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业之希望（论文文献综述）
宋澜[1]（2018）在《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指数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是现代经济的晴雨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时代及大数据社会,指数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沪深300及上海银行间拆解利率Shibor（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无不成为我们衡量物价水平、掌握大盘动向及判断资金成本的重要依据。然而,世人往往忽视指数生成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及自由裁量,臆以为其是真实、客观、公正的。事实上,即便是基于客观数据而生成的非常“客观”的指数,也难逃被操纵的命运。指数操纵将我们置身于“上帝已死”的困顿中,因为我们曾经信奉的准则被动摇了。这种震撼不仅激发国际社会对现有的指数生成机制进行改革,更促使本文展开以指数为对象的基础性研究。2012年6月26日、27日,美国司法部（DOJ）、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先后公布了各自与巴克莱银行集团的不起诉协议,巴克莱集团承诺缴纳合约4.5亿美元的罚款。1伦敦银行间拆解利率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操纵丑闻爆发。在调查Libor案时,监管部门截获了大量的数据终端,发现国际汇率市场居然也存在严重的操纵问题。摩根大通、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多家外汇市场做市商因涉嫌对“WM/R汇率”（由World Markets Company和Thompson Reuters汤森路透公司联合发布）实施了操纵,被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及瑞士、美国等监管部门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进行了处罚。2随后,黄金、3牛奶、4石油、5生物燃料、1天然气及2铝3等市场也都相继发生了指数操纵案件。从国际经验看,以证券指数为代表的、由集合竞价方式产生的场内金融基准尚未发现被严重操纵的迹象。而以Libor及WM/R为例的、由做市商充分参与的、传统意义上的场外金融基准则存在人为左右的可能。改革前的Libor由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BBA）管理、由Thompson Reuters汤森路透公司计算并发布。改革后的Libor,本质仍然是报价行预测的资金拆借成本。指数WM/R则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兑换标准,完全依据抓取的外汇真实交易的数据而编纂。WM/R根据全球的市场参与者在不同时区全天候的交易而设定,但被引用最多的是发生在伦敦时间每天下午4点收盘前30秒与收盘后30秒所有交易的中值。4基准操纵事件披露后,除却行业监管部门进行的行政处罚,各类民事、刑事诉讼在过去的6年中也呈井喷式曝发。国际社会的既有判例和基准改革方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更是笔者行文立意的主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利率及外汇基准操纵不仅在国际银团贷款、利率互换、利率期权期货、浮息票据等借贷市场、衍生品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因为报价行基本都是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操纵基准也引发了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更有意思的是,基准操纵应当是很明确的金融行业监管法的问题,如基准操纵是市场操纵的新方式。但在系统梳理英美欧等国、因基准操纵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时,笔者发现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纷纷以反垄断法作为请求权的基础、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之诉,5而非以证券、期货等监管法规为依据、提起传统的市场操纵反欺诈之诉,这也引发本文对金融基准操纵法律规制路径的思考:第一,规制金融基准操纵到底是一个行业监管法问题、还是反垄断问题,抑或是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第二,如果金融基准操纵确实同时触犯不同的部门法,那么不同执法机构需要如何应对和协调?第三,金融基准操纵中,权益被侵犯的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又该选择何种诉讼类型来获得民事赔偿?第四,金融基准的未来何去何从?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又可以有何启示?基于上述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对“金融基准”的概念、分类与性质进行了分析。这是对金融基准展开基础性研究的前提,更是选择相关法律规制路径及改革路径的理论基础。首先,界定金融基准的概念,及与之容易造成混淆的其他概念、如证券指数。综合2016年《欧盟基准条例》（EBR）1、2014年欧盟《金融市场条例》（Mi FIR）2及英国《2012金融服务法案》对benchmark的规定,“基准”是任何费率（rate）、指数（index）或数字（figure）,其基于一种或多种资产的价值或价格,通过公式计算或其他方式,周期性地或不间断地向公众免费公开或公众付费可得,可能是评估的、预测的价值,也可能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基准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借贷合同或其他投资协议中,决定待支付的利息或其他待结清的余额,如Libor;（2）决定资产的价值,如WM/R;（3）衡量投资的表现,如各类证券指数。第一章随后根据基准供给的不同意图,将其划分为公共性基准、商品性基准及混合型基准。由于混合性指数兼具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特征,因而权属关系不清、权责关系不明,且爆发严重操纵丑闻的都集中在第三类混合性指数中。唯有明确基准在作为数据、作为资产、作为价格时的不同意义,才能明晰不同指数的不同运作机理、并预防不同指数所带来的不同风险。最后,本章提出,基准具有数据性,基准与信息、新闻、大数据等概念都有交叉;基准具有财产性,其以知识产权（如数据库）或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救济载体维护基准权利人的利益;基准具有价格性,当基准被合同或产品直接援引,那么基准就不再是某种“参照”,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交割价格。本文的第二章分析了“金融基准操纵”的行为性质、操纵原因和主体特征。首先,基准操纵超脱了现有“市场操纵”的理论前提,即,操纵者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而手段则是交易足够大量的资产（比如连续交易、相互委托）。操控价格基准可以省去实物的运输和仓储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比操控实物价格或基础市场更便捷。同时,基准生成由于有其特殊的数据抓取及信息披露惯例,所以往往欠缺构成“欺诈”所必须的“虚假陈述”和“依赖”。这促使“基准操纵”已成为“市场操纵”最时兴的方式。其次,由于既有的市场操纵的立法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2014年4月,欧盟通过了最新的《市场滥用条例》（MAR）,规定“任何传递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或误导性要素,或者任何影响基准计算的行为”,都属于“操纵市场”,从而在行业监管法上给予“非欺诈型”的基准操纵以特殊的法律救济。再次,不论是报价驱动型的Libor还是交易驱动型的WM/R,其本质都是做市商制度。因此,本文指出,操纵金融基准的主体是做市商,并在纵览国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市场中有关做市商垄断判例的基础上,就做市商制度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性影响及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第三章讨论了金融基准操纵民事救济的另类途径——反垄断民事赔偿。一方面,广大投资者,诸如利率衍生品合约的持有者,无法以合同关系为依据向基准操纵者索赔。另一方面,相比行业监管法上民事赔付所必须证明的诸多繁柯的要求,反垄断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要低得多。通说认为,垄断损失是垄断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在Libor案中,法院认为报价行因为操纵Libor而获取的垄断利润,只是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者的转移,并没有给社会造成价值损失。这样的分析是非常陈旧与局限的。因为经营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就会对社会资源造成耗费。WM/R操纵事件爆发后,投资者对外汇市场做市商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赔偿之诉得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做市商间通过邮件、即时信息等方式的磋商构成了横向价格垄断协议、适用反垄断法上的“本身违法”原则。这不仅是广大投资者及金融消费者的一次伟大胜利,更新了我们对金融业垄断的认识。该章续而主张应在充分理解金融业反垄断默示豁免原则的基础上、当部门法就同一行为的规制产生竞合,一国的法律应合理分配金融基准反垄断规制权与行业监管权。但同时,因为金融基准是全球性的经济治理问题,在跨国界的协调机制难以实现择一重处罚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以增加威慑力也是现实之举。至于预防金融基准操纵的制度设计,无非分为两大类,一是惩戒,一是激励。长期以来,金融基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对象”、不直接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其原因是多重的。比如,无论是BBA英国银行间协会这样的自律组织,还是标准普尔公司这样的金融数据服务商,都不是公权力机关,所以金融基准的供给通常被视为具有充分信息披露的自由市场行为。再如,很多基准的基础交易、如即期外汇交易（Spot FX Trading）,其本质上只是契约而不是金融工具——两个市场主体（通常是银行）协议以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并立即交割（通常是两天）,其地点、价格、数量之选择也属于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还有,传统的观点认为,规模大、流动性强的市场,单个市场主体操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金融基准需要给予明确的管理规则。2013年9月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在金融工具及金融合同中使用指数作为基准的监管立法建议》1。《立法建议》中的一项非常重要内容就是对金融工具及金融合同何时应该引用基准、引用何种基准树立“适度”的标注（a“suitability”standard）并就现有金融基准的改革提出了动议。2016年6月,这项《立法建议》经欧盟议会审议通过,《欧盟基准条例》（EU Benchmarks Regulation 2016/1011,EBR）问世,其大多数的条文已于2018年1月1日生效。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关于基准编制与使用的成文法律。本文第四章的第一节将会结合英国2014年“公平及有效市场审查”（Fair and Effective Markets Review,FEMR）及《欧盟基准条例》,介绍欧盟对基准分类管理、基准来源数据分层使用的经验,并提出基准监管应坚持强制性及谦抑性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其与行业监管法的同等适用,且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并不能对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领域的基准适用。故在本文的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会介绍金融基准操纵涉及的个人监禁案例以及其对国际罪犯治外法权“全球关联原则”的突破,并由此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建议。本文的最后一章考虑金融基准操纵的激励性制度建设。所以,本文意识到,只有通过考察法律执行相关主体的利益,探索激励相容的规则措施,才能激励基准的数据提供者及发布者提供准确、充足的指数供给。如上激励相容的机制包括,在平衡集中交易与充分竞争的基础上,明悉不同主体的权责、强化指数编制者的财产权利、尤其是知识产权类保护;引导混合型指数向商品型指数转变,以保证“付费可得”后的产品（也就是指数）公允。同时,本文基于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和穿透式监管的需要,主张央行应享有金融基准规制的剩余立法权,至于行政执法权的分配,应当在行业监管部门间合理设计。最后,金融基准操纵具有“复杂而新型”的事实基础、“广泛而分散”的影响受众（这也是P2P暴雷等金融犯罪案件所共同的特点）,从而增加了司法审判的难度。美国MDL审前合并审查程序,只对跨州诉讼相似的事实背景进行统一认定,体现了集合诉讼的灵活之美、对我国提高司法效率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为了实现对投资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有效的司法保障,本文还建议深化行为保全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并不断对法律实施效果进行评测,在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更迭中,保持法律的弹性与实施。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分散的经济决策者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及使用各种要素的成本。因此,法律保障人们积极参与价格设定的权利。但操纵金融基准,无论是从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从保持金融稳健的角度都是法律所无法容忍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中国掌握利率市场、外汇及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的契机日益成熟、任务也更加紧迫。研究金融基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张格[2]（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龚夏玥[3]（2019）在《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应对措施》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双边贸易也稳步推进,无论从合作的深度还是广度,双方都能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局面。据统计,2018年中国是美国出口国的第三大市场,第一进口来源国,而对于中国,美国是中国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国。然而从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主动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针对大额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多次谈判无效且步步紧逼,除了贸易战争之外,技术战也逐步跟进,甚至有打响金融战的趋势。本文首先采用历史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从美国历史上惯用的一些贸易摩擦制裁手段入手,分析针对中国目前的贸易、技术和金融市场情况,美国可能会采用的制裁方法。结合目前中美贸易战的进程,美国可能从以下方面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打击:（1）贸易战涉及的范围趋广、措施趋严、频次趋高（2）美国将对中国技术人才、产品和市场采取全方位的封锁,封锁范围直指“中国制造2025”（3）金融制裁即将逐步爆发,其中可能采用的手段为汇率战、快速推进中国金融自由化从而利用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缺陷冲击金融市场、切断SWIFT等国际交易系统、禁止中美金融业务往来、下调中国主权或者企业信用评级以做空中国资产、恶意做空中国股市（4）另外可能从地缘政治、外交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多维度打击。针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中国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来应战并做长期预防。贸易方面应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中方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积极沟通谈判与适时报复性反击交错进行,对国内需要稳定舆论和市场信心,对外需寻求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力量,同时必须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步伐;而从长期来看,在金融方面,必须加快中国金融制度的自由化,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伴随金融监管制度的灵活提升,以及适度采取金融反制措施;科技方面必须加快科研、教育体系制度和人才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并继续加大“一带一路”等多边贸易建设以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
伍巧芳[4]（2012）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文中研究指明自从美国2007年4月份次贷危机开始至今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次贷危机从金融市场开始扩散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使美国经济萎缩，并进而迅速蔓延开来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次经济危机从房地产市场转向，进而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从资本经济开始转向实体经济并且使全球的经济市场受到重大的创伤。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不力使得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应对受到了各个国家以及本国各个方面的批评。曾经予以美国巨大利益并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自由化一瞬间转化为金融灾难式的过程。由于美国市场中的“双层多头”监管以及分业监管制度被证明在金融危机之下缺乏对危机的抵御能力，是以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改革。2009年6月，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到如今，金融改革的思想已经渗透到金融改革以及金融监管的各行各业。随着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以及反思分业监管所出现的问题之后，统一监管以及统一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将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并且对我国的金融市场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立法对本国的金融监管进行了重大改革，本篇论文依据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变迁的路径，重点研究本次改革的形成背景、立法路径、核心内容、监管效能及其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着重探索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启示。美国历史上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为了与之前的金融危机区别开来，本论文所称“此次或本次金融危机”指的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并迅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引言和六个章节,简述如下: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导言，包括四个小节，分别为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综述。由选题背景作为文章的开头，通过对选题背景的介绍表达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并以此引出作者选此题目作为研究的意义，以及之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对美国现阶段金融监管改革的想法。本章的作用是对全文做一个引导，并以此对全文起着一个开头的作用。第一章重点关注的是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弊端。本章从自律监管和“去监管化”的监管理念与双层多头监管体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混业经营、宽松的金融监管，加上低效的监管机构体制，均揭示了此次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上的深刻根源。第二章着重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进行剖析。由于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并且指向性明显，所以本章首先对次贷危机爆发的成因以及基本规则进行分析，从根本上解释次贷危机扩散的过程，并且对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从金融监管的最为常见的手段——金融立法来进一步解释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以及美国金融监管理论的变迁，最后对美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的内容、影响、监管效能及其反对声音进行了评析。第三章遵循着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方向对本次金融监管改革中理念转向的内涵及其创新之处进行探讨。本章首先详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自由竞争到重建政府监管的历史进程，其次，从法定防火墙、政府间接监管公私利益以及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三个方面证明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已经从金融自由主义转变为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最后探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Posner和Weyl教授在新监管理念的影响下提出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建议，为拥有金融产品管辖权的监管机构提供正确的权力指引，以提高其监管效率。第四章重点探析了美国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从金融效率向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转变。本章首先概述了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演进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监管目标在实践中的发展，其次讨论了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论证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之间为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最后，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出台的三部金融立法中归纳了对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规定，并对它们进行了客观的评论与分析。第五章着重探讨了本次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创新，即从功能监管到全面审慎监管的转变。本章首先对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架构及其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争议，最后从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监管框架的调整、危机处理及解决机制以及消费者保护几个方面阐释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产生的新变化。第六章重点阐述了美国本次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对我国的启示。本章首先列举了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其次，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并分析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包括运营风险和长期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了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问题并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客观的建议。
陶海洋[5]（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姜默竹[6]（2013）在《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政策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这些研究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存在着严重缺陷。事实上，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一方面，它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赢家”和“输家”会动员其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寻求对决策当局的汇率政策施加影响，直至达到新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一国特别是大国的汇率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外溢效果”，从而在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与之相关的“赢家”和“输家”也会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出努力。可见，汇率政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依循这一思路，本文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考察的对象包括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行为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利益集团的活动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及政策调整的逻辑；第二，思考美国的货币政治和汇率外交；第三，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外溢效果及外围国家的应对策略。除“导论”外，论文共分为6章。第1章“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首先利用政治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方法，用“初始条件”、“政策输入”、“政策决策”、“政策输出”、“政治体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六要素，刻画出政府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的一般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程度和分权化程度两个方面将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简洁地概括为“依托制度代理关系的权力共享”。论文随后给出了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对政府的汇率政策拥有监督权；作为行政机构的财政部与作为独立部门的美联储之间的非对称合作是美国汇率政策决策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作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国内多元化经济利益集团对政府汇率政策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的逐渐增长的外部约束。最后，本章总结了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的逻辑：首先，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选择逼迫（或压迫）财政部和美联储调整汇率政策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国会议员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不同类型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小。其次，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采取的是一种“双层博弈”策略，即要兼顾到国内和国外两个层次的利益诉求，既不能忽视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又要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态度。再次，利益集团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推进决策者的汇率政策调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该调整朝向其所期望的方向和目标，是多种因素的函数。第2章“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的利益集团”，首先回顾了前人对利益集团的理解，并据此给出自己的定义：由对共同利益有着明确认知和诉求的成员所组成的，并以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动机或目的的组织或实体。随后，论文梳理了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与美国汇率政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及其汇率政策偏好，并就利益集团围绕汇率政策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展开分析。最后，运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利益集团赖以影响美国政府汇率政策的资源和策略。第3章“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首先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创期内“沉默的”美国利益集团，指出这一“沉默”现象源于五个方面的原因：国际货币政策领域的专业性；国际货币政策决策场所的隔绝性；政府舆论宣传的导向性；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其次，论文考察了1963-1968年间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美国的利息平衡税（IET）、自愿对外信贷限制计划（VFCR）、对外直接投资计划（FDIP）所开展的利益集团政治。最后，分析了1968-1973年间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行为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第4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首先考察了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这些利益集团为此展开的密集游说。随后，研究了第二轮强势美元政策推行期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集体“失声”现象。此外，论文分析了美国金融部门利益集团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美国汇率政策的“悄然影响”。最后，对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汇率政策调整中的作为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第5章“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首先，回顾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缘起：人民币低估论和汇率操纵指控；其次，考察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所涉及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分别分析了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的结盟游说和美国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院外援华集团”的联合抵制行动；再次，研究了中国政府回应美国汇率外交的态度、策略以及对美国政府施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比美元本位制下中日两国在应对美国汇率外交压力方面的能力强弱，揭示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短板。第6章“结论与前瞻”，简要总结了论文前面各章的主要结论，并就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董在东[7]（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侯娅玲[8]（2018）在《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反省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我国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365家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主要针对港澳地区。2010年,境内试点企业扩展到67724家,境外地区不再受限。为配合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便利境外金融机构等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币银行于2011年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间接投资方面,我国继续稳步推进。在已有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从2014年开始,相继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允许香港和内地的投资者通过当地的证券服务机构买卖对方市场的股票。2017年6月,我国推出了“债券通”,实现了香港和内地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沪伦通”、“沪新通”、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等,希望进一步深化证券市场的开放。2015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证券交易和国际储备领域发挥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储藏价值的职能,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有赖于法律规范为其提供制度保障,上述一系列措施无不彰显出“制度先行”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的所有制度安排中,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关涉境外发行人到我国境内发行证券以及境内发行人到境外发行证券,而发行人跨境发行的证券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或者结算的。因而,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通过熊猫债券、离岸人民币证券等形式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连。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加紧修订《证券法》。2017年4月23日,《证券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了二次审议。完善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是一个无法回避且不应回避的问题。一方面,美国证券法为美国证券市场“保驾护航”,使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证券市场。各国发行人和投资者纷纷到美国证券市场进行融资或者投资,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因而,从资本市场所在国的立场出发,研究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能够为我国证券法的完善提供借鉴。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确立与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支撑,而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的完善是美国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开放的制度保证。因而,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立场出发,我国应当关注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研究这一制度在美元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国际经验。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界定了对外适用的含义,认为其包括在域外的对外适用和在域内的对外适用两个方面。当美国将其证券法对外适用时,折射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冲突。此类冲突包括美国国内法的冲突以及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的冲突。其中,美国国内法的冲突主要存在于美国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美国证券法与判例法之间以及不同判例法之间,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治理和证券欺诈。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的冲突,主要涉及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证券欺诈问题,包括美国证券法与外国公司法、证券法和银行保密法之间的冲突。为了推动证券法的对外适用以促进美国证券法目标的实现,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协调上述法律冲突。针对美国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冲突,美国的协调措施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联邦层面上降低证券法中的公司治理要求,二是在州的层面上提高公司法中的公司治理标准。对于美国证券制定法与判例法以及不同判例法之间的冲突,美国主要通过判例法体系进行协调。在个案中,法官通过判例法技巧将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域内化,将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一体化,并对反域外适用推定进行灵活解释。对于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在国内层面上,美国通过制定或者修订证券法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豁免外国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并授权SEC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合作。在国际层面上,美国通过对话、备忘录和条约与境外监管者建立了监管执法合作机制。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的双重背景下,我国也应当完善证券法的对外适用制度。具体而言,我国应当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原则、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和立法统一原则为指导,确立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标准,将对我国产生重大、可预见损害的境外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纳入证券法的规制范围。此外,我国还应当健全境内机构境外发行上市制度,建立境外发行人的公司治理制度,完善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反欺诈制度。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为了促进我国证券法的对外适用并减少我国证券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我国不仅应当完善有关的的国内协调机制,还应当完善国际协调机制,包括强化备忘录的作用,充分发挥条约的功能,提高监管对话的有效性。
童文俊[9]（2005）在《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为主题,根据动因和战略相对应的原则对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宏观动因和相关战略规划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在对银行业并购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对银行并购理论发展予以综述的前提下,在对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并购的微观和宏观动因,并确定了宏观动因和银行业并购战略相对应的本文研究思路。在本文所确定的宏观动因和并购战略相对应的研究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提升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水平、优化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稳定中国金融体系和提升中国银行业对外竞争力四大宏观动因出发,对其所对应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构想或政策建议。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一章导论、五章正文和一节结论。 第一章为导论。首先,本章对本文的重要概念做了界定,区分了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并购概念,介绍了银行并购的分类,界定了银行业并购战略的含义。其次,本章对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分析了有关银行动因理论,绩效实证和中国银行业并购研究的进展。最后,本章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做了介绍。 第二章为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动因与战略分析。在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和中国银行业并购历程予以阐述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中国银行业既有并购的动因、成效与问题,并对光大银行并购案例做了绩效实证分析。然后,本章研究了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并购的动因,并确定了宏观动因与银行业并购战略相对应的本文研究框架。 第三章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本章在对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予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随后,本章对规模经济与银行业横向并购、范围经济与银行业混业并购做了理论与实践考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基于规模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和基于范围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 第四章为市场结构优化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首先,本章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做了理论分析。其次,本章从集中度角度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实证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最优市场结构。再次,本章对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考察。最后,本章阐述了基于市场结构优化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 第五章为金融体系稳定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在对金融体系稳定、有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与银行并购之间的关系予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
秦援晋[10]（2010）在《文化金融学初探》文中认为本文以文化眼光检讨人的金融行为和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力图探索一种当前全球金融界急需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并就金融法律与制度的重构提出思路。以往研究金融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即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过去以上视角上的研究,甚有成绩；但对金融的观察,如果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由全球金融自由化管道所传播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昭示了另一个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伦理的视角。本文即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化金融学体系。要真正弄清个人的金融行为与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局限于金融学之内的知识是难成其功的。本文认为,对金融进行人性的、历史的、当前情势的三维焦点的考察,首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见识,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领域：文化金融学。所以,文章从对“人”的探讨开始,构成全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通过质疑“经济人”概念的简约性和虚构性,揭示了人作为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与当前经济学的前沿性理念：活动于市场上的人绝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出发,作者采用现实与历史的照应、欧美与中国的对比这个比较文化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的事实秩序和金融的价值秩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揭示文化对金融的价值秩序的塑型作用。那么,支撑金融价值秩序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呢?文章提出了正义、诚信、节制、责任这四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它们如水中之盐一样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文章从金融历史与现实关联性视角,选取了富有意义的案例,指出：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或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称为“恶金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代的格林斯潘时期与十八世纪法国“约翰.罗”体系时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曾专门研究过这个著名的约翰.罗体系,当今一些美国学者特意又把约翰.罗体系重述出来,以便于与格林斯潘时期作对比。本文也在相关之处专门研究了约翰.罗的案例,以及其它历史案例,指出：金融中的关键文化元素,即正义性的缺失,是“恶金融”之源；也是当今我们身处其中的金融危机之源。是为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接以上的哲学的与历史的视野相结合的分析,按照分析的结论,文章转入对二十世纪金融的文化批评。二十世纪金融中的著名事件和制度巨变,都没有即身而终,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文章便自然而然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伦理文化上的阐释。是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以上的人性、历史、当代情势的三维聚焦的分析,作者对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文化批评,就金融文化重构初步提出了设想,而其核心是,重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流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由现成的概念出发的规范分析；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方法：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文章在相关之处特意批评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割裂为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多年来的金融研究是有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把金融研究局限于所谓的事实判断,而把价值判断开除了；可是离开了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也就走到形下学的纯技巧之路上去了。也正因如此,那些直接服务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信贷风险分析技术与那些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技术,便不分价值序列地排列在一起。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巨量的现金流从产业链上漏出,进入虚拟金融,狂热地参加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博利,对此却没有一个系统性价值理论可以进行有力的价值追问。本文初步探索得到的金融文化学原理,对于认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有其价值,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重建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的思考,也将有助于人们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走向。
二、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业之希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业之希望（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国际背景 |
| 二、选题的中国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基准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第一节 基准的概念及操纵的范畴 |
| 一、基准与指数的关联 |
| 二、金融基准、证券指数与基准操纵的概念厘清 |
| 第二节 基准的分类 |
| 一、以供给意图划分,可以分为公共性、商品性及混合性基准 |
| 二、以编纂数据的来源划分,指数的生成机制可分为做市制度与竞价制度 |
| 三、以生成指数的场所划分,可分为场内市场指数与场外指数 |
| 第三节 基准的性质 |
| 一、基准是一种信息,部分基准属于大数据 |
| 二、基准是一种资产 |
| 三、基准是一种价格 |
| 第二章 金融基准操纵的原因、主体与行为 |
| 第一节 催生金融基准操纵的制度根源 |
| 一、激发操纵的内生动力:正外部性、合同硬关联性 |
| 二、产生垄断的前提条件:市场参与者具有横向竞争关系 |
| 三、促使操纵的根本原因:信息偏在、大银行具有细分市场的支配地位 |
| 四、自律监管者“监守自盗”、政府监管亦有利益冲突之嫌 |
| 第二节 操纵金融基准的主体是做市商 |
| 一、做市商是生成金融基准的重要机制 |
| 二、做市商带有“价格操纵”的制度胎记 |
| 第三节 金融基准操纵是新型的市场操纵行为 |
| 一、影响价格基准从市场操纵的“结果”晋级为“直接手段” |
| 二、来源数据的“可选择性”使操纵基准不以“欺诈”为要件 |
| 三、以价格形成再论市场操纵的本质 |
| 第四节 金融市场监管法对基准操纵的适用及发展 |
| 一、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00》难以适用 |
| 二、欧盟《市场滥用条例2014》新增对基准操纵的特别规定 |
| 三、美国CFTC《反操纵实施细则》对基准操纵的处罚及市场监管法的发展 |
| 第三章 金融基准操纵的部门法规制竞合 |
| 第一节 反垄断法规制的现实需求 |
| 一、依据民事合同关系、难以认定合同项下的缔约过失责任 |
| 二、依据金融行业监管法的反欺诈条款、取得部分胜利 |
| 三、行业监管法与反垄断法在民事赔偿要件上的比较 |
| 第二节 金融基准操纵的反垄断案例及分析 |
| 一、Libor反垄断案因缺乏“垄断损害”遭到驳回 |
| 二、欧盟委员会认定报价行有违欧盟反垄断规则 |
| 三、汇率基准FX案:证实横向价格协议与垄断损害的存在 |
| 四、金融基准操纵民事赔偿的认定标准 |
| 第三节 建立行业监管法与反垄断执法共同适用的协调机制 |
| 一、金融指数操纵应当受到中国反垄断法的调整 |
| 二、建立执法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价格共谋”的禁止竞合 |
| 三、建立协调机制的可能性:一致的理念与目标 |
| 第四节 协调机制的理论基础:再议金融反垄断最小豁免规则 |
| 一、资本形成与自由竞争的两难:以瑞银第一波士顿案为视角 |
| 二、金融垄断最小豁免的适用范围与操作路径 |
| 第四章 金融基准的监管及操纵的惩罚性规制 |
| 第一节 监管的强制性:明确基准为监管对象 |
| 一、树立监管标准、采纳IOSCO基准原则 |
| 二、增强一级市场管理、英国推进“公平及有效市场审查” |
| 第二节 监管的谦抑性:分层管理之欧盟经验 |
| 一、金融基准监管的除外情形与豁免特征 |
| 二、关键基准、重要基准与非重要基准的三分法 |
| 第三节 基准来源数据的现行规则及展望 |
| 一、数据抓取规则的层级化管理:交易数据优先、报价数据劣后 |
| 二、数据规则的建议1:强制数据披露及报告措施、数据换准入 |
| 三、数据规则的建议2:运用大数据思维、以全样本取代抽样 |
| 第四节 金融基准操纵的刑事法律追究 |
| 一、金融基准操纵重释全球刑事犯罪的“最小关联原则” |
| 二、金融基准操纵对我国刑法182 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补充 |
| 三、从部门法平等适用的角度看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构建 |
| 第五章 金融基准的改革及操纵的激励性规制 |
| 第一节 促进混合性指数向商品性指数的转化 |
| 一、金融指数逐渐从公共物品向竞争性的私人物品转化 |
| 二、推广付费可得、保障基准的供给与公允 |
| 三、设计恰当的监管激励、拓展基准的运用场景 |
| 第二节 明确基准链条中各方主体的权责 |
| 一、监管框架下适格的监管机构及“专业守门人”的权责 |
| 二、明确基准编制者对基准公允的绝对责任 |
| 三、保证基准编制者对基准使用的相对利益:集中交易与充分竞争的权衡 |
| 四、明确竞争性做市商协作与共谋的边界、法与非法的行为原则 |
| 五、以先进的交易系统保障弱势市场主体的公平交易权 |
| 第三节 实现金融基准剩余立法权及执法权的相互制衡 |
| 一、央行享有金融基准的剩余立法权 |
| 二、以金融垄断最小豁免规则分配金融监管及反垄断执法权 |
| 三、完善一线监管和自律监管 |
| 四、保持法律弹性,关注实施评测 |
| 第四节 灵活的统一审判保障有效的司法实施 |
| 一、In re LIBOR案适用美国跨州诉讼审前合并审查程序(MDL) |
| 二、MDL程序对我国合并诉讼制度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3）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应对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理论和影响机理 |
| 2.1 国际贸易合作理论 |
| 2.1.1 自由贸易理论 |
| 2.1.2 保护贸易理论 |
| 2.2 国际贸易摩擦理论 |
| 2.3 贸易摩擦影响理论和机理 |
| 2.3.1 关税方面 |
| 2.3.2 技术方面 |
| 2.3.3 汇率方面 |
| 第三章 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历史手段 |
| 3.1 贸易战争 |
| 3.1.1 与WTO规则一致贸易保护条款 |
| 3.1.2 美国单边贸易保护条款 |
| 3.1.3 其他贸易保护限制措施 |
| 3.2 经济干预 |
| 3.3 金融打压 |
| 3.3.1 汇率战争 |
| 3.3.2 强势干涉目标国金融制度 |
| 3.3.3 切断国际清算通道 |
| 3.3.4 阻止目标国与美国金融业务往来 |
| 3.3.5 下调目标国主权或企业信用评级 |
| 3.3.6 做空目标国股票和债券市场 |
| 第四章 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及进展分析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原因 |
| 4.1.1 表面原因 |
| 4.1.2 深层次原因 |
| 4.2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及预测 |
| 4.2.1 贸易战范围、手段、频次不断升级 |
| 4.2.2 科技人才、产品、市场全面封锁 |
| 4.2.3 金融制裁即将逐渐爆发 |
| 4.2.4 地缘政治、外交等多维度打压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应对措施 |
| 5.1 贸易谈判与反制、改革并行 |
| 5.1.1 积极沟通谈判与适时报复性反击同步 |
| 5.1.2 对内稳定舆论以保持市场信心 |
| 5.1.3 对外寻求国际组织和其他经济体帮助 |
| 5.2 推进贸易金融自由化进程 |
| 5.2.1 继续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 |
| 5.2.2 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 5.2.3 以保证流动性为前提有针对性地稳杠杆 |
| 5.2.4 有序推进金融自由化 |
| 5.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5.3.1 有针对性地逐步加强金融监管能力 |
| 5.3.2 逐步减少对SWIFT、CHIPS的依赖 |
| 5.3.3 推动科创板注册制度 |
| 5.4 激励创新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4.1 加大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力度 |
| 5.4.2 企业创新激励 |
| 5.4.3 人才创新激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金融危机爆发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拷问 |
| 第一节 监管理念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 过于依赖自由市场调节 |
| 二、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去监管化” |
| 第二节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存在缺陷 |
| 一、 美国双重多头金融监管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
| 三、 双轨体制下的监管竞次与监管套利现象 |
| 四、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与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存在匹配“缝隙” |
| 五、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容易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 |
| 六、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 |
| 第二章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剖析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
| 一、 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二、 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路径 |
| 三、 《多德-弗兰克法》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的评析 |
| 一、 对《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主要内容的评析 |
| 二、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的反对声音 |
| 三、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的影响 |
| 四、 《多德-弗兰克法》的监管效能 |
| 五、 总结 |
| 第三章 美国金融监管理念转向：从金融自由主义到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 |
| 第一节 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进 |
| 一、 自由竞争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
| 二、 全面监管时期（20 世纪 30～70 年代） |
| 三、 放松监管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2007 年） |
| 四、 重建监管时期（2008 年～现在）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改革中理念转向的趋势 |
| 一、 《多德-弗兰克法》继续依赖法定防火墙 |
| 二、 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方面继续坚持政府间接监管 |
| 三、 在政府干预下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力量 |
| 第三节 新理念下的金融衍生品监管之建议 |
| 一、 金融创新的利与弊 |
| 二、 投资金融衍生品 |
| 三、 金融创新的效益测试 |
| 四、 总结 |
| 第四章 美国金融监管首要目标之变化：从金融效率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
| 第一节 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
| 一、 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演进 |
| 二、 消费者保护之监管目标在实践中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 |
| 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业系统性安全之间的关系 |
| 二、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法规之间的分歧 |
| 第三节 消费者金融保护的改革立法 |
| 一、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
| 二、 《恢复美国金融稳定法》 |
| 三、 《2010 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
| 第五章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功能监管到全面审慎监管 |
| 第一节 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架构及其历史演进 |
| 一、 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架构 |
| 二、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演进 |
| 第二节 危机前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争论 |
| 一、 支持监管改革的观点 |
| 二、 反对监管改革的观点 |
| 三、 监管架构设计的主要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 |
| 一、 宏观审慎监管 |
| 二、 微观审慎监管 |
| 三、 监管框架主要方面的调整 |
| 四、 危机处理和解决框架 |
| 五、 消费者保护 |
| 第六章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建立全面审慎金融监管体制 |
| 一、 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
| 二、 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分析 |
| 三、 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实际执行情况不理想 |
| 四、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
| 五、 建立全面审慎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保持分业监管模式，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
| 一、 我国金融监管结构的历史进展 |
| 二、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三、 短、长期金融监管结构建议 |
| 第三节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
| 一、 对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不足 |
| 二、 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 |
| 第四节 完善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
| 一、 制定统一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法 |
| 二、 完善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准入监管 |
| 三、 强化有效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 |
| 四、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
| 五、 构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问责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选题立意 |
| 2. 文献综述 |
| 3. 研究方法 |
| 4. 结构安排 |
| 5. 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 |
| 1.1 决策过程：一般框架分析 |
| 1.2 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 |
| 1.3 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 |
| 1.3.1 立法机构：国会的汇率监督权力 |
| 1.3.2 行政机构和独立部门：财政部与美联储的非对称合作 |
| 1.3.3 国内多元化经济利益集团：日益凸显的政策影响力 |
| 1.3.4 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增长中的外部约束 |
| 1.4 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逻辑 |
| 1.5 结论 |
| 第2章 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的利益集团 |
| 2.1 利益集团：概念及理论 |
| 2.1.1 利益集团的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理论 |
| 2.2 相关利益集团及其汇率政策偏好 |
| 2.2.1 工商业 |
| 2.2.2 劳工 |
| 2.2.3 农业 |
| 2.2.4 金融部门 |
| 2.2.5 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困境 |
| 2.4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资源和策略 |
| 2.4.1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资源 |
| 2.4.2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策略 |
| 2.5 结论 |
| 第3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 |
| 3.1 体系初创期内“沉默的”美国利益集团 |
| 3.2 美国的资本管制计划与利益集团政治 |
| 3.2.1 美国的资本管制计划 |
| 3.2.2 资本管制计划实施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
| 3.3 利益集团行为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汇率政策 |
| 3.3.1 国内利益集团行为与资本管制计划的放松 |
| 3.3.2 外国利益集团行为与尼克松政府汇率政策的重大调整 |
| 3.4 结论 |
| 第4章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 |
| 4.1 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与美国利益集团的政治能动主义 |
| 4.1.1 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的推出与影响 |
| 4.1.2 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能动主义 |
| 4.2 第二轮强势美元政策与美国利益集团的“集体失声” |
| 4.3 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3.1 共生关系与金融部门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3.2 美元汇率走势与金融部门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4 美国汇率政策调整中的外国利益集团 |
| 4.4.1 施压美国汇率政策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 |
| 4.4.2 被动回应美国要求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 |
| 4.4.3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接连受压与日欧积极配合美国强势美元政策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 |
| 4.5 结论 |
| 第5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 |
| 5.1 问题的缘起：人民币低估论和汇率操纵指控 |
| 5.2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 |
| 5.2.1 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的结盟游说 |
| 5.2.2 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的联合抵制 |
| 5.3 中国政府的回应与微妙的美国对华汇率外交 |
| 5.4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短板 |
| 5.4.1 美国不具备塑造与控制美中安全结构的能力 |
| 5.4.2 美国欠缺控制美中生产—贸易结构的足够能力 |
| 5.4.3 美国欠缺控制美中金融结构的足够能力 |
| 5.5 结论 |
| 第6章 结论与前瞻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由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理由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的研究 |
| 二、关于次贷危机后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概述 |
| 一、次贷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概述 |
| 一、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欧元区国家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三、英国与德国的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美国短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助华尔街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美国救助汽车行业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财政悬崖”及债务上限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量化宽松政策的由来和发展 |
|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长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市长期应对手段的主要内容 |
| 二、美国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长期财政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四章 欧盟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欧盟各国救市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欧盟各国短期提高流动性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欧盟各国中期加强财政整顿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欧盟各国长期结构调整及欧元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欧盟国家和社团应对救助危机政策的分歧 |
| 一、德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二、英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三、欧洲社团主义的态度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五章 关于危机外因——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自由放任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六章 关于危机内因——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
| 二、功利主义的观点 |
| 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公平优先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七章 关于危机后果——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资本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伦理论争 |
| 一、资本主义前途黯淡派的观点 |
| 二、资本主义前途改良派的观点 |
| 三、资本主义前途乐观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价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
| 一、危机应对政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二、危机成因认识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三、危机后果研判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评析 |
| 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特征与积极性 |
| 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趋势与局限性 |
| 第三节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
| 一、关于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
| 二、关于危机后社会经济伦理思想调适的启示 |
| 三、关于新常态下的财富伦理观变革的思考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法律概念的界定 |
| 一、证券法 |
| 二、对外适用 |
| 三、法律冲突 |
| 第二节 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法律冲突基本问题 |
| 一、美国证券法与其他国内法的冲突 |
| 二、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 |
| 三、美国对法律冲突的协调 |
| 第三节 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所生法律冲突探因 |
| 一、美国法律传统具有内在矛盾 |
| 二、传统法律冲突解决机制失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折射的其与其他国内法的冲突 |
| 第一节 与公司治理要求有关的证券法与公司法冲突 |
| 一、证券法与公司法冲突的表现 |
| 二、证券法与公司法冲突的原因 |
| 第二节 与反欺诈条款域外适用有关的国内法冲突 |
| 一、美国证券法中的反欺诈条款和域外适用规定 |
| 二、与反欺诈条款域外适用有关的判例法冲突 |
| 三、与反欺诈条款域外适用有关的制定法与判例法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引发的其与外国法的冲突 |
| 第一节 审计委员会引发的美国证券法与德日公司法冲突 |
| 一、美德日的审计委员会制度 |
| 二、关于审计委员会法律冲突的表现 |
| 三、法律冲突的原因 |
| 第二节 信息披露引发的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的冲突 |
| 一、美国证券法信息披露体系 |
| 二、信息披露引发的美国证券法与德日公司法冲突 |
| 三、信息披露引发的美国证券法与德日证券法冲突 |
| 第三节 证券欺诈引发的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冲突 |
| 一、美国证券法与瑞士银行保密法冲突 |
| 二、美国证券法与欧盟证券法的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对法律冲突的协调措施 |
| 第一节 美国对国内法冲突的协调 |
| 一、对证券法与公司法冲突的协调 |
| 二、对证券法与其他国内法冲突的协调 |
| 第二节 美国对其证券法与外国法冲突的协调 |
| 一、对审计委员会引发的法律冲突的协调 |
| 二、对信息披露引发的法律冲突的协调 |
| 三、对证券欺诈引发的法律冲突的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制度协调问题 |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我国建立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 |
| 一、人民币国际化概念 |
| 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亟需我国开放资本市场 |
| 三、开放资本市场需要变革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 |
| 第二节 2017年《证券法(草案)》对外适用制度及其评析 |
| 一、《草案》的域外适用标准及评析 |
| 二、《草案》的跨境发行上市监管要求及评析 |
| 三、《草案》反欺诈制度及评析 |
| 四、对《草案》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完善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二、完善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的具体建议 |
| 第四节 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及协调 |
| 一、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所生法律冲突 |
| 二、法律冲突国内协调机制的完善建议 |
| 三、法律冲突国际协调机制的完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本文的基本观点 |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银行并购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动因与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业发展与中国银行业并购 |
|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银行业并购发展的动因与战略规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
|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规模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四节 基于范围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场结构优化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业的市场结构 |
| 第二节 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与中国银行业最优市场结构 |
| 第三节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 |
| 第四节 基于市场结构优化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体系稳定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体系稳定、有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与银行并购 |
| 第二节 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金融体系稳定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竞争力提升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水平的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外资银行并购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 |
| 第三节 对外竞争力提升与中国银行业跨国并购战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中国银行业并购的总体战略构想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文化金融学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确定选题的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对金融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
| 1.1.3 笔者的文化定见与思想来源 |
| 1.2 以往三种研究视角的述评 |
| 1.2.1 从金融的内在运动规律的视角 |
| 1.2.2 从金融技术的视角 |
| 1.2.3 从金融监管的视角 |
| 1.3 文化金融学的若干规定性 |
| 1.3.1 文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径 |
| 第2章 作为伦理主体的人 |
| 2.1 "我思,故我在" |
| 2.1.1 人对人本身的好奇心 |
| 2.1.2 人对环境世界的好奇心 |
| 2.2 渗原理 |
| 2.2.1 什么是互渗原理 |
| 2.2.2 恩格斯之前对互渗原理的认知 |
| 2.2.3 恩格斯与恩格斯之后的认知 |
| 2.3 人性的内核 |
| 2.3.1 对人性内核认识的简史 |
| 2.3.2 善意志 |
| 2.4 天演与伦理 |
| 2.4.1 被搁置的善 |
| 2.4.2 达尔文主义困境 |
| 2.5 权利意识模型分析 |
| 2.5.1 鲁滨逊·克罗索模型 |
| 2.5.2 "孤立国"模型 |
| 2.5.3 金融的心理学本质是"增值期待" |
| 第3章 金融的事实秩序与价值秩序 |
| 3.1 社会秩序是怎样形成的 |
| 3.2 金融秩序原理引论 |
| 3.3 对金融的事实观照 |
| 3.3.1 实质金融的秩序 |
| 3.3.2 虚拟金融的秩序 |
| 3.4 对金融的价值观照 |
| 3.4.1 由"适中"带来的金融价值秩序 |
| 3.4.2 由"德性"带来的金融价值秩序 |
| 第4章 金融四大文化元素的哲学阐释 |
| 4.1 必要的说明 |
| 4.2 义理论的两种形态 |
| 4.2.1 想形态的正义理论 |
| 4.2.2 非理想形态的正义理论 |
| 4.3 金融行为中的正义 |
| 4.3.1 个体金融行为的正义 |
| 4.3.2 国家金融行为的正义 |
| 4.4 金融制度中的正义 |
| 4.4.1 信用制度的正义 |
| 4.4.2 货币制度的正义 |
| 4.4.3 银行制度的正义 |
| 4.5 正义所涵盖的诚信、节制、责任 |
| 4.5.1 正义与其他美德 |
| 4.5.2 金融与诚信 |
| 4.5.3 金融与节制 |
| 4.5.4 金融与责任 |
| 第5章 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文化批评 |
| 5.1 美国式资本主义与金融市场 |
| 5.1.1 资本市场对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2 美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 |
| 5.1.3 汉密尔顿与麦迪逊-杰斐逊之争 |
| 5.1.4 汉-杰之争对美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历史的分析 |
| 5.2 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之文化批评 |
| 5.2.1 热情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心催生金融创新,带来经济繁荣 |
| 5.2.2 诚信缺失、投机肆虐导致繁荣的瑕疵 |
| 5.2.3 泛滥的流动性和投资欣快症放大股市泡沫 |
| 5.2.4 所有的经济繁荣都会到顶并以逐渐衰退结束 |
| 5.2.5 "黑色星期四":信任不复存在 |
| 5.2.6 美国的大萧条通过债务链条传递到欧洲,形成世界性危机 |
| 5.2.7 政府要承担起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责任 |
| 5.3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文化批评 |
| 5.3.1 日本泡沫经济概述 |
| 5.3.2 本经济泡沫形成的原因 |
| 5.3.3 官定利率的提高刺破经济泡沫 |
| 5.3.4 追求资产升值的短期暴利带来了整个国家经济的长期萧条 |
| 5.3.5 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政策原因 |
| 5.3.6 日本泡沫经济中的黑金政治:非正义的政府行为 |
| 5.3.7 日本版的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
| 5.3.8 泡沫经济后遗症:日本国民如何重找自信 |
| 5.3.9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 |
| 5.3.10 汲取日本教训,中国莫重蹈日本覆辙 |
| 5.4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批评 |
| 5.4.1 亚洲金融危机概述 |
| 5.4.2 东亚经济的成就与潜在的问题 |
| 5.4.3 失败的泰铢与无节制的国外借贷 |
| 5.4.4 以投机正义论为理据的金融大鳄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
| 5.4.5 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制的成本与收益 |
| 5.4.6 缺乏世界责任意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5.4.7 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
| 5.5 关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文化批评 |
| 5.5.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环球金融危机概述 |
| 5.5.2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对本轮危机负责 |
| 5.5.3 监管机构要为金融危机负责 |
| 5.5.4 投机正义论毁了华尔街,也威胁到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
| 5.5.5 金融中间商的非诚信与金融衍生工具的无节制 |
| 5.5.6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分析 |
| 5.5.7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与警示 |
| 5.5.8 对美国版救市方案的文化金融学批评 |
| 5.5.9 美国金融霸权——辉煌渐行渐远 |
| 结束语 |
| 附录:方法论专题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业之希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 宋澜.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2]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3]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应对措施[D]. 龚夏玥.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D]. 伍巧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12(05)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6]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D]. 姜默竹. 吉林大学, 2013(08)
-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8]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D]. 侯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9]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研究[D]. 童文俊. 复旦大学, 2005(07)
- [10]文化金融学初探[D]. 秦援晋. 辽宁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