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中国电信事业大发展的一年（论文文献综述）
胡晶[1]（2020）在《清末民初北京电话事业研究（1901-1928）》文中指出电话是城市通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信息交流的媒介,在城市市政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近代电话业在中国的开设,电话业在中国各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清末民初,外国商人在华纷纷成立电话公司,意图垄断中国电话经营权,北京电话事业正是在维护国权与民利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促进电话事业建设与发展,晚清和北洋政府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多个大型城区电话局与市郊分局,向国外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进行技术的改良应用,提高通话质量。同时,为确保电话局实行有序管理与运营,两届政府不断完善电话局的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开办学校与讲习所培养员工,制定章程规范以提高其服务水平;局所运营上设置营业网点进行各项业务办理,对机线进行定期维护以保障通信的正常运行,而用户在享受通信服务的同时也需履行支付话费与保护设备的义务。尽管,该时期的电话发展有限,但是也要认识到北京电话事业在政治军事信息传达、警察厅治安管理与多行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话作为一种新兴的市政电话公用事业对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带来了重大变革。
熊辛格[2]（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指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于峰[3]（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研究说明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刘遹菡[4]（2017）在《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点新兴文化产业,近年来一直是国家战略性的产业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发展文化产业集群,促进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是出版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与动力源。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基本已完成了全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布局,实现了 1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批复和运营。基地的发展不仅能够为数字出版以及整个出版产业带来文化创意和技术上的创新和平台,还能够将基地周边所有数字出版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有效聚集和联动,实现集群化发展。因此,本文以全国1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为研究主体,以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竞合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与演进、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机制开展深入探讨和分析。在基础理论以及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构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运行绩效的综合评价模型,并通过数据收集和导入,实现对基地运行绩效的横向和纵向测评。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利用文献分析法从产业集群以及出版基地两个方面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同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思路。第二章为本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竞合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等为接下来的研究构建好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方式、演进动因和发展现状三个方面来挖掘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和演进的进程。通过分析发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有自组织、他组织以及混合组织三种不同方式。并且目前为止,基地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经过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几个不同的阶段,且目前各个基地处于的演进阶段各不相同。技术、市场、政府行为、人文和人才因素是推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演进的最主要的五个因素。另外,通过基地布局、基地构成情况以及经济规模能够较为清晰的了解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现状。第四章从构成主体、主体间关联互动以及组织形态三个方面探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组织结构。全国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组织形态各不相同,分为无核心、多层次单核心、单层次多核心以及多层次混合四种组织形态。基地的主体由核心层和辅助层构成,核心层指的是开展数字出版产业业务的企业,辅助层则包括了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高校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中介组织和公共服务平台。各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不同的连接方式共同参与到基地的运行当中,推动基地的整体发展。第五章分析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作为高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产业集群的三大运行机制,分别为协同创新机制、竞合机制以及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基地的协同创新主要由基于IP、基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以及基于产学研的三种创新形式构成,是基地得以发展迅速的主要推动力。另外,竞合机制将基地内的主体全部链接起来,以横向产业链中互补而形成的竞争为主导的竞合以及以纵向产业链中互补的合作为主导的竞合两种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以及风险共同承担,以达到共同开拓和占领市场,实现共赢的目的。而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的存在则是加速知识和技术在基地范围内的流通,促使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能力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快速创新,能够让基地拥有作为集群形式发展的独有优势。基地中知识溢出的主体主要是基地中的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用户,通过主动、被动以及非正式溢出三种形式产生知识流通和溢出。同时,知识溢出的主体也是进行知识和技术学习的主要来源和途径。知识溢出和学习通过知识转移、知识转换和知识收获的循环过程来实现。第六章是对全国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运行绩效进行的实证研究。首先确定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的技术路径,包括评价的目标与原则、评价思路和流程以及评价方法等。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基地的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另外,在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之后,将其代入指标体系,得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的测度和评估。一是通过4个二级模块的不同得分,能够分析出各个基地在不同模块的优势和劣势的横向测评结果;二是可以得出14个基地运行绩效的整体排名并且将其划分为绩效极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极低五个不同梯度的纵向测评结果。第七章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简要陈述和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另外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对未来的延伸研究进行展望。
程瓯[5]（2016）在《中国电信产业的R-SCP分析》文中认为电信产业是中国近十几年来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电信产业视为自然垄断产业,电信服务的基础性、网络的完整性以及电信运营的规模经济性决定了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1994年,中国联通的进入打破了电信业的垄断,之后中国电信业经历了几次大的拆分,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2008年电信产业融合重组,形成电信、移动和联通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产业的发展和通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三网融合”政策的推进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的变革,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结构失衡、业务增长乏力的问题己经显现出来,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规制与竞争方面的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以后,如何形成均衡的市场竞争格局,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如何进一步完善电信监管机制,为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有效竞争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对垄断性较强但又具有一定竞争性的电信产业来说,单纯用规制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本文在“SCP”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电信产业的经济特性,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制理论相融合,构建了“政府规制-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R-SCP"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对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以及电信产业规制进行研究,结合“三网融合”、移动互联网等新态势,对电信产业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为我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发展、电信产业政策和规制改革等提出新的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理论基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主要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介绍。对相关理论进行考察,在回顾自然垄断理论、规制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分析“SCP”范式对自然垄断产业的适用性以及局限性。第二部分构建电信产业"R-SCP"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介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分析电信产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结合电信产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与竞争特性,构建"R-SCP"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框架内,规制、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都是电信产业的内生变量,规制影响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同时也受到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绩效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内容。运用"R-SCP"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分析不对称规制、“三网融合”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移动通信转售”、手机实名制等产业政策变化以及放松规制对市场行为的影响,结合电信产业几次大的拆分和重组,对各个阶段的市场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移动互联网对电信产业组织及规制的影响,主要是第八章的内容。分析移动互联网对电信产业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影响,并以“微信”为例分析移动互联网对电信产业语音、短信业务的替代作用,指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组织变革和转型方向,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分析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规制的新特点。第五部分是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有效化及规制合理化建议,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内容。介绍了电信产业组织有效化的内涵及目标,规制合理化与产业组织有效化的关系,以及产业融合对电信规制的影响,借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电信规制与改革经验,对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有效化及规制合理化提出政策建议。最后,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受到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共同影响,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进一步放松规制,市场机制对电信产业组织的影响将越来越强。但由于电信产业所具有的网络特性,政府规制仍然有必要保持。政府需要改变直接用行政手段参与电信业产业组织调整的状况,更多地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对电信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调整,重点关注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塑造和保护。
朱丽萍[6]（2014）在《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文中认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世界电信产业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基础产业，是体现一个国家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产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电信产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电信技术水平比较低，电信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分析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中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建立激励规制体系的建议。通过分析世界电信技术创新、电信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各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认为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电信产业的性质在技术创新推动下不断改变，从竞争到自然垄断，再到竞争。随着性质的改变，世界各国的政府规制也从加强规制、放松规制向激励规制转变。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呈现出一种螺旋迭代的关系，因此，本文建立了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以解析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作用的机理。运用该模型分析中国电信产业，发现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电信产业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这种规制模式是在保持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产业的不断重组加强产业竞争，却忽视了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从而导致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水平低下，发展落后，规制滞后的特点。落后的电信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不仅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国力不符，更是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根据本文提出的世界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历程没有进入螺旋迭代发展模型的轨道。为了提高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发展水平，必须对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进行改革，建立一套适合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以促进中国电信产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技术创新促进了电信产业的发展，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决定了不同阶段的电信产业的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从而使得电信产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产业性质，如竞争、自然垄断、垄断竞争等，当电信产业形成自然垄断性质的时候，政府规制出现，构成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2.世界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电信产业、政府规制之间是一种螺旋迭代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在一定的规制环境下发展，规制成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在规制约束下的技术创新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电信产业由于成本的变化，性质也发生变化，政府规制就此做出相应的改革，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改革后的规制成为下一阶段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又推动电信产业的性质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新的规制出现，由此，它们之间交叉迭代，螺旋式上升，形成螺旋迭代发展模式。3.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模式是结构性规制。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电信产业引入竞争，但在之后20多年来的规制改革中，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一直采取的是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产业重组，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而不是螺旋迭代发展模式。结构性规制注重的是产业竞争，依靠竞争促进价格的下降和规模的扩大，而螺旋迭代发展模式是通过规制改革，改善电信技术创新的规制环境，以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与价格，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产业发展水平落后，规制体系滞后于世界的发展。4.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机构众多，都属于政府部门，规制成本较高，部门利益难以协调。进入规制是以国有所有制为主导的产权结构，并限制私人资本的进入；缺少实质意义的退出机制。这些规制措施导致电信运营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动力。不做调整的价格上限规制也对技术创新激励不足；结构规制下的国有寡头企业易于形成串谋。这些问题造成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本文的理论创新是：1.运用制度经济理论、规制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博弈论建立了世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打通了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机理关系。而已有的电信产业规制理论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不同主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的博弈关系，由于过于强调利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忽视了技术创新这一重要推动力量与产业、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提出了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发展模式。将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与中国电信产业发展路径相比较，发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信规制的实质是结构性规制，是一种体制内对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规制，以平衡各个国有运营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这种规制模式只注重产业竞争关系，而忽视了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模式的提出，深刻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式发展模型的差异，找到了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水平低下、政府规制滞后的原因。3.运用博弈论提出了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螺旋迭代模型的理论与实证检验证明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是一种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缺乏独立规制机构的规制体系。本文通过建立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揭示出了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能力缺乏的原因。本文的实践意义是：1.建立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勾勒出世界电信产业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对于各国处理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由于政府规制是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而技术创新又是电信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规制必须消除阻碍技术创新的因素，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才能够提高电信产业发展水平。2.通过比较研究世界电信产业在技术创新推动、规制约束下的螺旋迭代发展路径，充分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导致的政府规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助于政府、企业全面了解中国电信产业发展不足的表现。3.本文提出的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近20年来的产业规制与产业发展的特点。中国实施结构性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保持国有运营企业地位的基础上，为了刺激产业竞争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源还是规制体系中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制。所以，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电信产业国有产权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4.建立了中国ICT产业的激励规制体系。体系中的八项规制内容是在现代激励规制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的逻辑整体。建议尽快颁布实施规制ICT产业的法律《信息通讯法》，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提出尽快开展国有产权改革；实施网业分离，批发环节的价格上限规制与零售领域的市场决定规制，建立技术创新的标尺竞争规制；运用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提出了实施普遍义务规制与网络安全规制。这些建议对于当前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系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刘佳丽[7]（2013）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文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几大自然垄断行业密集展开政府监管改革，到本世纪初达到最高潮。此后，改革渐趋于平稳，并呈现出停滞的态势。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改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传统分析范式，即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及监管手段的角度进行监管改革路径设计。据此，我国自然垄断监管改革在监管机构（主体）、监管对象（客体）、监管工具、手段及方法等几个方面均作出过大胆的改革与尝试。从2003年7月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中第一个专业性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建立，到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等不同侧面对监管客体进行改革，再到城市水务等公用事业产业对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等激励性监管机制的广泛运用，改革不可谓不系统。从表面上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似乎已经面面俱到、无“制”可改。但是，自然垄断行业事故频发、问题不止、争议不断的事实表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而造成目前进入“胶着”状态的原因可能就是“主体、客体、手段”的分析范式：一方面，片面地将政府监管体系简单地肢解为主体、客体及手段三个板块难免存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主体、客体与手段之间的关联互动性很难在现有分析框架内得以体现与关注。因此，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破除以往基于“主体、客体、手段”片面的、局限的、平面式分析思维框架，重建一种全方位的、系统的、多维的、动态研究框架与分析范式，即以界区更准确、涵义更广泛、关联更紧密且能全面覆盖以往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互动关系为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体系重新界区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功能模块，并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宗旨，探索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实现政府监管改革顶层设计。本文的理论价值是：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围绕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的推进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新思路，即突破对监管主体、监管手段与监管客体的片面研究，建立在三者之间关系的适应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关于监管制度、监管体制、监管机制相互匹配问题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其次，在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论，为政府监管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最后，将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研究置于法经济学语境下，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拓展政府监管理论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现实意义是：首先，进行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问题的创新研究，构建起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其次，触及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天花板，从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把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改革通盘加以考量，深化我国转轨时期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再次，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入手，一方面，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筛选更具本土适应性的个性化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实现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在更高层面上的推进。最后，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市场化进程，切实提高自然垄断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加和公共利益提供现实保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创新性地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划分为监管迷信、监管质疑和监管重构三个阶段，继而提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其次，构建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的理论基础。在清晰界定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构建功能耦合模型，探讨在理论层面上如何建立自然垄断行业最优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功能耦合。再次，分别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改革历程、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并提供国际经验借鉴。最后，综合上述研究，在系统阐述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目标及现存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及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首先，在文献资料的梳理方面，一改以往学者对国外有关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研究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铺陈。遵循监管思想史和监管改革史梳理并重的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发展与演变创新性地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监管迷信期、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监管质疑期和引入激励性监管的监管重构期。在充分咀嚼世界范围内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准确定位。其次，在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积极探索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并因此形成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功能耦合”研究。再次，重塑监管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将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作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通盘考量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最后，运用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解决新监管经经济学中理想化的最优监管机制设计向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制度安排转换的难题，弥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理论“供给”与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同步做好与监管机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搭建、监管制度安排。
韩伟[8]（2012）在《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研究》文中认为电信产业是一国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国际因特网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产业也迅猛地成长起来,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服务于一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是电信产业大国,其技术及管理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长期的发展中,美国从本国国情出发,对电信产业的管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电信产业管制的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进行电信产业一般分析和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历史变迁,重点分析了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体系、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领域以及管制改革等重点问题,总结了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主要经验,在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电信产业管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易旭明[9]（2011）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三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三）,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韩晶[10]（2010）在《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电报局1880年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设于天津,后迁至上海。该局总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电报建设,因线路之广设而获取丰厚报费收入,成为晚清经营最佳的新式企业之一。本文以晚清中国电报局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一官督商办企业在晚清社会近30年的发展历程,探寻电报局的特质及其与晚清社会的密切关系。受史料限制,学界至今尚缺乏对电报局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发掘新材料的基础上,力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晚清中国电报局的建立,既有洋人私设电报线所带来的压力,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对发展电报通信的需要,加之边疆危机的压力,多种因素迫使清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电报建设。因政府财力有限,电报局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向社会发行股票以招募资金用于架设电线和局务开支,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管理与控制。电报发局建立初期,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困难重重,总办盛宣怀通过开设电报学堂、制定招股章程、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合作等行动,为电报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电报局在中法战争中贡献突出,社会影响力亦逐日提高。中国电报局在建设国内电报线的同时,顺应电报事业发展潮流,与外国电报公司签订接线合同和齐价合同,并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维护中国电报权益。但是政府的高额报效与总办盛宣怀的专权敛财,本质上阻碍了电报局的发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趁机侵夺中国电报主权,造成中国电报事业的极大损失。在总办盛宣怀等斡旋下,电报股商付出巨大代价收回电信主权。清末新政,清政府决定将电报局收归国有。股商为维护权益做出坚决抵制,但迫于政府压力而将电局股票卖出,电报局最终被收为国有。中国电报局的艰难发展,体现了中国破除保守力量束缚、发展新兴生产力的近代化过程。电报局中官商关系之角力,深刻反映出专制政府力量对企业发展的双重影响。电报技术的推广深刻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从而引起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变化,推动城市近代化,带来社会的进步,并为传统政治之革新提供了动力。
二、1991中国电信事业大发展的一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中国电信事业大发展的一年（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初北京电话事业研究（1901-192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相关界定 |
| 1.3 学术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清末北京市电话业的兴起 |
| 2.1 近代北京电话业兴起 |
| 2.1.1 时代背景 |
| 2.1.2 政府推动 |
| 2.2 晚清北京地区电话传入的大众心态 |
| 第三章 北京电话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
| 3.1 北京市内电话业的建设 |
| 3.1.1 资金的来源 |
| 3.1.2 电话局所的建立 |
| 3.1.3 设备的购置 |
| 3.1.4 线路的铺设 |
| 3.1.5 电话技术的改良 |
| 3.2 北京长途电话业的建设 |
| 第四章 北京电话事业的管理与运营 |
| 4.1 北京电话局管理机构与管理人员 |
| 4.1.1 管辖机构设置 |
| 4.1.2 电话局长更替 |
| 4.2 北京电话局员工的选用与管理 |
| 4.2.1 电话人才的选用与培养 |
| 4.2.2 员工管理 |
| 4.3 市内电话业务运营 |
| 4.3.1 营业网点设置与业务办理 |
| 4.3.2 用户发展 |
| 4.3.3 机线维护 |
| 4.3.4 市内电话资费 |
| 4.3.5 电话机件的赔付 |
| 4.4 长途电话业务运营 |
| 4.4.1 长途电话业务范围与通信方式 |
| 4.4.2 长途电话资费 |
| 第五章 北京电话的社会效应 |
| 5.1 便利政治军事信息传达 |
| 5.2 便于警察厅加强治安管理 |
| 5.3 促进多行业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4）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飞速发展 |
| 1.1.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和孵化器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产业集群研究 |
| 1.2.2 出版产业基地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 |
| 2.1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 2.1.2 工业区位论 |
| 2.1.3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1.4 增长极理论 |
| 2.1.5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1.6 GEM因素模型 |
| 2.2 社会经济网络理论 |
| 2.3 知识溢出理论 |
| 2.4 竞合理论 |
| 2.5 小结 |
| 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与演进 |
| 3.1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和演进动因 |
| 3.1.1 技术因素 |
| 3.1.2 市场因素 |
| 3.1.3 政府因素 |
| 3.1.4 人才因素 |
| 3.1.5 人文因素 |
| 3.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方式 |
| 3.2.1 自组织方式 |
| 3.2.2 他组织方式 |
| 3.2.3 混合组织方式 |
| 3.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演进历程 |
| 3.3.1 萌芽阶段 |
| 3.3.2 形成阶段 |
| 3.3.3 成长阶段 |
| 3.3.4 成熟阶段 |
| 3.4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现状 |
| 3.4.1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布局 |
| 3.4.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构成方式 |
| 3.4.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经济规模 |
| 4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组织结构 |
| 4.1 基地主体 |
| 4.1.1 核心层主体 |
| 4.1.2 辅助层主体 |
| 4.2 主体间关联互动 |
| 4.2.1 基地企业之间互动 |
| 4.2.2 政府与基地之间互动 |
| 4.2.3 高校、科研院所与基地之间互动 |
| 4.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组织形态 |
| 4.3.1 无核心组织形态 |
| 4.3.2 多层次单核心组织形态 |
| 4.3.3 单层次多核心组织形态 |
| 4.3.4 多层次混合形态 |
| 5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机制 |
| 5.1 基地运行机制概述 |
| 5.2 协同创新机制 |
| 5.2.1 协同创新机制的内涵 |
| 5.2.2 协同创新的动力 |
| 5.2.3 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 |
| 5.3 竞合机制 |
| 5.3.1 竞合的内涵 |
| 5.3.2 以竞争为主导的竞合 |
| 5.3.3 以合作为主导的竞合 |
| 5.4 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 |
| 5.4.1 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的内涵 |
| 5.4.2 知识溢出主体分析 |
| 5.4.3 基地知识溢出的过程和机理 |
| 5.4.4 基地知识溢出与学习的形式 |
| 6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 |
| 6.1 基地运行绩效及其评估的意义与功能 |
| 6.2 构建运行绩效评价体系 |
| 6.2.1 评价指标的筛选和确定 |
| 6.2.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立 |
| 6.2.3 基地运行绩效评价模型 |
| 6.3 基地运行绩效评价过程与结果 |
| 6.3.1 评价过程 |
| 6.3.2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小结 |
| 7 总结与讨论 |
| 7.1 本文主要结论 |
| 7.2 本文创新之处 |
| 7.3 本文的不足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电信产业的R-SCP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自然垄断理论 |
| 2.1.1 早期自然垄断理论 |
| 2.1.2 传统自然垄断理论 |
| 2.1.3 现代自然垄断理论 |
| 2.2 规制理论 |
| 2.2.1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 |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 2.2.3 规制经济理论 |
| 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3.1 产业组织理论概述 |
| 2.3.2 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 |
| 2.3.3 传统SCP范式对自然垄断产业的适用性分析 |
| 2.4 中国电信业的产业特性 |
| 2.4.1 中国电信业的技术经济特征 |
| 2.4.2 电信业技术经济特征的变化 |
| 2.4.3 电信企业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第3章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及面临的新问题 |
| 3.1 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1.1 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初期 |
| 3.1.2 中国电信业市场拆分重组历程 |
| 3.2 中国电信产业监管政策演进 |
| 3.2.1 从垄断到调整市场结构引入竞争 |
| 3.2.2 从调整市场结构转向规范市场行为 |
| 3.2.3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高市场绩效——成立中国铁塔公司 |
| 3.3 中国电信产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
| 3.3.1 移动互联网对电信业传统商业模式形成挑战 |
| 3.3.2 “三网融合”政策推进加剧了电信市场竞争 |
| 3.3.3 电信运营商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弱化 |
| 3.3.4 防范打击电信诈骗对运营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第4章 构建“R-SCP”电信产业分析框架 |
| 4.1 电信业规制的目标 |
| 4.2 电信业规制的主要内容 |
| 4.3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的现状 |
| 4.4 现有理论在电信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局限性分析 |
| 4.4.1 “SCP”范式在电信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局限性 |
| 4.4.2 规制理论在电信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局限性 |
| 4.5 电信产业组织的研究思路 |
| 4.5.1 决定电信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因素 |
| 4.5.2 电信产业组织研究的主要思路 |
| 4.6 构建基于规制的“R-SCP”理论分析框架 |
| 4.6.1 “R-SCP”框架的逻辑关系 |
| 4.6.2 “R-SCP”理论框架对电信产业的适用性 |
| 第5章 基于规制的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 5.1 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 |
| 5.2 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 5.3 政府行为对电信市场结构的直接塑造 |
| 5.3.1 放松进入规制与引入竞争 |
| 5.3.2 电信纵向拆分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3.3 电信南北拆分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4 不对称规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4.1 进入者策略与在位者优势 |
| 5.4.2 不对称规制对市场份额和价格的影响 |
| 5.4.3 不对称规制与联通CDMA手机补贴 |
| 5.4.4 不对称规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3G/4G牌照发放 |
| 5.4.5 “单向携号转网”规制政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 企业行为对电信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1 中国电信的限制性定价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2 中国移动的差异化策略对市场份额的影响 |
| 5.5.3 中国联通的技术创新行为 |
| 5.6 产业融合对电信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6.1 三网融合对电信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6.2 中国三网融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
| 5.6.3 中国广电成为第四大电信运营商影响市场格局 |
| 第6章 基于规制的中国电信产业市场行为分析 |
| 6.1 市场行为的影响因素 |
| 6.1.1 影响电信企业市场行为的主要因素 |
| 6.1.2 规制条件下企业行为特征分析 |
| 6.1.3 中国电信企业各阶段行为分析 |
| 6.2 规制与放松规制对电信市场行为的影响 |
| 6.2.1 规制失效下电信企业的排他性行为 |
| 6.2.2 不对称规制下的电信市场竞争行为 |
| 6.2.3 电信企业对规制的突破与放松规制 |
| 6.3 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以中国联通为例 |
| 6.3.1 中国联通3G市场定位 |
| 6.3.2 中国联通3G六统一运营策略 |
| 6.3.3 中国联通价格行为分析 |
| 6.3.4 中国联通非价格行为分析 |
| 6.3.5 中国联通组织调整行为分析 |
| 6.4 产业政策对电信企业市场行为的影响 |
| 6.4.1 “移动通信转售”对电信企业行为的影响 |
| 6.4.2 手机实名制对电信企业行为的影响 |
| 第7章 基于规制的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绩效分析 |
| 7.1 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绩效的评价方法 |
| 7.1.1 产业组织理论对经济绩效的评价内容 |
| 7.1.2 竞争和规制对电信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 |
| 7.1.3 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绩效的衡量指标 |
| 7.2 中国电信产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7.2.1 完全垄断阶段的绩效分析(1994年之前) |
| 7.2.2 双寡头垄断阶段的绩效分析(1994-1998年) |
| 7.2.3 引入竞争阶段的绩效分析(1999-2001年) |
| 7.2.4 扩大竞争阶段的绩效分析(2002-2008年) |
| 7.2.5 电信业重组后的绩效分析(2009年至今) |
| 7.3 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绩效的总体评价 |
| 第8章 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的新特征及其规制 |
| 8.1 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及趋势 |
| 8.2 移动互联网对电信产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 |
| 8.2.1 电信运营商产业主导权丧失 |
| 8.2.2 电信运营商进一步被管道化 |
| 8.2.3 移动互联网业务替代传统电信业务——以“微信”为例 |
| 8.2.4 免费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主导 |
| 8.3 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组织变革与转型 |
| 8.3.1 从全业务运营商转向综合信息服务商 |
| 8.3.2 运营重心从传统语音转向数据应用 |
| 8.3.3 由纯管道经营向智能管道转型 |
| 8.4 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市场竞争行为 |
| 8.4.1 开展4G流量价值经营提升市场绩效 |
| 8.4.2 搭建应用平台与OTT企业合作运营 |
| 8.4.3 重视应用服务——以移动支付为例 |
| 8.4.4 以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电信产业竞争力 |
| 8.5 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产业规制的新特点 |
| 第9章 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有效化及规制合理化建议 |
| 9.1 电信产业组织有效化的内涵及目标 |
| 9.2 规制合理化与产业组织有效化的关系 |
| 9.3 产业融合对电信业规制的影响 |
| 9.3.1 电信产业和广电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 |
| 9.3.2 相关市场主体存在各自的利益诉求 |
| 9.3.3 行业监管者维护部门利益以及职责有所差异 |
| 9.4 外国电信产业规制与改革经验 |
| 9.4.1 英国电信产业规制与改革 |
| 9.4.2 美国电信产业规制与改革 |
| 9.4.3 国外电信产业规制与改制的启示 |
| 9.5 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改革建议 |
| 9.5.1 产业融合背景下规制重构的保障机制 |
| 9.5.2 电信产业市场竞争政策的趋势 |
| 9.5.3 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有效化建议 |
| 9.5.4 中国电信业规制合理化建议 |
| 第10章 总结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1.3.2 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综述小结 |
| 1.4 研究路线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主要观点 |
| 1.4.3 论文的研究框架 |
| 1.4.4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世界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规制体系的变迁 |
| 2.1 世界电信技术创新的发展 |
| 2.1.1 电信的定义 |
| 2.1.2 世界电信技术发展历程 |
| 2.2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 |
| 2.2.1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 |
| 2.2.2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特点 |
| 2.3 世界主要国家电信规制模式演变的历史过程 |
| 2.3.1 美国电信规制的发展 |
| 2.3.2 加拿大电信规制 |
| 2.3.3 英国电信规制的历史演变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世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关系的分析框架 |
| 3.1 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之间的本质关系 |
| 3.1.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
| 3.1.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规制之间的作用机制 |
| 3.1.3 政府规制对产业性质发生变化的反应 |
| 3.1.4 技术创新是电信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 |
| 3.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相互作用的模型 |
| 3.2.1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的螺旋迭代模型 |
| 3.2.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的螺旋迭代关系的数理模型 |
| 3.3 政府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分析 |
| 3.3.1 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3.3.2 进入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3.3.3 价格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世界电信产业规制体系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假设 |
| 4.2 模型检验 |
| 4.2.1 数据描述与指标衡量 |
| 4.2.2 模型检验结果 |
| 4.2.3 检验结果分析 |
| 4.2.4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
| 4.3 实证检验对螺旋迭代发展模型的解释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与技术创新 |
| 5.1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变迁 |
| 5.1.1 1994 年之前的自然垄断规制时期 |
| 5.1.2 电子与数据技术推动下，电信产业打破垄断 |
| 5.1.3 1999 年至 2004 年纵向规制 |
| 5.1.4 2004 年至 2008 年中国移动一支独大 |
| 5.1.5 2008 年至今“三足鼎立” |
| 5.1.6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的特点：结构性规制 |
| 5.1.7 结构性规制与螺旋迭代发展模式的区别 |
| 5.2 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1 中国电信产业的技术水平评析 |
| 5.2.2 中国电信产业的价格水平评析 |
| 5.2.3 中国电信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评析 |
| 5.3 技术创新对中国电信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3.1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投入水平 |
| 5.3.2 中国电信业技术创新贡献率分析 |
| 5.3.3 电信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
| 5.3.4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对电信产业的影响特点 |
| 5.4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政府规制的关系总结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约束技术创新的原因分析 |
| 6.1 中国与世界各国规制模式的差异 |
| 6.1.1 企业性质的差异 |
| 6.1.2 电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6.1.3 独立规制机构的差异 |
| 6.1.4 中国的规制体系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比较 |
| 6.2 中国电信规制体系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的原因研究 |
| 6.2.1 国有企业性质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 |
| 6.2.2 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棘轮效用 |
| 6.2.3 价格上限规制与利润上缴规制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机制 |
| 6.2.4 中国电信产业的部分竞争对技术创新激励不足 |
| 6.3 政府规制影响中国电信企业技术创新的原因检验 |
| 6.3.1 模型与量表 |
| 6.3.2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 6.3.4 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中国 ICT 产业激励规制体系框架 |
| 7.1 激励规制适应当代电信技术创新发展趋势 |
| 7.1.1 下一代网络与三网融合 |
| 7.1.2 下一代网络的技术特性 |
| 7.1.3 NGN 的产业特性 |
| 7.1.4 激励规制的界定与激励规制的内容 |
| 7.1.5 各国 ICT 产业的规制重建 |
| 7.2 中国当前激励规制的现状及对 NGN 形成的阻碍因素分析 |
| 7.2.1 中国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的现状 |
| 7.2.2 中国规制体系中阻碍 NGN 形成的阻碍因素分析 |
| 7.3 中国电信产业（ICT）激励规制体系的构建 |
| 7.3.1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系的构建原则 |
| 7.3.2 激励规制体系建立的逻辑关系与理论基础 |
| 第八章 推动中国 ICT 产业的激励规制体系构建的措施 |
| 8.1 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 |
| 8.1.1 设立独立规制机构的必要性 |
| 8.1.2 独立的规制机构设立方式 |
| 8.2 实施网业分离规制 |
| 8.2.1 网业分离的类型 |
| 8.2.2 网业分离的模式 |
| 8.2.3 中国电信业网业分离的规制方式 |
| 8.3 加快推进中国国有电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8.3.1 中国电信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
| 8.3.2 中国电信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
| 8.3.3 国有电信运营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 |
| 8.3.4 电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的路径选择 |
| 8.4 形成电信批发价格上限规制与零售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 |
| 8.4.1 批发环节的价格上限规制 |
| 8.4.2 零售环节的市场定价机制 |
| 8.5 建立电信企业技术创新标尺竞争规制 |
| 8.5.1 建立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考核指标体系 |
| 8.5.2 建立标尺竞争规制（Yardstick Competition） |
| 8.5.3 技术创新奖惩制度 |
| 8.6 建立《信息通讯法》 |
| 8.7 加强普遍服务规制 |
| 8.7.1 中国电信产业普遍服务规制现状 |
| 8.7.2 中国电信产业普遍服务规制的改革重点 |
| 8.8 加强互联网社会性规制 |
| 8.8.1 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
| 8.8.2 互联网社会性规制的问题 |
| 8.8.3 我国互联网规制内容 |
| 8.8.4 我国互联网社会性规制的改进 |
| 8.9 小结 |
| 总结 |
|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
| 附录 1：世界各国规制机构的独立性 |
| 附录 2：世界各国运营企业所有权的性质 |
| 附录 3：世界各国电信技术最新运用水平 |
| 附录 5：世界各国固定电话竞争结构 |
| 附录 6：世界各国互联网市场竞争结构 |
| 附录 7：世界各国移动电话每月花费 |
| 附录 8：世界各国互联网每月花费 |
| 附录 9：世界各国固定电话每月花费 |
| 附录 10：21 世纪世界电信业务发展 |
| 附录 11：2000 年—2012 年世界电信业务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 |
| 附录 12：中国 2001 年-2010 年业务量与电信产业技术创新的有关数据 |
| 附录 13 中国与发达国家电信规制体系比较 |
| 附录 14 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IDI 与 ICB 比较 |
| 附录 15：调查问卷 |
| 附录 16: 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研究量表及文献 |
| 附录 17：政府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量表基本资料统计 |
| 附录 18：信度检验统计量 |
| 附录 19：结构效度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博士期间主持课题 |
（7）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 |
| 0.2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归纳与演绎分析 |
| 0.3.2 比较研究 |
| 0.3.3 案例分析 |
| 0.3.4 博弈分析 |
| 0.3.5 法经济学分析 |
| 0.3.6 耦合分析 |
| 0.4 研究内容和创新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创新 |
| 第1章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文献综述 |
| 1.1 国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 |
| 1.1.1 监管迷信：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1.2 监管质疑：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1.3 监管重构：激励性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2 国内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 |
| 1.2.1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手段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主体的研究 |
| 1.2.3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研究 |
| 1.3 文献综述简评 |
| 第2章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分析 |
| 2.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
| 2.1.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内涵 |
| 2.1.2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外延 |
| 2.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 |
| 2.2.1 耦合的涵义 |
| 2.2.2 耦合的理论模型 |
| 2.2.3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法经济学语境下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体制与制度关系 |
| 2.3.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法经济学解释 |
| 2.3.2 法经济学语境下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 |
| 第3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1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 |
| 3.1.1 自然垄断的动态性 |
| 3.1.2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的嬗变 |
| 3.2 主要发达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的适用性分析 |
| 3.2.1 “全方位、立体式”放松监管改革 |
| 3.2.2 垂直分解和剥离重组结合，引入竞争机制 |
| 3.2.3 放开市场准入，为竞争开辟通道 |
| 3.2.4 实行非对称监管，维护、保证公平竞争 |
| 3.2.5 激励性监管机制的运用 |
| 3.2.6 放松监管的成效 |
| 3.2.7 关于自然垄断产业监管机制适用性的若干思考 |
| 3.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3.1 价格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2 市场准入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3 激励性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4 非对称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第4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
| 4.1 中国主要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实践 |
| 4.1.1 电信产业：逐步走向监管下的竞争 |
| 4.1.2 电力产业：弱监管下的强垄断 |
| 4.1.3 铁路运输产业：政企双重角色缺位下的业内垄断 |
| 4.1.4 航空运输产业：竞争下的过度监管 |
| 4.1.5 邮政产业：垄断经营模式下的体制改革滞后 |
| 4.1.6 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缺失下的公益性矛盾 |
| 4.2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的基本类型、问题及成因 |
| 4.2.1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的基本类型 |
| 4.2.2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
| 4.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问题的成因 |
| 4.3.1 行政体制缺陷 |
| 4.3.2 监管体制自身的缺陷 |
| 4.4 国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借鉴 |
| 4.4.1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
| 4.4.2 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与协调 |
| 4.4.3 监管机构的动态调整 |
| 4.4.4 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督体系 |
| 4.4.5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5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研究 |
| 5.1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法律制度框架 |
| 5.1.1 针对监管主体考量的法律制度安排 |
| 5.1.2 针对监管客体考量的法律制度安排 |
| 5.2 自然垄断行业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
| 5.2.1 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监管制度与价格听证制度 |
| 5.2.2 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
| 5.2.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价格听证制度的改进 |
| 5.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若干缺陷 |
| 5.3.1 监管体制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3.2 监管客体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3.3 监管机制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4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建设的经验借鉴 |
| 5.4.1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变迁 |
| 5.4.2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分析 |
| 5.4.3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特点 |
| 5.4.4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6章 完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政策建议 |
| 6.1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目标 |
| 6.1.1 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目标 |
| 6.1.2 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与协调 |
| 6.1.3 监管改革与城镇化步伐的同步 |
| 6.1.4 消费者话语权的制度保障 |
| 6.1.5 垄断一般和特殊的权衡 |
| 6.1.6 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开阔的研究视角 |
| 6.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制约因素 |
| 6.2.1 监管理念及理论发展的滞后 |
| 6.2.2 并未真正破除的原有垄断格局和垄断利益 |
| 6.2.3 “俘获”现象严重，监管执行不力 |
| 6.2.4 政府职能转变迟缓 |
| 6.2.5 法治的薄弱 |
| 6.2.6 改革的参差不齐、互不配套 |
| 6.2.7 转轨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压力 |
| 6.2.8 国际竞争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压力 |
| 6.2.9 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相背离 |
| 6.2.10 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改革的不匹配 |
| 6.3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新思路 |
| 6.3.1 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转化 |
| 6.3.2 监管机制调整要求监管体制、监管制度的适应性变化 |
| 6.2.3 监管制度、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监管机制支撑 |
| 6.3.4 监管体制传动、整合监管机制和监管制度 |
| 6.3.5 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路径 |
| 6.4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实施路径 |
| 6.4.1 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通盘考量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与制度功能耦合问题 |
| 6.4.2 完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设计，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 |
| 6.4.3 搭建合理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衔接监管机制的实施与监管制度安排 |
| 6.4.4 进一步健全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充分考量其与监管体制、机制的匹配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8）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评述 |
| 1.3 主要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电信产业管制的一般分析 |
| 2.1 电信产业的含义 |
| 2.1.1 电信以及电信服务的定义 |
| 2.1.2 电信产业的分类 |
| 2.1.3 电信市场的分类 |
| 2.2 电信产业的经济特征 |
| 2.2.1 网络外部属性 |
| 2.2.2 规模经济属性 |
| 2.2.3 范围经济属性 |
| 2.2.4 普遍服务属性 |
| 2.2.5 自然垄断属性 |
| 2.3 电信管制的含义 |
| 2.4 电信管制的动因 |
| 2.5 电信管制的执行 |
| 2.5.1 电信管制的主要内容 |
| 2.5.2 电信管制的部门 |
| 2.5.3 电信管制的方式 |
| 2.6 小结 |
| 第3章 电信产业管制相关理论综述 |
| 3.1 垄断的一般理论分析 |
| 3.1.1 垄断的含义 |
| 3.1.2 垄断产生的原因 |
| 3.1.3 垄断市场均衡分析 |
| 3.1.4 寡头垄断市场 |
| 3.2 寡头垄断市场模型 |
| 3.2.1 古诺模型(Cournot Model) |
| 3.2.2 贝尔特兰模型(Bertrand Model) |
| 3.2.3 埃奇沃思模型(Edgeworth Model) |
| 3.2.4 卡特尔寡头垄断模型(Cartel Model) |
| 3.2.5 价格领导模型(Price Leadership Model) |
| 3.3 垄断的经济效率 |
| 3.3.1 不同市场类型的经济效率比较 |
| 3.3.2 对于垄断市场经济效率的理解 |
| 3.4 管制理论分析 |
| 3.4.1 管制的含义与特点 |
| 3.4.2 管制的目的与意义 |
| 3.4.3 管制的措施手段 |
| 3.5 小结 |
| 第4章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历史变迁 |
| 4.1 专利垄断阶段(1877年—1894年) |
| 4.2 早期自由竞争阶段(1894年—1934年) |
| 4.3 管制垄断阶段(1934年—1984年) |
| 4.4 自由竞争阶段(1984年—1996年) |
| 4.5 全面自由竞争阶段(1996年—至今) |
| 4.6 小结 |
| 第5章 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体系及其特点 |
| 5.1 政府层面的电信产业管制系统 |
| 5.1.1 立法系统 |
| 5.1.2 司法系统 |
| 5.1.3 行政系统 |
| 5.2 行业层面的电信产业管制系统 |
| 5.2.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
| 5.2.2 各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
| 5.2.3 产业行会等其他机构 |
| 5.3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特点 |
| 5.3.1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分权性 |
| 5.3.2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民主性 |
| 5.3.3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独立性 |
| 5.3.4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法治性 |
| 5.3.5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配合紧密性 |
| 5.3.6 电信产业管制体系的综合性 |
| 5.4 小结 |
| 第6章 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领域 |
| 6.1 本地业务管制 |
| 6.1.1 本地电信业务市场垄断结构的形成 |
| 6.1.2 本地电信业务市场竞争需求的出现 |
| 6.1.3 管制机构的本地业务管制政策 |
| 6.1.4 管制机构的本地业务管制措施 |
| 6.2 联互通管制 |
| 6.2.1 互联互通管制的理论分析 |
| 6.2.2 互联互通管制的产生与发展 |
| 6.2.3 互联互通管制的内容 |
| 6.3 电信资费价格管制 |
| 6.3.1 电信产业价格管制的原因 |
| 6.3.2 电信产业价格管制的范围 |
| 6.3.3 电信产业价格管制的权力框架 |
| 6.3.4 电信产业价格管制制度的发展 |
| 6.3.5 电信产业价格管制的原则与措施 |
| 6.4 普遍服务管制 |
| 6.4.1 普遍服务的含义及其发展 |
| 6.4.2 普遍服务项目的实施 |
| 6.4.3 普遍服务的管理 |
| 6.5 小结 |
| 第7章 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改革 |
| 7.1 电信市场发展的新动向 |
| 7.1.1 电信市场掀起并购浪潮 |
| 7.1.2 并购对电信产业的深远影响 |
| 7.2 电信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原因分析 |
| 7.2.1 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 |
| 7.2.2 电信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求 |
| 7.2.3 电信产业外部环境变化因素 |
| 7.2.4 电信产业属性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的结果 |
| 7.3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改革 |
| 7.3.1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变革的总体趋势 |
| 7.3.2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变革原因分析 |
| 7.4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改革的经验启示 |
| 7.4.1 引入竞争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 |
| 7.4.2 电信企业的并购浪潮并非是管制改革的倒退 |
| 7.4.3 需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良好配合 |
| 7.5 小结 |
| 第8章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对我国的启示 |
| 8.1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经验借鉴 |
| 8.1.1 电信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置原则 |
| 8.1.2 对电信产业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 |
| 8.1.3 以不对称管制方式促进电信市场竞争 |
| 8.1.4 健全的法制体系是管制公平公正性的保障 |
| 8.1.5 其他管制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
| 8.2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的产生与发展 |
| 8.2.1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的发展历程 |
| 8.2.2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的现状与问题 |
| 8.3 对中国电信产业管制的政策建议 |
| 8.3.1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的体制与政策选择 |
| 8.3.2 科学的培育竞争机制 |
| 8.3.3 健全电信产业管制法律体系 |
| 8.3.4 完善电信产业管制机构 |
| 8.3.5 发展电信产业行会组织 |
| 8.3.6 确定“三网融合”型管制战略 |
| 8.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背景扫描：令人“纠结”的中国电视 |
| 二 研究对象：中国电视产业制度 |
| 三 问题提出：制度变迁的因素、趋势 |
| 四 选题意义：实践探索理论探讨 |
| 五 文献综述：成果众多矛盾突出 |
| 六 研究方法：历史、文本及制度理论 |
| 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适用性评述 |
| 八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电视事业制度起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电视概况 |
| 一 中国电视诞生 |
| 二 曲折发展之路 |
| 三 电视任务与内容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电视军管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剧变 |
| 二 极“左”的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电视建设进展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五 个案透视电视制度 |
| 第三节 “两年徘徊”时期电视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变革 |
| 二 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观众需求扩张 |
| 第四节 电视事业制度均衡分析 |
| 一 制度环境基础 |
| 二 早期电视制度特征 |
| 三 需求均衡评析 |
| 第二章 “增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广告经营制度创新 |
| 一 电视需求的扩张与转型 |
| 二 广告产生过程 |
| 三 持续争议、持续创新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二节“四级办”的扩张之路 |
| 一 需求扩张加速 |
| 二 “初级行动团体”制度决策 |
| 三 “次级行动团体”制度实施 |
| 四 政策与对策 |
| 五 制度博弈非均衡 |
| 第三节 有线电视的兴建与“收编” |
| 一 市场需求升级 |
| 二 有线电视兴建 |
| 三 有线电视政策变迁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产业增长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财政、人事制度变迁 |
| 二 聚焦制度创新个案 |
| 三 制度均衡分析 |
| 四 “增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存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治散治滥”、“集团化” |
| 一 电视节目需求背景 |
| 二 “治散治滥”的决策与实施 |
| 三 “集团化”的决策与实施 |
| 第二节 “制播分离”制度创新 |
| 一 制播分离决策“走走停停” |
| 二 制播分离实施“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制度环境变更 |
| 二 制度均衡分析 |
| 三 “存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四章 新技术下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电视的产业潜能 |
| 一 生产能力提升 |
| 二 消费模式拓展 |
| 三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
| 四 世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及政策 |
| 一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历程 |
| 二 传统电视产业进入蜕变期 |
| 三 中国数字电视制度瓶颈 |
| 四 制度瓶颈的产业症状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博弈 |
| 一 “三网融合”的提出、纷争、停滞 |
| 二 “三网融合”的缓慢演进 |
| 三 国家强力推动三网融合 |
| 四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权衡 |
| 第四节 数字时代中国电视制度成本收益权衡 |
| 一 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二 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
| 三 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比较 |
| 四 潜在收益与行动团体 |
| 第五章 “需要”、“需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观众为什么需要电视？ |
| 一 理论中的观众需要 |
| 二 生理型收视需要 |
| 三 社会型收视需要 |
| 四 发展型收视需要 |
| 五 收视需要的结构 |
| 六 收视需要的变化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社会需要 |
| 一 电视的功能与效果 |
| 二 观众收视需要结构 |
| 三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 |
| 四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需要”与“需求” |
| 一 观众需要与需求变动 |
| 二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变革 |
| 三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四 社会投资机构需要 |
| 第四节 “产业化”：满足需要的效率与边界 |
| 一 制度效率取决于产品属性 |
| 二 电视事业制度效率评价 |
| 三 产业制度提升效率原因 |
| 四 产业化及其社会边界 |
| 五 观众需要满足了吗？ |
| 结语 制度窘境——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解释 |
|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外力与内因：中国电报局成立的前期条件（1860—1880） |
| 第一节 请设与私设——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 |
| 一、列国对中国架设电报线的试探 |
| 二、上海私设海陆电线打开架线缺口 |
| 三、闽台危机打破清廷设线禁令 |
| 第二节 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推动力 |
| 一、时人对电报的接纳 |
| 二、中国自设电报线的尝试 |
| 三、中国自办电报的资金来源 |
| 小结 |
| 第二章 规划与规范：中国电报局的初建及经营（1880—1883） |
| 第一节 天津电报总局的建立 |
| 一、中国首条长途电报线的架设 |
| 二、国内外发报业务的开展 |
| 三、招纳、培养电报人才 |
| 第二节 电报局官督商办之实现 |
| 一、官督商办章程的出台 |
| 二、招商之实现与业务初兴 |
| 第三节 “慎重江防，整顿商务” |
| 一、御外惠中——苏浙闽粤电线之架设 |
| 二、南北洋之合作——设长江汉口线 |
| 三、收回淞沪旱线，维护内陆电信主权 |
| 小结 |
| 第三章 危机与建设：边疆危机中电报局的艰难发展（1884—1898）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与电报官线的扩展 |
| 一、扩展线路以报军情 |
| 二、电报局在战争时的贡献与两难 |
| 第二节 北洋官电局与官线架设 |
| 一、北洋官电局的设立 |
| 二、官商局之职能划分 |
| 三、电报局与官局合作架线 |
| 四、电报局之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电报局规章制度的调整 |
| 一、官报缴纳报费 |
| 二、法律保护政策的发展 |
| 三、电报局员收费制度的整顿 |
| 第四节 电报局的对外合作与竞争 |
| 一、中法接线 |
| 二、中俄接线与齐价合同 |
| 三、来自日本的侵夺 |
| 小结 |
| 第四章 外扰与内侵：1900 年之后的电报局 |
| 第一节 庚子事变与中国电报局 |
| 一、电线被毁，电报局艰难维系 |
| 二、抵制外洋侵夺水线主权 |
| 三、电报局经济情况的变化 |
| 第二节 电报局之收归国有 |
| 一、收归之议初起（1899—1902） |
| 二、商股官办时期（1902—1906） |
| 三、完全收归官办（1906—1908）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官督商办电报局之官商角力 |
| 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电报与上海城市近代化 |
| 三、信息传递的革命——电报与晚清社会近代化 |
| 附录 |
| 晚清中国电报局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1991中国电信事业大发展的一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初北京电话事业研究（1901-1928）[D]. 胡晶. 河北大学, 2020(08)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D]. 刘遹菡. 武汉大学, 2017(02)
- [5]中国电信产业的R-SCP分析[D]. 程瓯. 武汉大学, 2016(01)
- [6]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D]. 朱丽萍. 山西财经大学, 2014(09)
- [7]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D]. 刘佳丽. 吉林大学, 2013(08)
- [8]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研究[D]. 韩伟. 吉林大学, 2012(04)
- [9]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11)
- [10]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D]. 韩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