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拓展(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蒋飞燕[2](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辛欣[3](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曲晓燕[4](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吴娜[5](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他多次考察调研革命老区,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的“两创”原则,旨在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当代的问题,是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为当前红色文化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文化与价值观密不可分,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文化中蕴含着、折射着价值观和价值内涵。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次、最为核心的要素,是文化的精髓。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核心理念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本文将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放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范围内展开研究,在对红色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针对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承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新时代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策略。具体而言,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从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文化的概念、特征、表现形态、价值功能等问题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从价值观的视角对红色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描述,对不同历史时期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归纳和提炼,从而揭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规律;第四章主要对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和探讨,从而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在理论基础、文化根基、精神内涵等方面的内在契合性;第五章重点论述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现状。总结近年来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取得的成就,分析红色文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进而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第六章为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点,重点论述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的发展策略。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整体意识,全局观念,也要有具体的实践对策。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红色文化的内在本质要求。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进一步提炼红色文化的精神标识,彰显价值内核,实现话语转换,关注现实需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践中应对挑战,实现认同;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形势要求,从制度层面、教育模式、传播手段、红色文化产业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再补充、再拓展、再创造,使红色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宋红岩[6](2020)在《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文中研究说明微媒介是当下最具影响力和颠覆性的媒介形式,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同时也使人们更依赖媒介,它全方位重构着人们的生活,并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带入到数字化生存的新阶段。今天身处微媒介迅猛发展的时代,同时切身感受着微媒介强大影响力的我们,不能不以理性的姿态,去探究微媒介对我们的生存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我们只有直面所身处时代的媒介变革及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的透视社会、反观自身,同时看清微媒介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带给我们哪些利与弊。本论文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展开探讨,试图从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微媒介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话语权方式、感知方式、审美方式等角度深入分析微媒介的变革力量和颠覆性的影响。第一章从媒介的演变历程和微媒介的崛起入手,主要介绍了媒介的变革历史及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不同影响。继而对微媒介的界定、形态、产生的逻辑背景以及本文探讨的微媒介对人的生存方式重构的几个维度进行界定和概述。第二章主要围绕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进行分析,探讨了微媒介如何重塑电子媒介人,分别从哲学主体性构建、传播学的主体延伸、文化学的文化身份等层面的主体“自我”实现进行分析。继而探讨微媒介在重构主体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主体的“非我”异化和对主体人格重塑的过程。第三章主要着眼于微媒介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展开,微媒介时代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论文从微媒介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当下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时代,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集成化和柔性化。微媒介同样对文化生产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使得当代的文化生产方式迥异于传统的文化生产,产生参与性、互动性、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草根性、共享性等特点,同时大数据的产生使得文化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化成为可能。第四章主要从微媒介对人的消费方式的颠覆与变革入手,着眼于当前消费主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重点论述电子经济、电商平台与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方式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探讨数字化经济在给人们带来全新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同时让人们陷入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之中。第五章从微媒介对话语权力的重构入手,分析微媒介的出现对话语权力变迁的影响。微媒介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使得“微”政治应运而生,同时新型的社会控制方式也随之产生,权力和非权力在博弈之间寻求着微妙的平衡。微媒介的兴起,使得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声音,媒介的赋权作用在微媒介时代更加明显,同时微媒介的独特性也使得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复归“沉默的螺旋”。第六章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方式的重构展开论述。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人的不同感知方式,也会对人的审美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微媒介使人的感知方式产生媒介化、他者化、去时空化、感知偏向视觉化等特点;同时微媒介也使审美方式产生交互性、虚拟化、奇观化等特点,也出现审美泛化、审美体验浅表化和审美认知错位等审美困境。
张国华[7](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陈杰[8](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杨殿锋[9](2019)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探讨当代社会视域下,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反面影响,探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出的学说建构和理论解答,考究西方社会关注人的发展、其学术影响具有典型性的学者针对这一论题给出的思考和破解路径,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此提供的有益启示,通过这几个方面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使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相关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前位的明晰、解答和讨论。论文整体进路上,采取正反合的路线,分别从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抑制作用和问题的克服路径方面完成论文的阐述与铺陈。问题和靶向上,着重思考和解答当代科学技术是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又是如何影响和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西方学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分别就破解此问题给出哪些有益启迪,通过对这些问题力所能及的思考和研究,以期对这一论题的学术探讨能有所裨益。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力和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内涵、外延、角色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梳理性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确立的未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最终形成这个整体性概念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都对其给予内涵拓展,这些内容应当对马克思确立这一完整概念具有一定影响,需要对其进行线条性研究;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它们之间应当具有内在耦合的同一性关系,需要进行探讨性研究,从而为整个论文的展开和铺陈提供概念、背景和立论基础。马克思十分注重自然科学领域的每项新进展对其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这篇论文探究科学技术作用的重要方法论指导。当代社会展现出科学技术门类众多、发展迅猛、成果丰硕的特点,从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革命、生命科学革命、能源和环境科学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五个方面,精细撷选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无人驾驶、3D打印、克隆技术、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科学等十余项具有代表性、革命性的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分别探讨其对于丰富人的物质生活、拓展人的交往空间、变革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构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新表象,特别是呈现出的技术融合、颠覆性影响、社会大变革等新特征,研究和探明当代科学技术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方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难点在于以哲学的视角洞察最新技术成果所产生的正向作用,而非一般性探讨科学技术的相关意义。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即异化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需要在学术层面展开不间断地研究和讨论,这对于形成相对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进而培厚科学人文精神应该具有积极作用,这是撰写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思考。论文试图从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着眼于问题的存在、表象、特征、根源等方面对科学技术异化进行探索性思考和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研究考量与思路建构;着眼于每个方面,从概念辨析、哲学渊源、现实状况、学术思考等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从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观念等视角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使研究建立在尽可能浑厚的学理基础上,尽力探明这一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难题所涉及的相关方面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经典作家,对于科学技术作为“一门学科”和它的革命杠杆作用进行的具有理论原点意义的独创性研究,特别是为人类确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勾画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论文的整个论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研究内容,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学说中寻求理论原点上的发现和启示,重点突出其对科学技术异化、劳动异化、人的解放、真正的共同体等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期从整体脉络和理论进路上对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有较为独立的思考,并使这一论题所欲探讨、评析和解答的问题有一结论式的回应。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相对较早、形成思想较为系统、给出答案较为丰富,需要撷取代表性强的流派和学者,对他们立论的出发点、给出的突破点、存在的褊狭点予以探寻和研究,以探讨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异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给出怎样的回应、哪些有益的启迪以及存在哪些共同缺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多精华,其哲理对于消解与科学技术异化有关的全球性纷争、生态环境破坏、能源资源紧缺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治理意义,需加以阐发并提供启示性见解。
梁辰曦[10](2019)在《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市场经济进一步壮大、社会文化及观念多元化发展、政府权力下放并转变职能、民间组织力量增强等;而这场深刻的转型也使社会问题频出,如利益分配出现矛盾、社会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引发了公民对自身发展、他者命运的思考,也引发了对公权力的质疑和拷问。在这个充满困惑与张力的转型社会中,公众需要一个平台去表达观点、交流思想,而以往的传统媒体已明显不能承载公民剧增的表达欲望。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事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崛起的新媒体与转型的中国社会正好处在了同一个历史区间。在两者的相互影响下,以新媒体为平台、以社会问题为焦点的公民表达数量剧增,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公共事件”。研究共选取了73起“网络公共事件”作为样本,通过运用社会学中的“赋权”理论去观察、描述和解释新媒体对公民表达的赋权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围绕“公民表达”这一概念,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来展开问题。首先在微观的层面上,公民表达作为一项法学层面的基本权利,新媒体对公民表达权的践行产生了何种影响,公民表达权是如何在新媒体赋权的契机下被激活的?公民表达权的内涵有何变化,如表达的渠道、表达的主体、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内容等要素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公民表达权相比有何变化?公民表达权的终极追求——表达自由能否更好的实现?其次,在中观的层面上,新媒体赋权能否促进公民表达价值的实现?除了健全人格、丰富民主、监督公权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公民表达在功能上有何新的拓展?最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新媒体赋权是如何通过重构公民表达,从而重构公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关键阶段,公民表达是如何与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产生实质勾连?也就是说,新媒体的赋权作用,能否通过公民表达来促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能否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和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和谐共赢,从而真正推动政治文明以及社会进步?这都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本研究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的绪论对本研究涉及的赋权、公民表达及网络公共事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阐释了本研究采用的“事件-过程”分析策略以及“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说明了案例选取的缘由及过程;介绍了研究的意义、难点及创新点。在第二章中,本研究从“制度环境”“信息环境”及“表达渠道”三个层面考察了新媒体对公民表达赋权的过程。第一,从制度环境的“应然层面”看,公民表达是一项在国家层面受到认可的基本人权;从“实然层面”看,公民表达是我国宪法及多项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第二,研究基于“知情权”的角度,对比了公民表达所处的新媒体信息环境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差别。总的来说,新媒体时效性快、便捷、匿名等技术特点拓展了公民“知情”的方式,提高了公民“知情”的能力,改变了公民“知情”的状态。首先,新媒体改善了人们信息匮乏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民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公民对政府工作、对社会环境的“知情”到达能“对话”的同一水平;其次,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消息垄断,成为公民的重要消息来源;再者,公民通过新媒体开展“协作式知识生产”,使“知情”的内容不再限于信息,还包括知识和真相;使“知情”方式从被动的接收发展为主动的探索,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公民的知情权。通过新媒体的赋权,公民还能更快速地获取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而这也成为督促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有效手段,从而为公民进一步践行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塑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第三,研究从“媒介接近权”的角度,考察了公民表达的渠道的变化。研究发现,新媒体的赋权效应打破了过去由体制内传统媒体垄断的媒介资源,增加了公民接近媒介的可能,鼓励了公民使用媒介的积极性;同时,新媒体的赋权还大大丰富了“媒介接近权”的内容,媒介不仅是公民表达观点的平台,甚至成为搜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甄别信息的复合平台;在此基础上,新媒体的赋权还使公民发表观点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远。论文的第三、第四、第五章在第二章的研究结论上展开:即在一个革新后的制度环境、信息环境和表达渠道之中,公民表达的内涵发生的变化。第三章关注新媒体赋权对表达主体之公民身份建构的促进过程。首先,新媒体呈现了一个与传统媒体不同的、全新的“公共情境”,这使公民不再盲目地对“权威”进行崇拜、也不再对他们发表的观点偏听偏信,而是逐步建立起反思精神、主体意识以及探索真相的自觉,其“公民身份”正逐步萌芽。其次,表达主体还从“消极的公民”成长为“积极的公民”:即公民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活动主体而产生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从而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进入公共生活、参与公共政策、进行政治监督。除了关注整体层面上的表达权主体,第三章还关注了表达权主体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弱势群体。研究认为,新媒体激活了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意识和能力。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新媒体弥补了制度化表达的不足,成为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最主要也最有效的方式。在新媒体赋权的作用下,弱势群体不再被动地等待政策的“给予”,而是主动的维护自我的权益,重建自我的尊严。第四章考察新媒体赋权对公民表达的核心内容——公民言论的影响。研究有以下发现:第一,在新媒体匿名机制的心理效应下,公民更敢于展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观点,在众多的网络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多元观点的激烈碰撞,体现出“观点自由”的特点。第二,通过对73起网络公共事件中公民言论的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中的公民讨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的所有特质,但也摸索出了一条能达致共识的独有方式,现实中的公民讨论是“诉之理性”和“诉之感性”的结合,有部分公民能始终保持理性的言论,能倾听他者的意见的同时也颇有反思精神;而部分非理性的言论则需要主流媒体进行引导,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之下,非理性的言论会随着事件的推进逐渐趋于理性。虽然理性的言论更有助于获得共识,但是“诉之感性”的言论也会获得他人的“共情”,从而给公共领域的讨论带来激情和活力。总的来说,新媒体赋权给公民表达带来的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每一个议题上都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对话”,而是注重交往过程中的平等,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由开放的“话语情境”,使每个公民的观点都能在合法的程序中被展现。第三,新媒体赋权使公民言论具有了“公共性”的特征,大部分议题关注的都是公共利益,尤其在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类议题时能较快地达成共识。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不仅反感由贫富分化、利益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非正义”,倡导“分配的正义”;而且反感另一个层面上的“非正义”——弱势群体遭到的歧视现象,从而呼唤一种“承认的正义”。第五章关注公民表达在新媒体赋权之后与公权力之间形成的新型关系。“制约关系”指的是公民表达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通过新媒体中的舆论力量对公权力形成监督:一是公民的知情诉求可以督促政府进行信息公开;二是公民对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可以进行揭露和批评;三是公民对公权力的决策有建议和监督的权利。“共信关系”指的是经由新媒体的赋权,公民表达是构建“官-民”信任的有效途径。公权力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下会启动内部的监督机制,从而实现政治队伍的优化,提升行政效能;且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也是政府了解民意、优化公共决策的途径,有助于公民重振对政府的信心,弥合由不当决策带来的信任间隙。此外,公民表达所形成的舆论还可以充当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话的窗口。第六章讨论新媒体赋权对公民表达价值的实现与拓展。首先,基于“公”“私”互动的角度,研究发现赋权后的公民表达从表达的渠道、主体、内容及与公权力的关系来看,都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舆论”,其价值体现为一种“关系型”的、动态的功能,它在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循环往返地进行斡旋和沟通,扮演了一个“网络公共领域”的角色,使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紧张感”得以缓释,并在一个良好的“对话情境”中寻求共识。并且,由这些公共舆论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是一种“管道型”公共领域,它为公民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沟通发挥了“管道”的作用。其次,新媒体对公民表达的赋权作用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公民“增权”或政府“去权”,而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双向赋权”的过程。政府在处理公民“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可以收获公民的信任,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从而实现“双向赋权”的效果。第七章对研究进行了整体的总结,分析了公民表达存在的网络暴力、消费主义倾向等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拓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三、概念界定 |
(一)科学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三)科学价值观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五)分期说明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3)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s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一、研究回顾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二、研究展望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小结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小结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小结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小结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一)屈原研究 |
(二)《九歌》论译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一)《楚辞》概观 |
(二)《九歌》诸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的理论阐释 |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 |
2.1.1 核心概念界定 |
2.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
2.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
2.2 红色文化的理论阐释及时代价值 |
2.2.1 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 |
2.2.2 红色文化的表现形态 |
2.2.3 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 |
2.2.4 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
第3章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蕴含的核心价值观 |
3.1 红色文化的萌芽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初探(1919-1921年) |
3.1.1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红色文化的萌芽 |
3.1.2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探索 |
3.2 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塑造(1921-1949年) |
3.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3.2.2 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价值观的阐释 |
3.3 红色文化的继续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初步形成(1949-1978年) |
3.3.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的继续发展 |
3.3.2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初步形成 |
3.4 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1978年至今) |
3.4.1 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 |
3.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
第4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的关系探讨 |
4.1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来源 |
4.1.1 红色文化蕴含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 |
4.1.2 红色文化蕴含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 |
4.1.3 红色文化蕴含了“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准则 |
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价值理念在当代的集中体现 |
4.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 |
4.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
4.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的内在契合 |
4.3.1 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
4.3.2 共同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4.3.3 共同的精神内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
第5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现状 |
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
5.1.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 |
5.1.2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
5.1.3 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 |
5.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成就 |
5.2.1 红色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新拓展 |
5.2.2 红色文化核心内涵的新凝练 |
5.2.3 红色文化精神谱系的新丰富 |
5.2.4 红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
5.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红色文化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5.3.1 代际传承的挑战 |
5.3.2 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 |
5.3.3 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 |
5.3.4 新型传播方式的挑战 |
5.3.5 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 |
第6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对策 |
6.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 |
6.1.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6.1.2 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 |
6.1.3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
6.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总体目标 |
6.2.1 提炼精神标识,实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现代诠释 |
6.2.2 彰显价值理性,突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核 |
6.2.3 体现时代特征,实现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新转换 |
6.2.4 立足现实需求,在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增进认同 |
6.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的实践路径 |
6.3.1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红色文化的制度建设 |
6.3.2 创新教育模式,促进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 |
6.3.3 运用红色文化符号,开展红色文化仪式活动 |
6.3.4 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 |
6.3.5 依托文化产业,创新红色文化的表达方式 |
6.3.6 促进对外交流,推动红色文化“走出去” |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媒介演变的历程与微媒介的崛起 |
一、媒介演变的历程 |
(一)口传媒介 |
(二)文字印刷媒介 |
(三)电子媒介 |
(四)网络媒介 |
二、微媒介的产生与发展 |
(一)微媒介的界定 |
(二)微媒介的主要形态 |
(三)微媒介兴起的逻辑背景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一)生存方式内涵 |
(二)媒介演变与人的生存方式变革关系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第二章 主体重构:微媒介重塑电子媒介人 |
一、电子媒介人的崛起 |
(一)生存场域媒介化背景 |
(二)电子媒介人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三种形态 |
二、电子媒介人的主体性建构 |
(一)主体功能的延伸性与解放性 |
(二)主体交往的媒介性与虚拟性 |
(三)主体身份的多重性与易变性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主体异化图景 |
(一)电子媒介人的“非我”异化 |
(二)电子媒介人的人格重塑 |
第三章 文化生产方式重构:微媒介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一、文化生产方式转型的背景 |
(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
二、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一)文化生产的碎微化 |
(二)文化生产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
(三)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与共享性 |
(四)大数据与文化生产的新内容革命 |
三、“微文化”时代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
(一)“微文化”的阅读与“反阅读” |
(二)文化的平面化与去深度化 |
(三)文化的泛娱乐化与商业逻辑 |
第四章 消费方式重构:微媒介与电子消费方式构建 |
一、微媒介与消费方式转型背景 |
(一)电子商务的崛起 |
(二)消费理念的转变 |
(三)网络消费分层的出现 |
二、电商平台与“线上经济” |
(一)购物模式的变迁 |
(二)电商直播与网络购物 |
(三)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 |
三、电子移动支付与数字经济 |
(一)货币支付方式的发展历程 |
(二)电子移动支付与消费行为影响机制 |
(三)知识付费经济与文化教育消费新趋势 |
第五章 话语权力重构:微媒介与社会话语权力变迁 |
一、“微”政治的出现 |
(一)“微”政治的内涵 |
(二)微媒介与政务公开化 |
(三)微媒介与公权力透明化 |
二、无处不在的“凝视”:新型社会控制方式 |
(一)全景敞视机制 |
(二)非权力与反权力监督 |
(三)后真相时代与“无影灯效应” |
三、网络舆情与媒介赋权 |
(一)网络舆情与大众信任危机 |
(二)乌合之众与“羊群效应” |
(三)“沉默的螺旋”的回归 |
第六章 审美方式重构:微媒介与审美方式的新拓展 |
一、微媒介与人的感知方式重构 |
(一)感知方式的演变历程 |
(二)感知方式的延伸与拓展 |
二、微媒介重构人的审美方式 |
(一)审美过程的交互性 |
(二)审美体验的虚拟化 |
(三)审美效果的奇观化 |
三、微媒介时代的审美困境 |
(一)审美泛化 |
(二)审美体验浅表化 |
(三)审美认知错位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概念阐释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五、运用的资料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一、自然条件 |
二、历史沿革 |
三、承袭发展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小结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一、分类管理 |
二、制度建设 |
三、统计管理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一、创立运营 |
二、组织管理 |
三、初具规模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一、系统规划 |
二、统筹管理 |
小结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一、自来水事业 |
二、下水道计划 |
三、尘芥物清理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小结 |
结语 |
参考资料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问题的背景 |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的基本涵义 |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涵义与嬗变 |
一、科学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科学技术的角色演变 |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论说 |
第二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起源与演进 |
一、人的发展论题的产生与内涵 |
二、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彰显 |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发展思想的拓展 |
四、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 |
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一性 |
一、科学技术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 |
三、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耦合 |
第二章 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
第一节 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互联网:丰富人的社会交往 |
二、大数据:实现数字化生存 |
三、区块链:重构人类信任机制 |
第二节 智能化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方式 |
二、无人驾驶:出行的“进化” |
三、3D打印:一场制造革命 |
第三节 生命科学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克隆技术:攻克人类重大疾病 |
二、基因工程:延长人的生存链 |
第四节 能源和环境科学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新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二、新材料:打破资源依赖 |
三、生态科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第五节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主要特征:技术的融合 |
二、深层效应:颠覆性影响 |
三、生成功能:社会大变革 |
第三章 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 |
第一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蕴藏于社会发展的必然 |
一、历史必然性 |
二、现实合理性 |
三、主客对立性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表现:寓示着人本意蕴的缺失 |
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 |
二、挑战人的生命权利 |
三、扭曲主体道德价值 |
四、威胁社会伦理底线 |
第三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特征:呈现出人类挑战的加重 |
一、领域扩大化 |
二、危害深重化 |
三、挑战全球化 |
四、治理艰难化 |
第四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揭示出人的本质的否定 |
一、工具理性背离科学理性 |
二、人类欲望湮没人文精神 |
三、外在表象否定人的本质 |
第四章 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超越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与人思想的时代发掘 |
一、科学技术:历史杠杆与革命力量 |
二、异化扬弃:类本质的回归 |
三、人的解放: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四、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的界标 |
第二节 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主张的批判性借鉴 |
一、技术之思:沉沦与超越 |
二、批判理性:唤醒与重塑 |
三、向度调适:替代与构建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代弘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1.2.1 赋权理论及新媒体赋权 |
1.2.2 公民表达及其相关的研究 |
1.2.3 网络公共事件及其相关研究 |
1.3 核心概念、研究设计及研究方法 |
1.3.1 核心概念 |
1.3.2 研究设计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2 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的前提 |
2.1 制度环境:公民表达的法理依据 |
2.1.1 应然层面:公民表达是一项基本人权 |
2.1.2 实然层面:公民表达是一项基本权利 |
2.2 信息环境:新媒体赋权与公民知情权 |
2.2.1 知情权在我国的现状 |
2.2.2 缩小公民间的信息不平等 |
2.2.3 打破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 |
2.2.4 收获知识与真相 |
2.3 表达渠道:新媒体赋权与媒介接近权 |
2.3.1 媒介接近权的历史回顾 |
2.3.2 增加公民接近媒介的可能 |
2.3.3 拓展公民接近媒介的方式 |
2.3.4 扩大公民表达的影响力 |
3 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的主体 |
3.1 “公民身份”初步萌芽 |
3.1.1 从“权力崇拜”到“权力祛魅” |
3.1.2 从“消极的公民”到“积极的公民” |
3.2 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逐渐激活 |
3.2.1 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
3.2.2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 |
4 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言论 |
4.1 公民言论体现“观点自由” |
4.1.1 “观点自由市场”的理论溯源 |
4.1.2 匿名机制下的观点碰撞 |
4.2 公民言论呈现“诉之理性”和“诉之感性” |
4.2.1 理想模板:以“交往理性”约束言论 |
4.2.2 现实考察:达致共识的独有方式 |
4.3 公民言论初具公共性 |
4.3.1 关注公共安全 |
4.3.2 呼吁社会正义 |
5 新媒体赋权、公民表达与公权力关系 |
5.1 制约:公民表达监督公权力 |
5.1.1 督促政府进行信息公开 |
5.1.2 批评公权力的不当行使 |
5.1.3 建言公权力的决策决议 |
5.2 互信:公民表达构建“官-民”信任 |
5.2.1 增进政府公信力 |
5.2.2 充当“社会减压阀” |
6 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的价值 |
6.1 公民表达价值的既有研究 |
6.1.1 “唯一价值论”与“综合价值论” |
6.1.2 “内在价值论”与“外在价值论” |
6.2 从“公民表达”到“公共舆论” |
6.2.1 发挥“公共舆论”功能 |
6.2.2 形塑“网络公共领域” |
6.3 从“单向赋权”到“双向赋权” |
7 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的总结 |
7.2 研究的展望 |
7.2.1 寻求“规制”与“保护”之间的平衡 |
7.2.2 警惕商业力量对公民表达的侵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题目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拓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D]. 吴娜. 南昌大学, 2020(01)
- [6]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D]. 宋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9]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D]. 杨殿锋.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研究[D]. 梁辰曦. 重庆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