间权力关系的划分采取“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这种风险就仅仅体现为一种可能性。从实然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基层政府处于双重委托代理链条中,一是横向的委托代理,即基层政府要对基层人大负责;一是纵向的委托代理,即基层政府还要对高层政府负责。在现实中,横向的委托代理链条是“虚”的,而纵向的委托代理链条是“实”的。这意味着我国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府存在明显的依附关系,集中体现为高层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基层政府领导人的任免,于是基层政府就主要体现为对高层政府负责。我国基层政府所处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委托代理链条存在很大局限。首先,这一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以致初始委托人难以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从实现初始委托人利益目标的角度看,基层政府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其次,委托权的归属也有问题。由于高层政府相对基层政府其行为更容易监督,基层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委托权应掌握在基层政府手中,但我国“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链条却扭曲了高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并导致二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是“经济人”而政府又“自利”的前提下,由此必然导致严重的财政机会主义行为。首先,高层政府处于“自利”会凭借自己相对基层政府的优势地位上收财权、下放事权,这造成基层财政职责扭曲、功能弱化;其次,基层政府相对高层政府虽然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在高层政府确定的制度框架下安排自己的财政活动,但是,基层政府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其毕竟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基层政府决策者会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攫取私利,这同样会使基层财政职责扭曲、功能弱化,最终在外部因素（高层政府的挤压）和内部因素（基层政府行为的异化）的共同作用下,基层财政的功能与职责产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从而最终导致基层财政陷入困境。我国自建国以来,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府一直存在依附关系。建国初期的统收统支体制和作为统收统支体制变型的1952—1979年的“以支定收、一年一变”体制虽然弱化了基层财政的地位,但并未导致严重的基层财政困难。1980—1993年的“以收定支,一定几年不变”的包干体制,是中央在经济压力下进行的分权改革,这项改革具有更多的分级管理色彩,但中央仍然牢牢地掌握着体制制定权,在中央发现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挖挤自己的收入后,中央就推行了具有明显集权色彩的分税制。分税制推行十几年来总体看呈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划格局,基层财政处于被挤压的境地,由于其没有下级财政可以下放事权、集中财权,所以一度只能从其管理服务的主要对象农民身上集中收入,但在农业税取消后,基层财政回旋余地变小,而基层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又使之无法调整与高层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于是基层财政陷入困境也就带有了必然性。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的较为彻底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重新走上了集权道路。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所形成的强力竞争迫使政府进行了彻底的国企改革,而高层政府主导的财政分权改革却一直不存在“异己”力量。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经济绩效明显提高、高层政府承受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从而使当初分权的动因不复存在的条件下,高层政府利用自己对基层政府的控制权重新走了集权道路。高层政府的“收放”循环虽然可以使基层财政困境暂时缓解,但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基层财政解困会陷入困境。高层政府凭借相对基层政府的优势地位使基层财政陷入困境状态,会抑制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这反过来会影响高层政府自身利益,于是高层政府面向基层政府推行了“晋升锦标赛”制度,以GDP增长率等指标考核基层政府决策者的政绩以提高其积极性,但高层政府的地位使其考核基层政府天然处于信息上的劣势,由此导致基层政府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体现为政府竞争、投资、筹资及机构设置和用人行为的异化。基层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大加深了基层财政困境的程度。既然基层财政困境根源于形成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特殊关系的制度安排,那么要实现基层财政解困就需要通过制度的变迁来实现,由“自上而下”分权转向“自下而上”授权,但要在我国实现这样的制度变迁目前还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无论考察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无论考察高层政府还是基层政府;无论分析民众行为还是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制度变迁,但制度变迁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并不意味着目前不合理的制度可以永远处于“锁定”状态。长期来看,其会通过两种可能的途径实现变迁:一是被动的变迁。在基层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财政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从而成为社会性风险以致要威胁到高层政府自身利益的时候,高层政府将被迫放弃“自上而下”的纵向委托代理链条,发挥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级权力机关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作用进而走向“自下而上”授权的制度安排;二是主动的变迁,即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通过知识的积累认识到“自上而下”委托代理链条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认识到实现上述制度变迁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并且认识到实现这样的变迁从根本上讲也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会支持和推动这样的制度变迁。我国基层社区供给公共产品所形成的内部规则在不断加深民众对制度变迁必要性的理解并产生推动制度变迁的愿望和要求,而私人产权规模的扩张将最终促使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的出现。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则会充当支持制度变迁的第二集团,二者结合起来会最终促使制度由“自上而下”分权转向“自下而上”授权。这样以来,导致基层财政困境的制度性原因将得以消解,基层财政就可以从“治本”的意义上解困。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制度变迁不但不违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而且将使该原则得以真正实现。
邓少君[9]（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詹玲[10]（2006）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产物，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立论依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九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农民工的基本内涵、历史追溯以及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本章主要有三点：一是论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概念，并分析比较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几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概念的理解；二是论述了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指出“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农民工史就承载了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三是分析了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章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及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流出地、不同文化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流动原因进行微观比较。 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农民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第四章从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以及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农民工问题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分析了“没有体制的体制”是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二、“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论文提纲范文）
（1）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上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的界定及生成 |
| 一、民营企业家的界定 |
| 二、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学理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概念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内涵 |
| 第二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整体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静态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案件数量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涉案人数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涉罪情况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动态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 |
| 二、涉案民营企业家数量的增长速度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数量的增长速度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表现形态 |
| 一、资金困境下的融资犯罪居高不下 |
| 二、资源垄断下的官商勾结趋近常态 |
| 三、暴利驱使下的非法经营充斥市场 |
| 四、诚信缺失下的诈骗犯罪层出不穷 |
| 五、约束失灵下的挪用侵占不断攀升 |
| 六、江湖习气下的涉黑涉暴横行乡里 |
| 七、规范式微下的弄虚作假不胜枚举 |
| 八、侥幸心理下的逃税偷税屡禁不止 |
| 第三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客体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复杂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经济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多样性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体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年龄结构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性别结构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身份结构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客观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多样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隐蔽性 |
| 第四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观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罪过的故意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目的的经济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动机的趋利性 |
| 中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重点类型剖析 |
| 第四章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的原因 |
| 一、从银行贷款的困难较大 |
| 二、企业间拆借无法律地位 |
| 三、合理融资存在入罪风险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第五章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的原因 |
| 一、“规范缺失”的混乱管理 |
| 二、“唯利是从”的错误导向 |
| 三、“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第六章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的原因 |
| 一、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 |
| 二、官商勾结链条未切断 |
| 三、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下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七章 个体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的根基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社会和谐的要求 |
| 第二节 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犯罪防控能力 |
| 一、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学法守法动力 |
| 二、加强民营企业家的风险识别能力 |
| 三、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法治思维能力 |
| 第三节 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经济行为 |
| 一、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 |
| 二、建立民营企业内部的预警机制 |
| 三、落实民营企业内部的问责机制 |
| 第八章 企业管理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升级民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
| 一、明确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
| 三、健全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 |
| 第二节 健全民营企业的规范化运行机制 |
| 一、减少违规的经营行为 |
| 二、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 |
| 三、制定明确的奖惩机制 |
| 第九章 制度环境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对民营企业的平稳发展释放利好 |
| 一、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
| 二、消减民营企业的制度约束 |
| 三、加强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 |
| 第二节 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平等对待 |
|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转变“重公轻私”思维 |
| 三、切断“官商勾结”链条 |
| 第三节 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降低壁垒 |
| 一、取消歧视性的政府补贴 |
| 二、减少冗余性的行政审批 |
| 三、放开控制性的政府定价 |
| 四、调整差别性的配套条件 |
| 第十章 法律法规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确立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刑事政策 |
| 一、规劝性刑事政策 |
| 二、威慑性刑事政策 |
| 三、保护性刑事政策 |
| 第二节 回归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谦抑原则 |
| 一、立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二、司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三、执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第三节 完善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罪刑设置 |
| 一、确立平等保护的原则 |
| 二、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 |
| 三、制定统一的追诉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论文类 |
| 三、报刊（网络）文献 |
| 四、外文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3）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论文研究的主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论文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其逻辑关联 |
| 第一节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 |
|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
| 第二节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 |
| 一、公共危机基本内涵 |
| 二、公共危机特征 |
| 三、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伦理理论 |
| 一、公共管理伦理内涵 |
| 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 |
| 三、公共管理伦理结构与功能 |
| 四、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
| 第四节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 |
| 一、风险是前期形态：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发生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
| 二、危机是后期表现：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潜在的损害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的直接表现 |
| 三、风险与危机的逻辑演绎：人类社会每经历一次风险或危机的考验也会得到一次新的进步与发展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 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
| 二、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 三、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现象严重 |
| 四、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 |
| 五、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
| 六、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时有发生 |
| 七、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 |
| 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风险诱发因素更为复杂 |
| 二、社会充满繁杂多样风险 |
| 三、风险事件之间相互制约与影响 |
| 四、与更多民生领域关联 |
| 五、利益冲突和利益融合并存 |
| 六、事件发展变化不易被发现和掌控 |
| 七、人类行动与实践可能导致更多风险后果 |
| 第三节 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
|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 |
| 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人们利益关系格局的大调整与变化 |
| 五、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重新定位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追问及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然伦理 |
| 一、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伦理价值 |
| 二、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 |
| 三、公共危机的治理应体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具有的伦理特征 |
|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性 |
|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威性 |
| 三、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时效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
| 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 二、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建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新模式 |
| 四、关注公民生存境遇保障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及伦理困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 |
| 一、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五、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 |
| 一、立法更加科学 |
| 二、预警体系日趋完善 |
| 三、组织协调能力稳步提高 |
| 四、全民应对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
| 五、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 |
| 一、观念性伦理困境 |
| 二、制度性伦理困境 |
| 三、行为性伦理困境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伦理困境之原因及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原因：市场化进程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低制度化、高人情化的历史传统加大了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风险 |
| 第三节 体制原因：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 |
| 第四节 观念原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式微与现代公共服务型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
| 第五节 政府官员个体原因：不合伦理规范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与指责直接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
| 第六章 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 |
| 第一节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伦理建设 |
| 一、养成良好社会道德 |
| 二、推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 |
| 三、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
| 四、强化危机治理协作性 |
| 五、对事件受害者给予更多人文关怀 |
| 第二节 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 |
| 一、彻底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评机制 |
| 二、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
| 三、通过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 二、预警机制 |
| 三、权威信息发布制度 |
| 四、应急联动机制 |
| 五、全民广泛参与机制 |
| 第四节 维护制度权威遏制权力腐败 |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 三、净化社会风气 |
| 四、反对功利主义 |
| 五、消除制度性缺陷 |
| 第五节 加强和创新风险社会下政府社会管理 |
|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 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 |
|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
| 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
| 五、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企业管理文化的理论基础 |
| 2.1 管理文化的渊源和内涵 |
| 2.1.1 从文化和企业文化说起 |
| 2.1.2 文化与管理的内在联系 |
| 2.2 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
| 2.2.1 人性假设与管理 |
| 2.2.2 对人性假设理论的评析 |
| 2.3 人的需要层次理论 |
| 2.4 文化结构层次论 |
| 2.5 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文化中的价值 |
| 3 企业决策文化塑造 |
| 3.1 企业决策的文化理念 |
| 3.1.1 决策出发点理念 |
| 3.1.2 决策“冲突”与决策比较理念 |
| 3.1.3 决策时机理念 |
| 3.1.4 决策与执行一体化或有机结合理念 |
| 3.1.5 必要妥协理念 |
| 3.1.6 执行反馈理念 |
| 3.2 文化差异与企业决策 |
| 3.2.1 日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3.2.2 文化差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3.3 企业决策失误的文化根源 |
| 3.3.1 企业家决策失误分析 |
| 3.3.2 企业决策失误的文化根源分析 |
| 3.4 决策文化的现代化 |
| 3.4.1 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
| 3.4.2 对企业家的决策行为进行调适 |
| 4 企业组织文化变革 |
| 4.1 对组织文化的理解 |
| 4.2 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创新的约束 |
| 4.2.1 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影响 |
| 4.2.2 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 |
| 4.2.3 对组织文化变革的启迪 |
| 4.3 组织结构现状与思考 |
| 4.3.1 组织结构形式与人文环境 |
| 4.3.2 对组织结构的思考 |
| 4.4 组织文化变革的趋势和着力点 |
| 4.4.1 组织文化变革的总趋势 |
| 4.4.2 培养组织文化中的制度意识 |
| 4.4.3 处理好组织文化中的两组关系 |
| 4.4.4 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 |
| 5 企业激励文化创新 |
| 5.1 激励与企业激励文化 |
| 5.2 古代管理思想中激励文化的花絮 |
| 5.2.1 通过教育调动积极性的激励思想 |
| 5.2.2 因人而异的激励方法 |
| 5.2.3 功利主义的激励措施 |
| 5.2.4 赏罚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 |
| 5.2.5 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的激励手段 |
| 5.3 美、日企业激励机制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 |
| 5.3.1 价值观对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 |
| 5.3.2 从美、日激励机制的变革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 5.4 我国企业激励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
| 5.4.1 认识人的需要是建立激励文化的前提 |
| 5.4.2 企业激励文化的务实层面 |
| 5.4.3 企业激励文化的务虚层面 |
| 6 领导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
| 6.1 文化与领导文化 |
| 6.1.1 文化与领导的关系 |
| 6.1.2 领导文化是文化底蕴在领导中的反映 |
| 6.2 领导文化的渊源分析 |
| 6.2.1 传统领导文化 |
| 6.2.2 专制型领导文化对企业的影响 |
| 6.2.3 封建专制主义是专制型领导文化的根源 |
| 6.2.4 领导文化应兼综古今中西领导文化 |
| 6.3 领导文化中领导风格的分析 |
| 6.4 铸造全新的企业家精神 |
| 6.4.1 传统文化既制约，又升华着企业家精神 |
| 6.4.2 克服中国企业领导者的人格缺陷 |
| 7 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文化的转型与发展 |
| 7.1 转型与发展的总体思路 |
| 7.2 企业管理面临文化转型 |
| 7.2.1 中国企业管理所面临的文化困惑 |
| 7.2.2 企业管理文化的转型是必然选择 |
| 7.3 企业外部环境文化的优化 |
| 7.3.1 规范政府行为，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
| 7.3.2 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 |
| 7.3.3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
| 7.4 面对WTO的跨文化管理 |
| 7.4.1 识别文化差异、培养文化认同 |
| 7.4.2 进行跨文化培训，造就一批高质量跨文化管理人员 |
| 7.4.3 建立跨文化差异的价值观 |
| 7.4.4 积极实现管理本土化，努力达到“双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详细摘要 |
（5）论企业战略联盟（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原因 |
| 1.2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案例：世纪联盟：知识经济浪潮中的微软与英特尔 |
| 第二章 企业战略联盟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联盟的含义 |
| 2.2 战略联盟的特征 |
| 2.3 战略联盟的目的 |
| 2.4 战略联盟的风险 |
| 2.5 战略联盟的种类 |
| 2.6 战略联盟的主要组织形式 |
| 案例：沃尔玛公司的供销联盟 |
| 第三章 企业战略联盟的经济学分析 |
| 3.1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 |
| 3.2 博弈论对企业战略联盟的解释 |
| 3.3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战略联盟的解释 |
| 3.4 价值链理论对企业战略联盟的解释 |
| 3.5 产业组织学的解释 |
| 3.6 其它理论解释 |
| 案例：戴尔公司价值链中的联盟 |
| 案例：IBM公司与一个供应商的联盟 |
| 第四章 企业战略联盟的演变历史 |
| 4.1 合作的社会历史 |
| 4.2 国际上企业战略联盟的演变过程 |
| 4.3 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过程 |
| 案例：万向集团的全球战略联盟 |
| 第五章 企业战略联盟的效应和运行条件分析 |
| 5.1 联盟效应的数学分析 |
| 5.2 联盟效应的经济分析 |
| 5.3 企业战略联盟运行条件分析 |
| 案例：耐克公司的“生产伙伴” |
| 案例：通过学习才成为合作者 |
| 第六章 企业战略联盟的运作与管理 |
| 6.1 战略规划 |
| 6.2 寻求合作伙伴 |
| 6.3 联盟的谈判阶段 |
| 6.4 联盟的协议和管理 |
| 案例：高层主管的良好关系使合作达成 |
| 案例：相似的公司易达成战略联盟 |
| 第七章 发达国家战略联盟的实践及我国战略联盟的发展前景 |
| 7.1 发达国家战略联盟的实践和经验 |
| 7.2 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实践和经验 |
| 7.3 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前景 |
| 7.4 实证分析：以汽车业为例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申明 |
| 后记 |
（6）利益输送的刑法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四、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识别基准: 利益输送的基本图式 |
| 第一节 利益输送的事实识别: 裁量权的滥用 |
| 一、利益输送概念的原型与演进 |
| 二、利益输送的分类: 基于“二分法”的表述 |
| 三、利益输送的表征: 权力的不正当授受 |
| 四、利益输送的态势: 裁量权中立的异化 |
| 第二节 利益输送的法律识别: 出行入刑 |
| 一、不法机能的触发: 个案举样 |
| 二、行为不法的识别: 规范主义的“社会行为论” |
| 三、利益输送犯罪与相关罪名的共栖: 同一与差异 |
| 四、利益输送与工作失误及“为民服务”的界别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 利益输送研究的模型集合 |
| 一、社会平衡理论: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另一种叙事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行为的“经济人”假设 |
| 三、法律保留理论: 裁量权的依法行政 |
| 四、话语理论: 利益输送在刑法语境下的“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价值理性: 利益输送犯罪化的根据 |
| 第一节 利益输送刑罚的必要性 |
| 一、利益输送是一种反社会行为 |
| 二、利益输送的法益侵害 |
| 第二节 利益输送刑罚的最后手段性 |
| 一、利益输送规制的喧嚣: 过犯罪化的评价 |
| 二、利益输送非刑罚的假设与证伪: 功能性供给不足 |
| 三、利益输送犯罪化的“不得已” |
| 第三节 利益输送犯罪化的可行性 |
| 一、公共认同: 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
| 二、国际反腐衔接的基础: 法律文本与实践 |
| 三、利益输送犯罪化的合宪性诠释 |
| 四、制度创设: 基于新权利确认与保护的犯罪化拟制 |
| 第四节 利益输送的刑罚政策: 严而不厉 |
| 一、基于现行反腐“厉而不严”刑罚政策的平衡 |
| 二、立法严密: 利益输送治理的“有法可依” |
| 三、刑罚的“最小侵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借鉴: 利益输送犯罪的立法与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与利益输送犯罪相关的立法沿革与经验 |
| 一、利益输送相关罪名的文本梳理分析 |
| 二、建国以来与利益输送相关的刑事立法分析 |
| 三、利益输送相关犯罪的罪刑关系“钟摆效应”明显 |
| 第二节 域外与利益输送犯罪相关的文本与适用分析 |
| 一、德、日等西方国家刑法中“背信罪”的基础考察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图利罪”的考察兼析其它国家和地区 |
| 第三节 利益输送犯罪化的域外启示与借鉴 |
| 一、图利罪是一种特殊的背信罪 |
| 二、背信犯罪在我国的现实适用与意义延伸 |
| 三、权力侵害公共利益的刑事责任: 普遍性与预防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逻辑展开: 利益输送犯罪的构成 |
| 第一节 利益输送犯罪的构成: 法律标准 |
| 一、客观要件: 基于权力配置公共资源的不公平 |
| 二、主体要件: 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
| 三、主观要件: 基于“利他”的直接故意 |
| 第二节 利益输送犯罪的特殊形态与共同犯罪 |
| 一、利益输送犯罪的特殊形态 |
| 二、利益输送的共犯问题 |
| 三、利益输送行为的一罪或数罪 |
| 第三节 利益输送犯罪化的实现形式 |
| 一、权力不法犯罪化的实践: 以十个刑法修正案“贿赂罪名变化”为视角 |
| 二、利益输送犯罪化的立法: 刑法修正案的选择 |
| 三、利益输送犯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理性: 利益输送犯罪的刑罚 |
| 第一节 刑罚的正义分配: “理”与“力”的融合 |
| 一、刑罚之“理”: 源于刑法制度的公平 |
| 二、刑罚之“力”: 立法与司法相结合 |
| 三、刑罚技术与价值的统一: 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 |
| 第二节 利益输送的刑罚目的: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并合 |
| 一、刑罚是基于一种正义的“利益衡量” |
| 二、功利为主兼采报应的并合主义 |
| 第三节 利益输送的刑罚标准:罪刑均衡 |
| 一、立法严密: 刑罚体系的明确规范 |
| 二、裁量规范: 刑罚正义的基本保障 |
| 第四节 利益输送的刑罚适配: 基于李斯特(Liszt)的“目的思想” |
| 一、规制方向: 刑罚的轻缓化与渐进性 |
| 二、刑罚结构的优化: 以贪污贿赂罪为范式的调适 |
| 三、刑罚的法定刑设置: 刑种与刑度的妥当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协同机制: 社会防卫政策的衔接与适用 |
| 第一节 权力自律: 公务伦理的法制化 |
| 一、现实基础: 公务伦理的价值与式微 |
| 二、国际经验: 公务伦理普遍法制化及方向 |
| 三、公务伦理法制化的SWOT分析及调适 |
| 四、公务伦理法制化的路径及趋势 |
| 第二节 权力他律: 监督体系与市场机制并行 |
| 一、党内监督法治化: 党内法规的纪律监督与纪法衔接 |
| 二、国家监督制度化: 审计、监察、法律监督的机能整合 |
| 三、社会监督规范: 媒体反腐与“非公”主体协作预防制度的建立 |
| 四、市场治理机制的优化: 激励与规范 |
| 第三节 执法衔接:构建利益输送的“三级预防”体系 |
| 一、风险防范屏障: 公务伦理法规防患于未然 |
| 二、风险控制端口: 行政法规对利益输送的一般违法行为吓阻 |
| 三、风险管控底线: 刑法对利益输送的抗制 |
| 四、“三级预防”的衔接: 关键信息共享与文本间衔接的功能进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灵爱（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故事从中间切入 |
| 1、哪一出 |
| 2、真演戏 |
| 3、死一样 |
| 4、灵与肉 |
| 5、绝对不 |
| 6、那种事 |
| 7、黑房间 |
| 第二部:故事从头说起 |
| 1、卖棉难 |
| 2、太稀罕 |
| 3、怕吃醋 |
| 4、将计就计 |
| 5、钓鱼法 |
| 6、爱美女 |
| 7、闹着玩 |
| 8、互感动 |
| 9、被免职 |
| 10、跪下了 |
| 11、写汇报 |
| 12、公园里 |
| 13、嘴唇儿 |
| 14、差一点 |
| 15、见书记 |
| 16、去告密 |
| 17.大杂院 |
| 18、当工人 |
| 19、老红军 |
| 20、市委院 |
| 21、亲吻时 |
| 22、不怠慢 |
| 23、收税法 |
| 24、给机会 |
| 25、喝豆沫 |
| 26、小媳妇 |
| 27、唱哭了 |
| 28、舍不得 |
| 29、唱萍聚 |
| 30、如意说 |
| 31、装糊涂 |
| 32、不泄露 |
| 33、留下了 |
| 34、意外呀 |
| 第三部:故事接上第一部 |
| 1、这小子 |
| 2、不能倒 |
| 3、请白杨 |
| 4、好可怕 |
| 5、听招呼 |
| 6、一点通 |
| 7、有特点 |
| 8、很成功 |
| 9、有声势 |
| 10、是孤儿 |
| 11、她回忆 |
| 12、去吊唁 |
| 13、野合了 |
| 第四部:故事接近尾声 |
| 1、那封信 |
| 2、锥子针 |
| 3、她来了 |
| 4、做手术 |
| 5、故意的 |
| 6、好妻子 |
| 7、他就是 |
| 8、一朵花 |
| 9、伺候她 |
| 10、新闻稿 |
| 11、这样写 |
| 12、小则忍 |
| 13、取证据 |
| 14、小棉袄 |
| 15、小保姆 |
| 16、三只鸟 |
| 17、母女亲 |
| 18、安萍说 |
| 19、住院费 |
| 20、拍照片 |
| 21、很做难 |
| 22、急转弯 |
| 23、回来了 |
| 24、掐脖子 |
| 25、管不管 |
| 26、市长到 |
| 27、正经事 |
| 28、省长到 |
| 29、认识吗 |
| 30、太牛皮 |
| 31、出辙了 |
（8）论我国基层财政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出路 ——基于基层财政的地位、职能进行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财政分权理论的综述 |
| 1.3.2 关于基层财政困境成因及对策出路的研究综述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1 视角的创新 |
| 1.4.2 观点的创新 |
| 1.5.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逻辑推理的方法 |
| 1.5.2 比较的方法 |
| 1.5.3 制度分析的方法 |
| 1.5.4 博弈分析的方法 |
| 1.6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6.1 基层财政 |
| 1.6.2 基层财政困境 |
| 2. 基层财政的地位与职能—应然的分析 |
| 2.1 从公共产品的性质看财政的性质 |
| 2.2 由财政的性质看基层财政的地位 |
| 2.2.1 已有的理论解释及评价 |
| 2.2.2 交易成本与政府的产生 |
| 2.2.3 政府级次化的形成机理 |
| 2.2.4 政府级次化的制约因素及合理的政府级次所应具备的条件 |
| 2.2.5 对基层政府、财政地位的总结 |
| 2.3 由基层财政的地位看基层财政的职能 |
| 2.3.1 关于财政职能的形式分析 |
| 2.3.2 应该如何评价已有财政职能理论 |
| 2.3.3 关于基层财政职能 |
| 3. 我国基层财政的地位及职能实现—实然的分析 |
| 3.1 我国基层政府的地位及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1.1 我国政府级次设置及政府间权力关系划分 |
| 3.1.2 关于我国政府级次偏多的一个简单解释 |
| 3.1.3 我国政府间“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委托代理链条存在的局限 |
| 3.1.4 我国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间委托权配置存在的局限 |
| 3.1.5 关于政府间关系“实然”与“应然”冲突的原因分析 |
| 3.2 我国基层政府所处地位导致严重的财政机会主义行为 |
| 3.2.1 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对分析政府行为的启示 |
| 3.2.2 对财政机会主义行为的基本认识 |
| 3.2.3 我国政府间特殊关系具备使财政机会主义由动机转变为现实的条件 |
| 3.2.4 由基层政府所处地位引发的财政机会主义的表现 |
| 3.3 财政机会主义影响基层财政职能的实现 |
| 3.3.1 由基层政府的地位看基层财政职能实现的影响因素 |
| 3.3.2 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基层财政职责与功能的冲突:基层财政困境 |
| 4. 基层财政困境的形成机理—高层政府的影响 |
| 4.1 传统体制下高层政府偏好对基层财政的影响 |
| 4.1.1 高层政府的偏好和政策选择 |
| 4.1.2 基于经济赶超战略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弱化了基层财政的地位 |
| 4.1.3 传统体制下基层财政地位的弱化并未导致财政困境 |
| 4.2 体制转轨阶段高层政府推行的财政分权化改革对基层财政的影响 |
| 4.2.1 体制转轨阶段财政分权化改革的动因 |
| 4.2.2 体制转轨阶段财政分权化改革的内容 |
| 4.2.3 体制转轨阶段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效果 |
| 4.3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高层政府对基层财政困境形成的影响 |
| 4.3.1 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带有浓厚的集权因素 |
| 4.3.2 从高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影响看基层财政困境的成因 |
| 4.3.3 解决基层财政困境的困境 |
| 4.4 国有企业改革对研究财政分权改革及基层财政困境问题的启示 |
| 4.4.1 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演进 |
| 4.4.2 财政分权改革与国企改革逻辑的相似性与特殊性 |
| 4.4.3 中央财政集权度提高与其承受的经济压力成反比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4 高层政府的“收放”循环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 基层财政困境的形成机理—基层政府行为的异化 |
| 5.1 晋升锦标赛制度下基层政府面临的激励与约束 |
| 5.1.1 关于晋升锦标赛制度及我国实施的条件 |
| 5.1.2 基层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
| 5.1.3 基层政府在晋升锦标赛制度下的指标造假 |
| 5.2 基层政府间竞争行为异化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2.1 政府间纵向竞争的扭曲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2.2 政府间非纵向竞争行为的扭曲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3 基层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3.1 关于基层政府投资的规范分析 |
| 5.3.2 基层政府投资行为异化的表现 |
| 5.3.3 基层政府投资效率低下对基层财政困境的影响 |
| 5.4 基层政府收入筹集行为异化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4.1 关于基层政府筹资行为的规范分析 |
| 5.4.2 我国基层政府筹资行为异化的表现 |
| 5.4.3 基层政府筹资行为异化对基层财政困境的影响 |
| 5.5 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及用人行为的异化与基层财政困境 |
| 5.5.1 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和用人行为的规范分析 |
| 5.5.2 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和用人行为异化的表现 |
| 5.5.3 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和用人行为异化对基层财政困境的影响 |
| 6. 基层财政解困的出路:实现由“自上而下”分权到“自下而上”授权的制度变迁 |
| 6.1 基层财政解困的出路 |
| 6.1.1 已有观点及评价 |
| 6.1.2 本文的主张 |
| 6.2 实现基层财政解困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路径依赖 |
| 6.2.1 路径依赖的概念及理解 |
| 6.2.2 实现基层财政解困的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 |
| 6.3 实现我国基层财政解困的制度变迁的特殊性 |
| 6.3.1 实现我国财政体制优化及基层财政解困的一种可能性路径:被动式变迁 |
| 6.3.2 实现财政体制优化和基层财政解困的另一种可能性路径:主动式变迁 |
| 6.4 采用“自下而上”授权的模式来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与“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并不矛盾 |
| 6.4.1 “自上而下”分权可以实现统一领导但难以实现分级管理 |
| 6.4.2 “自下而上”授权可以在分级管理基础上实现统一领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式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 一、粗放型增长 |
| 二、城市化失序 |
| 三、房地产泡沫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 一、个体分化 |
| 二、群体分化 |
| 三、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农民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内涵 |
| 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
| 二、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农民流动的历史回顾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流动 |
|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就业人口的流动 |
|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问题的关系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 |
| 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 第二章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
| 三、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 |
|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农民工流动原因的徽观比较 |
| 一、不同性别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二、不同年龄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三、不同流出地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四、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第三章 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
| 一、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
| 二、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
| 三、促进了对外开放，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作用 |
| 第二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作用 |
| 一、农民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 |
| 二、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
| 第三节 农民工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 |
| 一、农民工促进了农村落后文化的消除 |
| 二、农民工推动了城市先进文化的传播 |
| 三、农民工推进了先进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培育 |
| 第四节 农民工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 |
| 一、农民工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稳定 |
| 二、农民工促进了社会公正 |
| 第四章 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 |
| 第一节 农民工问题中的不和谐因素 |
| 一、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 |
| 二、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没有体制的体制:不和谐因素产生的根源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基础 |
| 二、没有体制的体制 |
| 第五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和认同问题 |
| 第一节 身份界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中国社会阶层及其身份界定问题 |
| 二、社会阶层和身份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和认同困难 |
| 一、我国农民身份的内涵和功能 |
| 二、农民工身份界定的困难 |
|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危机 |
| 第三节 农民工总体上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 |
| 一、工人阶级的内涵变化 |
| 二、农民工总体上应属于工人阶级 |
| 三、农民工作为新式工人阶级的自身特点 |
| 第六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流动问题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社会流动是现代化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和趋势 |
| 二、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
| 三、社会流动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 |
| 一、农民工进城务工增加了垂直流动的机会 |
| 二、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不合理性 |
| 第七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和管理问题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功能 |
| 一、社会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健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党团组织 |
| 一、农民工党团组织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二、农民工党团组织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三节 农民工的其他社会组织 |
| 一、农民工的工会组织 |
| 二、农民工的妇联组织 |
| 三、农民工的非正规组织 |
| 四、不同程度存在的农民工非法组织 |
| 第四节 农民工的管理问题 |
| 一、农民工管理的现状分析 |
| 二、创新农民工管理体制的主要困境 |
| 第八章 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策和法律保障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政策问题 |
| 一、党和国家有关农民工政策的演变 |
| 二、以往农民工政策的利弊得失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法律问题 |
| 一、农民工法律的现状 |
| 二、农民工法律的缺陷 |
| 第九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农民工的发展趋势和对策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
| 一、农民工问题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问题 |
| 二、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有利条件 |
| 三、农民工发展的主要趋势 |
| 第二节 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方向 |
|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 二、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 |
| 三、完善农民工的政策体系 |
| 四、健全农民工的法律法规 |
| 五、培育农民工的社会组织 |
| 六、创新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体制 |
| 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论文参考文献）
- [1]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D]. 尹宁.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7)
- [2]“经营领导”:国有企业潜伏的一种危险[J]. 张永祥. 领导科学, 1999(01)
- [3]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4]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研究[D]. 林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08)
- [5]论企业战略联盟[D]. 张小兰. 西南财经大学, 2003(03)
- [6]利益输送的刑法意义研究[D]. 杨晓培. 厦门大学, 2019(07)
- [7]灵爱[J]. 徐少林.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3(12)
- [8]论我国基层财政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出路 ——基于基层财政的地位、职能进行的分析[D]. 李森. 山东大学, 2008(01)
- [9]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D]. 詹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