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齐继伟[1]（2019）在《秦汉赋役制度丛考》文中指出本文以秦汉赋役制度为研究对象,结合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从户等与赋税征收的关系、财产税、《徭律》、《发征律》、官徒的管理与调拨、官署人力的构成以及简牍所见“冗”“更”与供役方式等角度入手,分专题对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概述秦汉赋役制度的发展。秦汉时期已经存在户等划分,赋役征派是户等划分的主要目的之一。秦汉户等划分经历了爵位等级到财产等级的转变,与上述转变相对应的是,秦汉赋税的征收相应地出现了户赋、以訾征赋、户品出钱的变化。户赋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单独税目,对象指大庶长以下至司寇、隐官等凡立户者,户赋既可以纳钱,也可以纳刍、茧、布等实物。以訾征赋是按家訾多寡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对象包括所有吏民。而户品出钱则是按上、中、下及新、故的户等标准向全民征收的一种专项费用。户赋、以訾征赋、户品出钱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单独税目,但性质均不相同。秦代已经出现“訾税”为代表的财产税,“訾税”的征收主要针对从事商业活动的黔首,田亩不在“訾税”征收之列。汉初沿袭了秦代“訾税”的特点,“算轺车”、“算缗钱”实属“訾税”税目征收的拓展。汉代官、商、地主的“三结合”以及“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的出现,促使武帝时期原本针对商贾的“訾税”推及所有的百姓,武帝之后,“訾税”具有了普遍财产税的意义。“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并非赀产税。秦汉时期的“徭”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徭”的对象主要针对黔首,广义上还包含了“徒徭”与“吏徭”;“徭”从征发类别上分为“都发”和“县请”,“都发”指中央、内史及郡一级派发的徭,“县请”指通过县的请示,经上级批复的徭。“徭”的内容具体包括御中发征、传输委送、载粟、邑中事等活动。“徭”的实施均需经国家的批复,县的统筹管理,具体执行由尉史、乡吏等负责。“更卒之役”不同于“徭”,但广义上又属于“徭”的范围。“更卒”由“尉曹”掌管,而“徭徒”的掌管部门为“户曹”。“徭”的年龄段是在15岁到免老之间,“月为更卒”则是从傅籍后算起。秦汉时期,无论常规性的徭或临时性的徭一般由“更卒”优先承担,在人员不足或事急的情况下才会另外“兴徭”。“徭”与“更卒之役”构建了秦汉劳役的基本内容。秦有《发征律》,“发征”的本义指国家强制并无偿征聚民力、物力。狭义上,“发征”的内容包含徭、戍及物资调拨等与调发征行相关的事宜;广义上,还包含“吏徙官当论”的转接及县官付受事务的管理。秦代《发征律》与《徭律》《戍律》的内涵各有主旨,又互为补充,三者为并列关系。汉初《兴律》的生成是围绕“兴”的内涵而集诸多事类内容的结果,将张家山汉简所见《二年律令·兴律》与秦简《发征律》的相关内容作比对,推测汉代以后《发征律》很有可能已被《兴律》所取代。秦代“月食者”包括“庶人在官者”及部分刑徒。具体来说,则包含佐史以下的小吏,庶人在官服役者（邮人、士卒）以及担任仆、养、走、牢人等一类的低级职役者（隶臣妾、司寇）,属于“府史胥徒”阶层。“日食者”指司空管理下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徒隶居赀赎债及居官府公食者。秦代“月食者”“日食者”与享有正禄的官吏一并,构建了秦代官署人力的三大群体。秦代“官徒”又称“官徒隶”或“县官徒隶”,对象包括仓管理下的部分隶臣妾及司空管理下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吏民居赀赎债和司寇不在官徒概念的范围。郡监管官徒的分派及调拨,具体由御史、执法负责,御史及执法指导司空和仓,依据官徒的年龄及身体状况等条件,按照甲乙丙及数字,依次编序,并据所给劳役内容的剧易程度依次分派,接收部门不能再随意调配。秦朝统一之后,劳动力需求紧张,“徒少及毋徒”以及“戍卒给徒隶事”可能成为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岳麓秦简“内史仓曹令甲卅”规定了黔首居赀赎债、徒隶、居隐除等诸作县官者,官府要将其劳作的情况按日分条记录,并上呈县廷。将“内史仓曹令甲卅”的规定与里耶秦简所见各类“徒作簿”的内容及上呈记录对照,可知秦代“徒作簿”除了有“日簿”“月簿”及“年簿”的区分,还有正本与副本的区别。县属机构制作并保留正本,副本移送县廷,由县廷按日校验,并按月汇总。簿籍上呈的方式依据县属机构距离县廷的远近,呈报的频率、日期、地点有所不同。秦至汉初的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中多有将“冗”“内”“穴”三字误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56“·蜀守谳:采铁长山私使城旦田、舂女为?,令内作,解书廷,佐恬等诈簿为徒养。”其中,“令内作”当改释为“令冗作”;《置吏律》简217:“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它内官”应即“它冗官”;北大汉简《苍颉篇》简71:“律丸内戍”应改释为“律丸冗戍”。据此,可以确定城旦舂、鬼薪、白粲不在秦制“冗作”的范围。秦汉“践更”不限于徭戍,除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常役无番外,上到一般民众、乐人一类的官府职役者、部分吏员,下至司寇、隶臣妾均有以“践更”的方式服役。“更隶妾”是隶妾的一部分,类似于唐代“有工能官奴婢”,指“工隶妾”“讴隶臣妾”“书史隶臣”等一类有特殊技艺（或在官府承担某项专职）的隶臣妾。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所见“更数”指“番上”吏员的履职等级、年资,不应与更卒的“践更”相混同。更数达到一定级别后,既可以作为仕进、擢升的依据,又可以据此享受一定的优待。松柏汉墓47号木牍所见“更数”指更卒分组服役的班次、批次,其数值大小可能受服役所在县的徭役多少、距离远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聂菲[2]（2018）在《海昏侯墓漆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探讨》文中指出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近年来重大的考古发现,墓中出土了约3000件漆木竹器,其中大量漆器残片上有"昌邑七年""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等文字。从海昏侯墓所出漆器铭文看,主要分别为"物勒工名"、生产（收储）机构、制作工艺、成本价值、物主及其他等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时期诸侯王国官营漆器生产与管理的情况。故此,本文仅就所见部分漆器铭文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王松磊[3]（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黄杰[4]（2012）在《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文中指出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认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无为,叶茂,孔明,华伦,云泉,萧嘉,之恺[6]（2001）在《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谢忠梁[7]（1977）在《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文中认为 一九七二年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完整女尸和精美丰富的文物,吸引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医学界人士等密切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这个墓,发掘时现存封土高二十多米,底径五、六十米,巨大的椁室,万多斤防潮木炭,随葬品达千余件,丝织品很多等等,都表明这是一个很豪富的人的墓葬。根据出土文物研究,这墓是西汉初年轪侯家属的坟墓。 轪侯利仓初封仅仅七百户,其家属墓葬竟如此豪奢,足见轪侯平日的财富是很多
张青磊[8]（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杨文昱[9]（2020）在《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亚初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擅长金文研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张亚初先生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汉字理论、有关专著等方面的成就。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张亚初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这一部分内容,对张亚初先生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第二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文字学考释与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类讨论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甲骨文中“铸”、“（?）”、“挞”、“讯”等字的理解;在金文考释与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金文中“免”、“（?）”等字的考释成果以及对多友鼎、太保罍、作册嗌卣等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乙辛时期青铜容器、对商周青铜盉及卣壶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撰写的包括《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在内的诸多著作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三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提出的关于古文字形体、造字法以及古文字考释方法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评析,另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所做的包括编写年鉴在内的其它工作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为“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附录部分搜集、整理了张亚初先生发表、合作发表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稿42篇,按发表年代先后顺序升序排列,并选用较为清晰的古文字形体代替了部分模糊形体,将部分手抄本文章录入为更加清晰的印刷体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与推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
郭心钢[10]（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著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秦汉赋役制度丛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对象、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对象 |
| 1.1.2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与研究空间 |
| 1.2.1 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空间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秦汉时期的户等划分与赋税征收 |
| 2.1 秦汉户等划分考略 |
| 2.1.1 商鞅变法与户等划分 |
| 2.1.2 秦至汉初户等划分的“爵位等级” |
| 2.1.3 西汉中期以后户等划分的“财产等级” |
| 2.2 秦汉户等划分与赋税征收的关系 |
| 2.2.1 户等与“户赋” |
| 2.2.2 户等与“以訾征赋” |
| 2.2.3 户等与“户品出钱”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秦汉时期的财产税 |
| 3.1 秦汉“訾税”补论 |
| 3.1.1 “訾税”属工商活动者的财产税 |
| 3.1.2 秦至汉初“田亩”不在“訾税”征收之列 |
| 3.1.3 汉武帝以后“訾税”范围的拓展 |
| 3.2 也说汉代“訾算” |
| 3.2.1 “訾算”与“訾税” |
| 3.2.2 “訾算”与“算” |
| 3.2.3 “訾算”与吴简中的“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简牍所见《徭律》《发征律》及相关问题 |
| 4.1 岳麓秦简所见《徭律》探析 |
| 4.1.1 《徭律》的编联与释读 |
| 4.1.2 “徭”的概念 |
| 4.1.3 “徭”的征发类别与特征 |
| 4.1.4 “徭”与“更卒之役” |
| 4.2 秦《发征律》蠡测 |
| 4.2.1 《发征律》的内容与特征 |
| 4.2.2 《发征律》与《徭律》《戍律》的关系 |
| 4.2.3 《发征律》与《兴律》的关系 |
| 4.2.4 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补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秦代官署人力的构成 |
| 5.1 秦代官署中的“月食者” |
| 5.1.1 岳麓秦简所见“月食者” |
| 5.1.2 “月食者”的身份及來源 |
| 5.1.3 “月食者”的待遇及地位 |
| 5.2 秦代官署中的“日食者” |
| 5.2.1 里耶秦简所见“日食者” |
| 5.2.2 里耶秦简所见“日食”与“月食”的发放 |
| 5.2.3 里耶秦简所见特殊廪食的发放记录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秦代官徒的管理与调拨 |
| 6.1 秦代官徒的管理及调拨问题考略 |
| 6.1.1 官徒的概念 |
| 6.1.2 官徒的管理 |
| 6.1.3 官徒的调拨及分派 |
| 6.2 秦代“徒作簿”的分类、制作及上呈方式考论 |
| 6.2.1 岳麓秦简“内史仓曹令甲卅”的释读 |
| 6.2.2 “徒作簿”的分类及制作 |
| 6.2.3 “徒作簿”的上呈方式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秦汉简牍中的“冗”“更”与供役方式 |
| 7.1 秦简“冗”“内”“穴”辨误 |
| 7.1.1 “冗”与“内”的误释 |
| 7.1.2 “穴”与“内”,“穴”与“冗”的讹误 |
| 7.1.3 汉初“冗”与“内”的规范化 |
| 7.2 也说秦汉简牍中的“冗”与“更” |
| 7.2.1 简牍所见“更隶妾”“冗隶妾”及“司寇冗作” |
| 7.2.2 简牍所见冗佐、冗史、冗祝及“更数”问题 |
| 7.2.3 松柏汉墓47 号木牍所见“更数”问题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里耶秦简“徒作簿”汇编 |
| 致谢 |
（3）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大国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大国是如何实现长期而有效治理的?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研究案例的选择 |
| 第二节 对既有重要文献的梳理和评价 |
| 一、中华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二、罗马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
| 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分析框架和内容安排 |
| 第—章 解释大国治理：主要概念和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大国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一、大国的内涵和特征 |
| 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第二节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涵义和指标 |
| 一、耦合治理结构的含义和类型 |
| 二、治理绩效的含义和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一)：规模问题 |
| 一、“小国民主论”的理由和限度 |
| 二、“大国民主论”的兴起和实践 |
| 三、存在最适合民主治理的规模吗? |
| 第四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二)：平衡问题 |
| 一、“集权是国家的本质” |
| 二、分权的类型和意义 |
| 三、集权分权的限度与大国治理的政治平衡 |
| 第二章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中华帝国 |
| 第一节 中华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伦理本位与家族传统 |
| 二、宗族治理与宗法制度 |
| 三、村落自主性与乡村自治 |
| 四、地方治理体系的自治性 |
| 第二节 中华帝国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皇权制度及其专制性 |
| 二、官僚制度及其轴心地位 |
| 三、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集权性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中华帝国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中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第三章 弱藕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罗马帝国 |
|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皇帝与元老院 |
| 二、罗马军队和官僚机构 |
| 第二节 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的城市和城市自治制度 |
| 二、罗马的行省和行省制度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罗马帝国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第四章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一节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二节 弱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五章 大国治理绩效差异背后的不同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一、中华帝国“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二、“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三、“双轨政治”的终结与中华帝国的崩溃 |
| 第二节 “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一、“帝国悖论”的来历和涵义 |
| 二、“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第六章 基本结论与对大国治理问题的进—步探讨 |
| 第一节 对本文假设的进一步证明：以联邦制大国为例 |
| 一、美国的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二、俄罗斯的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本文基本结论和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一、对本文基本结论的概括 |
| 二、凝聚型结构与扩散型结构：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第三节 通过“双轮驱动”战略优化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 |
| 一、中国大国崛起与中华帝国治理遗产的当代意义 |
| 二、“双轮驱动”战略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总论 |
| 农业、水利、饮食文化 |
| 民族经济、地区经济与海洋经济 |
| 先秦、秦汉 |
|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革, 土地赋税制度 |
| 农业与环境 |
| 民族经济与地区经济 |
|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
| 辽宋西夏金元 |
| 明 清 |
| 近 代 |
| 农业与农村研究 |
| 工商业研究 |
| 财政和金融 |
|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
| 抗战时期经济 |
| 现代化研究 |
| 书 |
| 会议 |
| 现 代 |
| 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分期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
| 关于1949—1957年的中国经济 |
| 关于1958—1978年的中国经济 |
| 关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
| 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 |
|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唤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张亚初先生生平及其学术成就述略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张亚初先生文字学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甲骨文考释 |
| 第二节 金文考释和研究 |
| 第三节 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 |
| 第四节 有关专著 |
| 第三章 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 |
| 第一节 汉字理论 |
| 第二节 其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 |
| 附录说明 |
| 附录1 吴史新证 |
| 附录2 《对扬补释》质疑 |
| 附录3 周厉王所作祭器?簋考——兼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
| 附录4 从商周八卦数学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
| 附录5 甲骨金文零释 |
| 附录6 谈多友鼎铭文的几个问题 |
| 附录7 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 |
| 附录8 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 |
| 附录9 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 |
| 附录10 《北京图书馆所藏青铜器铭文拓片汇编》序 |
| 附录11 张亚初先生关于淅川下寺楚墓的发言稿 |
| 附录12 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 |
| 附录13 论楚公(?)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 |
| 附录14 于省吾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
| 附录15 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 |
| 附录16 解放后出土的若干西周铜器铭文的补释 |
| 附录17 宋代所见商周金文著录表 |
| 附录18 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 |
| 附录19 对商周青铜盉的综合研究 |
| 附录20 商代职官研究 |
| 附录21 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 |
| 附录22 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 |
| 附录23 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 |
| 附录24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 |
| 附录25 金文研究(1988) |
| 附录26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 |
| 附录27 金文研究(1990) |
| 附录28 蔡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29 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 |
| 附录30 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 |
| 附录31 太保罍、盉铭文的再探讨 |
| 附录32 金文新释 |
| 附录33 金文研究(1992) |
| 附录34 现代已故史学家于省吾 |
| 附录35 疑难铭文拟定字一览表——摘自《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
| 附录36 金文考证例释 |
| 附录37 商周卣壶考述 |
| 附录38 甲骨文字新解(二则) |
| 附录39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订补 |
| 附录40 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41 谈四种整体文字及其意义 |
| 附录42 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秦汉赋役制度丛考[D]. 齐继伟. 湖南大学, 2019(07)
- [2]海昏侯墓漆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探讨[J]. 聂菲. 南方文物, 2018(02)
- [3]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4]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D]. 黄杰. 复旦大学, 2012(02)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6]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J]. 无为,叶茂,孔明,华伦,云泉,萧嘉,之恺.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02)
- [7]汉代社会各阶级收入和生活的概况——兼论轪侯财富数量的初步估计与阶级分析[J]. 谢忠梁.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7(04)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9]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D]. 杨文昱.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