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样预防幼儿砂眼（论文文献综述）
张妙芳[1]（1998）在《怎样预防幼儿砂眼》文中研究指明 砂眼是由砂眼衣原体通过接触感染而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眼结膜病。在幼儿园里,发生的砂眼多为轻度,起病缓慢,症状不明显,常常被大人所忽视。早期眼部感觉发痒或有异物感,眼眵增多,上睑结膜肿胀、充血,有滤泡和乳头,使结膜面变得粗糙模糊,随着病程的发展和加
崔晓萌[2]（2016）在《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研究（1949-1960）》文中指出儿童是人类的希望,是社会生产和各项建设的接班人。解决好孩子教养的问题,不仅关系着下一代成长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生产发展与妇女的解放。1950年代,作为妇女解放事业的附属物,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健康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共托幼事业开始得到国家的重视,学龄前婴幼儿因此得到了社会日益增多的关怀和照顾。在社会运动与政府、群众团体的支持与推动下,仅在建国后十年间就建立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托幼机构,培训出大批保教人员,儿童保育、教育工作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公共托幼事业的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母亲参加国家建设与在家教养孩子的矛盾,同时也使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为国家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健全的下一代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在查阅武汉市档案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武汉地区为中心,考察建国初十年间当地公共托幼事业的发展,以个案的角度展现当时全国儿童保育事业的面貌。本文主体章节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对20世纪50年代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仔细梳理,论述不同时段发展的重点与特点。第二部分则是论述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国家政令的指引下明确并完善自身职能；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利用各种宣传方式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还培训了大量保教人员,保证了武汉托幼工作的整体质量。第三部分以日常保育工作与教育工作为切入点,论述十年间武汉地区的托幼机构在体、智、德、劳等方面开展的各项保教工作。第四部分是对1950年代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进行评析,分析这一时段武汉市儿童保育事业发展的特点、成绩以及不足,以史为鉴,为今后尤其是当今托幼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张纯[3]（2013）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抗战时期着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中华民族拉开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侥幸生存下来的战区儿童被大批送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十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在八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与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的变化、经济的拮据、国共之间的摩擦、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保育院院址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转辗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着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12个省市的60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晓静,张继良[4]（2020）在《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体系的历史性考察: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医疗卫生福利是中国儿童福利的重要内容。1949—1978年,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体系具有制度保障,也有相对系统的服务建设。从提供服务的主体来看,主要有儿童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组织;从内容来看,主要有儿童保健、儿童医疗、儿童卫生等。该时期,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基本上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尤其是合作医疗制度提升了儿童生活质量,提高了儿童保健公益性和可及性。它秉承积极预防的理念,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较充分发挥了基层卫生组织及相关人才的作用,对目前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的建设具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当然,该体系也存在着制度保障发展不均衡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
田晋嘉[5]（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刘媛[6]（2010）在《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文中认为1927-1937年,由于现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城市处于社会高速转型期,市民的生活方式也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儿童日常生活场景已不同于传统生活和乡村生活,上海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儿童成长为现代人才,儿童的成长成才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增添活力。文章主要依靠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和其他社团的各种统计、年鉴,《申报》等为主要史料,辅以时人着述、儿童书籍和图像,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再现上海城市为儿童构建的物质精神生活环境,传达社会转型期上海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互动关系。导论部分界定了文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范围,讨论了研究二三十年代上海儿童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儿童史的研究现状,肯定学术界在儿童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指出这些都为本文的儿童史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史料来源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文章主体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为第一部分,总论社会转型期中的上海儿童概况；从上海儿童人口、上海儿童生活环境两个方面分述社会转型期间上海对现代人才的需求以及为儿童发展提供的契机。分别考察了儿童人口在上海总人口中的比重、儿童的社会分层问题和儿童生活背景的改变。提出城市按照自身需求来教养儿童的问题,上海把儿童定位为城市未来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主力军,儿童培养的目标应符合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分别从儿童的物质生活、儿童的精神生活、儿童的群体生活来描述分析儿童日常生活。第二章叙述儿童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指标,这一时期上海儿童日常生活还是具备了很多现代性特征,涉及到很多具体内容,本文主要研究了儿童物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儿童消费来做为进一步分析的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儿童的分层分类,注重不同社会阶层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并特别突出研究了工人家庭中儿童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内容和层面上都能反映出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物质生活水平的轮廓,又可见微知着,在社会给儿童提供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展示上海的社会变迁。第三章择取儿童的教育、儿童的娱乐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社会给予儿童的教育环境的度量、教育内容的实施、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和儿童节的设立来建构起儿童精神生活的概貌。发现儿童的教育以顺应社会转型潮流、服务上海城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依归,儿童娱乐方面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儿童图书、塑造新民的儿童玩具、应运而生的儿童电影和呼唤现代人才的儿童节与儿童年。无论是初等学校教育的快速前行,还是全方位社会教育的熏陶,以及与时俱进的儿童娱乐,还有专门成立的儿童节和儿童年等,都表达上海社会对现代人才的呼唤和教养。第四章分析了儿童的群体生活和现代人格的养成。群体生活也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儿童的家庭生活和团体生活两方面着手,以孩子剧团这一纯粹的儿童团体为例,分析儿童群体生活的现代成份,社会转型期的儿童群体生活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儿童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儿童进行日常生活也是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群体生活的现代化特征将1927-1937年上海儿童锻炼为具有现代人格特征的现代人,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可得到辩证的统一。第四章还从儿童生活技能的积累、社会角色的塑造、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价值观念的养成来透析儿童的现代人格以及儿童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第三部分是结语,指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儿童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儿童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他们在成年后将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儿童培养理念的确立既要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家庭、社会、政府对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的成长发展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合力造就未来现代化建设接班人；1927-1937年间上海儿童日常生活是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交相渗透的结果,生活方式在传统中趋新和超越；而上海社会转型与儿童日常生活现代化又具有全方位的、渗透式的、彼此互动的特点。
王书吟[7]（2013）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奶妈群体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奶妈指受雇以乳汁喂养他人幼儿的哺乳期妇女,是传统女性谋生的重要职业营生之一。清末民初,进城做奶妈成为农村家庭妇女抵抗天灾人祸,从城市中获取现金收入的职业营生之一。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乡村到城市的奶妈因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西方文明的传入面临着从未遭遇到的阻力与挑战：一方面育婴专家、医师和乳品商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向大众传达“得病的奶妈”这一异化形象,国家与社会借助公共媒体与舆论的空间构建出全新的以西方医学为基础的育儿知识体系,代乳粉喂养的卫生快捷则更适合推进精英所推崇的苏联集体化育婴模式；另一方面激进人士因提倡社会革命,在文学范畴塑造出全新的“年轻的苦难母亲”的文学形象,这一迥异于传统奶妈的形象对激发大众同情与国民性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本文试图通过这一普通的社会妇女群体的历史命运去揭示现代中国所隐藏着的多重现代性叙事,围绕奶妈探讨地域观念、家庭观念、性观念、卫生观念、儿童观念、民族观念等诸多议题。在强国保种、打破“封建”传统、拥抱民主科学、寻求新政权模式等诸多诉求下,奶妈这一古老的妇女职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出现了种种职业危机。至1958年上海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斩断了传统依托乡村发展的城市之根,乡村奶妈通向城市的道路被彻底切断,预示着奶妈这一群体在上海的衰微。
宋子昕[8]（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李忠萍[9]（2014）在《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卫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需求，随着人类文明的递嬗，公共卫生渐由社会自发调节、随机应对和慈善救济活动，演变为以卫生行政为主导、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保障和增进公众健康为旨趣，官方与社会合作推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清末民国时期，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成就和租界卫生管理制度的刺激示范，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卫生强国和卫生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以及应对连年疫情的现实需要，国家开始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擘画、建构和实施，现代意义上的以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由此肇端。在此时代诉求和社会趋向的引领下，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商贾辐辏的苏省重地、江南名城——苏州，因应时势，且合于地方防疫、市政建设之需要，遂在官方与社会的协作下，开启公共卫生之端绪，并逐渐粗成体例。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由清末民初的萌发到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初步发展再到战后的粗具体例，主要沿着三个脉络进行：一、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由卫生行政寓于警政，走向卫生行政与警政相对分离；二、办理模式，由官商合办走向以官办为主社会协作；三、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余，粗略形成疫病防治、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多元并进的业务体系。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理路，既有时代共同趋向的投射，又有过程和形式上地方样态的呈现。疫病防治是苏城公共卫生的中心事务，这不仅因为它是时代性的严峻课题，也是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江南城市面临的地方疫情压力所致。近代苏城疫病防治问题上，出现了二元对立的面相：一方面是驱瘟逐疫迎神赛会和挑痧等坊间防疫百态的恣肆，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落后防疫行为的取缔，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下，初步形成了一套临时救治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急性传染病防控机制。苏城疫病防治上二元对立的面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城公共卫生，实际是在与民俗传统特别是迷信观念和举措的扞格不入中得以曲折演进，并渐入民心的。保障日常清洁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被视为治疫之本，成为苏城公共卫生事务中的基础工作。总其大概，主要涵括街道清洁与垃圾清运、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饮水改良、各类饮食品及其制造经营场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等内容。街道清洁上日常与定期的结合，垃圾清运上行政与市场的相配，粪秽运除上加强时间、地点和面相的规范、厕所整改上的化多为少、弃旧迎新，饮水卫生上改良与“革命”的统筹、食品卫生上应时性强、制度化高、消极取缔与积极建设规划的并举，构成了各项业务的典型特质。由于经费的短缺、主事者和执行者的颟顸敷塞、民的痼习、商的玩忽延宕等因素，苏城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举措实际成效并不甚佳，许多规划也无果而终。然而，毫无疑义，在与社会的互动协作乃至冲突抵牾中，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并尽力付诸实践，一定程度上改良了苏州城市生态环境和日常饮食健康，并多少促进了市民饮食住行卫生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形塑，更从理论和实际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苏州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作为近代公共卫生的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等保健事业和卫生教育的渐趋并进，丰富了苏城公共卫生的业务内涵。以“生”的方式嬗变、婴儿健康比赛为主要内容的妇婴卫生，以学校传染病预防、学生健康检查、学校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卫生，以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教育性与地方化和趣味性相结合为典型特质的民众（或曰社会）卫生教育，其工作开展虽存在设施简陋、业务单一、方式粗糙甚至走过场、普及性不强等诸多局限和不足，但它们确实开启了苏城妇幼保健以及卫生教育事业的端绪，积淀了一定的宝贵经验。这些业务体现了苏地政府维护妇婴健康、增强青少年体格以及培育公众卫生观念习惯的努力和自觉，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社会力量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推进各项公卫事业，与官方互动合作的地方风貌。公共卫生是苏城近代化变迁的产物，又推动了城市社会变迁，并在变迁中曲折演进，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张力。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点得以管窥：第一，公共卫生的举办推动了市民生命状态、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嬗变，生命、生活和观念的嬗变又使市民增强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进而推动它的演进；第二，公共卫生事务引发了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公共舆论又以兼具批判与启蒙功能的苏城特色的“公共领域”形式，鞭策政府、启迪民众、引领社会在公共卫生上通力合作，增强当局的行政自觉及市民的公民性和责任感，进而推动苏州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近代化变迁的现实或可能演进。总之，在时代性的公共卫生诉求和发展趋向的影响下，在苏城地方当局的行政努力，及民间社会的积极互动下，时至战后苏城公共卫生体例初具。由于众多瓶颈因素的掣肘，苏城公共卫生又呈现出粗陋面相。且其遭遇的窒碍和困境，在全国多具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城公共卫生发展情状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总体镜像的投射，是其时代共通命运的写照。无论如何，近代苏州乃至中国公共卫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可圈可点。
杨珊珊[10]（2017）在《民国时期《大众卫生》科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在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快节奏高强度的现代生活导致各种卫生、健康问题纷至沓来,公众对于如何做好日常卫生清洁、健康保健及疾病预防等科学知识需求激增,卫生科普已经涉及渗透到公众生活的诸多方面,受到了公众强烈的关注。本文研究的目的通过对民国期刊中卫生科普内容、形式以及成效等方面的研究,总结分析卫生科普在民国期刊中的成效及历史经验,分析现当代我国卫生科普期刊的发展状况,对现当代卫生科普期刊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更好发挥卫生科普期刊传播卫生知识的作用,加强公众对于卫生科学普及的认识,引导公众做好卫生保健、培养公众正确处理医学卫生事务的能力。本文先从概念出发,理清楚科普及卫生科普、卫生科普期刊等概念,进而分析科普、卫生科普之间的内在联系。卫生科普是科普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由科普细化而来,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国家重视科普事业的发展,卫生科普的重要价值也不容忽视,国家的健康战略,各类传染病及慢性病的治疗预防都需要卫生科普来实现。文章第二部分总结了民国时期卫生科普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在公共卫生及医疗领域,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面对全国各地时疫频发,传染病肆虐,人口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状况,中国的有识之士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开始推行“卫生救国”运动,此项运动得到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向全民普及卫生知识,对于国民公众卫生意识的启蒙和公众卫生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卫生科普期刊是传播卫生科普的重要阵地,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卫生科普期刊进行列表,概述民国卫生科普期刊发展情况,选取《大众卫生》作为研究对象。文章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大众卫生》进行详细介绍。包括期刊的刊物沿革、办刊背景、创刊宗旨、编辑队伍、栏目设置等。梳理《大众卫生》的卫生科普内容,包括妇幼保健、传染病预防及治疗、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知识等,分析《大众卫生》的科普成效以及在科普过程中运用的科学传播的理论——“领袖意见”理论。同时分析了《大众卫生》在运营发行上的一些成功经验。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对现当代卫生科普期刊所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了逐条分析。大致包括资金短缺、经济效益低下、创作人才缺乏、期刊定位不清等问题。结合《大众卫生》创办运营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对现当代卫生科普期刊的发展提出几点改进建议,包括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尝试众筹模式解决资金不足、国家重视卫生科普人才以及组建专业化运营团队等。发挥卫生科普期刊传播卫生知识的作用,对加强公众对于卫生科学普及的认识,引导公众做好卫生保健、培养公众正确处理医学卫生事务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怎样预防幼儿砂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怎样预防幼儿砂眼（论文提纲范文）
（2）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研究（1949-196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状况 |
| (一) 近代托幼事业研究 |
| (二) 现当代托幼事业研究 |
| (三) 其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目的与方法 |
| 四、本文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0年代武汉公共托幼事业的发展历程 |
| 一、新政权下武汉托幼事业的起步(1949—1952) |
| (一) 对旧有托幼机构的接管与改造 |
| (二) 机关、工厂托幼机构的发展 |
| 二、城市、郊区民办托幼机构的大发展(1953—1957) |
| (一) 城区民办托幼机构的兴起 |
| (二) 郊区农忙托幼机构的发展 |
| 三、“全民托幼”时期(1958—1960) |
| (一) 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 |
| (二) 鼓足干劲,支援生产 |
| (三) 学习与竞赛,提升保教水平 |
| 第二章 1950年代托幼事业的政策与措施 |
| 一、托幼事业领导职能的确立与完善 |
| (一) 国家政令下托幼机构领导关系的明确 |
| (二) 武汉市托幼事业领导职能的完善 |
| 二、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力量 |
| (一) “儿童节”下的多样宣传 |
| (二) 树典型,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
| 三、保教师资的整顿与培训 |
| (一) 保育工作者的职责及来源 |
| (二) 保教工作出现的问题 |
| (三) 对保教人员进行培训 |
| 第三章 1950年代武汉保教工作的开展 |
| 一、日常保育工作 |
| (一) 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
| (二) 规范生活作息,重视户外运动 |
| (三) 重视婴幼儿的营养均衡 |
| 二、日常教育内容 |
| (一) 劳动观念的熏陶 |
| (二) 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
| (三) 开展智力教育 |
| 第四章 1950年代武汉托幼事业评析 |
| 一、1950年代武汉市托幼事业的特点 |
| (一) 国家政治力量的渗透 |
| (二) 托幼事业“全民化” |
| (三) 坚持“保教合一”的原则 |
| 二、1950年代武汉托幼事业取得的成绩 |
| (一) 保证了学龄前儿童的身心成长 |
| (二) 推动妇女解放,促进生产发展 |
| (三) 传统育儿观念与家庭关系的颠覆 |
| 三、1950年代武汉市托幼事业的局限性 |
| (一) 保育条件的“落后” |
| (二) 领导职能的“欠缺” |
| (三) 托幼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学术史略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展历程 |
| 一、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 全面抗战前儿童教育的理论实践基础 |
| (二) 战时难童涌现后国民政府的应对 |
| (三)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的觉醒 |
| 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
| (一) 缘起 |
| (二) 筹备 |
| (三) 成立 |
| 三、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展 |
| (一) 保育会工作的开展 |
| (二) 各省分会的成立 |
| (三) 保育会内迁 |
| 四、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终结 |
| (一) 儿童复员与家庭教育 |
| (二) 保育会工作结束 |
| 第二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与经费 |
| 一、保育会组织架构与运作 |
| (一) 总会组织机构设置 |
| (二) 分会组织机构设置 |
| (三) 保育院的组织结构 |
| (四) 总会与分会的关系 |
| 二、保育会各项制度的制定及完善 |
| (一) 保育会工作计划大纲的修订 |
| (二) 各项调查统计制度的完善 |
| (三) 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三、保育会的经费、物资来源及其管理 |
| (一) 政府拨付 |
| (二) 募捐 |
| (三) 管理与使用 |
| 第三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保育院 |
| 一、保育院选址及与当地的关系 |
| (一) 保育院院址的选择 |
| (二) 保育院与当地百姓 |
| 二、保育院院长及教职员的选聘 |
| (一) 保育院院长的选聘 |
| (二) 保育院教职员的选聘及职责 |
| 三、各保育院变迁情况 |
| (一) 总会直属保育院的变迁 |
| (二) 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的变迁 |
| 四、影响保育院变迁的因素分析 |
| (一) 战争因素 |
| (二) 经费拮据 |
| (三) 管理不善 |
| (四) 国共摩擦 |
| 第四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收容 |
| 一、保育会收容难童数量及收容时间 |
| (一) 收容难童的数量 |
| (二) 收容时间段 |
| 二、总会及各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 (一) 总会各直属保育院难童来源 |
| (二) 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 (三)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难童来源 |
| 三、保育会收容难童状况分析 |
| (一) 难童的基本情况 |
| (二) 难童家庭状况及入院前情况 |
| (三) 难童身心状况 |
| 四、保育院难童出路 |
| (一) 升学 |
| (二) 习艺 |
| (三) 参军 |
| 第五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思想 |
| 一、保育会的保教理念 |
| (一) 抗战建国的战时教育 |
| (二) 保育会的教育主旨 |
| 二、宋美龄的儿童保教思想 |
| (一) 战时儿童保教的责任和意义 |
| (二) 战时儿童保教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健全国民 |
| (三) 战时儿童保教的核心是人格教育 |
| 三、曹孟君的儿童保教思想 |
| (一) 战时集体儿童保育的意义 |
| (二)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性质 |
| (三) 注重培养儿童民族意识 |
| (四) 保育院教师的素质要求 |
| 四、陶行知的儿童教育理论 |
| (一) 陶行知儿童教育理论在保育院 |
| (二) 育才学校与保育会 |
| 第六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实践 |
| 一、保教合一的教养模式 |
| (一) 合理、科学保育儿童 |
| (二) 教育与保育的融合 |
| 二、新型的保教组织形式 |
| (一) 有教无类的儿童集体保教 |
| (二) 保育机构家庭化 |
| (三) 儿童自治组织 |
| 三、保育院儿童保教实施 |
| (一) 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 |
| (二) 生产劳动教育 |
| (三) 慈爱而严格的教育 |
| (四) 保育院儿童教育问题探讨 |
| (五) 保育院个案分析 |
| 结语 |
| 一、关于儿童教育的认识 |
| 二、对儿童公育的思考 |
| 三、对当前留守儿童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体系的历史性考察: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一、儿童医疗卫生福利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 |
| (一)城市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依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 |
| (二)农村儿童医疗卫生福利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五保制度 |
| 二、儿童医疗卫生福利服务建设全面推进 |
| (一)建立儿童保健机构预防儿童疾病 |
| 1．儿童保健所及县妇幼保健站迅速发展 |
| 2．预防儿童疾病取得较大进展 |
| (二)发展儿童医疗机构提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
| 1．发展儿童医院治疗儿童疾病 |
| 2．建立基层卫生组织提供儿童卫生服务 |
| 三、成效、问题及启示 |
| (一)成效 |
| 1．合作医疗制度极大提升了儿童生活质量 |
| 2．儿童保健公益性及可及性提高 |
| (二)存在的问题 |
| 1．制度保障发展不均衡 |
| 2．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
| (三)启示 |
| 1．贯彻积极预防理念 |
| 2．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 |
| 3．发挥基层卫生组织及人才作用 |
（5）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儿童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儿童人口 |
| 一 上海的儿童人口 |
| 二 上海儿童人口的来源 |
| 三 上海儿童的社会分层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为儿童成长提供契机 |
| 一 现代儿童观念启蒙下儿童地位的提升 |
| 二 社会对儿童定位:现代化建设接班人 |
| 小结 社会转型期的上海都市对现代人才的渴求 |
| 第二章 上海儿童的物质生活 |
| 第一节 现代化的物质生产与儿童的日常生活 |
| 一 儿童的衣食住行:现代生活方式的熏陶 |
| 二 儿童的医疗卫生与身体成长:健全国民的培育 |
| 第二节 上海儿童的消费 |
| 一 家庭收入与儿童消费 |
| 二 传媒宣传的儿童日用品——以《申报》广告为例 |
| 三 上海儿童日常消费的实证研究——以工人家庭为例 |
| 小结 儿童身体素质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互长 |
| 第三章 上海儿童的精神生活 |
| 第一节 学习:现代人才的培养 |
| 一 教育环境的度量: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
| 二 1927-1937年儿童教育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休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儿童娱乐 |
| 一 与时俱进的儿童图书 |
| 二 塑造新民的儿童玩具 |
| 三 应运而生的儿童电影 |
| 第三节 儿童节与儿童年 |
| 一 设立 |
| 二 庆祝活动 |
| 三 社会效应 |
| 小结 现代城市设施丰富儿童精神生活,多元文娱构建儿童现代知识体系 |
| 第四章 上海儿童的群体生活与人格养成 |
| 第一节 儿童的人际交往 |
| 一 家庭生活 |
| 二 组织与团体生活 |
| 三 儿童群体生活的特点 |
| 第二节 儿童现代人格的塑造 |
| 一 生活技能的积累和社会角色的塑造 |
| 二 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价值观念的养成 |
| 小结 儿童现代人格养成,肩负起建设现代城市的时代使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奶妈群体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乡下来的奶妈——上海地区奶妈群体的籍贯、收入与雇佣 |
| 第一节 傲慢与偏见——上海奶妈的地域来源 |
| 第二节 熟人、荐头与收入——沪上奶妈的雇佣概况 |
| 第二章 “靠不住”的奶妈——奶妈之生存状态与雇主关系 |
| 第一节 被优待的“下人”——奶妈的工作与生存状态 |
| 第二节 不可靠的“外人”——奶妈在雇主家中的人际关系 |
| 第三章 显微镜下的奶妈——奶妈从业标准之变化 |
| 第一节 品行与隐疾——传统中医视野中奶妈之就业标准 |
| 第二节 体检与病毒——西医视野中奶妈之雇佣标准 |
| 第三节 从中医到西医——奶妈雇佣标准的对比 |
| 第四章 “卖人血”的奶妈——知识分子对奶妈形象的建构 |
| 第一节 呢喃乳燕掠长空——知识分子对奶妈职业的同情与道德批判 |
| 第二节 不称职的母亲们——知识分子对都市新妇女的批判 |
| 第三节 培养健全小国民——知识分子对奶妈破坏幼儿成长的批判 |
| 第五章 永无病痛的“奶妈”——奶妈与代乳品之竞争关系 |
| 第一节 “牛乳母乳一样好”——代乳粉育婴观念的建构 |
| 第二节 哺育中国——代乳粉育婴的实践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从“警”“卫”一体到“警”“卫”分离 |
| 一、时代诉求与近代中国卫生行政建构 |
| 二、卫生行政寓警政：从苏省巡警总局到吴县公安局 |
| 三、卫生行政与警政：吴县卫生院与吴县警察局 |
| 第二节 办理模式：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 |
| 一、公共卫生上的国家与社会 |
| 二、清末民初苏城公共卫生办理上的官商合作 |
| 三、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创建及变迁 |
| 第三节 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他 |
| 一、清道是要务 |
| 二、以防疫为中心 |
| 三、公共卫生事业体系粗具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事务：疫病防治 |
| 第一节 传统的延续：坊间防疫百态 |
| 一、驱瘟逐疫 |
| 二、挑痧 |
| 三、政府和舆论的反应 |
| 第二节 现代防疫之临时救治：以时疫医院为中心 |
| 一、时疫医院的设立与宗旨 |
| 二、时疫医院的运作与演变 |
| 第三节 现代防疫之常规预防 |
| 一、传染病月报 |
| 二、灭蝇运动 |
| 三、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础工作：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 |
| 第一节 街道清洁和垃圾清运 |
| 一、日常与定期：街道清洁 |
| 二、行政与市场：垃圾清运 |
| 三、官与民：“灰码头”难除 |
| 第二节 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 |
| 一、出粪之约：时间、地点和面相 |
| 二、私与公：取消粪段 |
| 三、官与商：厕所改良 |
| 第三节 饮水卫生 |
| 一、饮水不洁：河·井·老虎灶 |
| 二、饮水改良：取缔、管理和疏浚 |
| 三、饮水“革命”：自来水的规划 |
| 第四节 食品卫生 |
| 一、病从口入：苏城食品卫生不良情状 |
| 二、应时文章：各类饮食品及其场所管理 |
| 三、官商博弈：从取缔宰作到筹办公共屠宰场 |
| 小结 |
| 第四章 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教育 |
| 第一节 妇婴卫生 |
| 一、稳婆杀人 |
| 二、“生”的嬗变：新式接产的推行 |
| 三、卫生盛会：婴孩健康比赛 |
| 第二节 学校卫生 |
| 一、注意学校环境卫生 |
| 二、预防学校传染病 |
| 三、实施学生健康检查 |
|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卫生教育 |
| 一、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 |
| 二、官方与社会的互动合作 |
| 三、教育性与地方化、通俗化和趣味性的结合 |
| 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市民生命、生活和观念之嬗变 |
| 一、政治的视角：卫生行政干预下的嬗变 |
| 二、经济的视角：卫生广告促销里的嬗变 |
| 三、日常的视角：民生万花筒中的嬗变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与公共舆论：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 |
| 一、地方报刊与苏城卫生舆论建构 |
| 二、批判与启蒙兼具的卫生舆论内涵 |
| 三、公共舆论、“公共领域”视角的解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粗陋面相 |
| 二、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发展瓶颈 |
| 三、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时代命运和历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大众卫生》科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创新点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归纳研究法 |
| 1.3.3 对比研究法 |
| 1.4 研究现状的概况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概况 |
| 2 民国时期卫生科普概述 |
| 2.1 民国卫生科普的时代背景 |
| 2.1.1 卫生科普的概念作用 |
| 2.1.2 民国时期“卫生救国”运动 |
| 2.1.3 民国时期的西学思潮及中西医论争 |
| 2.2 民国时期卫生科普期刊的发展 |
| 2.2.1 民国时期主要卫生科普期刊概述 |
| 2.2.2 民国时期卫生期刊特点分析 |
| 3《大众卫生》科学传播研究 |
| 3.1 《大众卫生》情况简介 |
| 3.1.1《大众卫生》刊物介绍及宗旨 |
| 3.1.2 专业编辑队伍 |
| 3.1.3 《大众卫生》期刊发行及运营情况 |
| 3.2 严谨科学的传播内容 |
| 3.2.1 注重宣传妇幼卫生知识 |
| 3.2.2 阐述流行性传染病的成因及防治方法 |
| 3.2.3 宣讲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常识 |
| 3.3 质朴的传播特点和灵活的传播策略 |
| 3.3.1 创新风趣的行文风格 |
| 3.3.2 多途径的二级传播 |
| 4《大众卫生》卫生科普经验启示分析 |
| 4.1 建立专业编辑创作队伍，保障期刊质量 |
| 4.2 传播卫生知识需专业系统，面向大众 |
| 4.2.1 卫生科普知识需要专业系统 |
| 4.2.2 卫生科普传播要生动具体，有针对性 |
| 4.2.3 卫生科普期刊要定位清晰，面向大众 |
| 4.3 期刊采取商业营销策略，开拓读者市场 |
| 5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怎样预防幼儿砂眼（论文参考文献）
- [1]怎样预防幼儿砂眼[J]. 张妙芳. 儿童与健康, 1998(01)
- [2]武汉市公共托幼事业研究（1949-1960）[D]. 崔晓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3]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 张纯.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4]中国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体系的历史性考察:1949—1978[J]. 刘晓静,张继良. 河北学刊, 2020(06)
- [5]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6]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D]. 刘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奶妈群体的历史考察[D]. 王书吟.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2)
- [8]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D]. 李忠萍. 苏州大学, 2014(04)
- [10]民国时期《大众卫生》科普研究[D]. 杨珊珊. 安徽医科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